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門憶往

臺灣大學吳展良教授

民國六十二年，我讀高一，經同學的介紹，有幸拜見當時還在台北大同中學任教的辛意雲老師。隔年辛老師轉到建國中學教國文，使我更有機會向辛老師請益，並經辛老師的介紹，認識了當時在台大中文系讀研究所的戴景賢先生。兩位先生同為錢先生的學生，而且都是愛好中華傳統文化的飽學之士，使我對傳統文化的嚮慕大為提升。考上大學後，更經由戴景賢先生的引介，開始了我到錢先生門下聽課的日子。

錢先生每週一下午三點半在外雙溪素書樓開講，此課程係為文化大學歷史系博士班而開設，但除了文化大學大學的博士生外，還有不少前來旁聽的學界與文化界人士。其中辛意雲老師，戴景賢先生，阮芝生老師與何澤恆先生前來聽課均已多年。我初來乍到，尾隨於諸先生之後，每週做一個快樂的旁聽生。我那時剛上大一，每週一下午有兩堂大一英文的必修課，由一位修女老師授課。要去素書樓聽課，必須在第一堂課下課時離開。修女老師聽說我要去聽錢先生的課，非常體諒，竟然准許我中途離去，使我有幸得以前往。

第一次來上課的時候，我們早早就來到素書樓門外。素書樓依山而建，前面原本臨著溪畔的小路。小路與溪中間後來蓋了東吳大學的音樂系館；素書樓門口則有一個周圍種了不少樹的小停車場，我們都站在小停車場裏等上課。這等待的時間很令人愉悅，我站在那裡，環顧四方，對將要來臨的事情充滿了期盼。時間到了，戴先生按鈴敬謹地說：「我們是來聽課的學生。」於是朱紅色的大門打開，所有的學生魚貫而入。進門後先要左轉，沿著種滿槭樹的石砌步道爬上坡去，九月天裏，記憶中的步道裡似乎已有一些落葉。左手邊是圍牆及牆外東吳的建築與外雙溪，右手邊則為種滿了花樹的小坡。步道向右迴旋而上，我們爬了感覺上大約兩、三層樓的高度，就來到素書樓的門前了。素書樓是兩層的紅色樓房，形式典雅大方。門前不大，有個磨石子的陽台，臨著一個彎曲有致的花園。我也不敢多看，跟著師長們從門口進去左轉，就是上課的大客廳了。

進了客廳的右手邊，是一個中式有轉盤的大圓桌，旁邊放了許多張高背有坐墊的硬木椅子，平常是錢先生家中的飯桌，有學生來時便用作講桌。左手邊則是正式的客廳，最左邊放了兩張單人大椅，面對門則是條長椅，客廳與飯廳中間還有兩張單人椅，都鋪了坐墊。其中錯落了幾張大小桌子與几凳，形式典雅，十分好看。文大的學生都坐在大圓桌旁，資深的旁聽生坐在客廳裡，戴先生與何先生則坐在大圓桌靠門的地方，那裡原來是錄音的位置。我剛來也不敢再多看，只是乖乖地坐在大圓桌外面靠牆的旁聽椅上，等錢先生下來。

學生都落坐後，錢先生就從樓上走下來。大家聽到聲音，自動肅立，我的心中充滿虔敬。錢先生進門後，向大家略為示意，坐到大圓桌近門中間的位置，並說請坐，等學生們坐下後就開始講課。錢先生的國語，無錫口音很重，我一開始幾乎完全聽不懂，但自然是拼命地聽。錢先生當時已經七十八歲了，但他老人家一講三小時，聲音沈穩有力，經常會在產生共振效應，講到重要處時，聲音一大，整個房間都會隨之震動，我這才瞭解什麼叫做聲若宏鐘。說到一些關鍵的名詞，錢先生會站起來，用粉筆寫在掛在門上的小黑板上，使大家看明白。我開始時雖完全聽不懂，但第二小時之後已經能猜到不少字，第三小時已經能聽出小半的句意。到第二次來聽課之後，問題就不大了。

自此之後，我在錢先生門下聽課八年，從學近十年。大學四年，研究所三年與出國前之一年均來聽課，當兵兩年因在台北亦得以偶爾前來。錢先生上課的主題每年不同，但其內容均包含上下古今。我當時盡心聆聽，只覺得其內容博大精深，源泉滾滾，與生命與時代密切相關，難以用個別的主題限定。記憶中比較明顯的主題包括四書、近思錄、周濂溪通書、中國學術思想史(分年講宋元、明、先秦)、莊子、老子。錢先生當時雙目已經不能識字，上課時卻經常引經據典，全部靠背誦。錢先生的記憶力與思考力非常驚人，他所討論的內容遍及經史子集。對任何一個問題，一方面上下古今追索其源流與影響，一方面又常做跨時代與跨文化的比較，使我們對其有更深刻的瞭解。數千年前經典中的話，在他老人家的演講中，全部活過來，直指我們生命與文化的核心問題[吳展良1] 。

還記得錢先生有一年講莊子，首先說明內七篇篇題的立意。他說逍遙遊說的可不是外在的生活，而是我們的內心。一個人的心要如何逍遙呢？必須要學大鵬鳥一樣，「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到了「背負青天」，再也沒有什麼事物可以拘限的境地，而後可以超越一切塵世的拘牽，達到真正的逍遙。他細數自己早年如何一步步地領會莊子的教訓，抨擊郭象同於流俗之說是如何害世，教我們一定要懂得盡力提昇自己生命的境界。講完逍遙大義後，他進一步細說人必須要有高超遠舉之心，方能齊同萬物。齊同萬物之後，才懂得如何依乎天理以養其生主，是即此心。能養其生主，才能善處複雜困難的人間世。能處人間世，才有所謂德充之符應。德充道行，方能進而為大宗師，而最後成就救苦救難的應帝王大業。錢先生一番破題，講得我們人人動容，我生命所嚮往的境界因之大為提升。而後每週錢先生又仔細解說莊子文字的深意，文章的精彩及其比喻的精妙。莊子一書，自此深深地影響了我的人生。

除了老莊外，錢先生講得更多的自然是儒家經典與中國歷史文化。錢先生上課最常舉論孟學庸來說明道理，尤其是論語。錢先生曾說：「我一生讀書，最主要的就是論語。」又說：「我這一輩子，最用功的書便是論語。」錢先生最早編寫的兩本書，論語文解與論語要略，固然是他自幼讀論語與教論語的結果。後來寫的論語新解、孔子傳、孔子與論語、乃至經學、先秦思想文化、儒學史、中華歷史文化的研究，也依然是他讀論語與學孔子的延伸。錢先生上課曾說：「不讀論語，其他書不會讀。」「我一輩子做學問，最佩服的，想學的就是孔子。」「不讀論語，則中國人不會做中國人。」這是他老人家一生為學與做人的核心。錢先生又經常說到：「我一輩子教書，不是教知識，而主要在教一個為人處世之道。」所以錢先生一生的學問，是以明白做人的道理而不是以求知識為中心，這與西方或現代學術有根本上的差異。

錢先生一生讀論語，其中的道理在他的生命與思想中早已到達化境。有一次講到論語學而篇，錢先生說：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是個問句。在問你們學而時習是不是很愉悅呢？教我們讀書學習時，要經常對自己有此一問。底下「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也是同樣的道理。孔子教學，並不板著臉孔教訓人，而是教人時時反求諸己，尤其重要的是自得之於一心，而且要懂得發自內心的悅樂。錢先生這番話，對於我以後讀論語，有無比的啟發。錢先生在講到「三十而立」時說道，美國總統卡特競選時主張自南韓撤兵，當選後卻一路變，這個講話靠不住，這就是不能立。中國現在凡事都跟著外國講，這也是不能立。什麼是自立呢？這就是我們學問與思想該關注的地方。這教會了我們如何本於切身的事物，去研究久遠的道理。在講完孔子十有五而志於學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之後，錢先生說：「一句話講，就是學做一個人啊。」更是清楚地點明了孔子與儒家為學的宗旨。

錢先生教我們讀書與為學既要求其精也要求其通博，更重要的是與自己的生命結合。我們這時代當身最重要的人生與文化問題，莫不與中西文化交會這一課題相關。所以錢先生上課時，講每一句經典乃至每一個問題，幾乎都會從比較中西文化的立場來加以發揮。譬如說在講到論語「依於仁」這一條時，錢先生就說到中國人講德行特別重仁，而且是本於人心人性以言仁。人與禽獸不同，長大成人不易，不能早早離開家庭，所以特別親近父母，也因而特別重孝德。這與農業社會也有關，古人安土重遷，不輕易離家，與希臘人依海而生，重貿易，容易離家大不同。並進而分析農業與工商業式生活的利弊。錢先生教我們讀書最重要的是學做人，然而真要學做人，不能不懂得我們當身所處的時代，所從來的歷史文化，以及古聖先賢的智慧與教訓。學做人，尤其是有志學做一個作為政治社會文化領導的君子之人，必須要有精深而通博的知識。所以錢先生所講的學問，不是學院派的某種專門之學，而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力求掌握一切重要的人生與文化問題的通人之學。其學致廣大而盡精微，以真正掌握為人處事最根本又隨時變化的道理。素書樓中所掛朱子所書「立修齊志，讀聖賢書」的一副對子，點明了這種學問的起點。而另一幅對聯的上句「大宗師逍遙遊九萬里」「素書樓著述逾八千歲」則說明了這種學問的造境。

錢先生課後，有時會請一些較親近的學生去他家中。有一年舊曆接近除夕的時候，我們這些學生受邀去他家中吃飯。大家原來都深感惶恐，但是去了之後卻如坐春風。錢先生與我們自在的聊天，也詢問我們對於各種事務的看法。錢太師母準備了各種菜餚，極為精緻好吃。我特別記得其中有一道八寶鴨，要前一天就開始做，必須如何放餡，如何過夜入味，如何燒烤，非常繁複。太師母還特別讓在座的女生如劭世光、王璦玲、秦照芬、鄭瑤錫、張蓓蓓女士等進廚房觀摩學習。我們這些男生剛開始都正襟危坐，絲毫不敢造次。結果是女生們很快與太師母打成一片，我們男生也就較敢說話了。

錢先生與夫人有一次還請我們去喝茶。大家先在客廳中談天，而後則坐在屋前的花園草坪四周講話。那天氣候清朗舒適，陽光灑在花園四處的繁花與樹木之上，外雙溪與四周景物都歷歷在目，感覺有如身在畫境。素書樓屋子左側種了一大叢黃金竹，旁邊還點綴了一些花木，從外面看，光華燦爛，從客廳中向外看則像一幅畫。事實上，錢先生客廳的窗戶多處看出去都像幅畫。屋中則有太師母所繪的的花鳥畫與其他多人題贈的字畫，配上形式古雅的家具，既耐人賞完又引發思古之幽情。這屋內屋外的一切，是我所接受傳統藝術教育的第一課。之後有一次錢先生家獲得了新從大陸來的兩部好片子，還邀請了幾個弟子在晚飯後一同前去素書樓二樓觀賞。其中「巴山夜雨」一片看得我滿臉是淚，不由自已，至今難忘。

在上了約六、七年課之後，有一回錢先生家中的地板出了點問題，不好處理，正好我之前修過家中的地板，於是我自告奮勇向太師母請命。修理的當天，錢先生知道了此事還特別從樓上下來，坐在旁邊，等我修的粗粗告一段落之後，就一再叫我不要修了，問我姓名、什麼地方人、在那裡工作或讀書、喜歡讀些什麼書、有些什麼心得等等。錢先生邊聽邊問，我大膽地回答了不少，錢先生也給了我不少指點，並告訴我以後可以自己來問問題。自此之後，我也比較敢於直接向錢先生請益。數年之間，去了素書樓很多回。每次談的問題，雖以讀書為學為主，但也兼及時事、社會文化與個人的興趣愛好。我曾大膽地向錢先生說到自己喜歡的音樂、繪畫以及文章，還很得到錢先生的嘉許。錢先生常因我的提問而論及他對於學術文化與政治社會的許多看法，偶爾也兼及他與當代學人的往來。還記得每回坐在素書樓二樓的長廊上，聽錢先生談論中西古今文化與人事，內心感到無比的充實與光明。我想也因為如此，記憶中的長廊，總是灑滿了陽光，陽光中間有著坐在藤椅上錢先生溫暖和煦的笑容。

民國九十九年九月 吳展良記於台北立誠齋

[吳展良1]錢先生上課時詞氣通常平緩而寬裕，使人聽了心靈安暢，如在春風裡。講至激昂處時，則熱情洋溢，使人激動奮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