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世紀臺灣的文化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座談會
主題：科技、產業政策與跨世紀台灣的文化發展
引言人：吳展良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1998,10
今天我所要談的，是文化與產業的風格問題。我的題目是——跨世紀台灣的文化與產業風格。
為什麼要談到風格呢？因為我深切地感覺到今日台灣的風格非常混亂。為什麼風格混亂？我們首先來談談什麼是風格。
今日台灣大概大多數的人都曾經出國或是與國外的親友有所聯繫。當我們到了德國、日本、法國，便發覺它們都有其獨特的風格。可是在台灣，我們卻覺得談不上有什麼良好風格，而是一片混亂——交通亂、人也亂，有些傳統的風格並沒有好好地持續下去，我們找不到自己的風格何在。
風格影響的層面不只是文化的，也是心理的、科技的、產業的。舉例言之，民國八十三年《天下雜誌》作了一個調查，發現我們的產品形象不僅無法與先進國家相比，甚至比大陸產品還不如。歐洲人對於大陸產品評價較高，他們認為中國大陸是個文化古國，風格特殊，但他們找不到台灣的風格在哪裡。
到底我們自己的文化風格在什麼地方？這個問題，牽涉到許多根本性的事物。大體而言，風格首先牽涉到整個生活方式與文化傳統。而生活方式是以經濟、倫理為架構，也與政治背景有密切的關係。那麼文化傳統呢？舉個例子，我們看到日本在經濟活動上表現出特殊的文化風格，這種文化風格是怎麼產生的呢？它有其文化上的淵源。例如許多日本產品的細膩優美，我們可以在其文學作品中看到，如《源氏物語》裡對美的強烈追求與特殊細膩的美感，就是一個重要淵源。日本古代的文學、藝術、禪宗、茶道，都塑造了一個細膩而優美的文化特質，這些特質透過封建制度良好地保持下來。因為在封建制度裡，每一個人都有他特殊的位份，所以一個人可以一生專心地做一樣事，甚至是父子相續、家業相傳地做一樣事。這種既有的文化基礎再加以政治與經濟制度的配合，好的風格便沿續至今。
先進國家一方面能夠繼承其自身文化傳統，另一方面又能與其實際的生活方式作不斷的配合。事實上，他們也要經過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化。揚棄不合時宜的東西，同時必須與政治、經濟、社會生活密切配合，如此才能讓傳統的風格延續下去。他們經由此過程建立了文化的自信、對意義的追求與國民的自尊，因而也有深刻的自我認同。
今天我們常談到台灣缺乏尊嚴、缺乏自我認同。我們常常就政治上或是外交上很難解決的問題引起爭論，但爭論就能解決自我認同的問題嗎？這是很困難的。但有一樣事情是我們可以著力的，那就是如果我們的風格意識覺醒、大家了解文化風格的重要性，努力去追求，那麼是有可能在未來達成一種有意義而且有尊嚴的生活方式。只是如前所言，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所以也需要長時間才能逐漸達成。其可行性與重要性，應當更在難解的政治議題之上。
再談社會基本倫理問題。關於基本倫理的問題我們今天無法再以道德教訓或真理的論述來解決，而必需借助美感經驗與良好的文化風格。
首先談風格意識覺醒的重要性。我先舉個例子：傳統中國的士階層對生命意義的的追求，一大部分表現在對於文學、藝術與美的生活情調的追求。其生命的風格乃以對美、同時也是對意義的追求為基調。當人生終極性的問題、終極性的目標不容易回答的時候，過程就比結果更重要了。亦即在人生的過程中，我們每一步都要追求某種風格的完成。這種風格的完成可以給我們一種美的、充實的感受，而在這過程中的每一步都是生命的完成。我們常說日本人很敬業、台灣人不敬業，那麼日本人為什麼敬業呢？因為他們對於把事情做到完好、做到精美的風格有所堅持，而此追尋本身就給他一種充實感。在台灣的狀況卻並非如此，一切都是向錢看。然而錢本身並無法成為目標，當全民都向錢看時，生命是空虛的。風格的追求比這些現實功利的目標重要得多，而且它會逐漸讓我們混亂不安的文化與心靈狀態慢慢改善。
其次要談如何達成這個目標。雖說風格是個長期性的追求，但我們可以談一個可見的主要方向。我們歷史上的產品，如絲綢、瓷器、漆器等一些日常用品，曾經為我們的鄰居—─日本、韓國、越南，乃至於歐洲各國視為珍寶。而今我們的產品卻被認為是二流、三流的東西。我們是怎麼喪失了這種品質呢？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我們的政治經濟與社會都出了很多問題。我們趕不上別人，在傳統到現代的結構轉換之過程中落後。這個結構轉換的困難點在哪裡呢？如果由馬克斯韋柏的理論來說，現代化的過程基本上是理性化的過程。理性化的過程包括了以理性建構的良好的官僚組織、良好的法令、良好的制度設計、良好的管理、良好的決策過程，可惜這些在中國人的思想與行為中是很薄弱的。這是我們現代化的過程一路坎坷的重要原因。
世界的現代化以經濟操作的理性化為基礎。我們經濟現代化的過程中，卻處處顯現中小企業的特質。台灣的中小企業大體表現台灣的家族型態，這樣的體制因為牽涉到文化心理與社會構造，所以很難改變，大多難以變成西方式高度理性化、制度化的大企業集團。但在未來我看到一點契機：固然現代化的課題要繼續研究，但我們在傳統上有一個長處可以發揮，就是中國人比較靈活。台灣中小企業靈活、適應力強、彈性高，這些與我們傳統的文化與倫理有關係，可以適應未來的網路化管理結構。我想研究經營管理的人都了解，下一個世紀的經營管理的主流是網路化的結構。相異於傳統官僚由上往下一層層的金字塔結構，網路結構是打散的。以專業化、分工化為基礎，強調每個單位都有其自主性、獨立性、知識性與專業性，彼此作彈性的配合與積木式的靈活組合，以完成多樣而隨市場快速變化的各種任務。這種架構跟傳統有非常大的不同，尤其在新興產業裡更顯得重要，我們需要這種網路化的組織，才能面對全球激烈的競爭。
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我們遭遇到的長期困難，固然必須努力去克服，但也不必妄自菲薄，我們仍有自己的長處。這次金融風暴中，我們中小企業何以展現這麼大的適應性呢？因為台灣的中小企業原本就很像我剛剛說的網路化結構，隨時可以快速靈活運用自己的特長，有新的需要、新市場時，可以快速精準地生產新東西。這就是傳統的文化特性、倫理特性、思維特性的表現，這個特性深藏在我們語言、文化、家族系統中難以去除。當我們度過現代化的尷尬期，逐漸邁向後工業化、資訊化、網路化的現代社會裡，我們可以發現其長處。這個例子說明傳統文化裡許多東西經過轉化後，可以在後工業化的時代裡發生很重大的效能。
當然，除此之外，傳統文化裡還有許多精神資源，無論是文學、藝術或工藝，都有許許多多的長處值得我們今天重新學習。
最後，傳統文化裡最重要的精神資源，主要在於儒、釋、道三家的傳統。風格問題脫離不了對人生意義的看法。譬如佛教徒對於生命有其特殊的見解與情調，道教徒與儒家也有。這種對生命的基本態度，終極而言，會主宰人的風格。只是我們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挫敗，這些意境與情調都丟掉了，但是面對現代化過程產生的種種新問題，乃至於人生價值意義失落的時候，這些資源可以重新拿回來，配合文學、藝術、工藝來豐富我們的風格。
主持人：李遠哲（中央研究院院長）
陳正宏（國立臺灣大學副校長）
引言人：李家同（私立靜宜大學校長）
曹興誠（聯華電子公司董事長）
吳東昇（台證綜合證券公司董事長）
辜成允（臺灣水泥公司總經理）
黃國俊（英國威爾斯大學研發中心經理）
牟中原（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教授）
林正弘（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吳展良（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