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展良

（臺大歷史系教授暨臺大東亞文明中心專任研究員）

臺灣人民近數十年來的政治暨民主化運動，其最核心的嚮往究竟是什麼呢？筆者以為過去一切種種的追求，其實均環繞於主體性的覺醒與追求。也就是渴望獲得為自己作主，決定自己命運與生活方式的地位與權力。這種主體性的追求，經常與臺灣獨立運動糾纏在一起，這使得島內島外的人都往往分不清兩者之間的關係。以為主體性的追求必然引向獨立運動，而獨立也是獲得主體性的必要手段。然而顧名思義，主體性實在不等於獨立。一家人可以分別擁有自己的主體性，但不見得是各自獨立。台灣獨立固然是完成臺灣主體性的一種方式，但絕對不是唯一，也未必是可行或最好的方式。我們今天要問的問題是，一路行來，臺灣人民終極的追求究竟是臺灣的主體性或是台灣獨立？對此問題不同的答案，將使臺灣的未來有著截然不同的命運。

一百年來，台灣人民的主體性長期受壓抑，這是一個歷史性的事實。日據時代的臺灣人是被殖民的二等公民。從政治、法律、經濟到語言、文字、教育、文化，一切由日本人決定，而臺灣人絕不能在體制內擔任重要的職務。殖民統治結束之後，臺灣雖然重回漢人社會。然而戒嚴時期的臺灣，一切還是由外省人當家作主，本省人雖然在名義上享有平等，並能有限度地參政，然而在政治文化上，總是處於受壓抑的地位。直到反對運動風起雲湧，國民黨被迫放棄一黨專政後，這個情形才逐漸好轉。而臺灣的民主運動也因而從本質上與爭取臺灣人的主體性結合在一起。綠營的死忠份子，許多都來自於受傷、受迫害者俱樂部。而綠營在台灣之所以能夠廣受支持與同情，亦植根於這段歷史記憶。台灣人民受傷、受壓抑的時間如此之長，所蓄積的能量自然極為可觀，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能宣洩。而一個集體人格受長期受挫、受壓抑的社會，其種種憤懣的心情若不得發洩，台灣的未來，也終將是永無寧日。在這種情形下，任何打壓臺灣，不尊重臺灣主體性的作為，都會激起極大的反彈。而任何愛臺灣，肯定本土文化的主張，也會獲得極大的支持。從李登輝到陳水扁，決定臺灣政治與文化走向的，始終是這股強大的力量。在此過程中，族群的衝突雖然擴大，客家、原住民與其他弱勢與少數團體的權益亦未受到充分的尊重，甚至民主法治有時也受到踐踏，然而大多數臺灣人民的主體性，確實至此才逐漸獲得展現。

臺灣人民真正要的時什麼呢？歷史上來看，真正最受挫是臺灣人民的主體性，也就是照自己的意願與方式過日子的權力。清庭割台，臺民所最感痛苦者，在淪為異族所統治，從而徹底喪失了自己文化乃至生活方式的主體性。例如大詩人洪棄生本名一枝，自幼才氣過人，且胸懷經世之大志，光緒十七年以第一名入縣學，清廷割台後，改名棄生，終身不與日本人合作。他一生著作不輟，處處可見其對於傳統文化與祖國的懷念。他所追求的，是屬於自己的文化與生活方式。當時重要的學者文人，如秋逢甲、連雅堂與林癡仙等人，亦莫不如此。日據時代的有志之士，繼承了先賢的精神，一方面與日本周旋，爭取台民最大的自主與權益，一方面對於文化上的祖國也抱著甚深的情感。正因為如此，當日本人敗走之後，臺灣人民對於祖國來的政府與人士，在開始時也抱著熱烈歡迎的態度。可惜國民黨治理無方，於是釀出二二八全面反政府的事件。這個事件的本質是對於惡質政治經濟環境與統治者的抗議。但也從這個時候開始，臺灣獨立思想開始萌芽。

//主體性長期受壓抑的自然反應是要求主體性的完成。然而完成台灣的主體性是不是必然就要主張台灣獨立呢？這在邏輯上與事實上都不是必然。台灣人當然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而在今天內外的大環境下，我可以做一個充分自覺且自決的台灣人，然而我不一定要選擇獨立。

在執政黨方面，陳水扁總統於年前提出了「一邊一國論」，今年推動公投法，提出2006年要制訂「台灣新憲法」，「讓台灣成為正常、完整、偉大的民主國家」，並將新憲法付諸公民投票。於此同時，在文化政策、國家考試與教科書方面，執政黨亦不斷有積極的動作。這些作法，可以有許多不同的解讀，然而大體而言，陳總統仍以民主為原則，承認中華民國之體制，而在此前提之下，努力凸顯其完成台灣主體性的基本意圖。

而後前總統李登輝先生起來高呼「中華民國已經不存在了」，繼而推動一連串的台灣正名運動。讓中華民國之名讓位，代之以台灣共和國。

//藍營對於中華民國舊體制的堅持，對於泛綠陣營乃至許多中間選民而言，不僅沒有吸引力，而且會引發他們對於威權時代的抗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