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人：臺灣大學吳展良教授
清末新政是造成舊體制崩潰的一大原因，改革派菁英主要有三種類型：大型商人、混合的紳商與仍屬於傳統士紳的維新派士人。這些人之後都屬於轉向的改革派菁英，他們之間組合的情況如何？其實是薄弱的。在陳志讓對「軍紳政權」的分析中可看出，清末時，各地就已頗有離心力量，[1]這與庚子事變有直接關係，並可一路上溯到十八世紀後期白蓮教起事，中國各地開始往地方化、軍事化發展。中央的維繫與整合力量下降。[2]這種趨勢在川陝楚之亂後，首先發生在北方，太平天國與捻亂後擴大至南方，所以地方離心傾向的養成時間已經很長。革命派本身相當分散，因此辛亥革命基本上是因為舊體制崩潰，之後各種地方勢力崛起，造成民國後的嶄新局面。
辛亥革命後舊體制崩潰，新型態地方勢力興起，民初政局不斷反覆，直到最後的軍人割據。這時期的核心問題是：「民初政局何以如此混亂乃至倒退？中華民國的建國為何如此困難？有無其本身組織或結構性的原因？或曰體質上的原因？」體質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思想、習慣、文化等各方面，然而這裡要特別偏重組織或結構性，也就是說，包含上述各種因素所呈現的組織或結構到底為何？
照國民黨的講法，中華民國經過十次革命而建立──事實上不只十次，而是十一次──這「十次革命」的意涵是，革命不能一次就大舉成功，革命黨的勢力分散在不同地方，多是邊地，以兩廣一帶為多，由此可看出革命力量的薄弱與分散。革命所早期運用的人多半屬於秘密社會，而且是起於中國社會的邊緣地帶。這顯示了革命黨跟革命軍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都是要從邊緣地區運用邊緣人向中央進攻。這顯示了中國社會的保守性，這不是偶然，數千年的歷史讓中國人習慣性地認為國家不能輕易變動，一旦變動，通常就血流成河，久久不能解決。另一方面，這也表示清末社會雖然問題重重，多數人還有日子過，不打算革命。太平天國起自邊地，革命黨也是，之後的共產黨也是如此。孫中山本人在中國社會其實長期屬於邊緣人物，邊緣要取代中央並不容易，這跟趙匡胤取周而代之不同，後者從中央下手，因此能很快建立新秩序。
這也牽涉到宋教仁所提出的「三策」。[3]他的上策是直取中央、中策是長江各省同時大舉、下策是取邊地。這講法很有道理，牽涉到要在中國建國的問題。中國歷史傳統上，建國最好直取中央，以號令各方。中策是長江各省同時大舉，因為新軍及革命黨的運動，在這些地方慢慢成熟。下策才是早期革命取邊地的方式。然而之前十次革命之所以一直選在邊地發動，也是因為實力太不足的緣故。武昌起義事實上就是取了中策。黃興早先便提出目標，要運用在革命黨的新軍中有一定力量的湖北新軍，[4]佔領漢陽的軍工廠，運動長江各省同時大舉，然後進一步底定中原。這戰略有相當的道理，可惜後來並沒有真正執行，最後也沒能北定中原。因此宋教仁、黃興確實很有長圖遠略，這點孫中山其實還不如他們，孫中山對取天下的看法始終有點太理想化。武昌起義是倉促起事，本來有個預定時間，後來因為臨時事機不密而延後，延後之後名冊又因爆炸案而被擄獲，清廷立刻就可能開始抓捕革命黨人，人心惶惶，於是倉促起事。這當然表示起事者的計劃與執行能力都有所不足，也顯示革命黨或革命軍本身運動能力與組織行動的能力不足。另外，湖北新軍裡雖有許多革命黨，但局勢的主體事實上是新軍而非革命黨，這也顯示出革命黨的不足。[5]
起事後，各地先以新軍為主體，[6]諮議局很快加入，商會也附和。[7]長江流域與南部各地的革命主體，往往是新軍、諮議局、商會、學生、會黨等人。各地諮議局裡本來分成張謇跟梁啟超兩派，梁派較激進，在清末三次國會請願不成後，就起了推翻政府之念，這也是後來各省獨立的重要原因。[8]換言之，清廷到了清末實在大失人心，對新軍難以掌握，諮議局裡反對政府的力量漸大、甚至成為主流，各地商會也失望，學生與會黨都心存反叛。上一章分析過，諮議局、商會乃至清軍在一定程度上，本來對清室仍有效忠之念，但情況在光緒死後發生大變化。同時因滿人朝廷過於緊張，企圖集權於滿州親貴而加速滅亡。結果是十四省獨立，海軍反正，革命黨人在長江以南、山西與安徽獲得表面上的絕對優勢。因其到底是場革命運動，各地督軍多由革命黨出任，但其下政局的組成就不免新舊雜揉、革命立憲派以及各種地方勢力交錯。而且因為革命黨缺乏中央組織，所以各地革命黨的勢力相當分散，這是中華民國建國之初的型態，顯示革命黨及其所推動、引動的革命勢力，基本上屬於高度分散的狀態。
力量較為集中的反而是北洋軍。這是袁世凱長期訓練出的新式軍隊，且在訓練過程中一直很有意識地努力不讓革命勢力滲入。關鍵就是留日學生及軍、士官，而且主要是士官。北洋軍在組織上運用了大量的傳統關係，主要是人際關係，以及各種人身依附關係。[9]袁世凱明白地利用師生關係練軍隊，建立其體系，這非常關鍵。事實上，辛亥之後的歷史不斷會面對一個問題：「要運用何種組織與體系，才能建立新中國？」民國時期多半較偏重各種人身、人際關係，要到共產黨才比較真正脫離這樣的形態，蔣介石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利用了人身依附關係。人身依附關係未必不好，這事實上是個歷史傳統，若用得好也常能成功，但在民國時期產生了很重要的大問題：「為何各種人身依附關係在傳統上可成功，到這時期卻不見得能成功？」北洋軍是利用傳統人身依附關係，同時避免革命人士與新派思想進入，然後利用訓練新式軍隊的方法建立體系。這使得北洋軍事實上除袁世凱外沒人能號令，袁雖曾因權位太高而被罷黜，但在革命黨起義後，他利用這個機會逐步取得政權，逼迫清政府逐步把政權交給他，[10]這是他復出的基本條件。之後，袁世凱便一步步利用革命黨逼迫清廷交出政權，一旦取得政權，他便打敗革命軍、顯示他的武力。讓漢口、漢陽都陷落，但不取武昌是他厲害之處——拿下武昌後，清廷可能就要對付他。[11]而攻陷漢口、漢陽則是顯示自身實力，讓革命軍知道難以取勝。事實上，革命軍本身力量確實分散，很難勝過袁。
同時，列強也幫助袁世凱，因為英、美為了商業利益而希望中國安定，但又對清室不存希望，因此選擇支持袁，[12]尤其英國大使朱爾典（John Jordan）特別幫助他，袁世凱也長期跟他有所交通；[13]另外，希望中國混亂的日本人也支持袁世凱，因為日本並不看好袁能統一中國，他們反而更怕革命黨。因此支持袁，事實上就是壓制革命黨的勢力。革命黨主要在日本發起，所以日本對革命黨有長期、深入的研究。需知列強的助援在當時非常關鍵，因為當時中國極為衰弱落後，革命的勢力又如此分散，列強的肯定使得袁世凱更能獲得大家支持。此時立憲派也擁袁，北洋派更不必說。在這情況下，似乎各方力量都集中在袁手上。革命黨提條件：「只要能讓清廷退位，就支持袁」，是順勢而為、順理成章的事。
革命黨為何只提這個條件？這牽涉到「中華民國革命」最基本與核心的力量講到底就是民族主義。[14]民族主義是在清末中國才開始醞釀，主要是在列強逼迫下所形成，而不是因為內部的民族壓迫——因為到了晚清時，滿人對漢人談不上有多少直接壓迫，只是比較有些特權，大家早就習慣了。中國的民族主義顯然不是因為漢人長期受到壓迫，或滿漢間待遇太不公所產生，而是因列強壓迫所造成。中國民族主義形成後，一些革命派憤恨清廷積弱不振且顢頇無知，對世界大勢缺乏理解，所以提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想法。這跟革命早期要運用會黨有很大的關係。孫中山一再提出，會黨、民間有較多的民族思想，這也是因為他們處於社會最底層，受的壓迫較深；而士紳階層跟滿人合作已久，早已習慣。民族主義是建立中華民國的一個關鍵，但這樣的民族主義到底有多強？事實上還在初階階段，中國民族主義要到日本侵華時才真正養成，因為日本直接殺入中國內地，長期佔領且全面壓迫，造成各地人民的直接痛苦，這才造成真正的民族主義。[15]今天中國大陸拍的各種戲劇，最主要的主題就是抗日，這其實就是中共建國與立國最大基礎。今天馬列主義在中國已衰落，主要還是運用抗日時期所培養出來的民族主義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國基礎。相對地，清末滿漢矛盾下的民族主義作為中華民國立國的基礎其實不夠強。革命成功的基本原因固然是排滿，但反滿則是因清末的民族主義主要對外，在受到列強壓力下希望建立強盛的國家，屢經失敗後反過來感到清廷無能，所以要驅逐在上位的滿人。革命後固然殺了不少反抗的旗人，在少數的情況下甚至也殺不反抗的駐防旗人。[16]但一般而言，之後所謂的傷害、對抗性有限，革命成功後更立刻提議五族共和，因此針對清人的鎮壓其實根本談不上是「驅除韃虜」。
中華民國成立時的民族主義是什麼情況？第一，是要對抗列強；第二，是要反抗久居其位，但積弱不振的清廷；第三，強度有限，只有革命志士等少數新派人士比較有此概念。在這樣的情況下，民族主義不是個全面性的思想。新派中的立憲派就從來不主張民族主義，而且辛亥後實力還很強，於是最後變成只要袁世凱能讓清廷退位，讓漢人掌握政權，民族主義的革命目標就算成功。孫中山也說，當時的革命黨人都不太能理解，革命的目標不僅是要建立民族主義，還要建立真正由人民作主的民權主義、甚至民生主義的政府。但一般人只覺得他唱高調，不僅民權主義不為時人所瞭解，民生主義的思想更是遠在天際。所謂的「平均地權」等等，在革命之後很快就成為雖然存在國民黨的黨政綱領裡，但基本上只是口號性的說法。後來為了對袁世凱妥協，甚至將平均地權這個說法也從政黨綱領中去除了。[17]所以在建立中華民國時主要靠的是民族主義，而袁世凱讓清廷退位後，大家都覺得民族主義已經成功，下一步只希望能建立穩定的新政府，絕不打算立刻用民族主義去對抗英法日本等列強，以免惹禍上身。在這個意義上，革命黨的革命理念內涵事實上很有限，集中在民族主義上，這使得革命黨本身沒有一個清楚的目標，很容易分裂。至於民權與民生思想的目標，只是個美麗而遙遠的理想，對於穩定政局，建立強固而合理的政府並無幫助。
妥協下造成的中華民國有其長處跟短處，長處就是近年來法學界不斷討論的一點，清帝和平退位，遜令移轉政權造成中華民國在法理上直接而完整地繼承其統治下的領土與人民[18]。和平繼承這點很重要，事實上各地在此階段中，很可能因為不服或內戰而紛紛獨立。就因為和平退位、繼承，所以雖然經過許多紛擾，名義上仍有一個為國際所承認的中華民國政府，也就是北洋政府，南方政府則不為國際所承認。雖然到了民國六年「張勳復辟」[19]後，因段祺瑞解散國會，北方法統不再被承認，[20]然而法統在段祺瑞解散國會前是成立的。甚至在解散國會後，國際上仍承認北洋政府，因為在此之前有一個國際承認的中華民國政府，這至少在中華民國早期構成領土的——至少在法理上的——完整性。雖然就實質上來講，外蒙在清末（1911年7月）就已宣佈獨立，蒙古各族不太願意繼續接受統治，西藏也有問題，[21]不過實質問題並不表示法理上就立刻不能繼承。法理上有其繼承性是有利的一面，但這種所謂的和平及民主方式建國也有不利的一面：以民主方式建立共和國，就是由妥協所誕生的，其中蘊含各種矛盾，經過複雜的權力鬥爭跟勾心鬥角，最後還是破局。中華民國算不算是民主方式建國？在一定程度上算是，因為當時主要是大家協議，南北共和，建立了共和國。革命黨表示只要袁世凱接受條件，就讓袁做大總統。[22]袁世凱當然惺惺作態，表示「不好取天下於孤兒寡婦之手」[23]，最後經過種種安排，當然還是讓清帝退位。
但這妥協中有不妥協的一面，其關鍵在於同盟會讓袁以總統，卻欲自行組織內閣，[24]且同盟會的想法是：先讓清帝退位，主持以內閣制為主的中華民國，將來經過國會選舉再重新奪權。[25]袁世凱認為建國是靠他的軍隊跟組織實力，當然不答應。但因為還有清廷退位、國家名義上統一的問題要處理，[26]因此初期雙方並未正式交手，願意互退一步。結果由袁的好友唐紹儀加入同盟會組閣，這樣名義上算由同盟會組閣，並由唐紹儀溝通南北、調和新舊。[27]唐紹儀跟袁公交私誼二十一年，關係深厚，但一旦加入同盟會並組閣後，與袁的矛盾日增，只做了六個月就下臺，可見政治鬥爭下是多麼難以互相信任。當時袁系掌握了最關鍵的軍事（海陸軍總長）、內政，並設法讓軟弱的陸徵祥當外交總長，以控制外交。立憲派熊希齡任財政總長，算相對獨立，才能由雙方接受。司法、教育、農林、工商這些不掌握實權又具公共性的歸同盟會。名義上是同盟會組閣，但袁系當然不願放棄掌握實質權力的軍事、內政與外交。
懂政治的人看到這局面就知道不好：中國歷史的長期經驗是，這麼一個巨大的國家，要眾人坐下協商、產生共識，其實等於不可能。十幾個人還有可能，七、八十個人可能就已很困難，會分成很多派系，幾千萬、幾億人是無法協商的。每個在上位的人都可聲稱「我代表大家」，也都能找到許多人支持，各種派系紛紛湧現，無法整合。[28]因此中國傳統走的是實力政治，沒有足夠的實力不行。中國歷代的建國有一個共同原則：一定要有個優秀的軍事及政治團體，同時有個有能力也有一定德行的領袖。此處所謂的德行並非是一般意義上的私人德行，而是廣義的德行───要讓大家能接受信任，在公眾事務上能領導，能帶人、能組織、可安天下的德行。事實上，中國古代如《詩經》、《書經》中所講的德行，主要都是這種在政治上的德，不是宋代之後比較私人之德。中國的歷史經驗是，必須要有個優秀的軍政團體，且有個具政治上「德」跟「能」的領袖，才能統合天下，否則很難成功。
民初政局起初是以妥協的方式產生，這樣的妥協事實上必然產生後來的政爭。以下就是民初的中央政局，先看完這些再回頭檢討：當時有無其他可能性？在當時的形式之下，這似乎是很自然由各方協議的結果，很難想出其他可能性。這裡先做個初步說明：有人質疑為何孫中山不繼續擔任總統，而要讓位給袁世凱？這都是後見之明，其實當時列強也不贊成孫，同盟會裡四分五裂，大部分意見都不主張由孫即位。孫自己也知道他在中國社會一直較屬於邊緣者，缺乏組織跟權力基礎，在組織上從來都不能順暢運作，更談不上掌權，眾人也不太聽命於他，儘管他的理想也很難否定。政治的重點是要掌握人，孫掌握不了，黃興的人望次之，也不足以成事，其他人更談不上。革命黨既然本就是分散的局面，因此自然會是最具實力的袁世凱出線。在民族主義為主軸的革命趨勢下，覺得推翻滿人已經是一大成功，革命最主要目的已經達成，所以當時很難有其他選擇。一件事物好比一個人一樣，它的懷胎跟童年期最重要，會決定其基本的局面乃至發展。北洋系根本就不是革命勢力，本來就力拒革命勢力進入，但革命黨自己力量分散，各地諮議局、商會、士紳、軍人等也分散，這樣分散的局當然不可能建國立國，怎麼變成一統之局？因此必須靠袁。袁本是北洋系與舊官僚出身，缺乏新時代的憲政理想，更不習慣以民主方式治國，要他用憲政與民主方式建國與立國當然很難。結果袁世凱忍不了多久，就想把國會、政黨乃至約法統統去掉，以便推行他所熟悉的家父長型政治。
袁靠軍隊掌權，他底下的人也是同樣的想法，「大丈夫不可一日無兵」，都想要擁兵自重。在這個情況下，民國初年，長江以南與山西省基本上不聽袁世凱號令，安徽之後也不聽袁的。楊增新在新疆號稱新疆王，當然不聽袁的號令。外蒙自行宣告獨立，內蒙及西藏勉強維繫，袁較能控制的是華北跟東北，且主要靠軍事系統。在其軍事系統裡，底下的人也各自擁兵。袁只是盟主，只是相較之下最能掌握，以及在一定程度上號令眾人的人物，從實質上來講力量也不及於下。因此，在此局面下的中央政府與政局，最大意義在於中華民國初建，大家都希望安定、和平與統一，所以袁變成眾望之所寄。人們普遍認為如果中央政局搞不定，黨派惡鬥加上政局動盪，最後必然會回到分裂的局面。整體而言，清末的整個局面就是分崩離析，[29]並非有個強大的革命力量推翻清廷，而是清廷自己腐朽，稍受壓力後便崩潰。崩潰後的中國之政治力量後變得更為分散，中間較團聚的一塊就是袁的北洋系，這一系的人跟其他人產生不斷的政爭。這就是中華民國建立之初的基本局面，與歷朝歷代建國之初皆不同。此因歷代建國都是靠「打天下」成功，唯獨民國是一場「共和」的實驗，所以充滿了妥協性。而此妥協性便造成之後不斷的政爭。
北洋系與其他各政團的政爭自然難以有什麼好結果，但必須做個分析，因為這是中國有史以來首次民主的嘗試，必須透過它來看民主嘗試的得與失。民初政治內部的黨派，首先是同盟會，[30]同盟會內部本多派系，[31]孫自己無意與袁相爭；章太炎不滿於孫，早早就脫離；[32]宋教仁則希望爭權主導，力主政黨內閣；唐紹儀本屬袁，加入同盟會與宋合作，與袁裂痕擴大，因此當時第一次的內閣號稱「唐宋內閣」，由宋教仁在背後運作。[33]而南方的同盟會勢力與都督都非袁所能指揮，南京的留守者黃興甚至有「第二總統」之稱，這是起初的局面。[34]至於立憲派跟清廷的關係本就深，自然也跟袁世凱的關係深，較能跟袁合作。反之同盟會本來就跟清廷對立，也不信任袁世凱，是袁的對立面。但對立面內部很不幸地也是派系眾多，早從一九零八年後，同盟會各派系間就已難以整合。同盟會在一九零五年成立時，本就是各派系的初步整合，沒過多久就分散得很厲害。在這個情況下，同盟會有群龍無首的問題，而其中最能運作的就是宋教仁。
宋教仁有雄才大略，年紀很輕，但過於「銳進」，就同盟會的立場來講，他確實是個很有可為的人物，具有孫缺乏的組織能力，能組織眾人。但同盟會組織起來就想爭權，造成雙方的根本矛盾。當時多數的社會民意覺得，既然已成立新中國，由袁當總統，就不要再爭，再爭就是亂黨，[35]不僅一般人，連立憲派的代表人物梁啟超都如此認為。當時立憲派有兩個主要人物，就是梁啟超與張謇，後者更保守，梁還比較有革命意識，但梁認為，中國政治此時須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所以一直大力支持中央政府。梁也太偏理想性。讀書人搞政治有時很麻煩，孫中山其實是個讀書人，學問非常之好，但實在太過理想，所以老是一再被出賣。梁早先支持袁世凱，後來支持段祺瑞，先被袁世凱賣了，後來被段祺瑞賣。為何梁會支持這種人？因為梁有他的理念，認為依照中國歷史，這種時代一定要有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乃至強人，才能統合。因此梁不主張大家各出意見，否則各種意見爭吵不休，何況還夾雜著奪權的企圖。同時立憲派很不滿於想奪權的同盟會，還企圖合併各政黨。當時革命黨人氣焰囂張。過程中章太炎跟張謇成立統一黨，孫武成立民社，後與統一黨合為共和黨，舉黎元洪為理事長，此黨在當時最大，採國家主義，事事與同盟會對立。梁那時候還在海外遙控，其餘大小政黨不下十餘。[36]
在這情況下，中央政權基本上是袁系力量加上原來的立憲派及共和黨。革命後，立憲派跟同盟會都經歷過從分到合，現在多分出來，然後重新整合。較保守、主張國家主義、不直接張目，較同情袁世凱這種強人政治的，就成為共和黨。但共和黨理事長黎元洪因一直受同盟會攻擊，就想結袁自保，袁後來還製造對同盟會員張振武的刺殺案，讓黎擔負這罪名，此後黎更不能不跟袁結合，這是初步結合的狀態。
因中華民國約法規定總統要由國會選出，國會相當於代表最高政權，因此雙方在國會中進行鬥爭。本來同盟會在國會佔多數，有共和黨後，同盟會也就不能號令其中所有人。這時候因「善後大借款」前奏的四國墊款跟借款案，[37]袁很不滿意唐，為什麼？原因是最早的一批墊款唐居然交給在南京的黃興，這當然也是受到同盟會壓力的結果，而且在很多事上，唐也不願事事跟著袁世凱，宋又在旁鼓動他，所以中間產生了許多問題。在大借款案中造成了許多風波，四國也有意見，因為唐是先跟比利時借錢，四國不同意，最後唐因此於民國元年六月去職。唐去職後，宋很擔心共和黨擴大，於是擴組同盟會，聯合其他統一、共和黨，於民國元年八月成立國民黨，爭取國會多數，以阻止梁啟超的大黨計畫。所以國民黨其實是在宋教仁的手上成立的，雖推孫中山為理事長，實際上孫仍請宋教仁代理之。[38]
這時國民黨主張「主權在民」，要實際落實議會政治、地方分權。這固然有其理想性，但更重要的是國民黨較善於結合民眾與議會政治，同時在地方及長江以南擁權較多。新成立的國民黨想用同盟會的舊力量掌握住各地勢力，推行議會政治，進一步進入中央奪權。結果是民國以來，大家後來對各種主義、主張都厭煩，因為這些到最後實質上都是為了奪權，所以主張並不得民心。[39]而且當時普遍覺得國民黨為了一黨之私在爭權，民情上較傾向於袁世凱跟梁啟超。
梁啟超於民國元年十月返國，先組民主黨，希望在議會選舉裡獲勝而不成，被迫再於二年二月加入共和黨。宋教仁被刺殺後，二年五月共和、民主、統一三黨合為進步黨，由共和黨理事長黎元洪繼續當理事長，梁啟超、張謇等人為理事，而梁實為黨魁。[40]即使在宋案後，梁啟超仍以「暴亂」的國民黨為第一敵，雖然這時他也批評袁世凱說：「腐敗社會是第二敵」，但他覺得當時中國立國的最大敵人是國民黨，還不是袁世凱，事實也證明他即使在宋案後，還是配合袁世凱。照今天國民黨寫的歷史批評，刺殺宋教仁就等於招出袁世凱的狼子野心，證明他是個大奸大惡之人，事實上不然，當時輿論多半是不喜宋教仁跟國民黨企圖奪權，因為知道那不會有好結果。
事實上宋教仁顯然想得太天真，要靠議會政治、地方分權、主權在民等主張在國會中勝選，然後選總統、組閣，哪有那麼容易？中國這麼巨大，更何況當時選舉毛病很多，都是看各省的督軍等實力人物來指派、操縱，誰代表誰？誰又能代表真正的合法性？這不是個全民選舉的局面，當時還有很嚴格的財產限制規定，故代表性都很有限。在這種情況下，宋教仁被刺殺後，袁世凱當然也被嚴重批評──在政治上這樣刺殺政敵當然是極端惡劣的行為──但即使如此，袁跟梁都還能得到一定的輿情支持，而袁居然還能繼續掌政。
國民黨跟袁世凱最後還是走上武力決鬥的道路，關鍵原因先是唐紹儀去職，然後是武昌起義的重要人士張振武被殺、袁世凱行帝制之傳說復盛，同時孫中山跟宋教仁又主動希望出使日本，以連結日本，袁世凱當然不肯，怕他們藉機聯外聚集力量。因此基本上都有很清楚的權力鬥爭意圖在背後，當然也都自稱「是為了國家」。袁希望於各省委派民政長，國民黨軍官堅決反對，加上國會的選舉之爭，於是最後在二年二月爆發宋案。宋案發生後孫主張出兵，黃興主張法律解決，[41]孫主張出兵其實並不明智，黃興主張法律解決，意即透過對袁世凱的控訴，讓他失去政治合法性，或許還較可行，至少可大大減低袁世凱控制局面的力量，讓他有較多的可能傾聽國會的意見。但議久不決，結果袁世凱向四國銀行團的善後大借款接洽成功。
善後大借款成為何這麼重要？因為中央當時根本沒錢，而民初的局面就是要建立真正有權力的中央，善後大借款當然能幫助這件事成功。黃興知道一旦袁世凱有如此能耐，若走法律途徑事實上也沒有太大意義，而且夜長夢多。因此在這之後就知道必須、也只能走向武力解決。善後大借款本身會成功，事實上也是列強有意要助長中國內戰，[42]這件事在此階段恰可幫助本已犯了重大政治錯誤——至少是政治問題——的袁加強勢力。於是在列強有力的幫助及雙方事實上無法解決問題的情況下，從袁罷免國民黨的幾個都督開始，走上二次革命。
因此郭廷以先生的書要細讀，也就是說，歷史的實際過程非常重要，在這個過程中顯示了事情的性質：其實雙方都卡在掌握實際權力的問題上。並非宋案一發，國民黨就立刻討伐袁世凱，拖了四個月才發動就表示其實有很多實際政治上的考量，到最後主動權反而變成在袁手上，因為他罷免國民黨都督才成此局，這也是袁被逼迫走到這一步。兩個月內七省討袁軍兵敗，社會多以國民黨「跡近好亂，反袁為一黨之私」，並不支持。二次革命後整個局面開始改變，袁開始能掌控全局，除少數地區外，他的勢力擴到長江以南，控制大部分都督。再回頭看這個階段，事實上民初二次革命後也談不上有什麼民主，只有梁啟超又被利用了一下，藉其雄心組織內閣，然後又很快辭職。那在這階段有沒有其他可能性？講到底，民初中央政局的核心主要是國民黨跟袁世凱兩系的鬥爭，還有由舊立憲派為主、後來變成共和黨的這些人對袁的支持和操縱，可看到雙方權力運作的意圖都非常明顯，不太有意願為對方留餘地，袁不打算替國民黨留餘地，宋教仁主持的國民黨也沒打算替袁留餘地。孫是較寬容大度的人，若要講德行則孫中山最高，所以尊孫為國父確實有其道理。孫雖然未能順利將眾人整合在一起，但實質上他確實一直扮演了努力推動中華民國建立的重要角色。還有他確實人格高尚，若國民黨、同盟會都是孫這樣的人，雙方大概較能合作，但這太難。孫與黃興也曾北上表示願跟袁合作，但同盟會裡的人大部分並不能像孫這樣寬大，多半仍有實際意圖。同盟會要掌權、袁也要掌權，且雙方主張不同，又各自利用自身的基礎，要同舟共濟非常困難。更何況袁世凱本來就沒有民主素養，他本不信任這套，因此要能長期安撫他，又不完全為其控制，才能稍微羈縻之。若要跟袁這樣軍人出身的人對著幹，很難有其他的結果。
若從歷史上來做褒貶，袁刺宋、全面攬權……做了這些種種是相當要不得；宋教仁走上這樣的路，事實上更早迫使這局面的破局，其實也並不可恕；孫在這地方是較被動，但也沒阻止，因此雙方的破局很難避免。破局後就使得民初的民主政治化為烏有，這是中國第一次民主政治的實驗。之後就是洪憲帝制，這是較簡單的權力運作，就不詳細講。
袁獨攬大權，先用熊希齡，以梁啟超為輔組閣，脅迫國會選其為總統，黎元洪為副總統，[43]當選後六天就要求增加權力，十一月解散國民黨，[44]國會無法開會，隔年（三年）一月乾脆解散國會，二月梁、熊掛冠而去，再次為袁所賣。[45]三年三月就成立「約法會議」，五月公布「新約法」，總統極度擴權，然後改組政府，設政事堂，國務卿，左、右丞，基本上已開始規劃帝制。三年二月，總統祭天。[46]也就是說，袁根本就覺得民主政治這套行不通，各地選出的人也多半跟他對立，因此他要實質控制。但實質控制在袁來講有很大的困難，為什麼呢？因為他既要實質控制，又不信選舉，那合法性基礎為何？這時地方財政還多半不聽他的指揮，另一個很大的問題是底下的人往往各自為政、控制地方。在這個情況下，袁選擇帝制，除了他本就想做皇帝之外，旁邊事實上也受到不少人支持。[47]
也就是說，當時還有不少人認為，中國必須有皇帝在中心，靠君臣之義才能整合，否則難免分崩離析，各地割據，中央無法號令。尤其一些較傳統派的讀書人更是這麼想，如現在惡名昭彰的楊度，其實他是個非常有才情、見識的人，做這些事主要也不是為了個人私利，他從清末便有「金鐵主義」與君主立憲的見解。另外還有劉師培等大學者，不過劉師培較牆頭草，而嚴復是沒真正贊成，但也沒積極反對，有點被迫，所以他後來說：「我沒登報去反對，這也是我的錯。」但他當時事實上也是有點不得已而接受，其他像湯薌銘就是同盟會的變節者。另外袁當然也利用他自己的北洋系，還有梁士怡等失意者來支持。因此有的人是為了想法，有的人是為了理念，最後產生這個洪憲帝制。這並不如現代人想的荒唐，而是當時還有很多人覺得「好像也沒關係」的態勢。而且當時列強中，英美是採同意的態度，他們一向不同意同盟會或國民黨的做法；反而日本是一擒一縱，因為日本瞭解，萬一走上帝制，中國會重新陷入大亂，所以起初假裝同意，最後階段才表示反對。
這些種種又是在內憂外患的情況下進行。內憂是意圖復辟的力量，因為袁一直想當皇帝，而這邊才是正統的皇帝。這關係還相對較小，因為地方上的復辟力量其實有限，最主要是京津這帶的一些清室遺老──尤其他們很多都躲去天津──當然還有張勳、辮子軍等；外患是俄、英侵略外蒙、西藏；日本力圖南滿、東北，進兵山東，又以「二十一條」要求袁對日屈服，[48]最後袁竟也屈服，為什麼呢？因為袁想要當皇帝。四月五號日本最後通牒，同月中就訂立新約，之後袁以為已安頓好日本，就開始積極推動帝制。
袁世凱先囑人作文章，然後是四年八月「籌安會」[49]，十一月中國民代表大會，十二月十一日參政院就提出希望袁世凱當皇帝，十二月十二日袁接受，之後天下大亂。這是因為固然有人這麼想，但在整個局面中，北洋軍系並不見得願意這樣直接聽從袁世凱君臣之義的說法，迫不得已是一件事，不好明白反對又是另一件事。而在革命後，地方上的割據力量其實一直很強，且隨著時間逐漸加強，這時當然還是從同盟會舊勢力、國民黨勢力要開始策動反袁。這時包括立憲派也開始反對他，以梁啟超為主先寫文章推動，然後就是蔡鍔在雲南起兵。雲南起兵後，日本大力批袁，給袁很大的困擾。[50]袁想透過北洋系鎮壓，但北洋系事實上並不想讓袁掌握，更希望能掌握自己地方上的勢力。總之，地方勢力、日本的強大壓力，再加上南方尤其反對，北方態度又消極，[51]形式上根本非如他所想的順理成章，結果是袁憂憤而亡（或曰尿毒症而亡）。[52]
袁若繼續當總統，情況就好很多，名義上保留國會而不解散之，然後一步步擴充他的掌握，這樣的話絕對有能力控制國會，但他顯然並不習慣這種政治，也一直利慾薰心，看不清局勢。其實中國當時有很多的可能性，千不該萬不該走向帝制。當然還是不得已的情況，從孤兒寡婦手中奪得地位，現在還沒翻轉幾年就開始要帝制自為，何況他本身的控制力跟統御力都有限，又沒立下什麼真正的功業，而且民主思想在當時力量雖不甚大，但在一定程度上已經發酵，所以恢復帝制可說相當愚蠢，結果就變成軍閥時代。
軍閥時代更是一團混亂，袁世凱死後，段祺瑞主政的前期還行。黎繼任總統，段任總理組閣，進步黨梁啟超繼續擁之對外，梁啟超還是對其抱持希望。這也有其道理，因為中國當時唯一的希望，坦白說本來是由強大的中央政府慢慢整合，只是梁實在識人不明，先擁袁再擁段。因對外參戰、借款等事，黎、段發生衝突，民國六年五月段被黎免職。軍隊上主要是段的力量較大，但黎在國會上有一定力量，另外國會中又有梁的研究系跟段的安福系，[53]這就惹來張勳復辟。一個月後，段再用討逆軍除掉張勳，之後卻又產生了大問題。
為什麼呢？因為國會於復辟後解散，之後唯一的法統就結束了。本來民初的這個法統對於維繫人心有一定的力量，但國會因張勳復辟而解散，這與袁世凱先前解散國會的意義不同，張勳復辟等於整個中華民國的法統暫時停止，停止後對於能否重新恢復國會就有兩種意見。段認為恢復有問題，便乾脆加以解散。解散後，南方軍政府於六年九月成立，中國正式分裂，此後不斷暗鬥，軍閥各自為政，進入大混亂的軍閥時期。
之後日本跟段祺瑞勾結、南北合議又不成，對立更加厲害，互相指控，加上赤俄、白俄在滿蒙新疆的角逐、日本不斷擴大在華影響，還有這些系統中的皖系、直系、奉系、滇系、桂系、山西、新疆等循環內戰。其中新疆較遠離，山西較獨立，其他地方南北都是一團混戰。南方的軍政府中，孫不能實際掌權，軍政府中也是軍人擅政、軍閥林立。因此南方事實上只是一個名義上好聽的政府，有孫中山的中華革命黨，[54]事實上南北都是軍閥各自為政，再也提不上統合。軍閥割據時代大概可從張勳復辟後開始正式起算，而中國的正式分裂大概在民國六年九月，此後中國就正式進入軍閥割據的時代。在這個情況下，大家對誰都不抱希望，因為所有作為、講法，全都擺明了是為了奪權、擴充自己的勢力與地盤。這些軍閥的性質確如陳志讓所說，清末前較是紳士為主的「紳軍政權」（不過當然還談不上這是政權）[55]、紳軍政治，民國後就漸漸變成「軍紳政權」。[56]這也就是袁世凱說的「大丈夫不可一日無兵」，因此大家都走上這條路，覺得什麼都是假的，只有手握軍權才是真的。在這個意義上變成以軍人為主，也利用士紳。
在軍隊的性質方面：北洋系統中的留日軍官較少，故舊傳統力量多；南方新軍的留日軍官較多一些，兩者系統不同。本來南方還有張之洞的系統，跟北洋軍的系統不同——晚清中國有兩大軍事系統，一是海軍，一是張之洞，因此南方很多的軍事系統是由張之洞所培養。這時先是利用士紳，後來在一定程度上也打擊士紳，而士紳也進行各種轉型，很多士紳自己也加入軍隊。另外當時有些秘密會社也會加入軍隊。在這些情況下，都是各自為政，所以也會有各種對立跟割據，非常複雜。民國的軍閥可說是背不清、記不清、打不清，非常亂，大大小小的軍閥，小至幾個鄉鎮、縣，大的連著幾個省，複雜萬分。他們關係的結合是以私人關係為主，這也顯示出中國政治、社會的基本性質，人能信靠的核心關係先是血緣，其次是師生、同鄉、同里、同學、還有給予恩情者或朋友。因此若沒有一套整體的像儒家、道家、法家、陰陽家等傳統所提出的上層政治構造，必然會淪為各種私人關係及相近思想的結合，分裂成各自為政的局面。[57]這個崩裂的局面事實上就是不斷吸取民脂民膏，從民間搜刮各種資源跟人力來組成軍隊，遂行其權力欲。當然軍閥有好有壞，有對地方較好的、也有對地方極其惡劣的，難以一言敝之，不過大體而言素質不佳，多半是以民之膏血建立個人權力中心。這就讓中國事實上回到新型態的封建時代——中國的政治從來就是在一統跟封建中循環。
從中華民國的初期政局可看出，其核心如前所述，缺乏優秀的核心軍政組織，無法整合分裂的各種勢力與想法。因為國家太巨大、各種地方勢力太多、想法又太紛雜，難以整合，因此必須有待優秀的核心軍政組織加以統合。後來國民黨所謂的「聯俄」、「容共」、建立黃埔軍校、對列寧式政黨的改組，就是要建立列寧化的新型態核心軍政組織，乃至共產黨直接就是列寧化的軍政組織，這不是偶然，而是民初的政局所造成的。
另外，當時的人似乎不太明白建國需要以「能群」之有德者為中心，這裡的「群」是《荀子》：「君者，何也？曰：能群也。」[58]，能整合眾人的就是「君」。當然當時不需要君主，但需要「能群」的人，這種人一定要有政治上的「德」跟「能」，沒有這麼一個中心，民主制難以建國。在同盟會跟國民黨這方面，基本上起初是太天真而不這麼想，以為用共和、討論，坐下來談就能解決。但事實上民初的國會亂得一塌糊塗，整天吵架、提出的一些方案──尤其國民黨提出的──都不切實際，離民情甚遠，老百姓也非常懷疑。因此國會的威望從選舉之初、運行之初乃至後來運行的狀況，都讓人不滿意，那還已經是比較好的時候，因為那是演變自紳士的傳統，選出來的人其實素質都還算不錯，水平很高，今天還選不出這樣的人來。
例如臺灣地方選舉選出的人往往都是出自地方派系、地方利益。民初仍有紳士的傳統，選出來的人有功名的比例非常高，受教育的水平也還相當地高。只是當時的人不明白要以優秀的核心軍政組織為中心，早期以為大家可藉由開會慢慢形成共識，後來發現全不是這回事；至於袁世凱只相信實力，缺乏足夠條件配合，是有能無德，也統合不了。所以在缺乏有德有能者，單靠民主制的的情況下，結果是整個中央政府垮掉，回到地方分崩離析的狀態。這就牽涉到中國的組織跟結構性問題。原因何在？這表示的是，基本上中國本就是個地方上治理廣土眾民，高度分殊的狀態，若無強有力的中央政府，難以使之轉型，歷代皆是如此。民初的中央政府顯然不夠強而有力，也缺乏足夠的德跟能，中央政府的財政從起初就有問題，[59]袁能號令的其實也有限，國民黨更不必說。因此中國天生就是這麼樣一個巨大且分殊的結構，沒有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優秀的軍政政權跟有德有能的領導者，要整合極為困難，這是民初政局及中華民國建立早期的情況。這個局面當然就預示了底下歷史的發展會走上軍政鬥爭的道路。
[1] 陳志讓，《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北京：三聯，1980），頁18。
[2] 陳志讓，〈第二章、政治的離心力（1912-1913）：各省〉，《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北京：三聯，1980）。
[3] 本講以下的取材，主要取自郭廷以先生的文章，再做不同的變化或解釋，因為他的材料講得很好。當然還有些其他背景，但主幹或至少論述的順序上，多採郭廷以先生。
[4] 在革命過程中，中央軍隊和革命軍交戰最激烈的地方便是湖北。見：陳志讓，頁22。
[5] 陳志讓，頁17。
[6] 陳志讓指出廢科舉之後因新式教育較貴，故有大量有志有才但家境清寒的年輕人投入新式陸軍學校以求上進。見：頁16。又，可參考：羅志田，〈科舉制的廢除與四民社會的解體──一個內地鄉紳眼中的近代社會變遷〉，《清華學報》（新竹），新25卷4期，1997年4月。
[7]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414。
[8] 陳志讓認為各省獨立由三大勢力促成：一、主張或同情革命的紳士；二、擁護或同情革命的軍隊；三、反滿的秘密結社所領導的群眾。見：頁22。
[9] 陳志讓，頁106-107。又，陳旭麓，頁358。
[10] 郭廷以：「清廷之起用袁世凱，是要他出力效忠，蕩平叛逆。袁所採取的為兩面政策，對清廷乘機要挾，對革命軍軟硬兼施。他不是六十年前的曾國藩，情勢亦和六十年前大異，深知清廷的威信盡喪，命運已不可挽回。」氏著，《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頁410-411。
[11] 郭廷以：「革命軍壯志如虹，須先施之以威，挫其銳氣。十月底，袁軍獲勝，十一月二日，奪回漢口。袁以為革命軍或可就範，遣使致書武昌言和。革命黨對於袁與清廷間的矛盾，及袁的野心，至為了解，乘機動以利害，勸共同反清，謂『我軍（革命軍）聲勢日大，執事爵位日高一日。倘鄂軍屈伏於滿清，恐不數日間，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矣。執事犯功高震主之嫌，雖再伏隱彰德而不可得。隆裕有生之日，戊戌之事一日不可忘也。……須知當仁不讓，見義勇為，無待游移。』果能『返旆北征，將來大功告成，選舉總統，當推首選。』」氏著，《近代中國史綱》，頁411。
[12] 郭廷以：「庚子之役，袁在山東的措置，甚得西人稱道。迨任北洋大臣及外務部尚書，對內推行新政，對外聯好英、美，聲譽益隆。罷黜之後，清政每況愈下，英、美對清室已不存何希望，但不願革命黨得勢，希望袁再出秉政。」氏著，《近代中國史綱》，頁412。
[13]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412-413。
[14] 王汎森：「在林林總總的主義中，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民族帝國主義常被認為最符合當時之『公理』──事實上即是因為符合西方最『先進』國家之政治形式，而獲得最高的正當性。」見：〈「主義時代」的來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一個關鍵發展〉，《東亞觀念史集刊》第四期，2013年6月，頁23。
[15] 可參考：沈松僑，〈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兼論民族主義的兩個問題〉，《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3期，2002年12月。
[16] 西安駐防旗人被殺上萬，這是少數特例。
[17]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427。「民國成立，同盟會聲勢煊赫，莫之與京，攀附者爭先恐後，嚮義者固然不少，趨炎附熱者更眾。一九一二年三月，由秘密組織改為公開政黨，以完成行政統一，……除力謀國際平等、男女平權兩項較富有新的意義外，原有的平均地權、土地國有主張，變為空洞的國家社會政策。為便於袁世凱聯好，曾有推汪兆銘為總理之議，未成事實，仍由孫中山任之，以黃興、黎元洪為協理。凡此皆可見同盟會的妥協性。」
[18] 溥儀，〈清室退位詔書〉：「奉旨朕欽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軍起事，各省響應，九夏沸騰，生靈塗炭。特命袁世凱遣員與民軍代表討論大局，議開國會、公決政體。兩月以來，尚無確當辦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輟於途，士露於野。徒以國體一日不決，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議於前，北方諸將，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嚮，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榮，拂兆民之好惡。是用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舉為總理大臣，當茲新舊代謝之際，宜有南北統一之方。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總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予與皇帝得以退處寬閑，優游歲月，長受國民之優禮，親見郅治之告成，豈不懿歟！欽此。」按：郭廷以：「退位詔為南京所預擬，出自張謇之手，其中『命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政府』字樣，則係袁所添入，作為自立政府的依據。」氏著，《近代中國史綱》，頁423。
[19] 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上海：上海人民，1992年），頁354。
[20] 李劍農曾討論「法統」的意義以其後的恢復運動。見：頁512-515。
[21] 1913年2月13日十三世達賴喇嘛宣布「藏區」獨立，但未得到世界大國的認可。十三世達賴喇嘛宣布獨立後，時任中華民國大總統的袁世凱立即派遣軍隊收復西藏。
[22]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415-416、420。
[23]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421。
[24] 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頁313。
[25]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432。
[26] 陳志讓，頁100。
[27]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424-425。「唐與袁有二十餘年的私情公誼，交非泛泛，與孫中山同為粵人，復有促成共和之功，正可居間折衝，溝通南北之見，調和新舊之爭，促進袁和同盟會的合作。」
[28] 陳志讓：「結成派系通常以私人關係為基礎，有的人把這些關係叫做『感情』，其中包括家族、親戚、師生、僚屬、結拜兄弟、同學、同鄉等傳統的私人關係。」頁101。
[29] 陳志讓：「但這個時期中國政治的實際是不統一，是分崩離析。」頁100。
[30] 順便說讀郭廷以先生的書要做重新整理。郭先生最大的長處是按時間敘事，且他對時間搞得一清二楚，這是史學的正軌。郭先生他是近史所的老所長，一代大師，整個所等於是他建的。他的方式就是編史事日誌，如《太平天國史事日誌》、《中華民國史事日誌》，按時間敘述得很細膩，各種內外因素攪和在一起，事實上歷史就是這麼運轉的，這是個基本知識。但有這知識後，因歷史很難簡單分析，有很多複雜面相，也沒有比較性，而我們可同時服膺的就是結構性，現在做個結構性分析，就列出他的黨派，這打破時間的敘述，看結構較清楚。
[31]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427。「同盟會有多種派系結合而成，內部久有爭執。和同盟會抗衡的立憲派，步調亦不齊一，大致可分為海外與國內兩支。」
[32]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428。「首先脫離同盟會而別樹一幟的為章炳麟，一九一二年一月，與張謇等組成『中華民國聯合會』，繼更名『統一黨』。」
[33]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429。「孫中山尚無意與袁爭一時長短，宋教仁則力主政黨內閣，人稱唐紹儀內閣為唐、宋內閣。唐不甘完全仰承袁的鼻息，宋尤不肯事事將順。」
[34]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429。「南京留守黃興，望高權重，有第二總統之稱，袁更有芒刺在背之感。」
[35]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435。「社會人心對袁尚未完全絕望，認為他有經驗能力，國民黨跡近好亂，反袁為一黨之私。」
[36] 可參考：張玉法，〈民初政黨的調查與分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五期，民國65年6月。又，張玉法，〈民國初年對政黨移植問題的爭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四期，上冊，民國62年5月。
[37] 先墊款、後借款，最後是善後大借款。可參考：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429。
[38]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431。
[39]現在讀歷史的人都讀國民黨寫的歷史，當然都是一路說國民黨很正義，其實這些主張都不得民心。
[40]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431。
[41]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434。
[42]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434。「對於大借款案，黃與國民黨都督紛紛反對，責政府違法，國會亦不予承認。孫曾對銀行團警告，並勸各國政府人民阻止付款，俱歸無效。這是民國以來帝國主義者初次助長中國內戰。」
[43]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436-437。
[44]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437。
[45]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437。「一九一四年二月，熊、梁終於掛冠。戊戌變法，梁等曾為袁所賣，現又重嚐苦果。」
[46]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439。「古者惟天子得祭天地，尊孔為鞏固君權的必要之舉。一九一四年二月，規復祭天、祀孔。祭天由總統主持，用古代冠服，行跪拜禮，祀孔的禮儀略同。此外尚有覲見條例，軍人訓條命軍人『忠事元首』。」
[47]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439。
[48]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439-448。又，可參考：羅志田，〈「二十一條」時期的反日運動與辛亥五四期間的社會思潮〉，《新史學》3卷3期，1992年9月。
[49]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450。
[50]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454。
[51]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456。「北洋派為袁的生命所寄托。袁於北洋派以外的反對尚不在意，最怕的是北洋派內部對他不忠。……國務卿徐世昌雖無兵權，而為北洋派大老，於袁的帝制亦心有不服，初稱病請假，終辭職而去，採消極不合作態度。」
[52]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461。
[53] 陳志讓，頁105。
[54]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456。「二次革命失敗後，國民黨元氣大喪，幾乎一蹶不振，孫中山重振旗鼓，加以徹底改造。一九一四年七月，易名為『中華革命黨』，黨員須一律立具誓約，犧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權利，附從孫中山，再舉革命。」
[55] 陳志讓，頁14-16。
[56] 陳志讓：「我認識了前一段路程上的荊棘是一八六○──－一八九五年的紳軍政權；後一段路程上的荊棘是一八九五──－一九四九年的軍紳政權。」見氏著，〈序〉，《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北京：三聯，1980）。
[57] 齊錫生，〈第三章：軍閥派系的構成〉，《中國的軍閥政治》（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
[58]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君道篇第十二〉，頁237。「君者，何也？曰：能群也。能群也者，何也？曰：善生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顯設人者也，善藩飾人者也。善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人樂之，善藩飾人者人榮之。四統者俱，而天下歸之，夫是之謂能群。」
[59] 陳志讓，第二章，《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