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人：臺灣大學吳展良教授
濂溪先生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媯汭，舜可禪乎？吾玆試矣。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矣。故無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1]
朱註：
「無妄次復」亦《易》之序，「先王」以下引無妄卦大象，以明對時育物。惟至誠者能之，而贊其旨之深也。[2]
周敦頤這段話出於《通書》，其含意與現代一般學者所理解的不同。「至誠者能之」，無妄與復卦，其意牽涉頗多，我們姑且就重點來說明。本段是以「治天下有本」、「治天下有則」這兩句為核心。要粗淺地了解這句話並不難，但是不容易有深刻的體認。作任何事都必須修身，齊家治國之前也必須修身，否則如何以身作則？這樣解釋固然正確，不過只是粗淺的了解。這兩句話是受《大學》的影響，但又不僅如此，而更涉及了中國古代封建宗法的政治體制與社會構造。在封建宗法的社會中，整個社會結構是出於宗法制度，並擴大到國家。在這樣的政治和社會結構中，個人的修養以及治理家庭的能力乃是關鍵所在。因為整個天下的秩序與人生的道路、人世理則的核心，都是從宗法結構中產生的，而宗法的維持是靠禮治而非法治。換言之，宗法社會的秩序不是建立在一種西方或現代意義上的公平、效率、合理的一套制度上，而是建立在人情各有所安，人生可得其份的體系上。這和西方是完全不同的體系，而在此體系中，一切倫理的核心是從家推演出來的。所以振家之道必須由修身開始，何以故？這裡舉舜為例。在古代，一個家庭之離異必起於婦人，因為大家庭中最大的問題莫過於來自不同家庭的婆媳與妯娌。周敦頤此言在今天來看可能很不順眼，但是對於古人卻是千真萬確的。自己兄弟畢竟是同一家的人，所以凡事好商量；但是妯娌、婆媳來自不同的家庭，不免有異心。而一家之主如何能把異心之人凝聚同心、共為此家呢？除了行事要有分寸、有道理、要公平合理之外，德性上還必須有一股能感動人的力量，這就更不容易了。在古代的婚姻制度中，兩人結為配偶之前彼此並不認識、了解，所以一個家庭要像樣，在必要的規矩制度之外，還必須能養成一種家風。譬如說，如果家長本身就是寬厚仁慈，就比較能帶動家人以較為寬厚仁慈的態度來相待。所謂「治天下有本」，道理在此。尤其是家中主事之人（通常是長一輩的男人），自己有很好的修養以及動人的德性，才能夠使家中形成一種至少是接近、合乎道理的風氣，這樣家庭的問題便可以減少。簡而言之，家長能否以自己的德行感化家人，進而解決家庭中的問題，便是關鍵。舜的家庭，除了他娶堯的兩個女兒，還有父母兄弟。舜娶姊妺，所以問題較少（在古代封建宗法的社會中，有所謂娶女常娶姊妺）；但是舜還面臨著父親、惡弟的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齊家並不容易。古人齊家，講究克己、修養的工夫。有時家中出了問題，主事者會跑到祠堂祖宗牌位前痛責自己。因為家事不是痛責別人便能夠解決的，家人既不能痛打、又不能趕，心又不容易服。所以家長一方面要講義，一方面要講恩，兩者並進，才能使家庭上軌道。
為什麼說「家難而天下易」？古人又為什麼要「易子而教」？因為要改變自己的家人是最難的。相較於為官：官有官箴，官場也有一套規矩法度。百姓如果犯了錯，為官者只要自己行得正、不過分嚴酷，則可依法而行，恩威並施，所以為官並不難。但是家中並不是恩威並施便能解決問題的，因為家牽涉到人最深刻、強烈的情感，無法單以講道理或以暴力的方式來解決，家庭問題的麻煩之處正此於此。「家難而天下易」確實是不錯的，而家的問題如果得到良好的解決，人至少可以省掉許多困擾。由於現代社會與古代相差很遠，使得現代人不容易真正了解這一條。周濂溪這段話的大背景是，中國受封建宗法的影響，在政治上，雖然自秦以下已成為郡縣制度而不再是封建，但社會上依然是宗法社會。既以宗法為其核心秩序，而且整個政治秩序還是以宗法為基礎，所以對古人而言，修身齊家確實有其特殊的政治意義，這是現代所不再有的。現代人所認知的修身，在政治上只是限於品德操守、守法守紀，不具有對整個宗法社會的全面影響。這是因為現代社會秩序的基礎已經不建立在宗法上，而是在法制上（但是這套法制離人甚為遙遠）。周濂溪所說的治天下有本有則，是針對中國幾千年的舊社會而發的，具有現代人不容易理解的重大意義。
不過就治道而言，古人也有持異議者。周濂溪這番話比較近乎義理派學者的看法，但另外還有制度論者。前者可溯源到孟子，而後者可溯源到荀子。理學家並非不重視制度（《近思錄》第九卷的主題便是制度），但是治天下之本還是在身與家。治天下雖然必須兼顧義理與制度，但是中國毋寧更多是靠義理來維持，而制度方面不免較弱。況且制度每每隨著朝代而興亡，可見並不穩定，中國幾千年的延續性仍然是建基於社會的根本倫理上。中國千年以來基本的變化不大，其本源都在於宗法的倫理，而修身齊家的要求也具有普遍的政治意涵。周濂溪這段話便是針對這種社會而發的，而在此意義上，確實是「家難而天下易」。道理可以是一貫的，但是就今天而論，社會已經變了，宗法社會基本上是一去不復返（大陸鄉下或許還殘留一部分，不過隨著工商業資本社會的來臨，遲早也要消失的）。對現代人而言，這一卷論政治上的治國平天下之道，與前面的修身齊家之道相比，其間距離已然拉大（但是這些道理離古人則是很近的，因為他們所處的環境本質上是宗法社會）。不過話雖如此，其中還是有些道理的。如家難而天下易，則不能直接如此道，因天下政治顯然不容易處理。比如要認清楚自己時代的人，古今不出數人。治家有其難處，治天下亦有其難處。若就推行道理而言，家人親、而且有感情上的糾纏糾葛，所以不容易硬來。「家難而天下易」一語不能用現代西方政治學的意義來解釋。對理學家的義理派而言，整個中國的天下國家社會，其基礎是家。治天下必須本於治家，治家則本於修身，道理是一貫的。整個中國社會是靠倫理體系來支持，而非靠法制。[3]所以此倫理體系的根本是家、是身。
何謂誠？其含意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人難免有過，有過能改則無妄，無妄則誠。一切念頭皆出於誠，本於性情之中的當然自然之理，如此則可以時育萬物，一切從此生發出來，一切的根本都出於我身的誠與無妄。我們講解這一條，是要諸位明瞭宋人治國平天下、經世濟民的思想。由於古今社會的不同，現代人只覺得理學家迂腐。如何身修家齊，進而使得天下國家治，古人確實掌握了其中的道理。周濂溪是就中國社會的基本結構來談，而且看得很深遠，這也是宋學能有一千年（甚至更久）的影響力的原因。朝代有興亡，制度也是歷代各有變化，但是中國最根本的結構是以家庭、家族為主的宗法體系，整個社會秩序與一切政治、社會秩序與義理都是以此倫理體系為核心，所以對這套倫理系統的維持便是維持中國文明最重要的工作。理學家自然明白這個狀況，透過他們自己的修行與觀察，知道對這套倫理系統的維持乃是天下的大本，這是古人在實踐之後所體會的道理。
今天社會最大的變化，是以宗法倫理為主的社會被破壞得非常嚴重。宗法社會雖然還不至於全面崩潰，不過接下來一個新型態的社會是即將產生了。然而我們對此並無此經驗，所以未來的中國社會能否穩定，將是一大問題，這一點在台灣已顯然可見。我們傳統文明的基本秩序是靠這種倫理與宗法系統來維持，這兩者乃是一體兩面。在以宗法倫理為主的社會崩潰之後，若無它物替代，則人將無所不為，這也就是所謂價值系統與社會結構的崩潰。西方國家的情況則非如此，他們的社會是靠宗教與法制來維持的，而且有了幾千年的傳統；但是這兩者對中國人的感染並不深。在中國，當舊的體系崩潰之後，上一輩的人還多少保存原有的倫理觀念與宗法的影響，但是到了新新人類這一代，原有倫理觀念幾已蕩然無存。所以將來社會基本的倫理與價值觀念要建立在何處，將是一大問題，而我們講《近思錄》正是與這個大問題有密切的關聯。新新人類常有一種不安定之感，除國家認同之外，社會上還有一種不安的氣氛。朱子將周濂溪這段話放在本卷之首，其深意在於理學家所認為的，治天下國家之道根本在於與身與家。諸位若能了解其中的道理，則可以明白以下的段落。
明道先生嘗言於神宗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則萬世幸甚。[4]
程明道將「得天理之正」與「極人倫之至」相提並論，這是因為對古人而言，天理最重要的部分正是人倫，離開人倫則無法談天理。[5]換言之，古人之所以要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正是因為整個中國社會最核心的組成是一個倫理架構，而這架構事實上不僅存在於家庭內部，甚至化家為國，所以中國人將「國家」兩字連言成詞。中國早在周代就已經是宗法社會，到了秦漢時代則進一步化家為國。在這樣的情況下，宗法制度乃是中國社會的最實際的一部份，它維持了一切人世間的秩序，小至個人安身立命，大至天下國家的安頓。所以古人很自然地連用「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而現代人不會用這樣的說法。古人既生活在宗法體系中，因此這種說法對他們是理所當然的。整個宗法體系最根本的道理就是堯舜之道，以體現堯舜之道為理想，這個道（所謂「今夫六藝之於中國也，所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者爾。」[6]）的產生背景是一封建與宗法的社會。人若用自己的私心去計算種種得失，企圖獲得種種利益與更大的控制，便屬於霸者的行事。因為這是就部分來考量，所以是私。公私的區別在於，著眼於個別的、部分的利益就是私，著眼於整體、天下則是公。所謂春秋五霸、戰國七雄都是私，因為他們都只為了各自國家之私，而不是為公。用現代的話來說，維持整個社會、天下國家的根本秩序與道理的便是公，也就是王道的實現。若只求個人部分勢力的擴張與掌控，便是私，是霸道。
所以古人的公私之分簡單而言，其一是整體的考量，其一是部分的考量。今日談公私的標準，如果執著於名相，會看不清楚。就現代而言，公就是懂得為全體考量。現代社會自有應有之公，也自有現代社會應當之理（天理）。就條文的具體內容而言，古今確實有所不同；但是基本的理路、思惟方式仍然是成立的：就整體與長遠的方向著眼，便是王道；只就部分、偏於局部的利益考量是霸道。這是本乎人情，而人情是中國社會的根本。中國社會有其基本的人情，要求一切出乎禮義，而且能夠長遠發展。程明道這段話是對宋神宗說的：他希望致君堯舜上，不要神宗只是學秦皇漢武。因為他們的作為是發自一種控制天下的權力欲，而「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於是在許多處不免委屈人情、禮義、仁義之道，而遷就了事實上的需要。譬如唐太宗殺害兄長、趕走父親而取得了帝位，所以就難以講求仁義，而唐代政治也確實比較不重視倫理。在宮廷中，對禮義與教化、孝友之道不甚講求，於是整個社會便形成一股欲望自然流行的風氣。唐代基本上是一個開放的時代與社會，在情欲與外交上都比較開放，與外族連絡較多而呈現出世界性與國際性的局面（這也是後人比較欣賞唐代之處）。宋人據此而認為，唐極盛不久之後便有藩鎮之亂，導致生靈塗炭，唐代甚至以割據局面告終，其實都出於自然，因為大家皆行霸道而縱其欲求。宋人的看法多少是有道理的。[7]宋人認為治理天下國家的根本便在於維繫天理人倫，所以第一條是本卷最為關鍵的部份。明白這一條，則以下各段都能明白。否則的話，就如同現代一般人所以為的：古人老是講修身齊家、仁義道德有什麼用呢？豈不是很迂腐嗎？——其實不然。古人所提出的是整個中國社會幾千年的根本，即倫理的根本。清末以來，中國人因受到西方帝國主義的欺負，看見西方國家既富且強，富之理在於亞當斯密，強則是基於各式軍備，政治之理則是馬基維利以下的現代政治學說，因此覺得國家的首要之務在於追求富強。以這樣的眼光來看宋儒之強調修身齊家，因而視之為迂腐，嗤之以鼻，甚至痛加批評，完全不能理解宋儒的用心。這是因為近人所見有限，偏於部分，不明白整個中國社會的基本構造。近現代的中國因受到霸者的欺侮，自然不免要以霸道還報。
[1] 《近思錄》卷八〈治體〉
[2] 《近思錄》卷八〈治體〉，在「深哉」一句下。
[3] 如中國古代並無警察，只有捕快。捕快無事不出縣府衙門，其人數又極少，不過數十。
[4] 《近思錄》卷八〈治體〉
[5] 現代人不再同意這種看法了，現代有自然、政治與經濟等等各方面的天理，政治上有洛克、經濟上有亞當斯密斯、自然科學上則有牛頓的學說……，而這些與人倫毫無關係。
[6] 嚴復《天演論‧自序》
[7] 不過唐代的歷史也沒那麼簡單，不可一語而決，我們在此只是舉例來闡釋王道與霸道之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