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人：臺灣大學吳展良教授
《近思錄》是朱子與呂東萊精選周敦頤、張載、程灝、程頤等北宋諸理學大家之言編纂而成的書。由於北宋四子的學說仍有異同，而朱子企圖融會貫通組成一體系，因此在去取之間下過一番苦心。朱子述及成書的過程說：
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閎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為此編，總六百二十二條。[1]
「歎其廣大閎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言明本書的作意：為了避免初學者見北宋四子的著作廣大宏博而難以入手，故編此書以指點門徑。
總六百二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己治人之要，與所以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略，皆粗見其梗概。以為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反復，優柔厭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2]
所謂「端」乃端緒、開始之意。「求端」是指人找到其可以施力的開始。「處」是適當安放之意。而「治人」是就具有德行與才學的士君子而言，尤其是就在位的士大夫而言。宋代理學主要流行於士階層，然而理學之發展及其核心要義並不僅止於士大夫之學，而更及於士君子及一般人。這是因為經過後來的發展，君子乃指有仁德之人，不特指在上位者，而是擴及一切人。
「辨異端」是為了因應當時理學家心目中的大敵，即佛老之學，尤其是佛學。故歐陽修在其〈本論〉言及：「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3]亦可見佛學對當時中國的影響極深。「觀聖賢之大略」是要知聖賢之大體為何，因為本書編輯的主旨是使未得明師的後學者能有所入而知其梗概。
「誠得此而玩心焉」即《論語》中「游於藝」之意。古人所謂求學問，要求人「潛心默識」於學。換句話說，心思應該不斷地放在這上面，反覆地研玩品味，才能得其門而入。「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反復，優柔厭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數語則謂為學應由約而博，自博而返約。以上是朱子論《近思錄》之大體入手處。我們之所以特別重視這段序說，是因為朱子編《近思錄》之原意正是希望此書能普及於窮鄉晚進，而且希望學者能夠抓住求端用力之處，投注其心力來反覆研玩，而掌握理學的精義。由《近思錄》入門後，再更進而研讀北宋四子的原著以求其博，而後再返諸約。論語上記載顏淵說：「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約禮是指的躬行實踐，隨時依照人與人之間該有的道理與份際行事。
關於朱子所採取的北宋諸理學家，朱子在此原序中只提及周敦頤、張載及二程子四人，而沒有提到邵雍。其實朱子對於邵雍是有所採取的，不過只在註文中引用，而未輯錄為正文。這是因為邵雍之學談術數、數理，對一般初學者較難以深入。就朱子本身的學問而言，他確實是企圖融合北宋五子，只不過便於初學者，故而在《近思錄》中只取四子。
呂東萊在其序中提到「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之說、大抵非始學者之事。」[4]即欲回應對於《近思錄》首卷之所以先論「道體」的疑問。對於「道體」之列為首，朱子其實頗有一番考量。誠如呂東萊所說：「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概，則亦何所底止？」[5]意謂：若不知義理之本源與大概，則無法知其「底止」，無法確知人何以如此、何以必如此，故道體需在開始便予以論列。而我們亦依朱子原意，從《近思錄》卷一〈道體〉開始講起。
[1]《近思錄‧朱熹後序》
[2]《近思錄‧朱熹後序》
[3] 歐陽修，〈本論中〉
[4]《近思錄‧呂祖謙後序》
[5]《近思錄‧呂祖謙後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