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講：孫中山、國民黨與北伐建國
主講人：臺灣大學吳展良教授
「孫中山、國民黨跟北伐建國」的核心問題是：1. 孫中山的思想、性格與路線為何？2. 列寧化政黨建國路線的確立及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成功3. 蔣中正是如何崛起的，他主導下的國民黨是何性質？
孫中山思想的基本內涵與特色：現代化、三民主義、特性及限制
[追求現代化]
孫中山思想與國民黨發展的過程都非常複雜，在此只問他是否有較基本的內涵與性格？孫中山思想的一貫目標是追求中國現代化，而其具體內容則以三民主義為中心。追求中國現代化是他最早也最核心的思想，而三民主義則是他為了達成此目標所逐漸提出的辦法。最早是民族思想，其次是共和國與民權思想。倫敦蒙難後，他在倫敦博物館大量閱讀讀西方當代書籍，又再提出平均地權與民生主義思想。
孫文在1890年代最早的作品如〈農工篇〉、〈致鄭藻如書〉與〈上李鴻章書〉等，所提倡的都是以現代科學技術及觀念為基礎、建立農官、建立新設施、改善政治統治方式、乃至提倡自由貿易、社會自由流通等種種，來促使中國現代化。其基本目標是學習泰西善政，以改革中國現況，而首先必須建立良好的政府以領導人民從事改革，這是以現代化為中心的改革理念。而後他眼見清廷積弱不振，改革之路難成，乃於甲午戰後啟動革命，並於1894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入會誓詞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正式提出以民族主義與民主共和為中心的革命思想。然而在孫中山的一生中，促使中國現代化始終是他的一貫目標，也可能是最根本的目標。[1]
[民族主義]
孫中山是最早提出民族主義的中國人，而民族主義可說是中國近現代革命思潮以及整個中國建國立國運動的核心。孫先生的民族主義最初是以反抗列強主義壓迫為中心，而後他感到必須反滿才能解救國人。孫的成長背景，也讓他對於漢人所後受外國人及滿人的壓迫特別敏感。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思想早期以反滿與反帝為中心，確實很適合辛亥革命前中國建國的實際需要，所以逐漸獲得廣大革命黨的支持，然而但他的民權主義思想相對則未能獲得支持與呼應。孫先生的民族主義思想在中華民國成立後經歷過許多變化，他首先提出的是「五族共和」，但他的五族共和思想其實帶有大漢族中心主義思想。甚至在一些場合，他曾明說不喜歡五色旗，認為那代表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但中華民國明明是以漢族為中心建立的，不宜用五色旗。[2]不可諱言，他對如何建立新中國的思維是：中國要順利建國，必須以漢族為主導。然而這將置非漢族的少數民族於何地？在民族政策上會產生很大的問題，也引起後來中共與一些學者的批判。[3]但設身處地想，當時孫會有此傾向恐非偶然，孫一直苦苦思考：到底要用什麼作為凝聚眾人的核心？若說國民黨要以民族主義為核心建國，又要怎麼真的落實？後來因為五四運動的緣故，反帝國主義變成全國主要趨勢，孫中山遂轉向以反帝國主義的方式提出新的民族主義。[4]
為何孫早期不提出反帝國主義？因為中國的革命建國與之後的立國都需要外國支援。而在蘇聯革命之前，又找不帝國主義者之外的援助，袁世凱的北洋政府都收不到稅，更別說孫中山政府。同時孫自己始終也找不到穩定的根據地，南方城市為軍人所把持，孫是被迫──也有人說他是充滿幻想地──不斷向西方列強乃至於日本尋求援助。甚至今天有史料指出，孫也同意接受部分二十一條的主要要求，以換取日本支持。孫並不願出賣中國利益，但他認為革命若不能繼續，會有更大損失，因此他長期向英、美、德、法、日等國尋求奧援，反而早期很少跟俄國來往。但孫的這些努力都未能成功，因為列強也都為各自的利益在中國國內支援不同的軍事強人，也就是所謂的軍閥。軍事強人們也運用合縱連橫來保持自身利益，當然不會大力支持被他們當作棋子的孫，這是孫早期的狀態。他在五四運動後走向反帝國主義，事實上是對西方列強跟日本是否能支持中國革命一事徹底感到失望。然而，這種失望並未完全驅散對於外國力量的指望，其實孫在決定聯俄容共後，依然不希望跟英美決裂，仍然對英美釋出善意。但英美並不太看重他，反而支持其他軍人，孫在這個情況下被迫更進一步跟蘇聯合作。[5]
由此可看出孫中山思想的基本性格：中道性與理想性。孫中山的思想一方面具有高度的理想性，他很早就提出他中國未來的理想藍圖，而這藍圖恐怕至今都還很有道理。簡而言之，中國的道路始終介於資本主義跟社會主義之間；同時也介於民主與菁英政治之間，亦即所謂的「權能區分」；孫的民族主義則又介於漢族中心跟五族共和之間，在反帝與利用國際列強之間。他的一些基調其實很符合中國長期的歷史需求，可以看到在長期的過程中，有人擁護資本主義、自由主義，有人擁護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各人主張不同，但中國的狀況在經歷向左與向右的搖擺後，不得不愈加接近孫中山原本的路線。譬如中共現在顯然愈加主張資本主義道路，也就是接近社會主義加資本主義的路線，政治也從菁英政治，漸須加入民主的成分──加不加得進來是另一問題，但必須性相當清楚。
另外，孫在民族方面的實際做法，是以漢人為中心，但務求盡量照顧與安定少數民族。在長期來講，不能不說孫的思想其實反映了中國近現代歷史的長期需求，而他能在如此早期就提出這個構想，確實高瞻遠矚。但在實際運作上，卻一直不太成功，較成功的往往是其他人，且多半較為激烈，譬如後來革命成功的共產主義就是如此，但今天恐怕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懷疑共產主義是否適合中國的狀態。事實上，儘管現今的中國已經不太走共產主義的道路，但當時的革命確實由共產主義勝出。在當時，，有些人高度信仰自由主義，有些人信仰高度集中、列寧式政黨，很少人相信孫所提倡的權能區分，但中國今天的實際狀態是菁英階層高度政治化後，又產生許多弊病，所以需要更多民主制衡。
因此可說孫文的思想非常弔詭，他似乎是最早提出中華民族在長遠現代化過程中應走的道路，但在實際過程中卻充滿挫折，這似乎也表示孫對當時實際狀態的掌握有所不足。然而，孫的思想並不這麼簡單，他有高度的適應性或調和性，並且一路改變，因此要談孫中山思想其實並不簡單。如他的民族主義就一路演變，事實上民權思想也是。民族主義的演變大體上可用耿雲志的三大階段說明，[6]他後期以反帝國主義為中心相當重要，這點讓他走上跟蘇聯、中共較為親和的道路，但他始終沒有放棄以民族主義作為核心。他雖反帝國主義，但並不主張中國現階段就走上世界主義的道路，因此他在民族主義中一開始就清楚提出：一個苦力買了張彩券，放在扁擔中，某天發現中獎，說：「我再也不用當苦力了！」一時高興，把扁擔一丟，彩券當然也就丟了。這是什麼意思呢？亦即，世界主義確實是未來世界大同的美麗理想，全人類、全民族都能獲得解放，但今天我們仍要做苦力的扁擔工作，中國才能順利建國跟凝聚。因此孫仍有民族主義思想，認為中國不應拋棄所謂「扁擔」，現階段仍須靠民族主義凝聚，將來才能有所謂世界主義的「彩券」。
其中可見孫中山思想的複雜性，不同階段其實會表現出民族主義中的不同成分，在辛亥革命前強調反滿，辛亥革命後講五族共和，但仍擔心漢族自己的凝聚有嚴重問題。基調雖如此，但他仍遵奉代表五族共和的五色旗。只是共和模式最後實在不成功，才又放棄護法、恢復革命，隨之有1924年一月的國民黨改組，走列寧化政黨路線。[7]但亦非完全列寧化，帶有不少原來的國民黨因素。所以國民黨的基本性格也不容易認識，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路變化，簡而言之，國民黨是以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為中心，一路因應當時需求提出而不同的主張。如新文化運動時非常重視自由、民主，它也會強調自由、民主、民族自決等種種，之後又因應時代青年對西方列強的失望，變成以反帝為中心。
[民權主義與國民革命]
孫中山的民權主義也有類似狀態，早期提倡建立共和國，但建立共和國後，很快就發現共和國被一些軍人所利用，於是只好再次革命。在「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流亡日本，自民國二年九月起改組國民黨為「中華革命黨」，要求黨員對他個人效忠，卻使黃興為首的許多不願效忠個人的人了離開組織。民國三年六月正式成立的「中華革命黨」總章中規定該黨「以實行民權、民生兩主義為宗旨」，並以「掃除專制政治，建設完全民國為目的」，將分軍政、訓政、憲政三大時期以進行革命。[8]三年冬，更決定於國內組織「中華革命軍」以討袁，並明定中華民國以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為國旗，青天白日旗為軍旗。[9]換言之，從「中華革命黨」時期，國民黨就走上了企圖以一黨建國與立國的道路。對於共和國與民主的理念──至少在革命時期──自然必須大打折扣。然而「中華革命黨」的運作一直不太成功。倒袁是國內各軍事強人協力的結果，「中華革命黨」效力有限。五年六月袁死，六年八月，孫中山復倡護法。至八年十月十日，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中華革命黨一路遭遇許多問題，這些問題造成1914年許多人離開，1916年黨組織一片混亂，1917年黨務基本中斷，狀態甚為不佳。至於「軍政、訓政、憲政」三大階段雖屬於革命不能不有的方略，然而到底何時算是軍政？何時算是訓政？則一直有很多不同的意見，其中包括孫中山的左右手胡漢民，更別說早期一些國會議員。[10]即使在廣州軍政府階段，孫中山都必須與民意代表們——主要是國會議員，乃至廣州臨時國會的議員——共治，因為名義上這還屬於共和國階段。所以在國民黨改組前，一直必須走共和、共議方式，希望眾人分組推出有絕對權力的總理，當然始終得不到普遍支持，因此又改口只是領導。可見孫中山企圖集中權力的努力一直不太成功。
1919年，國民黨改組，以配合巨大的愛國主義熱潮。孫中山從實際建國的困難中認識到：必須有強有力的軍政組織，且這軍政組織要以黨為中心。至於要如何建構政黨，也還在摸索當中，中華革命黨就是很重要的摸索過程。當時普遍覺得國民黨必須有更集中的領導，但並不願放棄原來的民主原則，甚至直到1924年（民國十三年）一月第二次大改組時的這些會議中，都可看出國民黨代表中還有許多不同意見，最具代表性的當然就是黃季陸所提出的比例代表制，亦即要讓少數派的意見或人士在黨組織中依然得到保留，而非多數壓倒少數，這是非常重要的意見，結果這件事反而由當時擔任國民黨黨代表的毛澤東幫忙解決，使國民黨順利向集權中央的方向演化。[11]
今天看到國民黨的樣貌，都是以第一次改組後的國民黨所留者為主，其實跟共產黨「本是同根生」。中共在1922年7月「二大」後，就受共產國際指示，以全力支持國民黨的建設為中心任務，要進入國民黨，自我犧牲、替國民黨做苦力，故二大、三大、四大都往這方向走。事實上就是繼承列寧跟共產國際的想法，認為中國無產階級勢力太微弱，按照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教訓，還不到能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的階段，只能由資產階級領導革命。而且照共產國際的說法，國民黨是民族資產階級領導，具有進步與改革意識的政黨，但其本身組織又有許多問題，所以在此階段，共產黨而要幫助國民黨建構新型態黨組織，以共同對抗世界帝國主義。[12]
俄國當然不是單純地出於革命情感的善意，因為列寧非常清楚地認識到，若不能聯合世界各弱小民族，蘇聯革命必然失敗，會被資本主義國家全面封鎖與扼殺。[13]且資本主義國家當時確實準備把俄國人全面包圍，使其無法獲得資源與市場。因此，蘇俄必須以社會主義以及解放或扶助被壓迫的民族與人民為號召，向外擴張。中國的地位太重要，所以蘇俄非常注意中國國民黨。早期的國民黨與中華革命黨確實不太成功，改組後的國民黨從1919年後就非常注意俄國成功的例子，開始學習宣傳、建立組織。然而其基層組織的建構並不太成功，主要成績在於宣傳。五四後青年加入，從事各種宣傳。如《民國日報》、《建設》、《覺悟》等幾家報紙跟期刊都辦得相當成功。表示國民黨當時開始走新文化運動式的、開始對群眾──說是群眾，事實上是知識青年──作宣傳。[14]
[民生主義的困境]
孫中山的民生主義事實上也一樣，「平均地權」的說法在同盟會階段就已經提出，這是因孫中山在英國時有機會大讀西書，注意到現代社會主義潮流，因此他是中國最早提倡社會主義的思想家之一。但此事難以普遍獲得革命黨人的認同，早期多半的革命黨人──尤其領導份子──與其說是資產階級，不如說是士紳階層結合會黨等人。上層菁英如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是士紳階級、新式知識份子為多，這些士紳們從事革命有許多問題，尤其在推行平均地權時會碰到很大問題──平均地權豈不是分自己家產？會遭致士紳階級抵抗，因此平均地權、社會主義在民國革命後也很快地退讓，甚至在民權主義方面也對現實政治做許多退讓。民生主義主張再次重新被熱烈提出，仍跟蘇聯革命有關，是在蘇聯革命後，又受到中共跟共產國際派人前來中國的影響，且孫本來就有很強的社會主義傾向，更容易融合，這也造成了日後聯俄容共的基礎。[15]
[在割據的軍事強人之間]
民生主義後來根本無法開展，嚴格來講，當時孫中山只能周旋在軍人之間也是無計可施下的後果。因他要聯合陳炯明，又要配合滇系、又要配合桂系、要試圖跟北方軍閥做某種合作，[16]簡單來講，孫的許多做法不能太過苛責，因他沒有實力基礎，又覺得中國必須走上合理的新道路，因此他只能在列強跟實力派中縱橫捭闔，但這些最後都歸於失敗，所以他對南、北方軍人失望。孫在民國六年後主張解散第一次國會的北方政府不合法，主張護法。但三年（1919年）後，他放棄了護法的希望，改而推行革命。從民國六年之後，孫一直以北京為不合法政府，在1920年時甚至說，受到日本強烈影響的北京政府是「日本的外府」。1921年冬天是孫文以護法為名義的最後一次北伐。這時北洋政府使了高招，它跟直系吳佩孚、孫傳芳聯合宣稱重法統──事實上，北洋政府、軍閥並不只是簡單地腐敗，它也在與時俱進，也在進行許多建設，事實上在北洋政府作為中央政府時，中國也有一定程度的進步。因為軍人當政，不懂如何對付知識份子，當時在學術、文化上是最自由的時刻[1] ；北洋政府也引進一些現代化措施，包括銀行、金融……雖然往往步調緩慢，曲折迂迴，但並非完全沒有作為。更重要的是，北洋政府、北洋系軍閥也有各種不同的人，只是有些做得好點、也有差點。而他們當然都必須以穩固自己的軍事權力跟地盤為中心，這確實是吸民脂民膏。但另一方面，他們對社會潮流也不是都無反應，較無反應的如段祺瑞就告下臺，而如直系吳佩孚，他不是簡單的軍閥，也曾高唱民主、自由、新文化運動、反帝等種種，對潮流就有相當反應；[17]孫傳芳事實上也很受立憲派支持，梁啟超系的人馬都支持他，早期像講科學的大名家丁文江也曾在他底下擔任淞滬商埠督辦公署的總辦，所以這些人也不簡單。
大體而言，五四運動後，整個中國社會都在變，新潮流激盪，使得軍閥們也知道要立足必須改變。換言之，要重建合法國會，要求南北方現任總統辭職，因為他們都沒經過正當的民意代表選舉，都不合法，結果北方徐世昌下野，孫去職，給了陳炯明叛變、攻總統府的機會。陳炯明叛變也有其理論乃至輿論基礎：中國要重新走上共和議會的道路，南北方總統都應當下臺。這就變成到底要相信誰、相信什麼體制的問題。軍閥在變、國民黨在變、中共也在變，大家都在變化，到底要相信誰？孫拒絕下臺，表示他已不相信原來的共和路線，認為底下要走黨治路線，以黨建國，不再走議會民主的道路，因若真要走議會民主道路，必須使各地強人妥協，重新建立合法的民國國會，慢慢看中國要怎麼走。
這件事不僅孫不相信，大部分青年也不相信，一般覺得這些軍人藉著重新走回民主憲政的口號，骨子裡其實都只想各擁地盤、增加勢力。且另外一個不相信口號的重要原因，事實上是因為在全面反帝國主義的浪潮中，對西方體制的夢幻與盼望破滅，但如果沒有俄國的十月革命，加上俄國逐漸站穩腳跟，當時其實中國也很難走上另外一條道路。[18]若所有列強走的全是民主憲政的道路，中國怎敢不走這條路？沒有其他選擇，孫個人也無法主張以黨建國。因此反過來講，孫早期要建立中華革命黨，走以黨建國、治國及軍政、訓政、憲政的道路，事實上很困難，也很難有人支持。孫作為先知先覺有其困難，他自己沒有地盤，在列強當中又得不到支持，結果是蘇聯革命呼應他的許多主張，也就是要走以黨建國、以黨治國的新道路，這也是陳炯明叛變的重要基礎。陳炯明亦非是簡單的軍閥，他提倡自由、民主，反對帝國主義，同時提倡所謂「粵人治粵」，廣東人治廣東人，因為陳炯明的基礎須藉此才能確立，這也很重要。要瞭解這事的複雜性，當時並不是一種簡單的狀態。[19]
[權能區分跟五權憲法]
另外必須補充說明孫中山關於權能區分跟五權憲法的講法，才能明白他的主張。孫中山主張權能區分、要創造萬能政府的講法，頗受當時的世界思潮影響，認為社會問題漸多，政府需有充分能力，他在民權主義中也明白提出「政府就好比機器，機器越萬能話，當然就能創造越理想的國家跟社會。」但如何要能有效管理這機器？他說：「小孩子都能管理這大機器，機器雖很複雜，操縱機器的人並不見得懂得機器，但要有能掌控這機器的權力。」要讓小孩子都能操控複雜的機器，因此政府必須是高度有能力的政府，權力怎麼辦呢？則要用國民大會。在臺灣大家都嘲笑國民大會，兩岸分離後大陸上也嘲笑，其實國民大會很厲害，若真如孫先生所講，實現選舉、罷免、創制、複決等權力，國民大會操縱萬能政府的力量會非常強，強到什麼程度呢？強到蔣介石來臺灣後從不敢解除戒嚴、讓國民大會真正掌權。一旦臺灣民選的國民大會代表，也就是早期黃信介等人進入國民大會，立刻天翻地覆，產生一連串變化，只要幾個人就搞得夠嗆。中共也是一樣，從不敢讓人大或政協真正掌握實際權力。因此權能區分在理論上並非一定不可行，事實上國共兩黨都不敢讓國民大會真正實現。
另外就是行政、立法、司法、監察跟考試，五權憲法的問題，現在一般也認為沒有必要，只要三權分立就好，何必要五權憲法？其實睽諸中國的情況不然，若細讀《五五憲草》及一些相關記述會發現兩點，一是官員必須經過考試產生，這點確實符合中國傳統，這麼巨大的國家，官員若非由考試產生、或至少有基本考試資格，會非常混亂。還好國民黨在臺灣算是繼續這點，否則台灣人如何有機會當官，早就革命了。中共今天也是一樣，建立了公務員考試制度，否則因中國是人情社會、關係社會，就會產生各種走後門的流弊。另外就是監察體制，當時監察委員是由各省選舉產生，到臺灣後不能再從各省產生，就變得不倫不類，但原本它也是民意機構。在五權中，立法、監察都代表了一定民意，再加上國民大會，用這幾種方式互相制衡。簡單說，目前流行認為「五權憲法」跟「權能區分」一無是處，我不這麼看。
[國民黨改組]
今天主要講的不是孫中山思想，而是孫中山在其思想中的實際行動、面對的困難跟最後造成國民黨改組的問題。孫的這些想法在當時根本都無法開展，因為這些都要等立憲後才能實行，而當時還處於軍政府階段，因此也無從談到實際運作，但確實有其高瞻遠矚之處。而實際狀況是牽涉到中國在軍人跟軍閥主政的情況下，還要不要走議會政治或共和國政治路線的問題？事實上孫大概在1920年後就已經放棄這個希望，1922年後更明白表示他不會走這條道路。這時孫其實也不想完全抄襲蘇聯，而在摸索自己的道路，其中也牽涉到國民黨內部要如何的問題？孫希望國民黨能走上保持一定民主，又能集中力量的道路。事實上，在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後，1919年後到1920年訂出的新黨章，就是孫跟議員們角力的結果。孫要求較多集中，議員從本身立場出發，也受到新文化運動的自由、民主思想，就求較多民主，這就變成1920年講自由化的國民黨黨章。從對孫的集中效忠改為對黨的效忠，訓政統治跟黨治國家被整個刪除，總理的絕對權力下降，第一次改組的國民黨是這種樣貌。[20]
這時孫也較為適應了新文化運動後的自由民主化呼聲，因此多半從事宣傳工作，如廣州黨務機構中有將近三分之一主要進行宣傳工作，這比例非常地高。上海地區主導對國外宣傳，部分機構相對鬆散，集中的是在廣州。這段時期可說是孫中山跟國民黨員議員們及地方勢力間彼此角力，陳炯明為了鞏固自己的地盤跟利益，提出所謂「粵人治粵」、「民選縣長」的做法，但另一方面，那時是陳炯明幫孫的軍政府贏取廣州。陳一方面希望利用孫跟國民黨的聲望，[21]另一方面又不願被國民黨伸手控制，雙方彼此角力。另外黨內也有角力。簡單說，就是孫跟黨內一些不願意就範的人角力，孫跟陳炯明、當然還有跟北方都彼此角力。在這個情況下，國民黨事實上很難進一步發展，到最後還發生攻打大總統府事件，孫在廣州軍政府也只能跑馬上山去看看，號令別說不出百里，連廣州內部都有問題，這是非常困難的狀態。
事實上，這時國民黨較成功的作為是領導輿論方面，這在費約翰的文章中講得較多[22]，這裡簡單講幾個重點：孫的許多理想性主張在民國前期被認為無法落實或太過高遠，結果落得破壞而非建設的名聲，這一直有些悲哀。[23]事實上在辛亥革命前，民間也曾流傳「孫文、黃興不要來」的說法。但辛亥革命事實上較符合歷史趨勢，從中國歷史的朝代循環來看，清廷勢必要垮，漢人勢必重新掌握自己的命運跟政權。但民國後不然，辛亥革命是靠著民族主義而成功，而民國後民主或民權的試驗充滿各種問題，實在不成功，也難怪孫的許多主張很難被眾人所支持。至於他新的革命或說軍政、訓政、憲政，當時也很難被理解，因此早期落得眾人的「破壞性」譴責。
五四後孫反而改提建設，這方面其實本應是他的強項，因中國當時對西方有深刻理解的人中，他其實是首屈一指，而且孫在如何把新事物跟中國結合方面也是首屈一指，因此在其中強調心理、社會跟物質建設這幾方面。但誠如費約翰所指出，孫對新文化運動興趣有限，他的心力主要是在政治上，一方面雖有許多理想跟理論，但另一方面，孫實際上的作為如他自己所說，他人生最大興趣是在中國的革命運動，所以他依然在許多勢力間縱橫捭闔。[24]這時期反而是國民黨的刊物產生一些重要影響，如《星期評論》要統一眾心、《民國日報》對各種新事物的宣傳、《覺悟》讓大家關注新的群眾政治。在新舊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群眾政治問題，群眾政治接上蘇聯革命運動的新做法，但在民國十四年後開始產生變化。早期國民黨較擁抱群眾政治，一段時間後開始發現其中的一些衝突，戴季陶開始論述共產主義與民族主義的不可共容性。孫去世後，雙方的分裂更為明顯，國民黨的主力也轉向小期刊，其中也顯現出報紙跟期刊的矛盾性，報紙較面對所有大眾，期刊則可凸顯他自己的主張。毛澤東時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這職務還是汪精衛提議的，這表示毛澤東事實上在「容共」後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毛先提議創設《革命導報》，然後當國民黨刊物《覺悟》出問題後，他提議更進一步革命，走向《政治週報》的創刊。那時國民黨內部分裂愈加明顯，刊物也開始有不同走向。
講到這裡，要回頭檢視國民黨新舊交融的過程是用什麼方式，導致最後走向列寧化政黨一途？這牽涉到孫中山的聯俄容共策略跟國民黨的改組問題。前面說過，孫會走上這條路不是偶然，他的基本思想始終不離民族、民權、民生，但現實中先是遭遇到許多挫折，使孫愈加希望聯合學生、群眾，走軍政、訓政、憲政，以黨治國的道路，這是孫原本就有的傾向，也可說是被逼出來的。而列寧一直非常注意中國的革命運動，也很讚許孫中山的一些思想跟作為，因此很早就希望影響中國革命。孫跟蘇共的來往其實也相當早，辛亥革命時列寧就稱許孫的思想，十月革命時孫也去電祝賀，五四後國民黨報刊也開始介紹社會主義、俄國革命。故簡單說，五四運動後，因反帝、也因孫的思想本身就希望走向民主、集中的道路，雙方越走越近。孫同時還在聯繫列強，但列強──包括日本在內──始終讓他失望，因此孫跟蘇聯的來往愈加頻繁，最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923年越飛跟孫中山發表聯合宣言，[25]當時孫仍提出「中國革命要走自己的道路，不是要走蘇聯道路。」但越飛表示願支持中國革命跟中國統一，雙方合作，這是很重要的轉捩點。
[中共的成立與國民黨]
與此同時，中共成立並開始運作。中共的成立的緣起如早期李大釗發起「社會主義研究會」，民國八年後宣傳十月革命，《新青年》在1919後又出專號，另外《每週評論》明白提出「十月革命為社會進化的大關鍵」……都使世人注意到這一波新興事物。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社會進化」理論，認十月革命為「社會進化的大關鍵」等等。陳獨秀被捕是重要的轉捩點，之後他對軍閥政治更失望，民國九年《新青年》正式擁護馬克思主義，以革命手段、創造禁止一切掠奪的政府與法律為目標，認為必須用革命手段禁止一切國內外的掠奪，這是相當重要的觀念。早期希望透過較民主、自由、議會政治的方式解除人類的不平等、壓迫跟掠奪，走上真正的自由解放，這時則開始主張革命手段。
這時中共開始要走在革命運動前沿，孫中山早有類似所謂民主集中的軍政、與訓政的想法，但中共直接師法蘇聯、馬克思主義，讓他的主張更具體，組織也更為有效。中共成立後，是以馬列主義跟中共的力量作為革命的主導，反過來拉動原來的革命導師、革命最先沿的孫中山，因此中共的成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但被拉攏後，孫中山也未曾真正放棄他原來的想法，只是希望在三民主義的基礎下補進中共的馬克思主義，也對馬、列有許多批評。如他批評馬克思主義「是社會的病理學家」而非生理學家，他在核心上仍堅持自己的主張，但在黨的組織與實際運作上，則要充分吸收列寧化組織作為養分，因此雙方越走越近。
這裡的歷史大背景是反帝國主義。蘇聯的加拉罕於民國八年七月發表廢除帝國主義的一切措施跟援助中國宣言，[26]當時中國人覺得是從來未有的事。西方列強向來自私自利，甚至不惜殺人以自利，因此加拉罕宣言讓當時的中國青年對蘇聯非常嚮往。當然事實上並沒有如此美好，蘇聯在關鍵的地方同樣不會放棄俄國利益。[27]這就是巴依赫來中國跟顧維鈞等人的實際外交談判，以外蒙問題要脅，希望中國先承認蘇聯；越飛來華也是要脅北京承認蘇聯。[28]而北京政府為什麼不敢承認蘇聯？當然是因為北京政府還是較依仗日本跟英美等列強，怕一旦明白承認屬於列強敵對陣營的蘇聯，會造成自身政權的種種問題。[29]但北京政府最後還是承認了，所以它不如想像中的一無是處，尤其顧維鈞當時的談判非常為後人所稱道，站在中國的立場跟蘇聯的代表有許多交涉，盡可能爭取利權。[30]但一般民意反而一面倒地傾向於蘇俄，覺得它是唯一對中國友善的國家。[31]最後在民國十三年三月，中俄協定可說是在民意影響下成立，廢除不平等條約，承認外蒙為中國領土，中國可贖回中東鐵路，這在當時是前所未有的事。但郭廷以的評論還是很有道理，認為蘇聯其實也明知自己是革命政府，在法律上不能直接、必然地繼承帝俄時期的種種利權，在實際形式上也有困難，因此廢除不平等條約並拉攏中國為盟友，反而對蘇聯革命的前途更有幫助，所以蘇聯也是老謀深算，不是單純的理想主義。但這對中國民眾可說是亙古未有的，是長期以來首次廢除不平等條約，因此國共均表示支持。
1919年（民國八年）三月共產國際成立，民國九年三月維經斯基（吳廷康）至北京，鼓動成立中國共產黨。[32]可說中國共產黨完全是在共產國際的鼓動下成立。當然前有李大釗等人的自主宣傳為基礎，吳廷康也看到這點，就要以《新青年》、《星期評論》等為基礎進行宣傳，[33]陳獨秀、戴傳賢（即戴季陶，號傳賢）當時還表示同意，可見早期國共走得非常近，幾乎要融為一家。後來真正接觸後發現不可行，民族主義路線跟共產黨國際革命路線有衝突，接下來就產生了一連串變化。七月，中共臨時中央成立，《新青年》有種種宣傳，中共中央由「南陳北李」負責，經費直接由共產國際供給，在各地設臨時支部跟社會主義青年團，在上海發行各種刊物，也開始成立各地工會，招學生赴俄羅斯受訓，北京還成立馬克思主義學會。
一連串運動風起雲湧，跟五四的愛國主義運動立刻結合，因此當時愛國主義、反帝國主義運動跟這要走新革命的運動好像就順理成章地結合在一起。[34]這是時代的風潮，蘇聯革命、五四運動、反帝國主義……等一連串的結合，所以中國共產黨不但成立，而且還迅速邁步、發展。而國民黨在這個情況下進一步改組，也認識到革命局勢的改變與年輕人強烈反帝國主義，要求新型態，真正主張公理、正義跟人道的政治思想。馬列主義在當時非常強調解放、正義、平等…等種種，認為這才是自由、平等、博愛思想的真正體現，而非自私自利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國家做法。因此國民黨跟共產黨有多次來回交涉跟聯合，中共本來不願意，像當時是負責人的陳獨秀就反對，認為應該要獨立，但共產國際也要求他加入、支持國民黨。因此蘇聯當時確實準備支持國民黨作為革命的主要力量，所以像陳獨秀、毛澤東等人都加入了國民黨。因此國共之間的關係在最開頭其實很有趣，如共產黨軍隊在抗戰時期都戴著國徽，穿國民黨的衣服，這些事其實要重新理解，這並不奇怪，回顧這段歷史，他們原來根本在一起，在五四運動時還是一起發展。
國民黨改組、一大開會時主張列寧式政黨組織，所有黨員將自由交給黨。其實孫在組織中華革命黨時就這麼主張，但他當時還摸索不到適當的道路，這牽涉到效忠黨跟效忠孫的問題，大家可能會奇怪為何早期效忠孫而不效忠黨？這是否為孫的個人私心？我倒覺得不然，因當時國民黨中華革命黨都完全不成氣候，「黨」到底為何？效忠黨到底要效忠什麼？孫也覺得在革命過程中一再遭遇別人叛離或不認識他的主張，所以有此說法。後來之所以能改變成效忠黨，整個政黨組織核心的運作必須要有更具體的講法。其中，列寧式政黨提供了藍圖。[2] 國民黨當然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他們原來主張的是「全能政府」，國民黨要代表全民。但這講法頗為空泛，如所謂的比例代表制是要延續原來全民政府的提議，要等比例代表國內包括少數派意見的各種勢力。但在那樣的情況下很難集中意志，孫早期在跟共和國體制與自由主義的奮戰中一再遭遇這個問題，這時反而是列寧式政黨的組織原理「所有黨員應將自由交給黨」為其所師法。因有共產黨──尤其蘇共──的歷史在前，這時原來不清楚的道路就突然明白該怎麼走了。從前面的過程中可看到，這個轉變真是非常困難，中國國民黨怎麼列寧化是非常關鍵的一步。
[黨國體制的起源]
中國為何走上黨國體制這條道路是個關鍵問題，一旦決定之後，底下就這麼發展。因此特別問：中國為何走上這樣以黨治國、以黨建軍、以黨領政的方法？事實上，國民黨在改組前始終不成功，也想盡各種方法要讓他較個人化。早期孫或許不瞭解要以優秀軍政組織建國的必要性，後來他明白了。但不只他搞不起來，其他人也弄不起來，這確實是個困難。這是否顯示中國必須走上列寧式政黨的道路？恐怕是，但是否要走上馬列主義的主張呢？就未必然，這分裂出由蔣介石主導的國民黨跟馬列的共產黨。前者依然以列寧式組織為主體，一大改組後的國民黨一切紀律化，強調領袖、主義等，確實脫胎自列寧式組織，但他不走馬列主義，仍走民族主義道路。因此一步步逼國民黨「一大」改組，之後改用青天白日旗，不再對共和國的五色旗效忠與議會政治效忠，以黨歌為國歌。[35]
今天大家常笑罵中華民國的國旗是黨旗，源頭就在於他變成以黨建國的政黨，至今都是，這在臺灣依然是一大問題。為何國民黨黨徽就是國徽？中國國民黨如何代表中華民國？因此民進黨始終非常反對，且情感上並不認同中華民國。當初是以黨建國才產生較像樣的中華民國，否則根本就軍閥割據，還有什麼中華民國可言？中華民國要像樣，還是在列寧化政黨後，且是在蔣介石再奪回權力，並民族主義化之後。也就是說，是蔣介石以列寧化政黨建立這個像樣的中華民國，他是以黨建國，因此黨徽當然是國徽，黨歌就是國歌，這就是有名的以黨建國以及黨國體制。[36]這成為此後中國現代史最大的特色與最核心的問題，至今難以解決。中共不知能否解決此問題，若無有效替代機制，一旦共產黨垮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恐怕也就垮了，因為當初是如此建的，黨無所不在，今天的一切規模與秩序，均以黨為核心。至於中華民國的黨國體制也是個大問題，黨徽跟國徽、黨歌跟國歌等等都合在一起，如果國民黨垮了，相信這個國家原來的認同跟核心一定會產生重大變化。這樣說不是支持國民黨，只是要懂得，黨國體制的先天問題在這個地方，這是從歷史中可知的反省與思維。
接著預備要成立國民政府，「政府」上要不要加「國民」就非常有意思，是不是「國民」？當然是由「國民黨」代表「國民」所成立的政府，叫「國民政府」，否則怎麼叫「國民政府」？因此頗有些人反對。在一大開始前，國民黨的財政組織跟軍事狀態其實是一團亂，充滿問題；而一旦走上「國民政府」這條路，國民黨就快速、蓬勃地發展，這不能否認是師法蘇聯的結果。孫中山是不是只想走這條路呢？也不然。他人生最後的時間還去談南北和議，而且是在北上議和的過程中肝病發作過世。孫中山是個多面向的人物，不應簡單地看。他決定走上這條路，但仍希望要以軍政、訓政、憲政，作為建國的基礎，[37]並希望北方軍閥別再冥頑不靈、負隅頑抗，要配合這條道路，能少打一些，不必一定要徹底用武力解決。這跟北方軍閥們也在變化有關，直系、奉系都在變化，馮玉祥很多地方還相當革命，閻錫山號稱「模範督軍」，張作霖也有他的民族主義，大家都在變。因此這時期的歷史不好講，不能從國、共兩黨後來的教條簡單視之。
[孫中山去世後的國民黨]
孫去世後的國民黨其實能人鼎立，以汪精衛跟胡漢民為首。汪的位子跟聲望都次於胡漢民，他當時之所以能掌黨權，主要是靠鮑羅廷的支持。[38]這當然是由於聯俄容共的結果，其中也就蘊含老國民黨對上赤化國民黨的困難。在聯俄容共的過程中，國民黨原來的舊份子多半不同意，這又是孫一輩子高瞻遠矚，通常得不到立刻支持的一例，他無法掌權的重要原因也可能是組織性不行。[39]大家相信孫，但他一走，大家並不太相信其他人，且國民黨也是在他的資望與強力推動──「你們不這樣不行」──形成的複雜情緒下改組，因此孫一過世，國民黨非分裂不可。
舊國民黨勢力反對赤化路線，其中舊勢力在1925年十一月，乃至於成立西山會議，由黨國元老張繼、謝持等人主持，還有鄒魯、林森等人支持。西山會議是中央要求國民黨驅除赤化，南方政府不肯，因此時孫先生「靈櫬暫厝西山碧雲寺」，國民黨右派就在孫先生靈前開會，在北京成立新中央。北京根本就在革命勢力外，因此當然會被認為是所謂的守舊保守派。這時蔣中正的角色很有趣，讀郭廷以先生的書可看到，蔣早先其實也對新文化運動與俄國革命很有興趣，[40]但到俄國走一遭後，發現俄國其實還是去不掉民族主義，並非好心，而蔣有很強烈的民族主義主張，一發現俄國人如此，便跟俄國人提條件，說：「你們可否幫我在外蒙練兵？」[41]──不是說外蒙問題難以解決，紅軍不能退？那你幫助我練國民黨的軍隊，我幫你處理當時的白俄問題──不答應就是說謊。而蘇聯用各種藉口推託，於是知道蘇聯並不真誠。因此蔣本不願聯俄容共，但他當時表現得較中間派，左右兩派都要拉他，而他不輕易表示立場，所以蔣有其厲害之處，他不輕易出手，然後在對付商團、東征、北伐的過程中，一再顯現他的力量。
另外，蔣中正極力主張北伐，因他很清楚其中他最能打，只要能北伐成功，局勢可在他掌握之中。中共不願北伐，國民黨左派亦不願意，汪精衛也多所置喙，[42]但蔣以中間派姿態進行各種運作，最後在北伐過程中日益掌權，國共也在北伐過程中走上決裂。蔣中正較能掌握局面後，當然也不客氣，對汪多方驅逐，又拉攏胡漢民……有種種行為跟右派結合，走回民族主義道路，這是後來的問題。
以上較著重講孫中山的思想，重點是：「為何會走上國民黨改組？」一旦改組，底下的趨勢大概就只是在較民族主義化的列寧式政黨跟馬列主義政黨間做選擇。
[蔣中正的崛起]
蔣中正就是在北伐中崛起，且他的崛起是採中間路線，絕非右派，事實上他早期跟鮑羅廷、汪精衛、左派都有密切合作，之後就是國共及國民黨內部左右派分裂，這都在北伐過程當中發生。蔣介石的力量漸大，然後先是以汪精衛為中心的廣州國民政府決定北遷武漢，然後是以蔣為中心的中央黨部改駐南昌，這事實上已初步分裂。然後在1927年四月十二日，蔣在上海清黨，這是個非常重要的事件，表示蔣準備要去掉國民黨內部所有左派勢力，背後有許多右派支持。1927年四月十七日寧漢正式分裂，二者日期差五天，表示這時期的汪精衛政府選擇支持共產黨，所以寧漢分裂基本上就是國民黨左右派分裂，汪精衛政府當時雖支持共產黨，且也要繼續北伐（雙方都主張繼續北伐），但政府中產生了問題，主要是當時的共產黨非常激進地在所有收復的地方進行土地改革，包括汪政府的根據地湖南、湖北，以及汪底下重要部隊軍官的家鄉，像何鍵的家鄉被土改，其父被遊街、抄家。
也就是說，國民黨部隊大部分還是由舊士紳、地主或軍系出身的人領導，但新興群眾政治的基本精神是要為平民老百姓爭取長期被剝削的權利、反抗一切壓迫。在這情況下，包括武漢政府內部的部隊都產生分裂，有些走真正左派，更多的人則覺得這樣不行，因為這樣下去，連自己的身家都被土改、抄家，大多數人受不了。最後在這個情況下，武漢政府決定分共，國共決裂。[43]蔣當時選擇的，對國民黨的權力鞏固確實是正確道路，因此寧漢復合。[44]寧漢復合時雙方還爭執得厲害，蔣介石中間還曾下野，[45]九月時汪精衛才真正回南京，這時雙方才真正復合。
由這過程可知，其實早期國民黨跟共產黨的關係真是剪不斷，理還亂，非常密切。前面說國共「本是同根生」是講一次改組後，說得重了，因為國民黨還有大量原來的底子，這底子更多還是從士紳階層出發，同時當然也是地主階層，其中確實會產生階級問題。之後國民黨繼續北伐，經過種種縱橫捭闔的過程，終於完成北伐。[46]然後在北伐後，陷入國內、跟黨的黨內黨外兩種內戰，名義上中國雖統一了，但在實質上，馮玉祥部、閻錫山部、奉軍、西南，還有各地的許多大小軍閥根本都沒俯首聽命，起初是頂著國民黨的旗幟，名義上統一後反而在國民黨內部利用「我也是國民黨人」，可對中央提出各種批評的身分，做進一步征戰。因此就有底下有名的中原大戰，各部都一起反蔣，這顯示此時國民黨的基本組織開始改變，其實從寧漢分裂後，國民黨的基本組織就不再走基層群眾政治運動，而轉而聯絡現有的各種勢力。[47]
[蔣介石領導下國民黨組織的性質]
清黨跟寧漢分裂是中國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轉折點，其後，國民黨蔣介石選擇什麼路線？第一，他以黃埔軍官與軍隊系統作最核心權力系統，[48]其中有很多是師生情誼、人身依附關係，這是較傳統的路子，只是他在訓練過程中充分學到列寧式黨組織的重要。也就是說，在每個部隊中指派黨代表，這部隊的軍官都要聽黨指揮，至少要想辦法用黨來控制正統出身的人，一定要他們入黨。這套是從前沒有過的，這非常重要。[49]第二是雄厚的財政基礎，這是在拿下上海後，因上海那些大商人被共產黨嚇壞，覺得共產黨會將他們全部抄家，因此當然全力支持蔣介石，蔣介石也可大肆跟他們要錢。財政基礎使蔣的軍隊在裝備上遠超過國內其他軍隊。第三是權力跟政治鬥爭的技巧。[50]
[軍閥競逐下的蔣中正路線]
因此中國當時有各種組織，也應重新思考當時的軍閥政治，一般覺得軍閥就是貪污腐敗、惡劣鬥爭。但其實中國當時有各種軍閥，有很不長進的、也有願意長進的，一路在變，尤其後期受到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洗禮，他們起初也覺得要做些為國為民的事。但最核心的格局其實是中國當時處於軍權、政權與財權高度分散的狀態，這是繼承太平天國、捻亂後中國的狀態，再長期、繼續發展。清廷企圖加以一定收攏而未成；辛亥革命後，袁世凱又企圖收攏，更不成功，袁世凱垮臺後就更甭提了。也就是說，這是在當時歷史上的自然格局，因此很難責備個人說：「你在其中，就是惡劣、罪惡的。」例如馮玉祥的第一集團軍隊軍長李景明是一代國術大師，曾任中央國術館副館長，他為官非常清廉，即使在奉軍下也有這樣的人，馮玉祥本人也不錯。張忠昌部裡有荒唐的、也有像樣的人，故當時叫作「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每個人都在努力，想法子要在這個混亂局面活下去。這種軍權、政權、財權分裂的狀態是天然的，問題是要怎麼好好處理這些事。
底下似乎只有兩條路，一是蔣中正路線，一是共產黨路線。蔣中正成功在於他有前二者的基礎，當然軍隊跟財政是重要的核心基礎，然後在這基礎下，他其實有高度的政治跟權力技巧，一路上利用各派彼此間的矛盾凝聚，拉一派、打一派、用另外一派……運用這些種種，使自己的地位一次次上升。蔣曾三次下野，這是高招，使大家發現只要他離開位置就群龍無首，誰也無法處理問題。譬如1931年蔣介石跟胡漢民吵架，因蔣要訂立約法式的東西──1928年已有新約法，這是進一步訂個新法規──胡漢民說還不行、不管怎麼樣都無法做，雙方吵得一塌糊塗，一言不合，蔣就指著胡說他要勾結外人鬥中央，胡當然反過來駁斥，結果是蔣幽囚胡漢民。[51]之後廣州國民政府就對南京國民政府發動攻擊，故這局面非常亂。現在聽過的一些黨國大員像孫科等人都反蔣。也就是說，國民黨向來是個合縱連橫之局[52]，到臺灣後的五院院長都是當年主要反蔣勢力，一群人鬧著要反他、把他逼下去，由孫科當主席。沒幾天就發現完全無法處理狀況，軍隊不聽他的、財政也不行、政治上也搞不定……群龍無首吵半天，最後沒辦法，還是要蔣回來。
這裡講蔣的三次下野，不是在講可能不少人都知道的故事而已，而是要講國民黨組織的性質，這是關鍵，因牽涉到國共間勝敗的核心就是這個要素，就是「國民黨是怎麼組織的？」國民黨在軍閥割據、權力非常分崩離析的中國下，要凝聚中央力量，逐漸收服各項勢力，他採取可說是右派路線，以一個中央政府，然後利用軍事跟財政基礎，當然也利用三民主義的號召。蔣有他的建國理想，這是事實，他比其他軍事政權或軍人政權──我不太喜歡「軍閥」這詞，說「軍閥」就定性了──有更高的理想性，這是確然的。當然他也有政治上私心跟權力上慾望，譬如不是他嫡系很難出身，所有預算都先給嫡系，有些硬仗，也是先把非嫡系的人拿到前面當砲灰，嫡系在後跟著打，很多政治上運作絕對就是爾虞我詐、激烈競爭。但蔣還是有他強烈的民族主義及信仰跟政治，這很複雜，他早期跟從孫時就覺得只有自己能統一中國，自負使命很高，後來更覺得反對他就等於反對國家利益。且應該這麼說：國民黨在蔣之前就已存在很久，因此蔣必須靠著國民黨與三民主義來運作，他始終必須依靠並維持如軍政、訓政、憲政，訓政時期約法，還有國民黨的一些基本黨組織等種種。結果他是在分散的黨權、政權、軍權、財權中縱橫捭闔，要把這些結合在一起，而他相當成功，是非常厲害的人物。[53]因為二二八事件，臺灣人普遍對蔣有惡感，尤其中南部更是如此，這也不諱言，但以當時運作的狀態，他在整個中國大陸是關鍵人物。
早期孫中山引領下的國民黨，其實從頭到尾脫離不了分崩離析的局面，包括陳炯明都差點打敗他──陳炯明可是同盟會的人！[54]他跟著孫中山出身，且陳炯明早期是非常革命，以清明、刻苦、奮進、英氣勃發出名，在臺大學生中都很難找到這麼優秀的青年！事不好辦，因此當時的狀態真的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中國各方面都出人才、都出能人，軍事、政治、社會、文化、學術、藝術的、黨中的……民國史很有趣，但一方面講起來又真悲哀，跟人家打得幾乎亡國，另一方面，這情況比現在有趣得多，每個人都拚命奮鬥。[55]當時不這樣就活不下去，各行各業的人都在拚命奮鬥、都出人才，故不要簡單看。
照這講法，要重新改寫民國史，不是簡單的對和錯，那是個大時代，各方面都在奮進、風起雲湧，包括軍閥中也有很多像樣的、也在奮鬥，講起來也頭頭是道，你說他們有私心，哪個人沒私心？哪個政黨沒爭權奪利？不這麼簡單。因此在這情況下，孫統領下的國民黨向來是軍權、政權、財權、黨權都是分崩離析，他雖想用用種種手段勉強將黨整合，但如大家都反對按指模效忠，就是還不聽他的。這些革命派是很難搞的，他們都是提著腦袋辦事，哪那麼容易就聽你的話？所以在蔣之後的國民黨是另一個國民黨，有很多問題，但也有優點。這樣搞的黨是在不斷黨內權力鬥爭，且往集權的方向走，後來更轉向法西斯[3] ，這是因為覺得德國跟義大利的路子較行得通，然後變成國家社會主義。他們也都提社會主義，因中國近現代主流思想是社會主義而非自由主義，因此都在講社會主義、工人階級的需求跟生存。
這邊要補充，所謂不斷的黨內權力鬥爭，與可怕的內戰跟外患當中成長，也就是說，兩種內戰中，黨內是掛著國民黨旗號打國民黨中央的各式力量；黨外當然不必說，各種割據勢力──尤其共產黨──與體制的角力。是在這情況下艱難成長，故這方式當然得到很多批評，也引起一些人的同情，這好像也是難以避免的建國之道，所以也有不少知識份子，其中包括一些優秀的知識份子，如有名的蔡元培、翁文浩、朱家驊，甚至一些自由派份子也因此分裂，一部分支持他，一部分繼續反他。他思想的本源較為儒學，最推崇曾國藩、王陽明，講《大學》、《中庸》，還喜歡胡林翼，因此他想要走同治中興的道路，何以故？他組織的基本方式是縱橫捭闔，然後要以他的中央政府、中央軍權、黨權、財權為中心，讓各種勢力合作。這較類似領導階層、或近似傳統士紳階層協同論的方式。他在這情況下運用的是儒家的方式，這不是群眾政治，這是各階層社會領導人的這種統合型政治，這有別於共產黨的群眾政治。底下就是統合型政治跟群眾型政治這兩個路線的大鬥爭，也是決定底下中國的原因。
當時他也獲得一定的成功，如約在1934年後剿匪較為成功，整個勢力也進入西南各省；民國二十三年後初步平定各種亂事，大體上真有個統一格局，這是民國建立以來所未有的。北伐後並沒真正統一，而是一連串混戰[56]，要到大概1934（民國二十三年）後，中國由較以蔣介石為中心的國民黨──當然不能說就是蔣介石，因他離不開那個黨──統合。[57]照這情況下去，不是沒機會進一步按照軍政、訓政、憲政的方式建立新的中國格局。照我的看法，若能成功，那格局會遠比現在的中國好，但有其困難。因為今天中國最大的問題，就是一旦走上群眾政治，且是無產階級專政，便會有太巨大的破壞跟壓制，且有專政問題。但當時的情況能否成功也很難說，主要挑戰有二：一是日本，一是共產黨。這表示民間的不平力量仍很強，知識份子普遍討厭國民黨，覺得它驕傲、自大，內部也亂七八糟──統合型政治一定亂七八糟，因為你必須統合各家各派勢力，不能標榜過高的理想性。內部爭權奪利、鬥爭、分贓，又缺乏足夠的理想性，所以一般知識份子不喜歡國民黨，反而覺得共產黨堅苦卓絕，因此共產黨依然很大，也不是沒可能順利建立新格局，但這一切被日本侵華結束，日本侵華打垮整個國民黨。這種「統合型政治」沒能通過嚴格考驗當然也是無法，這是歷[4] 史的考驗。
蔣介石用人的方式是人身依附關係，譬如當年同盟會的陶成章反對孫，就暗殺之；愛用私人，他有黃埔系跟天子門生，講究忠、孝、節、義，軍事組織、軍政、訓政……以這為核心。這套東西就是利用傳統倫理──請注意，我用「利用」兩字，因情況不是單純的傳統倫理──有強烈的軍事組織為背景，然後要用黨的東西與人際關係統合，所有周遭的人都跟蔣有密切關係。他利用師生、同鄉……譬如原來國民黨總統府中多半都是江浙人，非江浙人很難進用，這些當然都會使他有他的限制，但是不是一定會失敗？未必然。因為中國歷代建國之初多半也是如此。但因他私心過度，後來很多人批評蔣跟以蔣為中心的國民黨最大問題就是私心重，覺得共產黨「公」，一切公平、平等，故到最後變成「公」、「私」之別。這當然太道德批判，但不能不說這是個問題，使很多不在蔣系統裡的人非常討厭他，這是蔣的基本狀態。
蔣的風格較教條化，不是太思想性，他雖高度自我期許、有很強的權力慾，但又把權力慾跟中國的命運、需要結合，很強調「勇」，做事雷厲風行。蔣去督戰時就各種資源全在一起，通常都能打贏，他不督戰就難講。一般的戰役，蔣有這高度效率的做法，但這就變成一切都隨著他，蔣在哪裡，中央、政府就在哪裡、權力就在哪裡。這方式不太能跟共產黨比，共產黨的黨組織相對上是高度理想性、高度犧牲奉獻、高度純粹，所以變成各地都有奮鬥的基層志士，嚴格說真的不易突破。另外，蔣還受到日本武士道與青幫的影響，帶他出來的人是陳其美，陳其美是革命份子出身，後來也跟青幫聯繫，蔣也接下這條路子，這有其淵源，因為控制上海必須要用青幫。但他多方運用，也加上美國、基督教……等其他影響，但核心還是原來傳統儒家，加上現代化因素，如三民主義、列寧式政黨，這套政治方式較接近中國傳統政治運作的方式。但蔣在性格上，雄才大略或許還不足，要拿蔣跟朱元璋、跟劉邦相比，恐怕才、力上仍有不足，心胸、氣魄也不足，所以沒能成功。必須這麼思考是因為中國這時面對的最核心問題是如何建國，故要跟歷代開國相比。
[1] 論述方式上下不順，宜改。
[2] 費約翰，〈第五章：一個國家，一種政黨：自由主義政治與黨治國家〉，《喚醒中國：國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與階級》（北京：三聯書店，2004年），頁270-316。
[3] 耿雲志，〈孫中山民族主義思想的歷史演變〉，《廣東社會科學》，第1期，2007年。「在其他場合，他又多次發表頗有大漢族主義嫌疑的言論。如1921年3月，在國民黨駐粵辦事處的講話中他說：『本黨尚須在民族主義上做功夫，務使滿、蒙、回、藏同化於我漢族，成一大民族主義的國家。』使滿、回、藏都同化於漢族，這確是有大漢族主義的色彩。這篇講話裡又說道：『今日我們講民族主義，不能籠統講五族，應該講漢族底民族主義。……彼滿洲之附日，蒙古之附俄，西藏之附英，即無自衛能力之表證。然提撕振拔他們，仍賴我們漢族。兄弟現在想得一個調和的方法，即拿漢族來做個中心，使之同化於我，並且為其他民族加入我們組織建國的機會，仿美利堅民族的規模，將漢族改為中華民族，組成一個完全的民族國家。』這一年的12月，孫中山在桂林的一次講話中又說：『所謂五族共和者，直欺人之語！蓋藏、蒙、回、滿皆無自衛能力。發揚光大民族主義，而使藏、蒙、回、滿同化於我漢族，建設一最大之民族國家者，是在漢人之自決。』這兩段話裡的大漢族主義色彩，顯然來得更濃一些。」（頁109）
[4] 桑兵，〈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孫中山對新文化派的回應〉，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
[5] 參郭廷以跟費約翰。見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年），頁537-538。「孫中山雖已決定聯俄容共，但他的政治運用，尚無顯著的變化。在與越飛發表公報的同日，另有一篇和平宣言，主張在統一未成立之前，由直系、奉系、皖系及西南諸省暫時劃疆自守，裁兵、借款。借款用途由法定機關及債權人、農工商各團體代表監督，實行化兵為工。裁兵首須得直系贊同，孫回粵後，命胡漢民、汪兆銘、孫洪伊為駐滬代表，辦理和平統一。借款最好由英國承擔，一九二三年二月，他曾應香港總督之宴，盼與英國交好。三月，又一再與廣州英西總領事商用英款開港、築路，並發表演說，願與香港政府合作。四月一日，孫的秘書陳友仁宣布孫的外交政策，希望英、美給以財政援助，用英、美專家致力建設，不見尚不欲專聯蘇俄。」
[6] 耿雲志，〈孫中山民族主義思想的歷史演變〉：「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思想，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在同盟會成立前，其民族主義以反滿為主要特徵，未能完全擺脫狹隘民族主義的藩籬。同盟會成立後，從本質上說，已確立以民族建國為目標的近代民族主義。但因作為革命主要力量的會黨群眾基本上只能接受反滿的號召，加之他對帝國主義列強有幻想，同時又必須與立憲派在反滿的問題上劃清界限。所以，孫中山仍未能完全擺脫反滿的局限。民國成立後一段時期，孫中山在國內民族關係的問題上有過一些不很正確的提法，容易使人誤解他為大漢族主義者。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有了新的飛躍。他非常明確地闡明了爭取建立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國際新秩序的思想和主張。這是他民族主義思想遺產的重要部分。」（頁105）
[7] 相關組織架構可參考：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頁552。
[8] 訓政表面意思是國民黨代表民眾實行以黨治國。見劍橋中華民國史(下)，第三章，頁153。
[9] 參見三年冬所發佈的「革命方略」。
[10] 費約翰，〈第五章：一個國家，一種政黨：自由主義政治與黨治國家〉，《喚醒中國：國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與階級》，/頁292。
[11] 費約翰，〈第五章：一個國家，一種政黨：自由主義政治與黨治國家〉，《喚醒中國：國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與階級》，頁281。
[12]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534。
[13] 史扶鄰，勉為其難的革命家，183-185.
[14] 費約翰，〈第五章：一個國家，一種政黨：自由主義政治與黨治國家〉，《喚醒中國：國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與階級》，頁306-316。
[15] 早期國民黨教育中講的孫中山跟國民黨是一派胡言！今日社會上遺存關於孫中山跟國民黨的說法也是，故早期歷史系內部說中國歷史上有兩個神話，一是上古史，一是民國史，因為國民黨主政後就把這些東西刪掉，故沒法講，當然解嚴後就不再是神話了；大陸上的民國史至今還是神話。故其實郭廷以書中講的很多東西較符合實況，但還有東西沒講，要看費約翰等國外學者講的。
[16] 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頁566-567。
[17]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年），頁535。
[18] 1922年陳炯明叛變後，孫中山說：「我對從前所信仰的一切幾乎都失望了。而現在我深信，中國革命唯一實際的真誠的朋友是蘇俄。」中國大革命史，55。
[19]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年），頁535。
[20] 費約翰，〈第五章：一個國家，一種政黨：自由主義政治與黨治國家〉，《喚醒中國：國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與階級》，頁292。「經過幾次討論，前往上海參與國民黨改組的代表們迫使草案作了改動：11月19日發布的修訂文本的第三條，將原先的『必須宣誓』一詞改為更具體的『必須對黨宣誓』。」「後來的文獻則改為『設總理一名，代表本黨，領導黨務』。孫中山被迫再次向其自由主義同伴讓步。儘管孫中山失去了這場鬥爭，但他從不承認失敗。他在幾個月後說：『中國國民黨，實在就是中華革命黨。』直到1924年黨的偉大重組，他才能宣告最後的勝利。」（頁294）
[21] 劍橋中華民國史(下)，第三章，頁135-136。
[22] 費約翰，「自由主義政治、群眾政治和『輿論』」，〈第五章：一個國家，一種政黨：自由主義政治與黨治國家〉，《喚醒中國：國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與階級》。
[23]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435。「社會人心對袁尚未完全絕望，認為他有經驗能力，國民黨跡近好亂，反袁為一黨之私。」
[24] 費約翰，〈第五章：一個國家，一種政黨：自由主義政治與黨治國家〉，《喚醒中國：國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與階級》，頁285。「1916年，孫中山從被迫流亡的日本返回上海，發現黨組織一片混亂。他很快認識到，黨的計劃和政策與中國沿海城市呈現的新的文化和社會運動毫無關係。一開始，他試圖復興垂死的中華革命黨，對這些現象並不關心，也很少留意新文化運動。」又，李劍農：「國內的文學革命，好像與國民黨改組無任何關係；孫中山並且是主張保存舊文體，好像與文學革命是立於反對的地位的。」中國近百年政治史，頁539。
[25]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年），頁527。
[26]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年），頁525。「巴黎和會激起了『五四』示威，罷課、罷市、罷工，蘇俄利用這個機會，於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由代理人民外交委員加拉罕（Leo Karakhan）發出對華宣言，願援助中國人民脫離外族壓迫，以往俄國與中國、日本及同盟國所訂條約，概行作廢，放棄帝俄在中國奪得的權利，中東鐵路及租讓所得的林礦產業，無條件交還中國，放棄庚子賠款、租借地、領事裁判權，願與中國解決帝俄與日本及協約國所作的一切不公事件。中國人民如欲免除巴黎和會所給予朝鮮第二、印度第二的命運，惟有接受蘇俄的提議，彼此恢復友好，合力奮鬥。」
[27] 敖光旭，〈革命、外交之變奏：中俄交涉中知識界對俄態度之演變(1919-1924)〉，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5期，2007年3月，頁62。
[28] 敖光旭，〈革命、外交之變奏：中俄交涉中知識界對俄態度之演變(1919-1924)〉，頁65-68。
[29] 敖光旭，〈革命、外交之變奏：中俄交涉中知識界對俄態度之演變(1919-1924)〉，頁70。
[30]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年），頁528。
[31] 敖光旭，〈革命、外交之變奏：中俄交涉中知識界對俄態度之演變(1919-1924)〉，頁72。
[32]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年），頁529。
[33] 費約翰，310。該刊介紹各種新思想、討論時事問題，很側重研究、介紹社會主義與勞工運動問題，並對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作了大量宣傳和評介。在進步知識份子中頗負盛名。
[34]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年），頁548。「各國對於中國日益高漲的反帝國主義運動缺乏正確認識，總以為是少數知識份子及國民黨與中共受蘇俄煽動所造成的一時現象，不難鎮壓。罷工是反帝國主義的重要手段之一，自京漢鐵路罷工失敗，年餘來大致無事。一九二四年後，情勢大變，國民黨與中共合力推動反帝國主義與民眾運動，直系的崩潰，與孫中山的聲望，復給以活動便利。」
[35] 費約翰，〈第五章：一個國家，一種政黨：自由主義政治與黨治國家〉《喚醒中國：國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與階級》（北京：三聯書店，2004），頁278。「當孫中山在該年年底再次說到『黨務進行』時，他甚至不願簡單地提及一下自由主義的選擇──當時他提到了『黨務進行』和『軍事進行』，卻根本沒有提到『政治進行』。幾個月後，當他升起自己的青天白日旗來取代民國國旗時，孫中山發出了信號，即終止與所有政治團體的妥協──只要他們樂於繼續在自由主義民主政體框架下行事的話。通過使國民黨與民族國家相同一，黨旗將轉變為國旗。妥協或合作的惟一餘地在於別人加入他的黨派，幫助其擴展到足以與國家同一、其成員足以與民族共存的地步。」
[36] 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第六章，頁151。
[37] 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第六章，頁151。
[38]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年），頁558-559。
[39]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年），頁561。「國民黨之容共實為孫中山所獨斷，不少高級幹部自始即表示反對（見540頁）。」「蔣中正訪俄歸來，已洞悉蘇俄對中國之不懷好意，因孫中山堅持與之合作，惟有虛與委蛇，先求自立。」
[40]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年），頁555。「對於新文化運動亦深感興趣，時常閱讀《新青年》、《新潮》等雜誌與有關俄國革命的書籍。」
[41]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年），頁556。
[42] 汪精衛是公認的國民黨左派領袖，湯良禮曾估計1928前後有80%黨員屬左派。見劍橋中華民國史(下)，第三章，頁137。
[43]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年），頁578, 581。「八月一日，中共在南昌暴動，武漢政府下令討伐，和平分共，終亦成了武力反共。從此國共兩黨全面破裂，水火不能容歷時四十餘年。」
[44] 「1926年7月1日，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9月7日，攻佔漢口。11月11日，廣州國民政府決定北遷武漢。1927年1月3日，南昌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議決，中央黨部駐南昌（蔣所在）。2月26日，南昌中央政治會議議決要求蘇俄第三國際撤回鮑羅廷。4月12日，蔣中正指使青幫首領黃金榮、杜月笙等組織的『上海共進會』聯同軍隊在上海逮捕、處決大批共產黨人，是為『清黨』。廣西、廣東亦開始清共。4月17日，在南京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胡漢民、蔣中正、柏文蔚等及部分監察委員宣佈在南京組國民政府，以胡漢民為主席。寧漢正式分裂。5月中，武漢及南京決定暫時分頭繼續北伐。月底，共產國際決議準備武裝工農成立新軍、徹底進行土地改革；但仍然留在國民黨內，欲使國民黨及武漢政府成為工農革命獨裁機構。
武漢政府決定軍事上繼續北伐，希望與馮玉祥合作先取得北京。唐生智部支持武漢政府，1927年4月底，何鍵率軍北上，至河北一帶與奉軍作戰。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分子於1926年中起在湖南展開土地改革，鬥爭地主、富農及『土豪劣紳』。何鍵之父親亦在長沙被抄家，逮捕後遊街示眾。湖南軍界逐漸出現嚴重反共情緒。1927年5月21日引發馬日事變。三十五軍駐長沙的第33團進行清黨。月中，馮玉祥決定支持南京，在軍中展開清黨。1927年7月，汪兆銘決定取締共產黨言論，罷黜鮑羅廷及其他蘇聯顧問。15日，武漢政府宣佈進行分共。8月1日，武漢政府的軍事主力，張發奎部下之共產黨員在南昌發動兵變（暴動）。武漢政府事後宣佈通緝共產黨員。8月14日蔣中正下野。武漢政府於8月19日宣佈遷都南京，寧漢復合，是為『寧漢復合』。」rw, 李雲漢，《中國近代史》（臺北：三民書局．1986年）；郭廷以。
[45]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年），頁582。
[46] 可參考：羅志田，〈南北新舊與北伐成功的再詮釋〉，《新史學》5卷1期，1994年。
[47]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年），頁599。
[48] 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第六章，頁168，175。
[49] 李劍農指出頗與中國從前的監軍制相似，而實由蘇俄赤衛軍組織模仿而來。頁571。又，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第六章，頁168-170。
[50] 以上三點根據易勞逸。易勞逸（Lloyd E. Eastman），《流產的革命：1927-1937年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2年。）
[51]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年），頁608。
[52]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年），頁608。「孫中山卒後，蔣的權勢逐漸升高，許崇智、汪兆銘相繼遭到排擠，一向在國民黨居優越地位的粵人，早有不平之感，至胡漢民被禁而決裂。」
[53] 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第六章，頁177-179。王奇生指出蔣介石以軍權為重心，實際上架空了黨權。
[54] 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頁569。
[55] 諸位現在不知「我為何而戰」，人生毫無意義、不知在幹嘛，故說不相信任何事，講什麼也沒用，我也不重要也不企圖講……這是覺得這世界太紛亂、複雜，有點像熱力學第三定律後進入高度混亂的狀況，故我們並不習慣。
[56]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年），頁591。「辛亥革命後的中國為軍閥的天下。北伐完成後，舊的既未盡去，新的繼之而來，意識如故，行為如故，不及一年，內戰再起。歷史有如重演，此伏彼起，為數之頻，規模之大，更是後來居上。居中央者說是求統一，在地方者說是反獨裁。不論是何種名義，要皆為國民黨的內部之戰，其由來並非一朝一夕。」
[57] 蔣介石不管身任何職，他都對整個政體行使最高權力。見：劍橋中華民國史(下)，頁154。又，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第六章，頁150。
因北洋政府沒能力管控而自由？
此一句不太清楚。
以國民黨為法西斯，這話是否有些重？再者，義大利乃至德國對於國民黨的啟示性可能有限？
語義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