吳展良*
現代社會以資本主義、民主政治、都市文明與法治為其制度的基礎，而以科學與藝術為其文化的骨幹。這些制度與文化雖然為人類提供了許多的幸福，然而現代人生仍有很多的病痛。其問題的中心，便是現代人雖然具備了上述的一切，在人生的核心價值上，卻普遍感到迷惘與失落，難以找到人生的意義與方向。而探索乃至回答人生的價值問題，恰是東方學術，尤其是儒學之所長。從傳統到現代，社會雖然發生了鉅變，然而人性並沒有根本的差異。儒學探索人生價值的方法及其所尋得的答案，奠基於長久的生命經驗，並經過不同時空的各種考驗，對於現代人似乎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
討論現代人的價值困境，必須先分析現代生活的主要特質與價值觀。要達到這個目標，應由主導現代人價值觀的結構性因素談起。現代社會的首要結構性特質就是資本主義。不透過資本主義式的市場經濟，任何國家都難以大幅提高生產力，以進入現代世界之林。[1]以現代國家的標準觀之，生產力能否達到一定的水平，乃是一個社會首要的關切。至於政體的性質，似乎還在其次。主宰現代社會最大的力量既然是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其影響所及，一般人在生活中優先考慮的便是收入問題。事業成功而收入高者不僅享受多，社會地位乃至政治影響力也較高。追求金錢與成就固然是所謂人之常情，然而此種追求離人生真正的感動、興趣與意義甚遠，所以無論能否達到目標，到了一定的時候，這類態度通常都會使人感到迷惘與失落。
從正面看，資本主義是現代社會經濟結構的基礎與發達進步的原動力。在資本主義體系中，理性、效率、公平、法治、開放、創新，是大家共守的價值。這些價值，對於人類社會的進步，的確具有積極的意義。然而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活以消費及市場導向為根本型態，每一項事物的終極價值，取決於它能夠換得多少利益，或在消費時能製造多少快樂。逐漸地，人生的一切似乎都可以用獲利的高低、消費時的愉快程度作為衡量。而原本被認為具有動人內涵及深刻意義的事物，也漸漸被人轉而以「市場接受度」為衡量其價值的標準。
一切市場導向化的生活方式，不僅鼓勵人們致力於賺錢與消費，更用各種廣告與媒體刺激人們的欲望，將各種吸引人的事物以最便利的方式送到消費者面前。推陳出新的商品，各種流行的花樣，成為人生所追求的主要對象。影響所及，音樂包裝化了，藝術商品化了，文學趨勢化了，建築流行化了，一切事物都以其市場價值來衡量，即使政治人物也不例外。商品化與市場化的結果，使得事物本身的意義變得愈來愈模糊。人們不斷地忙碌，以創造更多新奇的商品來賺取更多的利潤，而這個異常忙碌與有效率的機制，不免經常讓人們覺得虛無。[2]這不僅讓我們感到有必要進一步去尋求生命的意義。
現代社會另一主要的特質，就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尊重個人、保障人權、提倡自由，政治運作公開化，一切制度法律化，其中雖然不免仍有不少問題，卻大抵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好的政治制度。然而在民主的政治中，一切事物大抵必須服從多數原則，在公眾價值上，並不存在神聖、讓人崇敬的標準。選票多寡決定了成敗乃至是非。然而投票行為的變動性甚大，非理性的因素很多，於是透過政治運作方式所得出來的集體價值觀或者集體選擇，常無法使人產生真正的意義或認同感，反而覺得這是派系與利益運作，或一時風尚所使然。與此同時，隨著資本主義與欲望的擴展，整個社會的品味也愈來愈庸俗化。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既然服膺多數即正確的原則，庸俗的價值與品味將日益擴張其力量，而現代社會對此並無辦法。二十世紀後半，先進的民主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道德與公民水準下降得非常快速，有識之士對此必需有所警惕。
在成熟的民主政治中，憲法及其所代表的原則，成為全民所共同服膺的真正價值。民主政治的精義在於政治運作合理化與程序化，保障人權，使人們在不直接妨害他人的前提下，享有充分的自由。然而程序正義，以及行政、立法、司法等方面合理化的規定，並不正面回答人生的價值問題。保障人權，代表人們對於生而為人所應具有的一些基本權利――或曰價值――的肯定，卻不足以作為人生價值的根源。自由代表現代政治乃至文化的核心與最高價值。自由誠然極可貴，也的確是人生一切價值的基礎，然而自由二字僅提供一個無限寬廣的可能，卻未能標舉人生積極而具體的方向。在充分自由而民主的現代世界中，人生倍感失落者比比皆是。可見僅擁有自由與民主，也並不足以解決人生的價值問題。
主導現代人生的第三個主要面向是城市文明。現代生活的主體是城市文明，這是人類文明史上很特殊的現象，因為在二十世紀以前，大部份的人都住在鄉村。都市形成的原因，是為了促進商業、交通、工作與生活上的便利。整個都市的建設既然是為了要在很小的空間裡面發揮最大的效益，所以它的建築相當不人性化，同時也與自然隔絕。這種現象在發展越快速的新興都市中通常越嚴重，這徹底表現出現代文明追求速度與效率的特質。空間的擁擠、人與大自然的疏離，加上資本主義要求高度效率的工作型態，使得生活在現代都市的人有很大的壓迫感。
大自然原本是生命中和諧、美好、光明、豐富、奇妙之感的最佳來源，然而在遠離自然的情況下，這些感覺對於現代人而言，都日益陌生了。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係，愈來愈來疏離而冷漠，於是人們紛紛轉向能刺激感官或想像的事物。現代都市裡興盛的夜生活、俱樂部、電視電影與電動玩具，便是這種趨向的表徵。現代的男女又都是不同的個體，有各自的嚮往與欲求，很難互相配合。在這種情況底下，人的情欲與心思只好向外發展，於是各式各樣的娛樂生活因應而起。都市人既然難以透過人與人平常的交往以及人與大自然的交流得到安足，乃轉而尋求更能刺激想像的管道。因此各式各樣的劇場、戲院、餐館、俱樂部、表演、網路聯絡，甚至於各種聲色場所、酒吧、PUB應運而生。現代的都市生活，似乎總是將人推往這些方向。
現代社會的第四個重要特質就是法治與契約化的生活。現代社會中，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係基本上由法律與契約加以規範。客觀地說，法律與契約不必然不近人情，因為人心複雜，若有適當之規範，反而可以促進人倫與人性的合理發展；一切的事情因為不需透過複雜的人際關係運作，而有清楚合理的規範可循。就此觀之，法治與契約可說是人類文明的一大進步。然而從另一方面來說，法治只能規範我們對社會最基本的義務，而不能規範超過義務以外的部分。契約則由權利與義務的計算出發，本質上就是功利的。所以法治與契約的規定難免比較機械化、僵化、不溫暖而難以感動人心、引發真情。
人長期在法治與資本主義化的社會裡生活，自然會更加依賴法律條文以保障自己的權益，同時也會有很多人不問是非情理，一切只從法律與契約出發，來追求自己的利益。美國的律師數量超過全世界其他國家的律師總數，這似乎是所謂先進的法治國家所難以避免的現象。其結果是，美國雖然得到一個比較穩定而安全的法治社會，然而這種方式所規範的人生卻日益遠離人的真實情感。於是我們發現，西方人最喜歡消遣和攻擊的對象就是律師，最痛恨的職業是律師，然而收入最高的也是律師。這是現代社會一種很特殊、很矛盾的現象。在古代，通常是德高望重之人才有資格擔任排難解紛、仲裁是非的事務。而現代的社會正好相反，維持社會秩序的是法治系統，而律師的嘴臉卻常常令人厭惡。法治這與民主制度的情況類似，民主制度固然有許多的缺點，可是比較起來，它又似乎是有史以來最進步、最能夠保障人普遍的自由、權利與福祉的制度。然而無論如何，民主與法治社會中所隱藏的價值危機，不能不令人憂心。
資本主義、民主政治、城市文明與法治在制度層面上主導了現代人生，其優點不勝枚舉，但也引發了許多心靈與價值問題。這些問題，固然需要從制度層面尋求改善，同時也有賴文化層面的疏導。只是制度產生問題，不必然發生精神與文化危機；反而當生命與文化迷失方向時，制度層面的改革將找不到積極的目標。二十世紀以來，先進的西方國家普遍感受到一種文化與精神的危機。當代西方文化的核心是科學與藝術，科學提供了現代世界觀的基本架構，藝術則體現現代世界觀下生命的真相並豐富其內容。為了瞭解這種世紀性危機的本質，我們首先應檢討科學、藝術與現代價值觀的關係。
1. 科學與理性的危機
二十世紀初最偉大的科學發現是相對論與量子理論。自從愛因斯坦於二十世紀初發表相對論而修正了牛頓力學的宇宙論體系之後，人文學界亦深受相對觀念的影響，拋棄了傳統一元、絕對的世界觀，而主張觀察者在不同的位置與處境下，會對事物產生不同的看法，所以沒有所謂絕對的真理。愛因斯坦本人認為上帝不會對人擲骰子，因此他並不相信沒有絕對真理的說法。然而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人文界一方面帶有強烈的反動心態，一方面受浪漫及存在主義所提倡的主體性觀點的影響，頗傾向於接受此說。同時稍後的量子理論，指出人類測量與認知的終極不確定性。同時代在數學與邏輯學內部所發現的種種詭論與矛盾，亦使人懷疑人類獲得確切不疑的真理之能力。認知能力上的限制，雖然並不代表世界的本質也必然如此矛盾不確定，然而啟蒙式對於人類獲得真理的樂觀畢竟一去而不復反。[3]
理性及真理觀在二十世紀的衰落，是當代學術乃至整個西方學術研究傳統所面對的最大危機。科學的核心特質，是企圖透過理性而對於經驗世界獲得一種精確而深刻的認識。早期的科、哲學致力於尋找事物的「本質」；現代科學由於比較認清了人的限制，而不再奢望本質性的知識，但仍以客觀精確為目標。然而經過長期的努力，二十世紀的學者卻發現，無論是在自然與社會科學的研究中，似乎都蘊含了相當多的主觀、不確定與多樣性，所謂科學的真理也有分歧而難以整合樣的傾向。數學、邏輯學、各種經驗性自然科學的分化乃至分歧日漸嚴重。[4]至於在社會乃至所謂人文科學的領域，其「科學化」的程度從來遠不及自然科學，而其研究領域高度分化，對真理莫衷一是的程度，當然也遠較數學與自然科學更嚴重。
當代有關科學歷史的研究也讓人們發現，所謂科學真理是難以有定見的。科學史大師孔恩(Thomas Khun)指出不同時代有不同的知識典範，人類只是透過一個又一個的知識典範，企圖逼近真實。於此同時，當代人文方面的顯學詮釋學(Hermeneutics)認為實證主義與科學方法無法獲得真理，人類的知識不可能脫離個人的存有經驗，我們只能通過對於事物不斷的詮釋，來加深與擴大我們對事物的認識，而這基本上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5]在這種情形之下，人類的知識日益多元化甚至紛雜化，乃是一種無法避免的趨勢。啟蒙時代對於正確知識與絕對真理的樂觀態度已經破滅，人們日益將知識當作解決個別問題的工具，而非真理與價值的標準。學術研究的永恆意義、崇高性與動人度都大受打擊。至於人生的價值與方向，則越來越少人認為科學，乃至西方哲學，真正可以提供其答案。[6]
科學的高度發展，除了導致真理的分歧，還帶來「理性牢籠」的問題。正如韋伯（Max Weber）所指出，現代化的基本特質就是知識化與理性化（Intellectualization, Rationalization）。例如市場經濟的運作、民主制度、都市設計、法治、交通管理、學術工作、職場生活的設計等，都是以理性與知識為基礎。必須透過大量組織化、標準化、系統化、效益化——簡而言之，即所謂合理化的過程，才能使一切事物「上軌道」而且有效率。然而，知識化和理性化同時也帶來了機械化、僵硬以及冰冷的感受，人心人性在其中難有真正的安頓，而萌生出一股逃出牢籠的衝動。[7]前述資本主義、都市文明的休閒生活中，已經反映了人希望從現代規律化的生活中尋求解放的心理。而西方近代的文學藝術，從浪漫主義到印象派(Impressionism)、原始主義(Primitivism)、現代主義（Modernism）、達達主義(Dadaism)、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解構(deconstruction)、到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大體均追求觀念與人性的解放，而表現人類對於規格化、機械化的現代生活，乃至整個西方文明大傳統之反抗。[8]
2 文學藝術的危機
科學、知識與理性似乎無法提供現代人生的核心價值，[9]那麼藝術是否可以擔此重任呢？以藝術為生命的重心，是許多當代文化人乃至知識份子的新嚮往。隨著社會與知識的進步，現代文化與知識界日益認識到，古典的真與善的標準似乎已經土崩瓦解。傳統價值與倫理的標準固然缺乏說服力，而科學與哲學亦無法掌握真理，那麼美感經驗是不是能成為人類價值的新基礎呢？到了二十世紀八零年代，西方思想界逐漸產生新的想法：既然真知與道德的基礎難以確立，而美感經驗卻相當真實，因此我們不如將一切的價值建立在美感經驗之上，從而反省所謂真與善的意義。[10]然而，這個重建人生乃至社會核心價值的方向，能不能成功呢？關於這個問題，我們應該回顧一下西方當代文藝的發展史。
西方當代文藝的主要源頭在浪漫主義。浪漫主義反抗機械、功利、計算、理性化的現代生活，而提倡主體的感受性、獨特性(individuality)與原創性。然而部份浪漫主義的創作者在盡情發掘內心深處的感受之餘，卻發現人既有高貴的神性，也具有獸性、罪性以及種種思想情感上的困惑。這些困擾雖然也可以成為他們奮進向上、提昇自我的動力[11]，然而獸性、罪性以及內心的騷動不安，似乎與隨著情感與慾望的解放而日增。十九世紀下半葉印象派繪畫將浪漫派的作風發揮到一個淋漓盡致的新境界。後印象派大師梵谷、高更與塞尚將動人心魂的印象，鋪寫於紙上。他們將個人對外在景物的強烈主觀感受發揮到極致，色彩與對比強烈到使畫面翻騰燒灼，顏料與線條似乎在畫面上流動，人物的形象舞動變形。這些後印象派大師都厭惡都市與現代文明，而跑到鄉下、陽光燦爛的地中海沿岸，甚至未開化的大溪地，以體驗未受文明污染的原始而奔放的人性。在這些方面，他們與早期存在主義者如尼采的排斥理性、回歸原始生命力之趨向實相呼應。然而梵谷、高更、尼采與塞尚均長期為精神疾病或不安所苦，梵谷與尼采更以瘋狂告終。
二十世紀前期的文藝思潮可以現代主義為代表。現代主義厭惡十九世紀資產階級自由派趣味與習慣，主張創造新的藝術與生活形式，以配合新時代中科技與社會的巨大變化。現代主義的文學，在技法與風格上有許多重要的突破。[12]然而在小說大家喬艾斯(James Joyce)的作品中，我們開始看到現代心靈的複雜、非理性與流離變化的各種層面。世界小說名家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作品，則一方面反映了現代文明內涵自我摧殘，頹廢抑鬱的特質，一方面則歌頌自由、大自然與生命原始的生命力，他本人最後則走上了憂鬱自殺的道路。另外，深受存在主義影響的歐陸現代派作家卡夫卡與卡謬則以描繪人生的孤獨、荒謬、與失落著稱。與此同時，現代主義藝術強烈地突出個人的風格、崇尚徹底的解放自由而不斷地挑戰乃至顛覆傳統。為達此目的，畫家往往以詭異獨特的作風，一方面凸顯個人的特質，一方面呼喚革命，而形成了所謂「前衛」(avant-garde)的畫風。一次世界大戰後的達達主義把弄各種離經叛道、匪夷所思的新奇手法，以顛覆一切既有的藝術風格與表現形式。達達一詞，即不知所云的意思，他們透過這種徹底的反動，以表現大戰後的苦悶以及渴望革命的情緒。二零年代以降的超現實主義繼承了達達主義的虛無與革命色彩。其畫作往往從被壓抑的潛意識出發，將現實完全重組，並特別注重魔幻性、偶然性、非理性、以及象徵與夢境。至於日漸流行的抽象畫風，則將一切印象化約成具有特殊感染力量的線條、形象與色彩。各種革命性的新畫法風起雲湧，開創了一個嶄新的時代。
六零年代之後，新一代的文藝與思想要求更徹底擺脫任何現有的藝術評價標準，並根本否認任何標準存在的可能。這種看法首先反映在文學藝術界，而後擴及整個思想界。二十世紀七零年代之後，解構思想(deconstruction)逐漸成為當代人文學的顯學。解構思想的創始者為法國思想家德希達（Jacques Derrida）。他繼承了尼采以及詮釋學大師海德格對於知識與真理的懷疑，認為一切事物都座落在一相對而主觀的認知與語言網絡之中，然而人類卻經常自以為掌握了客觀的真理。八零年代以降，這一類顛覆一切標準，否認有所謂客觀真實可知的後現代主義看法，逐漸成為人文界的新潮流。後現代的文學批評、哲學、史學乃至社會科學紛紛出籠。人類思想更徹底地走上多元、解放、無標準、與顛覆一切的道路。當代的音樂、藝術與文學中，解放一切欲望，顛覆一切標準的呼聲甚囂塵上，然而品格低劣、迷離狂亂、自陷自溺，亦成為許多文藝音樂創作者的寫造。
現代人不僅在日常生活裡，甚至在感情、事業與生活的追求上，也逐漸藝術化與個性化。每個人都希望找到自己的生命風格，也希望找到一個心靈的伴侶來共享這種生命的追求。現代人精神生活的核心，往往是感情生活，尤其是期待一個身心雙方面都高度契合的伴侶。這不能不說是文化高度發達的一種表徵。只有在高度發達的經濟、以及相當穩定的政治與法律結構下，人心才普遍能發展到這種極為精緻而藝術化的階段。這當然是一種高度的文明成就，然而它卻依然無法真正解決核心價值的困境。其中原因，一方面是知音自古難尋，個人風格越明顯深刻的人生，其實越難找到合適的伴侶。一方面則來自於藝術化的人生追求在本質上所必然面對的一些問題。更不要說人心易於厭倦和永不滿足了。[13]
藝術的本質要求內容的不斷創新和突破，以及風格上不斷的分化及變異。因為只有用新的符號、色彩與表現方式，創作與欣賞者才會覺得其視覺、嗅覺、聽覺或觸覺的感受上獲得新的激發，心靈上也才能產生新的感動。所以人類的藝術文學史，整體而言就是一部探索新風格、新技法與新內容以激起新感動的歷史。[14]然而到了二十世紀，當人類在藝術上的追求與感受，以前所未有的徹底解放的方式全面開展，而風格上的變化與歧異也紛繁到幾乎無以復加，甚至開始令人厭煩。老子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15]隨著風格與技法的不斷創新，以及內容的豐富多姿，當代藝術反而經常呈現出悲哀、失落、頹廢的色彩，甚至時而走入癲狂、恐怖、迷亂的境地。[16]藝術本可以帶來深切的感動，然而當代藝術卻始終指向生命無可奈何的終極幻滅。固然人生多苦，自古文藝上本多傷春悲秋之作。然而現代文化之中人心高度的分化、孤獨，與文化過度精緻的發展，都必然使心靈更容易破碎衝突，感情也難有著落。
現代藝術中精緻而絕美的路線常與頹廢為鄰，各種感官化、搞怪、驚爆、自戀的「風格」，日益光怪陸離。只要對己對人造成強烈的刺激、趣味或前所未有感覺，似乎便算藝術。上焉者忠於作者個人的感受，下焉者只圖與媒體及藝術市場結合，努力標新立異以吸引觀眾。現代主流藝術作品中所展現的心靈世界，狂亂迷惑、自陷自溺、憂鬱痛苦者比比皆是。[17]透過藝術，我們似乎仍然無法找到現代人生的核心價值。
3 現代人的心靈處境
現代人找不到人生的核心價值，並不意謂著價值觀普遍的喪失。其實，任何時代的社會若能繼續運作，都不可能沒有價值系統的支持。即使在這所謂虛無、空虛的時代，人們在心裡依然有許許多多的追求與信念。一般而言，人們仍舊嚮往真、善、美的事物。就社會價值而言，人們對於自由、平等、正義、慈愛、整潔、秩序、安寧等理想，仍普遍抱有關懷與盼望。即使我們批評現代人缺乏價值感與價值體系的崩潰，其實大多數人的心中依然知道善惡是非。然而為何虛無、困惑、空虛之聲處處可聞，比較理想的人格與人生態度如此難得呢？這就牽涉到當代流行的價值觀為何，以及對於人生的核心價值是否有深入體會的問題。
當傳統逐漸崩解，現代人又未必要仰賴家庭與社會才能存活，於是人們逐漸覺得：何不充分運用現代所賦予的自由，做自己高興的事呢？於是人性中種種多元、分化與幽邃的層面逐漸抽芽滋長。由正面而言，這形成了多元而自由的社會；然而多元、自由也意謂著缺乏普遍價值。人生無常，際遇往往不如人意，外在世界也總比我們所理解的更為複雜，於是不免憑添許多的挫折、痛苦與幻滅。而自由、多元、解放等當代流行的價值觀，並不能解決這些苦痛與煩惱。現代人很難找到普遍性的價值，遑論指導人生、提昇生命境界的核心價值。傳統的價值體系已然崩解，而多元紛雜的新價值觀，隨著生活的豐富和多元化，正張牙舞爪地發展人心與人性中各式各樣幽邃的要求。人生的花樣層出不窮，自由與可能性日漸增加，然而我們仍然難以掌握生命的意義與心靈的平安。
綜合上述，現代的經濟、政治、社會與法律的基本架構，固然造就了繁榮而有序的生活，卻也帶有一種將一切事物商品化、消費化、庸俗化、非人性化與疏離化的趨勢。再就文化而言，無論是學術、藝術或流行的價值觀，都很難提供人類生命的核心價值。於是現代人發現自己很難再找到真心認同的中心價值。一般人雖然依舊嚮往真善美的價值，以及各種美好的事物。可是人生本來充滿了缺憾與不如意，更有各種內外在的困擾與挑戰。當人對生命的核心價值缺乏認同的時候，自然難以消受人生種種的考驗，而將產生一種根本性的飄蕩、不安與缺乏意義的感受。所以縱使個人贏得再多，獲得、享受與經歷得再多，卻依然覺得內心深處很難得到真正的安頓，這就是缺乏核心價值的警訊。
儒學對於現代人缺乏核心價值這一困境，能提供何種助益？這是一個不容易回答的問題。我們首先必須檢討儒學與現代化的關係，了解儒學是否能與現代化共存，而後才能進一步討論儒學所提倡的核心價值對於人類的普遍意義，及其與現代社會的關係。
歷史上曾深受儒學傳統影響的族群，其現今總人口超過十七億。[18]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新加坡、韓國、日本、越南、東南亞華人與全球華僑，都是受過儒學影響很深的區域或族群。大中華文化圈不論，越南、韓國與日本在開始進入較高度文明之時，首先受到儒學的型塑，因而其文化的基本性格及價值觀相當類似於中華文明。歷史上，東亞、乃至部份東南亞地區的核心價值，常以儒、釋兩家為中心，而道家與道教在中華文明圈內雖根深蒂固，對日韓越的影響力則較遜。整體而言，在這些社會中，儒、釋、道三家常常相輔相成，重要價值觀的源頭固然不僅僅是儒家，然而儒家卻代表了這些文化的價值體系之中心。[19]
在所有非西方的文明體系中，儒家化文明所受西方的衝擊與影響最為強烈。而儒學在這些文化中的地位，尤其在其原生的中國文明區，可用「搖搖欲墜」四字來形容。許多華人甚至認為，如今還有什麼儒學傳統可談，這東西早已過時且徹底崩潰了。相對而言，回教、印度教、乃至佛教等由宗教所主導的文化圈所受西方文明的影響便小得多。凡是奠基於宗教的價值體系，除非拋棄或改變信仰，否則難以改變。而對這些文明來說，拋棄傳統信仰幾乎等於拋棄自己的一切。所以這些文化即使被西方殖民，受到過遠較東亞文化更大的西力衝擊，卻仍然堅持傳統信仰，部份人士甚至因此變成基本教義派。因此這些文明通常十分保守，對西化與現代化也極為排斥。
中國大陸的文化傳統受到西方文明的打擊最為深重，其主因在於中國追求現代化過程幾乎與全面反傳統（以儒家為主要對象，兼含釋道陰陽等家）的過程同步。相較之下，日、韓、新加坡乃至台灣等地在現代化過程中，則並未曾發生大規模的反傳統運動。而其結果卻是：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最為落後，最能善用儒學與封建傳統的日本的現代化反而最為成功。至於反傳統程度較輕的台灣、韓國、新加坡等地，其現代化的程度也遠較中國大陸為高。可見儒家等傳統不但未必與現代化相矛盾，善用之，反而可以促進現代化。不過，中國的國家規模遠較日、韓等國龐大，各種政經社會問題盤根錯節，上一世紀一連串的大規模反傳統與反儒家運動其來有自，不能僅歸諸當時人的誤解或不幸。中國的反儒家運動之歷史原因相當複雜，無法於此處充分討論。大體而言，十九世紀末以來，中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結構均急需轉型，以應付內外的嚴峻挑戰。只是國家規模太大，社會問題過多，一時難以轉型成功。轉型既困難重重，加以政治社會病象百出，列強又登堂入室，於是要求改革與革命的怒潮，只能衝向觸目可見，與其理想中的社會大為不同的固有文化。中國固有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結構，均大體由儒學塑成。儒學淪為千夫所指，亦誠事出有因。然而即使如此，領導革命的國共兩黨，與大力批判傳統的學界及文化界，其主事者亦多為儒學背景出身的半現代化知識份子。二十世紀中國一連串政治、社會與文化的大革命，可謂成果勉強，代價慘重。回顧中國現代化的歷史，正所謂「成也儒家，罪也儒家」，得失相參，悲欣交集。然而若就整體而言，在全世界的非西方文化中，儒家化文明依然是現代化最成功的地區。
儒學非宗教，其思想務實而富有彈性，尊崇道德與理想、重視家庭與社會倫理，尤其珍視學習與教育，這些都是儒家化地區能夠成功地現代化的重要原因。然而，儒家傳統所界定的倫理、社會與政治生活及價值觀，仍然有不少不適合現代社會的地方，故而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不得不捨棄。同時，因為儒學不是宗教，所以隨著政經社會與家庭結構的變遷，大部份依附於傳統社會結構的價值觀念也逐漸崩解。儒學傳統所建構的政治、社會與法律體系既多已一去不能復返，而為現代的制度取代，儒學還有什麼現代的意義？又如何能幫助現代人解決其價值困境呢？這個問題必須分由兩個層面來剖析：第一，儒學所能貢獻於現代社會的所謂核心價值為何？第二，這些核心價值是否能與現代的政治、經濟、社會架構配合，乃至改善甚或重塑現有的架構？
1. 儒學的起源與中心教訓
儒學在中國雖然已經搖搖欲墜，然而它仍然具有許多顛撲不破、歷久彌新的核心價值。欲瞭解其意義，首先應當考察儒學興起的歷史背景。儒學是在周代的制度與文化各方面都發生危機時，賢者深刻反省人性與文化傳統之後的產物。孔子發現文、武、周公治國平天下的傳統，經過長期的演變，在各方面皆已頹廢，因而流弊叢生。於是他深刻反省周代乃至歷代制度與文化的精義，以謀求救世濟人的根本道理。當時的制度以禮為中心，此禮指導了古代政治、社會與文化運作之全體，也規範了合理的人生態度，以及人與人之間應有的關係。孔子發現禮的根本是仁，而以其為人生價值的核心。仁字所講的就是我們的一顆心，是人與人乃至人與萬物相接觸時，自然發生的溫情厚意。[20]人不能離開他人與萬物獨存，所以這番溫情厚意，是使生命有意義有光彩的根本，也是人之所以為人的關鍵。[21]仁者敬天愛人惜物，不仁者怨天尤人害物，所開啟的生命境界，可謂天壤之別。
孔子認識到現有的制度發生了危機，所以要超越現有制度，而找出理想制度的人性基礎與人類文化的真正意義。其理想的制度，即古代所謂的「禮」，則應因時制宜，來體現仁的精神，使人性得到完成。孔子所教以仁與禮為中心，仁就內心言，禮則就合宜的待人接物之方式與合理的倫理與制度言。為人若能實踐仁與禮則心中悅樂，此悅樂之感動不能自已，所以發而為音樂為藝術。儒學傳統認為，音樂與藝術代表美好動人的人生境界，人心有得於此境界，中心感動發而為文藝。傳統藝術觀主張美與真、善合一，藝術應是生命中真摯與良善感受的體現，而不以突顯個人特異癖性為目標。[22]這樣的藝術追求理想的人生、發乎真情、兼顧人我，而使個人與社會都日臻美善。
2. 人性的核心需要
現代社會變化甚鉅，這些傳統思想至今是否仍有意義呢？許多人或許認為，現代社會的種種制度使價值觀必然走向商品化、消費化、庸俗化、異化，疏離化，而其報償便是自由、富足、享受與無限的可能性。我們應擁抱新時代自由享樂、不斷嘗試與創新的人生觀，而不必再受傳統的拘限。然而，一切制度與文化的終極意義，必需是使人生與人心獲得平安，變得更美好。如果現代的制度與文化遠離了這個目標，當然值得檢討。制度與文化本為人而存在，人如果普遍感到失落，無論有再多的自由與享受，也不能掩飾其困境。針對這個問題，我們首先必須瞭解人性的核心需要到底為何。
儒學最重大的成就，就在於深刻地認識到人性核心的需要，並揭示出制度與文化雖應與時俱變，但本於人性的基本道理終究不可廢。孔子指出禮有因革，亦即制度和文化將因時代而變遷，[23]現代人必須有現代的制度和文化，然而人性基本上卻不會改變。現代人的遺傳基因與數萬年前的人類並無甚差異，人類的基本生理與心理需求也無甚改變。儒學之所以能夠成為傳統中國思想體系的中心，關鍵在於堅持人性的核心需要與價值是「仁」。人對萬物有一番溫情厚意時，是人心最感平安、喜悅、光明與充實的狀態。仁字從人從二，原為兩人合作、親愛無間之意。[24]兩個人相處是人與人基本的關係，人如果對於他人有一番溫情厚意，不僅自己心中平安喜悅，對方的心靈也將受其感染，而感到溫暖與喜悅。儒學以此為起點，成己又成物。一方面自己的心靈得平安，一方面也使人與人、人與天地萬物之間關係和諧。人生因此而充實美好，生命也發出了光輝。
這個道理傳述了幾千年，孔子的話在今天看起來或許了無新意，然而重點卻是，現代人的心靈境界相較之下又如何呢？經常為虛無、荒謬與各種煩惱所苦的現代人，實在應該認真思考這番老生常譚中是否具有不變的真理。舉例言之，心理學的研究發現，人類的人格在早年就已大體定型，而心理上一些最難以解決的糾結衝突，幾乎都源自童年時期與父母的關係。人與父母的關係決定了他與這個世界的基本關係，而人與父母相處的模式，亦通常決定了他與這世界相處的基本模式。心理學家發現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如果孩童無法從父母那裏得到足夠的關愛，終其一生都難免有一種不安害怕之感，總覺得生命與心靈難以安頓。這種不安將以各種的方式呈現，成為干擾乃至推動其人生的基本力量。[25]無論一個人擁有多少知識、財富與能力，多高的學位或事業成就，若不能直接面對其心靈深處的問題，終究無法克服自己在人格形成之初便已埋下的不安元素。[26]各種精神疾病在現代社會已經成為相當嚴重的問題。在西方國家，憂鬱症已名列前五大死因。人們拼命向外追求物質、知識或娛樂，卻未能掌握真正能安頓人心的核心要素。這個要素其實非常簡單明白：人生如果沒有仁與愛，將是一片荒蕪。即使擁有再多其他的事物，都無法代替感情上的需要。而仁愛起於家庭生活，因此中國古人在「五倫」裡特別重視父子、夫婦與兄弟，這三項正是屬於家庭中的關係，其用意即是要讓人在一種充滿情意與溫暖的環境中成長。而仁愛之心固不宜只限於小我的家庭之中，所以又標舉君臣、朋友二倫，乃至民胞物與的胸懷，使個人能對天地萬物都產生深厚的情感。這便是儒學所主張的核心價值。
儒學重情感，然而「性相近也，習相遠也。」[27]，人心複雜多變，人與人其實很難真正相處得好。所以除了仁之外，儒家還提倡「禮」。禮便是合理的生活，以及人與人之間合宜的關係。[28]中國古代以禮義之邦聞名於世，社會有序，人心安和。而今日的中國卻是禮義掃地，淪為粗魯野蠻之邦。社會人倫失序，個人的義務與權利不明，人與人之間衝突不斷，加以世界性的顛覆與解放的風氣，社會與家庭倫理正快速地解體。人倫之變日漸普遍，而人倫之變又將造成各式各樣的社會與心理問題。成長中的兒童，在人格與心靈上所受的傷害尤其嚴重，而其影響往往會延伸至少三代。無論台灣、大陸、香港與美國，可怕的社會事件經常發生。因為當整個社會的家庭結構開始崩壞時，個人生存的處境將變得非常惡劣。最親密、最核心的關係都受到強烈的打擊，人要不失常也難。家庭破碎，人生將遭受最嚴重的傷害，而產生種種難以控制的結果。儒學首重家庭，在家裡透過父子、夫婦、兄弟的親情，讓人有一個比較健康而符合人性的生長環境。這種傳統的家庭制度相當穩定，在前工業化的時代行之數千年，而使人生在其中得到很大的安頓。
3. 新時代的倫理與價值基礎
然而，傳統的家庭倫理常未必適用於今日。現代中國人不斷地批判傳統家庭倫理，並非無的放矢。一個制度發展了數千年，不免產生許多僵化與不合理之處。更何況現代社會的生活方式已大不同於傳統社會，許多舊的觀念與作法都必須修正。然而現代社會的家庭，卻又實在是弊病叢生。以台灣為例，早期所遭遇的困難是新舊觀念的衝突。社會解嚴開放之後，短短十幾年間，情欲氾濫、人心貪婪不滿成為新的大問題。目前台灣的離婚率高居全亞洲第一，接近百分之二十五，在這種情況下，子女如何能有適當的成長環境？儒學除了重視個人修養之外，在制度層面上首重家庭。企圖透過人最核心、最親密的情感的經營，讓人生得到安頓。這種態度非常重要。現代人應該繼承儒學重視家庭的傳統，而經營出新時代的家庭倫理。
儒家重孝、悌之道，因為人生在世，首先面臨的人便是父母與兄弟姊妹，而成長時期所養成的人生態度，將決定其一生。[29]一個人若懷有孝、悌之心，對於整個世界便較能抱持一種感恩與謙讓的心。這與現代人重視享樂、佔有，而以各種方式追求個人欲望的心態大不相同。欲求少而感恩之心深重，則人生自然較容易安足。人心非常微妙，只有當我們對於這個世界感到一種溫暖、親和與感恩之心時，我們才會覺得生命踏實而有意義。如果人與親人或周圍世界的關係經常是寒冷、緊張、鬥爭或彼此厭惡，試問人心如何能夠平安喜樂？儒家千言萬語，其實不過是要人反求諸心，讓人的心與這個世界回復良好的關係。[30]以仁心為基礎，處事盡心謂之「忠」，人格與言行靠得住謂之「信」，為所當為、作合乎人性的事謂之「義」。儒學又重視學習與教育，在良善的心性基礎上，教人如何求學，一步一步擴大人的知識與心量。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程序，便是教人起於充實自己的德行與能力，散發心中的光與熱，終而為世界帶來更多的光明。
儒家所提倡的核心價值，首先是持守一顆溫暖、親愛、感恩、謙讓、良善的心，即仁心。在基本的人生關係裡，在親人與朋友的相處中，尤其應該體現這種態度。其次要將仁愛之心推擴出去，並充實個人的學能，盡力讓世界充滿光與熱。儒學大旨不過如此。然而人生儘多嚴苛的挑戰，要達到這些理想實在不容易。每個人都有個性與能力上的缺點，也有境遇上的困難。不過，正因為理想境界不易得，人生乃有無限的努力空間。儒學主張腳踏實地，循序漸進，逐步克服自己的缺點與環境的困難，生命因此而可以時時充滿著動力與意義。
再多的財貨、享受、或者學術與藝術上的成就，都無法換取內心的平安喜樂。現代文明再高的成就，也無法取代親人、朋友間的情意。滿有仁心恩慈才是人生意義的核心。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在過去數千年之中，為無數識字與不識字的人所接受，成為他們的核心價值，正在於它指點出人性的根本需要。文明儘管快速演變，然而若不能掌握人生的核心價值，生命終究不免空虛失落。人是世界上最不容易滿足的動物，而儒家所重者，正在於如何認識並滿足人性中最核心而深邃的需求。
儒學核心的價值觀與現代社會所賴以運行的科學、民主、法治、資本主義乃至社會主義並不衝突。儒學的核心價值，既然提煉自周代禮壞樂崩的大背景，所以向來便具有超越以及提昇現實制度的能力。孔子早已指出禮有因革，制度與文化本應因時而變，然而核心的道理則可以長存。現代社會必須奠基於現代的制度與文化，這些制度與文化雖滋生許多問題，但也有許多長處，在許多方面都是人類有史以來最高的成就。那麼，儒學的理想如何與現代的制度與文化結合呢？首先我們必須指出，仁慈的內心與禮樂的精神，其重要性萬世不廢。只要人還是人的一天，就無法拋棄這些道理。個人在現代生活裡實現仁與禮，其實並不困難。只要認真提昇自己生命的境界，關愛周圍的人與事，重視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勿為欲望所綁縛，則自然能體現充實而美好的人生。能如此用心，也自然將認識到以求財祿、享樂為人生最高目的，或以求得學位、地位、勝過別人為目標的人生態度之有限與虛幻，而超越了流俗的價值觀。
現代社會萬事充足便利，誘惑遍地，人的欲望不免氾濫。一切欲望在本質上都是向外以尋求滿足，久而久之，人的內心很難保持平安，更難享有天機充滿的喜悅。人心貪求，對已有的不珍惜，又不斷煩惱未能滿足的需求，即使富甲天下也依然不能安足。在家庭與情感方面，現代人日益走上一種放縱自我情慾與想望的道路，所謂「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婚姻或情感關係於是逐漸走向一種互毀的路。男女雙方各自都有許多不同的欲求、癖好與特質，所以幾乎必然發生衝突。隨著文明的開展，人心愈來愈複雜分歧，這些衝突將愈來愈嚴重。然而如此生活畢竟不是人生的正途。如何讓我們的心靈逐漸不再為名利、享樂、情慾所主宰，而體現比較健康合理、且更溫暖光明的人生態度，還需要很長的時間。資本主義、民主制度、法律制度與城市文明，誠然有其合理與優點，然而其中卻日益滋長出一種不健康、過分自私自溺的欲求。其結果不僅個人自私的想望無法實現，反而會造成一種集體向下沉淪的局面。
儒學以「學做人處世」為核心。這種學問的出發點，根本上與西方的，至少是主流的，尤其是現代的學術非常不同。他不是以建立一個知識體系作為主要目標。然而朱子不僅是學做人處事，他在學做人處事時還有一個根本的目標，這個根本的目標是「希聖希天」。他是要學聖人，他要讓自己的心量、心思如聖人般廣大、靈明與天地相映，這是基本的東西。
儒家所提倡的核心價值，屬於價值性的義理，其重點在本於仁心以成己愛人、敬天惜物。因為是價值性的義理，所以與現代社會所賴以存立各種工具理性，例如市場經濟、工商業與城市生活，並無根本性衝突可言。至於儒學所提倡的價值與現代的自由主義、民主思想、社會主義、科學理性主義、浪漫主義、法治思想等所具有的價值理性是否衝突，學者已有相當多的研究，在此不能詳論。大體而言，儒學所提倡的核心價值屬於根源性的價值，包容性極強，若能得其真精神，則與上述各種主義思想所提倡的價值亦無真正的衝突。[31]前述資本主義、民主制度、城市文明、法治社會與各種科學知識，均為現代生活所必須，其中自有有其合理性。儒學所提倡的核心價值不但不與其合理部份發生衝突，反而有助於去除其流弊，使其更為理想。然而這條路絕不容易，必須經過十分長久的努力，逐漸提昇人心，並在制度與教育文化上進行許多重大調整，才能使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的制度更符合人性，使學術與文藝往更美好的方向發展。充分吸收現代各種制度、思想與學藝的長處，並用儒學的精神提昇其內涵，應是中國文化發展的新方向，也是東亞與世界各文明可以借鑑的道路。
* 本文作者現任臺大歷史系教授。
[1] 在歷史上，社會主義因批判資本主義而生。換言之，資本主義是正，社會主義是反，無正無所謂反。現代社會的本質首先是資本主義，而後才有社會主義為之補偏救弊。依照馬克斯理論，資本主義的生產力發展至無可再發展時，社會主義的歷史階段才會到來。且不論馬克斯主義是否具有預測歷史發展的能力，即使依其說法，目前的人類社會，亦顯然尚未發展至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已無可再發展的階段。於是一些過早進入社會主義階段的國家，不是已經崩潰，便是正在努力補資本主義的課。
[2] 當代流行的文學作品，正充分表現出資本主義下生命的虛無與恐怖。例如：卡繆(Albert Camus)、村上春樹，梭爾貝羅(Saul Bellow)等人的作品，以及各種存在主義文學，世紀末文學，頹廢文學的作品，可謂不勝枚舉。
[3] 二十世紀初的哲學大師如羅素(Bertrand Russell)、杜威(John Dewey)、胡賽爾(Edmund Husserl)，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均曾從各種角度熱烈地討論人類知識的限制與西方學術的危機。
[4] 以號稱自然科學之母的數學為例：早期偉大的數學家，通常可以掌握當時數學各領域裡的主題。然而在當代的數學系裡，學者們卻往往並不真正了解彼此的研究。數學如此，其他各種自然科學的分化與分歧只有更嚴重。
[5] 參見Gadmar, Truth and Method（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Garrett Barden and John Cumming. New York: Crossroad, 1984）
[6] 參見：J.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G. Bennington and B Massumi tr.,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7]參見：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ed. b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Gerth and Mills ed. From Max Weber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高承恕，《理性化與資本主義》(台北：聯經，1986)。
[8] 參見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1990.
[9]關於知識份子的悲哀，以及知識份子對於真生命、活力、大自然、情感與慾望的渴望，參見Saul Bellow, Herzog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64)。
[10] 相應於這個新方向，學者甚至試圖重理康德的三大批判。康德的三大批判分別處理真、善、美與判斷力的問題。他的處理方式是根據西方的學術傳統而主張：我們必須先徹底明白人能知與所知的內容究竟為何，以及如何獲得真確的知識，在此基礎上才能進一步探討何謂善與美。當代的學者則反過來從美感經驗出發，重新檢視真與善的問題。參見：Paul Guyer, Kant and the Claims of Taste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2nd ed); Paul Guyer, Kant and the Experience of Freedom : Essays on Aesthetics and Mor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Rudolph Makkreel, Imagin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in Kant, The Hermeneutical Import of the Critique of Judgm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Salim Kemel, Kant’s Aesthetic Theor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11] 思想家盧騷(Rousseau)、畫家哥雅(Goya)、文學家拜倫（Byron）、雪萊(Shelley)、音樂家貝多芬（Beethoven）都長期苦於情緒上的不安。
[12] 例如以口語取代舊社會文人典雅的語言、大膽描繪以往被認為低俗甚至不道德的生活內容、以時空交錯的方式展現意識的內在風景、在文學中加入哲理的思索等等。
[13] 以最重視生活藝術、美感、愛情與個人風格的法國為例，擁有穩定男女關係的人，大約不到成年人口四分之一。
[14]當代的文學藝術研究強調形式方面的安排與創造，才是文藝創造的本質。同樣的內容，經過不同方式的呈現，將有全然不同的結果。參見：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1983）, 1-17, 95-97, 134-141; M. H. Abrams,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Fort Worth: Har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 1993）, 120-121, 246-248, 273-275, 284-286.
[15] 《老子》，第12章。
[16]以奇士勞斯基(Krzysztof Kiesloeski)有名的藍、白、紅三色系列與「雙面維若妮卡」為例。三色系列表現出作者對於不同風格的人生情境與美感的追求，都相當動人，而「雙面維若妮卡」尤其揉合了如夢似幻各種聲音、形象與色彩，鋪敘種種隱微而深切的感受。然而這些電影，卻終流洩著哀傷的情調。
[17] 梵谷、畢卡索、達利都是典型的例子。喜歡逛紐約、巴黎與歐、美、東亞各大都會畫廊，以及熟悉現當代文藝創作者生活的人，對於本段所言，更當有親切的體會。
[18]中國大陸約14億（官方統計數字為13億，然而各地頗多黑人黑戶）、台灣0.23億、香港0.07億、新加坡0.03億、韓國0.7億、日本1.3億、越南0.8億，全球華僑與華人0.36億（根據僑委會統計資料），共計約17.49億。
[19] 傳統上認為儒家主要是指一種學派，出於諸子百家，而為後世所尊崇。本文則認為儒家更重要的是代表了一種源於古典傳統，而為孔孟荀等人所發揚並重新規範了的生活方式與人生觀。凡是在核心意義上接受了這套生活方式與人生觀的人，均可稱之為儒家。儒學則是對於這套生活方式與人生觀的學習與反思。儒家的生活方式與人生觀，當然與傳統的政經社會狀況有密切的關係。然而其核心信念與價值，又深植於人性，可以超越不同的政經社會狀況，而首先為孔孟荀等人所發現提出。儒家非宗教，其核心信念與價值主要有賴學習與反省，而非信仰，來維繫。其生活方式與人生觀，亦有待儒學來發揚及調整。所以孔孟荀以降儒家與儒學的關係密不可分，本文亦時而混用。
[20]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論語‧顏淵》）；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論語‧陽貨》）；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論語‧衛靈公》）；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孟子‧離婁下》）
[21]仁字另有種子之義（例如杏仁、核仁的「仁」字），指生命乃至宇宙生生不息的根本。此意尤其為宋人所強調，雖未必為孔子論仁的原意，但可謂善加發揮及引伸孔門之精神。參見：程明道，〈識仁篇〉，《宋元學案》（台北：世界，1961-1962）；《朱子語類‧卷六》：「仁，渾淪言，則渾淪都是一箇生意，義禮智都是仁；對言，則仁與義禮智一般。」；《朱子語類‧卷六》「如穀種、桃仁、杏仁之類，種著便生，不是死物，所以名之曰『仁』，見得都是生意。」；錢穆，《朱子新學案》〈論仁上〉（台北：聯經，1998）]。
[22]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論語‧泰伯》）；《禮記‧樂記》有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23] 《論語‧為政》：「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24] 《中庸》：「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鄭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偶同於耦，並耕也。《說文》：「仁，親也，從人二」。段注引上文鄭注並曰：「人耦，猶言爾我親密之詞。獨則無耦，耦則相親，故其字從人二。」
[25] 參見： S. Freud, General Psych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63); S. Freud, On Dreams; Tr. by James Strachey, (New York: Norton, 1952); H. S. Sullivan, The Interpersonal Theory of Psychiatry (New York: Norton, 1953)。按：不安的原因不一定都來自父母，然而與父母的關係常為關鍵因素。
[26] S. Freud, Character and Culture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63)。 許多音樂家、文學家與學者，其背後的創造或研究動力，源自個人生命中一種本質性的不安。很多企業家與政客之動力，則來自對於財富、成就或權力的不滿足感，而其根源也往往是一種焦慮與不安全感。
[27] 《論語‧陽貨》
[28] 朱子曰：「禮者，天理之節文。」（《朱子語類‧卷六》）
[29] 《論語•學而》：「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30]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
[31] 上述各種主義思想，都曾極為出身於儒學傳統的現代中國人所擁護，亦可為此言做一旁證。其他非西方文明，對於西學的排斥性，均遠較中國人為高。然而早期的國人，往往只知崇拜西學所具的優點，並據此批評中學與其相異之處。殊不知許多互相違異之處只是表面或次要層次，儒學的核心價值與西學並無根本性或不可解的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