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大學吳展良教授
為了瞭解真實的中國，必須回到中國自身的歷史文化，由它自身的型態與脈絡去瞭解它自己，而這對於現代人非常隔閡。因為傳統中國的組織型態、人際關係、倫理、文化，乃至於思維方式及世界觀等種種都跟現代人所習以為常的一切有許多根本性的差異。正因如此，當現代人乃至於現代學者要去理解這些事情的時候往往相當困難。然而現代人目前對世界的基本理解，幾乎都是透過頗為膚淺地建立在異文明的西方經驗與術語之上，但中國卻是完全另一個局，另外一種文明，比方說，中國文明可能像一棵松樹，西方文明可能像棵桃樹（或許多棵各類樹種融合的樹叢），各有其長處。雖然雙方看起來都是樹，有很多類似的地方，可是差異性還是很大很深。如果拿桃樹或樹叢的原理來理解松樹，將會出現很多問題。同樣地，若以現代、西方觀念來理解傳統中國的結果，也往往是差之毫釐，謬以千里。這是中國現代史學與一切人文社會學科最根本的問題。現代學者對這些根本性差異，務必要有一定的瞭解及自覺。
之所以必須深入探討中國建國、立國之初的緣故，是因為傳統中國的組織型態、人際關係、倫理、學術、文化、乃至於思維方式、世界觀甚至文字均淵源於此。從中國的誕生，三代國家、以及秦漢以降「帝王之國」的形成來看，它與希臘、羅馬、中世紀歐洲，和現代西方都非常不同。作為人類有史以來最巨大且綿延悠久的社會，中國自有其特殊的體質及歷史脈絡。然而這些特質似乎大都為現代學人所遺忘，往往只是很片面、部分地看到歷史中的一些現象，不瞭解也似乎不想明白整個大局。（反而是在民間或處理政治社會實務時，或多或少都有些理解。 ）這是我從錢穆先生（乃至新文化運動諸公）繼承而來的看法，也是底下要不斷探索的主題。
中西建國、立國的道路自始至終都有巨大的差異，我們今天誤以為許多現代的觀念是天經地義，殊不知那其實是由西方特殊的歷史所形成，因此施之於其他非西方社會時，往往橘逾淮而為枳，（儘管目前不乏較成功者如日、韓兩國，但卻尚未經過嚴格的歷史考驗。）整個非西方世界幾乎一直無法成功地走上真正西方的道路。因此我一方面贊成自由、民主、人權、平等這些源自西方的「普世價值」為中國今日所迫切需要，但依然不得不指出中國文明的獨特性。事實上，若暫時放開從清末民國以來各種政治與文化上西化的渴望，自然可以認識到中國歷史自有其獨特的道路。而此「渴望」至今依然如此強烈，正顯示這是中國文明之「所缺」，而非中國文明的真實性質。一個文明，如同一個人，必須大幅吸收自己所缺，卻更必須靠自己真實的性質立足於世 。
這種宏觀型，希望掌握歷史大局、主要發展脈絡乃至文化體質的史學，源自於儒學傳統，另一方面也希望盡量吸收西方實證史學與各種歷史考據的長處。兼採對雙方均屬有益，太偏於整體觀，或太偏於部分觀，都難免各有所失。就如錢穆先生在《文化學大義》中所言，文化是一套七巧板，它是一個有機體，一塊動，塊塊都動，不能拆開來單獨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思維方式、語言文字去理解。只是片面的研究一、兩個專題恐怕始終不能見其大，也不能見其深。即使是個別的專題，也必須要放到更大的、整體的結構中去理解。這種解釋架構並不可能建立在個人的研究之上，我所企圖建立的，是源自於民國以來一些優秀的大師級學者，在他們所建立對於中國文明解釋模型之上，配合上研讀經史子集與最新的研究，不斷地檢討，再求進一步的發展。
當然這並非表示這種對於中國文明所做的整體性詮釋就必然正確，但尋求這樣的一種理解仍屬必要。就我個人而言，在談到中國的建國問題時，背後會有一整套不同的理解架構，建立在對於中國文明諸多特性的認識跟體會之上。這一套理解架構主要學習自錢穆先生，這是錢先生繼承了中國經史子集的傳統，並不斷與西方進行比較而得到的認識。此外也加上不少個人的理解與詮釋。我相信就中國自身文明的特殊性、特殊體質，以及自身發展脈絡的理解而言，不能簡單地依照西方體系來進行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