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歷史系 吳展良 2013.10.10
徐頌仁的人生回憶裡面曾說，一旦進入了那個抽象世界，二加二抽象起來比具體的兩個蘋果還要更具體，因為音樂的本質是抽象化、理性化的過程，對他來講更為具體。對他來講，音樂是這麼一個好像清楚地可以憑藉思考的東西，Mozart的音樂也這麼理性化又合理，像康德這樣理性主義的大宗師跟最巨大的代表，卻不會欣賞音樂，是他覺得相當奇怪的地方。
這個地方其實是他沒有弄清楚，西方音樂後來反省自己的本質，就是如尼采所說的，他勸蘇格拉底從事音樂。[1]就是因為尼采後來才明白，西方的理性主義其實是跟音樂有本質上的背反，所以The Birth of Tragedy from the Spirit of Music 這本書之所以成為不朽名著，是因為認識到西方音樂的起源就是在於悲劇，本身蘊含了跟理性背反的要素。
由此更可以證明近代西方音樂的本質跟理性主義有密切的關係，這一點當然早就如Max Weber在他的著作中提出，西方近現代整個的記譜法，以及記譜法進一步發展出來的對位和聲……這些種種顯然都跟理性化的過程有密切的關係。[2]這一點或許可以溯源到Pythagoras透過音樂跟數字來瞭解世界的本質，Weber有沒有講到對位和聲可以進一步地查證，不過如果沒有理性化記譜法的話，對位跟和聲顯然很難發展，還有後來所謂多聲部的音樂，複雜的總譜，甚至於可以高達數十部、五十二部的音樂。Pythagoras的理論是在於說世界的本質是數，那要如何證明這一點？恰恰是因為每一樣事物都可以發出不同的聲音，而聲音本身是按照數字，譬如說一根弦，若取其半就高八度，再取其半就又高八度，所以從聲音的本質可以看到，它顯然是跟弦的長度從數學上呈完全精準的比例，既然所有的事物都可以發出聲音，它就應該是呼應某一種可以相應於數字的頻率。
這一種將事物的本質理性化的過程應當是西方音樂很重要的一個特質，但問題也出在這個地方。意思就是說，當我們把它理性化之後，固然比較可以比較容易掌握住它部分的本質，但如果以此抽象化、理性化結果出來的，無論是從符號意義上或者從音樂意義上來講，以為這樣的音樂就可以直達事物本質的話，就會產生問題，這也是東西方音樂非常重要的一個分野點。傳統中國音樂定黃鐘律的時候是在春分，或者春天的某一天，在灰管裡頭放了燃燒之後純淨的灰，等待地氣起來時相應的震動來定黃鐘的聲音。在這個意義上來講，這種聲音是更企圖直接跟天地自然的本質相應、相和的，而且他在每一步處理的過程中，總不願意離開具體的事物太遠，譬如說人生，或者說八音，就是「鞄、土、革、木、石、金、絲、竹」，各種器物所做的音，所以中國音樂的本質是企圖讓聲音更直接地貼近事物的本性，永不遠離。因此譬如說在崑曲演唱或古琴演奏時，其記譜法永遠只是記一個基調或基本音，剩下的變化要隨唱者或演奏者的心情變化、移動，包括像甚至於琴的音高，也會隨著鼓琴者本身不同的狀態，或天地自然本身的氣候選擇最適合的音高。這個音高其實並不是客觀固定的音高，不是理性化、固定化的音高。這裡面當然各有得失，只是中國音樂是更主張要跟天地人相呼應，跟作者、演奏者本身的心境相呼應，達到一種內外徹底平衡協調相應的狀態。因此在這個意義上來講，它並不那麼注意絕對化跟理性化的音高。
徐頌仁作為臺灣音樂史上最早引進西樂的代表人物，確實有他非常突出的地方，他所提出的，例如他其實一直是在用音樂來思考人生、思考一切，這確實顯現出他遠過一般人，包括絕大多數的音樂人物乃至於音樂從事者的高超之處。然而他的音樂是深受到近現代記譜法，近現代樂式的影響，是一種相當理性化的音樂，所以也難怪他會覺得Mozart的音樂是最清晰的，是最能讓他思考來面對世界，或者呈現出一個高度清晰心靈的音樂世界狀態的人，他不喜歡二戰前後的音樂，覺得這裡面有太多太紛繁、不清晰的地方。
從他的話語裡頭，更可以印證我前面所說，像是Mozart的音樂、像近代西方的音樂裡頭，有一種高度理性主義化的成分。然而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在於音樂的本質是超過理性的，正如我前面講到由尼采所指出的，希望蘇格拉底多聽聽音樂。所以這種理性化的音樂，到底能不能透達心靈，或者世界的本質？在一定程度上來講，或在最深層意義上來講，是可以被懷疑的，尼采正是發出這樣的懷疑。於是我們可以發現，這種將自己完全投入，甚至於陷入那種抽象化、理性化音樂世界的，認為這種符號化之後的、乾淨純粹的──不一定是乾淨純粹但至少是符號化的──才表示一個更具體、更真實世界的人，其實他跟真正具體真實的世界會產生非常多格格不入的地方，在生活上、在具體人生上，事實上都會有很多很難相合，甚至於是完全不能夠相應，非常奇特的一些結果。那麼這也是學東方音樂跟學西方音樂非常大的不同。
從這裡我們顯然碰觸到東西文化的對應的本質，西方近現代的不僅是音樂，乃至於它的一切，當然尤其代表性的就是科學技術這些種種，是高度理性化、符號化的，因此在運作上來講，有極大的可操作性，而且有其便利性。這個可操作性跟便利性會使得它的累積性跟豐富性可以極度的提升，這也是我們可以看到近現代無論是在科學或藝術上燦爛表現的結果，也不能不說這是人心或者文化上非常偉大的成就。可是由另一方面來講，它似乎也從本質上不能密切地貼合於人的心靈跟事物真正的本質，以及跟天地人相合的狀態。所以我們不能不說東西方文化似乎各有長處，一方面是可操作性、累積性很高，另一方面來講是貼近人心、生命乃至於事物直接的本質。如果說我們能夠更適切地同時認識到這一點，甚至於在中間做一個平衡的處理，或許是更理想的結果。
[1] 尼采，《悲劇的誕生》第39節，〈哲學思想生長得高過藝術〉
[2]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音樂的理性與社會學基礎》(Die rationalen und Soziologischen Grundlagen der Musik)（1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