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4/09《聯合報》。
吳展良（臺大歷史系教授）
中西面對疫病的態度大不同。歐洲人，尤其是日耳曼人，深富自由戰士性格，他們平常就不看小病，只看大病。對於新冠病毒先是不甚在意，一旦發現或感到無法充分隔離疫病時，則本能傾向將醫院留給最需要的老弱與慢性病人，其他人應該像戰士一般面對生命挑戰。部分國家甚至有所謂「全民免疫」一說。除了荷蘭這樣對外交通繁多的小國外，整個中北歐洲日耳曼地區，大抵皆如此。美國一般白人（日耳曼後裔居多），也有此傾向。當然，這是疫情初期反應，隨著染病者飆升，各國作法也多有修正，但基本傾向仍在。
至於染疫最早的南部義大利，屬於拉丁民族，比較強調隔離與檢疫，全民醫療體系原本也甚佳，卻早已不堪負荷，初期曾爆發多起監獄暴亂、鬥毆事件，之後深陷悲傷之境，也激起全民團結。
兩岸三地華人地區（還有韓國），都強調徹底檢疫與隔離，以及充分的醫療措施，盡量遏制疫病流行並照顧好感染者。華人與韓國人對政府的期待極高，希望政府像家長般地管好所有事情，給予充分保護。同時，人民也比較聽話，容易管束。
自由主義下的歐美民眾對於政府的防疫與醫療期待，初期也頗有限。在美國，諸多防疫的事情，一開始都由資本主義體系下的民間自理。例如很早停辦ＮＢＡ球賽，基本上是因為主辦單位怕民事賠償問題。人口是台灣三點六倍的德國，只有六十床負壓病房，政府認為已足夠，台灣有一千一百床，政府還很擔心不夠。德國至今也未管制消毒用品與口罩的價格與供給，隨人顧性命。
瑞典政府至四月上旬仍只強調個人自律與責任，很少作為與干預。其他西方各國，三月中後對政府的期待湧現，許多國家宣布緊急狀況，但除禁止無故外出外，其他措施仍相對有限。法國政府最近宣稱年底時口罩才夠用，人民也默默接受，這在華人地區是不可思議的。
德國與英國政府都在還只有少數確診數時，便宣布大傳染無可避免，讓大家準備集體感染，引起爭議。歐洲人向來相信病毒無法消滅，人必須勇敢鍛鍊免疫力，與病毒共生。這種態度碰到新冠病毒，結果卻甚為慘烈。西方文化的個體自由化戰士性格，與華人及韓國人的家族主義性格，及其相應的政治體制與文化觀念之不同，此次真實充分呈現。
台灣人從疫情之初就一直覺得這次活在台灣真幸福，大幅增加對現有體制的認同及對中國大陸的批判。大陸人在中期後，似乎也感戴中共舉國戰疫的種種雷霆手段、大量醫護與戰疫人員集體的犧牲奉獻、以及貧富皆可受檢與治療，增加對社會主義乃至集體主義的認同。雙方其實都帶有家父長制的遺留，只是台灣自由得多，資訊透明且警戒心高，成為世界防疫的模範。
中共這次在前期大失分，人民對政府與黨的信任度大為下降；然而一旦由黨中央發動全國戰疫後，中共本屬戰鬥性體制，反而會在戰鬥中獲得加強。一降一升，本來得失難計，但因歐美與全球疫情越發嚴重，自由體系遭受重創，中共很可能因此獲益！天道難測，易經與道家所說的凡事一陰一陽、福禍相倚，看來確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