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人：臺灣大學吳展良教授
二十世紀中國史學界對於西力入侵基本上是站在「現代」的觀點，看清朝人對西方的反應如何無知、遲鈍、拒斥、落後。最後雖然勉強逐漸認識了外在世界，可是在認識與學習西方上，一直都有嚴重的落差。[1]個這情況與日本對比之下似乎尤其嚴重：日本看到中國在鴉片戰爭的失敗，就開始主動且盡力地學習西方、進行現代化，中國卻一路延緩落後，乃至到今天都還頗為落後。上述觀點固然基本上是事實，然而到了二十一世紀，我們應該進一步問，為什麼是如此？之前學者的理解，包括劉廣京等重量級中國學者的觀點始終是恨鐵不成鋼：為什麼中國人始終不了解西方？對於西方的回應始終不夠，每個階段的反應都是遲緩落後。[2]可是這不能解決「為什麼會這樣？」的問題，當無法了解為何如此的時候，就無法了解為何直到現在，中國對於西方的接受度依然遠遠不如現代化派或西化派期望的原因。在過去，西化派一直質疑清代的中國為什麼不能了解西方，按照西方所創造的「國際」方式辦事，接受主權國家，互相平等尊重，締結國際條約等等。在現代，西化派則質疑中國什麼不能變得跟西方國家如歐美一樣政治民主、經濟自由、文化自由多元開放。這理路其實很一貫。
但上述觀點其實是非歷史性，或脫離歷史條件的，是以現代人的觀點檢討為什麼古人不夠現代？或站在比較西化的地區，檢討所謂「落後」地區為何不能也西化，接近我們心中的進步與真理。今人是站在比較了解西方人觀點的立場，[3]質問古人為什麼不這麼現代？這不是個歷史性的問題。真正歷史性的問題應該是問：他們當時為什麼這樣反應？不管現代人認為這個反應好不好、是不是遲緩，重要的是過程中為什麼這麼反應。所以這一講的主題就是當時中國為何這樣反應。了解當時的中國人為什麼這樣反應，才能了解這個國家為什麼到今天還是沒有辦法真正西化，照西方人所建立的世界秩序、[4]或者西方人認定的普世公理辦事，這才是關鍵的問題。二十一世紀的史學家應該思考如何重新理解清代對於西方的反應。前面所講的具體事實和現象不是不對，但我們更要問的問題是：為什麼如此？
要討論上述問題，要先看西力入侵的過程和性質，再看中國人對西方如何反應。這裡的理解是，中國基本上是用自身的運作方式去回應西方，而且一直很難以改變這一點。中國有自己的立國方式、組織方式，及世界觀、世界秩序，西方亦然，西方人也是用其自身的運作方式對待中國，如果說中國不了解西方，今天的歐美對中國也一樣不了解。尤其歐洲人一般特別不了解，覺得中國沒價值，美國因為是移民國家且自認文化平平，所以還對中國與亞洲比較有興趣。至於學術界，西方人自認有長期而偉大的重知識傳統，對於世界各文明都有興趣，近現代以來對於非洲、南美洲、古代埃及都有研究，這對他們認識異文明有很大的幫助。
人不到被強迫或無可奈何的時候，一般不會改變自身運作的方式，而改照別人的方式運作。所以研究中西交會歷史的關鍵首先在於了解中國自身的運作方式，當中國的運作方式逐步失靈，可說是損失重大，被打倒在地，最後全面崩潰的時候，才對西方有非認識不可的決心，從而產生全新的，乃至全面擁抱西方的運作方式。要歷史性的了解這兩種力量──中華帝王之國是種巨大的power，西方則是當時新興更巨大的power──這是兩種運作方式，也是世界秩序觀的衝突。
人類史上，中國和西方可說是兩個最綿延流長、勢力最巨大、運作方式影響也最無遠弗屆文明的代表。南美洲非其比也，印度的勢力跟運作方式影響非常巨大，尤其在東南亞，雖還不到這個層次，但還是非常值得注意。回教當然也非常重要，但興起較晚，而且是猶太教衍生的分支。回教承認猶太的先知，也承認耶穌為先知，可知回教是繼起的，並非原發性的。做為原發性的文明，中國和西方是最重要的主體。所以西力入侵與中國的反應蘊含了兩大文明本質性的碰撞。
以下特別從三個角度觀察。先看西力入侵的過程與性質，郭廷以的書講得很清楚，順序是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美法、其他諸國。[5]這個順序完全反映了最早的航海國家以及工業化國家發達的順序。全世界資本主義化的順序是義大利諸國、荷蘭、英國，再來是美、法。葡萄牙、西班牙因為地理關係，是最早的航海國家，曾經瓜分過世界，也最早力圖探索中國與印度。然而這兩國隨即被後起的荷蘭、英國等工業化國家擊敗與取代。荷蘭、英國之後，美、法等較後工業化的國家繼起，來到中國。
西方人來華的基本性質，如郭廷以所說，早期以通商牟利為基本目標，傳教是其次。[6]不過這個時期因為西方對其他文明還沒產生強大的優越感，也還沒產生資本主義式的大規模擴張性格，所以宗教性還是比較強的。William Rowe在書裡指出，早期西方人對華人文明的評價非常高，大概在西元1750年左右、十八世紀中葉時，西方人認為人類文明演進裡，非洲可能最落後，中國可能是最先進、最彬彬有禮的。[7]東印度公司在西元1680年代來華，適逢康熙解除海禁，這時西方流行重商主義與國家化貿易──重商主義對財富的理解以為國家積聚最多錢財為目標，尤其是金銀，所以應由政府控制所有貿易，好讓最多金銀流入。所以當時都由國家組成商業公司牟利，如荷蘭有荷蘭東印度公司，英國有東印度公司，在明末就已經到中國沿海貿易。葡萄牙占據澳門，也到達台灣這一帶，Formosa的名字就從這時而來，這都是為了建立通商據點。
康熙解除海禁後，一直到西元1760年代西方人都被限制在廣州，這點相當重要，因為中國是由國家控制對外貿易，要維持整個天朝體系的穩定，不開放自由貿易，以免太多無法控制的夷人出入，影響國家安定。[8]尤其中國本身的天朝體制是小政府，管的事很有限，更多是靠傳統的禮儀、禮教、仕紳、宗法、地方自治，是一種鬆散的網絡型組織，所以政府會擔心偏遠的網絡地區受到外人影響席捲而去，這跟現代國家全然不同。就清朝人的觀點而言，貿易不能蔓延到無法管理的地步，因此有所謂的廣州體制。[9]當時中國輸出絲、茶、瓷器等奢侈品，這些很快變成西方的必需品，需求量大，所以十八世紀中期就開始了以英國人為主導、有名的大三角貿易，從印度取得公司種的棉花（世紀末之後逐漸轉移為鴉片）運到中國交換絲、瓷器、茶──在十八世紀以前，中國是全世界最進步的工商業國家，有大量的棉紡業，對棉花需求量甚高──再把絲、瓷器、茶運回英國高價賣出，拿到銀錢，加上英國製造產品一起運到印度，換取鴉片。後來英國人透過大三角貿易逐漸控制印度，並將蒙兀兒帝國徹底從印度趕出去。[10]
西力入侵，大概在西元1800年前後是關鍵，這時西方的工業革命即將完成，開始對外尋找市場；伴隨著工業革命成功，以及西方國家體制變化，英國發展出有名的古典經濟學：認為相較於重商主義，自由貿易才能真正增加國家的財富。因此英國不再安於原本的廣州體制和東印度公司，將東印度公司在十八世紀末解散，開始自由貿易。[11]
另外，西方民族國家開始興起，這跟傳統的帝國、君主國家概念大不相同：君主國家通常會統治不同的民族，且彼此都有擴張的傾向，譬如神聖羅馬帝國就不斷希望能恢復古羅馬的光榮與統治範圍。再加上長期的宗教戰爭，尤其在西伐利亞戰爭後，使西方開始互相尊重主權。但民族國家真正興起是拿破崙戰爭之後，開始用平等尊重的方式互相對待，主權國家的概念興起，於是產生了基督教國家間的國際禮儀，就是現在習慣的國際外交方式，互相平等，互相尊重主權。[12]這大抵是在十七世紀由荷蘭開始提出，在十八世紀裡逐漸醞釀，十九世紀初成熟，構成了新的世界秩序，即所謂現代國際上各國間互相對等的關係。[13]在此之前，西方各國之間不是互相對等的，封建時期跟早期君權國家都不是如此。新生的主權獨立的民族國家體系非常powerful，與資本主義、工業革命、新的國家化法系概念結合以後，成為人類前所未見的爆炸性成長的基礎。隨著拿破崙激起了普魯士人，乃至於各國的民族概念──之前並沒有清楚的民族國家概念──拿破崙戰爭結束之後，民族國家才真正興起，歐洲開始有餘力對外擴張。。
而且拿破崙法典帶動全歐洲的法制現代化，是天翻地覆的變動。原來在拿破崙之前，歐洲各國的法制各地不同，各有其地方特色及封建基礎，拿破崙之後才幫助各國統一。如現在的荷蘭法典就是以拿破崙法典為基礎，統一了內部各區域的傳統法典。
西方各國為什麼要求中國開放？原因在於從十九世紀開始，西方各國體制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西方力量突飛猛進之後，開始要擴張體制，讓其他人接受，符合西方的利益。[14]中西在1830年代晚期開始產生激烈的衝突，雙方都對廣州體制不滿：中國認為鴉片流入對經濟、社會都有極大壞處；西方人覺得貿易太受限，有廣州官僚層層剝削，而且始終處於卑屈的地位。對中國而言，廣州體制是朝貢體制的一部分，所以西方人不僅只能跟低級官員打交道，還要賄絡廣州的總督。始終見不到上層官員，這件事鬧得很僵，雙方都很不滿。[15]在這種背景下爆發的鴉片戰爭，其實就是兩種體制的對決。中國當時，中央有年輕氣盛的翰林和清流派主戰，他們同時也不滿於地方官吏貪汙，縱容夷人在中國販賣鴉片，殘害經濟民生和社會文化。這過程中還有很多曲折──在郭廷以的書寫得很清楚──也不是一開始就一定要打，後來是道光堅決主戰才開戰。傳統上處理這類事情，原都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實在不行才憤而作戰，道光就是如此。[16]
鴉片戰爭後，英國要求自由通商、賠款、割地。中國人當時不太在意割地，覺得不過是個小島；現代人則覺得這是主權割讓，很不得了的事，當時中國人還沒有主權割讓這個概念，因為之前還有澳門租借的例子。南京條約不算太平等，之後的條約更是等而下之，包括領事裁判權，最惠國待遇等。早期英國主要是希望按照英國方式經商；中國的態度是覺得麻煩，所以開放幾個通商口，讓英國做做生意就算了。[17]
在此先說明一下十八、十九世紀之前的國家型態，才會明白雙方體制對決的意義與問題：西方是快速地從封建君主的政體轉為自由、代議的政體，民族國家是新興產物，經濟從農業、封建轉變為資本主義、工商，國家機能、官僚體制、軍事、財政、城市建設、交通、金融、市場、社會組織、生活方式等全面改進。這個改變從十七、八世紀開始醞釀，大概成熟於十九世紀，所以造成了新興的代議國家、民族國家、資本主義國家、現代官僚體制，以及各種現代化生活方式。教育文化上從教會主導轉為由國家、資產階級以及知識份子主導，科學技術與文化蓬勃發展，這些都是極重大的變化。
西方教育為什麼變成由國家和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主導？原因有兩個：第一是民族主義，第二是資本主義。早期趨勢是為了發展民族主義和資本主義，所以國家要主導教育文化，以促進國家利益及資本主義的高速發達。[18]另外也普遍拓展科學技術，讓國家普及教育。此時的政治基本特色是列國與軍國體制。基督教國家之間建立了一個新興的列國體制，開始有官僚體制，相較於之前的顧傭兵、包稅制，現在開始有常備軍隊，稅制也開始穩定。民族國家同時伴隨帝國主義，開始擴大領地，建立殖民地。民族國家是中等大小的國家，當時越來越覺得原本像羅馬帝國的國家不可行，雖不是完全拋棄，但常態變成是中等大小的主權國家。歐洲社會上封建和君主專制的基礎非常深厚，跟沒有封建基礎的美國完全不一樣。歐洲的地方很自治，有基督教倫理、法律傳統，使得底層運作還是相當有封建性和地方自治性，又靠君主專制把許多不同的封建基礎團合成一個國家，在基督教倫理下創造一個普遍的價值基礎。其法律傳統大都繼承羅馬法，先進工商業國家的工商業發達、城市文明、資產階級、個體性強、集團性強，宗族性弱。這個體系對中國來講是一個異形，是中國無法了解的東西。[19]關鍵在於要了解希臘羅馬文明和基督教文明，還有羅馬化系統和封建的基礎，而且這些因素組合以後又是完全不同的東西。東西方之間的差距太大，所以這樣的一個異形，在十九世紀突然成功、十分powerful的東西到了中國，中國的反應大概是可以預期的。
中國與外界的互動方式如郭廷以所指出，漢唐宋元比較開放，明清比較閉鎖：漢唐的開放建立於本身是強盛的國家，有充分的自信；宋朝在國力方面不那麼自信，可是對外還是頗為開放，宋代海上貿易很發達，不過國家也頗受其擾，一直必須想辦法控制，否則內部體系會不穩；元代國力與軍力超強，商業上也自由發展。漢唐宋元的開放性固然是呈現天朝的自信，可是當時外夷力量也相對較弱，影響較少，不至於需要建立完全控制的體制。[20]
大體而言，漢唐的國家實質統治大概止於州郡，儘管戶口已查到底層，但地方與民間仍高度自治。明清地方自治的層級與能力降低許多，因此明清似乎更怕地方受到外力的侵擾，非常努力地企圖維持地方原有的組織型態，這可能是對外較閉鎖的原因。明初、清初海禁也都是擔心海上力量會顛覆陸上的穩定，這不能以今人的觀點簡單譏嘲，而必須歷史性地看為何如此。明朝作為農業國家，覺得通商沒有多大好處；清朝不那麼農業化，但依然覺得需要控制商業範圍及方式。這顯示明清一方面進一步地中央集權，另一方面不安定感更高，地方若大幅開放，結果有可能失控。中共今天的情況依然類似，為了維持社會乃至經濟與文化的穩定，黨與中央基本上必須多方控制，所以開放程度就很受限。除非地方社會出現了穩定地自治，又聽命於中央，且無懼於外在勢力與影響的情況，其開放程度就必然受限制。清代中國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社會，至今亦然，甚至某種意義上是最大的國家──當然元朝的國家版圖也很大，但四大汗國不是一個大體上同質的社會──作為一個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社會，它的穩定、安定有特殊困難性，要轉向也很困難。中國當時是靠天朝型的天下觀來維繫其穩定，這個天下觀一旦受到挑戰，中國的統治也會不穩定。
茅海建拿中國和日本相比是不恰當的，[21]原因有幾點：第一，日本看到連中國都在鴉片戰爭中失敗時，就知道不要繼續對抗。第二，Perry來時，美國國務卿訓令是如果沒有成效就回去，別太刁難；但日本人誤會了，在美國要撤退時，日本人卻全面投降。第三，日本的文明主要是從外面學來，因此只是換個老師，要容易得多。[22]這三大因素：中國失敗在前、自己誤會、船小好掉頭，都必須加入考量。中國則不然，這是原生型大文明天生的問題，加上其社會如此巨大，要轉向是千難萬難。何況中國自認為是天朝，天朝是什麼意思？Rozman也約略提到：天子如果不能向他的百姓證明他是天子、是四方的天朝的話，這個體系將會崩潰，天子必須是所有屬邦的中心，這是其合法性的基礎。如果中國跟西方列強平等，那麼蒙古、新疆、西藏勢必也會要求平等。清代中國的體系不是如此建立，因此也不可能接受基督教國家間彼此互相尊重主權、互相平等的概念。所以一旦放棄天朝體系，就是崩潰的開始。[23]
費正清有名的論說，叫The Chinese World Order，認為中國輕視夷人，對外毫無準備，自居天朝，堅守中國朝貢式世界秩序，拒絕平等交往。[24]這是主導西方史學界數十年的論說，到今天也還沒被完全拋棄，仍不斷的被引用來解釋中國何以對西方的反應如此遲緩。費正清大概自五零年代時起開始建設這個基本論述，在六零年代提出，七零年代普遍被接受：Chinese World Order朝貢式的秩序，就是四方前來朝貢，只允許有朝貢關係者與中國進行貿易，因為要維持Chinese World Order這個世界秩序。費正清雖然是批判性地看中國的「世界秩序」，但此說確實點出了中國天朝體制的諸多基本特質。如果不朝國際關係，而朝著鞏固自身的觀點來看，就會知道此一體制對於清朝的重要性。
中國傳統習慣忽視外部世界，而且是固執而持續地置之不顧，雖不加輕視但事實有之，例如夷狄之說就是如此。[25]原因在於中國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社會，因此要把所有精力放在維持社會的穩定發展上，中國古代讀書人的精神全都放在如何維繫社會這個巨大的問題上，得出的方案是用「天朝」與「天下」系統。簡單地說，經過夏商周三代的混融，加上春秋戰國近五百年的戰亂──戰國的情況有點像後來的歐洲──產生「天下惡乎定？」「定於一。」的要求，但定於秦後，秦人太過暴虐，於是漢代「法古更化」，恢復周制，使得社會維持宗法性家族與層級簡單鬆散的網絡，政府則為透過很多禮儀、禮教、共通的觀念治理天下的小政府。底層是儒家社會，有限度的運用法家化的官僚政府，加上天命陰陽五行的觀念，也有發達的經濟，讓當時的人認為這是高度文明，而且符合人類生活的體制。這跟之前提到的西方現代化國家體制差得太遠，而且大小也差距甚遠──法國領土跟人口最多的時候，大概還不及中國的四川省──所以統治方式完全不一樣。這麼大的國家，從中央到地方的通訊常常需要兩三個月，當然不可能按照現代國家的運作方式，而且中國也早已習慣了自己的體制，兩者完全不同。中國的精力一向都放在內部，也必須維繫較四周發達的政治、教化、文明，使人民都願意依附中央、當天子的臣民。[26]所以中國作為天朝，必須維持高度的政教文明體制，所以讀書人要讀經史子集，作詩、填詞、作賦，十分風雅，表示出文明的高度，照倫理禮儀運作，跟現代觀念完全不同。
所以必須先了解中國的體制，才能理解它對外界習慣性的忽視、固執而持續地置之不顧、以及以維穩為前提的對外開放。只要在維持內部穩定的前提下，中國對外並不拒斥，中國曾經吸收當時西方最發達的伊斯蘭教技術、科技；明末也有天主教，徐光啟、利瑪竇，輸入西方科學。只要不妨礙中國的立國體制，大體頗受歡迎；早期除了佛教曾經產生問題，其他也不太妨礙──這就是中唐安史之亂後批評佛教的原因──要大到足以影響立國穩定的時候，中國才會排斥外來之物，否則都會想辦法納入自己的體系。經濟上，玉米、甘薯、銀、銅的輸入及其重要性：玉米和甘藷是明中葉以後人口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可以開發原本無法種植的土地；[27]銀的重要性不必多談，銅也很重要。所以如Rozman、William Rowe都試圖在費正清Chinese World Order的解釋體系下修正一些問題，這個體系不是鐵板一塊，也比較符合中國的性格：維持基本的格局，底下盡量通融，也有其彈性。[28]
北京原本就相當重視中亞貿易線，因為那裡的部族經常叛亂，一旦強大會給中國帶來災難。西方的貿易中心則從明末起就在廣州，明代、清初更因為海禁，貿易由走私販把持，開了海禁之後就納入廣州體系。總之，中國當時覺得西方是歷史上沒接觸過的奇怪外夷，就不太看重。中國當時也認為外商千里而來必為重利，就姑且讓他們賺點錢，直到鴉片戰爭前多少都是這個態度。[29]如此對中國朝廷也有好處，因為西方要進行貿易，對中央和地方都須有餽贈，會不斷有錢流入，後來廣州體系也收關稅。[30]
利瑪竇、南懷仁等明末傳教士對於中國文化有重大影響。中西第一波接觸時，中國最感興趣的是西方的學術與文化。利瑪竇在民間的傳教起初並不成功，剛來時還穿著和尚的袍服，受到輕視；後來接觸上層士大夫成功，從上層吸收很多人信教，士大夫對外界不是全盤拒斥，而且對文物、技術也有興趣，尤其天算，因為對中國人而言，治曆明時是王政的基礎──這點可見於《尚書》──所以當時中國人是以儒家觀點去了解、接受這些事情，這方面南懷仁尤其出名。南懷仁同時擅長鑄造大砲，尤其可用於對滿州建夷的戰爭，南懷仁不但幫明朝人，也幫清朝人鑄砲。[31]清代前期皇帝對傳教士的態度是：康熙很歡迎，雍正禁教，乾隆則是有名的對外沒有興趣；官方的態度是：中國什麼都不缺，西方人可以來做生意，但不允許擾亂中國自有體制。事實上也不是什麼都不缺，中國宮廷還是很喜歡西方的文物珍玩。[32]
但中國最重要的考量還是要維持國家的穩定，因為國家一垮，統治階層喪失一切利益，而且至少千萬人頭會落地。至今中國依然是這麼考量事情，首先考量安定，穩定之後再來談什麼地方可以開放、什麼地方不行。所以從這個觀點就能明白google、internet能不能開放的問題，一切的考量在於能不能維持其體制的穩定。
宋以後的中國已經有與他國訂約的經驗，並非不能跟外國人締約，然而依然輕視外國。[33]清人得天下，沿襲天朝觀，因其為夷人出身，對天朝地位更加堅持，在修《四庫全書》時就將其中所有與「夷」相關的字全都修掉。一方面是因為某種自卑心，另一方面，這是維持體制穩定所必需。因為如此巨大的國家和社會，一旦中央受到輕視的時候就難以維繫，這事實上也是後來它崩潰的重要原因。[34]理藩院，蒙古、中亞諸國、俄國等國，當清朝人認為有威脅的時候，就納入理藩院，否則就納入朝貢體系，這是清朝人彈性的地方：基本上是朝貢體系，也要求對清朝稱臣納貢，可是對比較厲害的部族會另外處理。整體而言，清朝有優越感、重內輕外、重內陸不重沿海。因為中國歷代是內陸為重，歷代戰亂都是內陸問題，自然重內陸不重沿海，使中國不「廣求世知」──廣求世知是日本明治維新的話──而且對外反應很慢，是因為立國方針的緣故。[35]近代中國對西方的處理方式，首先是朝貢體制與貿易，不朝貢就不能貿易，尤其在清代，這是羈靡屬國的重要手段。
廣州制度是在偏遠處設立商阜，對中國影響最少。早期日本亦行海禁，對西方也是如此，德川家康時代若出國超過三年不返就視做外國人，回國殺無赦。但還留了一塊地方在長崎──也是對中央而言較遠的地方──成為有名的蘭學起源，後來無法控制的時候就移到中央，反而能就近監督。
中國人相反，駐外使節始終堅持要在偏遠之地，甚至英法聯軍時的最大爭執就在於能不能在北京設駐外使節，當時中國什麼條件都可以接受，就這一點堅持不可行。這有兩個原因：一是駐京，二是在內陸遊歷。[36]在內陸遊歷是怕西方人進來中國搗亂。駐京的問題在於，洋夷駐京豈不是跟天子平等？因為中國原本是等級制：古代天子、諸侯、士大夫、地方、臣民，三綱五常，這個秩序，被認為是得天命的，天子在中間維持體制。如果外夷打敗天子就能派使節駐京、平等往來，豈不是天有二日了？海外若還有其他的太陽，百姓慢慢就會跟隨其他人了──事實上當民族主義還沒有興起的時候，尤其在沿海地帶，有些老百姓已經開始跟隨其他人了──因此一旦外國派人駐京，天朝體制的權威將快速下降。
等級制的意思是：夷商只能跟公行往來，除非賄絡，否則不能見官員。這個情況到了十九世紀初期突變，因為西方建立了前所未有的現代化體制，開始要把力量透過帝國主義的方式向全世界擴張。在這個過程裡，東印度公司壟斷結束，十八世紀末鴉片貿易急劇增加，[37]中國出超，雙方都不滿意這些情形，於是有了鴉片戰爭，結束廣州體制。鴉片戰爭的重要性在於，這象徵中西兩個體制第一次正面對決，結果以清朝政府失敗告終。值得注意的是民間的反抗，郭廷以的書裡也有不少介紹，從三元里的反抗到後來民間反抗夷人入城，甚至最後官員都不敢違逆西方人，都說是民間反抗不讓他們入城，與政府無關。[38]民間反抗的另一個重要意義是百姓其實同情政府，中國的凝聚力沒有迅速喪失，百姓覺得這些洋夷莫名其妙，中國習慣這樣的世界秩序幾千年了，洋夷一來一切都要改變，激起百姓反抗心理，一路發展到義和團。民間的心理是最接近傳統的，廣州雖然最早跟外界通商，可是反抗也最激烈。
民間反抗也是中共大書特書之處，照中共現代史學一貫的講法，認為當時是封建官僚體制已經沒辦法對抗西方，要靠民間。從清朝到蔣介石、國民黨都不敢對西方說不，對西方懦弱、懼怕，甚至為西方為虎作倀，所以要靠民間反抗。這是中共史學的基調，當然也是共產黨最後得天下的基礎之一。[39]共產黨得天下在中國史上有兩個重大的行為基礎：第一是從明代中葉以後不斷的民間叛亂，還有清朝的各種大規模叛亂，這些叛亂是儒家體系跟邊緣體系的對決；另一個合法基礎是，清中葉以後，對外日益軟弱無力，國民黨也不夠有力，只有民間力量才夠強大。蔣介石一直抱著美國人。中共打韓戰是直接跟美國人打，雖然死傷慘烈，但是不惜代價對抗列強入侵。
鴉片戰爭的本質是雙方體制的衝突，而清朝往往不承認威脅下所做的承諾，包括簽定南京條約、望廈條約的起因都是如此。因為對道光皇帝來說，這只是對夷人一時的承諾，不必太認真，中國那時還不知道條約的意義。中國近現代對於條約的看法跟西方不一樣，西方人對條約的概念源於中世紀對上帝發誓的概念，對西方人來說，因為在上帝面前發誓了，就保證絕對有效，這都有基督教的背景，不懂基督教就完全不了解現代西方；中國人不信上帝，只覺得是處理實際問題。所以雙方對條約的認知差距很大，也造成了很大災難。英法聯軍時，中國人總覺得只是先姑且同意，因此每次簽約都不太遵守，但西方人就會覺得中國違約，因此再來攻打、壓迫，這就是所謂條約體制。
從朝貢體制轉變成條約體制是重大轉變，條約是對等國家，從南京條約開始就要求對等，中國沒辦法這樣立刻轉換，對內無法解釋。包括祈英都對道光說，簽這個約不過是權宜之計，絕不承認這裡面的意涵，這件事後來被西方人得知，就造成雙方在英法聯軍時的新對決。這裡可以參考James Hevia的English Lessons，[40]書裡提出一個很重要的觀點：鴉片戰爭簽的條約對中國來說是權宜之計，因此英法聯軍換約時，中國也不想接受，尤其是駐京跟內陸遊歷這兩點。 Hevia說，英國人攻進兩廣總督府後，拿到檔案，然後讓早期最重要的翻譯員李韋伯去研究這個檔案。[41]英國人這時弄清楚了，即使鴉片戰爭之後簽約要求平等，清朝內部文件都還是按照原本的Chinese world order，於是英國人下定決心，一定要強迫中國人接受英國人建立的世界社會秩序，所以這本書叫English Lessons。
清朝被英法聯軍大敗，咸豐甚至出奔熱河。英國人的做法是要以實力和觀念來宰制中國，不但一定要駐京，並且在所有文件裡都明定去掉「夷」字，而且要清朝發文告知所有都府中英已經建立了新關係。清朝的廣州體制是天朝體制，有些事情可以通融，但基本上限制在廣州，避免動搖國本。鴉片戰爭是以通商為主，還是在外，內部還是維持中國原本的體系才好運作。到了英法聯軍，英國人當時是西方社會的領袖，是全世界最早完成工業化，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要在東亞地區建立英國規定的國際秩序，所以這次要中國明定告知全國。從此之後中國就順服了，再也無法自稱天朝上國。所以英國不僅是以實力宰制中國，在觀念上也是。後來中國人普遍接受這個宰制，到現在中國人也普遍認為，宗教戰爭之後主權國家、基督教國家彼此對等對待的主權世界秩序才是正當的世界秩序、國際秩序，原來中國是錯誤的、落後的，所以英法聯軍是重要的轉捩點。
不僅如此，英國還派遣許多傳教士進入內地，這些傳教士帶來新的觀念和秩序，百姓因此看到兩種截然不同的體制，對百姓造成巨大的衝擊。原本的體制是照三綱五常、宗法、禮儀的方式運作，一旦外來的觀念進入內陸，簽定條約，對百姓來講簡直是天崩地裂，完全格格不入，民間的反應非常憤怒，這就是後來義和團的基礎。[42]士大夫也依然不願意理解，不讀西方的資料。英國人很厲害，拿走了所有檔案，納入資料庫，研究漢語，決心打破天朝上國的觀念，讓中國接受英國平等的秩序。[43]
再往下就是不平等條約。[44]割地賠款其實不算不平等，關鍵是租界、最惠國待遇、協定關稅、治外法權；[45]早期中國對這些不太在意，似乎覺得這些東西都是外國那一套，就照那一套去管。雖然體制受到衝擊，但中國不可能變成外國，幾千年巨大的文明怎麼可能一夕之間變成對方？更何況是原生文明，調不了頭。二十世紀的歷史學家常常拿現代觀念來嘲笑清朝不知輕重，從西方觀點來看，駐京、內陸遊歷有什麼不好？直到最後，締約制度取代朝貢制度，外國人開始橫行於中國，表示帝國秩序即將崩潰。
同時並行的是內亂，內亂靠著一些講儒家、宗法的臣子重新提升中國的原有體制，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鴻章開始在地方上擁權。而且清朝中葉之後不斷內亂，促成各地軍事化，地方的團練、民兵越來越有力量。地方的力量越來越大，天子的威信越來越低，原本中央的控制體制當然會產生問題。曾左李胡還是遵從儒教的倫理，不推翻中央，但實質上內部開始分崩。外部力量已經讓中國原本的正當性開始瓦解，中國被迫從天下型國家轉為主權國家，原本是天下型國家，「得天命」為天朝，這是中國幾千年來，從上古到清朝之所以能夠巨大跟綿延發展的根本原因；一旦轉為主權國家，就意味領土跟屬國的喪失。
中國沒辦法轉成西方的主權國家，直到中共都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西方主權國家，中共是無產階級世界革命，還帶著天下觀革命。無產階級革命是中共進入西藏的理由，西藏人奉毛澤東為地藏王菩薩，位階在達賴之上，因為達賴是觀世音菩薩轉世，所以早期有很多藏人強烈擁護毛澤東，砸廟最兇的是西藏本地的紅衛兵。早期毛澤東力量巨大，因為那是世界性革命。但後來治藏的合法性也告瓦解。
所以天下型國家轉為主權國家就意味著領土跟屬國的喪失，中國體制即將崩潰，要變成民族國家也很困難，中國到今天都不是真正的民族國家，因為還有回族、藏族、蒙族，都很難真正融合。另外，口岸的雙重特質，強迫、剝削以及帶來現代化、進步；[46]西方輸入的現代化體制，例如赫德的海關稅務局，就在貪污橫行與不負責任的清朝官場中樹立了現代化行政的新典範，現在很多人研究赫德、赫德工程以及赫德所帶來的現代化體制，但是見解都不高。赫德的現代化體制是前所未有高效跟連結，跟清朝不一樣，但只見其小不見其大。赫德帶來西方現代體制，確實遠高於清朝的效率和連結，但這不可能變成整個中國運作的體制。
簡單來講，中國經過了戰鬥、屈服、順從三大階段，[47]大概英法聯軍之後就屈服了，被強迫放棄天朝上國這個觀念的轉變很重要，甲午戰爭後──甚至甲午戰前──就已經只能順從了。從這個觀點可以批判早期像黃仁宇、劉廣京等絕大多數二十世紀中國學者對於西方的認識，那只是從現代化的觀點來看這個問題。對中國來說這是體制轉換而不光是現代化的問題。那種觀點固然也有其道理，但真正的歷史問題以及至今依然面對的問題是，為什麼中國到了今天，還是始終無法像西方一般運作？這是個體制轉化的問題。
[1] 羅茲曼，〈國際環境〉，《中國的現代化》（上海：上海人民，1989）；王爾敏，〈十九世紀中國士大夫對中西關係之理解及衍生之新觀念〉，《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3）
[2] 費正清編，《劍橋中國晚清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85）。
[3]譬如劉廣京在美國教書。
[4] James L. Hevia (何偉亞)，《英國的課業：19世紀中國的帝國主義教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5] 郭廷以，〈西方的海陸環伺〉，《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
[6] 郭廷以：「這些慣於海上生活，以通商為立國之本的民族，遂爭向海外開拓。政府鼓勵於上，人民響應於下，雙方利益合而為一，主要動機實為財貨，次為傳教。」《近代中國史綱》，頁13。Rowe, ch6.
[7] 羅威廉，《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3）。
[8] 郭廷以：「廣州為中國最早的對外貿易港口。一六八五年海禁大開，英船曾來閩、浙，但不甚順利，互市仍集中廣州。一七一六年東印度公司設立管理會，基礎漸趨穩定，不滿之心亦與日俱增。」《近代中國史綱》，頁35-36。
[9] 關於一些具體制度與機構的介紹（如洋行、印照、夷館、防範外夷規條等）可參考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頁35-40。
[10] Rowe, ch6.
[11] 郭廷以：「一八三一年，國會改選，工商業城市獲勝。一八三二年新國會通過自一八三四年（道光十四年）起，廢止公司的在華權利權，所有英國臣民均得於印度洋、太平洋自由經商，設商務監督於廣州，代理以往公司大班的職權，管理在華英商，並有裁判權與徵稅權。」《近代中國史綱》，頁46。Rowe, ch6.
[12] Rowe, ch6.
[13] 羅威廉，〈第十章：革命〉，《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
[14] Rowe, ch6.
[15] 郭廷以：「最為夷商所痛恨的為『規費』，亦即官員、胥吏、以及書辦、巡役、家人、通事對夷商的榨取，名目繁雜，為數不下正額或盈餘。一七二七年，規禮歸公，每船約徵三千餘兩。不久又生出新的名色，所可知者，進口三十項，出口三十八項，合計每船共繳一千八百餘兩。夷商的負擔不必未減，反而增加。」《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頁37。
[16] 郭廷以，〈西力衝撃（上）〉，《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
[17] 郭廷以：「此次談判耆英等『拱手受盟，一詞莫贊』，有要價無還價。」《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頁72。
[18] 志剛和普魯士婦女的對談「中國亦愛其君上否？」中國傳統君民懸隔，一般人只知道忠君而不知道有愛君，但中國所賴以維繫的，正是社會上以家族宗法為中心的這一種錐狀網絡體，從秦漢到唐宋以降，中層的社會是缺乏、相當鬆散的，更多靠的是倫理、德行、天命、三綱五常這些概念，就傳統來講三綱五常至為重要，這和西方近代民族國家相當不同。因此給志剛的印象相當深刻。普魯士的興起背後恰恰是有一個很大的民族主義在後頭，也就是受到拿破崙激起19世紀西方民族主義。
[19]這個體系不僅當時的中國不太了解，現在的諸位應該也不太了解，要在西方長期研究、生活的人比較容易了解。
[20] 郭廷以，〈世變前的中國與西方〉，《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
[21] 茅海建，〈歷史的訴說〉，《天朝的崩潰》（北京：三聯，1995）。
[22] 第三個因素有東京大學教授/在某個研討會的發言為證。2011？
[23] 羅茲曼，〈國際環境〉，《中國的現代化》（上海：上海人民，1989）。
[24] 費正清，〈中國的世界秩序：一種初步的構想〉、〈朝貢與貿易的發展〉，收於陶文釗編選《費正清集》（天津：天津人民，1992）。Rowe; Rozman，pp.26-27.
[25] Fairbank; Rozman，pp.26-27。
[26]台灣人上始終覺得日本這個老大很像樣，到現在很多人仍心嚮往之；國民黨就不太像樣，中華民國也名不符實，所以不太願意跟隨。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更缺乏天朝的魅力，不得民心。背後依然顯示了這種心態。
[27] 全漢昇，〈人口與農業〉，《明清經濟史研究》（臺北：聯經，1987）。
[28] 羅威廉：「大清帝國在性質上與之前各代相繼的漢人或異族王朝有所不同。作為標準的近代早期歐亞大陸之多民族普世帝國，其在擴展『中國』的地理範圍，將如蒙古、女真、西藏、內亞穆斯林與其他非漢民族，整合成一種新型態、超越性的政治體上，取得驚人的成功。漸漸地，中國士人開始接受此重新定義的中國，並認同其為自己的祖國。」《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3年），頁294。羅茲曼，〈中國的世界秩序〉：「中國過去曾有過另外一些先例，以及許多理論從屬實際的範例。領導者如果是有才幹而富於想像力的，當然就能制定出迎接西方挑戰的辦法。問題與其說是出在完全信奉那種世界觀念本身這一點上，還不如說很可能是出在那些信奉者以及使他們頑固堅持那種觀念的種種考慮上。」《中國的現代化》，頁39。
[29] Rozman，pp.33。
[30] 歷史上不同時期有不同名目，如有抽分、輸銀、水餉、陸餉、正額、盈餘、船鈔等等，詳細介紹可參見：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36-37。
[31] 黃一農，〈紅夷大炮與皇太極創立的八旗漢軍〉，《歷史研究》，2004年第4期。
[32] 據何偉亞，《懷柔遠人：馬嘎爾尼使華的中英禮儀衝突》轉引《馬嘎爾尼日記》記載：「（樓台亭閣）的陳設極為華麗，有皇帝的狩獵行進圖；有巨大的綠玉瑪瑙花瓶；有精緻的瓷器和日本漆器；有各種各樣的歐洲玩具；有做工極精細的地球儀、太陽系儀、鐘錶和音樂自鳴鐘，我不禁惶惑了，我們的禮物也許會相形見細，羞愧難當。」何偉亞，《懷柔遠人：馬嘎爾尼使華的中英禮儀衝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頁181。
[33] 陶晉生：「澶淵之盟在中國外交史和宋遼關係史上都有重要的地位：……在遼以前，中國對外國一向不採取對等的態度，在當時契丹是外族，中國沒有平等來往的先例，中國傳統上並非沒有對等外交的傳統，但是這個傳統見於中國內部分裂的時代並立的各國之間，而不是建立於統一的中國和外族之間，從澶淵之盟開始中國對外國有長期、制度化而平等的外交關係。」見氏著，《宋遼金元史新編》（板橋：稻鄉出版社，2008）。
[34]
[35] Rozman，pp.33。
[36] 郭廷以：「《南京條約》、《望廈條約》、《黃埔條約》等條約的簽署者耆英1844年（時任兩廣總督）上奏清廷稱，條約只不過是『羈縻夷人』，當不得真。清政府官員耍的這些小聰明，因兩廣總督衙門檔案被繳獲而暴露無遺，1858年的英法聯軍拒絕再與耆英談判，而《天津條約》明確規定，清廷官方檔不得再用『夷』來稱呼英國人。」（J. Hevia，小巴節要）「《北京條約》賦予英法等列強在華更多特權。最為核心的條款則是，列強有權在北京設立使館、常駐使節，許可英國公民在華經商和自由通行權，條約生效之日需『降諭京外各省督撫大吏，將此原約及續約各條發鈔給閱，並令刊刻懸布通衢，咸使知悉』。這些條款使得以英國為代表的歐美列強和平、常態化的控制清政府成為可能，打破了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清政府苦心在國內營造的對外封閉體系。何偉亞在其所著的《英國的課業：19世紀中國的帝國主義教程》一書中分析提出，從《北京條約》到《辛丑合約》間的幾十年，英國對華的外交政策並不能簡單化地用政治控制、經濟侵略、邊疆蠶食來概括，其政策的核心在於，成為清朝政府的『導師』，使之按照英國的安排接受並服從（英國當時主導的）國際秩序。」(J. Hevia)
[37] Rozman，pp.41.
[38]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頁83-86。
[39] 例如：范文瀾，《中國近代史‧上冊》（石家莊：河北教育，2002）。
[40] 何偉亞，《英國的課業：19世紀中國的帝國主義教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7）。
[41] 另一位重要的翻譯員叫威妥瑪（Wade–Giles）──我們早期到國外留學，中文翻譯都是Wade–Giles拼音──威妥瑪是最早期的翻譯官，後來當英國駐華公使，再到劍橋大學當第一任漢學教授，開始介紹拼音系統。
[42] 郭廷以，〈列強的共同收獲〉，《近代中國史綱》，頁147-149。
[43]「英國還努力通過知識的再生產、新秩序的構建，來維持對包括近代中國在內的亞洲的統治地位。借助《北京條約》獲得的諸項特權，英國在華開展地圖測量，觀察中國的風土人情，對本土制度進行解碼，建成了一個比清廷檔案更翔實、更全面的資訊庫。前面提到的英國語言學家威妥瑪參與了1861年英國駐華使館的創建，並於1871-1883年擔任駐華公使。威妥瑪在華期間收藏了大量漢、滿、蒙圖書，1883年退休後出任劍橋大學第一任漢語教授；為了讓英國其他官員精通漢語，他還摸索出了一套漢字拼音法。何偉亞指出，正是威妥瑪等英國外交官員作出的努力，才使得『語言的強制』以英國顧問指導清廷總理衙門開展外交，藉以灌輸近代全球政治、軍事、經濟理念成為可能。」「何偉亞認為，《辛丑合約》的文本內容再度體現了列強以『語言的強制』和『武器的強制』連接構成的對華『規訓』的意義。不但如此，多國聯軍佔領北京期間，還開發出所謂的紫禁城遊覽專案，讓大批歐美普通士兵和平民以遊客的方式，在代表清王朝皇權的紫禁城裡自由漫步，還拍攝了大量的紀實圖片，這無疑起到了讓清朝君主去神聖化的作用，讓清廷上下再也沒有耍小聰明保留『天朝上國』的任何空間，被迫接受中國（清帝國）只是世界上一個普通國家的觀念。何偉亞也提醒指出，英國為代表的歐美列強的這些做法，也讓迥異於忠君觀念的民族愛國主義在中國得以催生激化。」(J. Hevia)
[44] Rozman，pp. 42.
[45] 郭廷以：「十月八日（八月十五日）又訂一通商附黏善後條款，一稱虎門條約，訂明五口英商不得至鄉間內地，可於五口租賃房屋，或租地自建，如有新恩施及他國，英人『一體均沾』。於是所有領事裁判權、協定關稅、租界、片面的最惠國待遇，英人均一一取得，這才是真正的不平等條約。」《近代中國史綱》，頁73。
[46]羅茲曼，〈國際環境〉，頁48.
[47] Rozman，pp.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