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遺民之志節與中國近世學術文化精神

台大歷史系吳展良

明末清初賢豪奇士輩出，匪但學術思想為之丕變，抑繪事藝術之發展亦大為改觀。清人之學術文化，雖直承其緒餘，然以異族所制，不唯風力才情遠遜於前，其精神意態亦往往失真。洎乎清末，世變日亟，枷鎖雖去而四海陸沈。學士文人四顧茫然，憤激呼號。其時代之動盪、處境之艱難暨心事之所感，頗有近於明末士人者。是以清季以還，學術思想暨文學藝術中欲繼明末人之志，述明末人之事者，不知凡幾。昔陳寅恪以天水一朝為中國近世文化之泉源。而明末清初要為有宋以降中國文化又一大變。論近世文化發展，於此易代之際種種，要為不可忽焉。抑當時文化變革，所緣雖多端，遺民之苦心孤詣暨其高風亮節，尤當注意。蓋以天崩地壞之際，諸遺民以微渺之孤軀為故國招魂，為先聖求嗣。孤臣孽子，流離困頓，上下求索。所變演之孤高奇絕，所造境之廣大精微，處處有度越前人而表現吾國文化之真際者。近人論明季清初文化與現代中國之關係者亦夥，然論者多由新文化運動與馬列之觀點，強調其反禮教、重情欲、尚感官、解放個性、追求創意與獨特風格，及各種反映所謂資本主義與市民社會之文化現象。此雖有所見，然實未得乎當時學術文化發展之主脈。茲不揣淺陋，略述遺民之身世心跡於一二，以表現晚明以降學術文化之真精神焉。

以學術思想論，明季講王學者遍天下，末流輾轉，不免有束書不觀、游談無根乃至放恣妄行之病。東林諸儒起而闢之，明末諸大儒又繼而力矯其非，學風為之一變。如顧炎武、黃梨洲、李二曲諸人，皆以遺民之身，抱身世家國之痛，發憤勵學，所習遍四部而尤重經世致用與立身絜矩，一掃昔日空言無實之弊。其所成就，上下數百年間，罕有能及者。其中如顧炎武，嗣母未婚守節，養先生於襁褓。明將亡，先生起兵吳江而事敗，其母亦以絕粒而死，遺言曰：「後人勿事二姓」。先生乃棄家而走，終生僕僕於道途，遍歷塞內外諸山川險要，以謀經濟恢復。於道路奔波之中，發古今圖書，實事求是，先廣大精實而後求其會通，開有清一代實學樸謹之風。至今三百餘年，言實學考據與夫科學方法者，猶取則焉。[1]顧氏在當時，以南人而發揚北地經史考證之學，思力挽有明數百年空言心性之習。其於經籍，蓋所謂無一字一句不精研其本意，以效法乎醇古，又深究歷代事實，以謀求經濟之道。斥心學之江河日下，開經學與史學之新趨。戒其為此，開其為彼。以博學於文，行己有恥為教。指舉世所學之病，而明示國人以達道。其操行固極堅卓，治學亦遠邁乎前人。觀其一生論學與行事，如刀剖匕削，無絲毫含糊牽連之處。其壁立萬仞之姿，要皆出於其堅貞苦志之耿介性情也。[2]

亭林之學精嚴整齊，力斥心性理氣之玄談。然同時又有黃梨洲，欲融理學傳統入經史之學，以成其通天人一內外之學。梨洲之父尊素，以東林名士而為魏閹所害。新君嗣位，梨洲入京訟冤，於堂上以長錐錐其仇讎。清軍入關，魯王監國，先生糾數百子弟兵隨軍，艱苦撐拒，然明統終不可續。先生於是返乎故里，閉門著述。先生自幼才氣縱橫，於經濟事功、詞章藝事、文獻考據蓋無不習，而尤遂於史學，並求歸本於經學。然所學雖博，猶自憾未達。國變之後，天移地轉，先生盡發藏書讀之，乃深有契於其師劉蕺山之心學，益窮心究理於萬事萬物。入乎王學之杪奧，出乎理學之藩籬，久之而有融通一切內外諸學之發明。其晚年著論有云：「盈天地皆心也。變化不測，不能不萬殊。心無本體，工夫所至，即其本體。」，得理學六百年所未嘗有。[3]蓋以理學傳統所受佛學之影響本甚深，言心言性，皆不免趨向本體一端。朱子曰：「理是潔淨空闊底世界」，又曰：「性如寶珠」，其言最譬。明人好言理在氣中，又曰即心即理，已於此多求有所矯正。然工夫仍在心體上用。即如蕺山雖主氣質之外無義理，其慎獨工夫要在於心體上打磨。而梨洲此說，合人心於不測之天地變化，轉本體入無窮之事理工夫。由是而合心學與經史之學為一。故曰：「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為俗學。」蕺山與梨洲皆浙東人。浙東之學本善言天人性命而切於人事，上承陸王，至梨洲而與史學融合無間，下開萬斯同、斯大、全謝山、章實齋之史學，其影響至於民國而不衰。觀乎古今，如梨洲之才情縱橫、博涉多方者，代不乏其人，然皆不能如斯盡精微而致廣大。梨洲所以能成此不朽之盛業，要與其國亡後一番痛徹心肺之打熬工夫不可分也。

亭林、梨洲之後有李二曲，性情有類乎亭林，然學術則宗張載，而與梨洲、船山之理學相呼應。二曲北人，年十六而其父為國捐軀。母欲殉死，以撫子而留存。家無以為生，然二曲一心以自拔於流俗，昌明關學為己任。四十以前，於經史諸子無所不窺，並頗有著述。年逾不惑，乃以誠明心地為第一要事，剪去枝葉，專己於修德踐履。其言曰：「天下之大根本，人心而已矣。天下之大肯綮，提醒天下人之心而已矣。」事母葬父皆極盡人之所難能，出處進退，如日月之無瑕。一時學者景從，復關學數百年來未有之盛。全謝山曰：「先生起自孤根，上接關學六百年之統。寒餓清苦之中，守道愈嚴而耿光四出。無所憑藉，拔地依天，尤為莫及」。而其所以能平地振起者，非家國之痛常梗於心中，又何所致焉。

遭時刺激，遺民之學術思想得以致廣大而盡精微。為人為學固皆元氣淋漓，精光四射。其於藝術表現，又何嘗不然。明末清初之畫家，大江以南，論者首推石濤。石濤本名朱若極，明靖江王朱亨嘉之長子也。崇禎自縊之次年，其父自稱監國，然為唐王所殺。若極時年幼，為內官所救，後避禍出家，改字石濤。以天潢貴冑而受迫為僧，無家無室復終身冒難測之禍，其胸中抑鬱之情，何可堪言。事既無可如何，石濤遂逃禪並寄情於山水之間。其花甲誕辰詩曰：「生不逢辰豈可堪，非家非室冒瞿曇。而今大滌齊拋擲，此意中心夙嚮慚。」一生苦情可知。然正以其塊壘之深，反身工夫遂切至，所造境乃日益宏肆奇絕。明季松江一派動言南北分宗，而好以南訐北。石濤以十七齡之少年則曰：「今問南北宗，我宗耶？宗我耶？一時捧腹曰：我自用我法。」蓋以「我之為我，自有我在」，上接陽明良知本自我出之說，而與梨洲所言古之君子：「寧鑿五丁之棧道，不假邯鄲之野馬」一語相桴鼓。陽明主張良知需於「事上磨練」，石濤則曰：「墨非蒙養不靈，筆非生活不神。......山川萬物之薦靈於人，因人操此蒙養生活之權。苟非其然，焉能......盡其靈而足其神。」是則於生活中涵養磨練筆墨矣。及其用力之久，使天人內外打成一片，乃不著於「我自用我法」之境，而曰：「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脫胎於予也，予脫胎於山川也，搜盡奇峰打草稿也。山川與余神遇而機化也，所以終歸于大滌也。」此意與梨洲晚年「盈天地皆心也」以下一段，又何其一貫也。石濤以「一畫收盡鴻矇之外」，梨洲則以一心容攝萬事萬變。所謂「無法生有法，有法貫眾法。」眾有萬象，皆由動盡精微之心源出。然離卻天地之廣大變化，又絕無此一無形無名之源頭可尋。此乃天人內外徹底融通，生生之機，源源不絕之象。此一番精神，一掃宋明以還學者之拘執，上接先秦之剛健不息，下開清末民國之奔放宏肆。至於其間聞風而起者，更不可勝數。梨洲與石濤，皆所謂道濟天下之豪傑也。

石濤天骨開張，境界宏闊，一畫收萬有，於藝事蓋無所不能。此誠與梨洲之性氣相近。其時又有八大山人，孤高耿介，憤世嫉俗，崖岸有類二曲、亭林，繪事則以簡逸冷峻稱。八大亦明宗室，明亡時年十九，又四年避禍出家。號雪個，又號個山，孤高清絕可知。為僧三十二年，解悟超群，稱宗師，從學者常百餘人，然始終不能忘情於君父。鬱結既久，年五十五竟發狂疾。忽大笑，忽痛哭竟日。一夕，裂其僧服而焚之，乃走還故里。久之而疾良已，遂由釋而道，並復人倫。好酒善笑，然絕不與人言，醉則欷歔泣下。醉後墨瀋淋漓，亦不甚愛惜。山人少於亭林十三年，長於二曲一年，心事作為之孤絕頗有相近者。山人佯狂而以啞字大署其門，二曲則盡摒人事，築堊室以自閉終身。山人為君父而發狂疾，二曲之哭其父則曰：「晝夜哭不絕聲，淚盡繼之以血。」山人以白眼觀世界，二曲亭林則孤高耿介，除惡務盡。或出家，或自閉，或棄眾，所跡雖異，其一腔無所容於天地之孤憤則同。八大之畫風曰倔強雄奇、淋漓痛快。亭林之文則以嚴峻雄健、通徹明快稱。八大一掃晚明吳派之溫潤含蓄，亭林則欲盡去王學末流之放蕩柔靡。八大曰：「雙眼自將秋水洗，一生不受古人欺。」亭林則曰學者當采銅於山，不可以舊錢充鑄。八大之筆，簡之又簡而愈益傳神。二曲之學，剪盡枝葉而精光四出。八大用墨，發乎天然，寫盡氣韻之生動。亭林之文，出自胸臆，隨事變化莫測。此三人皆以絕人之資，苦心孤詣於其性情之所近，用力之久，有得乎事物之大本大源，是以精義迭出，光輝耀人。所學雖不同，而身世志意則相類也。其沾溉後人者既深且鉅，豈偶然哉。

明末大賢懷身世之痛，其學術藝事或上承明季，或意在開新，要皆能龍蛇變化，神而明之。其造境之廣大精微，大有元明兩代人所不及者。莊子曰：「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吾於明遺民見之。有清一代為異族所挾，精神志意遠不迨前人，是以其學術文化，既乏博大高明之蘊，又無源泉混混之機。迄乎清末，神州動盪，學者復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己任。數十年之間，人才輩出。其心胸氣魄，大有上接古人之勢。然則身處中西文化交會之際，兩大文明所含藏之衝突，豈一時能得解決。加以政治運動方殷，學者難以沈潛，是以民國以來之學術文化，開新有餘，精純不足。紛然雜揉，絕無一番堅固純粹之氣象。雖然，清末民國學者求道之心實視清初諸遺民為多讓。或尊科學，或尚實業，或主教育，各欲以其道救國。先則曰無政府、三民、自由民主，後則曰馬列，各種主義紛陳，皆自謂致廣大盡精微、一以貫之之救世良方。諸士各信其所信，犧牲奮鬥，前仆後繼。而此數十年學術文化之創造，亦得數百年未有之盛。凡此種種，豈所謂個性解放、追求獨創、發展個人風格，或所謂反禮教、重情尚欲諸說可盡。文化血脈，歷史傳統，其所以然之故，非好學深思者不能明。然若論中國近世學術文化之精神，實在此而不在彼也。

[1] 張穆，《清顧亭林先生炎武年譜》（台北 : 台灣商務, 1980）。

[2]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顧亭林。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