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展良（臺大歷史系教授）
雅子通八國語言，父親是海牙的法官，最有教養、最西化的，嫁給德仁，王室當然是傳統的代表，然後其結合的結果是雅子活不下去嘛，生出來的愛子事實上到今天幾乎難以上學，可見日本的文化的精神分裂有多嚴重。這個傳統跟現代是有非常嚴重的衝突。這是個表徵，事實上裡面還有很多細節，雅子無法去這樣、那樣、參加許許多多的活動。中國的衝突是隱性的，因為一連串的革命把很多的衝突都已經爆發出來了，而且傳統的體制幾乎整個崩潰。所以他現在顯現出來的問題，很多是文化性的、深層的，包括我們的思維方式、包括我們的情感、包括我們的社會組織方式、我們的倫理道德、我們的宗教取向……這些種種，深層的衝突，這些衝突沒有辦法良好地溝通、解決的時候，大家都會有說不出來的很多痛苦。
我在講的第三期儒學，就是在面對、處理這些問題，就講說這兩個起源這麼不同的東西，要怎麼能夠放在一起？可以的，我已經很有把握、信心了。簡單說，用「無極而太極」的方式要容納線性邏輯，並沒有什麼問題。就是在源頭上來講，西方人現在也明白，源頭上來講，其實沒有辦法講定一個什麼東西，所以真理觀也衰落了，講到究竟來講，事實上是「道可道，非常道」，沒有任何一種說法能夠確立成為真理，任何一種概念認為必然是當作什麼宇宙的起源或事物的起源，所有的邏輯分野出來都是一個無比複雜又深遠的根本的不同的面向。所以我們當然必須回到生命的本源是一種「無極而太極」的狀態，是一種「道可道，非常道」的狀態，是一種「天」的狀態，然後以這個狀態去因應各種不同的情境裡頭，我們需要的制度或邏輯。因為有這麼一個需求，我們就發出這樣的一個作為，或建立這樣一個體制。當然我也知道他的部分是有限的，那這個東西都有他的生滅、都有他的起源跟侷限性。
以這樣的態度來講，其實可以靈活因應各式各樣的狀況。譬如說今天來講，我們需要自由、民主、科學，但是我清楚地認知到，我是需要他的成分，並不是他就是最高的真理，或者絕對的事物，當然我們今天非常地需要，非常缺乏這個部分的成分，你就加進來。那整個的生命或整個的文化是什麼？是有眾多的元素，他要平衡，這就是中庸，你可以用中庸之道、「執兩用中」的方式，把各種不同的文化的要素加以好好地中和。所以我們也有佛教的、印度的要素，甚至於我們有伊斯蘭教的因素、有傳統中國文明的因素、大量的西方現代的因素……各種因素都進來，可以融通。融通之後，如何讓這個平衡能夠恰當？譬如說以國家政體而言的話，就是我們現在在研究的這個問題了。他是從一個比較中央集中、集權中央的、威權體制的，又要號稱代表某一種公義的，這樣子的一種方式建立現代的一個黨、一個中國，黨國體制。那你面對他的方式，當然是用自由、民主，跟他平衡，平衡之後比較會接近什麼呢？我認為比較接近菁英民主，這就是新的平衡，這個裡頭譬如說一點，其實沒有菁英不行，柯P也是個菁英，林飛帆、黃國昌、陳為廷這當然都是菁英，不同意義的菁英，需要這些人領導，然後他要接受人民不斷地批評跟不斷地一次次驗證，這個是一定要結合的。然後有眾多的候選人都是菁英，大家不斷在那邊選，一次一次地提高，這個東西才能建立新的禮樂，而且你要懂得那個東西。你必須層次更上去。
目前層次還低，但他有那個需求，已經出來了，禮就是一種人跟人相處的方式、一種文化、乃至一些信念；樂就是各種藝術、文學……這些的結合。所以相反者可以相成，主從之間其實也不用太擔心，他會以現有的這些東西裡面，不斷地在那裡演變。所以，我認為華人社會會產生一種新的文明，另一種新的現代性，無可比擬的，全世界就西方的現代性衰了之後，華人社會會有一種大家都想像不到的現代性產生，這個是我們這個文明，我還是認為有光明的前途，大概是這樣。
在法律上也是一樣，我們臺灣的政治跟臺灣的交通一樣，亂中有序，跟臺灣的法治也是一樣，亂中有序，他不是純然的法治，但是在一些明顯的地方上，他又有一個共通的交通規則。這個社會更多的還是要依賴禮制的，平常人生靠禮制，但是明顯地犯法的事情不能做，這個我覺得是禮制跟法治的融合，諸如此類。事實上，臺灣就是傳統華人或者儒教文化、或者傳統文化跟現代文明的一個正在融通的過程，我們過得還不錯，對不對？其實是在不斷進步當中，我覺得滿有希望的。這是有一點，我是既有關係性思維，又有邏輯性思維，你可以看到，我講話也是兩個因素都有，有的時候是邏輯性，有的時候關係性，兩個都有，但是話要講清楚，相關性都要講一遍，所以話很多，關鍵的地方要拿邏輯把基本性質講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