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1.20一位歷史教授的深層悲哀

2018/11/20《蘋果日報》。

吳展良（臺大歷史系教授）

感到一種很深的悲哀。當今的情勢，日益走上兩種思想與價值體系的對抗。一方視自由民主為最高，個體自由優先為當然，另一方視國家民族為最高，群體福祉優先為當然。這次金馬獎典禮所引起的種種爭議，背後其實反映了自由意識與群體意識之爭，這絕非一時之間所能化解。循此以往，兩岸之間的衝突會越演越烈。

當然，這也包括在中共集權體制與「自由世界」之間衝突逐漸升高的大趨勢之中。

不過，未來總是難說的。華人一向不喜歡衝突，時代的變化又極為快速。據說20歲左右新一代的台灣青年，對於各種價值的絕對性，又比較感覺模糊了。中國大陸與自由世界的貿易戰，也開始有緩解的趨向。本來自由個體意識與社會群體意識應當共存，最好能依其歷史與社會條件達到適當平衡。

不幸的是，這事情在歷史上總很難達成。社會內部如此，遑論對外。人生與人世總在互相不了解中衝突不已。這情況，或許只能祈請上蒼保佑了。

有老朋友問道：「所謂國家民族的利益，難道只由專制者決定！？」國家民族的利益當然應由人民而非專制者決定，問題是如何評價中國大陸的現有體制？是否只用「專制集權」幾個字就能否定其存在價值？中國體制幾千年來一向以群體福祉為優先，是以近現代也在極大的內憂外患中，選擇了民族主義與共產社會主義等集體主義的道路，這有其深沉的歷史原因。

我非常盼望中國能實現真正的民主，然而即使一時未能如此，也不能抹殺中國體制的歷史價值以及百年來艱苦奮鬥的成就。對台灣而言，當我們自認為擁有最好或最重要的價值，並從本質上蔑視對方體制時，也就失去了解對方的機會乃至和平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