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0.29中國再起與東亞儒學半世紀的省思研討會

吳展良（臺大歷史系教授）

所謂錐形網絡，相對於啟蒙以降那種原子化、個人化的所謂Enlightenment project ，後者比較結構性，不是前者那樣網絡性、互為主體性的。錐形網絡是透過長時間的相處使關係不斷深化，以構成情感、倫理乃至道德要求的基礎。故相較於可替代的公司同事，在宗法或家族裡頭，你的父親是不可替代的。若人缺乏這樣的網絡而成為光棍，則什麼奇怪的事都做得出來，尤其在沒有宗教的情況下。所以，「網絡化」是中華文明的基本特性。

其實關於人類尤其是華人社會家族性、關係性等類似講法非常多，特別提出錐形網絡，是因為從有宗法、封建以來，它是中華民族政治社會的最基本特性。有些人認為要談孝等德目，不一定要學儒家這套，畢竟這些德目普遍存於所有人類的大文明中。但是，它會被選擇性地加強某部分，如自由從希臘以降就對西方非常重要，因為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開宗明義說政治學是自由人間的關係（relationship），城邦的公民是要以自由作為前提定義。因此，不同的政治社會組織會選擇不同的德目加以加強。而中國所特別強調的忠、孝等等，是它所以形成的這些東西，當然是因為錐形網絡結構。

列寧式與家族式的錐形網絡結構既同又有不同。他當然是非常不同的，所以他被取代了，但是他的連續性也非常高。所以他既不同，但是有結構性的相同，使得列寧式的東西容易在中國成功。[1]

另一方面就是所謂儒家傳統與自由民主運動是否平衡的問題，目前似乎看來是一時的平衡，然而天平顯然是往另外一邊走，也就是年輕一代在思想上，在意識型態上都不贊同傳統。因此我確實是當然是憂慮的。論文下半部其實不是說他會平衡，我只是說希望大家能夠認識到他辯證的關係。也就是說並不是像我們想像的那樣簡單的、一面倒的，臺灣底下就是會走向原子化的那一種公民社會。

至於公民社會是否一定是由原子化個體定義的公民社會？我認為不然，重點是要從社會上由下而上地形成許多集團（community），以此建構社會、政治的秩序。這就能稱為廣義的公民社會了。當然「公民」（citizen）這詞原本的定義是一個個的自由人，這裡取的是由下而上的意思。所以，網絡化的存在結構在這情況下是有可能的。

另一方面是所謂平衡態的問題。我文中寫的是第一部分的結束，目前看似是一時的平衡，但天平顯然往另一邊走，年輕一代在思想與意識型態上都不贊同。因此我確實感到憂慮，但並不悲觀。而後續的論述並非認為它會平衡，但也並不如一般所想像地，臺灣接下來會簡單而一面倒地走向原子化的公民社會。只是說希望大家能夠認識到他辯證的關係。我不那麼悲觀，是因為中華文明幾千年的結構不會那麼容易丟失，即使在學運、民進黨等最反對儒家的團體中，仍能看到儒家的特色。此外，基本上臺灣影響力非常大的團體都是錐形網絡團體，像宗教團體、廟會、中小企業、民間醫生、家族倫理等。我不敢說之後能否平衡，但意識型態的東西並不像我們想像般必定強而有力。確實非常多年輕人激烈且全面地反對傳統，這是目前的思想主流。但文革時不也全面反傳統嗎？到現在卻又有一千兩百個書院。所以歷史是辯證發展的，長程來看幾千年的歷史結構，我不擔心。華人的社會如果全面原子化、個體化，那麼無法回答意義的問題，也不提供社會最基本的價值、意義乃至道德倫理的答案。因為自由民主不回答意義的問題，也不提供社會最基本的價值、意義乃至道德倫理的答案。

？這在西方是以基督教確保的，沒有基督教的中國要怎麼辦？進一步而言，我恰恰是想提供一個針對現實的一個理論化的解釋框架。我們這幾千年文明的基本政治社會架構，原來是家族化的錐形網絡，近現代後則選擇了一個最接近它的——自由民主是離它最遠的，列寧、國民黨和黨國體制都離它近得多——，在其下現代化。現代化之後，又想進一步自由民主理性化，所以第三波勢在必行。雖然大陸人多地廣，不可能像臺灣這樣，但以臺灣經驗來講，會有一種辯證性的發展，這就是我對現實的解釋，不敢說平衡，但盡量說明歷史的存在因素。

在學術文章談儒學、中國再起與兩岸時，固然必須用很多現代詞語、西方詞語；但講到最根本的事情時，是否能多用儒家的語彙？ 我不認為兩岸最根本的問題是自由民主化的分歧；而是該怎麼互相對待。固然自由民主很大地影響臺灣的政治認同，隨著自由民主化，對不能自由民主化的大陸，政治認同會急遽降低。可是，它也因為很多具體原因不想去跟大陸對抗。所以臺灣的獨立運動如昭瑛所言，是最溫和的儒家式的獨立運動。所以如果大陸以王道、仁道，以尊重的方式處理，而非強力鎮壓不同意見的話，其實更容易有良好結果。。例如香港，本來根本沒有港獨，只是覺得大量的人不斷進入，使原來的生活方式無法獲得尊重與維持。

而中國到底是什麼？自古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能夠合是因為有一個有本領的王者，一方面靠武力，另一方面，也必須要有個好的政教以長期維持穩定。越接近王道的政教就越能長存，否則他本來就是分分合合。

所以，拿自由民主、民族主義、政治合法性等等來討論雖然不是沒意義，但並不見得能抓到中國問題的根本。最根本的問題是：該怎麼彼此對待？舉例而言，其實兩岸問題若回到儒學觀點，並不那麼難解決。以《春秋》來說，一個周王的體系下本就可以有不同國家。更進一步說，中國大陸像周朝，臺灣政府像商朝，不臣於周。這是春秋義，所謂「不臣二王之後」。因此，不必按照西方那套政治學處理這個問題，按照儒學也有很多方案，中國人自己有能力處理好兩岸關係。所以以中國歷史為鏡，若換回傳統思路來談的話，假設今天臺灣要求中國大陸立刻自由民主化，這很不切實際。因為從錐形網絡理論來看，讓這樣一個超巨大的錐形網絡馬上轉到自由民主，它會解體、產生嚴重的問題。同樣地，中國大陸也不必拿它那套要求臺灣跟香港。這就是仁，仁道是我體諒你、你體諒我，大家好好做一家人。我想從儒學的觀點，我們真的回到儒家兩岸問題不是那麼難解決，謝謝。

[1] 其中還牽涉到農民動員與共產黨中對幹部的種種訓練與培養問題，此處無法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