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期中華文明的經典與經學簡介

一、 第三期中華文明的經典與經學大綱

甲、 華夏文明的根本性經典

i. 何謂根本性經典

ii. 六經作為華夏文明生活方式與政教體制的根原與根本

1. 六經與孔子

2. 孔子與中華文明

iii. 四書道理體系的普遍性與特殊性

乙、 輔益性傳統經典

i. 從子部到經典的老莊

ii. 人人當讀的中華佛典

iii. 理學經典

丙、 發展中的現代中華新經典

i. 自由、民主、科學與法治經典[1]

ii. 融合型與傳統型新典：三民主義、現代儒學、現代佛道

iii. 社會主義經典：馬列毛鄧思想，……

iv. 其他西方、世界與中華經典

v. 數百年後而論定

二、 現代經學的體系與研究方法

甲、 鎔鑄中華文明的新體系：經典的辯證發展

乙、 建立現代儒學與現代經學

丙、 超越與融合漢、宋、清學與西學

丁、 「存其大體，玩經文」

戊、 研究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的根本問題

己、 專家之學與通人之學

庚、 分學門研究中華經典

辛、 發展中的中華文明與中華經典體系

二、簡介

華夏文明綿延數千年，根源於三代，一統於帝制，轉型於民國。其學術與政教文化體系根本於六經，發明於四書及理學，輔以道釋諸子，而於現代大重構以西學。此一悠久巨大之文明自有其本源、體系與發展脈絡，與其他諸大文明截然不同，是以其未來自身之人文社會學術體系，似仍當以儒學立其根基，道釋諸子輔其不足，並全面吸收西學與現代學術以增益改換其體質。論者或謂現當代既已轉型重構，則傳統不足以為經。然現代之中國，雖歷百年大革命，故國之軌轍未去（無論其疆域、人民、建國與立國之方式與社會文化），無法變成他者。西學西法數千百家，自來紛紜不已。其政教路線固已多歧，人生家庭及道德倫理尤其各占一說。近現代西方雖以自由民主法治而大興，然有賴基督教暨古典傳統奠立其人生價值之根本，亦有賴各國政治社會傳統以確立其國家社會之基型。大文明各有其體系，西方體系誠有其偉大價值，卻非其他文明所能襲取，更無法解決華夏文明之整體性問題。竊謂面對未來，華夏文明實必須重建自身之人文社會學術體系。

此體系應以現代化之經史子集之學為本，並同時深入探討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理道與實際問題。在經部而言，當選關係此文明體系存續發展之最要經典，首六經四書，次理學，而後老莊佛典，再大治已融入與當融入此體系之現代經典。此所以表現中華文明體系之根基，認清其豐富偉大之價值，確立其文化根本，並迎向未來之發展。在史部而言，則當先治中華與世界文明凡有關於文明大體與修齊治平之根本問題之歷史，以深觀古今事物之變化。於子學則當治諸子百家與西方科學、哲學，以廣納百川，並反思改善既有之體系。於集部則廣納生命、文藝與文化之種種，而以人格完成為第一義。四部之學，貴通亦貴專，而以陶鑄從事修齊治平大業之人才為目標。此自非一人一世之力所能竟其功，而有賴於此文明之子孫與好華夏之學者群策群力。

六經以詩書禮樂為本，詩者所以歌詠體現具體人生、倫理與政教，所謂「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書者所以載記邦國政教大典，垂範於後世。禮者融社經社會軍事宗教文化藝術於一體，本於人倫，而出之以儀節。樂經雖不傳，然大樂正掌教育文化，詩禮皆以樂出，不可不學。易本卜筮之書，所以測天意、決嫌疑，而後深觀陰陽，發明宇宙人生一貫而變化多方之理。春秋其文則諸國之史，其意則夫子心裁，所以褒貶賢不肖，而可以為千秋萬世之法。華夏文明之政治社會經濟暨宗教禮俗學術文化之一切種種，幾莫不本源於六經及其時代，如何可以不深究窮研之？至於其中所包含從整體至部分之普遍道理，亦可供吾人無盡之研尋。六經雖蘊含極豐富之生活政教典範、歷史源流與智慧道理，然而六經之於古人，實為一種具體政教禮儀及生活之記錄，並非天經地義之道理或規矩。漢人開後世經學，崇之若天，使帝制中華之政教體系得以穩定發展，雖有其重大之歷史意義，卻壓抑其變化發展之潛能。中華學術文化自此定於一尊，並賴之穩定發展二千餘年，得失均在其中。

四書發明六經，而深達於超越自身文化之普遍道理。論語所載，論學、論仁、論義、論禮、論智、論孝悌忠恕，皆孔子所提煉人生與政教之至理。孟子繼起，振仁義於亂世，發明性善。荀子博學傳經，深察自然人性，知識雖崇，不足以匹。大學講明為學次第，自格致誠正以致於修齊治平一以貫之，大有功於儒學。中庸發明天道性命一貫之理，明誠互見，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開後人無窮之智慧。六經奧衍，非人人能讀，而四書則為人人所當讀。

莊老大明自然之道、虛無因應之理。博大真人通乎天地人一體變化之故，深達有無、虛實、名言、心意之奧。其學早經易傳與中庸融入儒家，亦通於名家、兵家、法家、醫家、農家、陰陽之學。大振於魏晉，崇揚於唐代，奠宋明理學宇宙觀之基礎，而與近現代天演暨自由民主思想相合。戰國以降之中華學術思想文化，實與莊老有不可解之關係。佛教於東漢入中國，大盛於南北朝隋唐，為一世所宗主。宋以降雖未如隋唐之盛，然中華大地隨處可見佛寺庵堂，家家多祀觀音彌陀。蒙古、西藏兩地，宗仰密教，以其為人生至要之事。儒釋道三家之於傳統文化，早已融合互補，成為中華文明不可或缺之組成。其間雖有主有從，各從其所好適，然既已深植本文明中，且皆富甚深義理，是以繼儒家之後，進莊老與中華最要佛典於經部。理學融莊老、佛家之學入儒學，從而於天道性命之微旨，格致誠正之必需，皆有遠過前人之闡發。六經四書之理道，修齊治平之一貫，從而大開生面。其學博大精微，又尚道德與政治踐履，是以程朱陸王之學為世所宗仰。宋以下中國之道義與文化皆大有賴焉，是以進理學最要經典於經部。

西學東來，挾近現代文明之威盛，大變華夏文明之故轍。論者或謂自此以降，昔日之經皆不足以為經，而當以西學為經。然百餘年以來，西方天演、無政府、自由、民族、國家社會、馬列、新自由等主義相繼為世所宗，彼此相蕩相斥，迄無定論。人心道義與倫理徹底瓦解，國家民族與文化之未來惶惶難識。由之可知華夏文明自有其體質與軌轍，非盡襲他人所能為功。雖然，現代世界之種種進步舉措，豈可不具。凡有利於本文明之改善者，豈可不學。除自然科學外，首列自由與民主思想經典。蓋以經濟、政治、社會與學術自由，實為西方現代化之根本，亦為提升人生價值與創造力之要道。華夏文明之現代化，舍此莫由。不僅如此，華夏文明積數千年之發展，不免僵固。個體之活力、價值與創造力，若不得自由開展，實為個人與群體之大憾。西方重個體自由，與其群體重民主與法治實為一體。舍群體則個體難存，自由化之個體與其群體之政治社會關係，主要有賴民主與法治維繫。近現代以來，引進斯學與本文明結合而有大貢獻者，代不乏其人，亦由之可知此乃中華文明現代化所不可或缺之道。

雖然，自由民主與華夏民族自古建國暨立國之方，實頗為衝突捍格。中國百餘年來始終難以走上西式自由民主之道，豈為無因？孫中山推動辛亥革命，所賴者實為民族主義。蓋以君臣一道既衰，非民族思想無以合聚國族。孫先生之民族主義，於本國主五族共和，於世界主平等王道，反對帝國主義，實有長久之價值。孫中山之民權主義，在自由民主與菁英政治間求平衡，又有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之說。蓋以中國之大與民族方域之複雜矛盾，僅以西式自由民主之義，實不足以建國與立國。其民生主義，在自由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求其平衡。蓋以中國之大與倫理思想之深，偏於個體或群體主義，均不足以言道。此三大主義，在中國傳統與現代西方思想中求其平衡，不僅建立民國，又推動國共兩黨共同從事革命，其學於中國現代化之進程中，實具有經典性之意義。孫氏之學，既重視世界文明之潮流，亦欲發揚本民族之固有之德慧術智。融通損益，自我創造，實為融合型新典之首要代表。

清末民國以來之儒學、佛道與其他傳統各派，既繼承數千年之傳統，又受新時代之巨大刺激，大師與名家備出，實前代所罕覯。然受限於時代，未能於歷史上造成重大影響。若求其可以上追古人，賴之以建國立國暨導化斯民之新經典，亦尚有待焉。雖然，其中守先待後，發揮我民族文化之精義，以嘉惠後世之政經社會暨倫理道德文化者豈少哉？其他融通中西，深有慧見之作亦不在少數。後起者蓋宜編輯選錄其中足以傳世者以發明之。經典固非一時代之人所能論定，凡本文所論「發展中之現代中華新經典」，恐均需數百年而後能辨明其取捨之故，此特發凡起例而已。

孫中山之學行雖有重大意義，然其三民主義及其所創立之國民黨畢竟未能安立新中國。在內亂外患荐至之際，中共以馬列毛思想建立新中國。馬克斯之人道、唯物史觀、階級鬥爭、辯證法、反剝削壓迫等思想，內涵深刻，開創人類史上新紀元，並啟發俄中等後進農業國之反帝反壓迫大革命。列寧之菁英化政黨組織，給予中國在重新建國之際，取代傳統君臣關係與士階層之高效政治組織。毛澤東將馬列中國化，並做創造性之發展，以適應中國之廣大農村與特殊之革命情勢暨文化。在馬列毛指導之下，中共領導群眾在高度困境中首次建立一較穩定之現代中國。然毛澤東畢竟以批判現代性始，建國後僅數年便走上躐等以求烏托邦之冒進路線，並導致重大混亂。鄧小平之改革開放，在原有體制之基礎上，以市場化與自由化大開共和國新生之機，然其實用路線並未能解決思想與體系上之混亂。各種西方現代之學術與文化湧入，世界之門大開，新中國未來之立國之道不能不有新的發展。雖然，馬列毛鄧社會主義思想，對於建立新中國，實有巨大之貢獻。中國化之社會主義，亦為在新時代建立此一十數億人大國之公共秩序所必須。探討中國之未來，豈能不立基於自三代政教以迄於今之所有重大成就？

回首向來，華夏文明實已走出其歷史上最艱困之階段。華夏文明為人類史上最悠久與最巨大之社會。其所以能如此，必有其深根奧義。中華肇立於三代，其明主賢臣所立之政教，構成政治社會與文化之悠久基礎。載之於六經，發明於孔孟儒家，從而確立我文明不壞之根基。此根基又翼之以諸子百家之學、莊老佛典之教，進而益形富盛光大。至於近世，西學東來，雖屢有全盤反傳統之大革命，然經百年之後，更知本文明之深根厚坻不可棄。展望未來，以華夏文明之根本性經典立其根基，以道釋諸子之經典輔其不足，並全面吸收西方與現代經典，當為本民族重建自身經典與文化體系之要道。或謂諸學各有所本，各方經典自成體系，充斥矛盾衝突，豈能融治於一爐？竊謂人間之矛盾莫大於入世與出世，昔日入世之儒學可融通出世之佛道而成就理學之偉業，今日又何嘗不可融會西學以入華夏傳統？相反者適足以相成，此我先民早發之慧見。道外無物，物外無道，海納百川，方能成其大。中華文明與儒學一再重生與復興之關鍵，正在於其吸收融入異民族與文化之能力。道者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華夏民族之經典體系自當與歷史演進而日新。

[1] 以曾在中國近現代史產生重大反響的作品為主，並納入自由主義的最要經典，例如：天演論、原富、法意、彌爾自由論、洛克《政府論》、盧騷《社會契約》、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海耶克《通往奴役之路》，海耶克《自由秩序原理》，米爾頓•弗里德曼《資本主義與自由》，洛爾斯《正義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