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講：早期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運動

主講人：臺灣大學吳展良教授

一、自由主義：以胡適、新月社、羅隆基為主軸

1.面對五四運動與政治問題

胡適之當時不僅誤解了五四運動的基本性質，[1]也不太了解中國當時分崩離析之局的意涵。從大歷史來看，清朝後期以來一路都是分崩離析，因此這問題很難解決。要從社會上以思想文化運動去組織、改造這個分崩離析的局面，當然緩不濟急。當時面對的核心問題是──如何整合這個局面。到最後實際上只有兩條路，一是國民黨式的「統合型政治」，一是共產黨式以高度集中的黨來發動群眾投入整合。除此之外，若不解決這分崩離析的局面，所有事就全是空談，因為一團亂，簡單講叫「狗咬狗一嘴毛」，但也不能小看，張作霖、馮玉祥、孫傳芳、吳佩孚…個個都是能人，雖也各有缺點，所以這局面不好處理。軍事上如此，思想上亦如此，一群人若坐下來能討論出共識，這才見鬼了！當時那種混亂的局面怎麼會有共識？那是最混亂的時代，古今中外各種思想糾結成一團，怎麼透過議會建國？因此這可怕的局面是軍事上、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精神上，甚至心理上、情感上、家庭上全面的分崩離析。也有各種家庭形式，新文化運動很熱鬧，各種型態的婚姻制度都在嘗試中，有的在一起不結婚，有人連姓都不要，有很多激烈的嘗試。但也還有很多傳統力量，這個大時代是中西、古今交會的大混亂。

而胡適之此種思想是誤判形勢，透過議會方式怎可能建立新秩序？若沒有秩序，所有人不就是在被欺凌中嗎？胡適本不談政治，[2]結果又因為從五四以來一波接一波在政治上的要求，被迫一定要談。他的講法基本上是建立自由同盟，共同討論向北京政府力爭言論自由的具體事宜，主張政治逼迫我們到無路可走時，我們便不得不徹底覺悟。他認定政治若不由人民發動，斷不會實現真共和；但若想使政治由人民發動，不得不先養成國人自由思想、自由評判的真精神之空氣。問題是，中國幾千年來都沒有過自由思想、自由批判的傳統，怎會有一天就突然建立？等建立完成，這國家大概已經不知道走到哪去了，因此這些從西方搬來的政治理論都是完全脫離現實的理想。[3]胡適又成立《努力週報》、提出好人政府、好政府主義，[4]改善政府的三項原則，要憲政的、公開的，財政公開且有計畫的政府[5]——當時認為世界各國都在施行計畫經濟或經濟計畫，若沒有計畫，在經濟、建設上就會一團亂，國民黨本來也有實業計畫。[6]簡而言之，當時以好人政府、憲政、公開政府…等求諸於南北政府，都只是遙遠的理想，離現實非常遠。最後因南北中央都不聽他的，胡適只好提出聯省自治的主張，就是希望有實力的軍人們可以自我改過，為百姓謀福利，慢慢改善政治對立。同時強調對外主張國際的社會，使中國進入資本主義社會，這是邁向現代化不可少的國際化過程。[7]聯省自治使他支持陳炯明，因此當陳炯明——他原是同盟會的人，很多東西從同盟會那出，早期追隨孫中山——叛變時，胡適也支持他，這當然為國民黨大加批判，但他仍要支持。[8]也就是說，胡適也看不上孫中山的路線，覺得南北中央政府都不行，而有些較像樣的軍人還值得支持。這想法當然也是誤判局勢，聯省自治是不得已，而當時中國沒有更進一步的想法，固然很多人提倡聯省自治，包括國民黨、共產黨早期都提過這類想法，但背後要有更進一步的整套建國規畫，否則會加速分崩離析。事實上各省、各地方都是各級的軍人專政，難以自治。各省之間糾紛戰禍不斷，也難以聯省。

2. 對外進入資本主義世界的問題

對外進入資本主義世界這點，在當時可說是反時代潮流的主張。在巴黎和會與五四運動之後，當時人對西方列強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反感，使得資本主義世界的吸引力遠不如五四之前。俄國大革命的初步成功，更使人們在五四後湧向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這其實是傳統文化性格中一種高度理想性的呈現。因為如果是純粹追求實用、現實，西方列強跟日本當然是富強的代表，這也是我批評Benjamin Schwartz的又一個證據，若中國近現代只追求富強，[9]1917年後的蘇聯仍在風雨飄搖之際，中國人卻紛紛在不知他能否成功的狀態下就湧上前去，這是反壓迫、追求解放的精神之展現，可見當時中國人不光只為了追求眼前的富強。可說理想性格非常之重，以為這才是道義，凡是壓迫就是非道義，所以要反抗強權、西方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同時也要維護公理。而什麼是公理？平等自由就是公理，但不等於富強，富強還在遙遠的天邊，蘇聯當時還在風雨飄搖之際，不知何時富強。傳統上「道」以理想性為主，但必須兼顧實際，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都是既理想，又曾具體實踐成功的典範，即使孔子亦「憲章文武」。俄國大革命的初步成功，使得大家嚮往已久的社會主義，有了一個具體實踐

胡適之當時主張對外進入資本主義世界，就愈加遠離時代主流，後來湯爾和對他說：以前看你的評論，覺得未嘗沒有道理，但事實是實際政治裡全不是那麼回事。你們的話沒一句搔到癢處，你們說的和我們走的是不同世界，故勸你別談政治。這就是當時的實際狀況。

3. 1923-1929新月社、平社、與人權運動

在這個情況下，胡適之跟他的朋友仍繼續大談自由主義跟人權運動，且這時開始以人權為主要講法。新月社、平社這群人基本上都是留歐、美的高級知識分子，在中國國內也都出身名校，可說是當時全中國知識界最頂端，身家優渥、享盡資源的一群人。[10]像徐志摩家裡其實非常有錢。他回來辦新月社時，他父親就在上海替他找了一棟房子，一群人聚會，要什麼有什麼，這群人大談人權運動跟自由是有點諷刺。不是說他們不關懷或不愛國，但人的出身確實會影響到思想。新月社原以崇尚文藝女神為目標，是活在那做「再別康橋」的夢裡面，這群人活在社會頂端，徐志摩坐著飛機在中國各地講學，崇拜文藝女神，談他的戀愛，很多人都知道陸小曼、林徽音，而當時其他的人卻在過什麼日子呢？但新月派中其實也有很多社會關懷的文字，對北京的沉悶、沒生機等種種很有感觸，可見即使是他們這樣的人後來也感覺到了社會壓力。所以開始辦《平論》，辦不成便開始納入論政文章，仿英國費邊社聚會論政。[11]這群人定期聚會論政，繼承新文化運動，講保障人權，人的精神自由…等種種，早期臺灣文化界只繼承了這一面，國民政府也只讓我們讀新月派、徐志摩、梁實秋等，左派或批評政府的文字都不讓讀，這影響臺灣的文藝基調至今。凡未經革命的社會，其基調會從歷史關鍵點來算，因此今天的臺灣基本型態是從臺灣光復後決定，不太容易出離，因此我們會對胡適、徐志摩、梁實秋等人感到親和，因為整個體制是從那過來的，國民黨不會讓你談另外一面。

4. 面對國民黨

新文化運動下的年輕人經過自由解放洗禮，覺得光是個人解放不夠，整個國家需要解放，因此自由，人權等講法逐漸變成少數，紛紛邁向國共的革命運動。國民黨北伐勝利後，胡適之將希望寄於南京政權，過了兩年，深受歐美教育跟自由主義洗禮的他們對國民黨推動黨化教育極為反感，受不了國民黨這些對於人權、訓政的做法。[12]簡單地說，1928年10月3日，國民黨中常會通過訓政綱領，[13]也就是國民黨的一言堂，要按三民主義基本理路治國，可拘捕發表反革命的言論、思想者。胡適之立刻寫信抗議，國民黨後來也確實抓了一些人，到後來產生了1929年胡適之的《人權論集》，以保障人身安全、思想、語言、言論自由為突破口，抨擊國民黨的訓政實際上是一黨專政、獨裁、愚弄民眾，要求制訂憲法、執行憲政，批評國民黨與政府不守法，行濫權之人治，動輒以反動、反革命等口號辦人，並反覆申論法治與約法的重要性。

胡適之批評的確實都是當時國民黨訓政的問題，且當時國民黨確實也妄自尊大，覺得自己漸有希望而自以為是、壓制各種意見，事實上基層黨員的思想文化水平仍然不夠，因此招惹許多民怨。在這個情況下激起許多討論，後來新月社中也提出批判現有之國民黨、青年黨、共產黨的做法，然後提出自己的目標，如打倒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等五大仇敵，[14]建立文明跟現代國家；申論革命是無效的，主張漸進自覺的改革等。[15]這些話一方面有其見地，因為當時中國真正具體在社會上看到的大問題就是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需要建立現代文明國家，但無法改變的核心問題仍是：沒有像樣的政府，這些全是空談。而自由主義從來提不了建立像樣中央政府的辦法，只能主張保障人權，這跟建立政府是兩件事，沒政府又如何保障？終究還是「分崩離析」的狀態，因此都只能批評現政府，久而久之，反而確實在某意義上對現政權有幫助。現政權可稍微吸納他們做的事，甚至在口號、講法上也附和，然而實際上兩手一攤說「很多事我也沒辦法」。因此最後其實很多自由派反而加入政府，共黨批評這些人是「小罵大幫忙」的代表，其實他是大罵，但沒辦法。

其他中間份子如梁實秋、羅隆基等也紛起助陣，這些都是高度西化派、留歐美的人。結果他們對國民黨現實政府的合法性提出質疑，也得到很大反響。[16]最大的反響是什麼？就是讓知識分子更厭惡國民黨。因此這時很有趣的是國民黨愈加走向統合型政治，所有精力都花在思考要怎麼統合各種分崩離析的思想、文化、政治、經濟、軍事，而且又因為是訓政，有時手段也過於僵化、教條化，所以會激起新式知識分子的批評。除留美的自由派批判他外，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等，凡不得勢者都可批評他。另外，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當然也講自由平等，甚至講更偉大的自由平等，說連資本主義下的人民都不自由——被資本家剝削，哪有自由？只有無產階級人民徹底掌握生產工具時，才會真正自由。換言之，22K怎麼會有太多自由？若當我的生產所得都為我所有時，這才真正有自由。因此那一種自由解放的理想更為高級，因為還未實行，空間很大，更自由、平等、博愛，因此年輕人都討厭並反對家庭、政府、社會等現存的東西，對未來充滿憧憬，當自由派的這種憧憬太虛幻時，社會主義跟共產主義就提供了未來可建立偉大時代的希望。

5.羅隆基

另外，留美博士羅隆基著〈論人權〉，[17]說人權「是做人的條件，衣食住的權利，身體安全的保障，成我至善之我，生命上的幸福，達到人群完成人群可能的至善，達到最大多數享受最大幸福的目的上的條件。」這種說法對不對呢？很對、很重要。要達到至善的我，人的衣食住行與在精神生活中的發展，沒有人權怎麼發展？這至今都是對的，這是普遍的真理。問題是人權從哪來？1929年時，國內根本打成一團，到1934年才稍微有點要統一的局面，這種高度分崩離析，軍人、黨員各方面鬥成一團的局面，怎麼保障人權？為了發展個性、培養人格，達到人群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的目的，要怎麼限制國家權威？照他的說法是用法律──若國家擔當不了人民託付的責任，人民就可不服從。這些話從自由主義觀點都講得很好，且人權一定要靠法律保障，且法律不僅要保障人權，法律之目的、意義本源、價值就來自人權，法律的目的就是要謀人民的最大幸福，保障每個人的權利，因此人權是先於法律而存在，法律是人權的產物。這樣講法律也很有道理，也就是說，法律應當是為了大多數人的福祉、權利而生，所以當然要保障人權。這是民國時期對人權大概最完整、突出的敘述，羅隆基在這方面很專業，講的也很好，基本、重要的地方都講了，但就是沒有任何可在現實上實踐的基礎。因此儘管當時的一些知識分子都很擁護、支持這個說法，但也就是如此，底下實際立國和建國的問題要怎麼辦？國家無法建立、政府無法穩定，法律從哪來？誰來保障誰？這些都不知道，因此只能說是個美麗的理想。但這理想至今仍有重大意義，這是必須達到的目標。胡適之在九一八事變後又提出「中國六、七十年，一切成虛擲，都因把光陰拋擲在尋求建立社會重心而終不可得。」[18]這話有他的道理，也就是說，大家都把精力放在努力建立社會，事實上也就是政治的重心，因此照自由主義效法西方的路子，真正在思想、文化、教育建設、經濟…等其他方面該做的事都沒做。很多西方哲人效法希臘哲人傳統──如馬其頓大軍攻入雅典時，很多希臘哲人還在地上畫幾何圖形──這是西方的科、哲學傳統。第一次世界大戰打得一塌糊塗時，很多科學家仍埋頭繼續做自己的事，不管外面戰事，因為真善美是永恆的，現實則至少是第二義的，沒有永久性。胡適之較了解西方精神，認為超越性的事物會永久，現實的事沒完沒了，因此終不可得。不幸的是，若大家都去建立永久性的事物，現實仍一直分崩離析，怎麼辦？胡適之說這些都先不管，必須先建立永久性，但為人情所不能堪。

6. 閩變與抗戰

事實上，胡適從五四運動時就已經把錯了脈，無法掌握當時中國的真正問題，底下就離題越遠。他提出建國大聯盟，由一群眼光高遠的知識分子、各行各業代表，在積極、建設、有益國家民族的目標下監督並指導政府。但這個講法連他的朋友丁文江都不同意，因為這缺乏現實上的可能性。[19]同時這跟中國的幅員巨大也有關，如果中國的幅員和荷蘭差不多或許還可以這麼做，而且當時中國最大的問題是分崩離析，因此他這個說法離現實差得太遠。閩變很重要，在這之後成立了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很多人擔心中國會進一步分裂，結果照歐陽哲生的說法，自由派內部分裂成民主派跟獨裁建國派。[20]蔣廷黼首先發表《革命與專制》，[21]主張專制統治，連大自由派的蔣廷黻都如此了，在那樣的情況下胡適的主張自然就就不行不通。而且當時有很多人反對胡適提出的幾個問題，為何幾千年專制都還沒建國？既然過去幾千年都沒建國，為何還沒造成民主國家？[1] 可見他的主張其實脫離現實很遠，文不對題。儘管不少朋友開始離開，胡適仍堅持他民主自由建國道路的立場，堅持民主憲政是最幼稚的政治，最適合缺乏政治經驗的民族。事實上，若當時最缺乏現代政治經驗的中國竟能大家投票建立新政府，那才真有鬼了！但胡適能繼續堅持他的理念也挺不容易。大概他也認為別人的作法不行，照他的講法是：你們那樣六、七十年也搞不出什麼政治社會中心，既然如此，我還是堅持我的，要好好處理一個個具體的經濟、社會、文化問題。因此也有他的道理，結果事實發展完全背離他的方向。

最後抗戰爆發，日本人都打進來了，不可能再主張以自由民主培養整個社會文化的變化，需要立刻有政治社會重心以面對嚴重的日本侵華問題。因此這些思維與當時的實際需求差得很遠，不只是如歐陽哲生所說的「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自由主義」，還包含他認為的理想文化建設，在每樣個體、具體的事物上要求其真、求其善，甚至求其美。在這意義上，永遠不能放棄個體建設，甚至要優先考慮，也就是由個體出發，一樣樣完成對具體事物、個人、個體的建設。這是很重要的看法，歐美——尤其歐洲——文化上許多令人讚嘆的成就，源頭在於個體組織，對每個個人、家庭、個體、個別事物，科學、藝術、文學、宗教…等都有相對高度獨立的完善追求。把對個體獨立化的真善美之追求當作生命第一意義，正是中國底下最缺乏而需要的。因此照我的看法，胡適之講的是中國將來最需要的，而非中國當時可行的，這代表他比一般人更深刻地理解、愛好、堅持西方文明的核心要素，胡適在當時覺得現實政治都是眾人亂搞，且又搞不出名堂，我想這是他之所以堅持的重要原因。抗戰時他也曾擔任駐美大使，替國家做過許多事，當時他也支持蔣介石在戰時體制的一些做法。1949年他傷時憂國，所有奮鬥均告失敗，決定不做官也不做考據，[22]先去美國而非臺灣，過陣子想想還是來到臺灣，後來的發展這裡就不細說。

7.綜論

總而言之，自由主義無法處理中國的建國跟立國問題，[23]當時整個中國「分崩離析」的核心問題不處理，便無法安穩。進一步來講，無中難以生有，這是林毓生的批評。胡適相信思想、道德、文化可造成理想政治社會，[24]這是受儒家和西方影響，也是當時大多數自由民主派甚至左派的共同預設。[25]問題是他提出的那套理想離現實太遠，到最後反而變成左派的主張最接近基本現實問題。林毓生提出，西方自由主義者是用理性能力疏導既成事實，而非企圖無中生有，[26]這是很好的判斷，可參看他的〈兩種關於如何構成政治秩序的觀念——兼論容忍與自由〉。另外，簡單地說，就是自由主義無法無中生有，創造秩序。「好政府與好計畫的困難」，這是當然，連政府都無法建立，底下更不必說。另一個問題是他同意計劃經濟，根據王遠義的文章，胡適之晚期（約一九四幾年時）才受海耶克學派影響，放棄計畫經濟。照海耶克學派的分析，計劃經濟必定導致獨裁，因此胡適的內部思想其實包含悖論，事實上，他所謂的政府需要有計畫甚至計劃經濟，一旦實施必然走向獨裁，導致集權政治，(36:32)，因此他的說法離現實很遠。「法治的必要與困難」，[27]法治是必要的，要維持自由民主必然要用法治。[28]但因法治必須要先有政府，而有權有勢者無法容忍，因此這也無法實踐。[29]胡適一生很少討論「如何做」，都是討論「應該做」[30]，但這對當時的實際情況並沒有用。

附：國民黨內的自由主義

國民黨內其實有自由主義，如早期《民覺》雜誌便有點自由主義的傾向，[31]中期吳景超、翁文灝、蔣廷黻等人本是自由主義者，後來轉向。國民黨內部也必須處理一些自由派的問題，但將其統合進統合政治下。

二、社會主義

當時自由主義者並不太多，僅有幾個大知識分子，流派也有限；社會主義則流派紛雜，只講國家社會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共產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儒家社會主義等等這幾個主要的社會主義流派。

1. 中文「社會」一詞原意；從群到社會

社會主義為何在中國會如水銀瀉地？第一，社會本是指下層民眾組織，志氣相投的民間組織，根據金觀濤在談「從群到社會」的文章中指出，[32]清末起初不重社會而重「群」，因此清末重群、群學，重點是要團結眾人對抗外侮，同時也解決政治上的問題。[33]但隨著維新運動失敗，發現這種重群思想似乎不能充分發揮民間力量，便改而重視社會。[34]群跟社會當然有些類似之處，但「群」主要仍以仕紳階層主導，要建立新式的學會、商會集會來從事一些建設，這些也多仍由上層發動；工會、漁會較少。革命後則更重視社會。其二，清末以來，其實是重視社會上各種力量跟思想的，也就是說，早期講群的思想──這部分金觀濤講的較少──乃至於很多介紹民族主義、民主自由的思想中，都已經開始在重群的同時也重視集體福祉，當時的無政府主義者更重視社會，像《大同書》、《仁學》等都很看重民眾。但這其中有個分野，立憲派、仕紳階層較重群，革命派則較重社會、平等、平民。[35]因為革命派有拉攏群眾革命的傾向，這跟早期孫中山革命是連絡會黨、重視民間起義當然有具體關係。因此民國成立後的情況，使康有為跟陳獨秀都分別從不同角度否定了紳士的社會概念，這是什麼意思？就是懷疑是否能由紳士或有資產者組成之社會組織解決民國的亂象。康有為主張回復帝制，陳獨秀則主張群眾革命，也就是說，中國近現代有幾個主要力量，其中最重大的兩個力量，一是延續傳統仕紳階層，乃至聯絡一些從中間到較優渥環境的新型態知識分子，這些人後來跟國民黨關係較近，較屬於到運用上層集會、上層群體建國的路線；另一條就是懷疑前面的這條路，五四後的新型態就是走上群眾建國的道路。[36]這兩個基本分野從清末開始逐漸顯現，重群的多是紳士階層；重社會的較多是革命派，乃至於後來的馬列、群眾等。

2. 清末民初社會主義思想輸入中國的過程

清末民初社會主義思想輸入中國其實有一個複雜的過程。從最早的巴黎公社、《萬國近世滙編》等介紹工人運動及社會黨人活動時不受注意；康有為的《大同書》本身就是種社會主義，事實上也算是種共產主義；《萬國公報》開始介紹馬克斯，之後社會主義思潮在日本快速發展，便也開始介紹日本的社會主義思潮，1902年到1904年至少有八種專著，梁啟超、馬君武開始譯介，同盟會、《民報》也開始介紹社會主義，當時是把他當作革命思潮的一部分。然後是早期無政府主義，如《天義報》、《新世紀》等。當時孫中山也講社會主義，中國社會黨的江亢虎也講土地與資產公有、一切平等。後來的無政府主義者則講「反抗強權」，因為無政府主義者是革命派的一部分。綜合看來，早期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土地與資產公有、平等…等思想其實通通混在一起進入中國，他們的共同點在於都強調反抗任何型態的壓迫，達到包括經濟上平等的真平等。[37]這在清末的思潮就已經很重要，反而是民初因袁政府跟北洋政府的關係沉寂一時，簡而言之，就是社會上層軍人要試驗這條路，但又行不通。然後陳獨秀緊接著李大釗開始談十月革命，於是在五四後風起雲湧，各種思想角力。但要如何建國？這分崩離析的局面要怎麼辦？在我看來，自由主義者從那時就開始慢慢邊緣化，社會主義者成為主流，因為照顧到全體被壓迫者顯然在當時較為重要。

這時就有「問題與主義論戰」，後來又立刻就有「社會主義論戰」，基本上就是幾個重要的社會主義派別互相批判，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民主社會主義、重視先建立資產累積的基爾特社會主義、重視徹底解放的無政府主義與共產主義，這四大派間的辯論。結果是共產主義獲勝，簡單說，就是當時認為其他派別都不合中國的現實。知識分子普遍認為民主社會主義緩不濟急，難以保持；而帝國主義跟資本主義強烈壓迫中國，根本不可能讓中國好好累積資產，國內又是「分崩離析」之局，因此基爾特社會主義的說法不切實際；同時，中國已經夠無政府、夠分崩離析，所以認為無政府主義也是空談。因此，自由主義靠邊站，社會主義蔚為主流；共產主義又在社會主義論辯中獲勝，在民國九年社會主義論戰後，在年輕知識分子中，事實上已經是以共產主義為主流，認為若結合了列寧跟馬列主義，就可有效建國。[38]

3. 無政府主義；社會改良主義

清末本就有無政府主義，它代表對自由、平等、博愛的追求，尤其是平等跟博愛，且中國當時是較共產主義式的無政府主義，希望大家分享一切財產、資源，去除所有社會上的壓迫，是以「反壓迫」為主要聲音。這在民國時，尤其在北大有很大影響，北大學生還特別辦了相關刊物。另外，社會改良主義在當時也頗受重視。其中基爾特社會主義較重視創造資產，創造後又重視分配。這時羅素來華，對這事有推波助瀾之功，而羅素對俄國革命的共產主義頗有批評。

4. 社會主義論戰

之後產生社會主義論戰。張東蓀寫〈由內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說我們為何要講社會主義，大體而言是到中國內地一看，進一步感受到內地之貧窮。中國農業狀況約在1920年後急轉直下，其實中國在1920年前乃至清代，各方面報導文獻一般認為農業狀況尚可，老百姓生活雖然普遍貧窮，但日子還過得去，不至於到饑饉流亡的狀態；1920年後則饑饉流亡，天災人禍非常普遍，張東蓀在內地旅行看到更進一步的普遍貧窮。因此社會主義在這時期開始風起雲湧不是偶然，跟二零、三零年代後社會進入普遍饑饉流亡、高度貧窮的狀態有密切關係，因此當然要著重所有窮困老百姓的生活。當時大家都講社會主義，要重視平等博愛精神。但另外必須積聚資產，因此這些人傾向主張社會改革，要在社會改良的基礎下積聚資產，增加富力，發展實業，而非走激烈、革命的道路。增加富力，發展實業，就是希望讓大家都過著人過的生活——當時有許多人從沒過過人的生活。而共產主義方面非常重要的理論家李達跟陳望道分別曾發表一些文章批判張東蓀，說他曾大講「社會主義」，卻排斥一切社會主義，自己反對自己，無非是不講社會主義罷了。國民黨的邵力子非常同情共產黨，也說張東蓀這主張不對[u2] ，並指出主張社會主義者非但不反對增加富力、發展實業，還認為這有必要，問題是要用什麼方法。只有社會主義是真正開發實業，使一般人得以過著人的生活之方法。社會主義的論辯由此展開，雙方都在談要用什麼方式照顧大家，梁啟超、張東蓀一系大抵主張先發展實業，其實這一系的思想不這麼簡單，他們背後有長期仕紳政治的影響。大體來說，他們傾向認為中國社會要發達，還是必須由仕紳階層在上面領導，他們又較有知識、較理解新時代的狀態，因此由他們來發達實業、照顧大家。這與清末張蹇、立憲派等一脈相承。換言之，這時幾乎人人在談社會主義，問題在於要用什麼方式。而這派的講法是由社會上有知識、有能力者先發展實業，然後也要照顧到社會分配，這可能也是今日諸位較易接受的社會主義；相對地，農民運動的社會主義則非常激烈，[39]開大會時，把砍下來的地主富農的頭用繩子串在上面，是非常嚇人的。[40]

底下真正的共產主義階段是諸位非常陌生的實踐，為何這兩個基本對立面會形成這麼嚴峻的對立，這條路走不通就走另外一條？為何無政府主義者這派的講法在當時沒落？大抵而言，戰後恰恰是中國原本的資本主義受到嚴重打擊，列強、新式資本重新進入中國，原來許多廠家紛紛破產，所以當時會覺得無政府主義哪有希望？內有軍閥割據，外有列強勢力直接侵門踏戶，在中國主要城市都有租界、工廠，可直接駛入內地內河，怎麼競爭？所以覺得無政府主義希望不大。無政府主義更只是清末對現有政治的不滿[3] ，在實際上無法運作。早期一些無政府主義者，像有名的黃凌霜等人「把馬克思主義歪曲成所謂『集體主義』加以攻擊」——這裡直接引別人的原文——接下來到1921年，出現大量宣傳無政府主義的刊物，到五四時期也有七十多種，很盛。這樣宣傳無政府主義是可理解的，原因就是追求公理、對抗強權、反壓迫。無政府主義最核心的概念就是反壓迫，[41]這在社會民間一直多少都有──臺灣民間也有一些，像白米炸彈客是否有這味道，我沒進一步研究──總之是受壓迫者不相信上面的一切政策，因此走上這條路。於是在這意義上，馬克思主義也變成所謂的集體主義，這豈非表示，無產階級激起的一些作為也有壓迫的危險？這看法也不能說錯，陳獨秀、李達、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就說在階級消滅前須由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才會失去效用，而不要國家、政權的無政府主義者反而變成有產階級的好友。這表示的是若沒有消滅階級，這個政府、社會事實上當然會被有資產、有權力者掌握，壓迫大部分的人。馬克思的最後理想是取消國家，馬克思主義的厲害處是他最後符合人類最高理想，不要有任何壓迫人的工具。結果無政府主義這批人在論戰中落敗，原因是什麼呢？因為在對西方列強的抗議、反動底下無法組織群眾、建立自己的反壓迫組織。在這情況下，共產主義就顯得更有機會跟力量。結果黃凌霜後來就「以釣遊為樂，間或有事乎蕉學，金石殘碑，觀摩不已」，1922年赴美留學，公開懺悔。這是出身舊時代的文人，文化素養很高，對黃老之境頗有嚮往，覺得文人雅士、山水畫中那種人生意境才是最好的人生，現實人生總是充滿壓迫，有各種問題。當時能留美的人一定非常有錢，一般人窮到小學畢業就敢在鄉里掛個名片「某某小學畢業，耀其鄉里」，這是當時的社會狀態。因此讀書、看個人的言論，一定要看他的出身、資產背景，這非常重要，事實上也影響很多，因為他習慣了，從來就這麼活的。黃凌霜在1922年留美後公開懺悔，表示已與過去決裂，認為過去這些想法都是一時激憤。於是大體而言，在社會主義論戰下，無政府主義派雖極盛一時，最終和基爾特社會主義及其他社會主義、改良主義等都落敗，大部分年輕人嚮往共產主義、俄國革命，底下會進一步繼續講述其原因。

5. 儒學派：梁漱溟──改造社會文化以建國的努力

另有一派很特別的儒學派，他們在社會上反而能成就一些作為，典型代表人物就是梁漱溟。他在整個新文化運動時期批評西方啟蒙運動，一路批評到核心的理性主義（rationalism）跟西方思維跟宇宙觀根源的存有論，西方存有論的基礎是以substance、本體為中心，海德格講的存有（being）問題是他的核心。因此我認為梁是當時中國思想界具思想力的第一人，因為學別人的無意義，當然像胡適之這樣學過來也不簡單，但能反思到這程度的真夠厲害，而且他幾乎是在毫無憑藉的情況下，靠著儒釋道的基礎，對整個西方文明跟文化做出深刻反思。不僅如此，他進一步思考，認識到這樣無法解決問題，中國的核心問題是要重新自我組織以面對新時代的挑戰。於是他開始從事社會講學、辦學，1924年甚至辭北大教授到潮州辦學。他也沒受過太多正式教育，一路自學，也沒有正式學位，只因蔡元培看了他一篇文章，非常欣賞，慧眼識英雄請他到北大教書，當時這樣的人當然不只他，現在沒這回事了。北大教授在當時是何等的地位，一句話講出來全國重視，比現在臺大教授高得多，因舊時代還看重知識分子，而且新的大學基本上非常少，所以那時代大家都嚮往、企首盼望他們作為民族、文化的出路，而梁居然能辭北大教授，去民間辦學。他寫《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經過一些過程，在1929年發展出《請辦鄉治講習所建議書》，1930年時在河南村治學院開學任教務長，經過很長時間艱難困苦的過程，失敗過好幾次。而在當時要怎麼重建鄉村運動、到鄉村中把農民組織起來？梁漱溟基本上是以儒家倫理為中心，輔以現代化經濟的生產措施與合作社、教育等，希望建立一個個較活、較好、較像樣的農村，然後讓全中國各地讀書人響應其號召下去建設農村，這樣才有新式的建國基礎。簡單說是以儒家倫理為核心，然後結合教育、交通等各種現代化的產業，經歷幾次成敗。成功是因當時中國有兩個重要的鄉村建設運動，當然都是較社會主義式的，重視所有人的發展。一個是他在山東周平辦的，另一個是留洋學者在定縣辦的。在周平他比較可以靠自己的民間力量辦起來，定縣則要靠許多外來資源，這不可能辦成。因此梁漱溟算是相當成功，1936年還曾擴大至36縣，但相當可惜的是他敗在蔣馮閻大戰與抗戰。抗戰期間他們也曾建立部隊，結果數百人都被日軍殲滅。

因此當時社會主義真正較有希望付諸實踐的主要大概是幾條路：第一當然是共產黨的共產主義，另外就是儒家的社會主義，透過鄉村重建，但這也只有梁漱溟為代表，仿行者的規模好像都非常有限。定縣也是鄉村自治重建，但是靠外援，感覺上也不太行，還有些其他的鄉村自治運動，但規模都沒大到值得注意或使整個社會主義重建。剩下就是如後來的國民黨，走國家社會主義。就變成國家社會主義、儒家社會主義跟共產黨的共產社會主義，其中最大的國家社會主義跟共產社會主義都是以集體福祉為中心，為什麼呢？因為這是個全民水深火熱的時代，當然不可能為少數人提倡個人主義、自由主義。且在各種內戰外亂下，資產階級要發達也很困難，沒有西方的資產階級，又有廣大的貧窮農民，所以第一要處理廣大的貧窮基礎問題，這是當時的狀態。儒家社會主義失敗的最核心原因，一言以蔽之，沒軍隊。這跟宋明儒學的性格有關，因梁漱溟是學宋明儒學出身，然後學佛學，佛學出身更不殺生，因此他強調這種人道。但其實這跟先秦的儒家不同，讀《詩經》、《尚書》就會了解，古代儒家都是文武合一，古代的士先是武士才是文士，從孔子到漢代儒生都配劍，但這到後來都變了，後代儒士太過文弱，無法建國，被解除武裝是儒家自我的致命傷。[42]因此儒家若要建國，應先要能重新掌握軍權，但當時沒思考到這點。後來梁漱溟還跟毛澤東對談，因他跟毛澤東想做同樣的事，就是從基層開始重建中國鄉村，然後重建全中國。毛最後成功了，他失敗了，最後他說，他早年對毛澤東很不服氣，但毛講的階級鬥爭是他成功的關鍵，透過階級鬥爭建立革命根據地跟武力。於是中國面對這麼嚴重的內戰割據跟外患狀態，唯一的選擇變成是要積聚強大的軍政力量來重組社會，至少重組本身的軍政組織，然後掃平內亂，對抗外患，這是最優先的需求，其他社會主義、資產階級都做不到。在這情況下，重組優秀軍政組織便是核心訴求。而蔣介石走統合政治道路，共產黨走群眾政治道路，其實還有一條是儒學的道路，但當時儒學自廢武功，是宋以下的儒學。嚴格來講，從戰國時就已開始文武分途，秦漢後更甚，使他缺乏原始儒家的建國力量[4] ，因此不足以建國，最後他所能做的是在各派間溝通，這雖不能主導歷史進程，但也有很大影響，後來就變成第三條路線，亦即調停國共兩方面的重要力量，但調停不了，花費大量武力跟力氣。[5]

6. 共產主義與早期中共

底下講共產黨主義跟早期中共，這些正好可跟今天的東西融合。共產主義進入中國，主要當然是在十月革命後，這有他實務的考量，[43]但也有他高度理想主義的考量。[44]因為跟著當時顯然還在風雨飄搖之際的蘇聯走，這並不現實，因此是非常高度的理想主義，我稱之為帶有求道性格。背後就是上次說過的追求公義、反抗強權。公義主要是要求大家平等。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中〈試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講得很好[45]，簡單說，早期馬克思主義以李大釗為中心，當時還帶有民粹主義、道德主義跟重視唯物史觀；[46]第二階段後以瞿秋白跟毛澤東的合作為代表，那時開始講唯物辯證法，且是軍事主義、軍事辯證這條路。他們兩個的區分是有緣故的，若按照正統唯物史觀，一切發展必須按照一定物質發展的規律，換言之，要資產階級、生產力先發達，才能走入下一步社會主義，更別說共產主義的階段。李大釗很重視這點，[47]這有別於毛其實不太管發展規律，他更看重一切事物中蘊含矛盾、對立及可進一步發展為統一、普遍性發展的歷程。[48]其意義在於，從事劇烈的軍事政治跟社會鬥爭時，可在任何現存的社會團體中發現內部矛盾，利用這矛盾拉攏一派，打擊你想推翻的對象，最後建立更高的統一。因此他是最佳的階級鬥爭工具。譬如今天這班有個共產黨員，他立刻就可利用這矛盾。第一當然就是同學跟老師、跟學校的矛盾，我們怎麼教你、考你、盯你，這就有很大矛盾，學生就可抱怨在學校中吃不好、教不好，所以是學校不好，就罷課，罷課後就運動，有運動就可組織。因此任何團體都可看有無矛盾，有矛盾便組織、動員群眾，不需要資產階級發達的條件。瞿秋白特別從俄國帶回唯物辯證法，這對毛澤東的鬥爭，從社會、政治到軍事鬥爭，具有莫大裨益。毛澤東一輩子都在運用唯物辯證法，到任何地方都先看內部矛盾，然後加以使用、組織，推翻現有勢力。學生運動就推翻老師、學校勢力，乃至學生做主，重新掌握學校權力；工會起來就拉倒企業家，農民起來就拉倒地主，[49]諸如此類，這非常有效。而中國社會當時充滿矛盾，可以想見各種可怕的狀態，這些矛盾當然可以充分運用為他組織發展的工具。

另外，早期共產主義中有很重要的兩件事，一是道德主義，[50]要提倡大公無私、博愛、愛人的精神，這是非常高尚的道德情操，激起大量知識分子嚮往、投入。另外就是民粹主義，[51]強調農民是純潔、美好的，知識青年應當到農村去學習他們的純潔跟美好，不要像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者，在都市裡都已被過分的消費，慾望所腐化。這是當時的主要講法，對當時的年輕人非常具有吸引力。另外，當時關注的問題也從人生問題轉為唯物辯證法。[52]人生問題是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關切點，因為當時主要接受西方文明，尤其是資產階級文明，法國大革命後的文明是他們的主要心儀對象。當時以資產階級為主導，其中有很多人生問題，如個人主義、浪漫主義。為什麼這些開始轉變成唯物辯證論呢？是因為人生問題較偏個人，而五四運動後，愛國主義、反帝主義、反軍閥思想等，面對的都是整體社會、國家、政治的問題，人的問題當然隔了一層，甚至是好幾層，於是轉成唯物辯證法。然後開始認識到任何事物中的矛盾問題。中國社會內部的矛盾當然有很多，有地主跟農民的矛盾、有官僚跟民眾的矛盾、有國外帝國主義跟中國的矛盾、有軍閥跟民眾的矛盾……這些都是他要優先處理的問題，因此會不斷地談矛盾，矛盾論在革命時代非常重要。唯物辯論法確實跟現在人一般的生活方式關係不大，但若想搞革命、想造反，它就是一等一的利器，簡直很難想像有什麼可以匹敵。當然這不僅是唯物辯證，也可用在唯心辯證，看你心中的思想有什麼矛盾，同時運用，就可打遍天下。但唯物辯證法仍有敵手，那個敵手往往即是宗教，宗教有很強悍的力量，在這裡不多說。

「全世界墮落的資產階級人生哲學，前進的階層在物質中求勝利的怒潮。」因為當時的資產階級過的是好日子，多半在談戀愛或個人心靈解放等人生問題，但這時全體幾億人活都活不下去，所前進的階層在物質中求勝利的怒潮，唯物辯論法大興，人的思想為之一變，當救國的怒潮襲來，新文化運動中那種年輕男女、愛戀情潮、寫日記、赤裸裸懲現自我、呈現情慾……等等都靠邊站。他們都企圖認識絕對真理的方法與新的道，也就是說，他們相信唯物史觀乃至唯物辯證法，可以帶領他們認識絕對真理與新的道路。因此這絕非簡單的實用主義，而是高度理想主義結合實用主義。[53]這是中國思想的特色，高度實用主義也是高度理想主義，儒家理想的要命、道德標準高的要命；但另一方面大家又一天到晚罵儒家道德標準太高，又說中國人現實到要死，這其實不矛盾，他同時存在，這是中國思想的特色。其中就有中共的成立、發展，簡單說，早期是純知識分子參與，列寧也看重中國，而且因為加拉罕發表〈廢帝國主義措施與援中宣言〉，使中國年輕人心嚮往之。因為當時感覺是所有列強都在壓榨欺凌中國，吃你的肉喝你的血，因此當俄國人發表〈廢帝國主義措施與援中宣言〉時，這些年輕知識分子都感激得痛哭流涕，對俄國心嚮往之。[54]當然俄國其實也有一些私心，但當其他人還都在用武力在條約裡謀利時，有人願意廢除不平等條約、援中，大體上已沒有其他國家得比。而且其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結構性要素，在於中國跟俄國都是當時世界上資產階級發展最落後的國家之一，同時受世界資產階級的壓迫，且都是廣大的農國，內部缺乏有力資產階級與有力、具武力基礎的貴族階級。因為沙皇極強權，集權中央，因此蘇俄跟中國基本結構很像，有廣大的農民，缺乏資產階級、舊式貴族或仕紳力量有限，跟日本、德國不同。[55]日本跟德國的舊貴族仕紳非常有力，且往往具武力基礎，可透過階層建構，變成先進國家。經濟先進的英法美國家是透過資產階級建國，第二輪的日德則透過具強大社會控制力的舊貴族階級甚至武力階級建國。中國跟俄國都沒有這些階層，就由知識分子結合無產階級及農民建國，這是非常重要的基本型態。[56]結構上變成知識分子結合廣大無產階級——尤其是農民——建國，這是我自己這些年來的一大心得。但這也不同，因蘇聯相對較發達，所以他們應是由知識分子結合工人階級建國，而中國早期企圖結合工人的行動都告失敗，因此轉而結合農民，底下就開始要講農民運動的種種問題。但兩國的型態都是知識分子結合社會上廣大的貧窮人民。因此可以看到當時俄國的文學，如托爾斯泰的人道主義，《死靈魂》寫農民連死時靈魂都可拿來買賣，就是寫農民怎麼樣被壓迫，然後回到農村。因此他的民粹主義是要回到農村當中不是偶然，托爾斯泰的作品像《復活》、《安娜．卡列妮娜》，都有大量「回到農村跟農民結合」、「農民是聖潔的」的思想，故這之間大有關連。大量受苦的農民、受苦的無產階級跟知識分子結合，透過這個新方式建國、對付內亂外患。當學習了這條路後便風起雲湧，如野火燎原。這條路的型態很接近，也符合中國的需要，由各地紛紛起來，大量組織、刊物都冒出來。

然後接下來就開始要講民國時的社會經濟，這跟前面講的正可相互發明。這一部分說實在大概是臺灣史學界最弱的一部分，我們以前了解都不多，但這次這三篇文章是滿好的主軸，詳細說明當時社會的面向，尤其是農村的面向。資產階級在當時相對弱勢，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農村，底下結合這事，綜合性了解他跟共產主義為何興起。

[1] 胡適晚年以五四為對新文化運動「一次最令人討厭的中斷」。格里德（Grieder），〈第三部分：自由主義〉，收於氏著《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頁186。

[2] 格里德（Grieder），《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頁190。

[3] 我是自由主義者，當然也有其他傳統成分，但我很看重自由主義，然而只能說這跟當時的歷史現實差距真遠。

[4] 「好政府主義」包括兩重含義。反無政府主義，同時為一種政治的工具主義（Political instrumentalism）。將政府與法律當作一種人造的工具，因為公眾的需要而存在。實際上是針對北洋軍閥這樣一個壞政府。當時引起了很多的反響。如鄭振夏、許孝炎等八人就懷疑胡適的主張「大概傾向和平一方面的，不知道有沒有一定走得通得把握和信心。」胡適的回覆表示，改良與革命最好雙方分共並進，可改良的，不妨先從改良下手，一點一滴的改良它。太壞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惡勢力偏不容納這種一點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

[5] 格里德（Grieder），《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頁201-202。

[6] 參見：王遠義，〈惑在哪裡──新解胡適與李大釗「問題與主義」的論辯及其歷史意義〉，《臺大歷史學報》，2012年。

[7] 據此，胡適不同意陳獨秀等中國共產黨人關於對內進行「民主主義的革命」，對外「反抗國際帝國主義的傾略」的綱領，認為這兩項目標并在一起，主要是有帶國內政治問題的解決，「因為我們覺得民主主義的革命成之後，政治上了軌道，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已有一大部分可以自然解除了。」

[8] 國民黨人對胡適袒護陳炯明極為不滿，胡適則極力為自己的立場辯護，在後來發表的〈聯省自治與軍閥割據〉一文，仍以為「增加地方的實權，使地方能充分發展他的潛勢力，來和軍閥作戰，來推翻軍閥。這是省自治的意義，這是聯邦運動的作用」。但胡適對聯省自治的主張，還是表現了對政治現實的隔閡。陳炯明擁兵自重，打著「聯省自治」的旗號，擴展自己的實力，實際上已成為割據一方的新軍閥。

[9] 中譯本：本杰明‧史華茲（Benjamin Schwartz），《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

[10] 格里德（Grieder），《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頁235-236。

[11] 以下內容見徐顯明主編：《人權法原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08年。）「『人權運動』是中國現代史上唯一一次以人權為內容的政治運動。它起自於20年代末結之于30年代初，是由大學教授們發起要求立憲及以憲保權和進行政治改革的一場政治運動。……胡適、徐志摩等人組織了他們的聚餐會，時間是1923年底。1924年，人數漸多。……十月革命以後，馬克思主義傳至中國，蘇聯的文學勢力也進人中國，南方上海的左派力量擴大。新月社的同仁感到需要加以抵制，計畫辦雜誌開書店。1927年春，他們開設了由胡適任董事長、余上沅任經理及編輯部主任的新月書店。……胡適、羅隆基、梁實秋等都具有濃厚的政治興趣，為不使《新月》騷擾了『不問政治』的徐志摩等人所鍾情的文藝女神，他們決定在新月書店內部《新月》之外，再組織名為『平社』的小組織。平社發端於醞釀出版名為《平論》的刊物。……《平論》後因故未能出版……《新月》不得不改變基本上純文學、文藝性刊物的性質，而成為文學、文藝、政治兼有的綜合性刊物。《平論》刊物未辦成，平論社的活動卻開展起來了。平論社的名字則簡化成平社。平社第一次活動是在1929年4月21日，此後的第三次活動胡適打響了人權運動的第一炮——《人權與約法》。此後以平社為組織、以《新月》為載體、以平社參加人員為主體的人權派發動的人權運動轟轟烈烈開展起來了。……平社的活動方式從第四次開始有了明確的形式，即仿效英國費邊社(FabianSociety)的活動方式。每週聚餐一次，每次由一人對某個問題提出報告，然後由眾人討論。並規定討論的總題為《中國問題》，每人擔任一方面，分期提出討論、合刊為一部書。」

「1928-1931年間《新月》雜誌發表了大量的政論文章，主要包括胡適關於美國現代民主政治實踐的一般性介紹文字，羅隆基關於美國文官制度歷史沿革的系列論文和關於『人權』、『法治』概念辨析的理論文章。……從教育背景看，『新月派』成員中有海外留學經歷者佔86%，去往國全是歐美國家，其中美國留學生占80%。他們出國留學多為美國庚款資助或由中國各省地方政府公派，就讀於歐美正規名牌大學，在海外居留的時間均在三年以上，並獲得正式的博士和碩士學位。而且這裡還有必要強調，在出國留學之前，『新月派』成員中有55%畢業于北京清華學校和其他外國教會大學。據此，筆者認為長期的近代新式教育和歐美國家學習生活經歷，是造成『新月派』群體自由主義觀念比較接近其原始生態的重要解釋。」參見：董國強，〈論1910-1930 年代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發展流變——以《新青年》同人群體、「新月派」和「獨立評論派」的結構分析為視角〉，頁58-59。

[12] 格里德（Grieder），《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頁242-245。胡適之認為無憲法的訓政只是專政。

[13] 1928年10月3日，在蔣介石的主持下，國民黨中常會通過《訓政綱領》，宣布訓政期間，由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及中央執委會代表國民大會領導國民，由國民黨訓練國民逐漸推行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種政權，並且授予蔣介石軍政大權。

[14] 「我們要打倒五大仇敵：第一大敵是貧窮。第二大敵是疾病。第三大敵是愚昧。第四大敵是貪污。第五大敵是擾亂。這五大仇敵中，資本主義不在內，……資產階級也不在內，……封建勢力也不在內，因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壞了。帝國主義也不在內，因為帝國主義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國，……故即為抵抗帝國主義起見，也應該先剷除這五大敵人。」見：胡適之，〈我們走那條路〉，《胡適文集》，第五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353。

[15] 格里德（Grieder），《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頁193。

[16] 然而，這些主張的落實，畢竟有賴於一個強大的中產階級作為後盾，有賴於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的發達，有賴於一個具有相當包容性的公共空間的存在，有賴於現代性文明因素健康地成長，這些條件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顯然都不具備。

[17] 羅隆基是光華大學政治科學系系主任，曾在威斯康辛大學、倫敦經濟學院、哥倫比亞大學學習了七年。見：格里德（Grieder），《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頁247。

[18] 「1932年，胡適撰文檢討中國民族自救運動的失敗，集中表達了這樣的意思，中國這六七十年所以一事無成，一切工作都成虛擲而不能永久，只是因為『我們把六七十年的光陰虛擲在尋求一個社會重心而終不可得。』……他也談到這個重心必須具有的條件：第一，必不是任何人，而是大的團結；第二，必不是一個階級，而是擁有社種社會階級的同情的團體；第三，必須能吸收容納國中的優秀人才；第四，必須有能號召全國多數人民的感情與意志的大目標；第五，必須有事功上的成績使人民信任；第六，必須有制度化的組織使他可以有持續性。」參見：胡適，〈慘痛的回憶與反省〉，《獨立評論》第18號；章清，〈「國難」與中國現代學術的成長──以《獨立評論》為中心的考察〉，《「1930年代的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卷）》，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2005年，頁588-589。

[19] 格里德（Grieder），《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頁273。

[20] 「1933年11月福建事變以後，『獨立評論派』內部發生『民主與獨裁』的爭論。這是近代中國自由主義思潮發生逆轉和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群體發生變異的一個顯著標誌。……而事實上，蔣介石在國民黨高層權力核心趨於穩定以後，似乎也樂於接納這部分人到政府行政職能部門從事行政事務方面的管理工作。他從1932年起多次召見自由派知識份子領袖人物，對大局屢有垂詢。1932年底，蔣介石接受錢昌照的建議，設立『國防設計委員會』，大量網羅留學歸國的知識界和實業界精英；1935年組建的『人才內閣』還容納了丁文江、翁文灝、蔣廷黻、吳景超等『獨立評論派』人士。這也部分地解釋了『獨立評論派』同人政治態度發生逆轉的重要原因。」參見：董國強，〈論1910-1930 年代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發展流變——以《新青年》同人群體、「新月派」和「獨立評論派」的結構分析為視角〉。

[21] 蔣廷黼主張專制統治。他認為中國自辛亥革命以來內亂不斷，不宜再鬧革命；只有先行一段時期的專制，像英國的都鐸王朝、法國的波旁王朝、俄國的羅曼諾夫王朝一樣，先把一個朝代國家造成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又，可參考：格里德（Grieder），《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頁272-273。

[22] 「想回去做點我能做的事。第一，絕不做官。第二，也不弄考據了……」《年譜長編初稿》，第六冊，頁 2099；林毓生，《政治秩序與多元社會》（臺北：聯經，1989年），頁62。

[23] 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自由主義與中國傳統以整體為本位的倫理觀相去甚遠，難以在傳統文化土壤中找到自己立足的支撐點；資本主義在近代中國發展受阻，中產階級隊伍力量薄弱，自由主義缺乏應有的社會基礎，迫在眉睫的亡國之禍又雪上加霜地使自由主義面臨擠壓的絕境。這一切，都使自由主義在那年代的命運必然是孤獨寂寞、軟弱無力，最終分化。因此，這場論戰的主要意義不在於對實際政治的直接影響，而在於預示了「獨立的」自由主義思潮作為一個流派在民族矛盾尖銳時刻難以自立的結局。（歐陽哲生）

[24] 受所謂「傳統思維方式」影響。參見：林毓生，《政治秩序與多元社會》，頁59-60。

[25] 林毓生，《政治秩序與多元社會》，頁66。

[26] 林毓生，〈兩種關於如何構成政治序的觀念──兼論容忍與自由〉，見《政治秩序與多元社會》（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9年），頁30。

[27] 「胡適的自由社會主義不但重視社會正義，而且強調個人自由的重要性。換言之，他試圖平衡小我的自由和大我的公益。要達成此自由社會主義的目標，有兩個條件：（1）政府需要有計劃（以德國與日本為例，均為國家社會主義）（2）需要一種好政府。就胡適而言，好政府一方面不能超越法治，另一方面以公益為目標。」Fung, Edmund S. K., “State Building,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Social Justice : Social Democracy in China’s Modern Transformation, 1921-1949”, Modern China, vol. 31, no. 3 (July 2005), pp. 318-352.（馬斐力節）

[28] 「法治是建立自由與民主的必要基礎」林毓生，〈兩種關於如何構成政治序的觀念──兼論容忍與自由〉，見《政治秩序與多元社會》（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9），頁4。

[29] 林毓生論：胡適所言不免為一句空話。若無法治，無法實踐。殷海光說：無權無勢的人容易處處容忍，有權有勢的人卻並不易產生容忍的態度。見〈對於胡適、毛子水、與殷海光論「容忍與自由」的省察──兼論思想史中「理念型的分析」〉，《政治秩序與多元社會》，頁69-72。

[30] 林毓生，〈對於胡適、毛子水、與殷海光論「容忍與自由」的省察──兼論思想史中「理念型的分析」〉，參見：氏著，《政治秩序與多元社會》（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9），頁58。

[31] 「《民覺》的撰稿者強烈偏愛有指導的啟蒙，要將其導向『自覺』的理想。國民黨元老林森用一個符合格律的對仗宣告了自己的立場：『啟迪世界，喚醒人民，……尋求自治。』似乎是為了強調實踐的自我指導性質，其他擴稿者把玩著『自覺』和『自決』這一對同音異義詞：『自決只是結果，自覺才是原因。要完成自決，必先實現自覺，因為倘無真正之自覺，則無從談論自決。』」參見：費約翰，《喚醒中國：國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與階級》（北京：三聯書店，2004年），頁287。

[32] 金觀濤、劉青峰，〈從「群」到「社會」、「社會主義」──中國近代公共領域變遷的思想史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5期（臺北：中研院近史所，2001年），頁1-66。

[33] 「族的隔離是難以相通的。甲午戰爭以後，士大夫普遍認識到中國之所以積弱，在社會組織上的問題是上下不通的：政府動員能力的微弱，由『家』組成『國』機制的鬆散，促使士大夫思考把個人、家庭、國家三個層次緊密結合的辦法。當時『社會』一詞在一開始並不能刻劃士大夫所追求的現代組織形態，而另一個詞『群』卻從傳統語彙中突顯出來，成為士大夫用於指涉『社會』的代詞。」金觀濤、劉青峰，〈從「群」到「社會」、「社會主義」──中國近代公共領域變遷的思想史研究〉，頁20。

[34] 金觀濤、劉青峰，〈從「群」到「社會」、「社會主義」──中國近代公共領域變遷的思想史研究〉，頁14。

[35] 「另一個更典型的例子，是1906年《民報》和《新民叢報》就中國是否應開展社會革命的大論戰。孫中山把『社會主義』界定為民生主義，並將實現土地國有和經濟平等之革命稱為社會革命；朱執信和汪精衛也多次鼓吹在中國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必須同時進行。而梁啟超等則不認同社會革命，反對在中國推行『社會主義』。他嘲笑孫中山混淆了『社會學』和『社會主義』這兩個不同概念。表面上看，這一爭論只是說明梁啟超與同盟會之間政治上的分歧，其實政治分歧的根源除了要不要排滿種族革命外，根本還在於建立一個甚麼樣的理想社會。梁啟超支持開明專制，認同紳士作為社會精英，而激進的革命派則鼓吹到平民、會黨中去，視紳士為腐朽力量，稱其為平民之公敵。主張建立一個代表平民利益能避免西方資本主義弊病的新社會。換言之，1906年開始的對是否要社會革命之爭，在某種意義上正反映了立憲派和革命派對『社會』背後精神理解的重大差異。」金觀濤、劉青峰，〈從「群」到「社會」、「社會主義」──中國近代公共領域變遷的思想史研究〉，頁47-48。

[36] 金觀濤、劉青峰，〈從「群」到「社會」、「社會主義」──中國近代公共領域變遷的思想史研究〉，頁51-52。

[37] 「思想史家在分析1919年後『社會主義』勃興的原因時，大多將其歸為一次大戰顯示了資本主義的危機及新知識份子把蘇聯看作現代化榜樣。事實上，我們從思想史內在理路分析，『社會主義』價值一直是由兩種價值取向合成的：一個是平等（特別是經濟平等），另一個是不以西方現存的社會為學習榜樣。在清末立憲派和革命派有關要不要社會革命的大論戰中，『社會主義』之所以是革命派的旗幟，這是因為他們既認同平等價值又要求中國經濟發展應盡可能避免資本主義弊病。而1919年『社會主義』思潮的勃興，實際上正是平等和反對西方現存社會制度這兩種價值的兩次匯合。1919年前的反儒運動早已使平等成為被廣泛認同的最基本的價值。巴黎和會則促使中國人放棄以西方作為現代化榜樣。兩種價值匯合的契機終於在1919年成熟。因此從思想史內在理路看，1919年後，『社會主義』思潮正是清末革命派有關『社會』背後價值理念的復甦、放大和進一步發展，而反對紳士公共空間則為這一過程中不可忽略的一環。」參見：金觀濤、劉青峰，〈從「群」到「社會」、「社會主義」──中國近代公共領域變遷的思想史研究〉。

[38] 社會主義壓倒社會，馬列更進一步成為最正面的社會主義，壓倒並反對一切其他社會組織及學理，取消所有由個人出發的公共空間。參見：金觀濤、劉青峰，〈從「群」到「社會」、「社會主義」──中國近代公共領域變遷的思想史研究〉，頁56-59。

[39] 例如廣東農運的顯著特點是械鬥。見王奇生，〈革命的底層動員〉，頁20。

[40] 王奇生，〈革命的底層動員〉，頁23-24。

[41] 「無政府即真自由，共產即真平等，此二者皆革命之要點也。」參見：蔡國裕，《一九二〇年代初期中國社會主義論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頁110。

[42] 可參考：雷海宗，《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

[43] 李澤厚，〈試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頁144。

[44] 李澤厚稱為實用理性、理性的信仰。見〈試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頁145。

[45] 我覺得李澤厚所有文章中寫的最好的就是這篇，《現代思想史論》很多地方寫得不錯，但有些地方因脫離不了馬列的觀點而有較多問題，不過用馬列觀點講馬列當然就沒什麼大問題了。參見李澤厚，〈試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北京：東方出版社，1987年。）

[46] 李澤厚認為唯物史觀與進化論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李澤厚，〈試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頁150。

[47] 馬思樂認為李大釗受十月革命的衝撃而對馬克思主義採取了唯意志論的詮釋，王遠義則指出李氏並未誤解馬克思的基本學說，以及馬氏與克魯泡特金學說的基本分歧處；另一方面李氏卻以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觀點與中國革命情勢的考量，超越馬克思主義，主張中國當下毋須等候資本主義的發展與成熟，可以且應當立即進行共產革命的理由與必要性。見：王遠義，〈李大釗到馬克思主義之路〉，頁479-480。

[48] 可參考：李澤厚，〈青年毛澤東〉，《中國現代思想史論》；毛澤東，〈矛盾論〉，1937年。「事物的矛盾法則，即對立統一的法則，是唯物辯證法的最根本的法則。列寧說：『就本來的意義講，辯證法是研究對象的本質自身中的矛盾。』列寧常稱這個法則為辯證法的本質，又稱之為辯證法的核心。因此，我們在研究這個法則時，不得不涉及廣泛的方面，不得不涉及許多的哲學問題。如果我們將這些問題都弄清楚了，我們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辯證法。這些問題是：兩種宇宙觀；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鬥爭性；對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49] 可參考：王奇生，〈革命的底層動員：中共早期農民運動的動員‧參與機制〉。

[50] 李澤厚，〈試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頁157。

[51] 李澤厚，〈試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頁155。

[52] 參見：艾思奇，〈二十二年來之中國哲學思潮〉，收入《艾思奇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58, 63。

[53] 李澤厚，〈試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頁160。

[54]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年），頁525。「巴黎和會激起了『五四』示威，罷課、罷市、罷工，蘇俄利用這個機會，於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由代理人民外交委員加拉罕（Leo Karakhan）發出對華宣言，願援助中國人民脫離外族壓迫，以往俄國與中國、日本及同盟國所訂條約，概行作廢，放棄帝俄在中國奪得的權利，中東鐵路及租讓所得的林礦產業，無條件交還中國，放棄庚子賠款、租借地、領事裁判權，願與中國解決帝俄與日本及協約國所作的一切不公事件。中國人民如欲免除巴黎和會所給予朝鮮第二、印度第二的命運，惟有接受蘇俄的提議，彼此恢復友好，合力奮鬥。」

[55] 可參考：邁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第一部第一章。

[56] 王奇生，〈革命的底層動員：中共早期農民運動的動員‧參與機制〉，頁3。

這兩句接在這裡有點突兀，看不太出來跟前後文的關係。

[u2]但前面說張東蓀主張積蓄資產、增加富力？

此句不通

建議移到前面「孔子到漢代儒生都配劍，但這到後來都變了，」之後。

這句語意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