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學與現代世界(公人生與私人生的反差)

主講人:臺灣大學吳展良教授   

理學與現代世界理學與欲望街車  (公人生與私人生的反差)

 

 

我們研究理學,就現代學術立場而言應該對其起源、發展、政經社會背景、主要內涵、影響等加以客觀地分析。然而理學本身是一門生命的學問,自古傳授理學的大師都強調學者必須秉持「切問近思」的態度,透過個人生活的真切體驗來了解理學。只是客觀分析,語言文字的論說,永遠無法深入理學的堂奧。(這也是儒、釋、道學問一項很特殊的基本性質,即無法脫離學習者自己的生命而得到真正深入的理解。)可是中國傳統的學問畢竟是在一個舊社會中發展的,其社會與文化的基礎大異於現代。所以我們若想深入了解古人,也必須認清兩者間的連續性與各自的時代性,在這個立場上,客觀分析又有其必要性。合而言之,客觀分析有助於我們瞭解理學的一些時代特性,生命體驗,才能使我們深入其思想的精髓。兩者可以相輔相成。不融入無法真正瞭解,然而不跳出則無法知道它的特質與限制。我們研究一門學問應先求真正的瞭解,瞭解之後也要能批評,不過初學者畢竟以深入瞭解為首要。

 

理學的內容乍看與我們現代的人生相去甚遠,不免令人產生壓力和距離感。為了降低現代人對於理學的強烈排斥感,我們首先從風格(style)與形式(form)來談現代人生與理學的基本差異,同時也希望讀者能就自己所見所聞與切身感受一同來思考。既然理學是生命的學問,而每個人的生命體驗各有不同,所以我們必須透過自己的人生經驗來反省,才能有深入的體會。學者無論是拒絕或接受理學,任何的疑問和反應都遠勝於泛泛讀過。


通常理學給人的第一印象是嚴肅。就人生態度而言,理學家要求一切言行都中規中矩,甚至對舉手投足也非常講究。例如朱子對學生上課的儀容、態度便十分注重,學生若表現不得當便會遭到申斥,由此可見理學家嚴肅的一面。而這種嚴肅性究竟從何而來呢?從一個外在的觀點來看,這主要是因為理學家抱有一個強大而深刻的信念:理學所論的是天地間至高的道理,此道理小可用於修身齊家,大可用於治國平天下,是使一切事物能夠安頓而有光、有熱的基本原則,所以這個道理必須時時刻刻都得到扶持。由於這個道理的意義極為廣泛,包含了一切人事甚至人與萬物之間的關係,是故對舉手投足的要求不僅屬於當下的講究,推而廣之,更涉及內聖外王、修齊治平的事業,所以理學家的態度不免嚴肅。


更深一層來看,中國傳統的讀書人由於擔負的責任重大,所以自我期許也高。但今天民主社會中的絕大多數人,並不負擔太多或太大的社會責任,[1]所以也不必以成聖成賢來自我要求。易言之,古代理學家所講的道理是為了成就內聖外王、天人合一的理想,且其中義理必須絲毫不差其中的「什麼」必須絲毫不差?道理的脈絡,或具體的實踐?;而今天已沒有這種強大的成聖成賢的念頭與巨大的責任。由此可見,在前提上古今已有所不同。而理學在今日之所以顯得「嚴肅」,與此不無關連。


事實上,現代生活裡「公」的成分已大為降低,而轉變成一種「私」的人生。在私人生範圍擴大的巨流中尤其重要的是:隨著時間的進展,早期追求物質的人生如今轉變成追求情愛的人生。在現代化的發展過程中,早期的突破著重在物質方面,如車子、房屋、收入等物質財產的增加。待物質滿足後,人們則偏向於情愛與文化、藝術等精神層面的追求。現代大量的文化消費、欲望消費正是來自於先前的物質消費。而在文化消費、欲望消費的時代裡,廣電媒體愈來愈主導人的欲望與想像。人所喜好、所欲望的事物都出現在各種聲光媒體上,幻化成各種商品,並配合種種的手法來促銷。簡言之,就是精神的物化:將人們在情感或精神上所喜好的事物予以商品化,來刺激欲望,並達到消費的目的。好萊塢的電影娛樂事業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它對整個世界的影響遠超過任何大學與學者之總和。


在這一股潮流中,情愛、情欲和情色等領域也漸漸產生消費化的傾向。舉例來說,今日的情愛觀念已大異於以往。這在中國是因為傳統國人向來重視禮俗,此句未完?而在西方則是自文藝復興以降,產生了將情愛與宗教相連繫的傾向,將情愛神聖化;但隨著時間與歷史的演變,證明這種連繫極為困難、甚至不可能,二次大戰後人們對這一點有了更清楚的認識。在「理性與感性」這部電影裡,身處十?世紀的男女主角說「我愛你」,都是極為慎重,不輕易出口的,一出口必以一生相許。而如今除了物質的大量消費之外,情愛也成了消費的對象。因為愛情不再神聖,故「因為…故」的連繫是否恰當?人強烈感受到欲望排山倒海的衝擊,熾盛的情欲無處不在。至於公領域的人生,因配合民主政治所要求的定期投票的義務,已日漸縮小何以定期投票的義務會縮小公人生的領域?語義不明。私領域在人生中的份量增加了,而公領域成為次要,這顯然與理學家的時代處境大不相同了。


人的「欲望」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根本問題,而且如果人所欲望者乃是他所喜愛的事物,那麼克制自己欲望的方式似乎無益於因應欲望所帶來的問題。但是在這個物欲橫流、大量消費的時代,卻有一個吊詭之處:雖然我們可以透過消費的方式來滿足種種的欲望,但人的內心卻仍感到匱乏。假若人的欲望能徹底滿足,則此社會瑧於理想,自然是毫無問題,亦可謂中國古代所言的天人合一天人合一?。但是其中狀況顯然複雜得多。此從弗洛姆的心理學的研究即可證實


西方世界因為較先進,所以已經有相關的經驗可以為例證。在一次大戰之前,人心中超我(super ego)的部分比較發達,其相應的社會結構是以基督宗教為基礎,配合政治制度、階層式的社會組織,並輔以維多利亞時代道德觀。這種社會結構不僅存在於英國,而且遍及全歐洲,對人性造成了許多限制,而其中最重要的限制之一即來自性道德。[2]例如,依據弗洛伊德在本世紀初的心理學研究,有些心理不適、或不正常的狀況確實是性壓抑的結果。有鑑於道德與宗教對人性的種種限制與禁錮,或公我、大我對小我的壓迫,近代西方人遂致力於自我的解放,企圖重新融合自我。從整個大方向來看,二十世紀幾乎沒有任何話題不能公開地談論或表演。欲望的解放擴大了自我(或本性)、及私人生的領域,而超我、社會我也隨而被解構了。然而繼欲望與自我的發展而來的,卻是始料未及的深度寂寞。寂寞是現代人特有的現象,細究其原因,可以追溯到欲望與自我的發展的兩項個特徵:


第一是多歧:各人不同,一人一樣。例如在網際空間裡,大家基於個人私自的癖好而聚集在一起,[3]形成了各種群體和討論群。而且由於人在網路上可以盡量表現自我,不必掩藏,因此諸群體之間花樣繁多,分歧巨大,極盡變化之能事。


第二個特徵是馬賽克:這是來自於人在各種文化消費中所受的影響。文藝創作者的性格、個性實有異於一般人,而其奇怪處即其創造力之所在,也正是其吸引人之處。易言之,這些特性雖非常人自己所能與所有,但卻易於吸引、感染人。文化藝術創造者以其獨特的癖性、個性與偏好而創作出各式各樣的文化產品,而人消費了這些來源紛歧的文化產品之後,逐漸形成一種拼湊的人格,而其本我之特色反而不易見、亦無任何事情深刻於內心,也因而不易找到知心的朋友,結果產生了一種寂寞、漂泊之感,不得不往茫茫人海去追尋。古人桃園三結義,其情義死生不變。朋友之義可以如此,家人更不必論,情感、連繫都極深。古今之人雖同有知己難求之歎,但古人能得一知己便許之以終生(譬如鍾子期死,俞伯牙終生不復鼓琴)。而現代人的人格構成與古人大異,雖仍然嚮往古人的追求,卻不容易實現。這是因為在大量消費之下,人的人格是拼湊而成的,故而許之以生死變得極不可能。


現代生活比較沒有拘限,其好處在於所謂的解放感與自由,以此來看理學家,自然會覺得他們嚴肅、拘束。宋明理學發展千年以來不受人喜歡,確實是其來有自。但是我們所欠缺的正是古人所擁有的。古人的為學與修養,是為了培養一種強大有力、有意義且有光有熱的人格,並以之為核心而統整天地萬物。例如朱子一生大量地讀書,其目的正在於要將萬事萬物納入、進而統整在其心靈世界之中。而現代人的人格型態與此完全不同,因此乍看之下理學家的風格與型態難免令人有壓迫感,不善學甚至會學出毛病。我們身處現代世界而談理學,一則必須以客觀的態度與方式來理解古人的思惟方式,明瞭其為何。二則應該以現代的眼光來發掘理學的意義以及缺點,而非全盤抄襲,或將理學家的一言一語皆視為金科玉律。倘若學習理學而能靈活變通,我們會發現,正因為理學的風格與今日相去甚遠,故反而可以為我們帶來無窮的啟示。以下便細說其風格之啟示為何。


因為現代人有如此多的心理問題。據統計資料顯示,在下一世紀,憂鬱症將成第一大死因,此症今日已居美國十大死因之中之前五名。所以人格是我們這時代的重要問題,非可小看,心理問題又不止於此。憂鬱症嚴重可以致死,輕者也紛繁各樣。故可知人性實極其複雜。


在文化上,台灣的發展經驗是跟隨著歐美而大約晚十年左右。揆諸西方歷史,今日台灣正一步一步歷經歐美過去的發展道路。但是中西雙方的傳統文化終究有不同之處,基於這點,台灣的解放程度又超過歐美。關於什麼的解放?性方面的嗎?以有線電視頻道的情色氾濫的現象為例有線電視頻道的色情氾濫是用來作為「解放」的一個例證嗎?,這是歐美所未有的,而過度地暴露在各種極度的聲色刺激之下,人生中較美好的情感便不易發展,因此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裡其實頗為不幸。善良風俗的標準固然會隨時代而改變,但無論如何是應該有一個善良風俗的標準。今天的種種亂象,就是因為我們缺乏宗教與法治的傳統,而不容易形成對善良風俗的共識。另外,在大環境與政治方面,從世界史與國際政治的觀點來看,台灣獨立成功的機會微乎其微。而一旦獨立不成,許多人士將感受更龐大的壓抑,於是在生命意義失落之餘,將愈轉向情欲的追求。換言之,由於缺乏更高的認同,故生命發展轉向私我欲望的滿足。


而如何對治欲望氾濫的現象呢?首先,我們缺乏法治的傳統,雖然近年來因為逐漸民主化而有所改善,但徒法不足以自行。欲望既然氾濫,主政者也難以制定嚴格的法律來加以約束。所以法治一途並不樂觀。再者,有人寄望於提倡儒學。但儒學目前正處極衰微之地,難以復興。至於佛教,基於人的幻滅感,倒是可能有所幫助。


即使各式各樣的欲望獲得滿足,但是人的內心深處有終究有一種拼湊、漂浮、捉不住、找不到生命意義的感覺。而佛學存在的前提是意義失落,正是意義的失落而使得佛學大興。不過佛學大興不會解決意義失落的問題,兩者會並存,而社會將呈現兩極的發展:一方面,有些人清修寡欲,甚至禁欲。另一方面,有些人則耽溺於欲望,不願受任何規範的限制,要作自己。此外,家庭不穩定的程度也快速增高,傳統家庭逐漸崩潰。而人是否會受不了這種狀況呢?從歷史看,羅馬、埃及、巴比崙等各大文化都經歷過這類末期的症候。他們早期有宗教、律法、政治的限制;待文明步入後期,這些限制都一一崩解了。羅馬人在競技場公然看人獸相搏殺,也是與欲望發展有關。[4]


理學是由宋朝開始發展的,那個時代的核心問題是「理」的問題,大抵至於明末而開展成「道」的問題,而此重心一直延續到近現代的思想史。至於西方,在中古時期,因為宗教的緣故而重理;到了近代的完成時期,即啟蒙運動時代,則重視理性;二十世紀推翻了理性概念之後,講不出新的道理,於是理的觀念才被打破。中西之間呈現一種發展的同步性,而且此同步性並非偶然。「道」與「理」二者相較,前者比較抽象、不限定,而後者比較固定。道者路也,論「道」著重在根源:何者方為人生的大道,此大道為如何,人如何在任何環境下找到自己的大方向……;而「理」則是在此大方向上一路發展的具體者用「者」字似不易明白,是否指較明確而易於遵循的具體依據、原則、方法、策略等?。中國傳統社會原本重道,而西方重理,雙方各有不同。但西方發展到現代,由於社會經濟的改變,轉而偏重變化與多元,也因此而只能講根本。西方發展至此,反而接近中國傳統的趨向。就風格而言,從固定和律則式的規矩、方式轉而看重自在自得、生機充盈、活潑愉快、自然(其中過程頗為複雜,無法在此細論。)


今日談理學也應偏重這一面。理為一,但因時因地而有所不同,這是就理學接近現代風格的一面而言。固然理學仍有其中古性與中古的風格,但由於我們的生長環境,使我們人格的基本型態無可避免為現代人,且歷史的發展不可逆轉,所以我們無法、也不必返回中古。並且現代文化的思想史仍有其根本的追求,身處現代的我們,應善於學習古人以彌補自己的不足,而非揚棄自己的風格。目前中國社會文化最大的問題,在於缺乏自己的風格。我們今日的文化大多抄襲自西方、或膚淺地延襲古人,包括衣服式樣、曲藝、頭銜名稱、婚喪喜慶等典禮都不是我們自己的風格,而且與西方的原型相異而顯得奇怪。社會之建構上何指?也無自己的形式。一時代的風格會表現在藝術、文化等各方面,而我們今日沒有自己的文化風格與形式,只是文化上的次殖民地。在現代思想史上,文化的核心課題乃是如何建立自己的風格。基於對此課題的關注來看待理學,於是在順序上我們先談理學與現代風格的衝突(而此衝突是源於對欲望的態度不同,其次是完成人生所著重的公私領域不同);再則借鏡於古人,但也必須要發展自己的風格。我們的時代若有一理想的風格,必偏於近道而非講理。而如何善學古人以發展自己時代的風格,並非易事,非投注一生、甚至數代人的努力則不能有所成。

 


 



[1] 少數人——如政治中的高層人士——則不然,因而對自我必須有所期許,也為此才有古語所謂的「《春秋》責備賢者」。典出何處?

[2] 客觀來說,性的確是人最根本的問題之一。也正因其根本性與重要性,道德的限制從此處始「從此處始」語義不明。其它宗教的戒律也多有針對性而制定的,譬如佛教之戒殺與戒淫,這是因為實驗證明,性欲與暴力,就其內在而言是可相互引起的。哪個實驗?怎麼「相互引起」?

[3] 網路之所以能夠匯集人群,另一個原因在於現代人不易與現實生活中的人事的內心真正親近,於是試圖透過網路來重建。這種趨勢逐漸形成一股世界的潮流,而台灣正在加入。

 

[4] 羅馬人以觀看人獸相搏為樂,當然也與其尚武風氣有關。台灣則不會這麼暴力,而是朝情欲的方向來發展。

 

[5] 這類人多半成為「叛徒」而另立教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