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8/11《蘋果日報》。
吳展良（臺大歷史系教授）
台灣的自由民主派組成複雜，隨著年齡層的分布而多有不同的思想內涵，但一般均源於強烈的反壓迫與追求自由自主意志，並深受西方思想文化的影響。他們推崇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與個體獨立自主的文化，珍惜台灣目前的自由民主，也因此有著比較強烈的「台灣主體」意識。當代以自由民主為核心價值的人士以年輕人為多，但也有不少年長的知識份子與社會菁英。
台灣的自由民主派起源於日本時期的反殖民運動，以要求台人的自主與平等為目標，成員多為頂尖菁英，在當時屬於非常少數。以霧峰林家、蔣渭水、賴和、蔡惠如、蔡培火及他們所發起並領導的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黨旗仿效中華民國國旗）為代表。他們往往來自清代台灣的世家大族或仕紳，因為浸潤於中華傳統文化頗深，所以珍惜中國文化並早有抗日與追求自由民主傾向。其思想固然一開始就受西方的影響，但因為他們同時心向祖國，又常與世界性的左派反殖民運動結合，與當代以個體自由為第一義的自由民主派有所不同。戰後他們在國民黨白色恐怖與專政下大受打擊，元氣大傷，但影響一直還在。
戰後初期一般的本土菁英多為日本時代受較高教育者，受日本文化與「日式現代化」影響甚深，原本自由民主思想不深。但在飽受白色恐怖之痛後，其核心價值上也轉向自由民主，很討厭國民黨所代表的中國政治與文化。「日式現代化」中間含有許多日本獨特的，中國化的，乃至日式封建與威權的因素。這到今天，依然是佔台灣人口大多數的本土派從生活到文化上的主流選擇。而大抵成長在日本殖民或戒嚴時期下的本土菁英對於自由民主與西化，往往只是嚮往，並非其生活的實質。實際生活與處事上，大家還是很本土，或是一種本土與日化、西化交雜的狀態。
戰後初期本土菁英普遍痛恨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專政以及省籍不平等現象，後期本土人士也很討厭一貫反日又咄咄逼人的國民黨。從郭雨新、郭國基（議會抗爭時期）、黨外、美麗島到民進黨的自由民主運動，一直是這種思想的代表。面對黨國體制的全面壓制，戰後台灣的自由民主運動，有一段長期犧牲奮鬥的歷史。在思想上，他們以自由民主暨人權法治的西方「普世價值」，加上日本文化的精美性，攻擊中國的封建專制與落後粗糙。這些從戒嚴時期便開始長期抗爭的政治人物，對於自由民主抱有熱切的信念，影響甚為廣泛。
至於一般中間年齡層的自由民主派同情者，成長於戒嚴後期，他們所最反對的，通常是國民黨的專政，以及因省籍所造成的政治與文化不平等現象。他們在黨國體制下長大，受到以秩序與穩定為先的教育，並享受了台灣經濟起飛的成果，對白色恐怖的記憶也淡化，因此其反壓迫與追求自由民主的熱切度，並不算特別堅強，對於中國文化也有一定的感情。
自由民主的思想源於西方。台灣留學歐美的人早期少，後期多，直接從歐美輸入的現代化亦然。本土人士留學歐美後更加愛慕自由民主，其西化的程度自然比日式西化為高，對獨立自主的要求一般也更高。
但是年長一輩的西化自由民主派（與慕日派）通常相當不喜歡台灣固有文化，一方面要求台灣人出頭天與學西方（與日本），一方面卻也不斷批判台灣現狀。一方面反國民黨並討厭國民黨所代表的中國文化，一方面卻又難以迴避台灣本土文化主要源於中國文化的事實。在否定或輕視台灣固有文化的心態下，其「台灣主體」意識缺乏具體的落實處，獨立自主的意識難以實踐，只能歸於對於西方自由民主的嚮往。隨著台灣快速的現代化，中間年齡層的自由民主派對於台灣文化比較不否定，但依然忽視或輕視，一心所好仍在於西方，是以其「台灣主體」意識也並不強。
這個情況到年輕一代的自由民主派才有所改變。解嚴後一連串的自由民主化運動，加上教改所開始推動的自由解放、尊重個體思維，還有台灣的日益國際化（主軸是西化），使得新一代的台灣人比較真正在生活與思想上西化了。新一代本土菁英循多元而自主的西方自由思想理路，開始擁抱台灣本土文化。在太陽花運動之後，尤其開始有一種深刻的自我認同感。這雖然仍是少數，卻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新趨勢。
台灣的自由民主派起源於日本時期的反殖民運動，要求台人的自主與平等。戰後的自由民主思想，則起於對二二八、白色恐怖、國民黨專政與省籍問題的抗議。這種反殖民、反壓迫、反專政的情緒與思想，一直延續至今，受到中共威脅的刺激，而成為年輕人的主流思想。在解嚴與教改之後成長的年輕一代，台灣主體意識與日俱增。
但因為上述複雜的原因，老中青三代自由民主派的台灣主體意識之光譜分布很寬，追求獨立的意願之強度也不一致。他們真正共通的是反國民黨與反對專制威權統治，追求自由自主，並有較深的本土情感。所以他們未來的走向，很受中共政體的走向，及中國大陸對台灣態度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