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大學吳展良教授
（2015/8/31 講，2016/8/4小修）
現代文學院的人絕大多數本來偏於感性、多維的存在，可是被迫學習用自然科學、線性邏輯的方式去寫論文，而且那還是他唯一能夠被承認的學術成就，其他只能自娛娛人，因此，文學院的人在此情況下往往活得很苦痛、無奈。不僅如此，他所成就的學術論文雖然有一定知識上的意義，但是事實上意義相當有限。因為從科學界的觀點，很難承認它是真正嚴謹的科學；而就它所能涵蓋處理的問題面來講，通常也因研究方法非常受限。至於感動人的能力則幾乎是沒有。因此，整個人文學界在社會上、文化上扮演的角色愈來愈低落。
從歐美開始，許多學校都在大刪文學院的預算，文學院的學生畢業找不到事情做，因為確實是無所貢獻。我們寫的那些所謂知識上的論文，不是反反覆覆，就是非常窄小而故作精深狀，一般人沒什麼興趣；而且往往這十年這麼講，二十年之後又那麼講，變來變去。一般人除非正好碰到政治運動，否則根本不看這些東西，但是那些政治運動又有政治與社會學家在領導，也輪不到人文學者。
基本上，與其效法自然科學，用所謂的科學方法學習人文，還不如用傳統的方式更具有動人的內涵。無論文學、史學還是哲理，要以傳統的方式呈現與展現，它的人文影響力才會真正展現出其原來的價值。所以我雖然從不否認文學院的科學化有一定知識的上價值——因為任何東西科學化之後總會頗有所得——但這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種自殺的道路，因為人文的東西本就出自於變動不拘的人性，很難有確定的、知識化的說法。
史學算是其中最好的，因為有很多東西可以考據、考證，這是為什麼近代以來，史學在中國文史界一枝獨秀。至於哲學界就很悲慘了，因為永無定論。文學界其實也很悲戚，他愛的是文學，但是只能寫一些理性化的分析文字。一般人不喜歡看，他自己也未必喜歡寫。史學比較有東西可以實證，儼然是一門科學，例如史語所所宣稱的道路，高據人文學之首。至於文學與哲學，胡適之還曾說要把哲學系廢了，把《紅樓夢》等一切文學考據化。透過科學之名，考據儼然成為人文界唯一能被承認的知識基礎，因此我們整個人文學術就考據化了。
老一代喜歡做考據，因為考據跟人生比較貼近，而且他在考據過程中也頗享受考據所披露的人、事、物。喜歡人文就好好考據，可以很愉快，而且出幾篇考據文章似乎也符合科學標準。老一輩可以這麼做，但現在更悲哀的是因為西歐、北美從來認為考據是低級的科學工作，真正的高級科學工作是解釋，所以一般的考據文章被認為不太有價值。如楊聯陞先生那樣的考據大家，在美國也過得很痛苦，因為西方人不認為他是一位真正具有解釋能力、能說明複雜事物背後通貫性理路的人。考據派慢慢也要衰了，最後只剩下西歐、北美那套華人，尤其文學院的人，性情多半不近的路子。是以華人學者常以一流的才情，做出西方人認為二、三流，甚至不入流的成果，哀哉！
我想未來應有的出路是恢復人文學術本有的樣貌。絕不是東施效顰地以科學或實證的方法作為主流，反而應當展現真正的人文涵養與內涵，也就是比較傳統的學術。這有賴於傳統學術的重建與新型態文學院的誕生。最好乾脆分兩個院，一個以傳統學術為主，另一個是由國科會或科技部所管轄的科學化的文學院（後者是胡適、傅斯年當年所提倡的）。傳統派的人文學院以經史子集、詩詞歌賦、琴棋書畫（廣義的，可含西方與其他文明）為學，讓大家高高興興地游於藝。其中自然會出一些文才、學識、修養或哲思讓大家佩服的人。這些人才是真正人文學術的代表。用他們的方式、他們的文字去展現，對於社會大眾自然會產生深刻的影響力，那才是人文真正的尊嚴與意義之所在。這不是我們目前這種關起門來寫一篇篇大、小論文的方式所能夠取代的。
在此，我們並非要否定寫論文的意義，因為人文學界當然還應該建立一套盡量實證的知識系統，這方面必須學西歐北美。至於考據派更不必廢，還應當要發揚光大，因為這比較接近華人的傳統。考據很適合喜歡人文，其思考又比較關係性、感性或多維的人，把事情一樣樣弄清楚。我們只是提倡同時恢復另外一種，比較有真生命，又能繼承傳統的人文學術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