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人：臺灣大學吳展良教授
I.
如前一章所言，西力入侵的過程基本上分為戰鬥、屈服跟順從的三大階段。到了1900年中國已進入最後一階段，因而在1900年後的十年快速現代化。雖然在此之前就已經開始部分的順從，但整體而言，西方的影響在內陸始終是表面的，多半仍集中於沿海地區相關的企業與人士。中國整體的商業結構在1912年之前並無大改變。西方商品雖大量輸入，但大體上只是在大批發的層面，整體的商業運行與底下結構仍是中國自身的，如各地大盤、中盤、小盤如何把西方貨物分銷到內陸，然後再將中國貨物盤運上去，仍大致保留原來的結構。整個經濟層面的變動仍很有限，中國也遠遠未資本主義化。這表示雖然經過這麼大的衝擊，從鴉片、英法戰爭──這是中西兩個體系的對決──直到約辛亥革命前，中國政治、社會、經濟基本結構的變動其實很小，西方的影響始終很有限。這個認識可以幫助我們回頭認識同治中興跟自強運動到底是怎麼回事。
即使有極為巨大的內外壓力，中國畢竟沒被瓜分，因此所有問題仍必須由北京做最後處理，而非通商口岸。整個洋務運動與自強運動，所能影響的主要只是應付西力入侵，國家真正的全局仍由北京控制。若非北京能夠像明治維新那樣從根本上變法，事實上不可能真的改變這一巨大的文明體制。慈禧太后一直較偏守舊，洋務運動在中央主要是由恭親王奕訢、文祥等人主事。[1]慈禧太后對此雖有諸多不滿，但一開始也沒有辦法，因為他過去曾因英法聯軍逃到熱河，見識過西方的厲害，不能不設法對付。因此慈禧選擇居中在洋務派、自強派跟大多數守舊的士大夫間平衡協調。這情況在1881年後破局，恭親王被迫辭職，變成由慈禧自己主政，轉為保守因循，整個洋務運動鬆弛下來，可見問題的關鍵依然在北京。在同治跟光緒早期這二十年的洋務運動，事實上主要還是靠奕訢等人做了不少事。這些人怎麼來的？這些人是從憂患中誕生。因此底下將會講到同治中興的這些人，是如何把國家從全面混亂、內憂外患、幾乎瓦解的狀況下救回來。而這些人在國家較安定後，影響就漸漸減弱，因此洋務運動的真正高峰，是在同治中興的人物還能主政的時候。
照Rozman的講法，相較於土耳其帝國先產生了許多民族跟宗教動亂，之後邊地暴動四起，中國雖在西力入侵的情況下，竟然還能維繫傳統的世界秩序到辛亥革命之前。而在辛亥之前近三百年的時間中，中國傳統的世界秩序威嚴絕倫，相較於土耳其、蒙兀兒或俄國，中國的控制力、影響力在整個東亞地區深遠異常。換言之，這表示清中葉以後中國雖然有種種動亂，在西力入侵後更是搖搖欲墜，但即使在這情況下都還勉強維繫了很長一段時候。當然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就不再聽從中國的這一套，但在朝鮮乃至於甲午戰爭前的整個東北亞，甚至到1912年前的南亞，中國的控制力跟影響力居然還能部分維繫，這是很特異的事。[2]
事實上，二十一世紀的我們跟二十世紀史學家最大的不同，大概就是我們的視野會更放寬，看到事情的本質是「一個幾千年的大文明之維繫與轉型」問題。並非前代史家所講的具體現象有誤，而是當視野放寬時，看法就會不同。更何況中國文明所建構的「世界秩序」影響的不光是自己內部地區，還包括整個東亞、甚至於東南亞以及南亞北部，這樣巨大的區域要轉型，當然困難。而中國內部又有深重的積累，船大難掉頭，要改變確實非常困難。所以如果把視野放寬，認識到這代表的是「整個大文明的轉型」時，就知道事情不能簡單地質問為何洋務運動或自強運動不能照西方文明的方法辦事以取得成功？從一個大文明自己如何立身、如何維繫其內外秩序的觀點來看，就知道中國確實很難轉變。雖然這並不能掩飾它的失敗或問題，只是我們的理解會不同。
中國文明在近現代遭遇了文明大轉型的問題。它必須轉型，也必須現代化，但若能瞭解這在歷史上的困難，也會較瞭解中國今天以及民國時期遭遇的困難。相較之下，俄國較早進行改革，因為它跟西歐的接觸遠從彼得大帝變政時就開始，比中國要早得多。日本最初跟西方的許多遭遇、觸發與中國相同，但與自強運動相較，其全面變革更早。而且日本並非西方國家的真正標的，中國才是，哥倫布等早期航海探險家的標的是中國跟印度，尤其是中國，因為他們也知道這個地區的文明中心是中國。在這個地區文明相對較邊緣的地方，先是日本，其次是韓國與台灣這些較容易產生變革的地方，但文明的中心地區則很難變革。這事實上也符合歷史上文明改革與變化的通例。這裡也牽涉到中國士人對外在威脅的拒斥，大體是因為他們很難放棄自己固有的觀點跟立場，所以難以充分認識西方文化。
另一方面，中國處於一種孫中山所說的「次殖民」的地位。因為西方列強必須對其殖民地的安定與「統治名聲」負責，而中國只成為孫中山所說的「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一種不斷被掠奪而無人需為掠奪負責的狀態。與此同時，中國對外始終有種拒斥感，因為它本身是源遠流長的大文明，若非遭遇巨大危機，確實不願改變。問題的關鍵在於傳統中國的立國方式和世界秩序──後者是Rozman的講法，[3]這裡會更看重其立國方式──與西方剛建立的、朝氣蓬勃的新世界秩序與立國方式的衝突。中國雖勉強維持統一到1912年，卻搖搖欲墜，傳統立國方式與人才雖頗有能力——面對這挑戰其實極為困難，因此Mary Clabaugh Wright（芮瑪莉）給予同治中興這些人高度評價，甚至稱之為「這些偉人們」[4]──卻未能產生足夠的開放性以面對新時代的挑戰，而且這些人在整個帝國裡其實是少數。
II.
底下進一步分析同治中興跟自強運動。標題原訂為「自強運動的大突破」，但要談自強運動，還是從同治中興一路講下來較恰當。為什麼？很簡單，因為自強運動的核心人物都來自同治中興，所以不能離開同治中興去理解所謂洋務運動或自強運動，事實上，自強運動的很多方面就是從同治中興開始。這裡的核心問題是：中興與自強之所以可能，是以何機制運行？同治中興在中國歷史上其實是罕見的，上一次較常被提到的中興，已經是唐代肅宗中興。玄宗因安史之亂逃到四川，肅宗以太子即位於靈武，唐室經過八年激戰方告中興。但唐代中興並沒能終止藩鎮割據，若拿唐代中興跟清代中興相比，清代的中興其實要成功得多，不僅平定內亂，一定程度上還對抗了外患。唐代當時雖然也有回紇與吐蕃的嚴重外患，但畢竟是傳統型外患，不能與對付西方入侵困難度相比。清代中興竟能平定內亂，也對應了強大的新型態外患，維持國家的統一，還開始洋務自強運動，以中國歷史來看其實很了不起。
若跟明中葉相比，明中葉也沒能出現這樣的中興運動。明中葉民間起事頻仍，但規模較小，為王陽明等人迅速平息。但明代畢竟亡於流寇，可見民變的力量。明代也並未出現一批能先從團練開始，最後練成新式「勇營」的士大夫──這在中國歷史上其實不容易。[5]宋代腰斬變成南宋，唐代也因為安史之亂腰斬，變為藩鎮割據，元朝維繫不過九十年，明中葉幾乎大亂，所以清代的中興確實不易。現在看這些問題的觀點跟前代最大的不同在於，以往主要是由現代化的觀點出發來看中國為何現代化得這麼困難，以及批判自強運動雖然做了很多努力，但離成功地西化依然很遠。如今則會問：清代為何會如此反應？何以只能做到這樣？我們對歷史的理解應當是問：當初事情如何與為何如此發展？而非從現代觀點責備中國當時為何不能快速變成我們所期待的那樣，那不是真正歷史性的詮釋。如前所述，從中國歷史自身來看，清朝人其實不簡單，一比較就知道。他何以能如此？用什麼體制運行？要瞭解他用什麼體制運行，才能知道他能做到什麼程度、不能做到什麼程度。
更深層地問，這是不是傳統儒教體制的最後一搏？其得與失在何處？西方學者一般認為這是儒教體系的最後一搏，也是中國式保守主義的最後一戰。[6]我們為何問這問題？重點不在於問這是不是儒教，而在於問這個文明在什麼程度上還能保持自己的體系運作？這是核心問題，很不好回答，但可以提供新時代看問題的眼光。以下未必能充分回答此問題，因為新時代的問題不好回答，而二十世紀史學並未提供充分的回答。而這個問題比以下的答案更重要，因為新時代必須要有新問題與新研究，才會理解中國到底怎麼運行。中國至今無法充分西化，歷史已經說明了它很難脫離自身的體制運行，要改也只能在自身體制上改，因為這個文明太巨大、歷史太悠久。因此我們必須瞭解它的體制如何運行、得失為何。如《劍橋史》晚清卷所指出，中國史家——尤其現代史家——都用現代化觀點批判自己，態度較為嚴厲，可說負面意見較多；一般西方史家則是覺得中國和西方從頭到尾都不同，還能西化到這樣已經很不容易。不過《劍橋史》同治中興這段卻是劉廣京寫的，其實他還是較現代化的觀點來看，但即使如此，他其實也認為同治中興並不容易。但若再拿劉廣京跟M. Wright相比，顯然M. Wright對同治中興同情得多，劉廣京批判得多，這也是很有趣對比。若說劉廣京是恨鐵不成鋼，這也是自然的。[7]
能中興首先要能平亂，這是中興名臣成功的關鍵。而平亂的關鍵在於訓練出勇營，勇營的經費來自朝廷的餉銀與地方上的募款。[8]後者其實不太成功，因為老百姓不容易響應捐輸，結果政府被迫出售功名跟官職，清朝官風也因此敗壞。[9]但這在當時是無可奈何的事，國家將亡，不這樣無法籌到足夠軍餉。問題的關鍵是為何中興無法靠中央的力量，而必須靠地方力量？這顯示中央此際的力量已經明顯不足，必須靠地方上的傑出人才自行募兵及籌措軍餉。中央既然不再能真正統籌全局，地方必須要靠自己，這就使得無論是同治中興或自強運動，幾乎注定是部分與有限的。這跟清初朝廷──尤其在平定三藩後──的地位大為不同。清廷統治力量的衰弱，最明顯的徵兆就是八旗乃至綠營的軍力都不行了。與此同時，旗人自身也腐化，沒有足夠的力量進行統治。[10]雖然清朝皇帝的權威與地位還是無法動搖，而且清帝一般頗用心於政務，卻依然無法扭轉局面。道咸同光所面對的是千古未有之變局，道光與同治平庸，咸豐與光緒柔弱，慈禧精明卻守舊，這都不足以應變。清朝上層的統治階層不行了，卻靠地方士大夫訓練出勇營平亂，這是一大創舉。但一有不慎，就可能重蹈魏晉南北朝分裂戰亂的覆轍。
湘軍固然是很勉強才打贏太平軍，但從另一方面來看，這其實很不簡單。士大夫出身的文士，居然可以在民間練成足以對抗巨大叛亂的兵力，這在歷史上是個創舉，也顯示出仕紳階層的巨大力量。[11]同治中興的勇營跟仕紳階級領導的民間兵力該如何解釋？他們也運用了西式裝備，湘軍已開始用，淮軍更是大量運用，不過更重要的是仕紳階級能領導民間兵力。大體上從十六世紀中葉到十八世紀中葉，仕紳階層在民間的力量大為擴大。如上一講所言，湘軍、淮軍跟太平天國、捻亂、回亂的對決，基本上是傳統中國以宗族、宗法、士大夫為中心的力量，跟社會邊緣人團體的對決。這些社會邊緣人更多地訴諸《水滸傳》中那種兄弟袍澤的義氣，回亂則是訴諸伊斯蘭傳統的「烏瑪」組織與「聖戰」思想，這都不是漢人宗族社會的核心力量。[12]清朝居然能平定這幾場大亂，其實很不簡單，見得出士大夫階層的巨大潛力。可以設想一下，今天若是國家大亂，社會又無共同方向，地方上的我們能幹什麼？恐怕只能任局勢自行變化，難以有所作為。今天還有各種現代通訊及聯絡工具，清代皆無，可見當時仕紳的影響力多麼強大。大體從十六世紀起，仕紳力量隨著統治特權、多方經營及宗族規模的擴張與在地方日益擴大。仕紳階層的地方化是中國近世史研究很重要的一點，這源於美國哈佛學派，現在許多人也都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原因首先在於隨著印刷術、識字率與經濟發達，仕紳階層不斷擴大，而政府能用的士人有限，使他們往地方發展。這一方面造成許多魚肉鄉民的問題；但另一方面，也推動了許多地方上的建設跟轉型。因此在這裡可說仕紳階層跟宗族的發展，是士大夫能出來主持中興的關鍵因素。
這群士大夫跟朝廷的關係固然如羅爾綱、Mary Wright所說，是種互相依存的關係，[13]但這種論述方式講得太過功利。其實曾、左、李、胡乃至張之洞這些士人，都有傳統忠君報國的信念。他們在儒教傳統下成長，深受其影響。他們的觀點是：清廷得了天命，能平定宇內、讓老百姓安定地過日子，一旦有人出來作亂，會生靈塗炭。事實上也確實如此，如太平天國之役，整個南方的人口約折損百分之六十，[14]太平軍所及之處殺人如麻，人口大量地喪失，非常可怕；回亂地區的人口大概損失到百分之七十以上。整鄉整村地屠殺，把原來漢人的文物全部掃滅殆盡，以建立伊斯蘭王國，非常可怕。所以士大夫的道義是要平亂而無意自立，並不打算稱王。這些人是儒教出身，跟民間不同，民間叛亂動輒自己稱王。尤其像華北一帶的捻亂，太平天國也封了一堆王，當時中國稱王的人還相當不少！仕紳階層則支持現有的朝代，覺得國家有恩德於民，還沒到該亡的時候。
這也牽涉到儒家跟朝廷的基本關係，這邊講的是後代的儒家。三代時期的原始儒家是軍、政、民合一，「士」的身分同時是武士，大概到戰國後才軍民、軍政分開，後代所熟悉的儒家都變成文士，基本上不太有建國能力。歷代建國者往往都是豪俠一類的人物，由民間起事、起兵，少數像趙匡胤也是領軍出身。因此漢以後的儒家本身不足以建國，但朝廷無他則不足以治國，因此儒家跟朝廷確實是有依存關係。長期依存後也產生了忠君報國的意思，既為本身利益，也有為了天下人的想法。到清代時，這一階層在社會上的影響力其實已達到巔峰，是巨大且前所未有的狀態，因此才會有所謂的同治中興，同治中興主要就是這些人辦起來的。明代的叛亂其實也是靠著像王陽明這樣的士大夫帶兵平亂，只是還沒達到民間能練勇的狀態。不過事實上王陽明也很類似，他是個軍事天才，各種雜牌軍隊到他手上都能化腐朽為神奇，能打敗別人長期鍛練的軍隊。[15]
清代則主要靠曾國藩與他所提拔的一群士大夫。曾國藩先練鄉團，後來發現還是不行，必須練鄉勇，進一步把鄉勇變成有組織的勇營。他是1853年負責湖南防務的欽命大臣，之前清朝對太平軍沒什麼辦法，曾國藩起兵到1854年克武昌，前面打得很好，十二月水師在湖北大勝。[16]在此之後雖也曾勝出，但其實有限。因為太平軍開始以他為主要敵人。他也經過多次慘敗，五度企圖自殺，打得很辛苦。至於湘軍，在《劍橋史》中劉廣京對曾國藩有許多批評，說他企圖用正人跟士人，其中有些固然很優秀，可作上層領導，但中層一般卻是才、德難以兩全。有德行又願意出來以身家性命跟太平軍纏鬥是很難的，較願意出來的人往往都是為了謀個人私利或出身。士大夫本身動力不足，更願意走文人考試出身，不喜歡從軍或處理庶務。反而是民間出身、不能走士大夫這條路的人就更願意靠個人能力去冒險，前線殺敵或辦理庶務、理財等事。所以曾國藩許多時候被迫須妥協與視而不見。[17]
這裡必須加一則說明：後來Mary Wright也談到，其中主要的關鍵問題是湘軍缺乏軍事人才，尤其是中層的軍官。[18]這跟西方很難相比，倒不是現代化的問題，西方貴族直到現代，本質上都是武士跟戰士傳統，封建的貴族跟武士只有一個職業，就是打仗。因此西方如法國軍隊，軍服的設計都相當漂亮，中國的軍裝則是剃頭、梳辮子，衣服後面畫個「勇」，以現代觀點來看毫無美感可言，但這已經是當時最進步的軍隊了。宋代以下，中國社會只看重士大夫階層，他們靠綱常倫理與禮教統治，屬於文化官僚而不習慣當軍官，所謂「好漢不當兵，好鐵不打釘」。因此雷海宗在《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書中就說，中國大概從東漢後，士人就已不太能當兵了，這是中國的衰敗。[19]這是模擬西方的觀點，意思是說，西方長期有一個強大的軍事階層，這是西方能富強的關鍵；而中國因為從東漢以降就缺乏這樣的階層，因此歷代軍隊常為百姓之毒，產生了很多問題。
此說固然有其道理，但話說回來，東漢能撐到後來兩千年，顯然有另外的「得」，不能只看它的問題，而必須擴大視野去看。這裡並不是說雷海宗講得不對，缺乏強大的軍事階層確實是個大問題，但中國傳統是個小政府，用很少的軍隊控制。中國的長期歷史經驗是官僚、軍隊不能太多，否則會民不聊生。國家巨大，各地的軍人容易失控，軍人太多，很容易產生類似唐朝的藩鎮之禍。所以其實歷史經驗告訴古人必須走小政府、文人政府跟裁軍這條路。因為這個政府一直是士大夫的政府。碰到必須建立現代軍隊的問題就麻煩了。不培養現代化的新式軍官與軍人不行，然而一旦建立新軍就很容易失控。民國之後，割據各地且進而執掌國命的，就是中國在清末以降所培養出來的第一批新式軍官與軍人。
順便與明治維新做一比較。其實在所謂世界現代化的過程中，[20]有英、法等先進國家，主要依靠資產階層推動，很早就發展出新式的工商業與代議政府。但也有以德國與日本為代表的後進國家，缺乏資產階級，反而是靠著武士出身的舊貴族作為轉換的核心動力。在德國就是所謂的容克（Junker）階層，在日本就是原來的武士階層。德川時期，日本由幕府將軍、各地「大名」及其屬下的武士們所統治，推動明治維新的「倒幕派」，本來就以心懷不滿的大名與中下層武士為主。明治維新後「倒幕派」士族與新興資本家構成政府的主體，上層士族依然坐擁豐富俸祿，1880年代之後更大量轉型為政商型大資本家。然而中下層士族在「奉還版籍」、「廢藩置縣」等改封建為郡縣政策的推行下則大受打擊。少部分為新政府吸收，大量的中下級武士失業破產，多數沈淪，部分選擇叛變，但也有許多人將武士精神與文化轉化為新型態的政商文化事業。日本明治維新基本上是學德國體制，因為德國跟日本都是剛要從封建轉換成新式國家，整個體制很接近。明治維新與德國能成功的關鍵都在於有個支持變革的貴族階層以及新興的王室。「王政復古」與「大政奉還」後的日本，因為擁有重新與全新掌政的王室，所以容易全面變革。推動明治維新的主政階層恰恰是原來的貴族階層，帶有濃厚的封建尚武氣質，由他們建立新式全民化的軍隊，所以其軍隊從一開始就非常強大善戰。
中國近代則是文人帶軍，缺乏武士精神。簡單說，其實中國離封建時代太久。德國跟日本則是剛從封建轉過來，貴族帶有很強烈的尚武精神。因此歐洲的這些貴族、王室，至今的正裝都是軍裝。他的基本身分是軍人，例如英國王室成員必備的經歷是當兵，最好能到前線當過兵，而且要當海軍──因為英國最強也最重要的是海軍──否則日後怎麼能當king？歐洲現代化關鍵的過程在於由封建社會逐漸轉化成現代國家。封建貴族在多數國家還長時間作為國家或地方的領導。所以歐陸普遍對軍服、軍裝、軍隊都非常重視，這是尚武風氣；中國與此相比，就如Mary Wright所指出，很難找到適當、忠誠的中階軍官階層，因為根本就缺乏產生這種新式軍官的社會階層。[21]傳統的風氣是若有點身家就想去考科舉，絕不願意去從軍。明代軍戶與清代綠營地位低下，整個中國是靠士大夫而不是靠軍官運作，所以不僅缺乏，也很難產生真正尚武的軍官階層。同樣地，中國也缺乏專業理財人士。
因此由更深層的角度來看，中國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最大的困難之一在於：中國的整個運作方式是以士大夫與家族為中心的儒教體制，一開始非常難以產生現代化所需的各種專職階層。無論是軍官、理財、工程、經商等各種現在社會所需的階層都難以產生，這些要等到現代化大學或現代化的職教、軍官訓練體系等新式學校成立後才會產生。因此湘軍體系中德、才難以兩全：願意出來做這些——尤其理財、領軍等事——的人往往都別有所圖，有才幹的人想發財；而具有升官發財所需之「德」，就是超越個人身家追求，覺得為國為民比較重要的人，對理財、領軍這些事情卻往往興趣不夠。他們更喜歡作詩填詞，勉強出來做做也總覺得力道不夠，因為這些人從小學的不是個別專業，而是四書五經。中間固然也有這樣的人，但不足，因此是難以兩全。所以曾國藩──尤其到後期──往往被迫選擇把事情先辦好，底下的人若貪點也就算了。
曾國藩早期當然希望底下的人德、才兩全，但到後來也感到很多方面仍困難重重，因此只求別太過分。但湘軍平亂、做事，還是缺乏自己的辦法。1859年，早期第一級將領基本上是讀書人，實際打仗不行。[22]反過來說，也是湘軍的戰力有限，雖然靠儒家倫理努力經營，[23]但對付的是有宗教性的太平軍。太平軍對內極為團結，直到南京被攻破時，這些太平軍——尤其老太平軍——都不投降，還聚在一起唱歌，甚至整群人舉火自焚，到最後還堅持自己的組織與信念，很是厲害。太平軍是很強悍，且對儒家來說是很陌生的一種組織，他們透過宗教性、兄弟袍澤的結合，能夠棄小我、棄身家，顧大局，[24]作為社會邊緣人而努力建立世上天國，所以不好打。湘軍居然能勉強打贏，並不簡單。
老百姓為了收入、前程與保衛身家願意跟著地方上領袖──起初多是士人──去當兵，後來也會跟著地方上有辦法的人做宗族子弟兵，如曾國藩所說：打仗還是要靠兄弟父子同力才行，而且要靠農民。餉大半寄到家中，因此湘軍的核心是人跟人之間這種儒家倫理式的情感，而且是兄弟父子、還有跟領導人之間的情感。剛開始的領導者多是儒學出身，強調儒家式領導的組織，其長處在於內聚力很強，但卻是有限的。[25]也就是說，範圍僅及於領導者自己能統率的人，這能充分運用原來儒家社會的狀態，但不太容易變成能離開個別領袖的軍隊，人身依附關係很強。因此湘軍後來有時會出現因為兩部隊的將官不合而不去救對方的狀況，還曾有一次因為這樣而全軍覆沒，這樣的事在中國傳統軍隊中也經常發生，在甲午戰爭也有，必須注意。為何只是將官不和就鬧成這樣？因為核心官員的組織型態就是這樣，《三國演義》也是如此，關公死了，張飛全軍披麻帶孝，底下的部將來不及準備白衣、白布就被痛打一頓，打得那個人後來造反，可見中國軍隊的傳統色彩就是人身依附非常強烈。
這樣儒家式的軍隊必須靠彼此間的恩義來連結，曾國藩要帶領這些人相當不易，剛開始要盡量找出才、德兼備者，後來也僅止於上層，中間有些就不行了。像有名的鮑超就是目不識丁的大兵，他的軍隊跟著他一方面要立軍功，一方面又打家劫舍，軍紀壞得有名。[26]後來更加難以控制，部隊紀律不佳，曾國荃的部隊紀律也不行，打下南京時還頗為人詬病，說：「曾國藩怎麼有這樣的弟弟？」因此湘軍到後來出了許多問題。湘軍的「得」在於還能打，[27]也要同情地理解，在當時的中國社會，任何部隊都必須運用這社會既有的倫理跟組織，無法憑空創立新的，譬如現在大家為什麼當兵？是為了愛國、為了國家當兵，但那時沒人是因為愛國去當兵的，沒這樣愛國的官，因此無法運用這個東西。西方近現代為何有呢？因為西方近現代是戰國體制，各國之間長期爭戰，再加上貴族傳統與其他轉移自封建社會的種種，因此西方軍隊跟中國完全不同。
中國在當時要轉移很困難，湘軍已是奇葩，到後來仍頗有軍隊劫掠失紀的問題。Mary Wright在文章中講到，中興諸將非常希望下屬能愛民、不劫掠，[28]但事實上無法充分做到，尤其到後期更厲害──不過當然也有例外，例如左宗棠就軍紀甚佳──這也是曾國藩打下太平天國、打下南京後，在八天內就決定解散湘軍之因。[29]從Mary Wright的觀點來看，中國當時缺乏有才幹的中級軍事人才，換言之是缺乏真正的職業軍官。中國根本沒有這樣的職業軍官概念，原有的武舉在當時也已經敗壞，缺乏人才，也沒有足夠尊嚴，因此沒有足以產生這類人才的社會階層。同時，曾國藩還曾受命幫忙重建綠營未果，綠營的質還更糟。因此要這樣瞭解這歷史：當一個組織已沉淪時，要改變非常困難，不如重新再做。地方團練其實也只能打小規模的仗，大規模就無法對付。而中央企圖協調管理各層軍隊，因為湘軍到後來散到各地，各省也模仿它練軍，但彼此的協調當然有限。
這些大員早期還算齊心為國，到後期就漸有地方割據問題，當然這也是晚清地方割據的源頭。這在同治中興跟自強運動早期還不是個問題，後來問題漸大，各省要互助彼此軍費，這是Mary Wright在文章中講到的問題。[30]一旦平亂，如何裁軍跟復員也是個問題，這就顯示這樣的軍隊，來的人多是各為身家性命、為了兄弟還有袍澤，還有為了家族式、跟領導人間的情誼，大家在此共同努力，但要擴大這種區域就很難。另一方面，其實中國這種家族式部隊的有效性、有效整體性本來就不能太大。在古典時期，這種宗族式軍隊的規模本就不能太大，否則會有問題，必須要轉化。這時就必須重新考慮歷代的軍制問題，剛開始要有各種辦法重新整隊，不能限於地方。但就湘軍而言，中央的管制有限，又無法變成全然超越人身依附的軍隊，家族性還很強。淮軍的軍官素質較高，運用西式槍砲的比率遠高於湘軍，[31]不過淮軍的基本組織方式還是來自湘軍，因為淮軍最初創建，就是以湘軍的幾營為基礎然後擴大，因此素質較高。[32]而且李鴻章本人對西方炮艦跟軍力運用也較多，他手下還有一隊常勝軍，[33]基本上隸屬於他也隸屬於清廷。不過李鴻章也很小心，讓常勝軍的數量從四千五百人減到三千人，不願意讓其力量太過擴大。常勝軍對平定太平天國也有很重要的功能，當然，平定太平天國主要還是靠曾國藩指揮全局戰略，而常勝軍跟淮軍結合，將忠王的大批部隊牽制在蘇州府周圍，對曾國荃能拿下南京有重大影響。
講到這裡，先全面地檢視一番中興諸將跟叛亂間的關係，有湘軍、淮軍、與左宗棠的部隊（大概能號稱楚軍），左宗棠的部隊在平定陝甘回亂及西捻（捻軍分東捻、西捻）時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34]這些部隊的訓練的方式，是用儒家傳統倫理的方式組織，參考新式軍隊的訓練方式，並多少運用了西方軍器，但其核心運作方式仍不離以士大夫帶領對他們忠誠的人進行，因此部隊的傳統性仍然較強。這樣的部隊又受限於本身的各種條件，無法徹底全面整頓，因此其延續性會有問題。但同時也是靠這樣的部隊平定了太平天國與捻亂。
前一講簡單介紹過捻亂，這裡再稍微做一些說明，捻軍的組織起初也是宗族跟農村，地方上有所謂的「圩主」，尤其華北一帶常會建立小城堡式、大概高八、九尺的「圩」，旁邊再挖深約十五英呎的溝，這種防禦措施也是因為地方上盜匪眾多的緣故。「捻」剛開始是驅病的、帶有信仰與做法色彩，後來變成民間互助組織，結果結合地方上的這些圩，變成「捻」的根據地。[35]他們極大的特色是軍紀嚴謹，重然諾、輕生死，且奉盜跖——這非常有趣，相當於是直接跟儒家唱反調。這些人大體而言是在貧苦、比較受長期戰亂破壞、盜匪侵害的地區生活，大概也從其中產生認為集體利益大於自己宗族利益的觀念，因此他們往往寧願死或犧牲父母子女也不出賣戰友，袍澤之情很強。這是《水滸傳》式的兄弟袍澤之義反過來蓋過了宗族性組織，在鄉勇從來不是如此。
中國社會有兩種基本組織方式，一種是較家族式，另一種則是《水滸傳》式的，這兩種都有人身依附因素，前者[y1] 會很厲害，戰鬥力很強，且會自認是仁義之師。這跟太平天國剛開始時有點像，訴求都是要救助窮困的老百姓。1874年後太平軍加入後，捻軍成為流寇，騎兵多時約可到二十萬，肆虐整個華北。捻亂的危害其實可說與太平軍旗鼓相當，尤其在華北地區，甚至威脅京畿。剛開始是靠僧格林沁追勦，後來僧格林沁也為其所敗，最後曾國藩在1865年受命，用圍堵法建立幾個重要的根據點。十八個月後，因圍堵法未完全成功，流寇突圍而出，曾國藩見狀請辭，換李鴻章接手，仍用圍堵法，再加上騎兵跟槍砲，既追擊又圍困，最後才平定捻亂，很不容易。這裡要透過太平軍和捻軍來講述其所呈現的問題——湘軍跟淮軍在面對太平天國、捻亂乃至回亂時，面對的是一種組織迥異的軍隊。因為他們都帶有宗教性，太平天國跟回亂的宗教性尤強，回軍向來以能戰的戰士組成，而淮軍跟湘軍則是靠儒家式的倫理所組織，對打的結果，雖是很辛苦，但能贏確實不簡單。因此在這時會看到儒家社會固然有其問題，但也呈現出一定的能力。
而再回頭來看整個自強運動。自強運動的源頭是同治中興，同治中興的源頭則可說是在咸豐駕崩後，對整個保守勢力的肅清。咸豐本來不願回京，因為1860年的北京條約、1861年設立總理衙門…等，都是他非常不樂見的事。肅順雖企圖整頓官風，[36]但他用的方式還是從上到下有限的整頓，且他的心態也相對保守，結果反而是同治即位跟太后垂簾聽政後有了機會。[37]殺肅順、端華、戴垣等人，任用恭親王奕訢，恭親王起用的二十年（1861年到1881年）其實是新政的關鍵，清朝人在這點上其實也不容易。[38]
起初的推動其實最為困難，同治期間另有一件可說相對保守的作為，就是續用理學名臣。這是因為清朝政府以尊程朱學為中心，[39]這點常被人批評，但今天回頭來看，因為清政府比明朝小，也比元朝小，用理學事實上是讓清朝維持統治力跟行政力的重要關鍵，所以不能不用。但這些人有其保守性，不夠開通，如曾國藩雖也是理學出身，底下也用了大量理學中人。但理學也分開放與不開放的兩種，朝廷用的這些人比較意識形態化，這其實不見得是真理學，恐怕要如曾國藩那種才叫真理學，他是真正靠自己的奮鬥出身，因此較有一種內在的變化活動性。為何這樣講？因為劉廣京認為：清廷是因為用了保守的理學名臣而無法有所作為。[40]這樣說並不盡然正確，曾國藩跟他底下一大群人都是理學出身，因此要分兩方面看。劉廣京一直脫離不了一切現代化的觀點，凡是違反現代化的他就要批評，這麼單面地看會有盲點，還要同時看到另外一面。
開始用西法、西器練兵，1862年練神機營，淮軍也開始用許多西式槍砲，這些都是新式作為，[41]但這樣的自強運動仍須在中國傳統政治的體系中運作，不可能脫離，因此自強運動仍須持續面對一個兩難的問題。當時曾國藩、胡林翼等人希望行的是一種新政，他們一方面要打平叛亂，另一方面開始要在各地尋找新人才。但當時面對的狀況是，譬如當時一方面是民政系統，另一方面是厘金系統──[42]因為戰亂太厲害，地方上的賦稅不夠，財政主要依靠厘金──[43]這就是前面所說才幹跟廉潔難以兩全的問題，文人對理財沒興趣，他們希望用賢儉智者為州縣官，與民更始，消除冗費，結果也不甚滿意。怎麼說？在他們治下確實用了許多有德有能者，但在刪除冗費這點仍很困難，為什麼？因為這牽涉到清代的政府運作方式，州縣下的胥吏跟差役薪水都很微薄，差役更幾乎沒有薪水，且其數量不斷擴大。原來一縣胥吏約有一、兩百人，後來擴大到一、兩千人，差役的數量也在不斷擴大。何以故？因為的整個環境，就會有很多人想要依附到政府體系中，前面介紹過地方政務的推行也有其繁雜跟困難處，要養這些人，就要靠冗費、浮收，他們的薪水從這裡來，所以他們當然希望能盡量多收點冗費。這從現在的行政觀點看會覺得不可理解，為何不訂個數額、給這些胥吏固定薪水，超過就算貪污？這個問題也還需要進一步思考，如劉廣京等就不斷在討論，[44]冗費跟浮收始終難以根絕，這問題一直爭論到清末，新派如馮桂芬等人就一直在談。[45]
自強運動或同治中興絕不只有洋務，這些主持者同時很關心民政、賦稅問題，馮桂芬就主張一律取消這些浮收、浮稅，[46]但有經驗的地方行政人員認為不可行，一旦取消這些胥吏、差役必要作亂，地方行政根本無法推行，因此必須妥協。這裡就牽涉到當時的中國其實根本無法對縣一級以下進行組織化管理，行政力還不到，照黃仁宇的說法是無法進行，[47]因為中國原來的體制、行政方式還是以人為主：往往是一個縣令帶著一些人到地方上去對付這些胥吏、差役，並適當地加以節制。中央還無法直接發餉到地方，因為中國太大，當時的行政效率還不像今天，可以每個月輕易匯款到個人帳戶。餉銀要運到中央，再逐步撥到地方，程序常要跑兩、三個月，地方上要留，如何定制、誰來管理…都很困難。因此運作方式仍停留在以人來治理地方，這就是傳統中國的體制，其實是以士大夫到各地去主持政務為中心，只能在這條件下，盡可能解除地方上這些浮收、浮稅。更何況不是每個地方官都這樣負責，曾國藩、胡林翼等能用的人也有一定的限制，全國還有大量捐、買來的官吏，太平天國亦然，不勝任、只想升官發財的官員仍占大多數。尤其到了清末，中央的控制力有限，督撫們的控制力也不能全面掌控，民間地方仍有許多仗勢欺人的胥吏、差役。
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從同治中興到自強運動、乃至於底下中國地方一級的行政，都還有很多問題。大概從清中葉以後，中國在地方行政上普遍有很多問題，且能設法改善的仍有限。在減輕民間負擔上的情況也類似，中央雖然非常努力要減少浮收，但經過這樣幾個來回，朝廷的考量是：政府只能有限度減少賦稅，朝廷用度很大，在戰爭時接受減免一半，平亂後便不接受再進一步減免；而浮收就是來來回回。因為地方政府要到底怎麼維持是一大問題，只能有限度地減，且減了後，到清末時，地方問題一多，就慢慢又收回，因此改革非常地困難。介紹這些可進一步瞭解，所謂同治中興到自強運動的這些名臣，他們面對的是什麼局面。其實這些人如曾、左、李、胡、沈葆禎……等人，都是菁英中的菁英，他們要面對很多朝廷中的複雜政治鬥爭、各層級的地方官吏，還有很多舊勢力，還要面對洋人、新事物，都非常不簡單。
總而言之，這裡較同意Mary Wright的看法，同治中興的這些人相當了不起，幾乎可稱之偉人。[48]同治中興、自強運動和整個舊體系也有相當距離，以中國原來的舊體系，還根本達不到同治中興跟自強運動的水平。現在批評自強運動現代化得不徹底，但回頭來看，當時的這些人已經很了不起，在那種情況底下能有這些成果其實很不簡單，而且他們還必須一直跟大多數舊官僚對抗。中國當時到了朝代的中葉，舊體制本身已經積弊深重，更何況士大夫的很多舊觀念、舊習慣根本轉不過來。譬如恭親王奕訢要京官們——尤其年輕者——都到同文館學算學、天文，被積極反對，幾番辯論後才勉強占了上風，但被罵作「鬼子六」——因為他排行老六──說他是屈服於洋人的鬼子。這說明在當時奕訢等人是少數派，多數人其實在打平太平天國後，仍照舊回到傳統那套治國方式。洋務運動一般主要願意做的是武器跟軍事現代化，這其實源於跟太平天國對打的經驗，因為太平天國用了大量新式武器，於是知道太平天國的武器較好，要趕快學西法、新槍砲。1860年代中有此熱潮，1865年曾國藩甚至建立了中國第一支海軍——長江水師，[49]包括了六名高級軍官、798名下級軍官、1.2萬名在冊士兵，[50]在制度上有限度學習西方。1865年設江南製造局，以曾、李為中心，Mary Wright有較詳細的介紹。[51]還有福州船政局，以左宗棠、沈葆禎為中心，[52]另外還有許多其他包括早期的安慶內軍械所、天津機器製造局、江南製造總局、漢陽兵工廠、金陵機器製造局、西安機器局……等，都是曾、左、李、胡與後來的張之洞等人專辦。
他們主辦這些都非常不容易，經費多半都靠著海關的關稅，在制度上大量引進一些西方的製造程序與工程師，訓練出許多中國年輕人。但他們所碰到最大的困難，大概還是老問題：第一，所招募的多半都是些較無身家背景的人，也就是說在科舉沒改革前，有辦法、有身家的人當然還是不願學洋玩意。以嚴復為代表就可清楚看出，嚴復讀的是福州馬尾船政局附設學校，他為什麼會去讀這所學校？就是因為父親過世，太窮，無法繼續讀書。所以都是些窮人去讀，有辦法的人不去。第二，是如Mary Wright指出的，因為缺乏專業的中級軍官階層，製造出來的武器乏人適當使用，[53]造這些武器做什麼？雖然在六零到七零年代有陣熱潮，在1875年前也做出了一些成績，但做出的武器並沒有得到適當運用，也缺乏職業、專業的軍事系統之回饋。這些都不能跟當時西方的軍工廠相比。當時西方屬於列國激烈相爭的狀態，有各種戰役跟評比，各國也都在積極、快速地建軍；且在民族主義的高潮下，軍官們愛國的熱潮強盛，列國相爭、民族主義加上職業軍官與封建貴族武士的傳統，使他們有從製造、運作到學習的完整體系。中國光靠武器現代化是不足的，武器現代化只能有限度成功，但戰力上有限。另外，自強運動早期也曾引進外國的軍操跟騎兵，也學成了，在1860年代看起來很有成效跟希望，甚至受到一些外國報導讚揚，但1874年後，一般來講都衰弱了。[54]怎麼衰弱的？因為這些中興名將紛紛老去、去位、或不再能主導，可見他們是少數派，面對整個舊體制、舊官僚、舊運作方式，很容易被排除，或說很難竟其功，這就是自強運動早期的武器跟軍事情況。
自強運動事實上是以武器跟軍事化作為核心，因為這是來自同治中興時和太平天國對打的經驗，但就連武器跟軍事的現代化都面對許多限制。其中當然顯示了整個傳統制軍隊必須徹底地改變，傳統社會選拔人才的方式不能只限於儒家士大夫這條路，必須要有新興事物，而這很難，因為整個中國幾千年來都是靠士大夫來維繫，這也是到後來會被迫變法跟革命的要素。除了陸軍的問題之外，在海軍方面，早期雖建了水師，真正較大規模且主要的，還是後期（1875年）沈葆禎建南洋水師。另外，1888年北洋水師建軍也是一里程碑，當時號稱是全世界第八大水師[2] ，但還是戰鬥力不足，原因仍在於它的運作方式。上層雖有一些士大夫在主導──李鴻章算極能幹的，但他的限制也很多──但整個中層的軍官不行了。[55]雖說很多是早期派出國的人，在甲午之戰也發揮很大功能，但大體而言，洋務運動的基本精神在1875年後就已經衰了，變成都較是在具體事務實務上運用。更糟的是慈禧在1881年後當政，又把移用海軍軍費，如有名的修建頤和園等事，[56]這使得後來海軍更新的程度有限。而日本卻恰恰急起直追，在最後幾年快速崛起，無論是組織或實際的戰力都勝過中國——中國除了船艦大，實際上的操作是有問題的。另外就是礦業，有開平煤礦，這也屬於較後期；又有輪船招商局，這些是為了要懂得所謂的「商戰」。最早是軍器，然後就是通訊、交通，後來進一步有商戰。招商局同時接受「富」跟「強」的任務，既要商戰，也希望讓國家滿足各種運輸上的需要。清末的中國其實跟今天還是有很多相似處，也就是說所有的企業、單位都絕不僅是符合商業需要，往往都還兼具國防跟社會等其他任務，這就是中國式體制，有其不得已。開煤礦是由李鴻章倡議，後來也變成私人主辦，剛開始主辦者都是這些大員，後來往往改成所謂的「官督商辦」。官督商辦一般在歷史上被認為不太成功，但這個看法也該重新檢討，因為當時這也有種種困難，若沒有官員在後面支撐，其實也辦不下去。
一言以蔽之，這些東西在中國社會全是新興事物，所以會面對各種在今天想像不到的阻力，開礦、鋪路……這一切對傳統中國社會都格格不入。有名的一件事就是中國第一條鐵路，從上海到吳淞，後來被拆了運到臺灣，變成大概是從基隆到臺北的第一條鐵路，為什麼？因為在臺灣，地方上的反對相對小。這表示自強運動所做的一切其實都非常困難，會有各種想像不到的阻力，且對傳統社會、經濟都造成重大衝擊。教育事業也是，同文館剛開始多是訓練翻譯人員，但不僅如此，還希望進一步教天文、曆算乃至微積分、高等代數這類課程。奕訢也想讓一些年輕的士大夫去學習，[57]但大家對此都頗為怠忽，也不喜歡。另一方面，西學教育起初也有限制，剛開始都是訓練旗人，也怕這被漢人學了去通匪、通敵，有其體制上的困難。此外，有名的派遣幼童赴美一事，後來也出了詹天佑等人，但辦了幾年後就遭遇極大阻礙，因為發現這些人學了西學後就難以駕馭、使喚，不再聽傳統儒教這套，最後也就停派。通訊交通方面遭遇到的困難是民間對此有許多反對跟憂慮，尤其交通，不過也勉力辦成了一些。這些大體都是以通商口岸和軍事目的為中心，包括早期的開礦跟鐵路，也是以軍事目的為優先，這部分較無爭議。一旦要擴大時就會產生相當多的問題，風氣的開通是漸進的。至於僱用外國工程師跟軍官，倒是因為當時清廷自主的意識還強，一直把使用外國軍隊限於上海等帝國偏遠地方。像英國的阿思本艦隊來時希望能不受清廷管轄，但為清廷拒絕，最後就解散，李鴻章跟曾國藩也很注意不讓外國勢力擴大，因此當時他們要自主的意識都還相當強烈。[58]
總之，同治中興跟自強運動可說是一些傑出的儒家士大夫，一方面既要鞏固舊秩序，另外一方面想引進新事物。因為中國沒了舊秩序會瓦解、崩潰；但沒有新事物又無法面對新時代的挑戰。他們確實做了許多巨大的努力與調整，但影響所及多半還是及於通商口岸跟軍事相關。到後期勉強開始有些商戰跟較多進一步的交通、商業設施，但事實上影響非常有限。因此，也可說中國舊體制的保守性強，[59]但另一方面，中國當時還無法順利轉型，也顯示出儒家體制現代化的問題。[60]能不能如郭廷以所說，把自強運動簡單定義成尋找西方的技術呢？[61]在《劍橋史》中的標題也是這樣寫的，但其實應該不僅是尋找技術，在一定程度上，還包括學習外國軍操、參考西方練兵方式，要改變自己原來的軍隊組織……等等。當然也不會丟棄自己，因為自強運動的基本核心還是原來的體制。不僅如此，雖是以學習船堅砲利、西方技術為主，但已擴出這部分。當然還談不上整個政治體制都改變，在商業上也只是剛開始，到後期才邁出一小步。這是對自強運動的說明。
同學：老師，我在讀芮瑪莉時有個疑問，他好像認為：中國除無機制可孕育中級將官外，改革整體體制其實會對中國有基本危害。我不太清楚他講的那個危害，是否肇因於體制上由文官領導全中國。
師：中國在當時很難大規模地引進西方制度。原文是說：「後來中國軍隊的弱點不是通過向它們提供現代武器就能克服的弊病。現代化武器中國自能製造以來就早已具有了，但它不能有校地使用這些現代化武器。一支擁有一批有才幹的軍官的現代化軍隊將瓦解新的武器旨在保護的社會秩序。」[62]也就是說，如果要建立新的軍官體制，恐怕會對於傳統的體制產生破壞性的影響，甚至傳統體制會崩潰。這個說法是對的，中國本來是以文官為主的體制，尤其是宋元明清以降，如果要建立這種新式的軍官團體，而且真的要有效建立的話，就必須培養大量新的軍人，這些新式的軍人力量突然間龐大起來，誰能夠統一他們，他會聽誰的號令？若說豈不一樣是尊君嗎？不這麼容易，因為傳統小政府的概念是讓所有的權力互相制衡，包括軍隊也是一樣，文臣之間互相制衡。現代人喜歡講西方的三權分立，古人則是讓文人和軍人互相制衡，軍隊內部也有制衡，文人內部也有制衡，王室和文人和軍人之間也互相制衡，達到一種權力平衡。這是從大概戰國以降，軍政開始分離、文、武官分離，建立秦漢政府後，又慢慢磨練出的一種新技巧。因為新的國家裡頭必須要有各種大的力量互相制衡，如果突然冒出一個新式軍官體系，將會難以駕馭，因此可以見到，如袁世凱所練新軍，最後一旦朝廷衰弱時就無可駕馭，北洋軍閥就是誕生於晚清新軍。[63]
在面對這麼巨大的動亂後，要能恢復秩序就已經很困難了，中國當時事實上能改變的也僅止於有限度的軍事方面，真要觸動體制改革其實很難，而且要如何在中國舊秩序不致瓦解、崩潰的前提下進行軍事及其他方面的現代化？時機遠遠沒到，當時整個士階層才剛開始理解西方，以前根本沒興趣。因此二十世紀史家說他們保守性深重並沒有錯。天朝幾千年都是如此，因此當時人並不覺得西方有何了不起，歷朝歷代何時沒有外來者？對外面的事不瞭解，人的慣性又很強，在這情況底下要談什麼體制改革？曾、左、李、胡所做的事情，都還是在儒教體制內盡量選拔有才有德者，真要改變要到很後期才有可能。沒有足夠的社會條件跟教育背景、士大夫的思想改變，這體制改不了！必須回到當時的歷史去看，從他們的組織性去理解其作為，當時還不可能做出大規模的改革。當時能做到這些已很不簡單，因此這裡是較同情地認為，在當時能做到這樣，這些人都已是不世出的傑出人才，這是對現代化觀點的修正。當然也必須承認，當時中國的現代化程度還遠遠不足，且都是很局部、很有限的，這個論點是大家都很熟悉，不需多談。但若真的回到歷史設身處地去看，這些自強運動的主導者其實很不容易，且少數派的他們要面對強大的整個團體並不簡單，因此當然談不上體制的改革。這裡主要是講這件事。
[1]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頁189。「一八六一年十一月，恭親王領導中樞後，急待應付的仍為軍事及外交問題。前者付之曾國藩，命統轄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軍務，……後者由恭親王自任。……他性頗聰敏，復有與外人周旋兩年多的桂良及明通幹練的文祥作他的輔弼，同時外人又多方開導，從此次的痛苦經驗中，獲得了相當教訓和觀念，決定了今後因應的方針。」
[2] 羅茲曼，《中國的現代化》（上海：上海人民，1989），頁50-58。
[3] 羅茲曼，《中國的現代化》，頁28-39。
[4] 芮瑪麗（Mary Clabaugh Wright）：「雖然中國的新軍擁有偉大和頗具才能的將領、高度機動性部隊、很有希望的軍事工業及一個十分值得稱讚的訓練計劃，但它缺少一樣基本的東西，即能夠按部就班地履行現代戰爭所要求的職能的一大批軍官。中國新的軍隊依賴的是這一代傑出的領導人，一旦這些人死去，它就馬上分崩離析。」參見：氏著，《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2），頁263。又，費正清，劉廣京編，《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年》(上)，頁，529。
[5] 李劍農稱為「非經制兵」，頁104。見《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上海：復旦大學，2002）。
[6] Mary Wright, 頁8-12。
[7] 劉廣京，〈第十章、自強運動：尋求西方的技術〉，見費正清、劉廣京編，《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85）。
[8]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頁184。「清廷既恃湘、淮軍削平大難，湘軍轉戰十八省，淮軍的縱跡亦遍及長江、黃河下游。軍事甫了，各省要區，悉以湘、淮留防，成為勁旅，稱為『勇營』。」
[9] 劍橋，ch9.
[10] 芮瑪麗（Mary Clabaugh Wright），《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頁241-242。
[11] 李劍農，頁106。
[12] 王柯，〈在中華與“烏瑪”之間――清王朝對新疆維吾爾社會的統治〉(http://www.aisixiang.com/data/56863-4.html)
[13] 芮瑪麗：「湘軍和其他新軍的領導者都是士大夫，他們對現存國家的維護和加強有著濃厚的興趣。正如羅爾綱所指出：『可見湘軍的立場原是出於自衛的，但因為書生與皇帝相依為命的關係，所以必須同時擁戴滿清政府。』後來的中國政治家們使用各種不同的形容詞來刻畫這些地方上的士大夫對於清中興國家的支持，但他們都承認這一現象。對於1927年以後的國民黨人來說，它是一種有效地操縱20世紀社會力量的模式和方法。在一位青年黨的領導者看來，它是國家的意識型態的利益超過個人或地方的物質利益的具體體現；在一位馬克思主義的清史專家看來，曾國藩利用儒家教義來誘惑和支持地方惡霸（曾所謂的『正紳』），並利用它欺騙農民為清朝賣命。用中國在這一問題上的研究權威羅爾綱的毫不修飾的話說：『皇帝利用他們（書生）維持清朝的勢力，他們也依靠皇帝維持自己的利益。』」頁244。
[14] 死亡人數約為7000萬至一億人，參見曹樹基，《太平天國戰前的中國人口》，《中國經濟史研究》第2期（1997）；華強等〈太平天國時期中國人口損失問題〉，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 蘇州大學社會學院 編，《晚清國家與社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15]他早期當然也讀過兵法，不過他的良知學確實厲害，不知道怎麼能練成這樣的軍事天才。
[16] 費正清，劉廣京編，《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年》(上)，頁453。
[17] 費正清、劉廣京編，《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85）「曾國藩認為，厘金稅之所以腐敗，並非全是他下屬的過錯。因為他的助手充其極只能在地方紳士中選用比較廉明的人，這些人不僅願意屈尊俯就，而且還有足夠的才幹設法徵收大量稅款。李瀚章在江西的經驗使曾國藩相信，只有地方上那種追逐私利的小紳士才對經管厘金稅卡感興趣。曾國藩斷言，『江西厘務，立法不為不密，只因各卡賢員過少，遂覺前此之成法皆虛。』儘管他相仰程朱的道德學說，但到1863年時卻無可奈何地追而承認，在教育儒家君子時，應考慮到『利』。他痛感自北宋王安石變法失敗以來，儒生中鮮有談『利』之風。曾國藩發現自己與南宋的實用主義者葉適（1150-1223年）的觀點是一致的，後者寫道：『仁人君子不應置理財於不講。』」文見：〈長江下游的戰後問題〉，頁479。
[18] 芮瑪麗（Mary Clabaugh Wright），《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頁246-248。「雖然中興時期產生了一批傑出的軍事將領，但就整體而言，軍事人才是缺乏的，難以應付軍事現代化的挑戰。猶如中國人和外國人都承認的那樣，這是前一世紀以來中國軍隊所長期存在的弱點。《北華捷報》──它在李鴻章的大營裡派有一名通訊員──寫道，裝備精良的帝國軍隊幾乎總是被叛亂者打敗，除非李鴻章本人親自指揮作戰；如果李能得到一批有軍事才幹的軍官的話，那麼，戰爭就不會拖得如此之久。中法戰爭前夕，觀察家仍把軍事人才的不足視為中國軍隊的主要困難。」（頁246）。
[19] 雷海宗，《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漢代的問題實際是中國永久的問題，東漢以下兵的問題總未解決。……二千年來中國總是一部或全部受外族統治，或苟且自主而須忍受深厚的外侮；完全自主又能抵抗外族甚至能克服外族乃是極少見的例外。這種長期積弱局面的原因或者很複雜，但最少就外表看來，東漢以下永未解決的兵的問題是主要的原因。」（頁48-49。）
[20] 說「所謂」是因我並非反對現代化觀點，只是覺得現代化觀點有所不足。
[21] 芮瑪麗（Mary Clabaugh Wright），《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頁248。
[22]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頁184-185。「湘軍的領袖多為儒士，有其抱負，重尚道義，不必全視曾國藩的舉措為向背，不惟王鑫、左宗棠如此，江忠源、羅澤南、李續賓、楊岳斌、彭玉麟亦各有其是非。淮軍為後起，而日後對中國的影響遠在湘軍之上。淮軍將領流品不齊，出身與教養，多不能與湘軍相比，十之八九為鄉里豪強與不學武夫，志在富貴，惟李鴻章之命是從；李亦以利祿驅策之，非他不能督率統懾。繼承他的衣鉢的為袁世凱。」
[23] 費正清，劉廣京編，《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年》(上)，頁451。
[24] 孟森，《清史講義》，頁382-383。
[25] 芮瑪麗，《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頁244-245。
[26] 費正清，劉廣京編，《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年》(上)，頁454。又，當時督撫位置亦全由軍功取得。見李劍農，頁104；費正清，劉廣京編，《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年》(上)，頁518。
[27]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年），頁169-170。「湘軍『貪掠奪，頗亂伍。中軍各勇留營者皆去搜括，甚至各棚厮役皆去，擔貨相屬於道。』及盡得金銀珍物，再放火滅跡。將領『人人足於財，十萬以上貲，殆百數。』『城破之後，精壯長毛除抵抗時被陣殺外，其餘死者寥寥，……城上四面縋下老廣匪不知若干。沿街死屍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滿二三歲者亦被戮以為戲，匍匐道上。婦女四十歲以下者一人俱無（均被虜），老者負傷或十餘刀，數十刀，哀號之聲達於四方。』凡此均為曾國荃幕友趙烈文目睹所記，總計死者約二三十萬人。」
[28] 芮瑪麗（Mary Clabaugh Wright），《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頁250-251。
[29] 費正清，劉廣京編，《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年》(上)， 劍橋，ch9頁454、475。.
[30] 芮瑪麗（Mary Clabaugh Wright），《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頁272-273。
[31]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頁233。「淮軍為最早用西法訓練而有成效的部隊。李鴻章之不願將華兵交洋將代練，是怕權力旁落，不受中國調遣，因募洋將教練，使居於客位。及李任直隸總督，主將現有兵勇選汰，一律改用洋槍、洋操。中樞雖未採行，然已命劃一訓練。」
[32] 李劍農，頁104。
[33] 費正清，劉廣京編，《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年》(上)，頁466。
[34] 李劍農，頁123-125。
[35] 費正清，劉廣京編，《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年》(上)，頁496-498。
[36] 費正清，劉廣京編，《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年》(上)，頁456。
[37] 李劍農，頁100-103。
[38]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頁188-189。「政變出於肅順等的意外，自以為全權在握，未料到年均不滿三十歲的太后與恭親王之敢於有何行動。為恭親王策劃的為文祥、桂良等，實力支持的為勝保。更大的關鍵剛為外人的態度，特別是英國公使卜魯斯。他不喜肅順，認為恭親王是一位可以合作的開明清正人物，多方對他表示友善，消除他的不安心理，希望他能執掌大政。……恭親王與慈禧的合作，是相互為用，恭親王欲假垂簾之名，自操實權；慈禧需要恭親王的位望，先排除政敵。」又，費正清，劉廣京編，《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年》(上)，頁462。
[39] 費正清，劉廣京編，《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年》(上)，頁450-451，463。
[40] 費正清、劉廣京編，〈第九章：清代的中興〉，《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85）。
[41]《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年》(上)，ch9.
[42] 費正清，劉廣京編，《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年》(上)，頁，477。
[43] 費正清、劉廣京編，〈第九章：清代的中興〉，《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85）「曾國藩保衛從皖北到江西這條漫長戰線的行動以及他指揮的圍攻南京之戰，使他的財源非常拮据。長江流域各省許多地方的農業已經遭到破壞，唯一大量而且可靠的收入是厘金稅──內地過境稅或貨物稅（見第六章）。湘軍將領偶爾也接管了民政並設立厘卡，不過地方官員一般禁止他們這樣做。」（頁476）。
[44] 費正清、劉廣京編，《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頁475-483。
[45]《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年》(上)，ch9，頁501.
[46] 孔飛力著，陳兼、陳之宏譯，〈第二章 從太平天國事變到戊戌變法——馮桂芬與歷經磨難的變革進程〉，《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北京：三聯，2013）
[47] 黃仁宇：「……中國傳統社會晚期的結構，有如今日美國的『潛水艇夾肉麵包』（submarine sandwich），上面是一塊長麵包，大而無當，此乃文官集團；下面也是一塊長麵包，也沒有有效的組織，此乃成千上萬的農民。」氏著，《萬曆十五年》（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227。
[48] 芮瑪麗，頁263。又，費正清，劉廣京編，《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年》(上)，頁，529。
[49] 芮瑪莉，頁259。
[50] 數據參考：芮瑪麗，頁259。
[51] 芮瑪麗（Mary Clabaugh Wright），《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頁260。
[52] 芮瑪麗（Mary Clabaugh Wright），《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頁260-262。
[53] 芮瑪麗，頁272。
[54] 芮瑪麗 Wright, ，頁263。.
[55]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年），頁257。「人事為北洋海軍另一癥結，重要層位多為李鴻章的鄉人或舊屬所踞。丁汝昌不譜海軍之學，總兵以下，大都對他無畏敬之意。琅威理固有其長，惟十分自負。初次任海軍總查之時，即爭指揮之權，二度再來，雖仍勤於職守，而驕矜特甚，亦以提督自命，為劉步蟾所忌，往往與之為難。一八九○年，外人已屢謂北洋海軍缺乏紀律，琅威理受中國軍官挾制，不能控馭。是年北洋艦隊巡泊香港，丁汝昌以事離艦，琅威理與劉步蟾、林泰曾為懸提督或總兵旗號事，互爭不下。李鴻章左袒劉、林，琅憤而辭職。英政府拒李之請，不允另派英人代琅，召回任職旅順英員，甚至不接納中國海軍留學生。琅去而北洋海軍風紀愈壞，官多携眷陸居，兵亦去船以嬉，每巡弋南洋，相率淫賭於上海、香港，以至吞沒軍餉，丁汝昌無如之何。至於負責艦隊軍火供應的人員，更是弊端叢生。」
[56]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頁256。
[57] 李劍農，頁117-118。
[58] 費正清，劉廣京編，《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年》(上)，頁471。
[59] 李劍農，頁122。
[60] 芮瑪麗，頁11-12。
[61] 郭廷以，〈憂患中的自強運動〉，《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年。）
[62] 芮瑪麗（Mary Clabaugh Wright），《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頁272。
[63] 李劍農：「北洋軍閥的老祖宗，可遠溯至李鴻章，而湘軍勢力移於淮軍，則又為其最遠的伏線。」頁104。又，頁106。又，王爾敏在〈湘軍軍系的形成及其維繫〉一文曾就此觀點提出商榷。見《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八期。
[y1]應該是後者《水滸傳》式的？
徐中約：「儘管中國海軍力量在世界名第8，而日本只排名第11位。」徐中約《中國近代史(上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4年。頁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