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思維方式與學術語言的基本特性論集編序
中國以及東亞的傳統思維方式，一直是個值得重視的課題，因為它牽涉到中國與東亞文明的基本特性及其認識世界的基本方式。早期，如M. Granet、G. Needham、F. Mote、A. C. Graham、梁漱溟、張東蓀、錢穆、中村元等大師級學者對此領域提供了卓越的研究基礎，而後歐美學界對此問題不斷有新的研究與發現。近三十年來，隨著現象學、詮釋學與後現代及解構思潮的興起，東方傳統思維的重要性，不僅受到西方漢學界的重視，亦受到世界人文學界的普遍重視。時至二十一世紀，從一種全球化的學術與文化觀點來看，東方傳統的思維方式，似乎具有更重要的價值，有待我們去發掘。
與此同時，從上個世紀最後的二十年以來，東亞社會，在經過了現代化歷程的陣痛之後，對於傳統思維方式的興趣亦逐漸回升。早期東亞地區的學者因為崇尚科學與邏輯的所謂正確的思維方式，將傳統的思想乃至文化一概摒斥。到了今日，這樣的態度已逐漸成為過去。如今無論是在中國大陸、台灣、日本或韓國等地，對於東亞傳統思維方式的探究都日益蓬勃。然而，東方的學者在研究此課題的時候，卻經常面對東西方思維方式彼此糾纏難解的問題。這主要是因為做為一個現代學人，東方學者也必須使用現代的方式（通常意味著西化的辭彙與思維方式），來研究自己的傳統。因此，在其研究過程裡的每一步，幾乎都會遭遇到東西方觀念以及思維方式相互糾纏乃至衝突的問題。事實上，這個問題不僅困擾專門研究傳統思想與文化的學者。在東方的世界裡，任何需要運用語言與觀念去處理的事務也莫不受此問題影響。因此，將傳統與現代思維方式的性質與關係作一釐清，對於東方人而言就更具有迫切性了。
思維方式與語言的關係極為密切，這一點是學界普遍承認的事實。然而，兩者之間的關係究竟如何，卻是一個仍待探索的重要課題。早期的語言決定論（亦即語言特性決定思維特性的說法）經常受到質疑。然而，語言的特性會以各種的方式影響思維方式，而思維方式也會回過頭來影響語言之運用的論點，卻普遍為學界所接受。語言所涉及的範圍極為廣闊，本論文集將集中處理思維方式與學術語言。此因學術語言影響最為深遠，意義又較為明確，比較適於作為一個優先處理的題目。在這一方面，中外都已經有了不少的研究，譬如Chad Hansen、Angus Charles Graham、Christoph Harbsmeier、Adam Chmielewski、David Hall、Roger Ames、張東蓀、成中英、劉長林、加地伸行等人對於東方傳統的思維方式與學術語言都已經作了不少探討，然而其中未達共識以及未能解決的困難點仍然很多。有鑑於此，我們企圖在前人的成果上對此議題作進一步的探索，以進一步釐清傳統的思維方式與學術語言之性質與關係。
處理這種精深微妙的根本性議題，特別需要深入的思考與反覆的討論。經由臺大東亞文明研究中心計畫（民國九十一至九十四年）的贊助，我們於民國九十四年四月在臺灣大學舉辦「東亞傳統思維方式與學術語言的基本特性」圓桌型研討會，邀集了多位對此問題有深入研究的國內外學人來發表論文，以釐清東方傳統思維方式與現代學術語言之間的關係。為了探索此一困難而未知的領域，此次研討會採用了圓桌型討論的方式。亦即敦請所有與會學者全程參與每一場的討論，並在每一場安排非常充足的討論時間，以進行深度批判與研討。我們開了整整兩天的會，學者們亦確實能夠在輕鬆自在的情境下，暢所欲言，深入思考與彼此批判；從而對於傳統思維方式與現代學術語言所牽涉到的許多問題，都有了更深入的研討。我們發現這樣的討論，不僅非常難得，且必然有助於學者進一步釐清問題。所以本論文集不僅包含了與會論文，也同時附上討論內容的精華，以饗讀者。限於我們的能力，這次研討會雖然涉及了東亞其他國家，卻仍然以華人的思維與語言為中心；因此，本論文暨研討集乃以「傳統思維方式與學術語言的基本特性論集」為名。不足之處，尚請讀者見諒。
在編次上，我們先處理傳統的思維方式，而後及於學術語言，以避免語言決定論的嫌疑。關於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學界有許多不同的論述。筆者於「朱子的認識方式及其現代詮釋」一文，以朱子為例，企圖提出有關傳統思維之基本性質的一些新看法。文中指出，朱子求知的基本動機是學習所以為人處事之道。他從青少年期，為滿足此基本動機而設定的方法暨終極目標則是「效法聖人」，以達到為人處事的最高境界。這個基本態度，根本性地決定了他求知的方式。朱子相信做人的道理源自人心人性，要使學者之心，恢復其本然的廣大清明，同於聖人之心，才能對事物有正確的認識。其所企圖認知的對象，範圍雖可以開拓至極廣，然其源頭則是天所賦予人的清明本心以及由此心所照見感知的事理。這種知識的特色是以我心感知事物對於人而言的性質，並從而瞭解如何處理該事物。它首先是以心照物而對事物產生一種「心物交融之知」，而同時根據心中所感知的是非好惡，去認識如何處物之理。由此源頭出發，加之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的功夫，所成的知識體系可以極複雜，其源頭則與我們所熟悉的現代知識體系有根本性的不同。從現代認識論的觀點來看，這種知識屬於一種心物、主客體、自然與人文（天人）交融的知識。其所重既非純客觀的知識，亦非純主觀的思維或唯心的「道德主體」知識，而屬於一種現代人相當陌生的知識體系。在圓桌討論中，與會學者對於朱子的認識方式與其他理學家、禪學、佛學、現象學、形上學、Spinoza的異同，其所謂性與禪宗作用是性一說的關係，以及所謂主客合一、自然與人文交融的說法，分別提出了許多質疑，很有助於我們進一步深入思考此議題所牽涉到的多樣層面。
另外，中國與東亞古代文獻中類比及譬喻式的表述非常豐富，因此所謂「類比性」及「譬喻式」思維模式，一直是學界討論的一個重點。陳榮灼先生「東亞哲學的論證與安立模式」一文，便從「論證」的角度，企圖處理這方面的問題。陳先生指出，西方的思維模式以演繹邏輯為主，經由嚴格的、形式上的推理來證成（安立）其信念的合理性而獲得知識。近現代對先秦諸子的研究大致上也是從西方演繹邏輯的架構來理解中國傳統思維論證的模式。但經由對「墨辯」裡譬、侔、援、推等四種「論證」方式的研究，並用其檢視孟子、告子與荀子對於「性善性惡」的論辯，陳榮灼先生發現先秦哲學之「學術語言」雖富于「論辯」性、然其「論証模式」則是建基於「類比邏輯」。「類比性思維模式」對先秦哲學“論辯性學術語言”之開出有不可磨滅之貢獻，中國哲學之安立模式亦緣此而以類比論証為主。陳先生同時認為：雖然類比推理欠缺演繹推理的必然性，但類比推論所得結論的訊息可大於前提所提供的訊息，兩種進行論證的模式各有其說服的力量。先秦哲學和西方一樣也有其邏輯的、理性的學術傳統，東亞哲學的類比思維方式對論證性學術語言的開出有其正面貢獻。東亞的“思維模式” 並非不利於 “論辯性學術語言” (argumentative academic language) 的開出。在圓桌討論中，關於「類比性思維」是否可以作為傳統思維方式的代表、類比的表述方式究竟是論證模式還是說明模式、及類比性思維的性質及適用性有頗有爭議。另外，學者們對於是否仍必須從某種西方分類下的邏輯觀點來討論傳統、以及是否要那麼介意所謂“論辯性學術語言”，也發表了很多不同的意見。這都表現出此問題的複雜性，值得學界注意。
在學術語言方面，學界普遍都承認文字與思想的關係相當密切而複雜，李河先生則進一步指出文字對思想提供了「有之未必然，無之必不然」的條件，並深入探討漢字的構造原理所生出的特殊「思想制度」。他在「『六書』與中國傳統的思想制度」一文中提出：我們在參照性地討論中西思想時，應特別考慮 “不可譯性”的概念。此因不同思想傳統各有其獨特的“思想制度”，它是某一傳統內概念生成、解釋論證和評價的“不成文法”。百年來所謂的中國哲學大多是以西方哲學的基本問題和敘述框架來格義中國傳統思想。我們必須離開西方哲學的框架，重新檢視中文對思想制度的影響和限制，才能真確地理解中國傳統思想。李先生仔細地檢視了漢字構成制度（「六書」），以討論文字系統對中國傳統思維制度的影響和限制。李河先生認為，有別於西方表音語言所形構出西方特有的存有形上學特質，作為表意文字的傳統漢字構成方式在思想上有以下三個值得注意的特性： (1) 傳統漢語的的能指自身具有意義，其能指與所指在概念上具有同構性。(2)「凡六書之義起於象形」，“象”是漢語文字構成的貫穿性原則。「取法乎象」既是中國傳統概念的重要形成方法，也是其概念敍述和論證的重要方式。與西方對“是”問題的追問相比較，“象”的觀念表現著人們在認識論和宗教意義上的“知止態度”。 (3) 「六書」中「依聲托事」是漢語文字滋乳的另一重要方式。這個原則為傳統中那種“音諧義近”的論證和詮釋方式提供了重要依據。而這一點也是十分難以翻譯的。圓桌討論時，學者們都頗為認同「不可譯性」及「思想制度」問題的重要性，也各自提出東西方在翻譯及詮釋文獻時所遇到的一些問題。
彭文林先生則從一比較的角度，深入中西學術語言的源頭，以探索語言如何影響思維模式。他的「從一個語言的形式問題談哲學的思維形式」一文，根據第一手的古典文獻來分析比較希臘語族與漢語族的語言文字之創作原則，及其對於各自的思維模式、真理觀和哲學的影響。該文首先說明語言思維與圖像思維的不同，而後指出語言的模仿可分為聲音的模仿和形狀的模仿。彭文林先生認為希臘語主要屬於聲音的模仿，係以聲音模仿事物的運動變化。由於「以聲音來模仿的語言必須藉由某些設定（字尾變化的形式）來指涉不運動變化的指涉對象」，是以希臘語透過名詞和動詞的區分及其字尾變化以形成描寫真理或非真理的形式。漢語則主要作為形狀模仿的語言，以萬物的形狀為其模仿的內容。其「造文字的原則並不是希臘語的字尾變化，而是文字形狀的組合或應用」。漢語中每一個字詞自身有一定的意義，而這些意義共同組成一個完整的指涉意義。彭文林先生認為希臘語裡的名詞動詞的區分、格的字尾變化、動詞的時態、語態變化成為其思想的基本形式，其所謂真理的表達必須透過這樣語句文法的形式才有可能。古希臘語的名詞和動詞的區分形成了一個描寫真理與非真理的形式，通過字尾的變化傳達出其所區分的不同型態。這些區分的形式條件成為其思想結構的基本模式，「這樣的基本模式形成一種理解世界、分解世界的可能性，同樣的也是限制著這樣的語言使用者的思想可能性。」漢語則「在每一個字詞裡賦予一定的意義，而這些意義共同組成一個完整的指涉意義」，雙方有許多本質性的差異。在圓桌討論時，學者們對於希臘語以及漢語如何處理時間的問題，展開一系列的討論：包括伯拉圖與Saussure在講聲音的模仿時對時間因素的不同看法，希臘人如何用去時間化的本質性語言討論真理。另外，對於語言形式對於思維方式的深刻影響，也做了進一步的研討。
語言、文字與學術思想的關係，既密切又微妙難明。傳統思維對於「言意之辨」與「無言」的重視，顯然是其一大特色。本論文集所收龔雋先生「宋代文字禪的語言世界」一文，很細膩地處理了這個面向。他指出現代有關宋代文字禪的研究大致都停留在人物介紹及其思想整理，並沒有將文字禪中的語言議題問題化。該文則嘗試在禪宗歷史的脈絡下，審慎地利用西方語言哲學以系統化地處理宋代文字禪所碰觸到的語言問題。全文主要分為三部分：(1) 詳細分析禪宗從“口傳”到“書寫”的過程。八世紀以前中國禪宗思想史以口傳為正統，且有兩種不同類型的“口傳”教學。九世紀以後文字禪逐漸興起，許多燈錄和公案等文本誕生，希望為前賢留下可資依憑的記錄，並經由系統化和秩序化為禪宗的祖師系譜確定合法性。文字禪的書寫本身相對於口語是一種獨立的創造性活動，同時引發許多爭議。 (2)文字禪的精神意趣在於不著文字與不離文字。可分別從「用語言做事」、「 因言譴言」、 「默即言說」、「別於義解」等四方面去瞭解。亦即可從應機做事而非陳述真理的語用學立場、對日常語言的批判分析、在可說與不可說之間的貫通、以及文字禪和佛教經師傳統的不同等四方面，來分析文字禪在語言和思維方式上面的特點。 (3)文字禪在禪詩的隱喻中比哲學的討論更易掌握。是以本文特別討論文字禪如何把傳統禪宗話語中，如機語、公案等具有“轉換性力量”（transformative power）的語言，代之以詩的表達方式。就在一種其體為詩而其意在禪的敍事中，文字禪試圖改變傳統禪史的言談方式，重新結構出本真的言說。圓桌討論中，學者們對於靜默在語用學中的意涵，語錄文字作為生活紀錄或學問對象的不同，以及是否能全面分析不同類型的話頭所隱含的說話者意含，提出了不少看法，值得大家進一步探討。
最後，張志強先生的「哲學、史學與量論─現代中國思想中的知識、語言與真理問題」一文，則以思想史的方式，對現代中國的哲學與史學進路所涉及的知識、語言與真理問題，提出宏觀而深入的解析。他指出近現代哲人大多受到西方普遍主義的影響來看待真理問題以及中國的傳統思想。對馮友蘭而言，所謂的中國哲學其實是西方哲學的普遍性在中國傳統思想裡的展現。也就是說沒有中國的哲學，只有哲學在中國。金岳霖認為不可能有中國的知識論，但可能有中國的形上學以滿足中國人的情感。其知識立場與方法也是偏向普遍主義的。即使是熊十力的新儒家「哲學」，儘管其意在於彌補或超越邏輯的、科學的「哲學」觀，但仍不自覺地襲用「哲學」所意指的普遍「真理」意涵。只是他特別強調中國文化能夠提供一種西方哲學所闕如的實證真理之知識方式，即所謂「現量」。然而「實證真理的現量根本上與知識不同類」，熊十力並「無法解決其知識論（量論）的循環論證的內在缺陷」。另外，歐陽竟無認爲「佛法是一種非宗教非哲學的價值─知識體系」，可以滿足時代之需要。「但佛法仍然是一個有著既定價值預設的信仰體系，其中有著與現代知識品格無法協調的屬性。」熊十力與歐陽竟無，「都通過某種文化傳統肯認了一種普世性的價值真理」，這無疑是受到了西方哲學影響而形成的一種哲學形態。時至今日，這種普世主義的哲學態度本身便值得懷疑，以之詮解傳統思想更容易產生許多問題，學者必須從史學的角度才能替傳統思想還其本色。不僅如此，「如何開展出一種傳統知識學與現代知識學品格相適應的新的知識學形態，或許是突破由現代知識學價值無涉態度所奠定的現代世界的價值狀況的一種必要的知識、思想努力」。總結這些看法，張志強先生最後鄭重指出錢穆的史學進路可以免除普遍主義的限制，合於當代詮釋學與現象學的態度；其學術基於對事物的客觀認識以形成價值的創造，不必像西方科哲學落入相對主義的困境。錢先生透過史學和心學之結合產生的義理學，既能提供價值的根源也和現代知識的要求相容。此視角應是理解中國傳統思想最佳角度，也可「爲現代性的精神困境開示出一條新的知識途徑」。在圓桌討論時，學者對於金、馮、熊、歐陽、錢諸先生在學術思想方法上的多方面異同、史學及思想史方法、以及錢穆先生學術的意義做了許多討論。尤其是對於中國哲學的合法性，以及是否有所謂中國的哲學或中國的哲學之內涵的問題，展開了不少辯論。
在最後的綜合性「圓桌討論」中，學者們針對上述的論點，又有進一步的討論。這些議題深邃而困難，涉及中西學術與思想方法的一些最根本的問題，各種不同的意見紛紛出爐，而這或許正是些討論深具重要性的地方。
這本論文集能夠誕生，首先要感謝學者們熱心的參與以及臺大東亞文明研究中心計畫的兩位主要領導人物，黃俊傑先生及李弘祺先生的大力支持。另外助理黃瓊萩女士與張傳聖先生悉心辦理該此會議，方君豪同學率領許多同學一同整理錄音稿，尤其是張峰賓同學與他的一些好友一起負責這整本書的編輯、修錄音稿及校對工作，都是促使這本論文集誕生的重要力量。我在此一併致上感謝之忱。整理這次研討會的錄音，相當費時費力。我個人於其間又承乏臺大歷史系的行政工作，終日奔忙，使得編輯的工作有所延遲。現在這工作終於告一段落，我謹此略述此論集的緣起，是為序。
吳展良於臺大立誠齋
民國九十八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