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人：臺灣大學吳展良教授
今天的題目從「抗戰、內戰與中國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改成「內戰、抗戰與國共決戰」，後者更能顯現這段時期的重要基本特質，原因在於為什麼這樣立呢？其實是牽涉到對於民國史基本格局的認識。我的核心問題是：北伐後國家的基本狀況與國共成敗之故。北伐後國家的基本狀態，依然處於內戰的情形，[1]而且大概到1934年，才能逐漸地稍微整合在一起，很多地方依然鞭長莫及，有許多的割據的勢力。國共之間當然鬥爭劇烈，同時日本不斷一步步地入侵，拿下東北、又拿下華北；所以大體上國家還是處於被分割、激烈內戰與四分五裂的狀態。1934年勉強達到統一的格局，到了1937年又爆發抗戰，稍微統一的樣子總共大概只維持了兩、三年。所以對於北伐之後國家基本狀態的理解，就是內戰與分裂的格局。
一、內戰
這段時期不僅國家的軍權與政權多元，且國民黨本身也是四分五裂。[2]蔣介石如果沒有了國民黨，絕對無法統治這個國家；然而國民黨有自己的歷史，像汪精衛、胡漢民等，還有很多老西山派的人都不服蔣介石，[3]所以國民黨內部長期四分五裂，而蔣介石也拿這些老黨員沒辦法。另一方面，北伐之後的編遣會議要裁軍，反而使北伐過程中華北戰事裡功勞最大的馮玉祥，還有桂系，廣西的李宗仁、李濟深等疑蔣，導致了1929年中央軍伐桂系，桂系領導人李宗仁、白崇禧出亡。結果汪的改組派立刻以「護黨救國」為反蔣口號，獲得各地軍人支持，十月爆發戰爭。之後就聯合了馮玉祥、李宗仁、張發奎、石友三這些人，還有國民黨左派、右派，共同反蔣獨裁，爆發為1930年的中原大戰。中原大戰表現出的性質是國民黨的難以統合，黨裡各種軍政勢力，包括國民黨本身的左派、右派，都對蔣有意見，共同反蔣獨裁。所以由這個意義來看，國民黨的體質實在是有其先天的困難性，這也逼得蔣介石採行所謂「統合政治」──始終就是要跟各種勢力不斷妥協、拉一派打一派、寬容忍讓，有時候還被逼得下野，下野之後再出來等等──這種基本的局面。
而且汪、胡對蔣的對抗從未停止的。譬如說，中原大戰期間，汪又主導擴大會議，主張民主法治以反蔣。蔣1931年為了約法問題幽禁胡漢民，胡漢民懷疑蔣是要利用約法進一步的採行專政或者獨裁。結果到了五月，反蔣、而以粵人為主的中央委員在廣州自立國民政府，像唐紹儀、汪精衛、孫科、鄒魯等黨國元老，還有李宗仁、唐生智等軍人紛紛支持，另立政府。所以當時隨著江西瑞金政府的建立，中國有三個政府：廣州政府、南京政府、瑞金的中華蘇維埃政府。[4]同年九一八，日本佔領瀋陽，蔣被迫引退。這是何等艱難的局面，結果蔣介石回來後，各派改組國民政府，採內閣制，孫科任行政院長，一籌莫展。蔣就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之後成為其專稱──國民黨依然不團結、依然要靠蔣，可是國民黨內部很多力量也依然對抗蔣。[5]所以這種對抗的局面所顯示的意思是：中樞有各式各樣的內部紛爭，各省依然有許多戰亂，1932年地方軍人混戰，西北、新疆從無寧日，蘇俄入侵新疆，扶持盛世才，[6]地方又有五次剿匪，一直到西安事變之後國共才合作。
這個局面就是各種勢力競爭的情況，與民國以來的思想、文化是類似的，即新的各種因素、舊的各種勢力都迸發而出，巨大的國家也難以整合、統合。更重要者，蔣面對這個局勢時的處境與作法為何？因為蔣是從上面開始整合，他要使用國民黨，所以不能不容納各種勢力、各地軍人，這使得他的攤子又拉得非常之大，始終沒辦法純粹，這是根本性的問題。
二、日本侵華與對日抗戰
過程中又有日本侵華，日本侵華非常可怕，一路希望打倒中國，或者應該說先分割中國，然後盡可能地控制。先是北伐後期的濟南事變，阻止北伐，凌虐外交大臣黃郛，當場割了蔡公時的舌頭再槍斃，用極殘虐的手法希望逼中國動手。[7]1928年6月炸死張作霖，企圖控制東北，還好當時張學良等人密不發喪，讓張學良能順利繼承，否則當時日本就要拿下東北了。1931年日本佔領瀋陽，九一八事變。1932年2月就佔領整個東北，然後一二八事變進攻上海。佔領整個東北之後，開始成立滿州國，進一步佔領山海關，然後民國22年熱河淪陷。中間還簽塘沽協定，國軍被迫撤至平、津一帶，華北幾乎全部淪陷。之後日本加緊分割華北，務令華北五省脫離國民政府。1935年「何梅協定」失去對河北的統御力，察哈爾也淪陷，「廣田三原則」就是親日、抬共，另外還推動河北自治。總之可以發現，日本的侵略是一步一步掐住喉嚨、勒死你的。
在這個背景下，反過來思考國民黨跟蔣中正。連胡適都說蔣1934年之後「越來越有領袖的樣子了。」蔣能包容各種勢力，到處奔忙，組織統合國家。胡適說：「整個國家好像只有他一個人拚命辦事」，然而一個國家如果只有一個人辦事的話，這國家非垮台不可。[8]跟共產黨對比，共產黨好像所有黨員都在積極辦事，那為什麼國民黨好像只有他辦事呢？就是因為蔣的統合型政治，使其他人都很難做主。蔣是由上而下地，利用自己的軍權——在政府的政權、黨權都有限，也有很多對抗的力量——還有財權，希望能控制住整個局面，這是蔣基本的格局。因此好像整個國家就他一個人忙著辦事，統合各方面的事情，這是很困難的局面。
而這裡產生了接下來要討論的根本問題，我覺得是國共之間最根本的問題，國民黨是「素質不佳、攤子太大」，共產黨就是「精益求精，努力 向前」，兩者有很大的差異。怎麼說素質不佳呢？因為要統合這麼多分離的政權、黨權、軍權、各地勢力的時候，素質是泥沙俱下，包括黨員。當時幾乎所有軍隊跟政府裡的人都要入黨，很多軍人或是拉伕的，都是整個部隊地入黨，當然是什麼人都有，而黨的素質當然不佳。反而要入共產黨千難萬難，都是優秀、先進、積極份子，經過重重考驗才能入共產黨，我認為國共成敗的根本問題在此。其實古人早有明訓：在精不在多，多了以後攤子一大，一戳就容易垮；精的話，怎麼也打不死，還能重新起來，這是國共之間基本的局面。
而更糟糕的是：北伐之後，本來國人對國民黨是抱有厚望的，但是看到國民黨內部打成一團，各地軍人都是國民黨的勢力，卻跟中央打成一團；中央內部又不斷鬥爭，而對國民黨開始失望。知識份子當然不喜歡管制自由，更看到國民黨素質不佳而失望；知識份子是理想性的，喜歡素質好、而且很精純的東西。國民黨顧不到農民、百姓，[9]工人當然也不會跟著走；更麻煩的是，面對日本一連串進犯的時候，國民黨採取的策略是「先安內後攘外」[10]，前期處處退讓隱忍，包括像九一八事變時的「不抵抗政策」大失民心。[11]因為這段時期必須認清，中國當時最主要的矛盾，到底是國內各種力量的割據，還是外國的侵略？兩者都是主要矛盾，但是國內的割據對國人而言，國民黨也是多種勢力之一，雖然國民黨比較接近中央，可是國民黨內部依然有各式各樣割據勢力的存在，因此國民黨解決割據的正當性並非絕對的。尤其前期中原大戰的時候，為什麼蔣能成功？能成功的原因在於，國人基本上是希望蔣能夠成功的，不希望好不容易成立了一個中央政府又分割，所以前期是存在正當性的。希望中央能逐漸整合國內的割據，這是國民黨能確實整合、統合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是隨著日本的侵略增強，主要矛盾轉變成對日本的矛盾。意思是國民黨就算經過一定的整合，形象和內部還是有許多問題；但日本的侵略是忍無可忍，直接殺進家園的，當時的局面，人口是不知道幾百萬人被殺，幾千萬人為之死亡、流亡，上億的人受到災難影響；地方則是整個東北、華北都淪陷，所以其實主要的矛盾應當是對日。
從這層意義討論，我認為蔣介石「先安內後攘外」的政策是有問題的，但這也有爭論；我曾次向余英時先生請教，余先生認為先安內後攘外是正確的，不對付共產黨是不行的，否則共產黨必為大亂。或許也因為余先生非常反共，加上國民黨當時也需要時間。我看過相關研究，國民黨需要時間以期引進新式戰備，否則無法對抗日本，所以國民黨前期隱忍，這部分滿有道理的。
可是我這幾年來越來越傾向於國民黨應該及早抗日的看法，而且國民黨要認清整個國家的基本矛盾，然後在這個矛盾裡焠鍊自己。事實上，只處理國內的鬥爭是很難淬鍊自己的，為什麼這樣說？因為都是國民黨的各種勢力，焠鍊這些勢力是非常困難的，變成主要都是打敗那股勢力之後，該領導人出亡，然後再重新整合。李宗仁、白崇禧都是出亡之後，回來又繼續當國民黨內部重要的人物，地方派系的勢力無法消滅的，桂系到最後還是桂系。李宗仁都出亡了，最後還能當副總統；白崇禧還想讓他當行政院長，他不願意幹；後來由閻錫山擔任行政院長，閻錫山是從頭到尾都反蔣的，這就是事實上無法解決割據勢力的證明。
這裡牽涉到蔣的策略，蔣的性格是屬於比較傳統，以穩住大局為重的。蔣也想抗日，但是時間不夠所以先不打，當然有他的理路。可是我傾向於認為中國當時處於比較極端的狀態，極端的狀態要有極端的做法，而且要更徹底。由這點看來，因為抗日失掉民心，事實上比失掉一切都重要，尤其是對於中國這麼大的國家來講；所以應當是不斷精煉自己的組織，然後一定要能切合民心認為的主要矛盾。因為中國國內割據已經延續很長一段時間了，在面對外國人都輕易打進來、分割領土的狀態下，主要的矛盾當然是抗日。
從這點來講，中共對於主要矛盾是抓得比較準確的，當然共產黨的處境也有幫助，因為共產黨在野，或者該說國家不是由共產黨管理的，所以它也就不需維持局面，可以拼命主張要立刻抗日；必須維持局面的國民黨就說，一開打國家就垮了，怎麼能打，兩者是有差別的。雖然困難，我還是傾向認為國民黨此時太堅持要維持局面的想法，造成很嚴重的問題。
抗日時期的國民黨問題在於：在「廣田三原則」中，[12]第二個原則是承認滿州國，事實上就是分割中國的土地。日本的侵略破壞了國民黨政權的基礎──大城市，而且造成經濟的巨大混亂與官僚腐化，[13]農村官僚機構被摧毀。[14]為什麼在抗戰中，共產黨反而是進一步精煉、淬煉，變成高度理想主義跟高度紀律化；而國民黨卻剛好相反，這就牽涉到雙方基本性質的不同。國民黨始終是要聯合既有的勢力，企圖加予這些勢力比較理想、為了國家民族等類似的目標。可是既然是以聯合各種勢力作為基礎，各種勢力就難免會為了各自的利益、各自活動，所以碰到嚴格的考驗時，就很容易為了各自的利益而腐化。
共產黨的組織就完全不一樣，這是型態的根本差異。抗戰時期的中共，尤其能深入廣大的淪陷區，進一步在農村建立政權。中華蘇維埃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在1936年編組「抗日軍政大學」[15]，鼓動愛國與反帝情緒，增強其土改綱領的吸引力。而且在這個階段，共產黨也調整了一些政策，變成以抗日、反帝為主軸，因此需要的時候，也會拉攏地主富農，進行部分的土地改革；當然不需要地主富農的時候，就行徹底的土地改革。但無論哪種狀態下，鄉紳都受到前所未有的打擊，[16]而使得共產黨能牢牢地掌握政權。所以這個時期的中共可說是非常重質的，不僅質地甚佳，而且結實；國民黨那種鬆垮的質地，反而越來越暴露出失敗的味道。
三、國民黨與蔣介石在中國大陸失敗的原因
1. 黨員平均素質差
分析國民黨跟蔣介石在中國大陸失敗的原因：最至關重要的一點，就是黨員的平均素質差。另外就是，蔣介石與國民黨要擺平治理全國的大攤子，統合政治造成內涵泥沙俱下，自己為德不卒，蔣介石以他大家長、當局當政的心理，想要管制得又太多，導致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方面都難以應付，各種問題叢生。其實中國當時的情況明明到了快要分崩離析的狀態。狀況雖然困難，還是要分清楚輕重緩急。坦白承認問題後，讓組織自己重新整頓，恢復早期國民黨的革命性格。
2. 整個體制屬統合型政治
事實上從北伐之後，國民黨就大量徵收黨員，已經造成了很大的問題，蔣始終知道，但不明改的原因就在於攤子太大了，泥沙俱下。所以國軍跟國民政府貌似強大，內裡其實十分軟弱，尤其是抗戰之後，蔣也因此沒有重心。因為統合型的政治要容納各種力量，蔣對於共和民主也確實有所嚮往，所以毛澤東說他失去了重心，形容他是「民主無量，獨裁無膽」，這話不那麼確切，但是確實也有道理。蔣是徘徊於民主跟獨裁之間，到底中國之後的建國要走哪條路？走民主的話，還有各式各樣對抗的勢力，尤其是共軍的勢力；走獨裁，蔣又覺得不宜。
3. 未能真正掌握軍事第一；昧失打天下的基本格局
這裡牽涉到根本制度性的問題，中國當時到底應當以什麼方式建國？蔣其實沒能掌握到打天下的基本格局，從某層意義上，民國時期之所以紛擾不定，是被共和主義拖累、甚至於害的。我這話可能會被批評，不過從歷史事實看來，似乎是如此。如果一開始就擺明天下非得打開來不可，沒有其他辦法的話，就練一支優秀的軍隊組織、百戰之師，這也是一條路，無法共和也沒關係，畢竟歷朝歷代都是這麼開國的。但因為要建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就使各種力量不斷攪和，弄成類似共和國的局面，事實上到最後還是不行。
相反的，共產黨擺明就是要打天下。毛澤東看到蔣兵散了、取消新聞檢查、前所未有地弱下來的機會。[17]1945年秋，抗戰剛結束，蔣立刻取消這些措施，可見蔣確實有些民主的誠意，結果是民主制未成熟，舊訓政體制已然崩潰，蔣總結自己的失敗是這樣的。[18]其實他也是被對共和主義的盼望誤導了，必須先打下天下才能共和的，不打下天下怎麼共和？所以照我的看法，引用高華的文章，[19]但是有些不同的詮釋：軍事當然是第一，因為從清末民國以來的格局，基本的問題其實都是各種軍政力量、各種民意、號召、主義的軍政力量的競逐，而且是不可能透過共和、民主、議會的方式得到共識的。因此唯一結束這種混亂的方式，必然是打天下。就這層意義上，民國跟歷朝歷代沒什麼差異，所以一旦昧失了打天下的基本格局，就產生問題了。蔣是軍人出身，照理說是最認識這點的，但是認識還不足；他也了解軍政、訓政、憲政的順序，先要打下天下，可是不夠徹底，就使得他常會兩方面都做，訓政時期內部已經有很多紛擾。比較起來，帝制就不一樣了，古代的王一旦稱君稱帝的時候，底下人人都要聽命的，這就是帝制時期一定要稱帝的原因，有實際政治上的需要。蔣又不能這麼做，因此必須要用另外的方式，其實應該用主義說我們必須要統一集合。毛就毫不客氣的明講了，今天要打仗、不打天下什麼都是假的、槍桿子出政權，因此全黨全軍全政府必須統一，在黨裡鬥爭出來誰當老大，所有人就聽他的話；坦白講這就是新型態的帝制，毛後來就成為貨真價實的開國大帝。蔣就是跟這種格局差距很大，沒能到達那個高度，認識不足，始終在底下進行。
蔣戰後想行憲，但民主不成熟，又放棄訓政以黨專政的體制，黨內無法真正整合。毛很清楚明確要打天下，而且是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名義，組織優秀的軍政團體奪天下。其實從這層意義來講，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或共產主義的成功，根本是工具性的，毛是運用了此一恰當的工具，來解決中國必須要重新由強大的、類似帝王之師的打平天下的需要。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個工具，但後來這個工具配上目的就慘了，因為中國當時根本沒有多少無產階級，所以理論上根本荒唐，就連中共建國之後無產階級人數都非常有限，根本是一群左派的知識份子、共產主義者藉這個名義專政。
4. 軍隊素質差
首先是昧失打天下的基本格局；第二就是軍隊的素質差。毛非常清楚，明白地講：所謂人民共和國就是人民解放軍，所以人民解放軍一定要精練，要徹底用毛的意識形態、思想加以改造。蔣介石的亡國，就是亡了軍隊，蔣的軍隊，照他自己說，國軍到最後是無主義、無紀律、無組織、無靈魂、無信仰、無生命，[20]因作戰而消滅者，僅十分之二，缺乏優秀的軍政組織；[21]而且很多軍隊都是拉伕來的，整區整區的拉進來，這樣的軍隊素質無法控管。國民黨本身黨的素質差，軍隊素質差，政府裡面意見又多，這是不行的。帝制時期反而不會如此，皇帝不會讓底下的人、軍隊有什麼意見；毛也從來不這麼做，這是毛成功的地方。因此從清末以來就分崩離析幾十年，最後就只能這麼解決。
5. 二戰之後的基本格局
二戰之後的基本格局，國民黨跟軍隊本來都佔絕對優勢，[22]陸軍將近四比一，更何況國民黨有絕對的制空權，又有海軍，裝備又好得多，共產黨什麼都沒有，所以蔣介石輕視毛跟共軍，老百姓也視國民黨為正統。高華的文章寫了，共軍在東北一開始是受到冷漠對待的，地方人士也不希望毛攻擊蔣，因為國人都覺得中央好不容易打贏日本，希望中央能恢復秩序。學生也並不盼望推翻國民黨，只想限制其權力，直到1948年12月，學生中也只有3.7%贊成共產黨政府，72%是贊成聯合政府的。[23]所以共產黨並非得到絕大多數城裡的知識份子跟學生支持，大部分知識份子是觀望的，一些比較激烈的會批評、寫文章，左派的力量很大，但大部分的百姓、知識份子還是希望聯合政府、希望共和的。[24]
6. 政治上素質差
但實際上運行的根本是打天下的，誰打了天下誰算數。所以本來國民黨是很好的局面，大家都希望國民黨能成功，但是為什麼失敗？原因其實就是我一再說的：國民黨在這樣的亂世裡，對內有各式各樣割據力量，對外又有強敵外患，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建立強大優秀的軍政團體。可是國民黨政治上素質差，對內派系眾多，矛盾重重，私心自用，嫡系、非嫡系差別巨大，因此彼此有很多隔閡跟問題，打起仗都不肯聽命，擁兵自重，甚至見死不救都是常態，人人是按照各自的士兵跟派系作為基本勢力，各將領也自私自保，這是統合型政治的一大弱點，無法達到毛的一元化，上行下效。蔣也有自己的勢力基礎，就是嫡系跟一些大臣對於重要財權的掌握，後來當然從大城市移到後方。所以所有軍人都一樣，只有軍隊是真的，兵力是真的，錢是真的，優先搶奪這些，其他都置之於後，人人都這麼搞，當然會有不相救援、貪懦怯懦的地方。從北至南，高級將領總是先部下撤退，置部下的生死存亡於不顧，[25]國民黨正好是「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的反面。
重視人身依附，而且是整個嫡系都重視人身依附與忠誠；非嫡系的人才，難以受重用。[26]組織很傳統，而且最麻煩的是介於現代跟傳統之間，許多文章都說蔣很中國化，又不夠中國化。因為真正中國化是帝制，也是一條命運，蔣又不夠，又變成很人身依附、不上不下的一個東西。所以統合政治在我看來，是介於帝制跟共和之間，既沒有真正帝制的集中力量，也沒有真正共和的從下力量，不上不下的組織。加上各種人身依附的關係，地方實力也怕蔣收編，所以真是分崩離析。講白點就是，各種勢力情況好的時候可以統合，情況不好就分崩離析，分到各種狀態下。
7. 中共豹變
而在這段期間中共豹變，中共秩序的次序，照我的講法應該是：第一、思想統一，奪天下的意識明確；第二，黨政軍軍事化，指揮統一，黨也軍事化，政也軍事化，黨政軍都已經完全軍事化，為了作戰做好準備。[27]土改後兵源充足，又接受了偽軍，這些是根本上的因素。而且軍隊不需發工資，[28]這厲害了，這不是靠錢養的軍隊，是從下而上產生的軍隊，幹部不能有私產；又得到蘇軍的巨大支持。而且中共也很懂得重視軍力的發展與保護，因為百團大戰暴露實力之後，[29]國軍本來還不以中共為主要對手，現在一直想要殲滅中共。所以抗日時「七分發展」[30]的說法是真的。毛澤東明白講，主要是要保存實力，將來跟國民黨爭天下。毛澤東徹頭徹尾是打天下的思維，非常清楚、非常徹底，這是他成功的根本原因。蔣就不清楚，孫更不清楚，孫中山早期根本是陷在共和主義裡，後期開始要以黨建國，但也不知道怎麼進行。蔣比較能以黨建國，掌握黨政軍了，但是又不徹底，不上不下的用統合型政治。毛就是徹底的藉著列寧的政黨，跟無產階級專政的名義，擺明了要打天下，他非常懂得中國傳統政治。這就是中國的體質跟內在發展理路必然的結果，因為如此巨大、以農民為主的國家，他只有以這種方式才能整合。因此我對民國史的詮釋是跟國民黨、共產黨都截然不同的，在我看來，這些主義通通是工具，用得正好就可以打天下。不是得到學生、知識份子的一致支持，農民運動也不是真正的目標，打天下才是真的，由中國長期歷史判斷的結果就是如此。
中共戰後很聰明，從游擊戰迅速轉化成運動戰。因為中共黨政軍一元化之後，思想改造就變成巨大的動力，毛覺得這一切都指向一個光輝萬丈的目標，動員所有人的聰明才智，就使一群土包子打敗洋包子。[31]因為一般認為國民黨軍隊的訓練素質好得多，尤其是軍官，接受很多現代軍事訓練，卻打不過這群土法煉鋼出來的黨政軍。因為中共是用他的聰明、戰場歷練來打，有高度的積極性跟主動性、靈活性，隨時應變，而且中國的戰場本來就是花樣百出，哪能運用西方那套戰略跟戰法？最後土包子打敗洋包子，就如毛澤東所說。而且中共戰略上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沒有國際輿論的包袱[32]；蔣介石傻到去守城，傳統打天下的觀念當然就在於打敗對方的敵軍主力，這就是決定得失的關鍵，守城有什麼用處？所以毛澤東說以殲滅敵方有生力量為唯一戰略目標，打敗對方軍隊主力，就得天下了。守各地的城市反而增加蔣介石很多負擔，但不守好像也不行，因為城裡所有的軍公教、資產階級都需要保護，不守城就是資產階級跟蔣拼了，這是蔣源頭就有的問題。
8. 民心向背逆轉
於是民心向背逆轉，本來支持國民黨，後來中共土地改革，當然獲得農民的支持。國民黨又缺乏好的動員能力，到處拉伕，亂抓亂騙，這種情況下，國民黨黨政軍素質不良的各種問題，戰後都一一暴露。抗戰時期尤其後期本來也有這些問題，可是為了主要的矛盾，全國一致抗戰，還可以忍受；抗戰之後是未可忍受了。老百姓、台灣民眾對動員戡亂根本沒有意識、也沒什麼興趣，不知道為什麼突然要打仗。我就聽過老一輩軍人說，共產黨來的時候，他當士官跟底下的部隊說，都靠邊躲起來，國民黨的軍隊都是這樣，跑到台灣的國民黨軍隊都這樣，怎麼和中共抗衡？反而中共的抗日、民主、重民生、清廉與奮鬥形象，引起廣大敬意。[33]所以最重要的就是素質要好，素質好就能引來尊重，攤子大是沒有用的。
9. 軍事失利
剛開始還在東北打了幾場勝仗，1947年之後，軍事上就節節失利，每個月喪失八個旅，這就表示共軍跟黨政軍的組織素質不是國民黨比得上的，所以怎麼樣都打不贏。國民黨也不是不拼不努力，但素質不如人，是個大爛攤子，看起來大但沒有用。蔣介石的戰略「保城保地」又有根本上的錯誤，已經是大爛攤子了，這種情況下還繼續保城保地的，就是傻子。[34]這時絕對是要精兵減陣，宣布放棄管理、控制某些事情，唯一集中軍力對付共軍，在國民黨內部叫對付匪軍。國民黨攤子大，素質不佳，部隊的基底也不好，蔣的戰略錯誤，指揮戰術又呆板教條，更沒希望。蔣的思維就是太呆板教條，包括保這攤子的思維都這是如此，跟毛的思維遠遠不能相比，毛是天才型的靈活應變，能準確掌握情況，然後立刻應變，非常務實而靈活又精準，所以蔣不是對手。
10. 中共全面潛伏
高華的文章裡寫得很清楚，中共全面潛伏，尤其是軍中，這是情報戰的失敗，決定了戰場的勝負。譬如說韓煉成，是蔣介石身邊能參加最機密討論的，先讓74軍全軍覆滅，然後再回蔣介石身邊工作至1948年10月，蔣介石身邊都有這樣的人；[35]另外像徐蚌會戰，或中共稱為淮海戰役，連國防部的作戰廳廳長都是中共的人，所以共產黨完全清楚整個作戰的內容、計畫，這樣的實際例子太多了。另外軍費巨大，造成經濟嚴重負擔，使金融崩潰，[36]國統區的經濟崩潰進而造成學潮。這是惡性循環：素質差，管的攤子又太大了，古人講這是德跟能不足，又管的太多，就完蛋了。[37]
1948年的淮海戰役之後，大勢已去。[38]事實上所謂三大會戰，只有徐蚌會戰最為重要，因為國民黨的嫡系在此被消滅大半；連作戰廳廳長都是匪諜，劉峙又是一個不行的人。本來想找白崇禧指揮，白崇禧一看國民黨的部隊都是呆板、被動、難以指揮，局面不太對，白崇禧是個明白的人而拒絕。後來想找杜聿明，杜聿明也因為東北出了亂事而拒絕，東北當時還沒丟掉。最後找了劉峙，劉峙是被認為像隻豬一樣的。如此重要的徐州應該找老虎來守，找不到老虎、至少找狗來守，最後居然由一隻豬來守；[39]統帥的像隻豬，作戰廳廳長是共諜，這場仗怎麼打？最後國民黨就覆滅了，不一一細說。
高華的總評寫：到最後階段，蔣介石都靠著基督教的信仰維繫，然後長期以儒學與理學做為自我的惕勵，一方面幫助他度過了這種艱困的時候，否則一般人早就崩潰了；[40]但另一方面，高華說這些跟世俗的國民黨不合，這有一定的道理。[41]意思是說，蔣又不是洪秀全，洪秀全弄神權是可以的，因為整個組織就是如此；但蔣一個人信上帝、其他人不信，精神怎麼帶動呢？相較之下，共產黨上下都信共產主義。至於講理學跟儒學是本來比較有效果的，因為其他人也講這些，可是問題在於底子不對，國民黨的底子是分立、分崩的各種派系力量，黨政軍皆然，光講理學跟儒學會讓人覺得虛偽，因為大家並沒有一個願意共同奔赴的目標，所以在這種情況下講理學是不可行的；也不是帝制，如果以帝王之姿講理學還比較有效，因為忠君、我可以命令你們該怎麼做，根本是不上不下的分立情況。講理學跟儒學都無效，又是人身依附，所以國民黨根本就缺乏中心思想，無法真正落實三民主義，什麼都不上不下，而且往往是說一套做一套，直到今天這種性格都沒完全改變。
但說蔣介石是傳統威權人格及「中國式組織」，我倒是要加以修正：蔣是部分，不上不下的傳統威權人格，不上不下的中國式組織，根本是非君主政治，無法運用這些東西。毛澤東就不然了，毛澤東其實是運用了列寧的黨、精巧的群眾動員方式，運用高度實際的方法動員組織，變成極為優秀的軍政組織，然後打天下。[42]其實毛最高的戰略目標是傳統思維的，但運用非常現代的方式，這很厲害。
四、中共成功的過程與原因：優秀的建國軍政團體之形成過程及其基本性質
進一步講中共成功的過程與原因，這麼優秀的建國軍政團體，如何形成的過程，而且他的基本性質，一直影響到今天中共的基本性質。第一個是嚴肅而集權的路線鬥爭，及不斷修正與學習的路線。中共從頭到尾都是搞路線、鬥爭，而且路線鬥爭非常嚴酷，否則也至少是嚴肅的，而且一旦決定路線後是全黨聽命，所以鬥得很厲害。早期經過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時期，這段時期基本上由共產國際主導，因為當時還弱，所以先是國共第一次合作，當時是陳獨秀主持，後來被批評成右傾機會路線，就是是因為跟國民黨合作，其實陳是被冤枉，根本是共產國際指使的，他自己也不想合作。瞿秋白在北伐之後，開始搞各種暴動，暴動失敗就被批成左傾盲動思想──右傾是跟國民黨合作，左傾就是太早進行做從城市到鄉村的各種暴動。瞿秋白剛開始主要在城市，透過工人、軍人暴動，但失敗了。這段時間毛是很受排斥的，而且路線鬥爭很明顯是受共產國際指導。譬如說典型的，民國18年夏秋之際，中俄中東鐵路之爭，中共的口號是「武裝保衛蘇聯」，是支持蘇聯，不站在中國這邊的。陳獨秀公開指責不能如此主張，結果被開除黨籍。我以這種比較極端的例子，是想表達中共路線鬥爭的嚴肅。國民黨都是權力之爭，打了以後不徹底批判，他還有地盤、還有實力都可以回復的。所以每個人都覺得批判是假的，只有地盤跟實力、錢跟軍隊是真的，這就是所謂統合型政治的糟糕之處。
到了李立三的時候，其實也受共產國際直接引導，因為史達林反布哈林右傾路線，因此中共只好左傾。中共永遠在左右之間調整，左是要達到共產主義最高理想，右是要配合各種資產階級、民族革命、外國侵略、帝國主義侵略的現實。結果當時採取了中國革命世界武裝暴動，制定武漢、南京暴動與上海總同盟罷工政策，企圖奪取中心城市而失敗，[43]結果就被批成違反共產國際的指示精神，李立三下台。其實共產國際本來就那個路數，只是走得躁進了一點，變成李立三路線的「以冒險主義為特徵的左傾機會主義」[44]。國民黨很少討論這些問題，雖然也有左派、右派、中間派，但只是瞎攪和，來來去去上上下下。
共產國際始終不接受中國走農村包圍城市路線，因為馬克思主義裡根本不可能存在這種路線。共產國際始終認為農民是傳統、保守、被動的，怎麼可能革命？而且蘇聯是工人革命。然後到了共產國際直接派來的王明，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忠於共產國際跟蘇聯革命經驗的這群人掌握政權，他們依然否定毛澤東建立根據地、農村包圍城市和游擊戰爭等方針，並剝奪了毛澤東等人的軍權。這時的毛其實已經上井岡山，建立根據地了，但他們依然對付毛。所以毛早期跟共產黨不一樣，就是一直走他自己的道路，毛不相信任何教條任何理論，是看著情勢幹。而中共中央在毛之前，長期受共產國際控制，所以毛出不了頭。結果建立了江西瑞金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毛雖然是兩大委員會的主席，然而一切都需聽命於中共中央。毛說自己完全抬不起頭來，一輩子都非常憤恨，到老都還是罵王明。
這時中國有三個政府，蔣積極剿匪，第四次他親自率軍，頗有一些成功，後來因為熱河失守又北上，中共這時開始講抗日民族統一戰線。[45]中共很有趣，被打得快完蛋了，就開始主張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都是手段，中共認識到當時的主要矛盾是抗日，所以放棄自己原本的──或至少是先放到一邊──農村革命、土地革命等等，說我們現在要一起奔赴國難。
我再說明一下當時局勢，就可見有多困難。國民黨當時是處在中國有三個政府的狀態，廣東政府、南京政府、還有瑞金政府。到了1931、1932年之交，日本人一步步進逼，先控制東北，也控制了相當一部份的華北，所以要逐漸控制整個華北。這種情況下是不容許任何理想主義或不務實的措施，必須非常精準的面對實際的問題跟矛盾再出手；蔣這幾點通通不合格，不到位，所以造成後來的問題。我的看法是，這種時候不能先安內後攘外，就是必須抗戰，然後建立自己品牌的可信度。國民黨的品牌可信度產生問題，共產黨反而不斷累積品牌可信度，最後群眾慢慢的倒向共產黨。雖然幾次剿匪好像相當成功，最後還是因為張學良、楊虎城不願意對付共產黨而失敗，這就是抗日聯合統一戰線主張的成功。而剿匪的策略是採取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策略，行碉堡戰。碉堡戰是當初平定陝甘寧，川陝楚教匪跟捻亂的做法，可見農民起事型是如何難以應付，以這些地主仕紳的歷史經驗，不用碉堡戰很難打贏。中國歷史的內在理路是很強悍的，一再的重複發生，是一路連續下來的。碉堡戰是成功的，把中共中央打離了原本的根據地，民國23年10月的時候，在博古跟李德等人領導下，紅軍被迫長征，當然損失慘重，就是剿匪成功。[46]
長征到了遵義召開遵義會議[47]，檢討中共的做法，說一路以來都是錯誤的領導，肯定了毛澤東等人關於紅軍作戰的基本原則，否定了博古、李德等人的軍事主張。[48]本來周恩來也是李德圈子的，後來倒向毛澤東；張聞天原本也是國際派的，這時候也倒過來。遵義會議非常重要，從此之後毛開始逐漸掌權，而且到了延安之後，毛進一步透過整風運動，徹底掌握了主義、思想、黨政軍一體的型態。
這期間還有王明的最後一搏，王明最後從共產國際再回到延安，執行共產國際的抗日戰爭統一戰線策略。共產國際希望共產黨幫助國民黨抗日的原因，為什麼呢？俄國人覺得日軍是很可怕的敵人，所以害怕中國一旦潰敗，日軍會進一步攻擊蘇俄，所以為了服從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需要，共產黨當然要配合犧牲；不僅共產黨，中國人都要配合犧牲。因此要執行對日抗戰統一戰爭路線，幫助國民黨抗日。結果王明成為延安整風運動中，毛澤東最主要的批判對象。
之後才使中共能走上徹底獨立的路線，一切以中共自身的利益跟目標為主導，徹底脫離共產國際的控制，六屆六中全會，毛取王明而代之，這很不容易。[49]因為中共的特色就是黨路線鬥爭，路線鬥爭非常重要，決定了全黨全軍，後來變成全國的成敗，所以每一次都是重大鬥爭。鬥爭的結果，毛終於取代了王明，把大家長期受共產國際影響，已經經歷過前面四代：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頭腦給轉過來，這是非常不容易的。下次正好開始講毛路線的崛起，如何崛起直到最後締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1] 郭廷以：「北伐完成後，舊的既未盡去，新的繼之而來，意識如故，行為如故，不及一年，內戰再起，歷史有如重演，此伏彼起，為數之頻，規模之大，更是後來居上。」見：氏著，《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年），頁591。
[2]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年），頁 郭廷以，592。.
[3]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 郭廷以，603-604。.
[4]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 郭廷以，620-622。.
[5]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 郭廷以，629。.
[6]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 郭廷以，636-639。.
[7] 郭廷以：「（一九二八年）五月一日，北伐軍佔領濟南。次日蔣與黃郛到達，就近應付對日問題，日本師團長福田彥助亦至。五月三日，日軍實行啟釁，射撃中國軍民，慘殺交涉員蔡公時，凌辱黃郛，是為『濟南事變』。」見：氏著，《近代中國史綱》，頁587。 郭廷以：「（一九二八年）五月一日，北伐軍佔領濟南。次日蔣與黃郛到達，就近應付對日問題，日本師團長福田彥助亦至。五月三日，日軍實行啟釁，射撃中國軍民，慘殺交涉員蔡公時，凌辱黃郛，是為『濟南事變』。」見：氏著，《近代中國史綱》，頁587。
[8] 劍橋中華民國史(下)，第三章，頁154。「何廉曾任蔣介石顧問，他回憶說，『委員長走到哪裡，政府的真正權力就行使到哪裡。就職權而言，他領導一切。』或者，正如一位美國外交官在1934年觀察到的，『蔣介石的影子遍布各個角落。［如果沒有來過南京］我將不願相信他控制政府達到如此明顯的程度。他的利益觸及哪裡，哪裡就有政府的活動；而在別的地方，如果不是癱瘓，至少是聽任政策放任自流。』」
[9]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頁359。中共黨的基層組織深入農村基層。
[10] 郭廷以：「蔣中正忙於對江西紅軍進行第三次圍剿，及應付兩廣軍事，十二日，致電張學良，謂『現非對日作戰之時，以平定內亂為第一。』七月二十三日，通電全國，宣布『攘外應先安內。』」見：氏著，《近代中國史綱》，頁627。
[11] 郭廷以：「九月六日，張學良命瀋陽軍事負責人謂：『無論日人如何尋事，須萬分容忍，不與抵抗，以免事態擴大。』十一日，蔣亦命其避免與日本衝突。事變之日，蔣赴江西督師剿共，兼防粵、桂。此為不抵抗政策的由來。」見：氏著，《近代中國史綱》，頁628。
[12] 「廣田三原則的扼要内容爲：第一，中國應徹底取締排日，抛棄依賴歐美國家的政策，實施親日政策；第二，中國承認滿洲國，加強華北與滿洲國的經濟和文化方面的融通與提擕；第三，在中國與外蒙接壤地帶，依日方要求實施中日共同防共。」見：蔣介石，《蘇俄在中國》，收於張其昀主編：《先總統蔣公全集》第一冊，中華文化大學編印，1984年，第302頁。
[13] 陳永發：「國民政府喪失沿海城市和交通沿線的菁華地區，無法有效開發可以匹比關稅、鹽稅和統稅的稅源，沒有相對豐裕的財政支持戰事不說，反而須與地方軍隊派系爭奪糧源和兵源。國家內部的離心力量遂再度滋長。」見：〈緒論〉，《明清帝國及其近現代轉型》（臺北：允晨文化，2011年），頁49。
[14] 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 Mao’s China, 37。.
[15] 抗日軍政大學（全稱「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是在中國抗日戰爭時期，由中國共產黨創辦的培養軍事和政治幹部的學校。
[16] 莫里斯‧邁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頁 Mao’s China, 37-40。.
[17] 高華，《革命年代》（廣州：廣東人民，2010年），頁 高華，357.。
[18] 高華，《革命年代》，頁 高華，369。.
[19] 高華，〈六十年後再論國民黨大陸失敗之原因〉，《革命年代》，頁350-383。高華是大陸南京大學一位著名的歷史學家南京大學一位極久的歷史學家，在大陸極有名，寫了《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這本書，普遍認為是顛覆了毛澤東神話。這篇文章也寫得很好，我用了他許多意見，但有些不同的詮釋。
[20] 高華，378。「很快蔣介石就在台北草山的『革命實踐研究院』總結出國民黨軍隊失敗的原因：『我們此次失敗，並不是被共匪打倒的，實際上是我們自己打倒了自己。』因為我們的軍隊是『無主義、無紀律、無組織、無訓練、無靈魂、無根底的軍隊』，我們的軍人是『無信仰、無廉恥、無責任、無知識、無生命、無氣節的軍人』。」高華，《革命年代》，頁378
[21] mao’s china, 48。「共產黨最終以驚人的速度贏得了1946-1949年內戰的各大戰役。正如斯圖爾特‧施拉姆(Stuart R. Schram)生動描寫的那樣，這是『歷史上弱小但具有獻身精神的、組織良好、得到群眾支持的軍隊，戰勝強大但不得人心、士氣低落、領導無方的軍隊的一個最典型的例子。』」莫里斯‧邁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頁48。
[22] 高華，352。「國民黨軍數量有450萬，遠超過共產黨軍隊；後者只有127萬。在武器裝備方面，國民黨軍隊多為美式，又接收日本和偽軍武器，明顯優於中共。據國民黨方面航委會主任周至柔報告，政府軍有可起飛的飛機344架，完全掌握制空權，並有海軍船艦240多艘。在獲得外援方面，蘇聯在東北雖然也給中共不少援助，但總量上少於美國對蔣的援助。」高華，〈六十年後再論國民黨大陸失敗之原因〉，《革命年代》，頁352。
[23] 高華，《革命年代》，頁 高華，352-353。.
[24] 關於建立聯合政府的癥結與局限可參考：鄧野，〈民國政治的邏輯及其歷史局限〉，《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
[25] 高華，《革命年代》，頁 高華，360-363。-
[26] 高華，《革命年代》，頁 高華，360。.
[27]整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編制其實是擬軍事化的編制，所有職位與待遇都是擬軍事化，跟軍隊做平行編制的，源頭是從這裡開始的，一直到鄧小平之後才開始有些改變。但到了1990年代，還是擬軍隊式的待遇。 所以跟諸位講一件可能之前不知道的事，整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編制其實是擬軍事化的編制，所有待遇都是擬軍事化，跟軍隊做平行編制的，源頭是從這裡開始的，一直到鄧小平之後才開始有些改變。我早期去的時候，都是擬軍隊式的待遇。
[28] 高華，《革命年代》，頁383。
[29]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頁341。毛澤東表面上雖極力讚揚，實際上認為百團大戰得不償失。
[30] 又稱「七二一方針」：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又，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頁346。「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擴大」？
陳永發認為這句對中共的批評並不公平：「對於中共，這一假定根本就是荒謬絕倫，他們並不諱言自己確實是在擴大實力，不過堅持擴大實力是為了抗日，以備有朝一日對日軍反攻，而由於國民政府不給中共『抗日自由』，尤其不容許中共擴張勢力，所以中共必須應付。對中共而言，國民政府截然三分的三件事情，其實就是抗日一件事情而已。」
又說：「在大多數人看來，國軍也沒什麼反攻行動，抗日勝利便從天上落下來了。共軍反而因為1944年前後的種種活動，被認為對日反攻有具體表現。國共兩黨彼此力爭抗日民族主義的正統，這是一個開放的形勢，除非國民黨在抗日問題上有足以說服人的充分證據，否則一味地質疑共產黨『二分應付』國民黨，很難引起共鳴。」陳永發，頁353。
[31] 高華，《革命年代》，頁 高華，351。
[32] 高華，《革命年代》，頁 高華，354-355。
[33] 高華，《革命年代》，頁 高華，366。.
[34] 高華，《革命年代》，頁 高華，356-359。.
[35] 高華，《革命年代》，頁 高華，368-369。
[36] 詳細可參：汪朝光，第十六章〈戰後初期中國經濟的恢復與重建〉，《1945-1949：國共政爭與中國命運》。
[37] 高華，359。「國民黨在東北戰局的失敗更多是和軍事主帥的錯誤指揮，以及未能及時動員民眾、施惠於民眾有關，隨著中共在東北大搞土改，原先那些抱『正統觀』想法的東北民眾得到了實際利益，在『保衛土改果實』的口號下，他們積極參軍，被源源不斷地補充進了『四野』，從而使『四野』在東北獲得了對國民黨軍的壓倒性的優勢。」高華，《革命年代》，頁359。
[38] 1. 此役戰略始終被動，各部協調、互助不足，訊息與反應太慢，黃埔軍系損失大半。2. 當時的國防部作戰廳廳長郭汝瑰實為中共間諜，「徐州剿匪總部前進指揮部副主任兼十六兵團中將司令官孫元良回憶說：「黃伯韜兵團被殲時，我就當眾說過：「消滅黃兵團的是國防部，不是陳毅！」叫王澤浚四十四軍由海州撤向徐州、叫黃伯韜帶一個兵團去援救王浚一個軍、叫黃維兵團奔馳千里去雙堆集袋形之地挨打、叫劉峙輕易放棄徐州、叫杜主任的三個兵團在公路上排成無法作戰的難民式長龍淪為龐大軟體動物的，都是劉斐郭汝瑰。」「防守運河一線之第3綏靖區四分之三以上之官兵，在中共地下黨員、綏靖區副司令官何基灃、張克俠率領下，舉行賈汪起義」3. 共軍方面有「民工543萬人參與後勤支援。」陳毅戰後對此戰役評價：「徐蚌會戰的勝利，是人民群眾用小車推出來的」。 (rw)
[39] 傳1948年邱清泉說：「徐州是南京的大門，應派一員虎將（指薛岳）把守。不派一虎，也應派一狗（指顧祝同）看門。今派一隻豬，眼看大門守不住。」見：《杜聿明回憶錄》。
[40] 高華：「蔣介石在1949年雪崩般的大失敗環境下，已盡了他個人的最大的努力。他對自己要求甚嚴，將修身與政治行動融為一體，在極端困難的境況下，自我激勵，自我打氣，奔波各地，部署那些毫無希望的救黨救國的行動，也就是他在日記中所說的，『明知其不可為，而在我更不能不為也』。」見：《革命年代》，頁380。
[41] 高華：「國民黨是一個世俗化的黨，國民黨政權也是一個世俗化的政權，其軍隊更是世俗化的，然而國民黨的領袖和統帥卻是一個信仰上帝的政治家、軍事家兼道學家。」見：《革命年代》，頁383。
[42] 高華，《革命年代》，頁 高華，380-383。
[43]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 郭廷以，615-617。
[44] 鄭德榮、何榮棣，〈略論共產國際與李立三的左傾機會主義〉，《黨史研究》，1981,5年，頁468。.
[45]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 郭廷以，663。.
[46] 李德其實是一名德國人，當然是共產國際派來的，往往使用化名，例如張聞天就是洛甫。 李德其實是一名德國人，當然是共產國際派來的，往往使用化名，例如張聞天就是洛甫。
[47] 「遵義會議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擴大會議。1935年1月15日至17日，紅一方面軍長征途中佔領了貴州遵義，於是順道於當地舉行會議，地點在遵義城琵琶橋。……會議改變了原來的三人團（博古、李德、周恩來）領導，增補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形成了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等人的新領導集體，毛澤東恢復了對紅軍的指揮權。」
「1931年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以王明為代表的蘇聯派在蘇聯共產國際的幫助下實際取得了中共的最高領導權。此後，毛澤東被剝奪了軍事領導權，其游擊戰和建立革命根據地的軍事戰略被完全拋棄。1934年10月中旬，在博古和軍事顧問李德的最高領導下，中共中央機關和中央紅軍（又稱紅一方面軍）在第五次『反圍剿』戰役中慘重失敗，幾乎被國軍消滅。中央紅軍8.6萬人被迫撤離根據地，向西突圍，開始長征。長征初期，中共中央領導人博古依靠與共產國際有關係的軍事顧問李德，犯了退卻中的逃跑主義錯誤。在強渡湘江後，紅軍和中央機關人員銳減到3萬多人。嚴酷的事實使紅軍廣大的共產黨員和紅軍指戰員對錯誤領導及『左』傾軍事路線產生懷疑和不滿。一些支持過『左』傾錯誤的中央領導人如王稼祥、張聞天等，也改變態度，轉而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於是，中央紅軍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挺進，並在佔領貴州北部重鎮遵義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此召開了遵義會議，其目的是為總結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和教訓。」
[48]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 郭廷以，647。.
[49]中共每一次的中全會都非常重要，直到今天還是如此，中全會決定了整個黨跟國家的基本路線，每次都是經過長期的布局，一旦成局，就全盤掌控，中共絕對是以會議結果為中心的。所以中共每開一次全會，內行人就知道，表示策略變了。 請諸位注意中共每一次的中全會──國民黨的中全會不太重要，因為開會的結果跟實際差距很大──但中共每一次的全會都非常重要，直到今天還是如此，中全會決定了整個黨跟國家的基本路線，每次都是經過長期的布局，一旦成局，就全盤掌控，中共絕對是以會議結果為中心的。所以中共每開一次全會，內行人就知道，表示策略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