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場 主持人：何寄澎
林正珍教授：晚清對西方教育制度的引進及其對現代通識教育的啟示
吳展良教授：<民初大學之理想與實際及其對當代通識教育的啟示>→題目
特約討論人：涂經詒教授、何秀煌教授
主持人：今天第一位發表論文的是中興大學歷史系林正珍教授。林教授是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的範圍主要是比較福澤裕吉和康有為的思想。今天他針對通識教育，提出「晚清對西方教育制度的引進及其對現代通識教育的啟示」，我們相信他提出見解必然十分精采。第二位提出論文的是台大歷史系吳展良教授。吳教授整個求學過程稍微曲折了一點，他是台大機械系畢業的，歷史研究所的碩士，美國耶魯大學的博士，這樣聽起來，就知道吳教授是一個比較能兼容並蓄的學者。實際上，吳教授一方面講授西方思想，一方面又講授近代中國保守主義的思潮，浪漫與保守兼備，中西合璧。今天他報告的題目是「民初大學之理想與實際及其對當代通識教育的啟示」，我想也會聽到很精采的見解。兩位特約評論人，是這次開會討論中最辛苦的，分別是遠從美國來的涂經詒教授，與從香港中文大學來的何秀煌教授。我們馬上開始，每位主講人是兩分鐘，特約評論人是十分鐘；接下來，我們大約開放二十分鐘時間，請各位先進提出高見。
吳：謝謝各位！今天我要講的題目是「民初大學之理念與實際及其對當代通識教育的啟示」。我在這篇文章裡面，第一個主要探討的是「民初大學之理念」的第一個原型，再進一步看出當前對通是教育有什麼樣的一個價值。至於為什麼要探討「民初大學之理念」的這個原型，裡面有其實踐的過程，探討原型的概念，基本上我們了解，無論是歷史學或是人類學的研究來講，基本上可以告訴我們，任何一個重要的事物，在開始時都有一個最基本的型態，然後這個基本型態通常是難以改變的，當我們要探討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時候，我個人提出一點，我們要先探索這個教育理念一開始的原型，以及配合時間狀況是一個怎樣的情況，才可以掌握到中國高等教育的最初以及其後來發展的型態，為了探討原型，我選了三個大學作代表：北大、南開、北洋。為何選這三個學校呢?北洋大學是中國第一所國立大學；北大的地位，從京師大學堂以來就無庸置疑；南開大學是國人私辦，一所最優秀、最負盛名的大學。事實上，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往往都是從教會大學開始的，這些教會大學的理念當然與其他的甚為不同。清華大學剛開始是遊美學務處，是一國家辦理留學教育為主的。這些學校在當時比較不能夠代表國人自辦的大學所呈現的大學根本的理念，所以我選了這三個大學作代表，當然這樣做一個代表性的研究，它不可能呈現絕對的定論。我們先提出一個基本的prototype、archetype民初的高等教育的「原型」是我第一個提出來的，發現它的根本理念，在於培養救國的高級實用人才。大抵而言，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大都是甲午之戰時興起的，像北洋大學就是光緒二十一年，盛宣懷在天津開始創辦，當時之所以創辦是因為受到甲午之戰的刺激，以培養實用的高級人才為主，最主要的有工程方面、礦冶方面、鐵路道路、以及法政方面的人才，為應付新的國際局勢，新的政治需要，基本上以實用為目的，課程的設計從一開始就模仿西方第一流的大學，像哈佛、耶魯，用的教育和總教席皆以從國外聘入為主，教本全是英文，上課亦用英文，目的在於救國實用。再看京師大學堂，是朝廷主辦，要做為全國學堂之表率的學校，其指導思想是所謂「中體西用」，也就是它所培養的人和北洋大學不同，它要培養一個「有體有用」的人，體是中體，用是西用，欽定和奏定學堂章程裡面，它把經學科、政治科、文學科放在前面，醫科、工科、農科放在後面。這幾確實是希望能夠培養出一個有體有用的人。後來面臨到一個問題，「中學為體」的「中學」部分不知道要怎樣講，即中國學術發展原來的主體，原本是樸學或是漢學，此兩者發展到後來，不免是豆丁考據、瑣碎而無用，所以開始有人提出「經世思想」，希望能夠有所匡濟，另外也有「今文經學思想」，希望提出一種新的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可是，今文經學那部分還有很多的困難，像康有為的思想，固然在晚清風靡一時，但是不接受的人很多，所以有「金古文之爭」。基本上來講，晚清的學術發展，有一個很強的、急切的要用世的目標，無論是經世之學或者是今文經學，因為要急切用世，所以這個學問就沒有一個深刻的基礎，所以「中學」在學術上的基礎是不太可能站得住的，到了民國以後，更是垮了下來，這個情況在清末也是如此，所以當時他們討論的結果，並考察全國學堂，發現固然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可是各地中學都有名無實，只興趣在西學上，在辦理京師大學堂的情況也是如此。大抵而言，來學的人，多半也是對語言這類新知識比較有興趣。不管怎麼說，雖然事實情況如此，北京大學堂的規模是值得大家注意的，它一開始是希望培養一個有體有用的人，實際上卻沒有達到。第三看南開大學，它是民國八年才正式成立，可是南開之前身，是在甲午之戰後，便開始逐漸創辦，創辦人為張伯苓和嚴範孫先生，創辦的原因是受到甲午戰爭的刺激。張伯苓先生說，他在做海軍見習官的時候，親眼目睹當時的通濟號上，兩日之間三度易旗，取下太陽旗，掛起黃龍旗，第二天我又看到了取下黃龍旗，掛起米字旗，當時有說不出的悲憤交集。看到國家象徵的旗幟，一天之內被人換了三次，他實在受不了，從此他立下志願要教育救國，成為中國近代最感人的人格教育家。南開學校基本上就從這理念而起。張先生一生可說是熱忱的愛國主義者，對於自己有嚴格的要求，尤其在人格方面、做事方面，這是其他學校很難以相比的。換言之，南開背後的成功，是有一個非常特殊的人物，以他個人的高尚及救國意念，並堅持不懈地一路打拼出來，而感動了學生，這是南開學校的情況，這精神基本上一直延伸到南開學校，包括初中、高中、大學，其在精神上是一貫的。由這三個大學可以知道，卻是受到甲午戰爭的刺激，所以要救國實用。第三，固然一方面是救國實用，另一方面也培養出實事求是的務實精神。實事求是有其學術和文化上的基礎，它是認為中國傳統的虛文過多，西方的比較踏實，所以能夠成功，所以從實用進一步一轉，就成為實事求是。南開也是一天到晚強調要踏實務實，張先生自己就是一個做事最踏實、最務實、最篤實的典範。在這種情況下當時也比較注重所謂的實科，無論是自然科學工程乃至於擴及到經濟、法政的重視，而從救國實用為出發點作為大學理念的第三個東西，就是政治社會一有波動，他們就很容易投入，像北京大學後來投入五四運動。不僅如此，在京師大學堂時期，就已經開始中國最早的學生運動，就是抗俄運動，北京大學固然是全國學生運動向來的領袖，像北洋、南開也都能積極參與。第一部份我要講的就是，無論是培養救國的高級實用人才，實事求是的精神以及積極參與政治社會運動，都是從救國這一念出來，這是近代中國大學之理念的第一個原型。它衍生出來的許多東西，一直到飲天/？，我們看到台灣的大學的實用傾向，以及解嚴之後，學生對政治問題愈來愈有興趣，甚至對於政治社會的興趣，往往大於學問的興趣。不過，實事求是這一點不知跑那兒去了?當時清末所以如此，和他們的文化反省有關。第二重要原型，是在北京大學開始做了中國近代教育的最重要革命，革命的中心思想是研究高深的學問，這東西為什麼造成中國近代教育的革命呢?我們拿蔡元培先生剛到北大看到的情況來講，當時北大的學生，是以腐敗出名的，是一個非常官僚氣的學校，蔡先生到了北大，一看這個情況，就深深感到原來的實用主義而且又沿襲了科舉封建時代中國大學，是絕對沒有出路的，他自己留學多年，因此提出了一個中心理念，他說他所看到西方的大學，其核心之理念就是以研究高深的學問作為現代大學的精神，這東西剛開始是起於德國，原因在於德國在拿破崙之後受到很大衝擊，因為有自己一定的文化，有一些有志之士，如費希特（Fichte）這些人，就覺得要拯救一個民族的前途，就要先從拯救一個民族的精神著手，就要把大學作為民族精神核心的地方，也在這樣的基礎底下，於是提出大學應該積極地為民族精神、民族文化作開創。以柏林大學為中心，影響到各地大學，後來成為全世界現代大學的模型，如果就世界史的眼光來講，這是世界大學的archetype。像美國第一個繼承的為約翰赫布斯，影響到芝加哥、哈佛、耶魯這些大學。蔡先生懂得這一點，又看到中國的問題，把西方大學的這些原型，取之來作為中國大學的嚮導，這個才是作為大學的根本理念。講到這裡很感慨，我們的大學法把這基本理念給改了，當年我們的大學法的第一修是「研究高深學問，培養專門人才」，現在改成大學是以研究學問、培養人才、服務社會、報效國家、貢獻文化……。是沒錯，大學法是可以講了七、八點，我還可以再加十點，然後呢?治絲愈棼，忘掉了根本，忘掉了現在大學是為了研究高深學問而存在的，服務社會、貢獻文化的機構很多，不僅是大學。大學的特色在哪裡?近一步講也就是蔡先生當年提出的研究高深學問，這個東西使得中國大學怎麼樣造成一個旋乾轉坤的革命。第一個，他一近了北大，宗旨上就明白提出「大學是研究高深學問的」，每年的開學式，第一件事就是講這個，把這一條宗旨灌注在師生的心裡面，而且反覆地傳達「大學是為研究高深學問而存在的機構」，並且還積極地用制度來實現這個理念，例如第一個，淘汰不合的教員、沒有學問的教員；第二個要嚴格……
（以下空白）
第二個開創研究的機構，蔡元培提出辦研究所的計畫，讓大家明白教書不只是做做講義，讓學生抄抄筆記而已，大學要鼓勵一個繼續不斷研究的精神。當時的學生目瞪口呆，以顧頡剛為例，他記了當時的情況，本來以為大學是最高學府了，沒有想到蔡先生在這上面，還要提出個研究所，而且還買各代各樣的圖書、儀器來做研究，甚至原來看不起的辭典，也做了研究。而重要的是，一個學校必須以研究的精神來作為它的骨幹，這個學校才有生命。除此之外，他又創辦「北大月刊」，這個月刊有一個偉大的理想，其中一點「大學者，囊括大典之服也」，也就是兼容並蓄之服也，也就是要把這些各式各樣的東西熔成一爐。這裡有一個通識的理念，蔡先生基本上是學哲學的，他深深懂得整個西方學術、現代學術的根本精神是從希臘哲學來的，所以他看學術是一以貫之，是貫徹到哲學及科學上，當然他另外提倡美育、文學，他在那方面的造詣也很深，現代學術裡面也和這些東西結合而成的，所以蔡先生講學有一個通貫的嚮往，就是所謂追求高深的學問，真正深在學問要能夠貫通，一門一門有其貫通，眾家學問也有其貫通，就貫通在他當時提出近代西學校術乃是以科學和哲學為根柢的。他也認為要研究高深學問若沒有學術自由的理念，是絕對做不到的，也就是說，在研究高深學問的前提下，他要提倡研究的風氣，學術自由，追求一貫根本的道理，同時要研究所謂「純粹」的學術，就是探討所謂普遍性、根本性的學術，即文科和理科，而把應用科放在後面，根本上就要把所有的應用科排出北大，例如把工科劃給北洋，企圖把法科拿出去。他原來也是懂得理論和應用合併的道理的。但是實行的結果，學生是功利取向的，於是第一流人才都去搞應用，整個學校的風氣就變成以應用為主。他看到這種情況，就將應用科全都趕出北大，讓北大存留純學術的課。很諷刺的是說，在今天我們覺得理論的、抽象的東西是沒有用的，而結果正是這一種提倡研究抽象性、理論性的、純粹學理的這些東西，在中國近代掀起了旋乾轉坤的教育革命，自此，北大的風氣徹底大變，其結果便是「新文化運動」以及後來的「五四運動」，這些運動都與蔡先生的提倡有關，包括要探討純粹的學理，以及整個民族文化的百年大計，在提倡積極的研究風氣下，北大成為風起雲湧、人才輩出、並且主導了中國近代史的命運。一直到今天的鄧小平、毛澤東、周恩來、乃甚至各行各業的領袖人物，這些都與北大能夠做出這種教育的開創有關，其核心竟然是那研究純粹而高深的學問，因為這些東西才真正契合到人類文化的本質，人類學術文化的生命力是從哪裡來的，蔡先生因為懂得這個道理，所以發起這項改革，於是培養了學術上的人才，也因為這種學術文化上的創造力，影響這些新的人才產生一股的貫通見識，並在各行各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而所謂的通識教育，如果我們只是希望浮浮泛泛地，是「通」不來的，因為各門學術在今天本來就是要分的，要「通」必須以高深的學問才可達，也就是要能夠探索到各項學問背後的道理。北大當年在這方面是相當重視的，整個文、理學科是不分的，並且要廢文科學長、理科學長，設一共同長，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謂「教務長」的來源。教務長的理想是要文理兼通，通於人類學術文化大一的人才有資格做這個事情，並且要能夠領導整個大學，把各學科融會貫通，創造宇宙的新精神，為民族文化開出新道路，蔡元培先生就是這樣一個代表。當然我們不是在責備什麼，只是在說理想上是這樣一個情況，北大一方面要研究高深學問，一方面也要將這些學問融會貫通，之後要來探討整個民族文化的前途，在這樣底下，培養出一群又一群具有宏通見識、宏偉氣魄的人才，整個改變中國近代的命運，這在我們今天談通識教育，是非常值得借鏡的。那麼這樣豈不是全部西方精神嗎？其實不然，蔡先生的根本特性是位儒者，他的「囊括大典」的說法，就出自《禮記》，同時他引了《中庸》裡「萬物並育而不相害」的說法，使萬物能夠兼容並蓄在一個道理裡面，所以他同時繼承中國傳統以及西方最現代的精神，才有這樣偉大的成就，我想我們今天談通識教育，這個經驗還是很值得重視的，謝謝各位！
主持人：謝謝吳展良教授，談到民國以來兩個大學的原型。我想，聽了吳教授的報告，不為之動容者，大概也很少。我們現在請兩位特約討論人，先請何教授報告。
何：謝謝主席！我們怎麼樣由關心今後通識教育的走向或者概念接著我們討論的問題，先提出幾個問題，接著討論幾個概念。第一個談教育，假如在理上談的話，那麼我們可以把理想訂定成一個永恆的東西，比如說，昨天在我的小文章裡就說，教育基本上應該是增益文明，發揮人性，但是這種理想算不算永恆，就得看人性怎樣發展、人的文明怎樣發展，因為我自己是主張「人性演化論的」，「心性論」與我的看法不是很吻合。第二點我們可以有高層的理想，但是有時卻需要談很低層次的實現，這就牽涉到談教育的時代性和侷限性，因為一方面我們可把陳義較高的理想放在教育裡；另一方面，人一樣要生活，國家一樣要生存，社會仍然要跟著進步，有時候是無奈的，否則的話，這個社會就會被鏟除，所以在高遠的理想與無奈的實現之間，就產生許多層次性的問題需要討論，而且決定政策，決定方針的時候，往往是在這中間，而不是上面或下面，因為最底下的，大家都在求溫飽作為目的，走幾步可能就會出問題，如果把所有的政策都推向高遠的理想，那往往也會失意空洞。第三個問題，我想提出的是，如果我們一直在「多元的」、「開放的」，但是在開放的系統之下怎麼樣講專心投入、道德的投入、價值上的收入，這就牽涉到取捨，於是就沒有辦法抱著多元的系統，這中間就牽涉到兩位講者都提到的，道德力量從那裡出現及其價值觀怎樣，一個人可以容忍多元的價值觀，但是他自己不能老是多元的，他自己仍要選擇，這牽涉到個人在團體裡頭，怎麼樣保持平衡的問題。第四個問題，是我們提教育，有時是平面的看，有時則在正常的發展的時代來看，但是教育有時候是當作歷史發展的過程當中，某些品質的加強或鞏固，或者是對失去的或以為失去的條件或性質的加以補救，或只是remedial拿出一個藥方出來救，有時候為了救國、救民，從這個觀點來看，常常看到推行出來的教育，包括通識教育，可能是一種補救之道，如果大家都已經通識了，那為什麼還提出來？很可能是把它當作我們這個時代最缺乏的東西，因此才提出來，做為補救之道。第五點，我想提出的問題是，我們這世紀，時常強調所謂「認知主義」，林教授也說人是認知主體，事實上人不只是認知主體，同時也是一個生命的主體，感情的主體，但是當我們回頭講知識，一方面從培根開始大力喊出「知識就是力量」，可是相反的，我們常常發覺知識分子有他的無力感，為什麼呢？在這裡就可以看出，我們不祇是在追求知識而已，我們還有價值、道德等等，這麼一來，我們如果要談通識教育的話，我們可能要思考的，尤其是回顧傳統，看晚清時候我們怎樣引進西方教育制度和內容，或是討論類似這樣的問題時，我們有時候注意一個東西的引進不一定有意的，或是全心全意的，有時候是無奈的，我想在船堅砲利之下，中國走向西式化的現代化，就是西化成為現代性的內容，這個經常是無奈的，很多人都認為中國傳統的東西，很多都要拋棄，但是無奈的作為，往往引起很多反應，使得我們失控了，很多的東西就在過程當中失掉了，所以剛才吳教授說，北大要提倡研究高深的學問，一方面有高深的學問的研究才有基礎，但是，注重補救的時期，或者我們忘記或根本無法作高深的研究，比如說抗戰期間，有多少人真正可以做高深的研究呢？台灣初期的大學仍然可以培養很好的大學生，主要不是因為大學的師資都很好，教育成功，那時候教我的老師是從大陸撤退的，很多的老師都可以在大學裡頭任教，但是我們只有一間國立大學，其他大學很少，就只好在中學任教，那些國文、歷史老師，各個都是儒家，我也不一定完全贊成儒家，但是至少在那種傳統之下，都是學有專長的，我自己覺得，我們現在要求大學或大學生，他們可能沒有道德勇氣或道德使命感，但是我們的中學怎麼樣？我們談通識教育，假定中學以前，大家都是認為培養學生成專業的螺絲釘，到大學我們才說我們需要高深的學問或言究，這可能是來不及的。
主持人：謝謝！我們現在請涂教授。
涂：我剛剛聽吳教授和林教授談清末民初教育的改革，有很系統的分析。中國現代化歷程是特別緩慢，並且所受到的痛苦也特別多，很多問題在清末民初就碰到，可能到今天同樣碰到。我記得不久以前，我們討論到中國近代，有幾位大陸學人一起討論，就發現從79年後大陸開放走向現代化，他們從中發現很多問題，後翻閱近代史，發現1890年到1910年或1920年，這些問題幾乎都被討論過，所提出的看法都很相近，但是為什麼沒有辦法解決呢？所以我想這個問題，恐怕還要困擾中國人很久，我們可能還在摸索階段，怎樣把中國的現代化完成，並且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間，不會感到那麼多痛苦。另外，談到通識教育的理想，我也同意通識教育的理想可以擺到很高，但在實際運作上，可能也要考慮到現實和國家的需要。我想大學教育，一方面要強調自主性，一方面要強調培養人的主體性，養成一完全的人格。所以，我覺得教育的目的和教育的政策兩者應該是分開看的，教育的目的可能是一個長遠的、永恆的東西；教育政策則要配合到國家、社會的需要，不能完全不考慮國家的需要。但是有一點很重要，大學不能夠變成某種政治的工具，即教育的目的和教育的政策不能混淆，這地方大家應該特別注意，謝謝各位。
主持人：謝謝涂教授。請各位在座的專家學者把握時間，提出問題一起討論。
台大化學系某先生：我從剛剛何教授講台灣在50年代和60年代教育成功的一個源頭是中學教育的成功，是有很多很好的老師，我要談的就是教師的培育問題。最近這十幾二十幾年來，中小學教師完全被師範體系所培育出來的老師所取代，我想知道是什麼時候開始將師範教育和普通教育分開來的，分開之後的師範教育強調教育是專業的，換句話說，即走入枝節，而不走通識的路，今天雖然是師資多元化，但是像台灣大學裡面的教師課程是一個中心[sonny1]，通識課程又是另一個中心，是分開的。所以，根本的問題是教師培育是不是通識教育、還是一個專業人員的培育？
楊俊榮：我主要針對何秀煌先生的兩個問題，第一個是何先生指出台灣40、50年代教育的成功，是與中學的師資有關，可是就我個人的經驗來講，恐怕跟您所遇到的不一樣。我當時是在高雄縣，我太太是在南投縣，當時的老師是這樣的，只要是會講國語的，就可以當國文老師，而且往往教授的老師鄉音太重，等我們聽懂以後，已經要升上另一個年級了。第二個就是您提到知識分子具有道德勇氣，所以才會覺得有無力感，這一點長期以來，我一直覺得有點問題，因為知識分子一向都自視甚高，自以為是，您剛剛所說到，就是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沒有辦法劃分的很清楚，也就是他們經常以為，為什麼你們不聽我的，經常就從自己的角度，拿理想去要求別人，而自己呢？是以最低的理想要求自己。事實上我們為人師長，有時候也是這個樣子，像我們在當學生的，很多人都做過小抄，但是當你當上老師以後，卻拿高標準去要求學生，難道自己不會覺得不好意思嗎？像我都跟我的學生說，在我中學時也是會偷翻課本，所以你們偷翻書的行為我是可以諒解的，但是我希望你們不要做這種事，因為那是不好的，像這種才是道德的勇氣，而不要老是覺得「無力感」。事實上那種無力感是自己在自怨自艾，沒有針對現實，我是講得較實在些，但是我認為通識教育，最重要的就在「誠摯」，這是相當重要的，這是我的看法，謝謝！[sonny2]
黎明工專夏先生：參加這個通識教育的會議，我感覺到通識教育的目標多設限在大學上。但是在我們教育的學程裡，不只是在大學裡有通識課程，在一般的專科學校裡也有，如果按照我們學者、專家把「通識」解釋成為一種高深的學問，那我個人覺得正好是一種相反的定義。我對通識的定義，陳義不一定太高，乃在於一個於既有的領域當中，學得一個專長之外，具有一個普通的國民的常識，這樣才能落實一個真正健全的人格。我們很多大學裡面，還開了古玉、瓷器，甚至以台灣史作為一個通識教育的課程，正好與通識弄擰了，變成一個「專識」、專門的主題。以我個人在專科學校，因為我個人是以法律系作為我的輔系，所以在學校我開了一們課程，叫「生活與法律」，結果選修這門課的學生特別多，而且在課程外，碰到問題時還特別來問，因為我們一般同學對於基本的法治觀念不夠，所以我們必須針對現階段的社會需要加以補強，不一定是陳義過高的說是國家的需要，而是個人在社會必須具備的普通常識，那麼國民才能具備健全的人格，這是我的看法，謝謝！
王德毅：主席及各位先生、女士，剛才聽了林教授和吳教授很精采的報告，我提兩點供諸位參考。第一點，清朝末年受到西方影響，學校章程訂立，當時清朝成立「學部」，我過去研究王國維的年譜，他也參與學部的任職以及大學章程的草立，在他的「靜庵」裡面有一些資料，原先他在辦教育實業雜誌，翻譯了西方一些東西引進大學裡，譬如說歷史教育，當時編的教科書，對我們歷史教育可能有很大貢獻，而在清朝末年新教育的引進，對我們教育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第二點，是吳教授提到的，大學是要研究崇高的學術為主，我記得梁任公有一場演講，題目是「為學與做人」，他說為什麼一方面為學、一方面做人？譬如台大校訓：「敦品勵學，愛國愛人」，也是宋朝所講的「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去年我到廣州中山大學，中山大學的校訓就是這幾個字，是國父孫中山親自寫的。我想一個大學的崇高目標，應該是培養一個萬能的人格為主，當然學術的研究也是相當要緊，我提這兩點請教林教授和吳教授，謝謝！
吳：謝謝各位的問題，因為是演講的關係，我今天講的也比較激昂些，也談了許多理念性的東西，可能刺激了大家的情緒，這裡面有他的短處，也有他的好處。許多先生問的問題，基本上都環繞在理想與現實上來談，許多人談到我們要照顧到國家的需要，社會的需要，教育應該作為一個補救的或說是補其缺乏的一個概念，我想這都是非常對的。但是我請大家注意，我今天提出來的中國近代大學教育的兩個原型，第一個原型正是徹徹底底的為了國家、社會的需要，重視實用的，包括師範教育；師範教育在近代基本上就是為實用的心態而來的，因為他重視實用，所以不重學術。我們大家都了解，今天整個教育體系和師範體系，受到這種實用主義的心態的毒害。就歷史來講，其實蔡元培先生當年提出那樣高昂的理想來，正是針對時代的缺乏，因為中國人，我們坦白說不好是天生，但是幾千年來的民族性就是太過實用，我想這點大家生活經驗都非常清楚，所以我們如果要針對國家、社會需要的實際狀況來談的話，在中國這個文化體裡面，就必須要高談理想，近代第一個大學的理念就是為救國培養高級實用人才，結果把教育辦得怎麼樣？民初大學的情況，今天台灣的教育也是一樣，實用主義蔓延，第一個是師範和教育體系，第二個是大學裡的功利和實用取向，正是在這種情況底下，使得我們學術界講白一點，成為三四流以下，就世界學術界而言，蔡元培先生當年在北京大學所引發的「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這種針對國家需要所造成的偉大貢獻，恐怕不是我們現在一般的實用心態所能夢見的。第二點，有的先生提到通識教育不應該陳義過高來談研究高深學問，或許是比較一般性、常識性的教育，培養各方面健全的知識，當然也是有他的道理，但是其結果就會把通識教育變成常識教育，更糟糕的會變成營養學分，通識教育如果照這樣發展下去，在大學裡必然為大家所看不起，各系的教師，一心是指揮在自己的專業學術上，通識教育也不過就是說，不得已我也來開兩個通識的課，少數有特別熱情的人例外，當然一般的情況必然是如此，這樣的話，通識教育如果在台灣有遠大的前途，我個人絕不相信，也就是說，如果通識教育的本身在大學裡面沒有一個遠大的嚮往，必然流於常識性、營養性或為大家所不重視的情況，更何況我們是針對高級知識分子的通識教育，而不是對中學或小學這種教育，也就是培養常識或健全人格這種東西，應該從小培養的，大學的通識教育要有大學的特色，它跟中學、小學的所謂「四育並重」、「德智體群並重」、或者「公民與道德教育」是不一樣，因為他是一個大學，我今天談的主要是大學的通識教育。還是有一些是我沒有談到的，但是大學通識教育的本質、特色是什麼？我覺得蔡元培當年提出的那個東西，是非常重要的，恐怕也是非常根本的。再談到第三點，也就是許多先生所談到的「認知主義」和做人的問題，會不會忽略到人格完整的問題，我想對這點問題，應該有一個嚴肅的看待，因為我們都了解，整個二十世紀以前的教育，都確然是太偏於知識的發展，而忽略人格整體的完整。可是，我們要這樣想，事實上，整個中國幾千年文化的傳統正好反過來，他是偏重人格的完整而忽略知識的養成，也就是說，如果要補偏救弊的話，我們必須要在這裡談，第一個研究高深的學問。另外，我認為中國那種重視人格的完成，必須在現代大學繼續完成，用傳統的方式來談經典，而不適用現在那種理論分析和認知主義來談，也就是說，東方學問的特色，不是嘴巴上講的，是實踐的，我們可以開老莊、禪宗、四書、論語或各方面中國的經典，那麼真正實踐的方式，用古代人的方式進入經典，那對人格的完成有莫大的助益。坦白講，台灣現在有數百萬的佛教徒，絕非偶然，正是我們整個知識系統，沒有辦法讓大家的人格完整。要講人格完成，並不是在大學裡面開幾門知識的課，或是像開「認識社會」、「認識政府」……他是要有修行，要透過修行人格才能夠完成，對此東方的學問最適合，這也是當年北京大學沒有提出來的很重要的一點，我們今天要談繼承傳統中國教育，我個人覺得那一部份倒是非常重要的，如果針對人格的完成，不要偏任何主義的話，這一點我想做一個補足，謝謝各位。
主持人：林教授說吳教授已說明的很清楚了，所以從略，那請何教授發表意見。
何：剛才楊先生的問題，我想我個人的遭遇不同，也許我運氣比較好，我一樣是在鄉下裡頭，但是有一點，那個時候的老師，尤其是國文、級任老師、歷史老師極其敬業，你看他們怎樣改作文、改週記，對學生產生的影響。第二點談到知識分子的無力感，知識分子有各種不同的知識分子，當然我主張每一個人都要誠實，我一生都沒有偷看，這是個人的不同，並沒有關係，你追求的是什麼，要言行一致，但不應該說初中以前都偷看，如果教初中，你就說初中以前是可以偷看的，當然不是這樣子，因為這裡頭就有所斟酌了。第三點，我們談到夏先生說的，通識教育的理想是一件事情，通識教育的政策是另一件事情，通識教育的課程是第三件事情，我們現在講的，如果大學通識的「課」，一定要有他的水準，否則不成為課。回過頭來，為什麼我說中學時代重要呢？很多調查認為許多人的人生觀、價值觀都在十幾歲以前就完全建立了，以後是很難改動的，所以從這一點來看，我們應該重視中學師資教育。
主持人：謝謝何教授。何教授今天講了好幾次無奈、無力，我們被時間催迫，也不得不結束，也非常無奈，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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