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展良
（臺大歷史系教授）
明清的地方官根本無法自治，地方自治反而靠的是「民間自治」。民間自治能力的空前發展，加上小政府、大社會，明代才變成這樣一個局面。民間自治的基礎是廣大的宗族、士階層跟里甲制，地方政府則是管理黃冊跟魚鱗圖冊。例如陽明打辰濠，地方政府亂成一團，還是只能靠民間；這有點類似台灣商人從來不靠政府，所以明清以來中國老百姓早就養成不靠政府的習慣。
明的社會運作跟現代很不一樣，我稱之為「準封建制」：京畿無論物品或者人力的需求，是分派各縣管理，再對應的減少賦稅，以就近補給。黃仁宇曾指出明代社會高度網絡化，地方自主運作。[2]像是錢先生家在七房橋，旁邊有個村子，村裡的人專門作他們家的樂戶，婚喪喜慶就來吹吹打打，延續幾百年，這很有趣，跟現代完全不一樣。像錢先生七房橋這種大家庭，積聚了很多產業，大概從明中葉或明末開始，和附近的人家形成網絡化的組織，我稱這為高度網絡化的社會，從京城到地方都是如此。明清看墳的有看墳戶、婚喪喜慶有樂戶，種田有種田的戶。[3]大戶人家長期跟你買肉，就會形成養豬的、賣肉的…一脈相承，這種穩定的人際關係可以延續幾百年，不會有地溝油。中國社會經濟至少在明清是如此，連皇帝都是這樣，供應某一戶、供應某一村，我稱之為「準封建制」，古代的封建主也是一樣，而不是商品經濟。明代是一種準封建的供應體系，主體非商品經濟，錐狀網絡系統也是這麼形成的，商品經濟興起後對這個體系造成重大的影響。[4]
譬如我母親以前在北平也是如此，喝水要找水戶，那些人都是來自四鄉孔武有力的大漢，他們就是供應這個區的水，也控制水井，也有他們的老大，成為一個幫。拉車的有拉車的幫、送葬的有送葬的幫、吹打有吹打的幫…在城裡就成幫，在鄉下則成為聚落。到今天，台灣地方就是固定找哪些人，所以有人說比較難聽點中國以前是「幫派政治」。
###譬如前幾天的中山分局殺警案，是警察的幫派跟地方的幫派混在一起，可見信義分局的警察大有問題。幫派二代不懂事，鬧出人命，這下幫派老大知道不行了，趕快出手，江宜樺不懂得這個道理，大辦幫派，幫派要生氣的。警察出來圍事，半夜穿著便服去夜店，根本也是白道幫派，不知道收了多少…幫派二代不懂事，把他幹掉可說犯了禁忌，幫派老大出面要人投案！照以前來講這樣就要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全面掃黑，幫派老大自然不服，會激起反彈。這叫幫派政治，白道、黑道都是成幫的。只是幫有幫的道義，白道有白道的道義、黑道有黑道的道義，一般要維持平衡。因為黑道永遠存在，把黑道跟白道之間的默契打破之後，很多地方就是出亂子，有事的時候找不到人就不好了。大家都要在適當的運作體系下維持平衡，不要太過分。###
這邊論的其實是明清以來華人社會的基本特質，不明白這種特質就不知道社會、政治怎麼運作，包括民主自由也是在這個基礎下運作發展，不是從天上掉下來。這群人從來就一幫一幫的，因此銀錢經濟會造成很多問題，我們一般只注意到經濟兼併、商業發達，其實更重要的是社會組織方式的改變。流動性升高之後，就不是準封建制，而有更大的流動性；不再是就找原本認識的人，不見得是以物易物──之前很多時候是以物易物，我替你做這個、你替我做那個──不再是如此，變成反正有錢到處都可以買，城市發達，這是很重要的。現代史學界拼命討論銀錢經濟是有道理的，社會兼併、商業發達、城市興起、人身獨立──人身依附關係的降低。因此整個華人社會從明中葉後，確實隨著商品經濟的發達，人跟人的網絡關係越來越弱，人身越來越獨立，比較接近近代西化的狀態。但不能將這種情形等同中國近代就會自由化、民主化、自由主義化…因為國家的底蘊還是那個巨大的網絡、整合體系，所以內部產生巨大的矛盾跟壓力，逐漸解放跟這個巨大的網絡該如何的問題。這就是自由主義化的儒家，不光是政治，還有經濟跟社會的問題。
這是中國近代根本性的矛盾，中國政治社會的秩序必須依賴那個巨大的整體性、比較家族性的網絡，可是個體也逐漸解放，這個矛盾是世界性的，全世界的近代化都有這個問題。無論是從傳統基督教的網絡、帝國的網絡，或者近現代各式各樣的政治巨靈──法西斯、共產主義、國家威權──等等，這是普世性的問題。在中國來說，建國、立國時必然要有這種巨大的組織性事物，就建國立國的主持者來講，由中央到地方必須有這樣的佈局，因此必須有地方上的長老制、里甲制、提倡家族、官僚體系…否則沒有辦法管理，但要如何縮減為最小化管理，讓人在活力跟自由中得到發展，是整個中國近現代史的核心問題。
中國近現代史不只由鴉片戰爭開始，而是由明中葉就已經一再面對這樣的事情，這跟商品經濟、銀錢經濟發展有密切關係。從文化層面來講，城市的發達跟文化的自由解放意識，包括理學家走到陽明，個人高度的自覺，佛道中的高度解放意義，三教合一的文化其實是由個人主體性自覺出發的。但仍然強調民胞物與，目的就在於解決這個矛盾：一方面有個人高度的自由跟自主，心靈是高度自由的；一方面要兼顧整體網絡跟秩序的存在，所以在思想中預示了出路。
陳寅恪：「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獨立、自由這兩件事從來不是中國文化傳統，陳寅恪作為中國近代傳統文化代表人之一，說出這句話，甚至特別於講王國維時提出，本身顯示了巨大的矛盾。王國維顯然不是追求獨立自由而死，或許是思念清朝，或許覺得整個文明沒有出路。讀書人內心是嚮往獨立自由的，但在面對巨大文明體制跟壓力時，該如何面對因應？由明代一直到陳寅恪，都可以看到這種嚮往獨立自由的發展，但核心問題是如何處理整個國家社會的秩序。簡單講可能的答案，應當是建立一個比較良好的民間自治體系，讓比較自由獨立的個體依舊能形成一個非威權式的秩序，不是靠吃人禮教、三綱五常這種方式，而是一個比較自由、平等、獨立的方式，因為這是社會經濟發達之後，人的轉變。
章太炎曾批評嚴復關於中國還是宗法社會的說法。章太炎說中國不是宗法社會，因為以今天四望去看，哪個人不是自主思想？思想上來講，都已經是自己自主了，不像宗法社會裡頭處處以宗族、不能分割為前提。雖然宗法外殼還在，但個人已經有一種很強的自主、自覺性，清末民初的人確實如此，他們的自覺、自主性很強，可是又認為宗法沒有辦法解決，使得衝決網羅有甚深的吸引力。這兩個就是明清社會蘊含的深層矛盾，宗法跟層層的準封建制度在社會上一直存在，但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人已經產生自覺性，又找不到新的出路，因此最後集體崩潰。
集體崩潰後，到了辛亥革命要打倒包括上層政治在內的一切舊制度，所謂反封建、反專制。反封建社會政治就是反對整套東西，希望建立一個新的組織秩序，結果民初政治社會一團亂，上至國會下至地方議會都一樣，新的秩序不幸變成黨國體制，但黨國體制並不能真正解決這種矛盾，而是更不自由、獨立、民主，只是應許可能的自由民主，這個問題到今天台灣、香港始終無法解決。人民需要一個整體的秩序，可是政府給的秩序卻是這種，這個問題始終沒有解決。
比較合理的解決方式可能是回歸天然、自然的組織型態，譬如說研究各種社會發生的事情、案件，去看那個社會的組織如何，應當順著這個組織型態形成新的組織方式，不再是宗族式的，但也不太是西方式的，因為西方高度的民間自治是從希臘城邦來的，華人到今天都還是準宗族、準家族式的。可能是民主化的菁英政治，就是結合菁英跟民主，在地方上努力建立既有菁英領導，又能充分尊重大眾的體制，大概最適合華人社會，而且有長遠的文化價值。如果只有民眾會高度庸俗化，浮濫到最後，人受不了；只有菁英會壓迫民眾，兩者必須形成有效制衡的關係，不能再用三綱五常、不民主的方式。
因此準封建制的破壞是必然，從這個意義來講，洪武體制就是用三綱五常、層層節制，嚴管嚴教，清代還立臥碑管制言論，不准議政，都是利用儒教。所以明清的儒學可說是劣質化的儒教，也缺乏自我批判的能力，必須改變。改變的契機在於認清確實有對整體秩序的需求，但必須一層層透過菁英跟民主的對峙建立新時代的秩序，否則是壓抑整個民族的活力。明清儒學使得當時的文化狀態是很差的，西方這幾百年來百花齊放，關鍵在於個體能夠把自己的需要、創造力極致的呈現，那是非常動人的。所以有人說，西方近現代給予文化的資源無比豐厚，每一個不同的個體都有不同的嚮往，高度稱讚這種原創性、創造力，文明多樣、全方面的呈現，現代一流的產品幾乎都在西方，給予你想得到的各種可能。這在明清就變成層層的節制，綁在宗族社會、宗法體系裡，只能不斷在同一個模式底下繼續做基本的秩序跟文化，所以同一個類型的東西會不斷地精緻化。明代很多東西非常地精緻，但是同一個類型，今天可選擇的類型相當有限。例如中式的居家布置就是白牆黑瓦、明式家具、棕色的線條…始終是白色跟深棕色，加一點灰色，形式上可以弄得非常精緻，但是型態本身是有限的。這就是明清文化基本的問題，確實是出在洪武體制層層節制的方式。這種政治、經濟、社會…我稱為準封建制的運作，層層節制，讓整個文明的活力只能往同一個方面發展，不用等到與近現代化碰撞，內部就不行了。根本問題是整體秩序跟個體自由解放之間不斷的衝突。
毛澤東還稱「中國人民解放軍」，新文化運動跟清末民初的思想家，是準確感受到這個問題，可是無法提出解決。他們身處問題中，有切身的感受，我進一步分析這個問題的政治經濟社會的結構性，這不是新的問題，而是要更深刻地理解問題的根本及起因。所以我講的經常不是新的事物，最重要的事情常常都有人講過了，只是我們要有更重要的理解，瞭解今天真正的處境是什麼。而且一旦脫離了那個架構，什麼地溝油、黑心商品都出來了，這點在中國大陸尤其可怕。以前都是熟人網絡供應，甚至是固定的供應聚落，幾百年來就是找這些戶處理，建立一定品質；一旦商品經濟化之後，就變成現在這樣，管不勝管。
###例如這家強冠香豬油，通過所有的國家認證，這就是可怕的地方，通過ISO跟GMP，能拿他怎麼辦？台灣還這麼小，而且就這一家，強冠是最大的。現在最有錢的都是黑心商人，像是鼎新、旺旺、統一…都不是什麼好東西。###
所以需要一種新形態的社會組織跟倫理，而且是跟政治經濟社會結合的。我始終認為儒家不可廢，因為這是華人社會唯一的良心基礎，否則就沒良心了；華人社會不信上帝，也不全體信佛，沒良心就什麼都沒了。因此一定意義上必須仰賴儒家由近及遠的認同感跟情感，這是身家社群國良心的基礎，必須落實在政治社會運作裡，就進一步牽涉到錐形網絡的問題。中國社會還是在許多錐形網絡裡，但必須是民主化的錐形網絡，是人人都平等的錐形網絡，其中制度產生一些有能力、知識、道德的人，這些人作為社群的領袖，在政界、社會界、文化界、商業界…作為出頭露面的品牌，這需要能夠不斷地去除不良的，又保存良好的東西。
什麼是有意義的文化跟知識、什麼是良好的商品，這需要全民的知識水平提升。為什麼買香豬油？因為多數消費者都喜歡吃香的東西，義美的產品沒有添加物就不香，銷量比不上別家。因此需要批判，不要只喜歡香的，要吃有滋味的、真正的好東西，多數消費者口味都變了，產品才會變。因此這牽涉到深層的文化轉移，在這個意義上，我不是簡單的自由民主派，當然我也絕不是那種建制派，而是自由民主跟菁英文化要互相截長補短，這才是一個文明的長久未來。所以我們認識到明清整個體制的問題，才能瞭解整個中國現代化，乃至於中華文明現代化的問題。從建國、立國的過程中，反省整個文化的體質問題，我要講的是最核心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運作方式跟問題，把主幹、主脈講清楚。
銀錢經濟、資本主義發達當然對錐形網絡造成巨大衝擊。錐形網絡一方面是解釋歷史事實，一方面是我觀察到的社會事實，現在整個中國大陸，包括台灣大概都如此。未來的發展會不會走向西方那種越來越獨立自由的個體，跟個體認同的、以普遍律法運作的社群。西方從希臘羅馬時期，一個個的自由民藉由某一種共識或長期的歷史結果，形成一種所謂整體性的、普遍性的秩序、律法，是法律、法制的起源，社會組織方式的演變。但在中國實際重要的是具體的人際關係，而不是個人跟國家法的關係。近現代華人社會，越來越往西方這條路走；可是另一方面來講，古典的政治體規模很小，像是城邦，理想上不過五、六千人，最多數萬人。古典時期考慮到，人在比較大型的群體裡面，很難建立良好的認同跟道德乃至於秩序，因此在巨大的社會裡，光靠法律沒有辦法建立良好的認同、道德跟情感，我認為未來的國家層面需要普遍的法，但實際社會運作沒辦法脫離網絡化的組織。只是這種網絡化組織不再是三綱五常、上下尊卑，是建立在平等、自由人的基礎上，比較情感的一種連結。老一輩從中獲得的不只是安全感，還有非常大的情感安頓，是游離化的、原子化的個人無法提供的。
西方的法制體系是華人社會現代化所必要的，否則很容易變成幫派政治，以前最為人詬病的就是新到一個機關，或者學校，就要跟對老大，跟錯老大、奉承不好就不能發展，這大家受不了。因此在公眾的、普遍的、國家層面裡強調普遍的法制；但實際社會裡有許多，因為人的情感的、安全的、性向的，需要一層層的網絡，我認為兩者並存是比較好的，西方近代是飽嚐原子化個人造成的疏離甚至於病變。社會會先往高度自由民主化的方向解放，三一八學運之後的思潮跟香港這些人的思想是非常極端的、自由解放的個人，伴隨各種性別的、生活方式的解放，但是一兩代之後很快會嘗到苦果，產生另一方面的問題。看到傳統建制的缺點，但把所有東西去掉之後，卻忽略了傳統人跟人的連結，這就是現代跟後現代的問題。
坦白說買東西也是一樣，一方面當然希望國家保證商品可靠，另一方面還是希望可以找熟識的商家，其實這點外國人也是一樣，這是人的本性；只是華人社會裡這個網絡特別重要，甚至建立一種情感的關係。存在的本質是人跟人的聯繫，如果這個地方沒有我認識的人，這個地方對我來說並不真正存在，如果沒有我親愛的人，這個地方對我沒有意義。這是儒學的本質，也是生命的本質，不能只講求運作的效率，如黃仁宇所說，一切數字化，放棄生命的本質，承認理性化、高度計算，一切都可以用數字操控、社會經濟、城市體系遠大於準封建制。我承認個體解放後無限的創造力，可是我也知道個體解放的限制，這就是自由主義化的儒家要兩面兼顧的原因。對於未來我是樂觀的，這兩個文明是互補的，如果放在適當的位置，可以產生新的、偉大的文明，既有整體的秩序，也能在各地自由開花，這是千年大計。兩個文明的碰撞就是第三期建國的核心問題。
一般人不知道中共的power，但中共底下的一條龍已經形成了。中共所有建構都是大型的，這個朝代興起，某個意義上有點像漢朝，一出手都非常巨大，雖然沒那麼篤實。所以中共會建構超大的國家機制跟私營企業，這些企業長處是全球佈局，全球性掌握各式各樣的資源。
###中共最近剛跟蘇聯簽三十年幾千億的天然氣供應契約，中蘇之間的聯盟已經構成了，因為烏克蘭加入美國，美國要聯手北約對付蘇俄，蘇俄立刻找中國，這個聯盟對這兩個政權的命運會有非常重大的影響，中共就替蘇俄蓋本土到克里米亞的橋樑。###
中共強處在於國營企業，建築跟生產能力世界第一，還在快速地演化進步當中。「一條龍」就是從上游原物料到加工、提煉，到中游、下游已經成為一條完整的供應鏈，發揮中國舊有的網絡體系運作方式，節省許多西方需要法律、律師、會計的成本，一切用人跟人的聯繫。打個比方，所有文明世界創造出新的生產方式跟運作方式，發展到爛熟，之後會被後進文明取代，後進文明──講難聽點是野蠻，好聽點是低成本──的操作方式，用先進文明的長處打敗先進文明。歐洲的經濟已經沒有活路，美國也不是對手，現在是資本主義的社會，所以生產方式會快速變化，這不是台灣能想見的。中共一個案子是臺灣幾百家才能造成的，非常可怕，所以這樣用親情、人情形成的網絡，就算政權更替還是一樣powerful。
這也是我不斷研究，由中國政治社會的體質演變成這樣其實有脈絡可循，用傳統網絡方式配合群眾路線，跟社會體制路線，把傳統網絡變成超大型網絡，從一盤散沙的中國人變成非常善於組織運作的中國人。今天中共留學生跟臺灣留學生最大的差別就是中共留學生到哪裡都有組織，這是毛澤東教他們的；彼此不信任但是高度組織，並且因為彼此不信任所以組織越來越現代化，越來越企業化跟法治化路線。譬如現代城鎮裡批地的事情高度法制化、現代化、公開化，以前都給私人、走後門，現在不然；因為土地是最重要的資源，現在全部以網路公開競標。
一個良好的組織，必須有強大的戰鬥力、政治秩序，經濟、文化的競爭力創造力。西方近代的組織就是高度自由化的個人，跟高度企業化、法制化的集體，使得西方既有創造力的個人，也有高度組織化的公司跟軍隊、國家。西方人這套組織跟倫理是成功的因素，可是開始衰微了，自由化的個人產生疏離跟病變，對於原本整體倫理的守法守紀，隨著基督教倫理的衰落，以及人脫離自然網絡──原本是在城鎮裡成長，一個人的倫理道德是上教堂，愛我的鎮也愛我的主，現在也瓦解了──城市裡出產的粗鄙而原子化的個人既無道德又無品質，越來越低俗，有鑑於此必須思考、推動新型態的倫理，這點我還是認為需要傳統儒家的現代化。
其實我們已經在這條路上了，今天臺灣就是儒家社會的現代化，三一八學運就是高度儒家社會現代化的展現，裡面的組織非常良好、也非常儒家，自然地呈現出和西方的不同。只是我們必須更自覺地明白價值所在，如何保持傳統價值，又融合西方的價值，以及真正的倫理跟道德，否則很快就退化、混亂，甚至腐化。可能單取某一方面，變成不負責任、沒水準的自由主義；或者是過度壓制的。第三期建國的主軸，一言以蔽之是組織跟倫理方式，因為政治社會的核心是組織跟倫理，會立刻影響到所有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跟生活方式。
韓國比較法家化的三綱五常，跟日本封建式的德川倫理，我們學不來；西歐、北美自由跟高度的團體紀律也學不來，比較可能的還是自己傳統的方式。三綱五常自明清以來，仰賴的是上位者高度優秀，否則這樣法家化的管制，一般人民受不了；一旦上位者腐敗、不負責任，民間就發生很多的民變跟民亂，例如明中葉和清中葉以後。換言之，這麼巨大的中國社會不適合法家化的三綱五常，那是錯誤的選擇。應當用更適當的方式，給社會更多的自由跟自主，從中產生真正的菁英，讓這些菁英進入上層。如果知識上、道德上、操守上、能力上都過人的，真正的菁英進入社會上層，老百姓就會過得好。但法家化的秩序、明清以來的三綱五常，讓社會無法產生這樣的菁英，反而是平庸化。政治平庸化會造成更多民變跟民亂，必須改變這樣的狀態，需要一個新的、良好的組織基層，核心問題始終是組織倫理，也是第三期建國的核心問題。
組織原理是無法從外部操控、更改的。已經結合一群人的組織，一定要順著原有的組織方式慢慢改變。原有的組織方式就是明清的組織方式、法家化的三綱五常，黨國體制之所以成功，還是利用了這件事情。現在人民不那麼聽從黨國體制；但是對從法家化的三綱五常裡長大的人民來說，聽話比較容易，自主是很難的，只要上面的人夠好，他們的服從性都很高。
清代的儒教是學明朝的，立國之本還是法家化的儒教。從八旗開始多民族的新形態國家，更具商業活力；近代的例如江南經濟，高度發達。征服王朝的立國形態如此，造成儒教跟士人基本上是扭曲的。近代儒教蠻慘的，雖然從內部可以看到他許多好處。像我以前醉心於許多明清文化，崑曲之類，從外部看，有他的慘；可是我應該還是講講他的好，今天講到「精緻化」，在同一個形態下繼續精緻地發展。
[1] 已見於第三期建國
[2]黃仁宇指出明代社會高度網絡化、自主運作政策的啟發。
[3]這個情形一直延續至今天一般城市外的華人社會。例如我太太的外婆住在鳳山，買東西都還是網絡化的：麵包一定跟哪一家買，壽桃一定在哪一家做，衣服跟誰做，而且作裁縫的就是那幾家，對你的需求非常清楚。
[4]譬如我母親以前在北平也是如此，喝水要找水戶，那些人都是來自四鄉孔武有力的大漢，他們就是供應這個區的水，也控制水井，也有他們的老大，成為一個幫。拉車的有拉車的幫、送葬的有送葬的幫、吹打有吹打的幫…在城裡就成幫，在鄉下則成為聚落。到今天，台灣地方就是固定找哪些人，所以有人說比較難聽點中國以前是「幫派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