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大學的理念之原型－－以北大、南開、北洋三校為代表(1895-1928)
吳展良
前言
中國新式的高等教育可以溯源至甲午戰後朝廷主辦的京師大學堂，各地督撫所辦的一些新式大學堂，以及更早期的一些教會大學。清季與民初的「教會大學」規模多微小，難當大學之名；他們既主要為傳教的目的而設立，又非國人自辦，影響及重要性均有限。[1]相較之下，清末國人自辦的大學堂規模雖未備，主其事者亦普遍對現代大學缺乏瞭解，然而在此草創期卻已展現出中國現代大學的理念之部份「原型」（archetype, prototype)。民國成立之後，各方面的變化風起雲湧，高等教育的理念與實際均有長足的發展，從民國元年到十七年，是為我國現代大學的奠基時期。國民政府完成北伐之後，高等教育一方面進入成熟與擴張期，另一方面則受黨化教育的影響漸深，其理想性與開創性不僅不如前一時期，對原有之大學理念反而產生不少干擾。因此，要探討「中國現代大學的理念之原型」，我們應著重於清末的草創期，與民國十七年以前的奠基期。當前台灣的大學之主要型態，一方面繼承了這些原型而有新的發展，一方面也大量喪失或混淆了原有理念之內涵。研究中國現代大學的理念之原型，對台灣的大學之建設實具有特殊的意義。
中國現代的高等教育係受深重的國難與國恥的刺激而興起，其所具有的第一個中心理念便是「培養救國的高級實用人才」。這使得現代中國的大學從清末開始便具有強烈的愛國救國意識、實用乃至功利主義的心態、實事求是排斥虛文的精神、領袖意識、以及積極參與政治及社會運動的熱情。這些特色主宰了民國以來高等教育的發展。愛國救國常為現代中國有志青年追求學問的根本原因，卻也常為政府打壓學術，學生與學者拋棄學問的理由或藉口。實用與功利主義使得工程、醫科、農科、法政、商科、教育等應用學門，在絕大多數時間代表了現代中國「大學教育」的主流。 實事求是排斥虛文雖有其正面的意義，卻也使得讀書人的人文水平日漸低落。至於領袖意識與參與社會政治運動的熱情，只要在不受政治全面打壓的情形之下，便一再澎湃洶湧。近二十年來，海峽兩岸的情勢都有重大的變化，然而上述因素對大學教育的影響，仍然班班可考。而其中尤其是實用與功利主義的心態，在救國與愛國的熱情已式微，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大行的今日台灣乃至大陸，顯然已發展到一個前所未有的、個人主義化的高峰，而主宰了兩岸目前的大學教育。
「救國實用」的理念影響雖然深刻，流弊卻也無窮。若非蔡元培先生於民國六年入主北大，鄭重提出中國現代大學理念的第二個原型─以「研究高深的學問、純粹的學理」為大學唯一的目標，則中國現代大學乃至文化的發展，恐怕都將變成極為現實而低俗。民國革命新成，袁世凱與軍閥專權，北京大學（唯一的國立大學，全國學校的領袖）的學生在沈悶無出路的政局下，但以升官發財為目的。社會上傳統文化的根底雖在，然而全國的學術、文化、思想不僅是無出路，而且非常貧乏，完全不足以因應新的世局。[2]蔡先生初至北大，深刻地感受到前期的實用功利主義與學術政治化的危害，乃極力指出「研究高深的學問」為大學唯一的宗旨，離此宗旨，則大學不成為大學。蔡先生徹底地本於這種理念辦學，北大的校風亦為之徹底改變，迅速地聚集了全國學術文化界的菁英，成為全國學術文化的領導中心，並隨之掀起了新文化運動。我們可以說，沒有蔡先生所提出的新的大學的理念，就必然沒有重生的北京大學，也不會有當時的新文化運動。其後的五四運動、國共兩黨、乃至整個中國現代史的發展亦必然大為改觀。一種研究高深學問與純粹學理的主張，竟然改變了整個中國現代史的走向，這大概是一般的實用主義者所難以想像的。
早在甲午戰後，便有一些最優秀的教育思想家如蔡元培、張伯苓等相信必須從根改變傳統文化才能救中國，而改變文化的首要途徑便是學術與教育。清末之時，「教育救國」的呼聲已響徹全國。到了新文化運動時期，教育與學術事業，更幾乎成了一種知識份子的全民運動。因此清末以來的知識份子常以絕大的熱情投入教育及學術文化事業，造就了一批批各方面的優秀人才，而為日後所不及。新文化運動期間，各種新思潮風起雲湧，各類文化理想高漲。武人專政之下，文人的言論反而相對自由，國共的政治鬥爭亦尚未激化，學者們以全副的熱情投入文化理念的追求，而造成中國近現代史上唯一的一個文化上的理想主義與浪漫主義時期。這一時期中所塑造的種種理念，對中國現代史之發展，尤其是文化、學術與教育等方面，尤其有著有著決定性的影響。清末民初的政治與社會雖然混亂，然而它一方面繼承了舊社會深厚的人文傳統及尊重知識與教育的態度，一方面受到了時代動亂及西方文明入侵的重大刺激，因而產生了中國近代最優秀也最具影響力的一批教育家、學術文化工作者、政治家、及其他個方面的人才。本文針對於該時期「大學的理念之原型」作分析，除了因為當時的思想與制度對中國現代國學制有著最根本性的影響之外，亦因吾人今日正處於一個「後理想主義」、「工具主義」，或曰「功利主義」的時代。當今學風之低靡，一般人對學術與教育興趣之低落，均與缺乏可行的遠大理想有極大的關係。重溫那提倡「教育救國」及「理想與浪漫主義」的時代中有心人士所倡言的種種理念，一方面可提醒我們是否失去了許多不應失去的理想，一方面也可以省察當時人的理念是否含藏了一些根本性的矛盾與限制，而做為我們大學改革的借鏡。。
清末民初之大學堂與大學數目有限，以民國六年新文化運動初起時計算，國立大學僅有北京大學一校，省立的有北洋、山西兩校，另外尚有其他私立大學約二十餘所，其中教會大學佔大多數，然而規模都很小。[3]清末各省所設的高等學堂，性質近於大學預科，民國之後大都結束停辦。新文化運動興起之後，創辦之大學才較多，其中著名的南開大學成立於民國八年，清華大學大學部之正式成立則在民國十四年。在這些大學之中，教會學校自成體系，其教育目標與組織型態均與國人自辦之大學大不同。他們對於中國近現代之高等教育雖然具有一定的影響力，然而遠非主流，限於篇幅，本文不擬加以討論。清華大學之前身「游美學務處」，「清華學堂」與「清華學校」都是留美的預備學校，相當於美國大學的預科，不能表現民初大學之真正理念。清華大學部之成立已在民國十四年，深受當時各種已成風潮與其特殊歷史之影響，並不能代表民初大學理念與型態之「原型」[4]。另外師範大學之教育，亦自有其特殊的宗旨目標，與普通大學不同，在此也不擬加以討論，以免治絲愈紛，模糊了本文原有的主題。
本文所集中討論的三所大學，其中北京大學沿自京師大學堂，民國之後則為唯一的國立大學，民國六年之後又由偉大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執掌，向來是全國高等教育與研究單位的模範與領袖，最能代表我國大學理念之「原型」。南開大學的精神理念直承南開中學，為甲午戰後「教育救國」理念的直接產物；其大學部成立雖較晚，然而成效卓著，影響深遠，為私立大學之楷模，應該特別加以討論。北洋大學為我國第一所公立大學，亦因甲午之戰的刺激而生，並隨著國內之情勢而變化，很能表現國人自辦大學之最早型態。合此三校而觀之，當能略知中國現代大學理念之原型的主要面貌。
培養救國的高級實用人才
中國近代的新式教育一開始便以追求國家的富強為目的，大學的教育也不例外。新式大學堂的開辦起於甲午戰後，台灣割讓，國土岌岌不保，舉國士大夫從醉夢中驚醒之際，從一開始便帶著強烈的救國意識。當時一些具有進步思想的督撫開始創辦新式大學堂，而朝廷也因應形勢籌設京師大學堂。各校的成立莫不以培養新式的救國人才為目的。光緒二十一年（公元一八九五年）盛宣懷在天津辦北洋大學堂；二十三年（公元一八九七年）盛氏又在上海設立南洋公學的上院。二十七年（公元一九○一年）袁世凱奏陳辦理山東學堂事宜及試辦章程，其中分齋督科的專齋，相當於大學；後更有山東大學的設立。同年，浙江求是中西書院改稱浙江省求是大學堂，及江蘇巡撫聶緝槼奉准將蘇州中西學堂改為蘇州省城大學堂等。都代表了在危機的情況下一種救國的努力。[5]
當時教育上的指導思想為張之洞所提出的「新學為體、舊學為用」。對於新學有所謂「西藝非要，西政為要」的說法。然而其所謂「西政」主要在學習西方人現成而且為中國所需的制度，對於西政在文化上的本源，不但不加重視，而且決意不使其妨礙中國以三綱五常為中心的固有文化。對於西藝則明白提出士大夫亦應學習其原理，徒工匠不足以成事的主張。換言之，政教文化乃至身心性命的大本仍應本乎中國的傳統，對西方的興趣只限於其實用的部份。[6]讀書人固然必須研究西法及世界大勢，然而對於西方學術文化的大本大源，尚無暇亦覺不必顧及。當時各省所設的大學堂，大抵均偏重實用。學科多偏於工程、法政、自然科學之類。其中唯有京師大學堂以培育國家新式的領袖人才為目的，規模較為宏遠，以「經學科」為諸科之首，並設文科與政治科，列其他技藝科目之前。然而，即使京師大學堂所設的技藝科目仍然多於前述的科目。清末的實用、功利、偏重工、農、法、商、醫等「實用」科目的心態，顯然一直延續至今。
這種重視救國實用的傾向，隨著辛亥革命後內憂外患的情勢，只增不減。而使得中國近現代的大學教育從一開始便帶著濃厚的實用及求實主義的性格。雖經蔡元培先生於民國六年執掌北大後大力提倡「以研究高深的學問為目的」的大學教育以矯正之，仍然難以改變其根本性格。救國的宗旨也使得大學生對於國事極為關心，積極發動或參與民國以來的社會政治運動。大學生代表中國有機會受高等教育的最少數人，又身負救國的重任，他們一方面以國家社會的領袖人才自居，一方面積極的學習並從事各類活動，其努力奮發的精神，實為今日的大學生所遠遠不及。以下當分別介紹北洋，北大、南開諸校的歷史，以表現這種實用救國心態的強度及影響。
一、 . 救亡圖存與新式高等教育
1. 北洋大學
中國第一所公立大學─北洋大學的創校史便是這種救國與實用心態的具體表現。北洋校友雷寶華、葉秀峰記載：
甲午之役，中國敗於日本，朝野憤激，而興學救國之議，遂益囂塵上，於是北津大學乃於斯時誕生於天津，而為中國最早之大學。[7]
甲午的敗績使得津海關道，也是洋務運動中的重要大臣，盛宣懷倡議，劃撥海關解部庫款設立大學於天津。由伍廷芳與蔡紹基二氏分任總辦，並延聘美籍名教育家丁家立博士為總教習。其學科的設立則充分表現出當時重實用的心態：「頭等學堂為大學本科，二等學堂為大學預科。頭等學堂內復分設法律、土木工程、採礦冶金，及機械工程四學門。……嗣應京奉鐵路之請，復增設鐵路專科。」[8]完全以工程與法律等適合當時立即需要的應用學科為重。而其成立之初，「一切由官費供應，月考優異者，尚有額外銀兩之獎勵」，學制則完全模仿傚美國大學，也是這種求速效，培養立即可用的技術人才之心理的自然結果。而當時國家需才孔急，北洋的畢業生往往可居要位，如日後「法學、外交、工程礦冶各界之名宿，如王寵惠、王正延、王寵佑、李晉諸人」，均為北洋最早之高材生。[9]
光緒末年至民國六年，為求進一步地速成，北洋更模仿日本帝大制度，將工科本科由美制的四年改為三年。不僅如此，在光緒末葉袁世凱任北洋大臣時，袁氏為求立刻培養出國家需要的人才，還曾「先後資送北洋大學未畢業生全班赴美留學者數次，赴日留學者亦數批。」[10]這些作法都明顯的反映出當時急需新式人才的情況。而這些清末北洋的留學生，因為奇貨可居再加上自身的努力，產生了許多民國以還國家社會所倚重的人才。如「名經濟學家馬寅初，名醫學家劉瑞恒，名數學家秦汾，鹽政名宿鍾世銘、朱庭祺、馬泰鈞等，名銀行金融家錢永銘，名冶金學家溫宗禹、蔡遠澤等，名法學家趙天麟、馮熙運等，名軍事家溫應星，交通名宿劉景山，名工程教育家羅忠忱，名師範教育家李建勛、齊國樑等」[11]。基本上都為實業界、法商界、科學教育界內的實用、技術人才，與北洋創辦的初衷，甚為契合。
民國元年以後，北洋「分為第一部與第二部。在第一部畢業後升入法科，並以法文為必修之第二外國語。第二部畢業後升入工科，以德文為必修之第二外國語。預科均係三年畢業，本科仍為工科三年，法科四年畢業。教學風尚，則一仍舊貫，如是者以迄於民國六年。」[12]仍然延續清末的學風。至民國六年，蔡元培出長北京大學，「以德法兩國大學編制，夙無工科，而北京大學與本校校址，相距不遠，法工兩科相互重複，爰建議自該年起，北大工科畢業預科畢業生悉升入本校工科，本校法科預科畢業生悉升入北大法科肄業，民九以後，北大工科與本校法科即先後停辦，嗣後本校遂專辦工科」。從此北洋便成為純工科的學校，學生的訓練與格局更為狹窄，不容易有宏偉的眼光與氣魄，所以北洋的校友也認為「此一變動，影響本校精神匪淺。」[13]北洋的校友，從此亦更偏向於實業界發展，法政商界人物的比例，遠教前期為低。而這一點，似乎也影響到北洋在台復校的能力。[14]
2. 北京大學
京師大學堂的創立，直接的原因也是中日甲午之戰的刺激。然而它與北洋不同之處在於京師大學堂是變法維新運動中的關鍵機構，也是維新的指導思想「中體西用」論的具體呈現。[15]這使得它一開始便完整地代表了當時學界與政界開明份子的改革理念，而不僅是一所學制全仿外國，以訓練實用技術人才為目的的大學。京師大學堂的前身為官書局，而官書局的前身則為康有為、文廷式、張之洞等創辦的京師強學會。強學會固然是晚清變法運動中應甲午戰敗而起的重要組織，官書局也是甲午之後傳播新思想與新知識的重要機構。[16]光緒二十二年，新派任主管官書局的維新重臣孫家鼐擬定了官書局的開辦章程。章程中提出收藏圖書儀器、刊行書籍、設立教肄等「興學育才」的建議，是即後來創辦京師大學堂的藍圖。同年刑部左侍郎李端棻於「推廣學校以勵人才」一摺中建議成立京師及各省大學堂，以京師大學堂為全國學堂表率，「選舉監貢生年三十以下者入學，其京官願學者聽之」、分科治學，並給予出身。[17]光緒二十四年，列強侵華之形勢日亟，德宗乃下「明定國事詔」，諭令以中體西用的思想為基礎，立即開辦京師大學堂，以為各省之表率，並同時開始積極推行變法。而於派任孫家鼐為管理大學堂事務大臣之詔中明令：
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必須規模宏遠，始足以隆觀聽而育英才。現據該王大臣詳擬章程，參倣泰西學堂，綱舉目張，已屬周備，即著照所擬辦理。派孫家鼐管理大學堂事物，辦事各員，由該大臣慎選奏派，至總教習總司功課，尤須選擇學賅中外之人，奏請簡派。其分教習各員，亦一並精選，中西並用。[18]
興辦京師大學堂成為百日維新中的重要項目，也代表了維新派培養新式的國家領袖人才的主要機構。[19]大學堂的教育理念一方面是要保存原有的政治與教化的本源，一方面則要向西方學習新法。就當時而言，其倡議者的心胸氣魄與見識都不能不說是高人一等，代表了推動時代學術、文化、教育、政治思想往前進的先鋒。中國由中央主辦為全國各學堂表率的第一所大學，從一開始便與時代政治、學術、文化、教育的命運緊密地扭在一起。
百日維新失敗，京師大學堂的理想為之重挫，然而因其籌備已久，慈禧等允其保留，同年底正式開學，唯氣氛相當低迷，來學者相當有限。[20]光緒二十七年，拳亂與八國聯軍之役甫定，清廷痛定思痛，派任張百熙為管理大學堂事務大臣，重新徹底整頓大學堂，並準備廢科舉，以學堂為未來培養及選舉人才之地。二十八年，張氏奏呈學堂章程，是即所謂「欽定學堂章程」，規定京師大學堂內設大學院與大學分科。大學院為學問極則，主研究，不主講授；大學則分專門科與預備科。專門科分政治、文學、格致、農業、工藝、商科及醫科等七門，預科則分政、藝兩門，並附設仕學館與師範館。[21]光緒二十九年，張之洞奏進新擬學堂章程，即所謂「奏定學堂章程」，其關於大學堂本身部分為：改大學院為通儒院；大學先設預備科；本科分設經學、政治、文學、醫學、格致、農、工、商等八科。[22]基本上仍然是維新變法與「中體西用」思想的具體表現。先驅者的理想雖一時遭挫，終究得以開展。[23]
細究張百熙與張之洞的辦學意見，兩者仍略有不同。張之洞以經學列第一，加於張百熙所原列的七科之上，一方面凸顯其〈勸學篇〉以經學為中學之體的主張，一方面也表現了張氏對於經學日漸衰落的憂慮。張百熙則以研究政治與律學的政治科居首，以經學入文學科，並將研究普遍自然原理的格致科列於他科之前，其學術觀念較張之洞為現代。二人均以政治、文學（含中外史地文化語言）列諸學之前，並重視對於舊學的研究，這仍是儒學以政教為先的傳統。然而其餘醫學、格致、農、工、商諸科則全為實用取向了。其實際招生的情形，則是來學者均只具進入速成科師範館、仕學館或大學預科的資格。宣統二年才開始試辦大學分科，然而「志願入經科者尤少」。[24]無論速成科、預科、與大學本科，來學者多對外文及新學較有興趣，或是只求一個更好的出身。京師大學堂維新變法的精神，既已受挫於創辦之時，庚子之後的京師大學堂雖粗具現代大學分科的規模，然而分科大學遲至宣統年間才成立，初期只設速成科與預科，學風與規模當然不符理想。大學堂的指導思想「中體西用說」對於西方學術之本源又全無瞭解，學者難以感受到西學的興味，多為做官而來，初期之督課考核雖嚴，學業水平不免仍然在奠基階段，學風則明顯偏重實用，並無學術文化方面的長遠嚮往。整體言之，京師大學堂實難符現代大學之名。
民國成立之後，京師大學堂改名北京大學。嚴復於民國元年三月出掌北大，雖有意整頓，然而阻力甚多。且嚴氏的思想日趨保守，以經科文科專治舊學，作為立國之本，並以西學為致用之具，這已退回他當年所批評的「中體西用」思想，自然無法作有效的改革。元年十月，嚴復離京，北大由章士釗、馬良、何燏時等相繼代理，為時均非常短暫。民國二年十一月之後，改由胡仁源接掌，亦無甚作為。北大學風與學生，均深為人所詬病。[25]這個情形要到蔡元培先生於民國六年一月出掌北大，以「研究高深的學問」為大學的宗旨後，才得以改善。
3. 南開大學
南開大學及南開中學為近現代國人以私人之力所辦的最有成效的大、中學校。南開中學創立於光緒三十年，南開大學則成立於民國八年，大學的精神與南開中學一脈相承，所以南開人常合稱南開的初、高中及大學部為南開學校。創辦南開學校的關鍵人物為嚴範孫及張伯苓先生，南開人認為「無嚴範孫先生，即無南開的誕生；無張伯苓先生，即無南開的成就」[26]。兩位先生都是高度的愛國者，篤信唯有透過新式教育培養人才方能救國。甲午戰敗，嚴、張兩位先生均認為出非振興教育不足以救國。光緒二十四年，嚴先生出資正式開始倡辦新教育，「特請志同道合的伯苓先生教其子姪五人，以英、數、理化為主要科目，號嚴館，可謂南開學校之先聲。」[27]至光緒三十年，嚴範孫與張伯苓同赴日本考察教育，在日本半年，「知彼邦富強，教育振興為主因，益信欲救中國，必須從教育著手」。[28]於是回國創辦「敬業中學」，由張伯苓主持校務，南開人以此為南開學校之歷史的正式開始。[29]
開辦中學之後，南開的聲名日益遠播，規模亦日益擴大，私人學校原本資源有限，其一切力量最主要的來源，則是張伯苓先生以愛國精神與高尚的人格所做的領導。張先生於光緒二十一年畢業於北洋水師學堂，入海軍實習艦通濟號作見習軍官三年。「在那裏親眼目睹，兩日之間，三次易幟，取下太陽旗，掛起黃龍旗。第二天，我又看見了取下黃龍旗，掛起米字旗。當時有說不出的悲憤交集」[30]。於是他「決心脫離海軍，從事教育救國事業。」[31]張先生不僅以愛國救國為其畢生最高之理念，同時更以之為其全人格與精神之凝聚中心。其感人也深，而人們亦均以「赤誠的愛國者」視之。[32] 其愛國精神深深的刻印在學生的心中，成為他們人格中的重要成分。校友孫彥民先生記道：
南開學校係受外侮刺激而產生，故教育目的，只在雪恥圖存，訓練方法，重在讀書救國。關於國際形勢，世界大事，及中國積弱之由，與夫所以救濟之方，先生時時對學生凱切訓講，藉以灌輸民族意識，及增強國家觀念。但愛國可以出乎熱情，救國必須依靠力量。學生在求學時代，必須充實救國能力；到服務時期才能真切實行救國志願；有國之心，兼有救國之力，然後始可實現救國之宏願。在平津陷落以前，華北學生之愛國運動，大半由南開學生領導，先生之心血可謂未曾白費。[33]
本乎愛國救國的初衷，張伯苓先生明白宣示南開學校「係因國難而產生」，其的宗旨為「痛矯時弊，育才救國」。[34]而其教育的目標則在於革除民族愚、弱、貧、散、私五大病根，並積極「培育救國建國人才，以雪國恥，以圖自強。」[35]
為了要去除此五大病根，張先生乃以「公能」二字為其教育理念，力求以「公」去中國人的私，以「智能、體能、技能、才能」的訓練去中國人的愚、弱、貧、散。[36]而其平日教學生則要求學生立志「有我在，中國不亡。」 [37]自己對救國運動亦身體力行。 如民國十六年，張伯苓因日本覬覦東北，事態日益迫切，深為焦慮，乃與傅恩齡同去東北實地觀察。回校後並組織東北考察團，「由教授組團赴東北調查實況，蒐集資據。」此事深招日人仇視，故於抗戰期間，對於「抗日中心」之「南開」，大肆轟炸，企圖將南開「從地皮上完全的滅跡」。[38]無論從理論到實踐，整個南開的教育都浸潤在這種「育才救國」的精神之中，學生們感於校長偉大的精神與人格，各自努力奮發，日後多成為國家社會的領袖人才與中堅份子。學校雖然非常小，卻產生了極多的人才。
張伯苓先生與南開學校最具代表性的精神既然是「育才救國」，其教學也就不免帶著實用主義的傾向。民國八年南開大學正式成立，下設文、理、商三科。以文科及理科為大學之骨幹，係蔡元培以「研究高深學問」為大學之目標的實踐。然而加入了商科，則與此目標大相違異。這顯示南開的學術目標，從開始時便不夠清楚，並且相當強調實用性。張伯苓先生與其同一代人都深感我國科學不發達，物質文明遠不如人，所以他平日提倡科學以及務實的精神不遺餘力。[39]然而為救國提倡科學，對科學的精神所理會自然有限。同時，不僅是重實用，張伯苓並強調要從做中學。於是他「發動大中學生去社會各階層團體、機關，如工廠、銀行、政府行政機構、市場組織、勞工組織等，參觀視察；對於實際情形，如發生懷疑，或有不解之處，可向各該負責人提出詢問，記錄簿冊，回校後師生將各問題提出，共同分析、研究、討論，然後再編成報告，以資參考。翌年，設立社會經濟研究會。」[40]
這種「將所學應用在日常生活上去，才是真正的學問，亦是教育的目的」的想法，固然有其切合現實的價值，也不免有其很大侷限性。
張先生的長處在於篤實的推行愛國、救國與人格教育，然而對於現代學術的複雜內涵，各種學門分類的原理及相互間的關係，大學的理念等問題，其實瞭解有限。所以他對於大學的教務多委任各方面的專才，自己僅作精神上的領袖。張先生知人善任，禮賢下士，南開的名教授並不少，管理更是井井有條。然而大學教育到底與中學教育大不同，南開大學在學術，尤其是文化界的影響力（特別是具有原創性的影響力）就不能與在蔡元培領導下的北大相比了。
二、 . 實事求是
與救國救時的實用思想並生的則是實事求是的思想。這種思想固然也有其實用的意味，然而它主要是針對近世中國的學術文化中「虛文過多」的情形而發，用心於學習西方人，乃至中國古人，重實行、務實際、講實學、做實驗的態度。有其較遠大的、文化上的關懷。而成為晚清以降學術文化教育界的一種重要思潮。北洋及南開兩大學本以培養救國的實用人才為其根本目標，影響所及，乃同時以「實事求是」與「篤實」、「務實」的精神作為教育宗旨，而成為該兩校具有代表性的特質。
1. 北洋大學
北洋本以培養實用的救國人才為目標，民國之後的北洋大學又為以工科為主的大學，凡事要求確實、踏實、務實，故其校訓便為「實事求是」四字：
民四以還，由校友趙天麟氏長校，……以「實事求是」為全校倡，遂垂為校訓焉。[41]
而其校風亦向來以樸實著稱，影響及於每一位同學：
本校以樸實無華，刻苦節約著稱。這種質樸風氣，表現於學生們的衣食起居等日常生活，一般同學均衣著樸素，而怡然自得，絕無競逐時髦講求服飾的陋習。同學品評人物的標準，是德行學問如何，對於浮奢表現，反有不屑一視之意向。新生入學，間有少數衣履稍涉浮華，必為大眾歧視。而受到精神上的制裁，藍布長袍為多數同學的常服，西裝革履者甚少。在平津學生界北洋大學同學有藍衫隊之稱，崇樸尚儉，蔚然成風。[42]
希望以「踐履篤實培養學生治學治事，努力弗懈，精益求精的至善風格」；全校師生不尚空談，以期「說到做到，學以致用，身體力行，甯靜致遠。」[43]北洋對課程要求之高，督課之嚴，更是到了每逢大考必定抬一批人進醫院的地步。其嚴肅、樸實、篤實之風可以想見。
2. 南開大學
南開張校長所代表的本來便是一種篤實、務實的精神，這也變成了南開大學最主要的精神。校友唐際清記道：
南開精神代表一種踐履篤實的校風。伯苓先生生平不尚空談，說到做到。所以他注意實學的培養，無論教學與訓練都是腳踏實地的做工夫。
張校長成立事務性的研究所、實習工廠、學會、並鼓勵學生自行舉辦學術講演會、辯論會、實習銀行和合作社，調查工作、及其他各類課外活動， 盡量發揮「學以致用、身體力行」的精神，形成了該校的特色。[44]而這種務實、重實行的態度也使南開的教育成為一種活的教育，強調「從做中學」，而且「鼓勵學生到『社會』上去，讓學生把在課堂上所得的知識，與實際的社會情形加以印證」。所以，「南開的學生所得的知識是活的，所培養出來的人是能適應環境，改造環境的人才，不是書架子。」[45]於此同時，南開督課亦極嚴，以充分表現務實的精神。[46]而這些特點，正是南開最成功的地方。
結合了救國的熱忱，務實踏實的精神，與張校長偉大人格的動人力量，南開雖小至師生合計不過數百人，[47]卻產生了數量龐大的一流人才，「做過部長、大使、大學校長、科學家的，車載斗量」，[48]不能不說是一種驚人的成就。
3. 北京大學
梁啟超在光緒二十四年代軍機處與總理衙門為京師大學堂所擬的辦學章程中便曾提出「本學堂以實事求是為主......所定功課必當嚴密切實」的主張，開辦之初的學堂課程便依此原則而訂定。[49]而後的孫家鼐，張百熙、張之洞諸人，也都切實的想要引進新式的實學。[50]民國之後的北大，初期的校風雖不佳，然而自從蔡元培長校之後，校風丕變，師生認真研究學問，追求真理的態度，為全國學術界之表率。也可以說，北大實事求是的精神最主要表現在其追求學問與知識的態度上。有關其追求真理的情形，詳見下章之討論。至於其重視實行的部份，則請參見後文有關北大之課外活動的討論。然而北大的風氣自由而宏大，樸實不如北洋，篤實不如南開，督課更絕不如前述兩校之嚴，卻自有其一種領袖群倫的風格。
三、 . 大學生與社會運動
既因救國而有新式教育，有新知識的大學生們一方面以先知先覺的領袖人物自居，又遭遇到國家的種種危難，自然就發而為各種的政治與社會運動。最能代表這種風氣的當然是北京大學。北大的學生運動始於京師大學堂時期。光緒二十九年（1903），因俄軍違約拒絕撤出東三省，明顯的地企圖強佔，引起國際震動，然而多數中國的士大夫卻仍然「歌舞昇平，安然無恙」。此時大學堂的師生發起全校大會，草擬了〈上管學大臣請代奏拒俄書〉，請朝廷拒絕俄人的無理要求。並同時電請湖北、安徽等地的學堂一起採取行動。這是中國近代大學生第一次的學生運動，隨即遭到當局的壓制，部份的同學乃憤而退學，組織秘密團體，進行抗俄及其他愛國活動。[51]從此之後，隨著國事的日趨敗壞，京師大學堂與北大的政治性的抗爭運動也此起彼落，其中以領導全國民眾的五四運動影響最為深遠。此運動之經過與意義已為國人所共知，在此不加贅敘。在五四之後，全國各種的政治運動風起雲湧，五四的領袖北大學生在其中乃繼續扮演關鍵的地位。
北大的學生於國難期間積極參與政治運動，可是這與蔡校長所提倡的「以研究高深的學問」為大學之目的相衝突。蔡元培先生於五四運動之後，曾對學生從事政治運動說過一段語重心長的話，至今仍然值得我們細讀：
諸君以環境之適宜，而有受教育之機會，且有研究純粹科學之機會，所以對吾國新文化之基礎，而參加於世界學術之林者，皆將有賴於諸君。諸君之責任，何等重大。今乃為參加大多數國民政治運動之故，而絕對犧牲之乎？抑諸君或以喚醒同胞之任務，尚未可認為完成，不能不再為若干日之經營，此亦非無理由。然以僕所觀察，一時之喚醒，技止此矣，無可復加。 若令為永久之覺醒，則非有以擴充其知識，高尚其志趣，純潔其品行，必難幸致。……且政治問題，因緣複雜，今日見一問題，以為至重要矣，進而求之，猶有重要于此者。自甲而乙，又自乙而丙丁，以至癸子等等，互相關聯。故政客生涯，死而後已。今諸君有見於甲乙之相聯，以為畢甲不足，畢乙而後可，豈知乙以下之相聯而起者，曾無已時？若與之上下馳逐，則夸父逐日，愚公移山，永無躊躇滿志之一日，可以斷言。……自今以後，願與諸君共同盡瘁學術，使大學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國文明前途百年大計。諸君與僕等，當共負其責焉。[52]
所以當時的大學生一方面要負起「定吾國文明前途百年大計」的學術與文化的責任，一方面卻又肩負著士君子關心政治的傳統。在政治與文化均十分混亂不振的時代之中，兩者都非常重要。然而大學生的本務到底是學習，大學的本職則是傳遞與開創真善美的文明。北大雖然積極的參與了政治與社會運動，卻未失去其根本立場，在學術文化方面有高度的成就。一時的政治激情，與外在迫切的政治要求，並未改變北大的根本性質。民國九年以後北大的學生並「不肯輕易干涉政治上的事。」[53]這不能不歸功於蔡校長高瞻遠矚的領導，與師生們識大體的抉擇。
北大的學生除了於國難期間積極參與政治運動外，於平時亦常從事社會教育與改良中小學教育的活動。蔡校長雖然不贊成學生經常參加政治活動，對於學生主動辦理教育活動卻是鼓勵的。因為這一則對學生本身便是一種教育和訓練，可以培養主動活潑的精神與對社會的關懷及瞭解。二則以北大肩負全國教育的重任，本身便有從事各類教育活動的責任。[54]學生們試驗了多種社會教育與改良中小學教育的辦法，[55]並「發行白話書報，以增進平民知識。遇有國家重大事發生時，普通人民不注意，北大學生乃大聲疾呼，為國民先導。」[56]這種社會使命感與實踐的能力，為今日的大學生所難以想像。這不僅是當時政治社會的特殊局勢所造成，亦與京師大學堂與北大向來居於全國學術與教育的領導地位有關。
北洋大學雖然向來以埋頭讀書的樸實風氣見稱，於關鍵時刻卻頗能領導大眾參加政治運動。五四運動期間，當北京學生大運動的消息傳到天津之後，北洋的學生也立刻響應，配合北京學聯會的代表領導天津各校罷課，並成立組織，督導抵制日貨。他們要求商人罷市，而「天津商人對武庫的北洋大學，向來很尊重。北洋同學出面大家都能接受，紛紛上門，當天便蔓延成全市罷市了。」[57]當時大學生的社會影響力從此亦可見一般。北洋的學生同時在街頭演講，對全體市民報告此次運動的意義。又聚集數千學生預備作抗議大遊行。結果引起天津政府派兵干涉，而造成了悲壯的「老西開事件」。[58]
除了參與五四運動之外，民初的北洋學生參與的其他政治社及社會運動較少。較特別的僅有「歡迎孫中山先生北上」與天津各界共同參加的活動。另外有部份的同學加入國民黨或共產黨，而引起軍閥褚玉璞的搜捕。[59]然而大體而言，北洋的學生在愛國表現上，固然毫未落後，「而校內讀書精研之自動啟發，無稍疏懈，以是風潮起伏，而良好學風，並未受到任何影響。」[60]
南開大學成立於民國八年十一月，未能參與五四運動。然而一成立後，對國內的各種政治社會問題，亦積極試圖有所貢獻。民國九年一月，直、皖戰事發生，人民流離失所，南開「在校師生加入婦孺救濟會，分隊出發戰地，賑卹災民。」[61]民國十四年六月，「全校師生組織五卅後援會，募款救濟上海罷工工人」。同年十一月，「直奉戰事緊急，津地秩序紊亂，本校師生組織臨時婦孺救濟所，收容左近居民，並組織戰地視察團，募款賑濟災民。」[62]南開的學生，私下加入國共兩黨的數目亦相當多。積極參與國事的結果，使南開受到當局的密切注意。民國十六年四月，「革命軍北進甚速，津埠無形戒嚴，本校受地方當局嚴重監視，頗形恐慌。」[63]至於南開由張校長帶頭抗日的情形，已如前述，更是全國聞名。
自由地研究高深的學問
中國近代開辦新式大學，本來是為了達到救亡圖存的目的，不免從一開始便帶著強烈的實用主義的傾向。變法維新時期全國學堂教育的指導思想為中體西用說，除了實用的西學外，還應有以傳統學術文化為體的教育。然而甲午戰後，一般有志學人多痛感舊文化有著許多的問題，眼前迫切的要務應在於學習新法。傳統的漢學此時已走到一個為人厭棄的境地，新的中國式的學術路徑又未曾開啟出來。所謂「中學為體」到底為何物，張之洞本人的勸學篇也並不能給人以滿意的答案。至於康有為所提倡的宋學、今文經學，以及當時開始流行的佛學，也同樣不能解決中國學術所面臨的現代挑戰。傳統的學問既然尚無出路，所謂中學為體只好落空。中國積弊已久，值此中西大交通之際，時代精神的大趨向本將以學習西方事物為主，中學為體之說既成門面與空談，學者更將傾慕西學。所以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五月，軍機大臣及總理衙門王大臣於議覆京師大學堂章程時，首先檢討近年各省所設學堂，便指出各地學堂：「雖名為中西兼習，實則有西而無中，且有西文而無西學。各省學堂既以洋務為主義，即以中學為具文。義理之學固不講究，經史掌故亦未嘗厝意，浮慕西學而無心得，徒增習氣而有餘，」[64]這也成為各省學堂因而不能成就真正的人才的主要原因。這種情況，其實一直延續到民國初年。中國學術界在缺乏自己的真精神的情況下，只能培養出一些「浮慕西學而無心得，徒增習氣」的人。
這種情形，要到了蔡元培先生才有了重大的改變。而蔡先生的作法則是引進西方現代大學的學術精神，以自由地研究學問為大學的精神命脈，以追求「高深的學問」為大學的第一天職。從此之後中國的大學才脫離了狹隘的實用主義，而開始有了自己可大可久的真正嚮往。中國的大學從此才有其屬於大學的真生命（否則與專科或職業學校無殊）。從蔡元培出長北京大學開始，中國的大學教育有了旋乾轉坤的大變革。這是中國大學近現代教育史上最值得大書特書的一件事。而蔡先生於國事蜩螗之際，竟然能夠始終堅持大學應有之理念，於今思之，尤其令人無限感佩。
然而蔡先生所引進的學術精神到底是西方文化悠久歷史的產物，不易與中國的土壤配合。橘越於淮而為枳，這種以追求真理與學問為第一義的態度，在中國的土地上也只綻放於一時一地。北大的學生畢業後對學術與真理就未必能堅持，北大之外的各校對於西方學術精神的體會就更為膚淺。現實的考量通常壓過了長遠的，有學術基礎的考量。國共鬥爭轉激烈之後，一般知識份子的注意力多轉移到救國的政治問題之上。民國十七年北伐成功，國民黨更是企圖全面控制學術思想。民國三十八年之後，國共兩黨在海峽兩岸對於學術的操控又更趨嚴厲而徹底。而台灣在解嚴之後，學術界一則仍舊沒有自己的真精神，二則又仍然時時受到政治的干涉與影響。中國的學術界要找到自己的出路，尚有待努力。民初人士的為其理想的奮鬥雖不足以根本地解決問題，卻仍然對我們有很多的啟發。
一、. 以研究學問為大學的精神命脈
1. 追求高深的學問及純粹的學理
蔡元培初至北大時，北大的情形是：
北京大學的學生，是從京師大學堂「老爺」式學生嬗繼下來（初辦時所收學生都是京官，所以學生都被稱為老爺，而監督及教員都被稱為中堂或大人）。他們的目的，不但在畢業，而尤重在畢業以後的出路。[65]
蔡先生對這種升官、科舉、與實用主義企圖作全面的改革。他心目中理想大學的藍圖則取自在西方造成現代大學教育革命的德國大學：他說：
中國始辦新式大學。初辦大學時，注重養成有用人才。兄弟在德、法較久，深悉德、法學制，故亦注重研究學問。[66]
竊查歐洲各國高等教育之編制，以德意志為善。[67]
他從一種歷史的眼光注意到大學演化的通則與進步的關鍵：
二十年中校制之沿革，乃頗與德國大學相類。蓋德國初立大學時，本以神學、法學、醫學三科為主，以其應用最廣。而所謂哲學者，包有吾校文、理兩科及法科中政治、經濟等學，實為前三科之預備科。蓋興學之初，目光短淺，重實用而輕學理，人情大抵如此也。十八世紀以後，學問家輩出，學理一方面逐漸發達。於是哲學一科，遂駕於其他三科之上，，而為大學中最重要之部分。近年弗朗福脫新設之大學，遂不設神學科矣。[68]
德國大學之所以能對全世界的現代大學教育產生革命性的影響，正是因為新式的德國大學以研究學問，追求真理為其最主要的任務，突破了「實用主義」的限制。蔡元培在他留德期間，「對比較著名的大學，如柏林大學、門興大學及來比錫大學，留有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對大學的觀念，無疑地深受十九世紀初期建立柏林大學的馮波德（Silbelm Von Humboldt ）和柏林大學那時代若干大學者的影響。」[69]從此而有他以「研究高深學問」為大學之宗旨的構想。
蔡先生希望大學的師生「不但是求有學問的，還要求於學問上很有研究的興趣，並能引起學生的研究興趣的。不但世界的科學取最新的學說，就是我們本國固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來整理他。」[70]而他引導學校師生對研究學問的志趣，又分為幾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有關學校宗旨的闡揚。民國十一年時，蔡元培先生到北大已進入第六年，他說：「本校的宗旨，每年開學時候總說一遍，就是『為學問而求學問。』[71]其中又以民國六年蔡先生第一次主持北大的開學典禮的講話，最引起普遍的注意與反響：
諸君來此求學，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與否，必先知大學之性質。今人肄業專門學校，學成任事，此固勢所必然。而在大學則不然，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敗，以求學于此者，皆有做官發財思想，故畢業預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甚者少，入理科者尤少，蓋以法科為干祿之終南捷徑也。因做官心熱，對于教員，則不問其學問之淺深，惟問其官階之大小。官階大者，特別歡迎，蓋為將來畢業有人提攜也。[72]
一番話直指當時教育界的要害，並提出鮮明偉大的新理想。這正是蔡元培之所以為蔡元培的地方。對此主題，他在每年的開學式都曾用不同的語詞加以表達。如民國六年是「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民國七年是「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不可視為養成資格之所，亦不可視為販賣知識之所。」、民國八年是「大學並不是販賣畢業文憑的機關，也不是灌輸固定知識的機關，而是研究學理的機關。」、民國九年是「本校也就循這種方針，定了幾種辦法……以上各種設施都為便於學生研究學問起見。」、民國十年是「大學學生，本為研究學問而來，不要誤認這學問機關為職業教育機關。」、民國十一年是「本校的宗旨：就是為學問而求學問。」[73]使得北大的宗旨從開學的第一天便深深地刻印在學生的心中。
2. 分開學與術
為了達成以「研究高深學問」為大學之宗旨的目標，蔡元培首先提出以研究純粹學理的文理科應當為大學的主體，應用與技術學科應併入專科學校，不屬於大學。強調學與術有根本上的不同，應當分開：
學與術雖關係至為密切﹐而習之者旨趨不同。文、理，學也。雖亦有間接之應用﹐而治此者以研究真理為的，終身以之。所兼營者，不過教授者著述之業﹐不出學理範圍。法、商、醫、工，術也。直接應用，治此者雖亦可有永久研究之興趣﹐而及一程度﹐不可不服務於社會；轉以服務時之所經驗﹐促其術之進步。與治學者之極深研議﹐不相侔也。[74]
他於民國初年時也曾認為學與術可以相輔相成，應當放在同一個高等教育的機構中：
鄙人初意以學為基本﹐術為支幹﹐不可不求其相應。故民國元年修改學制時﹐主張設法、商等科者﹐不可不兼設文科。設醫、農、工科各者﹐不可不兼設理科。[75]
然而其實踐的結果發現「國人重術而輕學」，學科與術科同在一校，反而使研究純學理的科系，不受重視，並且染上了「專以陞官發財為的」的陋習：
六年以來，除國立北京大學外，其他公立、私立者，多為法、商等科。間亦兼設法科、工科，均無議及文、理二科者。足為吾國人重術而輕學之證。至於兼設文、理、法、工、商各科之北京大學，則又以吾國人科舉之毒太深，陞官發財之興味本易傳染，故文、理諸生亦漸漬於法、商各科之陋習(治法、工、商者，本亦可有學術上之興會，其專以陞官發財為的者，本是陋習）。而全校之風氣，不易澄清。[76]
於是，他提出了「學」「術」分校之議，研究純粹學理的稱大學，學習應用科目的稱「高等專門學校」。結果卻因名號之爭而產生了困難。[77]最後他採用的辦法是仍然堅持學科與術科分校，然而不再堅持研習術科的學校應稱之為「高等專門學校」，「而持一切皆為大學之說」。於是有他的「以文、理兩科為普通大學，而其他各科別稱某科大學之主張」。[78]這一條無異議被教育部接受，逐步實行到全國。而北大就是要設計成一個專重文、理兩科的普通大學。[79]北大評議會議也接受了蔡先生的設計，決定擴張文理兩科，謀求法科獨立、併商科入法科，並截止工科。除了法科尚未能如願裁撤外，事實上已與蔡氏的理想─「以後北京大學只辦文、理兩科，其餘各科，均取收縮主義」，非常符合。[80] 蔡先生的改革，真是所謂的大手筆，需要有各種的條件配合，而為今日之人所絕對不敢夢想。
3. 培養研究風氣─師生共同投入研究
為達到以「追求高深學問」為大學天職的目標，蔡先生「自入北大以後，乃計議整頓北大的辦法」，他說：「第一我擬辦的是設立研究所，作為教授、留校畢業生與高年級學生的研究機關。」[81]蔡元培曾詳論大學應設各科研究所的理由：
一、大學無研究院，則教員易陷於抄發講義不求進步之陋習，……除一二傑出之教員外，其普通者，將專己守殘，，不復為進一步之探求，或在各校兼課，至每星期任三十餘時之教課者亦有之。為學生模範之教員尚且如此，則學風可知矣。二、大學畢業生除留學外，無更求深造之機會。三、未畢業之高級生，無自由研究之機會。[82]
他心目中的研究所是要將老師、研究生、與高年級生結合在一起，而將研究學問的風氣貫徹到全校每一角落的機構。蔡先生是當時極少數有世界性的學術觀念的人，他說：「現世界之學術，日新月異，大學教授須年年用功，傳授新學；學生亦然。以此讀書最為重要。」[83]較之當時抱殘守缺或浮慕西學之輩，其高下不可以道里計。
在表面的制度上，民國大學的研究院承襲著清末的「通儒院」。蔡元培先生也曾說過：「清季的學制，於大學上，有一通儒院，為大學畢業生研究之所。我於大學令中改名為大學院，即在大學中，分設各種研究所，並規定大學高級生必須入所研究，俟所研究的問題解決後，始能畢業（此仿德國大學制）。但是各大學未能實行。」[84]然而通儒院所承襲的是儒家崇尚「通人大儒」經理天下國家的傳統理想，蔡先生所學習的是德國先專精後兼通的研究制度，此兩者在學術觀念上，實有相當的差異。更何況「通儒院」雖設計為京師大學堂本科畢業後研究之用，其實並未實施。近現代中國正式成立的研究所，無論精神上與實質上均始於民國七年北京大學的研究所。而同時，「現代中國的有獨立而且相當完備的研究院，則始於十六七年（一九二七─二八）中央研究院。北大研究所與中央研究院皆為先生所開創與主持，而有成績表現者。」[85]蔡元培先生對我國學術研究的貢獻之大，由此可見一般。
北大的研究所在一開始目標與氣魄便十分遠大，希望從事研究學術、研究教授法、編各級學校教科書、鉤沈中國舊學、 審定譯名、譯述名著、介紹新書、徵集通訊研究員、發行雜誌、懸賞徵文等工作。[86]蔡先生同時又提出研究所的門類宜廣，以免部份的教員與學生因無研究的機會而失望。所以從一開始北大研究所而門類便已相當完善。[87]其研究所的主任教員則均為一時學術界的俊彥，一言一行均繫全國之觀瞻。[88]而除了各學門的研究所外，蔡先生另外又提出以研究員為主體的獨立研究院的構想。[89]其對於研究工作之重視，對研究員之尊重，與對於研究機構組織問題之見解，均令人佩服。也難怪當時的師生們，對於蔡先生似乎都有無限的景仰。顧頡剛先生論及先生初創北大研究所的特色時說道：
那時國立大學只有一個，許多人眼光裏已覺得這是最高學府，不能再高了；但蔡先生還要在大學之上辦研究所，請了許多專家來作研究導師，勸畢業生再入所作研究生，三四年級學生有志深造的亦得入所，常常開會討論學問上的問題。這麼一來，又使大學生們感覺到在課本之外，還有需要自己研究的學問。……國文研究所中又大買起詞曲書來，……竟新得出乎我們意想之外。[90]
這種精神上的啟發與學術新路向的開拓，對於北大的學生而言，其受益是終生不盡的。而蔡先生最大的貢獻，正是在中國學術界已走入一種深沈的困境中時，輸入西方學術的精神，使得學術文化界重新獲得了生命與活力。
為達到研究高深學問的目的，蔡先生於民國六年一進北大，「首先即淘汰無學識之華洋教員」，[91]並「延聘純粹之學問家」，以端正大學應有之趨向。[92]他就任後的第一個月即公布「北京大學教員擔任教科鐘點辦法」，杜絕了教員們想要升官發財的心。[93]而後再進一步的淘汰不合格的教員，其中包括向來無人敢惹的洋教員，甚至因此而引起外國公使的干涉也無所畏懼。
蔡先生另外的一個鼓勵研究風氣的措施是出版可供教授研究成果發表的刊物。[94]北大在民國六年十一月十日首先發行了《北京大學日刊》。然而《日刊》篇幅無多，所以從民國八年一月又開發行《北京大學月刊》。[95]而此月刊實有非常崇高偉大的理想，絕非一般之學術刊物所能及。蔡先生在發刊詞中說：「所謂大學者，非僅為多數學生按時授課，造成一畢業生之資格而已也，實以是為共同研究學術之機關。研究也者，非徒輸入歐化，而必於歐化之中為更進之發明；非徒保存國粹，而必以科學方法，揭國粹之真相。」[96]中國的設備與圖書雖遠不能與外國相比，然而較之於周秦學者，或笛卡爾、牛頓的時代則並不差。「苟吾人不以此自餒，利用簡單之設備、短少之時間，以從事於研究，要必有幾許之新義，可以貢獻於吾國之學者，若世界之學者。」[97]我國向來的學子「承舉子、文人之舊習，雖有少數高材生知以科學為單純之目的，而大多數或以學校為科舉，但能教室聽講，年考及格，有取得畢業證書之資格，則他無所求；或以學校為書院，媛媛姝姝，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於是治文學者，恆蔑視科學，而不知近世文學，全以科學為基礎；治一國文學者，恆不肯兼涉他國，不知文學之進步，亦有資於比較；治自然科學者，局守一門，而不肯稍涉哲學，而不知哲學即科學之歸宿，其中如自然哲學一部，尤為科學家所需要；治哲學者，以能讀古書為足用，不耐煩於科學之實驗，而不知哲學之基礎不外科學，即最超然之玄學，亦不能與科學全無關係。有《月刊》以網羅各方面之學說，庶學者讀之，而於專精之餘，旁涉種種有關係之學理，庶有以祛其偏狹之意見，而且對於同校之教員及學生，皆有交換知識之機會，而不至於隔閡矣。」[98]其目標第一在於鼓勵研究風氣，以貢獻於本國與世界，而同時希望學者們能透過此綜合性的刊物，彼此交換知識，擴大視野。其所論有關現代各種學術本來互相發明一段，尤其表現出蔡先生對於世界學術所具有的一種通博的眼光，深遠的視野。北大月刊，正是建立在這一種真正的通識之上。若非如此，各行的學者必然各行其是，一盤散沙，缺乏一種整體的學術精神，更無法互相刺激影響。中國近代大學的學術創造力之遠不如西方大學者，正在此一點。而唯有蔡校長主政時期的北大，其精神與創造力庶乎近之。
為了獎勵研究風氣，北大又聘請西洋印度頂尖的學者來北大講學：「如美國的杜威、英國的羅素、德國的杜里斯、印度的泰戈爾」[99]，以及「社會學者維勃里爾、數學家班樂衛、教育史家孟祿、詩人泰戈爾、地質學家葛利普……等到校講演。」[100]。這些都是當時世界學術思想界的領袖人物，所以他們的來華，對於學術文化有深遠的影響，而北大的研究精神，亦自然為之提高。當時如哲學系：「集中全國有名的學者于北大，多注重哲學系的功課。而當時北大學生入哲學系，更要從新入系考試，可知當時北大對哲學系的重視。研究的精神，自是北大所固有，研究的行動，在師生共同組織的北大哲學會而當時教授充實，功課完備，為北大哲學系的全盛時代。其教授如胡適、梁漱溟、熊十力、陳大齊、徐炳昶、張頤、陶孟和、蔣夢麟……及蔡校長自己。」[101]不僅是哲學系，其他如歷史系、國文系都在相當短的時間內有重大而且往往是開創性的研究成果。傳統學術文化的深根厚柢在新的學術精神的刺激下，開放出燦爛的花朵，這誠可謂是北大的黃金時代。
在這種強烈的研究風氣之下，北大教授的一言一行，北大校政的一舉一動，常為全國所矚目。各方面的人士都感受到了北大正帶領著全中國的文化向一個未知的新境界邁進，所以北大的教室中常擠滿了來自社會各界的人士。[102]北大教授所選用的教科書，所編的講義為全國學子引為學習的津樑。而北大教授的著作更往往風行全國。而這一切，都源出於蔡校長以「研究高深學問」為大學之宗旨的理念。
二、. 堅持學術與教育自由
蔡先生對於現代中國學術與教育之另一大貢獻便是他所堅持的自由主義，前述的研究高深學問的宗旨，也只有在自由主義的基礎上，才能開花結果。蔡先生的自由主義，非如一般人之人云亦云，而有其深刻的學術基礎與極高明的文化見解。因此才能在國勢動盪，群言龐雜、各種政治、社會的壓力紛至的情形之下，依然堅持到底。以下當從學術自由的理念，學術與教育不接受外力干預、教授治校、以自由的理念培養學生主動研究的興趣等四個方面，分敘其自由主義的理念。
1. 學術自由的理念
蔡先生對於學術自由的信念，來自於他對西方與中國學術發展的理解，他深知只有當學者可以自由研究時，學術才能得到高度的發展，各種衝突才能得到更高的綜合與相輔相成之益。而中國當中西交會之際，若不能大其心胸以兼容並收之，必然不能因應此千古未有之大變局。所以他說：
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禮記》《中庸》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如人身然，官體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剛柔也，若相反而實相成。[103]
而他在當時提出這種兼容並收的作法，必須對抗來自當時學術文化界的各種強力批評。蔡先生自己記道：
吾國承數千年學術專制之積習，常好以見聞所及，持一孔之論。聞吾校有近世文學一科，兼治宋、元以後之小說、曲本，則以為排斥舊文學，而不知周、秦、兩漢文學，六朝文學，唐、宋文學，其講座固在也；聞吾校之倫理學，用歐、美學說，則以為廢棄國粹，而不知哲學門中，於周、秦諸子，宋、元道學，固亦為專精之研究也；......論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則深以為怪。今有《月刊》以宣布各方面之意見，則校外讀者，當亦能知吾校兼容並收之主義，而不至以一道同風之舊見相繩矣！[104]
各方面的批評，使他必須一再地向國人說明他辦學的原則。此因國人自秦漢以下數千年，凡言學術必有所謂「宗主」之問題，似乎不如此則學問未造極境。前人之所以如此，固然有其政治與文化上之特殊背景。[105]而蔡先生在當時能犯眾人之疑怒而推行其理想，可見他的學術與文化見解實有遠過於時人之處。
基於這種兼容並收，學術自由的理念，蔡先生才得以網羅新舊派第一流的人才於一爐，彼此互相激盪，開放出燦爛的花朵。蔣夢麟先生記道：
他在北京大學時，倡導學術自由，為中國學術界開創了一個新的方向。這個主張，雖受希臘哲學家講學自由的影響，但根本上還是從中國儒家「道並行而不相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的原則推演出來的。他在北京大學校長任內，網羅全國各式各樣的人才。......自從這個學術自由的種子播下之後，中國近代學術界便開出了一朵燦爛奇葩。各種思想都從這個種子而萌芽茁長。[106]
蔣先生稱「學術自由」為種子，然後說「各種思想都從這個種子而萌芽茁長」，確實是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這種兼容並收的「學術自由」之重要性。另外蔡尚思說：
先生對於教員的聘請，更抱人才主義，只問學問、能力；而不問思想、派別、年齡、資格、國籍：（一）不問思想派別；（1）就政黨言：帝制復辟派，有劉師培（主帝制），辜湯生（主復辟）等；國民黨，有先生及王寵惠等；共產黨，有李大釗、陳獨秀等；無政府主義派，有李煜瀛等。（2）就哲學言：傾向封建哲學與信孔者，有辜湯生、梁漱溟等；傾向資本主義哲學與反孔者，有胡適等；傾向社會主義哲學與反孔者，有李大釗、陳獨秀等；此外尚有吳虞等，亦為反孔派之代表。（3）就史學言：信古派，有陳漢章等；疑古派，有錢玄同、胡適、沈尹默等；甲骨考古派有王國維等；唯物史觀派有李大釗等。（4）就文學言：文言派，有黃侃、陳介石、劉師培、林捐等；改良派，有朱希祖等；白話派，有胡適、陳獨秀、周作人、魯迅、劉復等。（5）就語言文字學言：舊派有黃侃等，新派有錢玄同、劉復等。（6）就經學言：今文學派，有崔適等；古文學派，有陳漢章等。要之：新派以陳、胡為領首；舊派以劉師培、黃侃等為領首。（二）不問年齡：在當時教員中，自二十多歲的青年（如胡適、梁漱溟等）到白髮老翁（如崔適等）都有，都被先生一樣敬禮；那裏有現代一般大學對於教員的只問年齡的高下，而不問學問的有無呢？……（三）不問資格：如從舊時代的進士，新時代的博士，到新舊任何資格都有沒有的人，都被先生一樣敬禮；那裏有現代一般大學對於教員的只問學位的高下，而不問學問的有無呢？ ……（四）不問國籍：如當時北大各科都有幾個外國教員，都是託中國駐外使館或外國駐華使館介紹的，學問未必都好；而來校既久，看了中國教員的闌珊，也跟了闌珊起來。先生斟酌了一番，辭退幾人，都按著合同上的條件辦的。[107]
帝制復辟派、國民黨、共產黨、無政府主義派彼此之間常如同水火。史學中的信古派與疑古派、文學中的文言派與白話派、語言文字學中的好古派與廢漢文派、以及經學中的今文、古文派彼此尤多怨嫌。至於就整體文化與學術而言的新派與舊派，更是常有勢不兩立之態。然而蔡先生一律兼容並收。年齡、資格、學位向來為人當作所謂「客觀」的標準，而蔡先生在「學術第一」的理念之下，亦不予重視。外國或勢力團體的壓力為人人所畏懼，而先生亦絕不使其破壞學術至上的原則。這種「抱人才主義，只問學問、能力；而不問思想、派別、年齡、資格、國籍」的態度，若非主事者有博大的胸襟，深遠的學識，高貴的品格與崇高的聲望，則絕對無法做到。以之與今日我國許多大學用人的方式相較，實在令人汗顏。
蔡先生的原則是：「循『思想自由』原則，……無論為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108]對於教授們在校外的言行，「悉聽自由，本校從不過問，亦不能代負責任。」[109]然而這種作法不僅在學術文化界，也同時在政治上也給蔡先生帶來很大的壓力。他於民國八年五四運動後強烈抗議道：
我絕對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學校長：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學的通例。......。北京大學，向來受舊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進去了，想稍稍開點風氣，請了幾個比較的有點新思想的人，提倡點新的學理，......那知道舊的一方面，看了這點半新的，就算「洪水猛獸」一樣了。又不能用正當的辯論法來辯論，鬼鬼祟祟，想借著強權來干涉。於是教育部來干涉了，國務院來干涉了，甚而什麼參議院也來干涉了，世界有這種不自由的大學麼？還要我去充這種大學的校長麼？[110]
在中國，堅持學術自由的校長難為，由此可見。在下一節中，我們將進一步來看蔡先生如何來對抗各方面來的具體壓力。
2. 學術與教育不接受外力干預
蔡先生為了推行其學術自由的理念，不惜對抗本國與西方的政府。民國六年三月，蔡先生在重組北大教授群時，即決定停聘外國教師多名，卻因此遭受英籍教員克德來及燕瑞博等的控告。[111]照中國當時的慣例，一碰到洋人的事，大家只有退避三舍。而蔡校長依然堅持。結果這些洋教員請出英國公使，這在當時已經是極大的威脅了。蔡先生的作法則是：「有一英國教員竟要求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來同我談判，我不答應。朱爾典出去後，說：『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長的了』，我也一笑置之。」[112]為了此事蔡先生還必須分別覆函給外交總長、教育部及外交部的詢問，可見當時所受壓力之大。[113]
另外在新文化運動期間，保守派人士對蔡先生「縱容」北大師生自由批評古人並昌言新思想也非常不滿。民國八年三月公言報根據林琴南函，發表「請看北京學界思潮變遷之近狀」一文，便認為「北京大學新舊派之對峙，且互相攻訐，尤對新派之『覆孔孟、剷倫常』，深引為憂。」[114]為了此事以及想並而起的風波，蔡先生特別致函公言報與林琴南，以及教育總長傅增湘，辨明北大兼容並包及思想自由的原則。然而外界仍不甚諒解，最後且於四月間勞駕「北京政府總統徐世昌邀請蔡氏及教育界人士二十餘人，進行勸說」，以調停此次爭端。[115]
此外因為學生常常舉行政治示威，蔡先生更因此而受到極大的政治壓力。民國七年五月，學生因反對北京政府與日本訂立「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乃發動二千餘人的大遊行遊行，要求廢約。蔡校長為此「引咎辭職」，並獲慰留。[116]民國八年的五四運動期，保守派與當局都以為這是北大過度維新與自由所引起的動亂，蔡先生也屢次接到消息說當局有「焚燒大學、暗殺校長」的計畫。蔡先生之所以南下與辭職，其用意均在減輕學生與學校的壓力。他同時於六月十五日以愛孑民者的名義發表「（一）我絕對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長（二）我絕對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學校長」的宣言。其維護學術與教育自由的大無畏精神，昭昭然於天壤之間。翌年一月，北京學生因為了山東問題，堅決主張拒絕與日本直接交涉，並且為了響應天津學生「一二九」遊行，於一月三十一日舉行萬餘人大遊行。二月四日又再次集會於前門一帶，遊行演講。五月一日學生為山東問題，又再行罷課。為此蔡校長與國務院及教育部之間的關係都相當緊張。[117]當政者十分明白，新派思想與自由教育正是革命運動的源頭，蔡校長在武人專政的情形之下仍能堅持學術與教育自由的理念，實為不易。
自從北大帶起了新文化運動與五四愛國群眾運動的風潮之後，各校對於政府也都勇於作進一步的抗爭。其中如北洋大學的拒絕由省長委派大學校長事件：
民國十年趙天麟校長辭職，曹錕之弟曹銳時任河北省長，竟以省長名義擅派校長馮熙運繼任。校內外同學，僉以國立大學校長，不應由省長委派，認曹氏此舉，乃軍閥作風，於是煽起校內維護校格風潮，旋經教育部之調處而中止。馮氏維持至十三年秋去職，乃由部派劉振華氏繼任。[118]
也充分表現出拒絕政府不當干涉的勇氣。
3. 尊重教授與教授治校
重視學術的第一個具體的表現便是尊重負擔著學術甚至文化發展之使命的教授先生。教授之當尊及學術自由之不可侵犯，正因學術工作之盛衰將左右文化與國家的發展。同時學術自由不能只靠少數卓越領導者支持，有了一批夠水準的教授之後，便可以推行「教授治校」的理念，使學術自由有一個制度化的基礎。蔡先生在北大正是循著這樣的一條路線去推動他「學問第一」，「學術自由第一」的理想。
蔡先生在北大辦學時，不僅自己不遺餘力地從全國各地訪羅英才，同時也不斷和教授乃至學生們共同研究「怎樣使全國有名的學者，集中到北大來」。[119]而蔡先生對於教授們，只要有真才實學，無論何種黨派、思想、學歷資格、年齡均一併禮重，絕不干涉其自由，這正是他對於學術及「學者之所以為學者之處」的最大尊重。也正因如此，北大才能納全國的英才於一爐。
蔡先生不僅禮賢下士，對不合格的教員則逕于辭退，以維護學校的品質。然而北大對於合格的教師，則訂出制度性的的保障。[120]同時對於開課問題，蔡先生提出：「各教授應擔任何項功課，應由該系教授會開會，公同商定。一經商定後，應始終令其擔任。即欲變更，亦須再行開會議決。」[121]用意均在於使教師感受到受到校方的尊重，而得以安心、自由並積極地研究教學與穩定地開課。
為了使學術自由有一個制度化的基礎，蔡先生並積極推行「教授治校」的理念。這其實是他很早便有的理想。他於民國元年教育總長任內，所手擬並公布的大學令，已明定大學應設置評議會及各科教授會，可惜各校並未實施。蔡先生長北大後，雖然位高望崇，卻「不希望校長大權獨攬，想仿行德國大學『教授治校』制度，以『諸教授為各種辦事機關的中心點』[122]、『謀以專門學者為北大主體』[123]，將學校各種重要組織之職位讓學有專長之教授擔任」。[124]於是他「便把從前的規定付諸實行，先設評議會，給多數教授的代表，議決立法方面的事，又恢復學長的權限，給他們分任行政方面的事。但校長與學長仍是少數，所以第二步是組織各門教授會。民國八年，為配合學系制，亦廢除各科學長，設教務長一人。由各系主任公推一人擔任，並成立教務會議。同年九月二十日，他在回任北京大學校長全體學生歡迎會上演說，更宣布『將來更要組織行政會議，把教務以外的事物，均取合議制。並要按事務性質，組織各種委員會，來研討各種事物。』」[125]而後來，「他也確實用心推動該類新組織的成立，到民國九年九月，不但北大評議會、教授會、教務會議、行政會議、總務處均已正式成立，就是新成立的組織委員會、聘任委員會、預算委員會及圖書館委員會都已經辦得很有成效。」[126]北大同時設立各系教授會，「每月至少開會一次。凡本系科目之增減，應開教授會議決，不能由主任或教務長一人決定。」[127]因此蔡先生長校數年之間，雖然因政治環境關係在校之時少而離校之時反多，「其離校之時校務不但不陷停滯，且能依照計劃以進行者，則以先生已樹立評議會及各種委員會等之制度。」[128]
除了北大之外，當時各個大學乃至各中小學，深受中國傳統看重讀書人的影響，對於教師都極為尊重。只是北大除了本於傳統地看重讀書人外，還特別加上因重視「學術自由」而尊重學者的現代精神。而當時，除了北大，南開學校亦有「思想自由」的風氣，而頗受蔡先生的稱道。[129]張校長為一敦厚長者，對於學者極為禮重，所以能以較他校為低的薪水，請得優秀的教授：[130]其中如「大學文學院的凌冰、徐謨、蔣廷黻、李濟、蕭公權、張彭春等先生：理學院的邱宗月、饒毓泰、姜立夫、李繼侗等先生；經濟學院的何廉、李道南、方顯廷、姚崧齡、李卓敏等先生，都是一時之選。」[131]另外如北洋對教授的禮遇亦優。[132]使得「不少同學對執教北洋曾經有過臨淵羨魚之感。」[133]然而南開與北洋的辦學精神，偏重在救國、務實、踏實、人格教育、嚴格教學等，對於學術自由、教授治校等理念，卻並無系統性的發揮。
4. 培養學生主動研究的興趣
自由主義的精義不僅是堅持師生學術研究的自由，而更要鼓勵大學生自由學習與研究，以開發他們的天賦智慧，與研究學問的興趣。而在北大，為了給予學生們更多自由學習研究的機會，養成民主時代的新人物，乃廢除年級制採用選科制。蔡先生對此有明確的解說：
平等者，破除階級而決非消滅個性。從前行階級制度教育時，重在一級中絕對平等，如美國教育會所舉德國教育之劣點。……既破壞階級制度，則即當解放個人之束縛，而一任其自由發展。蓋世界為有機的組織，有特長者不可強屈之以普通。世界有進化的原則，有天才者尤當利用之以為先導。此後新教育，必將漸改年級制而為選科制。又如美國普通學校之大組織與二重學年制，亦漸近選科制，而可以採用者也。[134]
人的天才與特長必須要有自由才能發展，不能以假平等抹殺人的個性。而舊式教育的問題，正在於不給人思想的自由，抹殺人的個性。[135]同時在實際的授課上，他也發現年級制有：「使銳進者無可見長，而留級者每因數種課程之不及格，須全部復習，興味毫無，遂有在教室中瞌睡偷閱他書及時時曠課」[136]的流弊。並且「學校內科目繁多，無研究餘地」[137]，使人無研究興趣。而同時北大「教員中有自美國留學回者，力言美國學校單位制之善」，於是便「提議改年級制為單位制。」[138]民國六年十月，教育部召開在京各高級學校代表會議修改大學規程時，北京大學文科便「提出大學廢去年級制，採用選科制議案，當經與會諸代表通過。其後教育部徵集改定大學課程，即本此記劃。」[139]而北大從民國八年起，便正式仿美國大學辦法，改採選科制及學系制。[140]其實施的情況則為：
祇有一個人選的功課，即為其開一班，如是者有六班之多，是一個人開一班的。所有功課，課室開放，任何人都可以旁聽。……又有不上課的先生，一樣的支薪，可是許多學生到他家裏來問學。更有不上課的學生，祇要他用功，一樣可以參加學校的期考。這種以學問為主題，以學生的學業為對象，這就是北大精神的表現。[141]
對學生非常放任，充分的鼓舞了好學的同學的研究與學習的興趣，養成了不少天才型的人物。然而，對於不能自動自發的學生，此制度也不免有流弊。[142]而蔡先生也同意北大與一般的大學不同，較適合能自動用功的優秀學生。
三、. 向一流大學看齊嚴格要求學業的品質
北大蔡校長學識深邃，目光遠大，辦學的理念深得現代大學的精髓，而為他校所遠遠不及。然而民初全國主要大學，感於國難事變，亦多力爭上游。北大崛起後，各校深受影響與刺激，更是力圖改進，成就往往不凡。北洋，南開均為其中之佼佼者。二校均以嚴謹篤實著稱，其特色在於「向西方一流大學看齊，嚴格要求學業的品質」，教學方式雖較保守，學術水平則甚高。
北洋的「開山老祖」是美人丁家立博士。[143]其課程標準，從開始便既相仿於美國哈佛、耶魯等名校。所以「畢業生自第一屆起，即可逕入美國各著名大學之研究院。」[144]校內「課本是原文的，教授用英文，答卷用英文，到處是英文。」[145]其工科教授「幾盡為美籍名工程學者」[146]，文法科則兼用國內知名新派學者。[147]而學生「幾全為南北各中學的前三名畢業生，在學業的爭競上頗不尋常。」[148]對課業與考試的要求則極嚴格。[149]而不僅考試嚴，平時要求更嚴：學生在「教室的座位，按照每年榜上的名次排列。」[150]好比台灣早期的一些中小學。民國八年以後「各地學潮頻起，本校教授督課不稍弛，儼然中流砥柱焉。」[151]其學風與北大之不同，顯然可見。
民國八年底創校的南開大學亦以督課嚴謹著稱，其情形已述於第二節。而南開與北洋不同的一個極大特點，除了南開風氣活潑外，便是南開的教授多為本國人，而學術研究風氣則非常濃厚。這固然受是了北大與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亦是張校長知人善任，禮賢下士，尊重學術與讀書人的結果。[152]南開雖小，確是一個研究風氣極佳，長於培養青年學者的地方。吳大猷先生說道：
我以為一個優良的大學，其必須條件之一，自然係優良的學者教師，但更高一層的理想，是能予有才能的人以適宜的學術環境，使其發展他的才能。從這觀點看，南開大學實有極高的成就。前第二節所略舉的教授，聘來時多初由外返國，然不數年即以教導後學，或從事研究，蔚成大師者名。（名繁，不備引）[153]
其成果由以下的統計可以略見：
民國三十七年中央研究院舉行第一屆院士選舉，首由各大學校院、專門學會、研究機構及學術界有資望人士，分科提名候選人，約四百餘人，繼由評議會審定候選人一百五十人，最後由評議會選出院士八十一人。此八十一人中有南開師生九人：姜立夫（數學）、陳省身（數學）、吳大猷（物理）、饒毓泰（物理）、殷宏章（生物）、湯用彤（哲學）、李濟（人類考古）、蕭公權（政治）、陶孟和（社會）。後在台灣，更有南開師生被選為院士者有蔣廷黻（歷史）、何廉（經濟）、錢思亮（化學）、梅貽琦（教育）四人。聯合報王震邦先生曾指出，中央研究院六任的院長，有兩位是受南開教育的人云。[154]
南開的愛國精神、人格教育使南開人在人生中勇猛前進，有為有守。而其重視學術與讀書人的態度，良好的校園研究環境，加上當時由北大帶領起來流行於全國的研究精神，使得南開人忠於學術。如此豐富的成果，洵非倖至。
發展通識教育
民初的大學雖然普遍地極為注重德、智、體、群兼修的全人格教育，一般卻不見得能注意到通識教育。德、智、體、群四育並重的全人格教育在近代中國之開始受人重視，其實是因為清末以來國家積弱不振，有識者乃希望用以德育陶鑄理想人格，以智育救其愚，以體育及文武合一的教育救中國人的弱，以群育救中國人的散與私，同時並以社團及課外活動培養學生自主、自治、自求上達的能力。這些基本上都是一種公民教育的理念，也繼承了儒家重視人格教育的傳統，從小學、初中、高中便應該一貫培養。大學教育中當然也應當注意四育並重，然而這並非大學教育的特質，也不應以其作為代表大學通識教育的理念。
大學通識教育的目的固然也在於培養一個完整的人。然而，他所針對的是受到高等教育，面對各種知識、信念之衝擊，與高度複雜與分化之生存環境之挑戰的知識份子。其重點在於如何使現代高度專業化的知識份子，如何對其複雜生存的處境有一個完整的瞭解，而能和各類的文化現象與產物（包括人類對於自然界的詮釋）有一良好的溝通，以建構其生命的意義。在此不斷與各類文化產物及周圍環境與相溝通時，大學生也可以學習到如何開發其各方面的能力，一則以尋找自己的特色，一則以培養應付各種事物的能力。在這樣一個開放的基礎上，理想的通識教育，則更可以進一步研討或嘗試傳授在一個高度複雜的世界中的安身立命之道。
正是因為現代的世界高度分化而複雜，各類文明的遺產太過豐富，通識教育的重點便在於提供一些瞭解這個世界的線索，否則必然流於瑣碎。這些線索必須有深厚的學術基礎，否則必然無法貫穿如此複雜的文明現象。然而這些線索又不宜一元化，因為一元化必定流於專斷與簡化。現代的各門學術，其實均提供了各具特色的可資瞭解這個世界的線索。而各門學術，又往往有其深層的相關性，可以分成人文、藝術、社會科學、物理、生物等幾大「基本學門」（以及一些跨基本學門或曰整合型的學科）。將學生們領入各「基本學門」的天地，介紹這些基本學門的重要前提、方法、與學說，正是幫助學生們瞭解這個複雜世界的最佳方法。而其中人文、藝術、社會科學等領域，因為和人的自我定義與生存經驗最直接相關，所以更應著重。
從這樣一種較嚴格的定義來看民初的「大學通識教育」，我們發現仍然只有蔡元培先生在北大的作為與觀念真正具有現代「通識教育」的意涵。其餘兩校，不過偶及而已。
. 北大的通識教育
蔡先生是個哲學家。所以他深知西方各種學術均源出於哲學之理。而哲學的現代化正是科學，所以他「在北京大學時主張一切學問當以科學為基礎。」對於科學與哲學二者所具有的通貫性意義，特別注重。[155]民國七年，他於制訂北大的象徵─校旗─時，對於人類學術的體系與北大治學理念的結構，特別作了一番詮釋：
我們現在所定的校旗，右邊是橫列的紅藍黃三色，左邊的縱列的白色，又於白色中間綴黑色的北大兩篆文，並環一黑圈：這是借作科學、哲學、玄學的符號。……大學是包容各種學問的機關，我們固然要研究各種科學，但不能就此滿足，所以研究融貫科學的哲學；但也不能就此滿足，所以又研究根據科學而又超絕科學的玄學。科學的範圍最廣，哲學是窄一點兒；玄學更窄一點兒。就分門研究說：研究科學的人最多，其次哲學，其次玄學。就一人經歷說：研究科學的時間最多，其次哲學，其次玄學。所以校旗上面，紅藍黃三色， （科學）所占的面積最大，白色（哲學）次之，黑色（玄學）又次之。這就是國立北京大學校旗所以用這幾種顏色，而這幾種色所占面積又不相同的緣故。[156]
蔡先生將一切科學分成研究現象、發生、系統等三方面事物的學問，所以用紅藍黃三色代表科學。而其所謂「哲學」指的是「把自然科學的公例貫串起來，演成普遍」；或「把自然科學的原理，應用到精神科學，又把各方面的原理，統統貫串起來」的學問。因此，「哲學可以算是科學的總和，我們現在用總和七色的白色來表示他。」[157]然而「人類求知的欲望，決不能以綜合哲學與實證哲學為滿足；必要侵入玄學的範圍。」[158]此處玄學指的是超越理性、運用直觀以探索宇宙最終本質的一種哲學，如當時歐洲所流行的柏格森(Henri Bergson)、伊倭堅（Rudolf C. Eucken)，與中國的道家、佛家思想。其特色是「不能用科學的概念證明，全要用玄學的直覺照到的就是了。所以我們用沒有顏色的黑來代表他。」[159]這種世紀初的
學術大分類的方式，有些已與今天的學術觀念不合，然而其中自有精義。以科學、哲學、玄學三種基本的學術分類來綜括人類一切學術，也深有理致。然而更重要的是蔡先生在此展現了一個偉大學者的宏偉的胸襟與見識。正是我們所追求的「通識教育」的一種典範。[160]而今台灣各大學，恐怕尚未曾有類似的學術格局與追求。
蔡先生的大學理念的第一重點是「認定大學是研究學理的機關，對於純粹學理的文理科，自當先作完全的建設。」[161]此處所謂的「純粹學理」，正是最具有通識意涵的，人類學術中各「基本學門的重要前提、方法、與學說」。此即蔡先生所強調的「普通大學」的宗旨。普通者，能普遍，能貫通是也。換言之，北大等「普通大學」所要培養的，正是能通達於人類文明創造的普遍原理、原則，而能貫通於各種文明現象的高級知識份子。其所謂研究高深的學問，也正是要研究各學門中，「能普遍、能貫通」的學理。此所以「普通大學」有別於「專科大學」與「職業學校」。而北大為此從一開始便企圖將術科及應用學科歸入其他大學，以便專心發展研究純粹學理的文理科。[162]所以那研究「普遍的原理」的哲學系，便成了學生們的第一志願，進去還要另外考試。這與我們今天因為各種學科過分專業化，工具化，技術化，學生們興趣狹窄而功利，而要提倡通識教育，正好成了反比。
在這種重視普遍學理與貫通精神的宗旨之下，蔡先生，如前所述，才於民國七年在倡議發行綜合性的「北大月刊」。在發刊詞中，蔡先生特別指出：吾國學子「治文學者，恆蔑視科學，而不知近世文學，全以科學為基礎；治一國文學者，恆不肯兼涉他國，不知文學之進步，亦有資於比較；治自然科學者，局守一門，而不肯稍涉哲學，而不知哲學即科學之歸宿，其中如自然哲學一部，尤為科學家所需要；治哲學者以能讀古書為足用，不耐煩於科學之實驗，而不知哲學之基礎不除外科學，即最超然之玄學，亦不能與科學全無關係。」[163]所要提倡的，正是一種通識精神。他並且指出，若無這種通識精神，各科的創造與進步，都將大為減低。這種見識，若非深通西方學術之精神及發展與近代學藝創造之奧秘，絕對無法提出，而恐怕至今仍然不為國人所瞭解。
基於這種求通的原則，蔡先生全盤調整科系的分類分組。早於民國六年十月，在專門以上各學校校長會議，蔡先生便提出「溝通文理，合為一科」的主張，以「融通文理兩科界限，使習文科者，不可不兼習理科中之某種，習理科者不可兼習文科之某種」。這是因為他發現：
文理分科之流弊，即文科之史學、文學，均與科學有關，而哲學則全以自然科學為基礎。乃文科學生，因與理科隔絕之故，直視自然科學為無用，遂不免流於空疏。理科各學，均與哲學有關，自然哲學，尤為自然科學之歸宿，乃理科學生，以與文科隔絕之故，遂視哲學為無用，而陷於機械的世界觀。又有幾種哲學，竟不能以文理分者，如地理學，包有地質、社會等學理。人類學，包有生物、心理、社會等學理。心理學，素隸於哲學；而應用物理、生理儀器及方法、進化學，為現代哲學之中樞，而以地質學、生物學為根底，彼此交錯之處甚多。故提議溝通文理，合為一科。[164]
以文科，尤其是哲學，與自然科學相關連，而文科中的哲學則為科學應有之歸宿。又有許多的學門，本來便兼含文理。這一番話的背後，包含了蔡先生對於整個西方學術源流與學術精神的瞭解，表現出他深刻的學養與廣博的知識。而其實際的作法則是：「（1）大學本科本舊規程中文、理兩科所列之科目，而益以其他各科之基礎科學，（例如醫科之解剖學、組織學等，編入生物學門；法科之國學、法理學等，編入社會學門）為大學本科。融通文、理兩科之界限：習文科各門者，不可不兼習理科中之某種（如習史學者兼習地質學；習哲學者兼習生物學）；習理科者，不可不兼習文科之某種（如哲學史、文明史之類）」[165]。
北大同時在學校組織上，「變通現有文、理兩科各設學長制。大學本科祇設學長一人，由大學教授會開全體大會選舉三人，由校長擇一人任之，任期為二年，可以連任。（附大學本科學科制法編章草從略）（2）分科大學於舊規程中所列舉之法、商、醫、農、工外，增設美術一門，兼授音樂、畫圖、雕刻、建築等美術。法科大學可專授法律；其政治學及經濟學各門，可並入大學本科。」大學本科只設學長（即後來之教務長）一人，其人必須兼通文理，而其目的便在於求得各門學問之相通，以表現人類學術本來之最高嚮往。希臘，羅馬、文藝復興、「科學革命」、與啟蒙時代、乃至浪漫主義的哲人之所追求本來如此。中國學問則向來重視通人之學。古人所學雖偏於人文與政治，然而所謂通人，亦需兼通天文、地理、數學、曆法、音律、象術，察於蟲魚鳥獸之名，明乎兵戰農桑百工之技，以達於天地生物之道，通乎萬物遷化之理。就其畢生學術的最高嚮往而言，蔡先生顯然同時際繼承了中西方的偉大傳統。其學術主張、學問分類乃至治學的方式的方式近於西方人，然而其問學的動力，學問的規模與嚮往則沿自中國古人。
上述之意見經「專門以上各學校校長會」通過，及教育調查會的贊成，由北京大學試辦。[166]民國八年之後，北大正式實施選科制與學系制，廢各科學長，設教務長一人，分大學本科為五組十七系。「本部第一年仍習共同科。到了第三年才習分組」，給予學生充分的時間接觸人類文明多方面的遺產，以開發自己的性向。[167]高年級雖分組，其各組亦力求其互通。學校基本上只分文、理兩大部，而以法科入文科部。然而並不稱文、理組，而稱一、二、三、四、五組。各組雖有所偏重，仍均須兼修文理學科。專精與兼通之間，得以平衡。[168]而到了「民國十二年，又把上述五組合併為三組。[169]至此而文、理、法哲三組的分類雖成型。然而只稱其為一組，二組，三組，各組仍須兼修文理之基礎科學。所以，「這個大學本科重組的新計劃，無形中即把文理法三科的界線及名目廢止，而蔡氏力主『文理互修，兼涉他科』以祛除學生專己守殘的理想亦得充分實現。」[170]這種文理兼重的教育，更加上同學們身處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受到古今中外各種學說的激盪，造就出一批又一批具有宏觀視野與博大胸懷的人才。一直到七、八○年代，五四所培養的一代都幾乎還在所有的領域裡面，主宰著中華民族的命運。這絕非偶然。
與蔡先生的宏偉抱負及學術眼光相比，其他學校的領導者，就不免遠為遜色。然而北大與蔡先生固然為全國大學教育的表率，南開的成就亦為卓然。這與南開重視通識教育亦有關：
伯苓先生在其手定之教育目標中，雖提出「充實科學設備」，「促進物質文明的發達」，但對於人文與科學並未偏廢。這可從先生特聘請國學大師章炳麟先生之再傳弟子長沙駱宏凱先生、梁任公、范文瀾先生等教文史；蔣廷黻先生、徐謨先生、李濟之先生等擔任政治、經濟、人類學等科目；樓光來先生任哲學；凌冰先生任心理學；何廉先生任經濟研究所主任等得到證明。上述諸先生，皆一時權威學者，無怪南開校友到社會上能在政治、經濟、法商、工礦各部門嶄露頭角了。 [171]
南開規模甚小，將這些文史、政治、經濟、人類、哲學、心理學與自然科學的第一流學者同聚一爐，彼此聲息相通，自然產生相激相盪的效果。這對學術研究與教育工作都有非常大的好處。南開能成為有名的培養青年學者及各種人才的大學，與此有密切的關係。然而南開成立於五四之後，初成立時分文、理、商三科，其辦學理念已深受北大之影響，卻又不純粹，亦無甚新發明。就「大學的理念的原型」之開創而言，其重要性遠不能與北大相比。而同時北洋大學自民國六年之後，已變成一個純工科的「專門大學」。雖仍依照教育部的規定，開設一些人文與藝術的課程，卻難有超然遠舉的通識理念。北洋後期的人物難與北大及南開相比，與此有莫大的關係。
北大自從民國六年蔡校長主政之後，風起雲湧，迅速地成為全國學術與文化的領導中心，並發動且展開了徹底改變現代中國之命運的「新文化運動」及「五四運動」。而其所以能如此的關鍵，一言以蔽之，正在蔡先生所提出的大學的理念。「研究高深的學問」，「純粹的學理」，「追求通貫的學識」，這些常被今人視為迂腐無用之見的理念，卻曾在最近的歷史上發生過無可比擬的，改變整個民族之命運的影響。這難道還不夠我們反省與深思嗎？許多人必然會說，時代不同了，太多因素改變了，學院中的讀書人與學術不可能再發揮那麼大的影響力。這也確實有其道理。然而，就大學本身而言，若無這些理念，大學必然喪失其生命力，成為奄奄一息的「職業訓練所」，或是不負責任、缺乏實務歷練與學術基礎的「政治與社會批判中心」。蔡先生于五四之後，發表「告北京大學學生暨全國學生聯合會書」，書中結語道：「自今之後，願與諸君共同盡瘁學術，使大學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國文明前途百年大計。」[172]由這番話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在蔡先生胸中¡愛國救國的情懷與追求真理的精神已然結合，民族長遠的需要與文化上遠大的嚮往正相摩盪， 儒學的情懷與西學的追求，融而為一，傳統的嚮往與現代的精神，正是這種澎湃洶湧的偉大情操，使得當年的北大燃起求知的熊熊火焰，照亮了新中國。我們今天在台灣研究大學的通識教育，實應記取這番歷史的經驗。
參考書目
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 北京：中華書局，1984 ）
蔡元培作，何莉莉,吳梅東編輯《蔡元培文集》（臺北市 : 錦繡, 民84）
高平叔編《蔡元培教育文選 》（北京 人民教育社出版 新華發行）
孫常煒《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 （台北：國史館，1985 ）
孫常煒編《蔡元培先生全集》（台北：臺灣商務，1968 ）
孫常煒編《蔡元培先生全集續編 》（台北市： 臺灣商務， 民80）
孫常煒《蔡元培先生的生平及其教育思想》（台北巿：台灣商務，民57）
黃世暉〈蔡孑民先生傳略〉收於《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下冊
錢宏《蔡元培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1993）
陶英惠〈蔡元培與北京大學（1917-1923）〉《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五期》（台北：中央研究院，1976 ）
陶英惠《蔡元培年譜》（上）（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民65 ）
吳家瑩《蔡元培與北大校務革新》（ 花蓮：國立花蓮師範學院人文教育研究中心，1992 ）
蔡尚思《蔡元培學術思想傳記：蔡元培與中國學術思想界》（板橋巿：蒲公英，民75）
蔡建國編《蔡元培畫傳》（上海：人民美術社出版，1988. ）
蔡建國編《蔡元培先生紀念集 》（北京：中華出版， 1984）
蔡元培著 孫德中輯錄《蔡元培先生著德育講義》（台北市： 孫德中發行,台灣書店經銷，民50）
蔡元培《蔡元培自述》（台北： 傳記文學 ，民56）
蔣夢麟《新潮》（台北：傳記文學，1967 ）
胡適《胡適文存》（亞東圖書館, 1928）
余英時著《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 》（ 台北市： 聯經， 民73）
今日北大編寫組編《今日北大》（北京市： 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新華發行 1988.） 附錄:1898年至1948年北京大學歷屆負責人名錄等3種
蘇勇、樊競《燕園史話》（ 北京：工人出版社，1985）
呂林《北京大學》（長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發行，1989.）
北京大學編《北京大學五十周年紀念特刊據》（北京大學，1948）
《北京大學》（中國研究資料中心 [1992] 據上海市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58年第1版版本影印）
謝凝高，陳青慧，何綠萍著《燕園景觀 : 北京大學校園園林 》（北京市 :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8.）
國立北京大學四十週紀念刊編輯委員會編輯《 國立北京大學四十週年紀念論文集 乙編上 》（昆明： 北京大學出版組， 民29）
蕭超然《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北京市 : 北京大學，1986）
吳晞編著《北京大學圖書館九十年記略》（北京 : 北京大學，1992 ）
孫思白《北京大學一二九運動回憶錄》（北京市 : 北京大學，1988）
李慶聰，吳晞編《北京大學孑民圖書室紀實》（北京 : 北京大學，1992）
莊吉發《京師大學堂》（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1970 ）
朱傳譽《張伯苓傳記資料》（ 臺北市 : 天一, 民68）
孫彥民《張伯苓先生傳》（ 台北：中華，1971 ）
梁吉生《張伯苓教育思想研究》（瀋陽: 遼寧教育出版社, 1994）
南開校友會編《張伯苓先生百年誕辰紀念冊》（台北 : 該會， 民64）
吳大猷〈南開大學和張伯苓─大學和大學校長的特色〉（《傳記文學》50：05，1987-05，台北）
王文田等《張伯苓與南開》（台北市 : 傳記文學， 民57）
南開大學校史編寫組編 《南開校史 : 1919-1949》（天津市 : 南開大學出版社，1989）
郭榮生、張源等編《張伯苓先生紀念集》（近代中國史科叢刊續輯，臺北縣永和鎮 : 文海, 民64）
王文俊等《 南開大學校史資料選》（天津 : 南開大學出版 : 新華發行， 1989）
南開大學出版社《南開大學半月刊》（天津 : 編者, 民23）
夏家善，崔國良，李麗中編《南開話劇運動史料 》（天津：南開大學出版， 新華發行，1984）
董鼐總編輯，《學府紀聞.國立南開大學》（ 臺北市 : 南京, 民70）
國立北洋大學校友會編《國立北洋大學記往》（台北市：國立北洋大學校友會，民68）
國立北洋大學慶祝創校九十週年紀念籌備委員會編《國立北洋大學創校九十週年紀念文集》（台北市： 南京出版社， 民74）
《學府紀聞：國立北洋大學》（ 台北：南京，1985）
Jessie G. Lutz 〔杰西‧格‧盧茨〕《中國教會大學史》（杭州：浙江教育，1987 ）
盛朗西著《中國書院制度》（台北市：華世，民66）
張希哲《高等教育的理想與實際》（台中市 : 逢甲大學，民71）
陳東原《中國教育史》（台北市 : 台灣商務，民65）
任時光《中國教育思想史》（台北市 : 台灣商務印書館， 民53）
伍振鷟《中國教育思想史》（台北市 : 師大書苑，民76）
伍振鷟《中國大學教育發展史》（台北市 : 三民，民81）
吳家瑩《中華民國教育政策發展史. 國民政府時期》（一九二五-一九四０)》（台北市 : 五南，民79）
曲士培《中國大學教育發展史》（山西 : 山西教育，1993.）
鄭登雲《中國近代教育史》（上海市 : 華東師大，1994.）
張春興主編《當前高級教育的問題》（ 台北市：中國論壇社，民69）
江万秀，李春秋《中國德育思想史》（湖南省 : 湖南教育社，1992. ）
劉真主編; 王煥琛編著《留學教育 : 中國留學教育史料》（台北市 : 台灣書店印行 : 國立編譯館出版，民69）
《近代中國教育史料叢刊》（台北市 : 台灣書店印行 : 國立編譯館出版）
華東師大教育科學叢書編委會編輯《中國近代學制史料》（上海市 : 華東師範學出版社出版 : 新華發行，1983〉
朱有瓛主編《清末學制建立前的學堂》
張正藩編《中國書院制度考略》（台北市：台灣中華，民70）
毛禮銳.邵鶴亭.瞿菊農合著《中國教育史》（台北市 : 五南，民78）
孫子和《清代同文館之研究》（台北市：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民66）
陳元暉《中國現代教育史》（北京市 : 人民教育社出版，1979）
舒新成編《近代中國教育史料》
周邦道等《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台北市 : 宗青圖書公司印行，影印本，民23）
據教育部編，《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
穎之編著《中國近代留學簡史》（上海 : 教育社出版 : 新華發行， 1980.）
盧燕貞《中國近代女子教育史》（台北市 : 文史哲，民78）
國史館中華民國史教育志編纂委員會編《中華民國史教育志》（新店市 : 國史館，民79）
宋晞〈略論抗日戰爭時期的高等教育〉《近代中國》60 (民76.08 頁163-179)
《學府紀聞》叢書（ 台北：南京，1981）
黃福慶著《近代中國高等教育研究. 國立中山大學》（1924-1937) 》（台北市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77〉
清華大學校史編寫組《清華大學校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1 ）
清華大學校史組編《人物志》（ 北京：清華大學，1983 ）
梁實秋《清華八年》（ 台北：重光文藝，1962 ）
楊懋春，李培華編著《齊魯大學校史》（ 台北市：山東文獻社出版 嘉義市 時風出版社發行，民75）
國立河南大學編輯委員會編《國立河南大學校誌》（ 台北市： 國立河南大學編輯委員會， 民65）
聖約翰大學五十年史略出版委員會編《聖約翰大學五十年史略》（ 台北：台灣聖約翰大學同學會，民61重印 ）
邵夢蘭編述《國立復旦大學紀聞》（ 台北市：華欣， 民75）
復旦大學校史編寫組《复旦大學志》（ 上海市：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
江蘇學院四十年編輯小組編《 江蘇學院四十年》（ 台北市：江蘇省立江蘇學院旅台校友會，民69）
國立同濟大學特刊編輯委員會編《國立同濟大學創校八十週年紀念特刊》（ 台北市：國立同濟大學校友會，民76）
大夏大學創校五十週年紀念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大夏大學創校五十週年紀念文集》（台北市：大夏大學旅台校友會，民63）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北京校友會校史編輯委員會《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資料》
丁德先等編《學府紀聞：國立北平師範大學》（台北市：南京）
國立交通大學工學院編《交通大學八十年》（台北市：編者，民65）
國立東北大學旅臺校友會編《國立東北大學六十週年紀念特刊》（台北市：國立東北大學旅臺校友會，民72）
國立東北大學旅臺校友會《國立東北大學七十週年紀念特刊 》（台北市：東北大學校友會，民82）
石萬壽主纂《國立成功大學校史稿》（台南市：國立成功大學，民80）
國立台灣大學編《臺大三十年》（台北市：編者，民64）
陳獨秀等主編《新青年》（上海：上海書店影本）
司徒雷登《司徒雷登回憶錄》（台北：新象，1984）
張之洞〈勸學篇〉《張文襄公全集》（台北：文海，1970 ）
朱壽朋《光緒朝東華錄》（台北：影本）
羅家倫《逝者如斯集》（台北：傳記文學，1967）
傅斯年《傅斯年全集》（台北：聯經，民69）
Altbach, Philip G.. Comparative higher education abroad : bibliography and Analysis. New York : Praeger, 1976.
Du, Ruiqing.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 a decade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1978-1988. New York : St. Martin's Press, 1992.
Duiker, William J. Tsai Yuan-pei, educator of modern China. University Park :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7.Hayhoe, Ruth. China's Universities and the open door. Armonk, N.Y. : M.E. Sharpe, 1989.
Hayhoe, Ruth. China's Universities, 1895-1995 : a Century of cultural conflict. New York : Garland Pub., 1996.
Hayhoe, Ruth ed. Education and modernization :the Chinese experience. Oxford: Pergamon Press,1992.
1 [1]至1900年時，全中國的教會大學合計，只有學生164人。至1910年，教會大學共有學生898名，然而分散在許多的小學校之中。至1919年，學生總數才達到1800人左右，依然相當分散。其中影響最大的燕京大學成立於1919，初設時規模極簡陋，而當時「中國大學理念之原型」早已建立。早期教會大學之學生多來自教會中學，常具有基督徒的背景，大部份課程用英語教學，而以培養宗教信仰、訓練傳教士及傳教的教師與醫生、以及改變「錯誤的」儒釋道觀念為主要目的。民國成立後，受本土大學的影響，亦開始培養一些社會上的高級實用人才。早期的教會大學在各方面都與本土的大學有相當大的距離與隔閡，影響亦非常有限。（Jessie G. Lutz [杰西‧格‧盧茨]著，曾鉅生譯，《中國教會大學史》（杭州，浙江教育，1987），15─20,61─65,66─70，152─166）
2 [2]例如胡適在1917年回國時，他想找一本過去七年中出版的，有關哲學的中文書籍，卻幾乎一本也找不到。胡適當時說：「中國的出版界，這七年來簡直沒有兩三部以上可看的書。」（胡適，〈歸國雜感〉，《新青年》四卷一期， 1918.1, 20─27.）
3 [3]有關教會大學之數目，各種記載不一。經筆者統計之結果，民國六年時可考之教會大學共計十八所：濟南齊魯大學、長沙雅禮大學、武昌文華大學]民十三年改組為華中大學）、華南女子文理學院、南京金陵女子大學、山東基督教大學、上海聖約翰大學、成都華西協和大學、蘇州東吳大學（見Jessie G. Lutz [杰西‧格‧盧茨]著，曾鉅生譯，《中國教會大學史》[杭州，浙江教育，1987]，109、111、112、125、126、139、140、141、154 ）、南京金陵大學、廣州嶺南大學、上海滬江大學、上海震旦大學、福建協和大學（據教育部編《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650、656、659、663、670 ）、北平協和醫科大學（《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宗青圖書公司印行，影印本]，132）北京匯文大學、北京通州協和大學、華北協和女l大學（司徒雷登《司徒雷登回憶錄》[台北，新象，1984 ]，45、66；此三校於民國九年後合併為燕京大學，然燕大初期之規模仍十分簡陋）。各校之規模大抵均相當簡陋，難當大學之名。
4 [4]清華大學校史編寫組《清華大學校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1)，7-13, 25-29, 45-49。
5 [5]伍振鷟《中國大學教育發展史》（台北，三民，1992 ），167。
6 [6]張之洞〈勸學篇〉《張文襄公全集》（台北，文海，1970 ），卷202, 3。
7 [7]〈校史〉《學府紀聞：國立北洋大學》（台北，南京，1985 ），57。
8 [8]〈校史〉《學府紀聞：北洋》，57。
9 [9]〈校史〉《學府紀聞：北洋》，57─58。
10 [10]q北洋大學之過去〉《學府紀聞：北洋》，67 。
11 [11]〈北洋大學之過去〉《學府紀聞：北洋》，67 。
12 [12]〈校史〉《學府紀聞：北洋》，59 。
13 [13]〈校史〉《學府紀聞：北洋》，59 。
14 [14]校友蒲敏仁記：「第一個主要原因是復校費用困難。這和北洋「實事求是」的校訓不無有關。就是由于北洋同學實事求是的作風，所以所到之處都是埋頭苦幹，盡瘁國家。要說北洋同學不會賺錢，也很難置信」。除經費之外，政治影響力當然也是關鍵。北洋後期的校友多在實業界服務。陳立夫雖為在台校友會理事長，然而他一則力量已衰，二則要避嫌，亦難促成此事。（《學府紀聞：北洋》，175 A201，419─422。）
15 [15]《中國大學教育發展史》，162 。
16 [16]莊吉發《京師大學堂》（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文史叢刊，1970），9─10。
17 [17]《京師大學堂》，12─14。
18 [18](清）朱壽朋《光緒朝東華錄》七，4090。
19 [19]《京師大學堂》，15─18。
20 [20]《京師大學堂》，18，21─22。
21 [21]《中國大學教育發展史》，165 。
22 [22]《中國大學教育發展史》，165-166。
23 [23]然而直至宣統二年，才有第一屆大學預科畢業生，合乎進入大學的資格，並開始試辦大學分科。然而翌年即鼎革。清末的大學分科、大學院與通儒院，基本上僅為紙上的機構。（《京師大學堂》，80─81.）
24 [24]《京師大學堂》，81。
25 [25]《紀聞：北大》，6。
26 [26]《學府紀聞：南開》，3。
27 [27]《學府紀聞：南開》，3-4。
28 [28]《學府紀聞：南開》，8。
29 [29]同上，9。「敬業中學」於光緒三十四年因遷校至天津南開遂改名為「南開中學」。
30 [30]《學府紀聞：南開》，2。
31 [31]《學府紀聞：南開》，1。
32 [32]孫彥民《張伯苓先生傳》（台北，中華，1971），43。
33 [33]《張伯苓先生傳》，31-32。類似的記載散見《張伯苓先生百年誕辰紀念冊》（南開校友會編印，1975），《張伯苓先生傳》，《紀聞─南開》之中，不勝枚舉。
34 [34]〈四十年南開學校之回顧〉《張伯苓先生百年誕辰紀念冊》，175-176。
35 [35]〈四十年南開學校之回顧〉《張伯d先生百年誕辰紀念冊》，175-176。
36 [36]〈張伯苓校長的「公」「能」教育〉《學府紀聞：南開》，209 。
37 [37]《張伯苓先生傳》，38 。
38 [38]吳大猷〈南開大學和張伯苓─大學和大學校長的特色〉（《傳記文學》50：05，1987-05，台北），12 ；《張伯苓先生百年誕辰紀念冊》，210。
39 [39]《張伯苓先生傳》，30。
40 [40]《張伯苓先生百年誕辰紀念冊》，210 。
41 [41]〈校史〉《學府紀聞：北洋》，59。
42 [42]張國柱〈北洋大學的回顧〉《學府紀聞：北洋》，84 。
43 [43]張國柱〈北洋大學的回顧〉《學府紀聞：北洋》，83-84 。
44 [44]〈南開大學的艱辛〉《學府紀聞：南開》，32-33 。
45 [45]《張伯苓先生傳n，33。
46 [46]吳大猷〈南開大學和張伯苓─大學和大學校長的特色〉（《傳記文學》50：05，1987-05，台北），11。
47 [47]「民國八年成立時約有一百人，到民國十二年第一屆畢業生只有二十一人；到民國二十六年抗戰前夕，第十五屆畢業生六十餘人，學生總數亦只四百二十餘人，所以它是一個很小的大學。」（吳大猷〈南開大學和張伯苓─大學和大學校長的特色〉[《傳記文學》50：05，1987-05，台北]，10。）
48 [48]請參見：〈中國現代偉大的教育家張伯苓先生〉《學府紀聞：南開》，94；吳大猷〈南開大學和張伯苓─大學和大學校長的特色〉（《傳記文學》50：05，1987-05，台北），12。
49 [49]舒新成編《近代中國教育史料》冊一，133─135。
50 [50]蕭超然《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北京，北京大學，1986），8─15。
51 [51]《京師大學堂》，107─113；《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17─18。
52 [52]〈告北大學生暨全國學生書〉（高叔平編《蔡元培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三，312-313。
53 [53]〈對於師範生的希望〉《蔡元培全集》卷四，36。
54 [54]〈在舊金山華僑歡迎會的演說詞〉《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台北，國史館，1986）中冊，502-503。
55 [55]〈在舊金山華僑歡迎會的演說詞〉《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中冊，503。
56 [56]〈在柏克萊中國學生會演說詞〉《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中冊，512。
57 [57]〈天津街頭下跪記〉《學府紀聞：北洋》，177。
58 [58]〈天津街頭下跪記〉《學府紀聞：北洋》，178。
59 [59]〈北洋大學的回顧〉《學府紀聞：北洋》，88─90。
60 [60]〈北洋大學的回顧〉《學府紀聞：北洋》，84。
61 [61]《學府紀聞：南開》，63 。
62 [62]《學府紀聞：南開》，64 。
63 [63]《學府紀聞：南開》，65 。
64 [64]《京師大學堂》，44。
65 [65]〈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下冊，471。
66 [66]〈在柏克萊中國學生會演說詞〉《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中冊，511-512。
67 [67]〈大學改制之事實及理由〉《蔡元培全集》卷三，130。
68 [68]〈北京大學二十週年紀念會演說詞〉《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中冊，82。
69 [69] 羅家倫《逝者如斯集》（台北，傳記文學，1967），56-57。
70 [70]〈北大第二十二年開學式演說詞〉《蔡元培全集》卷三，344。
71 [71]〈北大一九二二年始業式演說詞〉《蔡元培全集》卷四，263。 事實上，對於這個宗旨，他不僅每年的開學要講一遍，據吳家瑩先生的統計，「從民國六年到民國十二年，他利用北大重要慶典，共作了近十次的詮釋。」（吳家瑩《蔡元培與北大校務革新》[花蓮，國立花蓮師範學院人文教育研究中心，1992 ]，66。）
72 [72]〈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詞〉《蔡元培全集》卷三，5。
73 [73]《蔡元培與北大校務革新》，66-67。
74 [74]〈讀周春嶽君〈大學改制之商榷〉〉《蔡元培全集》卷三，149-150。
75 [75]〈讀周春嶽君〈大學改制之商榷〉〉《蔡元培全集》卷三，150。
76 [76]〈讀周春嶽君〈大學改制之商榷〉〉《蔡元培全集》卷三，150。
77 [77]〈讀周春嶽君〈大學改制之商榷〉〉《蔡元培全集》卷三，150。
78 [78]〈大學改制之事實及理由〉《蔡元培全集》卷三，130。
79 [79]〈讀周春嶽君〈大學改制之商榷〉〉《蔡元培全集》卷三，150。
80 [80]民國六年，〈復外交總長函〉《蔡元培全集》卷三，40；《蔡元培與北大校務革新》，71。
81 [81]〈整頓北京大學的經過〉《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下冊，636。
82 [82]〈論大學應設各鴐膍s所之理由〉《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下冊，531。
83 [83]〈在舊金山華僑歡迎會的演說詞〉《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中冊，504。
84 [84]〈我在教育界的經驗〉《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下冊，724。
85 [85]蔡尚思《蔡元培學術思想傳記》（台北，蒲公英，1986），234。
86 [86]《蔡元培學術思想傳記》，234。
87 [87]〈論大學應設各科研究所之理由〉《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下冊，533。
88 [88]參見《蔡元培學術思想傳記》，234-235。
89 [89]〈論大學應設各科研究所之理由〉《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下冊，533。
90 [90]顧頡剛〈悼蔡元培先生〉轉引自《蔡元培學術思想傳記》，236。
91 [91]〈改革中之北京大學〉《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中冊，41。
92 [92]〈敦請吳稚輝任北大學監兼授語言學函〉《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中冊，5。
93 [93]《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中冊，7 ；陶英惠〈蔡元培與北京大學（1917-1923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五期》（台北，中央研究院，1976 ），278；《蔡元培與北大校務革新》，80。
94 [94]《蔡元培與北大校務革新》，40。
95 [95]〈《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蔡元培全集》卷三，210。
96 [96]〈《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蔡元培全集》卷三，210 。
97 [97]〈《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蔡元培全集》卷三，210-211。
98 [98]〈《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蔡元培全集》卷三，211 C
99 [99]〈胡適之、梁漱溟、熊十力─三位北大哲學系教授的風範與創建〉《學府紀聞：北京》，313。
100 [100]《蔡元培與北大校務革新》，84。
101 [101]〈胡適之、梁漱溟、熊十力─三位北大哲學系教授的風範與創建〉《學府紀聞：北京》，314。
102 [102]〈胡適之、梁漱溟、熊十力─三位北大哲學系教授的風範與創建〉《學府紀聞：北京》，312。
103 [103]〈《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蔡元培全集》卷三，211-212。
104 [104]〈《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蔡元培全集》卷三，211-212。
105 [105]中國宗教不發達，政治又需維持一大一統的格局，若學術與思想無「宗主」，則天下事物便似乎失去了一個最高的指導，使人心神難安。是故前人論學常多獨斷之氣。此不安之心與獨斷之問題至今猶存，恐非民主二字所能解決。
106 [106]蔣夢麟《新潮》（台北，傳記文學，1967 ），108。
107 [107]《蔡元培學術思想傳記》，223-225。
108 [108]〈致《公言報》函並答林琴南函〉《蔡元培全集》卷三，271。
109 [109]〈致《公言報》函並答林琴南函〉《蔡元培全集》卷三，271。
110 [110]〈發表不願再任北大校長之宣言〉《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中冊，309-310。
111 [111]《蔡元培與北大校務革新》，80。
112 [112]〈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下冊，472。
113 [113]《蔡元培與北大校務革新》，82。
114 [114]《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中冊，263。
115 [115]《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中冊，280─283；《蔡元培與北大校務革新》，83。
116 [116]《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中冊，145─146；《蔡元培與北大校務革新》，44。
117 [117]《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中冊，307-310，382─385，395─396；《蔡元培與北大校務革新》，44。
118 [118]〈校史〉《學府紀聞：北洋》，60。
119 [119]〈胡適之、梁漱溟、熊十力─三位北大哲學系教授的風範與創建〉《學府紀聞：北京》，312。
120 [120]〈提議《教員保障案》〉《蔡元培全集》卷四，152-153。
121 [121]〈提議《教員保障案》〉《蔡元培全集》卷四，153。
122 [122]〈北大第二十三年開學日演說詞〉《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中冊，414。
123 [123]〈北大成立二十五周年紀念會開會詞〉《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中冊，692。
124 [124]《蔡元培與北大校務革新》，39。
125 [125]〈回任北大校長在全體學生歡迎會上的演說詞〉《蔡元培全集》卷三，342；《蔡元培與北大校務革新》,86-87。
126 [126]〈北大第二十三年開學日演說詞〉《蔡元培全集》卷三，443；《蔡元培與北大校務革新》，87。
127 [127]〈提議《教員保障案》〉《蔡元培全集》卷四，153。
128 [128]孫常煒編《蔡元培先生全集》（台北，商務，1968 ），1438。
129 [129]〈在南開學校敬業勵學演說三會聯合講演會上的演說詞〉《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中冊，55。
130 [130]張源先生記道：「南開教員的待遇雖不佳，我在南開時，為七十元至一百二十元。」（《張伯苓先生百年誕辰紀念冊》，83。）不足他校之半。有關記載，另見《張伯苓先生百年誕辰紀念冊》，23， 37。
131 [131]《張伯苓先生百年誕辰紀念冊》，59。
132 [132]參見〈揮別母校四十年〉《學府紀聞：北洋》，153。
133 [133]〈揮別母校四十年〉《學府紀聞：北洋》，153。
134 [134]〈歐戰後之教育問題〉《蔡元培全集》卷三，283-284。
135 [135]〈在南開學校全校歡迎會上的演說詞〉《蔡元培全集》卷三，47。
136 [136]黃世暉〈蔡孑民先生傳略〉《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下冊，863。
137 [137]〈在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育與社會」社演說詞〉《蔡元培先生~譜傳記》中冊，393。
138 [138]黃世暉〈蔡孑民先生傳略〉《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下冊，863。
139 [139]〈北京大學在專門以上各學校校長會議提出討論之問題〉《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中冊，190。
140 [140]陶英惠〈蔡元培與北京大學（1917-1923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五期》，296；《蔡元培與北大校務革新》，72。
141 [141]〈胡適之、梁漱溟、熊十力─三位北大哲學系教授的風範與創建〉《學府紀聞：北京》，312。
142 [142]《蔡元培學術思想傳記》，229-230。
143 [143]（轉載）〈孔祥熙心目中之丁家立博士〉《學府紀聞：北洋》，244。
144 [144]〈校史〉《學府紀聞：北洋》，57─58。
145 [145]〈雜話北洋─武庫大學堂嗎？〉《學府紀聞：北洋》，172。
146 [146]〈北洋大學之過去〉《學府紀聞：北洋》，68。
147 [147]「均四年畢業。課程編排，講授內容，均以美國東方最著名之哈佛、耶魯等大學為標準。嗣應京奉鐵路之請，復增設鐵路專科。當時教授悉為美國碩學權威及國內學術界大師，如吳稚輝先生即係教授之一。創設伊始，曾在天津、上海、香港招生。」（〈校史〉《學府紀聞：北洋》，57─58。）
148 [148]〈陳立夫先生的幾件小事〉《學府紀聞：北洋》，214。
149 [149]〈雜話北洋─武庫大學堂嗎？〉《學府紀聞：北洋》，173。
150 [150]〈北洋憶往〉《學府紀聞：北洋》，95。
151 [151]〈北洋大學之過去〉《學府紀聞G北洋》，68。
152 [152]吳大猷〈南開大學和張伯苓─大學和大學校長的特色〉（《傳記文學》50：05，1987-05，台北），11。
153 [153]吳大猷〈南開大學和張伯苓─大學和大學校長的特色〉（《傳記文學》50：05，1987-05，台北），13-14。
154 [154]吳大猷〈南開大學和張伯苓─大學和大學校長的特色〉（《傳記文學》50：05,1987-05，台北），13。
155 [155]《新潮》，63。
156 [156]〈北京大學校旗圖說〉《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中冊，223-224。高平叔先生以此文作於民國九年，待考。
157 [157]〈北京大學校旗圖說〉《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中冊，223。
158 [158]〈北京大學校旗圖說〉《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中冊，223。
159 [159]〈北京大學校旗圖說〉《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中冊，223。
160 [160]〈北京大學校旗圖說〉《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中冊，222。
161 [161]〈北大第二十二年開學式演說詞〉《蔡元培全集》卷三，344。
162 [162]民國六年，蔡元培提議：「我們因文理科尚有許多門類，為經費與地位所限，不能一時並設，所以乘北洋大學同是國立，同有土木工科，採礦冶金科的關係，把工科歸併北洋，即用工科的經費與教室、實驗室，來擴充理科的一部分。」同年即實行。〈北大第二十二年開學式演說詞〉《蔡元培全集》卷三，344。
163 [163]〈《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蔡元培全集》卷三，211。
164 [164]黃世暉〈蔡孑民先生傳略〉《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下冊，863。
165 [165]〈北京大學在專門以上各學校校長會提出討論之問題〉《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中冊，191。
166 [166]〈北京大學在專門以上各學校校長會提出討論之問題〉《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中冊，190-191。
167 [167]《蔡元培學術思想傳記》，108。
168 [168]《蔡元培與北大校務革新》，72-73；《蔡元培學術思想傳記》，107-108。
169 [169]陶英惠〈蔡元培與北京大學（1917-1923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五期》，295；《蔡元培與北大校務革新》，73。
170 [170]《蔡元培與北大校務革新》，72-73。批評「專己守殘」之事，早在民國七年，見當年之北大開學式演講「諸生須知既名大學，則萬不可有專己守殘之習。一年以來，於英語外，兼提倡法、德、俄、意等國語，及世界語；於舊文學外，兼提倡本國近世文學，及世界新文學；於數、理、化等學外，兼徵集全國生物標本，並與法京“巴斯德生物學院”協商設立分院。」（《蔡元培全集》卷三，192。）
171 [171]《張伯苓先生傳》，32。
172 [172]《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中冊，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