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人：臺灣大學吳展良教授
一、回顧
從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是接續上一講中共建國之初的狀態。中共建國之初是以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以及「以俄為師」兩方面，作為建國的基本主張。這兩者不同，新民主主義是毛在相對弱小的狀況下發展出來的統一戰線，以無產階級為中心領導，統一各方面人事；以俄為師是以蘇聯為師，是工人革命之後要建立一個強大的列寧式政黨跟官僚體制的國家。尤其因為蘇聯發展的時間較長，後來變成以史達林巨大的計劃經濟為代表，因此當時所學的主要是計畫經濟的道路。[1]
進一步來看，新民主主義與以俄為師之間的不同非常重要，並因此產生了矛盾。就黨跟政府的立場而言，學習蘇聯體制和計劃經濟較為容易，且容易達到管理以及在城市發展經濟的目標。可是毛本身的核心思維則不同，也就是後來發現，在大躍進跟文革時冒出頭的高度群眾路線跟農民路線，只是早期的矛盾還不明顯。為何如此？原因在於新民主主義本身就含有統一戰線之意，是以無產階級意識作為領導，容納各種要素的結合。[2]換言之，也就是在新民主主義包容的基礎下，進一步朝社會主義邁進。城市裡的社會主義模型要學蘇聯，毛在農村裡則很清楚地走鄉村包圍城市路線，這是中共建國之初的基本局面。
後來這些矛盾後來全部爆發。以國體問題為例，中共的國體是國家階級性質，剛開始是以工人階級領導其他階級。雖然在中共建國初期並沒有多少工人階級，變成是若有無產階級意識就是無產階級，不是以資產而是以意識型態劃分。後來又把小資本階級跟民族資產階級慢慢消滅，所以新民主主義其實維繫得不久，早期開國時的包容性相當快就消失殆盡。消失的本質在於，其實社會主義革命──或者中共所標榜的無產階級革命──裡所具有的強大浪漫性和理想性，其中蘊含、真正希望的，其實是一切為集體所有的社會主義，譬如人民公社，或者某種巨大的單位，甚至是為全民所有的共產主義。
也就是說，新民主主義本身的源頭是一種不得已。這個不得已是在於當時不得不連絡小資產階級及農民資產階級等，因為還不夠強大、不夠富裕，如果找到了自己能強大富裕的路線，就不見得需要連絡其他階級。甚至在意識形態上，會認為這種包容是不當、不潔、不好的。何以故呢？如在延安整風時，要求的是徹底的無私無我，徹底奉獻的狀態；相對來講，小資產階級跟民族資產階級當然就是有私有我的狀態，所以新民主主義本身是一種不得已。
政體上是人民民主專政，但後來也爆發了民主跟集中的矛盾。毛的理想是充分民主，永遠跟民眾在一起、永遠傾聽人民的聲音、黨跟政府不能離開群眾和人民。但實際上，史達林主義下的黨跟政府是高度地離開人民，而且按照馬克思主義原本的教條，黨跟國家本來就最容易成為剝削機器，最終都應當消滅，所以基本的政體也產生了矛盾。
二、整頓與復原階段（1949-1952）
發展模式學習蘇聯，以城市領導鄉村，穩步地從農業國進到工業國，強調工人階級領導。在實際發展時也產生極大的問題，因為蘇聯的基本狀態跟中國有很大的不同，蘇聯離歐洲近，從彼得大帝就開始發展工業，基礎好得多，所以蘇聯確實是以城市、工人為中心的革命。中國一旦學習蘇聯模式之後，就變成由城市領導鄉村，可是中國革命明明是從農村出發，由城市領導之後農村的地位就會下降。住在城市裡的人，名義上當然是工人多，但實際上真正得利的是技術專家跟黨，這些上層的領導或技術階層，這豈不是跟源頭產生了矛盾？另外，中國學習蘇聯大工業、重工業的結果，需要的工人數量以及能夠養活的人口都是有限的，反而造成許多失業。
所以五年計畫一方面非常成功，另一方面城市失業跟農村剩餘勞動力的狀態都造成嚴重的問題。因此，蘇聯這種大工業、重工業的模式，雖然是中國人的理想，但跟中國的實質也有矛盾。發展階段裡，在土改、鎮壓反革命[3]、三反[4]五反等過程中[5]，一方面的確消滅了許多資產階級，或意識形態、出身對立的人，另一方面也產生了許多社會矛盾。韓戰（1950-1953）使一切通通激烈化，包括土改也同樣朝著激烈的方向前進。[6]本來中共早期的很多做法還相當溫和，很考慮到人性的需求跟感受。但一方面受韓戰的刺激，進入備戰的狀態；另外，比較溫和的土改，事實上也不太成功。因為本來土改並不符合中國農村發展的內在理路，前面談到農民運動時曾說，中國農民跟地主──尤其在地地主──的關係一般來講其實不差，地主甚至常常領導農民向官府抗議。所以土改不是中國內在自發的理路，是從上面的政治路線運動出來的。結果土改是在戰爭刺激下成功，這點很重要，這是必須認識到的土改性質。
特別注意，土改其實並不是出於中國社會自發的理路，而是因應政治乃至於戰爭的需求而產生。所以早期的土改路線為何如此激烈，其實背後是有政治跟軍事的原因。因此，中國近現代的一切其實是環繞在更大的，也就是如何建立新國家的總目標上。而建立新國家其實也沒有固定的形式，很多時候是被戰爭逼出來的，例如土改就並非是是中國自己內發的理路。[7]
土改的後果極其嚴重，因為這是把中國原有的有產階層跟文化階層全部wiped out，中國文化也因此一落千丈。中國文化的根源是鄉村，這是永遠沒辦法回復的損失，整個文化的根都被掀翻了。所以1949年革命是非常可怕的。
另外，整黨建黨是很重要的，[8]中共擔憂有一些不良份子入黨，另外也透過三反、五反把黨的控制力伸入城市，而且過程十分的暴力。三反、五反約有二十萬人自殺，鎮壓反革命則有約五十至八十萬人喪生，土改則至少兩百萬人。這麼多人被殺，或者被迫自殺，嚇壞了所有人，當然黨的權威也就毫無疑問的樹立起來。厲害的是，當時為了要建設偉大的新中國這樣崇高的目的，人民還會覺得很合理。而共產黨透過各種如居委會、黨本身的整頓，青年團、工會等等組織，真正開始全面控制中國，在這之前共產黨還只是一個革命團體。[9]再配合五年計畫，農工商業均朝向集體化與國有化改造，這就是中共建國後的第一要務。[10]一方面深入社會各方面、層次，另一方面，走集體化跟國有化的改造。
三、毛澤東與黨及官僚體系的路線之爭
一旦這條路線達到初步的成功後，前述的內部矛盾就開始爆發。因此普遍要問的核心問題，是為什麼會有大躍進跟文革？到了1956、1957年，雖然殺了許多人，壓制了許多事，不過一般人還是可以接受如此巨大的國家在建國之初必須要做些整頓。何況所打擊的都是貪污、漏稅、反革命，還有地主之類，以意識形態而言也都解釋得通。然而，為何產生了大躍進跟文革？又是如何發展？成為許多人都很困惑的問題。而且，毛基本上是以他個人的意志主導這個運動。毛又如何能運動群眾，打敗了黨跟政府？前面提到，中共好不容易學習了「列寧式政黨」樹立的模式，將黨的控制深入全社會，有大量黨員入黨，黨也在做了一番整頓後，其實形勢一片大好。毛卻非常不滿意，一再要提高發展的速度，改變發展的模式，他為什麼要這麼做？
這段時期的核心，其實是毛澤東與黨及官僚體系的路線之爭。[11]不要忘記，中共起家靠的就是不斷要求一條正確的路線。因此路線鬥爭、權力鬥爭與政治鬥爭是三位一體的結合。如果路線正確、政策正確的時候，就會發展得非常好；路線錯誤的時候就糟糕。從中共建政之後也一再感受到這點，所以黨內一直有路線之爭。但毛跟黨及整個官僚體系為什麼會發生路線之爭？這就很奇特了。本來路線之爭的常態是發展的狀況不佳，就會產生路線之爭，例如之前在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階段發生問題，於是出現新的路線。事實上就是不斷地要換到對的路線，之後就是毛路線一路主導下來，建國之初當然也是由毛明白主導的，那怎麼會在一路發展下來之後產生內部問題呢？這就牽涉到前面所講的新民主主義與學蘇聯的矛盾。
其實這就是毛的新民主主義，跟毛提出一面倒的學蘇聯，還有毛提出的國體政體內部所蘊含的矛盾，慢慢隨著發展的勢頭呈現出來。這個矛盾是什麼呢？固然中共當時表面上看起來是一個團結的黨，高速的發展、高度的威望，[12]五年計畫的成功，而且是超額的成功。可是最核心的矛盾，就是國家資本主義跟官僚體系的茁壯。這裡基本採取Meisner的解釋，最清晰也最深刻。[13]在學得蘇聯模式，以及黨真正對全中國執政之後，整個官僚體系茁壯起來，而官僚體系又很容易成為人民的對立面。因為官僚體系有權有勢，很容易為了自身的想法甚至利益做決定，於是矛盾就慢慢累積。另一方面，當時採取的原是容納資本主義的方針，但隨著農村地區社會主義化，城市地區也社會主義化，在高度社會主義化之後，就把原本所容納的這些都wiped out，但卻形成了新型態的國家資本主義，而在其中，知識份子跟技術專家依然有相當的地位。
所以早期「新民主主義」的寬鬆成份，前期是直接容納私有財產；即使到了後期大概1953到1957年朝向國家資本主義邁進這段期間，依然有寬鬆的成份，所以毛不喜歡。毛是非常敏銳、特殊的人，在中共的歷史上，毛經常是以一個人的力量、思想講出一些先知先覺的意見，起初都不被認同，後來卻一再地證明毛的成功。所以是有很特殊的性格，他覺得自己看到的是最深遠、最根本的，而且自己的堅持是最徹底的，其他人看到的都不根本、不徹底，毛的天才在建國之前展現無遺。毛的路線基本上可說是延安路線，對於建立新中國非常有力。可是在建立新中國之後，就不再是延安路線了。延安路線是農村、群眾路線，是思想改造，是黨政軍跟人民徹底融合。毛事實上始終無法忘懷他的延安經驗，而這個延安經驗在建立新中國之後，又不斷地打折、變型，隨著發展出現越來越多矛盾之後，毛對此也越來越反感。[14]
毛在許多場合講過許多意見，當然也有許多批評。批評的核心在於農民沒有獲得真正的照顧，而城市裡的人過得好。簡而言之，其中事實上還蘊含了城市路線跟鄉村路線的對立。前面曾提到，新型態的工業化主要也在城市裡進行，蘇聯模式是有利於城市，而不利鄉村。毛則一直不能忘情於鄉村革命，不喜歡只以城市為主的路線。所以毛在〈論十大關係〉裡強調，要重視農業跟手工業。事實上就是含蓄的表示不再採取蘇聯模式，所以基本上是路線鬥爭。
四、農業集體化的巨大成績與1956之後走自己的路
簡而言之，毛始終不能忘情他的延安路線、農民路線、群眾路線。他認為，只要讓人民、群眾的力量充分發揮，就能改變中國的命運，學習蘇聯重工業、大工業化其實是不得已。毛一開始說，這非我們所長，因此要先把擅長的放下，當學生，學習不擅長的。學了幾年後又說，蘇聯這一套固然有長處，也有很多問題，跟中國社會不合，要換個法子，毛的法子是什麼？就是農業集體化。農業集體化的巨大成績，先是有土改，土改成功之後，進一步要農民透過互助合作社互助生產合作。[15]合作社還分好幾級，從低級的逐漸發展到高級的，便於興修農村各種集體的事業，包括例如水利、道路、物資交換等等。[16]
毛澤東有自己關於農村的理想，就是農民自己合作組織起來，進行農村現代化。農民當然自己也要辦手工業跟簡單初級工業，這是毛的理想。原來毛對這個理想還是比較審慎的，覺得不可以躁進，因為毛有長期的農村經驗。[17]但所以毛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序」裡卻說[1] ，我們能夠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就能大量地把整個中國的農村變成集體化。集體化之後，就能產生非常豐盈的生產力，而且能夠解決原來平鋪散漫的小農生產上，例如生產、交通、交換種種問題。[18]讚揚大合作社，堅持社會主義道路。[19]其實這段時期就已經是第一次躍進。大躍進並不是1958年才開幕，1956年毛就已經主張要躍進，覺得其他人的道路太保守。
這要回到毛的性格來看，毛在建國之前的所有戰爭裡，一再展現他驚人的意志力跟主觀能動性，幫助中共在許多不可能的情況下打贏各式各樣的戰役。且不只是軍事上的戰役，還包括在經濟、政治、心理上的各種戰役。所以其實回頭來看會慢慢發現，如果沒有毛澤東這麼奇特的人，其實中共要成功是很困難的。[20]
當時毛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加快所有經濟工作，引起了失衡。因為毛突然認識到，原來社會主義是可以提前達成的。毛骨子裡是相信社會主義的，而他相信社會主義的核心在於群眾，這是毛非常特別的一點。毛相信群眾才是好，這點在早期講到民粹主義時就曾特別提出來。中國共產黨早期也是如此，如李大釗就有強烈的民粹主義，提倡回到農村，認為真正勞動的大眾、農人才是善良、有道德，可敬的。所以這裡牽涉到歷史本體論的問題，就是什麼才是真正的好。毛認為知識份子是不可靠的，黨也不可靠，城裡人更不可靠。最可愛、可靠的還屬農民，當然農民也有很多的矛盾缺點，但是整體本質上還是好的。只要調動出那些本質，加以重新粹煉就能做到。因此，社會主義的路線就在此成型。
而且不要忘了，毛恰恰是靠農民建立新中國。因此必須一再強調，本質其實是政治問題。毛是運用了農民，尤其是素樸農民大眾的積極性建立了新中國，所以他不可能忘記。一旦新中國內部產生了矛盾，如前面所述的城鄉矛盾，城市內部的失業矛盾，工業生產造成的失業問題，跟農民意義的矛盾等等都出現之後，毛想要解決這些矛盾，就理想加夢想地認為，這條農業合作化的道路是可行的，因此加快所有的工作，結果引起失衡。
蘇聯此時批判了史達林的路線，提出所謂的「三和路線」。「三和路線」就是兩種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最終在資本主義國家實現沒有暴力的和平國度，其實就是跟資產階級和平共處的意思。要注意的是，這不僅是中國內部的路線鬥爭，而是牽涉到世界性的路線鬥爭。這表示，毛當時認為蘇聯的革命意志衰退，蘇聯要走修正主義路線，不再堅持社會主義革命，毛認為這是向資產階級讓步。向資產階級讓步的結果，是勞動大眾繼續受到剝削，但這原本就是共產革命的本質。事實上，按照鄧小平路線，向資產階級讓步的結果確實是勞動大眾受到剝削。
毛提出〈論十大關係〉[21]，指出要注意，任何事情都有相應年代的關係，譬如若真要發展重工業，其實應該要先發展輕工業，輕工業才可以給重工業底子，讓重工業能夠繼續發展。這其實是反蘇聯路線的，蘇聯是以重工業為主。農業、手工業跟工業的關係，沿海跟內陸的關係，中央跟地方的關係也都是如此。所以毛透過他繼續的辯證思維，一言以蔽之地說，就是不能只照蘇聯的路走，要發揮自己的特色，自己的特色就是毛自己原來的路線。同時也要分權，因為蘇聯是集中的。所以毛當時認識到蘇聯模式、史達林路線的問題，跟中國的國情不合，因此毛想發展新的東西。這段期間，毛游了珠江、湘江、長江，準備超常規地大幹一場。[22]這值得注意，這是毛的私人醫師李志綏的意見，毛每次游大江的時候就表示他準備大幹一場，而且是超常規的大幹一場。[23]
其實大躍進的源起，講白一點，就是農業合作化超越性的成功，給了毛自信，覺得他從這裡可以找到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他要批判、修訂，甚至於一定程度上，最終可以揚棄蘇聯式的社會主義道路，因為蘇聯式的道路產生了非常多問題。從理念上來講，毛要走自己的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
中國已經進入社會主義階段，之後進行的鬥爭是思想性的鬥爭。如果照馬列主義的經典說法，這根本是荒謬的，至少不是重要的問題，因為如果沒有了私有財產，怎麼可能再有資產階級意識？但是照毛的講法，毛要強調階級鬥爭。在階級鬥爭之下，就是他對八大的不滿，這也隱含在前面的路線之爭裡。八屆三中全會裡，陳雲主張用物質刺激來提高生產，另外，他倒也跟毛類似，主張發展機會提供民生必需品。而由專家而非黨來主導經濟，這在毛看來都是右傾，而毛透過反右之後，造成城市到農村都瀰漫著反右跟反知識份子氣息，[24]這就表示延安路線要復活了。[25]
一言以蔽之，毛不滿意建國之後學了蘇聯的結果，他要讓延安路線復活，之後也產生了很大的問題。大躍進的背景就是前面約略說過的，失業跟半失業、人口激增的問題，人口激增又造成更多失業人口。勞動密集的發展方式是比較適合中國的，蘇聯那種技術密集跟中國是對立的。因此毛事實上是希望能夠以勞動密集的、農民的、鄉村的、群眾的路線，取代蘇聯的路線。
這裡也牽涉到毛跟劉之間的路線鬥爭，毛是高度的意識形態，而劉少奇當時顯然是比較務實的。劉少奇早期是毛澤東思想最堅毅的支持者，要不是劉少奇支持，毛還不容易建立他思想的權威。但劉的特色在於他很能看清事實的狀況，劉明白早期需要毛澤東思想。但建國之後，他在八大決議認為，目前主要的矛盾是需要提升社會的生產力，跟落後的生產方式之間的矛盾，這也是劉路線的核心，意思是中國需要快速的提高生產力。可是實際上，中國社會的生產方式是落後的，該怎麼改變這點？劉是希望以現代化的蘇聯路線做為主導；而毛認為，改變的方式恰恰就是要用中國自己可以掌握的，屬於農民的生產方式，兩者之間存在很大的差異。
毛的基本方向，是用群眾的力量，人的意志征服自然一切。重點不是組織群眾的能量，而是解放。[26]就是讓農民、群眾能夠自由發揮，不斷革命。[27]自由發揮之後，農民接著會產生爆炸性的力量，不斷成長，一波波的去除加諸農民身上的枷鎖，像在打一場又一場連續的戰役一樣，邁向共產主義的道路。毛說，因為照馬列主義的想法，共產主義的種子是深藏人性的嚮往，只是人民被上層階級、資產階級給剝削、壓迫了，因此要讓人民解放。這跟托洛斯基的思維有類似之處，只是馬克思是唯物史觀，毛這時事實上已經變成唯心史觀了，認為只要照我這種思想，就能夠改變世界。倒不是說唯物史觀就一定正確，只是從經濟發展、社會發展來講，不能不考慮物質基礎，並非想要如何就能如何，至少這方面是如此。
五、大躍進、人民公社與共產主義過渡（1958-1960）
1. 全面大躍進
在毛的主導下，合併現有高級合作社為大社，發展水利工程。然後毛去勘查三峽工程，之後就準備全民上馬。到了1958年，全面大躍進，批判周恩來等反冒進份子。意思是，之前1956年的第一次躍進，的確是出了點亂子，可是不能因為出了小亂子就否定躍進，毛始終認為他的基本路線是對的，就要接著全面大躍進。1958年初發動群眾除四害、愛國衛生運動。在另外一個會議又肯定大躍進的方針，號召大煉鋼鐵，連放衛星，畝產幾萬斤糧食，衣、食、住、行全由人民公社包辦。四月論中國人民一窮二白正好譜寫新章等等。[28]其實這些就是延安路線當年大生產模式的再現。[29]因為延安本來是中國最落後的地方，結果運用了群眾集體上馬，合作生產，把本來個人難以開墾，無法開墾的地方徹底改變，有名的代表就是南寧灣、王震等等。集體上，認為大生產模式可以提高生產，這是非常重要的論點。
2. 中蘇決裂
而在這時中蘇決裂。中蘇一方面是意識形態的決裂，意思是中國要走自己的路線，不再當蘇聯的小弟。蘇聯其實希望把中國納入他的核子保護傘下，當蘇聯的小弟，進行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當然也是全世界的權力布局。當時的國防部長彭德懷跟黨裡大部分的人也是希望如此，彭德懷認為中國需要蘇聯的核子保護傘，才有足夠的潛力發展自己核子武器，建立軍事現代化。毛則不然，中國要走自己的土地發展路線，這又回到毛當年跟共產國際對著幹的情況。毛很特殊，這一切其實只是當年毛做事的風格再現，毛哪裡可能聽別人指揮，更何況是赫魯雪夫──毛認為是修正路線──的指揮？他要走自己的道路。
因此毛要蘇聯提供核武器及核潛艇，蘇聯則以以建立軍事的長波電台，跟中國領海組建聯合艦隊交換。其實蘇聯並未打算在軍事上控制中國，只是希望主要在聯合艦隊這件事上有一定程度的節制。聯合艦隊也只是要跟核潛艇，遠程的潛艇連繫。蘇聯的意思是要控制住大戰略、出海這方面，也不是全面控制。毛的意思則是不行，絕對不容許在大事上被任何人控制。所以蘇聯被指控控制中國的軍事，蘇聯也很驚愕，因為蘇聯也不打算那樣做，不過是蓋長波電台，組聯合艦隊罷了。毛澤東則想得很遠，如果照蘇聯的做法，中國不就被封鎖住了？所以進行路線鬥爭，反對和平共處，然後在未通知蘇聯的情況下砲轟金門（即八二三炮戰）。[30]八二三砲戰其實講到底，就是反對蘇聯跟美國走三和路線，[31]重點根本不是台灣，中國也知道有美國第七艦隊協防，拿不下台灣的。
中國是要激化蘇聯跟美國的對抗，意思是要堅持無產階級的革命路線，跟資產階級的對立，這是毛強烈的意識形態。在這種情況下，蘇聯當然會覺得自己的利益受損，最後年底中蘇就決裂了。[32]中蘇決裂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因為不管怎麼說，中國在革命的過程中，一直都受到蘇聯的幫助。雖然情況很複雜，蘇聯有時候也幫助國民黨，不是只幫中共的。但是整體來講，中共主要是靠蘇聯的外援，尤其在建國之後一邊倒的政策。所以中蘇決裂的意思就是中國要更進一步，走完全自己獨立的路線，這跟大躍進也聯合在一起。所以大躍進不光是生產方式，而是要走全面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就是毛路線，事實上是延安路線的翻版。
3. 農村人民公社
因為毛身為建國領袖的強大力量，所以很容易壓抑他的敵人，但是大躍進產生了災難性的後果。大躍進其實是全黨通過，用「多快好省」的方式全面建立社會主義的總路線，人民公社，大躍進等等。簡單來說就是要調動全民，集體廢除工資制，採用供給制，效法戰爭時期，跟延安時期一樣採軍民合一的做法。而且人民公社本身帶有軍事保衛力量，理想上是要把黨跟國家的權力下放到人民公社跟單位裡，意思是要人民民主。毛的意思是，黨跟國家機器會壓迫人民、剝削人民，因此要人民自主。必須要有人民公社才能使人民自主，所以要把權力、資源下放，原本資源都集中在城市、工業，尤其是重工業上，現在要把資源調到農村。所以這些做法其實是針對農村，理論上希望整體提升農村的生產力，各種建設甚至教育、自衛、經濟，達成全面提升農村的理想。可是如同之前所說，建國之初其實農民一直過得不好，受到很多壓迫，毛也同意，所以毛也是階段性的，他會為了更大的建國目標先剝削壓迫農民。可是一旦國家站穩之後，毛就覺得要恢復用我的路線，一方面照顧農民，一方面實現我的個人意志。這種情況下，雖然夏天豐收，但因為調動、分配和儲藏不善，還有許多比較富裕的農民加入農民公社之後不甘心，就大吃大喝，牲畜都殺了宰了，大量的浪費，秋天就開始缺糧，到了冬天農民就喪失積極性。所以1958年秋冬之後第一次退卻，後來就做不到供給制了。
4. 廬山會議
毛見勢頭不對，本來想壓縮，可是已放之權難收，而遭到抵制。[33]本來毛是想要收手，要管一管，不能太共產主義理想，要收回來一些，不能全面的供給制等等，因此召開廬山會議。本來毛是想要收縮一下，像上次1956年冒進，大家同意收一收，之後再上，一開始氣氛很輕鬆毛還說是開個「神仙會」。結果彭德懷提出〈萬言書〉，張聞天亦作三小時發言，這都是黨裡最重要的人，對立嚴重，結果毛大怒，強勢威脅。[34]本來1958年已經產生很多問題，災難嚴重。彭德懷這樣一講起來，變成是根本路線問題，毛大怒。毛認為講到根本問題他永遠是對的，其他人哪有他看的深遠？所以毛威脅整黨，如果不聽他的話，他可以拋棄整個黨、拋棄整個政府，甚至拋棄人民解放軍，重新上井岡山，再調動紅軍重建國軍。黨都嚇壞了，本來絕大部份人都是反對毛的，被毛這麼一威脅還能怎麼辦呢？國家也是毛建立的，只好心不甘情不願的支持；但是當然還是有一些人逢迎。本來上廬山時主流都意圖批評左傾冒進的，被威脅之後改為批右傾，而且進一步的批右傾，批資產階級意識。[35]
這就進一步惹出大禍。本來大躍進出問題時，若能稍作收束，問題還不至於那麼大，之後可以進一步再放。結果1959到1961年出現三年嚴重困難，而且1960到1961年旱澇最多，到1960下半年飢荒就籠罩全國。毛在京被逼得自我批判，全黨決議以「壓縮政策」為正式指導原則。「壓縮政策」就是不能走徹底的農民公社，共有體制，共產主義化的路線，因為那已經要朝共產主義的路線走了。
說明一下，人民公社不是共產主義。人民公社是集體作業，還不算全民所有，只是具有雛形。真正的共產主義是全民所有，就是說任何東西誰都可以拿來使用。當時還是以人民公社為單位，只是已經非常朝向共產主義走了。因為人民公社範圍很大，就算還沒到縣，至少也是好幾個鄉鎮的面積範圍。
六、官僚主義復辟與新經濟政策（1960-1965）
1. 列寧式政黨與官僚主義的復興
結果毛被迫退居二線，之後就有官僚體制復辟跟新經濟政策，就是列寧式政黨與官僚主義的復興，劉的路線又回來了，所以這基本上是路線鬥爭。劉少奇成功地主導經濟復甦，一方面迎合毛，一方面盡可能縮小毛在國家體制中的影響。[36]譬如毛企圖在各級政府設類似部隊的政工單位，結果到處碰壁；江青企圖染指文化政策方面的決策權，也是碰壁。
2. 1962年七千人大會
1962年七千人大會，劉少奇公開表示大躍進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所以毛開始恐懼劉少奇可能取代自己。當時一國有兩名主席，毛跟劉少奇分別是黨主席跟國家主席，不鬥也難。[37]要注意的事，這與其說是中國式傳統，不如說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就很難脫離這點。因為社會主義一定要有一條路線，路線上會有一名集中的最高領導人。除非這條路線是集體同意的，否則只要有鬥爭的時代裡，都會變成集中在某一最高決策者身上，到底是要劉路線還是毛路線，慢慢就開始產生問題。史達林路線也是如此，會集中在史達林身上。所以這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因為社會主義必須以一套路線治國，跟民主制度不一樣，因此就隱含鬥爭的因素。因此這段時期路線鬥爭跟權力鬥爭變成同一件事情，也就是毛跟劉的鬥爭。
3.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962-1965）
毛在這段時間，就去搞鴨子划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第一件事情就是抓人民解放軍。毛這時的戰略其實已經很清楚，黨現在不聽他的，政府也不真正聽他的，就是敷衍，怎麼辦呢？第一件事情就是抓緊人民解放軍。本來毛早在1954年就決定要以林彪取代彭德懷，1954年就讓林彪當上國防部副部長，彭德懷當部長。林彪心領神會，完全照著毛的路線走，讓人民解放軍全軍學習《毛主席語錄》，成為毛主席忠實的團隊，回到當時的延安時期。
另一方面，人民解放軍其實在林彪底下也有輝煌的成功。1962年秋大敗印度，1964年施放原子彈，所以林彪表示，走毛路線的人民解放軍成為技術與政治完美結合，[38]毛非常高興，這就是後來文革全民學解放軍的源頭。解放軍才最符合當初延安的情形，所有的事情，軍、民、政、黨結合在一起，因此毛要回到源頭，先建立起人民解放軍。而且不要忘了前面說過，毛很清楚，人民解放軍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蔣介石的失敗就是他軍隊上的失敗。毛非常清楚權力的核心就是槍桿子出政權，所以第一步就是抓人民解放軍。
從軍中開始的毛澤東崇拜，慢慢蔓延到社會上。然後開始批判蘇修，如1963年開始，中共致蘇共中央的九封公開信。[39]毛對於整個局勢當然還是有很大的影響，他提出培養革命接班人，認為他們這一輩老革命家慢慢要下來了，因此要培養真正信仰社會主義的年輕人。實際上，年輕人往往聽不下現實問題，也不喜歡這種調和路線，年輕人最喜歡的是理想主義路線。中國是個社會主義國家，當然要講社會主義理想，要批判一切私有、私心、私念、私人的考慮。還有歷史和辨證法的論戰，毛這時候開始搞意識型態，凡是帶有資產階級意識的都批判，然後激烈批判官僚體系。[40]其實當時是山雨欲來風滿樓，毛要堅持自己的路線。
劉、鄧拼命建設，應付現實問題，因為現實問題已經讓他們頭昏腦脹了。大躍進之後留下一個大爛攤子，直到1965年才回復1957年之前的農業生產水準。事實上劉、鄧本就是非常具有實幹實力的人才。但在終極的意識型態上，劉、鄧不具有哲學家跟詩人的天份，所以不是毛的對手。這點毛所謂的社會主義教育還真是成功，成功之後就開始文革了，毛的路線又再次回歸。
七、文革的基本路線與發展過程
1. 基本概念與路線
經過幾年調整之後，社會的矛盾也越來越多，為什麼呢？原因在於私有制雖然消滅，但官僚隊伍快速擴大，權力占有造成了種種不平等。這也是毛一直以來所批評的，新的佔有制是以權位繼承的，而不是以名義上是否擁有財產。所以毛在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時就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但事實上在八中全會之前，已曾多次說階級鬥爭已經結束，[41]所以路線爭是非常嚴重的。1965年說官僚與工人及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質疑共黨政權的合法性，提出精神復興運動。這很有意思，共產黨是毛澤東一手締造的黨，到了1965年，卻已經被從根本上質疑黨的合法性，認為官僚對工人及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42]
所以毛的思維蘊含了中共政治內含的本質性矛盾，所以大躍進、文革也不是這麼簡單就可以否定的，這個根本性的矛盾始終無法解決。這個中共政體跟國體裡內含的本質性矛盾，也是毛一開始在「新民主主義」裡頭蘊含的本質性矛盾。這個矛盾一般只會認為，可以就這樣協調下去，按照這條主要路線發展。毛說不行，認為一定要徹底解決這個本質性的矛盾，誓不兩立；另一方面當然也是毛的私人權力慾作祟，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全部要聽我的，這兩者結合在一起。毛是非常特殊的人，所以一個人主導了中國幾十年的命運，從遵義會議一直到他死。
毛說，基本上人屬於文化革命而不是政治革命，發明了以人的政治態度劃分階級的結論，因此可以繼續講階級鬥爭。所以具有無產階級意識的，就是真正的無產階級；只要具有資產階級意識就是資產階級。毛以人民「導師」自居，保守的、革命的、改良的都成為政治意識的組成部分。[43]因此，毛說是文化革命而不是政治革命，是什麼意思呢？他從來沒說要徹底消滅黨，也沒說要徹底顛覆這個政權。毛是說要徹底的洗一洗大家的腦，這叫無產階級的文化大革命。要徹底消滅一切屬於封建的、資產階級的意識，徹底消滅一切非無產階級意識的東西。因此首當其衝消滅的就是中國整個傳統文化，這是千古浩劫，就是全面摧毀中國文化所有的看得到的、看不到的各種東西。譬如古蹟、文物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受到摧殘，打碎打爛，全面批判所有的舊事物。任何人譬如穿高跟鞋，美髮，染髮，全都是資產階級意識，通通要徹底批判。每個人都要過著像貧下中農那樣最簡樸、無私、無慾的日子，所有人都為了社會、集體而奉獻，而社會集體也照顧所有人的意識形態。
Meisner認為，這主要繼承的是新文化運動全盤反傳統，與強調思想與文化的作用。但應該要修正一下，一方面固然繼承了新文化運動全盤反傳統思想，也繼承了新文化運動裡，李大釗的民粹主義、道德主義的部分。可另一方面，也不得不說是想在人間落實馬列思想的天國，就是所有人都是無私無我的存在，一種將希望現實化的做法。毛認為人民是可以改造的，所以他兩方面都有：一方面有新文化運動的全盤反傳統思想，另一方面就是他認為可以達到馬列主義理想上的終極。「用正確的觀念與意志武裝起來的人民，能夠按照自己的理想克服一切物質障礙並鑄造社會現實。」這是毛有名的「唯意志論」[44]
其實毛不是簡單的唯意志論者，他是辯證性的，他說也要階段性的注意客觀條件，終極來講是可以克服一切障礙。不要把毛看成簡單的唯意志論者，他會視情況進退、拉攏黨派，沒把握的仗不打，所以他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厲害的很，會結合所有可以結合的力量。毛跟馬列主張甚為不同，可是在意識上來講又是馬列。因為馬列主義是要求一定要有有物質條件的，一定是要資產階級發展到不行了，然後往社會主義發展；毛不然，可是毛在理想上又確實是馬列。
毛澤東基本上是走群眾路線、民粹主義、農民革命，對知識份子與城市不信任，認為農民一窮二白可以重塑新章。毛信任歷史的本體──或者社會的本體──是人民，是農民，他覺得這裡有無限的力量，可以解決社會的不平等。從Meisner的書可以看到，在城裡現有制度下的人可以享有各種特權跟機會，其他人就沒有固定的工職，農村來的人就受苦。所以這裡有很大的城鄉矛盾，農民進城備受欺壓，無法獲得穩定的工資跟待遇。而且另一方面也是社會主義理想的衰退，尤其大躍進的失敗，使得原本社會主義的理念慢慢衰退。另外一方面，城市的自由市場復活，劉、鄧路線的「三自一包」，保留給百姓可以自己處理很多事情，事實上是用資產階級擁有財產的方式，調動積極性。[45]
於是毛說封建復活了，資產階級也復活了，黨也保守，群眾也冷淡，要讓黨和人民精神上重新革命化，就來了文化大革命。[46]毛評《海瑞罷官》，其中的海瑞當然是指彭德懷，說彭德懷的批判都看得淺，毛要講的是深層、真正社會主義的革命道路，不能因為一時頓挫，而忽略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根本路線。另外毛說當前的這些做法都跟社會主義道路對立，他曾說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先做意識型態方面的工作。因此像吳晗、鄧拓這些意見，像退田這種想法，都是要拆人民公社的台，恢復地主富農的罪惡統治。所以毛所感受到的威脅相當程度上是真的，坦白講，毛確實感受到農民想要重新獲得自己的土地，但這不就資產階級化了嗎？黨跟政府在城市裡越來越特權化也是真的，新型態的資產階級意識逐漸浮現。所以，毛所感覺到的威脅是真的，以他自認為是絕世的革命家，怎麼能讓威脅成真呢？就來了一場文化大革命，要把這些東西驅之而後快。
其實問題出在什麼地方呢？問題出在中國當時根本就不到可以施行社會主義的階段，更不要說共產主義。勉強實行的社會主義，當然會面對不論是封建或者資產階級復辟的威脅。所以毛感覺到的威脅是真實的，他想消滅的東西也確實存在，這就麻煩了。毛要實現本來不可能、也不應該實現的社會主義理想，所以就要消滅所有凡是可能威脅社會主義的事物，這是文化大革命的本質。
2. 意識型態的鬥爭
毛的做法，首要關鍵是先清洗總參謀部長羅瑞卿。[47]毛頭腦非常清楚，他是極為特殊的理想、浪漫主義者，也是極現實主義者，兩樣兼具。先抓到軍權，其他問題就簡單了，鬥出問題的時候還有人民解放軍。羅瑞卿主張現代化，原因是要對抗越戰可能擴大與美國入侵，但這樣軍方會因此減少政治化，毛就先對付他。另外，其實毛在正式發動文革前，1966年初，就先清洗總參謀部長，這是高招。然後宣布解散以彭真、陸定一為首的舊文化革命小組，撤銷《二月提綱》[48]，因為毛說這是黨裡頭的人用來應付他的，不是真的。5月18日林彪發表談話，稱「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開始在全國各地搞個人崇拜。重組北京市委，中宣部長陸定一，周揚下台。
3. 在黨中央奪權
然後真正開始奪權，成立中央文革五人小組。聶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學大飯廳貼出了題為〈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甚麼？〉的第一張大字報，清華大學開始跟進。
這表示：毛先掌握了軍隊，再掌握了中央宣傳、中宣部，這都是關鍵。要注意的是，中共政權的本質第一是軍隊，第二是意識形態的宣傳，這兩件事情絕對要掌握，掌握不住的時候中共也就垮了；只要抓住這兩樣，就可以搞文革了。於是調動群眾開始打擊政府；政府也不是省油的燈，立刻派出工作組要領導文化大革命，[49]要讓這些人要反過來接受領導。毛就撤銷政府派出的工作組，然後「炮打司令部」[50]，司令部就是當時劉鄧司令部。林彪對劉少奇發表激烈批判，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文化大革命正式全面開始，形勢就此定案。
4. 紅衛兵運動
前面有很多細膩的布局和政治鬥爭，無法細講，但是可以看這個佈局：黨、中宣部，還有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佈局好，先不發動。這時底下就全面批判資產階級，改變文藝等等，「敢」字當頭。劉鄧怎麼辦呢？劉鄧也趕忙運用自己的路線成立自己的紅衛兵。雙方都成立紅衛兵，就變成保皇派跟造反派；雙方都用群眾路線，就使得所有鬥爭更可怕。雙方都宣稱自己是毛主席路線，無產階級路線，各有所批判。然後原本中國從革命前到革命後所有的內部矛盾總爆發，各派群眾就運用各式各樣的名義對付自己的敵人。
前面曾經提過，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提出的基本理想，其實是他延安路線式的理想主義，以及現實的權力鬥爭，或者掌控欲的綜合性結果。理想主義這部分確實存在，也有不少人一直信奉。但是其實更直接的表現恐怕是權力鬥爭，這展現在毛先掌握了軍方、宣傳部門、以及中央文革小組，又發動紅衛兵，開始向黨進攻；而黨政方面也組織紅衛兵加以反撲。有趣的是，早期的紅衛兵多是幹部子弟，一開始是響應了毛的號召，對於現有的情況不滿，或許也希望更上層樓；但是另一方面，還是比較想保護老幹部。因此毛就又更進一步地發動廣大學校、人民當中的紅衛兵，進一步批判。這種奪權就成為當時最熱烈的狀態，林彪對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支持，以及林彪對劉少奇的批判就成為關鍵的要素之一，後來也使劉少奇倒臺，而林彪成為繼承人。
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築，以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51]換言之，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其實已經相對鞏固了，不是廢除私有制了嗎？可是毛說上層階級很不鞏固，所以要進行全面意識形態的革命，根本地改變現有的當權派、反動學術權威以及所謂的上層領導人。因此，這自然就會變成奪權運動，在這之中又發展紅衛兵彼此間的鬥爭，本身當然是毛發動全面奪權的鬥爭。
5. 上海公社
另一方面，不僅是紅衛兵，同時還有公社運動，就是由工人開始向工廠和農村擴張。上海率先成立了工總司，由王洪文領導，王洪文後來也成為四人幫的重要成員，這很重要。因為照毛的理想，原本是希望成立由真正的無產階級領導的農村跟工人組織，當然也有黨組織在其中運作。所以變成由農村、工人真正自治的組織是奪權中很重要的事情，早先甚至希望是像巴黎公社那樣自治的組織，對於這點毛澤東表示讚譽，而一些黨政的高層反對。反對的原因在於擔心會失控，意思是是，如果真正由下而上產生自治的組織，將來如何管理這個局面？就無法管理了。毛一開始是先放，待打倒現有的黨內高層之後再收，將來還是要透過自己的黨跟軍隊的力量才能夠掌握，所以各地都產生了各種奪權的現象。
6. 奪權、軍隊與極左現象
第一階段是全面內戰，鬥了個不相上下，因為所謂保皇派、也就是保衛現有狀況的也有自己的紅衛兵跟群眾組織。毛在1967年派兩百萬解放軍支左，才成功地奪權。所以軍方在權力鬥爭裡扮演了關鍵的角色，從此之後，毛的第一優先事實上是支持軍方，包括武漢。武漢鬥得一塌糊塗，毛是支持軍方而壓抑極左派。奪權成功之後，毛繼續說：階級鬥爭必須天天講、月月講，要徹底把所有帶有任何資產階級意識或者文化的壓在底下。[52]
7. 上山下鄉與清理階級隊伍（1968年）
一旦掌權之後，毛也覺得學生這樣下去也不行，於是就讓學生上山下鄉。同時進一步清理階級隊伍。在這段過程裡主要是派出工宣隊，拿工人──因為主要是無產階級專政──壓學生，學生也比較無話可說，工宣隊就變成長期的領導，農村就要靠貧下中農。其實這都是毛在中央，運用一派、拉一派、打一派，重點是要讓局面為毛所控制。之後毛又提出幹部下放，全國各地大批被打擊的幹部下放五七幹校。
到了後來的階段，講白一點，最關鍵的就是人民解放軍。毛其實很早就瞭解到這點，他非常清楚國家是怎麼建立的。前面曾提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的核心力量就是人民解放軍，三大法是農民革命、軍事鬥爭、統一戰線，這裡最關鍵的當然是人民解放軍。人民解放軍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以關鍵是掌握這點，因此林彪也就正式成為毛的繼承人，劉少奇被定為叛徒、內奸、工賊。然而局面大定之後並不是就穩定下來了，因為軍方裡面其實還有不少反對勢力，人民解放軍內部跟毛還有不少矛盾林彪跟毛也有矛盾，這個矛盾進一步發展，彼此之間有更多猜忌。林彪希望更進一步掌握軍隊，毛對林彪也不充分地放心。被定為毛的接班人之後，林彪覺得毛對於他越來越猜忌，尤其林彪的家人特別擔心，最後在家人挾持之下，林彪出逃。
8. 林彪垮台
這是非常重大的事件，因為在此之前，整個毛派運用毛的思想跟種種鬥爭，有一個讓毛澤東思想成為征服一切利器的總目標。可是連最早提出《毛語錄》、在軍隊裡推行毛思想，而作為毛「最親密的戰友跟接班人」的林彪最後都叛變的話，這說明了什麼？就說明這件事情的本質其實是權力鬥爭。意思是，毛其實從來都不能讓他旁邊有第二號權力人物。先是不惜打倒整個黨跟政府，都要把劉少奇鬥倒，當然名義上是稱「劉少奇是走資派」。但林彪總不是走資派了吧？那林彪又為什麼要叛逃呢？這說不過去。所以很多人如夢初醒：發現原來本質上根本還是權力鬥爭。
不能說毛沒有理想，當時不僅在中國，在巴黎街頭都很多人拿著《毛語錄》的翻譯版大喊「毛主席萬歲」。全世界當時都流行著打倒權威、打倒舊世界的風氣，所以這是最能夠吸引年輕人的；可是事實上不離人性的權力意志。所以人的權力意志跟自我、自以為是、要擴張自己佔有權力意欲是非常可怕的。林彪事件就是典型，而毛也受到極大打擊，身體狀況急遽變差。[53]換言之，毛其實一直想控制住林彪，但應當不是想除掉林彪。只是人跟人的猜忌是很難處理的，中間再有種種各式各樣的事情，加上林彪的家人和身邊其他人都警告他，認為毛澤東要對付你了，所以產生了許多問題。
9. 四人幫與周鄧
文革戲唱不下去了，唱批林批孔的戲，大家也覺得荒謬林彪為什麼叛變？毛澤東說，因為林彪同國民黨一樣，都是「尊孔反法」的。這也是很奇怪的說法。[54]後來進一步要批鄧，說鄧也是儒家，劉少奇早年是講黨員修養的，所以也是儒家，林也變成儒家，還有「批周公」，周公就是指周恩來，周公當然也是儒家。奇怪，怎麼除了毛之外的其他人都難免受到批判？其實意思是，只要非毛所能全面控制的人，毛就不放心，認為他們其心必異。劉少奇、林彪、然後是周恩來，所以江青等人就發動批周公等等，事實上就是表示，當時權力的核心慢慢因為毛的身體變差，要轉到四人幫手上。因此發動批林批孔運動，甚至於提升到儒、法鬥爭，就是說批走資已經不是新花樣了，進一步還要批殘餘的封建思想。意即要把思想、腦子、行為裡任何一點覺得不對，或者像西方的、像傳統的東西統統去除掉。這當然找得到，因為這些人都是在中國長大，所以當然都會有點傳統的成分。另一方面，要說完全沒有個人的一點私心、私慾或者私人享受，也很困難，包括四人幫的生活也相當奢侈。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其實本質上就越來越變成是一方面調子唱得無限地高，把別人身上任何一點可疑的東西拿出來就打；另外一方面其實就是權力鬥爭，當時的人也都很明白這點。
這段時期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毛重新啟用鄧小平，鄧小平也抓準了時機寫信給毛，這是原本在工作方向排名第一的國家副總理，要延續「四個現代化」。「四個現代化」最早是由周恩來提出，要從事工業、農業、國防還有科技的現代化。到了後期，簡單來說就是，大家也知道不能繼續毛原本的路線了，因此要把老幹部找回來、做一些彌補政策，但也不可能有大的變化，基本方向是如此。接著周恩來去世，悼念周恩來的活動受到壓制，反而爆發了一連串悼念的活動，尤其是四五天安門，大概有兩百萬人來到廣場上。1979年，在這種情況下，毛發覺情況不對，就撤銷了鄧小平的一切職務，留下一句「以觀後效」的伏筆。決定以華國鋒為第一副主席跟國務院總理，準備由華國鋒接班，但是又不願意明講，因為毛大概也覺得華本身還有一些問題。這是文革基本上大體的狀態。
10. 文化大革命的後果
在文革裡，可以看到毛澤東基本上是用運動治國，毛不太懂得用現代化的方式治國。他是用運動的方式建國，因此他也用運動群眾的方式治國，然而就變成只能靠著意識形態無限上綱，要求每個人都千篇一律，穿一樣的衣服、說一樣的話、想一樣的事情，全國只有毛一個人能思想，其他人都不能思想。
治國這種方式，在文革達到高峰，其失敗也非常明顯。與此同時，很糟的是，因為只有毛一人掌握了最高權力──可以說他的性格就會導致如此──所以造成毛身邊有兩種幹部，分為緊密跟不緊密跟隨毛澤東的幹部。事實上能緊緊跟隨毛一言一行的幹部，大多是所謂諂媚型，乃至於會講謊話、虛報的幹部；不緊密的是比較有自己的性格，也比較有自己思想的幹部。文革不言可喻，就是那些從大躍進時期就一路緊密跟隨的幹部，把那些真正敢言、有自己見解、有思想的幹部，一個個都趕到一邊去了，剩下更多說假話的、諂媚的、只顧權力的的幹部，這也是毛的文革留下來的東西。
毛事實上作為一名建國大帝，一切事物都以他為中心主持，他有極特殊的、揮灑自如的個性，還有極度的自信跟才能，這些都使得他擁有極大的權力。[55]而不幸得很，毛後期跟許多中國歷代帝王一樣，愛用奸人跟小人，[56]而且無論何時都不喜歡聽從他人的直言勸諫這非常重要。另外，毛雖高談無產階級，但他私人生活卻相當縱慾。事實上，毛一方面有農民的性格，另一方面也談不上、頗為缺乏無產階級的意識，所以毛本人事實上也做不到自己提倡的那一套高標準、無私無我、清貧、兩袖清風、一點想望都沒有的高標準，這已經有許多的資料可以證實。毛以這個標準來要求其他人，其他人事實上也做不到，到最後人人都是虛偽的。但是在這虛偽當中，卻又造成了一種全民的平均主義跟道德主義。當時其實上層鬥得腥風血雨；民間的老百姓生活倒是很樸實，有種簡樸之風。
[1] 我的講綱是備忘型的，所以我講的內容不全都在裡面，不過你們可以從中聯想我講的內容，我會做些不同的發揮。
[2] 毛澤東，〈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1947）：「總起來説，新中國的經濟構成是：（1）國營經濟，這是領導的成分；（2）由個體逐步地向著集體方向發展的農業經濟；（3）獨立小工商業者的經濟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資本經濟。這些，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全部國民經濟。而新民主主義國民經濟的指導方針，必須緊緊地追隨著發展生産、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這個總目標。」
[3] 「1950年3月，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剿滅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和《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開始了鎮反運動。從1951年底逐漸讓位於三反五反運動，但是一直持續到1953年才逐漸結束。其中，在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的親自主持下於1950年10月10日通過《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雙十指示），開始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開展鎮反運動。在雙十指示發布前後，在各地引發各種暴動。1951年2月間，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中共中央專門召開會議討論了處決人犯的比例問題，『決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殺此數的一半，看情形再作決定。』地方政府為了完成中央的殺人指標，造成鎮反運動不可避免地擴大化，出現大量冤假錯案，草菅人命的現象。其中雲南省普洱縣磨黑鎮公安局刑訊逼供，無中生有發現了一個『復興黨暴動案』，查出『復興黨人』1300多人，包括80多名共產黨員和共產黨地方武裝的會員。」
[4] 1951年年底發動的“三反運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當時中共取得全國政權、掌控了大量的新資源後，馬上就面臨著大批乾部迅速貪污腐敗的情況，“三反”於是成為不得不下的猛藥。可惜它是非常短命的，只操作到1952年1月下旬就突然轉移目標了，從主要打擊黨內的腐敗分子，變成主要打擊黨外的“剝削階級分子”（參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第三冊第21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第三冊第14-15頁、第53-54頁）。
此中極為深刻的個中緣由歸結為一點就是，新政權的運作，靠的是黨內乾部。你不允許他們多得好處，他們就不給你賣力乾活。他們掌控著全國最關鍵的“系統運轉要道和關節點”，一旦他們消極怠工，大中型的體系都會空轉乃至逐步癱瘓。」（2015年06月15日 06:39 AM”中共反腐遭遇“軟抵抗”背後” 丁學良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
[5] 三反、五反：「三反」是指在國家機關和企業中進行「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五反」是指在私營企業中進行「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偷工減料」、「反盜騙國家財產」、「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
[6] 麥克法夸爾等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革命的中國的興起1949-196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90），頁90-93。
[7] Meisner的書寫得非常好，我覺得他講得比Schram、王年一、MacFarquhar，《劍橋中國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三冊都好，當然還是有些地方要修正。可參考：莫里斯‧邁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香港：中文大學，2005）；麥克法夸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石家莊：河北人民，1989）；麥克法夸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二卷》（石家莊：河北人民，1989）；麥克法夸爾等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革命的中國的興起1949-196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90）；麥克法夸爾等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國革命內部的革命1966-1982》（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92）；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1988）；斯圖爾特‧施拉姆，《毛澤東的思想》（北京：中共中央黨校，1992）。
[8] 麥克法夸爾等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革命的中國的興起1949-1965》，頁99.。
[9] 麥克法夸爾等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革命的中國的興起1949-1965》，頁 99-100。.
[10] 李富春：社會主義必須建立在大規模的工業與集體化農業之上。計畫性也推動了國家生活各領域的制度化。
[11] 參見：《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在二十世紀的馬克思主義歷史上，一個具有諷刺意味的事實是，凡是成功地實現了馬克思主義革命的國家，非但沒有縮小官僚權力，更談不上開始國家消亡的進程，相反，比起革命所推翻的官僚機構，新國家的官僚機構的規模更大、組織更強、本質上也更加獨立。人們通常注意到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者低估了官僚化對革命後社會的威脅。但是，我們同樣也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即馬克思沒有想到，社會主義革命會在經濟落後的國家發生。事實上，馬克思認為，正是在經濟落後的國家，存在著滋生強大官僚國家的歷史條件。在第一次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不久，就出現了這個問題。在俄國革命後不到五年的時間裡，列寧就在思索，為什麼新的蘇維埃機構這樣快就變得如此官僚和專制。在病榻上，列寧十分悲觀地得出結論，他已經目睹舊沙皇官僚機構的復活，布爾什維克不過是給這種官僚披上了蘇維埃的外衣。不久，隨著斯大林時期蘇維埃國家和社會全面官僚化，列寧最擔心的事情終於發生了；多伊奇爾把這種情況稱為『官僚群虐的不散狂宴』。在共產黨奪得政權後的中國，客觀歷史條件為官僚的生長提供了比俄國更肥沃的土壤。」莫里斯‧邁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229-230。
[12] 劍橋一，頁293-294。
[13] 「在共產黨奪得政權後的中國，客觀歷史條件為官僚的生長提供了比俄國更肥沃的土壤。中國是一個經濟更落後的國家，一個典型的農民社會，一個各社會階級都十分弱小的國家；中國的無產階級數量比俄國更少，在政治上不如俄國無產階級成熟，與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的聯繫纖若游絲。此外，中國缺乏民主傳統，卻有著根深柢固的官僚傳統。革命本身則在一個完全是民族主義的環境下發生，無論是在客觀歷史現實裡，還是在中國領導人的主觀世界中，都與國際革命毫無關係。總之，1949年的中國，苦於不存在馬克思主義者所設想的由勞動者直接管理社會的基本條件，有的只是易於產生官僚的社會土壤。」莫里斯‧邁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頁229。
[14] 劉芳：「延安無疑也是毛心中理想社會的原貌，除了經濟落後外。僅從他對官僚體制的厭惡看，曾經精兵簡政的嘗試無疑也增加了他對建國初制度的反感，而一再重提精兵簡政的政策。再誠如學者們不斷反復強調延安整風對反右、文革的深層影響，如果說毛澤東迷信的是延安整風模式，我更願意說，他其實迷信的是一整套的延安經驗和模式，以致在新中國建國路線上不斷地被其在各個領域重演，由延安的『點』推廣到全國的『面』。其中整風運動是核心，在這種群體修身運動中，來自毛澤東和黨中央的任何號召都具有道德和政治的含義。全社會於是出現了一種奇特的大動員和參與狂熱，於是才有了經濟建設的『冒進』狂潮。……延安這些艱苦奮鬥、階級鬥爭、自我犧牲，以及對領袖的無限忠誠等準則更適用於戰爭時期，被封鎖、內憂外患的時候，而不是和平時期，也不適於推廣到全中國。而且違背了經濟、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外加延安模式本身存在的弊端，通過整風鬥爭雖然能統一思想，但卻犧牲了無數無辜的人，運動型的統治代價太高。」（劉芳）
[15] [美]孔飛力著，陳兼、陳之宏譯，〈第三章 從未陽暴亂到農業集體化——根本性議程的時代跨越〉，《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頁93-102。
[16]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6.30）即已提出：「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農民的經濟是分散的，根據蘇聯的經驗，需要很長的時間和細心的工作，才能做到農業社會化。沒有農業社會化，就沒有全部的鞏固的社會主義。」
[17] //（出處？）邁斯納：「黨的領導人十分了解農民對自己土地的依附性，所以當時黨的各種文件都反覆強調，對群眾進行長期的教育是實現社會主義轉變的前提。此外，總的設想是，農業社會化要求採用現代機械化工具和現代技術，這只有工業化才能提供。毛和其他領導人一樣，認為起碼需要三個五年計劃才能實現工業化。因此，農業集體化也是一個相當長的目標。那些要求盡快向集體化過渡的幹部，也因鼓吹『空想農村社會主義』受到批評。」見：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頁123。
[18] 1955.9
[19] 按：毛的思想比較符合《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的主人翁保爾‧柯察金的社會主義原則，非修正主義。參見：余敏玲，〈蘇聯英雄保爾‧柯察金到中國〉，《新史學》，第十二卷第四期，2001年12月，頁25-74。
[20] 歷史上出現這樣的人並不奇怪，希特勒也是如此。所以一個人可以改變整個國家的命運，因為他有很獨特的精神，完全看他要往哪裡領導。當然有巨大的歷史背景，魅力也在這裡，他有一種說不出來的，超越常人的強大的精神力量跟前瞻性、理想性。
[21] 毛澤東，〈論十大關係〉（1956）。
[22] 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臺北，時報文化，1994年），頁私人醫生，148-159。.
[23] 其實毛旁邊的人應該要夠敏感，毛是何等人物，大幹一場的對象就是這些墨守常規的，還循著蘇聯模式的官員。
[24] 麥克法夸爾等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革命的中國的興起1949-196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90年），頁劍橋一，322-324。.
[25] 附：「金觀濤、劉青峰，〈反右運動與延安整風〉（二十一世紀》（臺北：二十一世紀雜誌社）第40期1997年4月。）：作者認為，1956至1957間，存在著三個主體在思考中國未來社會主義的走向，分別是毛澤東、黨組織與知識份子。而延安整風模式亦不為毛澤東一人的思想資源，部分黨的高層幹部在1956年宣布大鳴大放，似乎即有意識地炮製延安整風，並為毛澤東所接納、運用。但作者特別指出，知識份子在大鳴大放期間所提出的意見其實大多合符於馬列主義的框架，只是希望共產黨能更好地地踐履社會主義的初衷，並非站在自由主義的立場提出批評。（此即作者反對過往學界對於反右起因詮釋的重要論據。）然而，這恰好使知識份子成為延安模式中反本本主義的標靶。「為了真正在思想上壓倒知識份子，共產黨唯有訴諸建立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的道德理想主義。而這正好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金觀濤、劉青峰，〈反右運動與延安整風〉，頁29。）於是，如同在延安整風中毛東思想壓倒本本主義，毛澤東再一次地瓦解了八大的決議，使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和三面紅旗成為未來中國的建設藍圖。亦即毛澤東成功地周旋於黨組織和知識份子之間，終而凌駕其他二者。作者指出，取代八大決議的新路線據有三個特點。首先，「根據反右運動立場決定論的邏輯，當時大多數知識份子的出身和立場是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立場決定了他們不能掌握馬列主義，也不能很好地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因此搞經濟建設不應依靠知識份子。」（金觀濤、劉青峰，〈反右運動與延安整風〉，頁32。）其次，人民群眾對於社會主義建設的熱忱成為主要動力，外國的設備和技術遂被忽視。「人多好辦事」成為新的指導思想。復次，「為了把人民群眾創造組織起來，必須改造現有的基層組織單位…於是毛澤東支持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人民公社乃成為新中國社會的基本單位。」然而，「本文作者亦承認Roderick Macfarquhar的論點，即在大鳴大放時期，許多幹部不贊同讓黨外人士對黨提出批評意見，毛澤東才迫於壓力發起反右。（金觀濤、劉青峰，〈反右運動與延安整風〉，頁29）。」（許滸節）
[26] 麥克法夸爾，第四章到第六章，《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大躍進1958-1960(第二卷)》（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2），頁78-81。.
[27]「用正確的思想武裝起來的人，能夠克服一切物質困難，按照自己的理想改造社會──這種信念構成了毛澤東思想基本內容的基礎。毛雖然在理論上肯定正統馬克思主義教科書中說的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但他顯然相信，歷史的進程最終是由採取革命行動的人的思想和意志決定的。從這一信念出發，毛主義非常關注樹立人的『正確思想』，重視『意識形態的轉變』和『思想改造』。正如『人比武器更重要』是毛主義指導革命和戰爭的原則一樣，在革命勝利後，毛主義的發展戰略則是基於中國人民的思想覺悟，基於毛常讚揚的群眾的『無窮的創造力』。」莫里斯‧邁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頁275。
[28] 紅旗，1958.6.1，頁3-4。
[29] 劉芳：「這樣全民動員的經濟建設形式，幾乎是延安時期大生產運動的再現，充分發動群眾的力量，可以不相信科學技術，不依靠知識份子，強調同延安被封鎖時期類似的自力更生、艱苦奮鬥，不重視和引進西方和外國先進的技術。為了更好地組織人民的創造力，他對基層組織的改造──人民公社，也直接來源於延安時期的農業互助運動的經驗。塞爾登此前就看得很清楚：『中共1943年組織發動的生產戰並不僅僅是應急之舉：從整體上看，它開闢了中國農村社會經濟發展的一條新路子。』（馬克•塞爾登：《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第250頁。）這其實是一種經濟發展的延安模式，同樣在毛認為蘇聯模式不可用的時候，被照搬了過來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並在對黨內『反冒進』的鬥爭中，毛不斷推動了這套模式的前進，走向了極端就是文革的爆發。甚至文革當中某些運動，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我們也能夠很容易地在延安的『下鄉』運動中看到源頭。」
[30] 麥克法夸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大躍進1958-1960(第二卷)》,，e97-100；又見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臺北，時報文化，1994年。）.。
[31] 「即兩種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實行和平共處，進行和平競賽，最終在資本主義國家實現沒有暴力革命的和平過渡。」
[32] 「中國歷史學家沈志華認為，中蘇決裂的原因在於到1958年底，『「毛澤東不僅堅信中共已經找到了向共產主義直接過渡的正確途徑，而且感覺到，通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國將比蘇聯更快地進入共產主義者的理想社會。』」但蘇聯覺得如果贊成人民公社，就會欺騙國際工人運動，因此1959年7月《真理報》發表了赫魯雪夫檢討了蘇聯1920年代在農村建立公社的錯誤，此舉激怒了正在廬山會議上批判彭德懷的毛澤東。參見：」（沈志華〈「大躍進」、人民公社與中蘇同盟的破裂〉，http://data.book.hexun.com.tw/chapter-671-1-1.shtml，2015.05.04。李丹慧個人網站）
[33] 麥克法夸爾等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革命的中國的興起1949-1965》，頁315.。
[34] 毛澤東對彭展開了嚴厲的批判，作出〈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把彭德懷以及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人調離職位，將他們打成「彭黃張周反黨集團」。
[35] 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頁293-295，303。
[36] 麥克法夸爾等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革命的中國的興起1949-1965》，頁319-320。
[37] 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頁372-379.。
[38] 麥克法夸爾等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革命的中國的興起1949-1965》，頁318.。
[39] 麥克法夸爾等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革命的中國的興起1949-1965》，頁319。按：毛對共產國際與史達林始終心存敬畏，一生不敢直接挑戰。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頁970。「到德蘇戰爭爆發，蘇共自顧不暇，他才敢把背後有共產國際支持的國際派王明打成異端。即便如此，毛澤東也沒有宣布中共退出共產國際，不受其指揮。我們必須強調，毛澤東主張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並不必然表示毛澤東已經揚棄了他對蘇聯革命經驗的崇敬，更不表示他不再尊奉史達林為師，毛澤東對史達林的態度是兩面的，有鬥爭也有團結，有不滿也有崇敬，有抗拒也有服從，相當複雜，不能只注意一個面向。」見：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下冊》（臺北：聯經，1998年），頁970。
[40] 以上主要據Meisner
[41] 如1956年9月27日通過的「八大」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宣布「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 階級之間的矛盾基本經解決。」1957年夏彭真在勞動節致詞上仍說：「國內的大規模群眾性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大躍進後，1961年，「階級鬥爭」、「資本主義、「興無滅資」」等詞彙在使用量的強度都到了低谷，「階級鬥爭」一詞回溫始於1962年秋，在1963年後止跌回升。參見：錢鋼，〈從「解放軍報」(1956-1969)看「階級鬥爭」一詞的傳播〉，《二十一世紀》77;2003，頁50-60。
[42] 1965年講的話，到了2013年再講，還是會得到很多人支持，今天中國大陸上又覺得官僚跟工人、貧民是兩個對立階級。
[43] 莫里斯‧邁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頁411。.
[44] 莫里斯‧邁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頁393。.
[45] 莫里斯‧邁斯納，〈社會主義理想的凋謝〉，《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頁280-281。
[46] 莫里斯‧邁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頁403。.
[47] 麥克法夸爾等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革命的中國的興起1949-1965》，頁 劍橋，人民，141-142.。
[48] 1966年2月，北京市長彭真等人經劉、鄧、周同意，發表《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即《二月提綱》，主張把《海瑞罷官》的問題局限於學術討論範圍。「會議同時決定撤銷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的職務，不過對於他們犯下的錯誤的通告同樣也是機密文件，並不公開。」
[49] 「學者認為，此時中國可能還沒有人意識到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對象是最高層的劉少奇等人，而誤以為只是反右四清等運動的延續，所以他們的目標僅僅是中下層敢於發表不同觀點的知識分子等。」
[50] 「8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召開。會上，毛澤東支持紅衛兵，再次指責中央派工作組，「這是鎮壓，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工作組是「明明白白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會議原定在8月5日結束，但在當日，毛澤東用鉛筆在一張報紙的邊角上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指出中央有另外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令會議日程被延長，內容也很快轉向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批判。」
[51] 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
[52] 翟志成，〈毛澤東對明代歷史文化的吸取和應用〉，刊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七十六期（2012年6月），頁26。
[53] 「有學者認為，據中共承認，毛澤東最早公開指出林彪有篡奪國家主席野心是在1971年8月南巡期間，而中共迄今認定林彪有篡奪國家主席野心的唯一證據是吳法憲在1971年10月21日對中央專案組揭發葉群對他的談話。該學者認為，根據這兩個時間可以得出毛澤東是在得到證據兩個月之前就開始懷疑林彪陰謀奪取國家主席職務的結論。」(w)
[54]當時不少人開始讀起孔子來了，以前都沒法讀；後來很多講儒學的人，都是從那個時候開始，覺得孔子講的還滿有道理。
[55] 「引言：在一整部中國歷史中，從來沒有一個人，能像毛澤東那樣，三位一體地兼具了上帝（『「大救星」』）、皇帝（「『偉大領袖」』）和教主（『「偉大導師」』）的威望及權勢。在中共立國之後，整個中國大陸，也只有毛澤東一個人，能夠享有思想的絕對自由。而在權力的天平上，只要毛澤東一個人的重量，就足以壓倒黨、政、軍全部重量相加的總和。正因如此，素以『「和尚打傘、無髮（法）無天』」而顧盼自雄的毛澤東，曾一次又一次地以其個人的意志，強加於黨、政、軍的頭上，逼使正在運轉的歷史車輪突然改變方向，轉入自己重新設定的軌道。1957 年『「反右」』運動之前鼓勵黨外人士批評共產黨的「『雙百方針」』和「『開門整風」』，1959 年廬山會議上由原定的糾正「『大躍進」』弊端的「『糾左」』，突然一變為清算彭德懷的「『反右傾」』，尤其是由1966 年至1976 年以清除「『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為主要目標的文化大革命，無一不是毛澤東那雙扭轉乾坤的巨手在翻雲覆雨，也無一不是毛澤東以其個人意志，馴服和扭曲了黨、政、軍的集體意志的結果。這種既世俗又神聖、既普遍又超越的毫無限制的權力，若運用在好的方面，便能滌蕩寰宇，摧枯拉朽，澤被天下蒼生；若運用在壞的方面，便會天崩地塌，流血漂杵，賢愚玉石俱焚。從來沒有一個人，能像毛澤東那樣，受到這麼多人的歡呼、擁戴和頂禮膜拜；但也從來沒有一個人，能像毛澤東那樣，受到這麼多人的詛咒、憎惡和切齒痛恨。」（翟志成，〈毛澤東對明代歷史文化的吸取和應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6期，2012年，頁2。）
[56] 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頁 387-392, ，398-400。.
此句前後因果不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