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人：臺灣大學吳展良教授
怎麼解釋清代的中衰？ William T. Rowe的解釋很好，在十八、九世紀之交，清代發生了一個「完美風暴」（perfect storm），這是一個西方常用的概念，意指將所有最糟糕的要素集合所成的一種最可怕的風暴。他指出，這個「完美風暴」包含了三大要素，一是「社會經濟累積的長期危機」，二是「朝代循環模式」，三是「西力入侵」，前兩個尤其重要。[1]
其中較特殊的是社會經濟所累積的長期危機，其中又含有兩個重要因素，一是可耕地幾乎窮盡，二是商業從繁盛落入蕭條。這兩個因素都相當特殊，但應是「相對」特殊，因為明代也發生過耕地不足及商業蕭條的問題，但清朝是特別的，原因在於什麼呢？第一，當時人口前所未有地擴增，一般公認，清代由盛而衰的首要關鍵是人口壓力，有兩百年的人口西遷，幾乎所有的深山老林，或像雲、貴一帶的崇山峻嶺，一旦進去很可能就出不來的地方，甚至連深山、小溪上游都開墾了，實在已開墾到無以復加。開墾殆盡的結果是人均耕地面積快速下降，約到十九世紀時，人均可耕地範圍約不到半畝，造成全面的貧窮。清代中國在一般印象中普遍貧窮的狀態，其實是在一八零零年後，隨著人口不斷急速增高所發生的情形。另外，清朝前期的商業是中國史上前所未有的繁榮，到了中葉卻由繁盛迅速進入蕭條。人口大增長，可耕地窮盡、商業又大蕭條，造成整個社會有很多饑民，這是一大根本原因。
另一個原因是朝代循環模式。中國歷代到了中期，帝王往往開始怠忽政事、旁有佞倖，官吏開始貪污，整個制度臃腫，清朝也是如此，但清代還有一個特殊樣貌，會在接下來繼續說明。第三個原因就是西力入侵。這三大因素構成一個「完美風暴」，就讓本來非常富庶繁盛的大王國快速地充滿危機，多處都發生民間起事的狀態。
進一步看這三大要素。William T. Rowe其實參考了《劍橋史》第三章，這章寫得特別好。這一章一開始就從資源與人口比例失調講起，史學界講清代中衰也都普遍重視此一問題。清朝的洪亮吉與當時不少人都已經注意到了這個問題，第一位寫清代通史的蕭一山老先生，在他的《清代通史》裡，也引用了很多清人的材料講這件事，《劍橋史》講清代的中衰也從這裡講起。明末清初，人口大量損失，之後從十七世紀末到十八世紀後期，中國人口從一億五千萬增加到三億多，翻了一倍多，一七七九年到一八五零年又增加百分之五十六。大概到三億時，中國的土地資源還能支撐，之後就無法負擔了，所以重點是後來的一億五千萬人超過了當時土地的負荷。可以看到，在一七七九年到一八五零年人口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六，十九世紀中葉大叛亂爆發前到達四億三千萬，可見人口問題確實是根本因素。但只談人口與土地並不完備。因為不光是農業問題，還有以前沒有充分瞭解到的商業問題。清代的商業經濟是全世界最發達的一旦發生蕭條會產生很大的問題。
大體而言，白蓮教叛亂是民間叛亂的一個代表，白蓮教主要在川、陝、楚三省交會一帶，這一帶本就有很多深山老林，移民到此的這些人非常窮困，很多人都是居住在簡單搭建的棚子裡，稱之為「棚戶」。同時又遭到層層剝削——這地方的土地租佃關係，是大墾戶先包下來，租給中墾戶，再給小墾戶，後來的人就被先來的人嚴重剝削。中國歷代的開墾都是如此，因此有層層剝削，最窮的人無法生活，便起來叛亂，白蓮教則是重要的宗教媒介與組織基礎。中國這時的人口問題其實已經非常嚴重，在一七五三到一八一五年，生活水準快速下降，據Jonathan Spence的研究，晚清約有百分之三十的男人無法結婚，這也是釀亂的重要原因。百分之三十無妻無子的男人要怎麼辦？找不到女人，又不能亂來──白蓮教提倡禁慾，這顯示了中國社會開始慢慢產生許多邊緣人，而底下整個歷史與社會發展的基本架構，可見儒家倫理的影響還是很強──就是還能過較正常的儒家生活、宗族生活者，與這些邊緣人的戰鬥。這些邊緣人在原來生活的地方窮到無法營生，就移民到最偏僻荒涼的地方被人剝削，加上這時政府也開始愈加腐敗，官吏大多只想敲詐，所以這些人非常可憐，甚至無法娶妻，而儒家社會事實上又不容許——西方社會較無此問題，南美洲社會很自由、放縱，更沒有這問題——那這些人怎麼辦？當然是找妓女或其他辦法解決問題。這個問題相當嚴重，食、色，性也，窮困與無法娶妻若不解決，絕對是亂源。邊緣人漸漸增加，所以中國社會慢慢地產生一種異化，產生在傳統禮教中看不到的這一些人之中，他們靠著宗教、兄弟袍澤義氣與各種一般人所看不上的、下層社會的方式，來解決生活的安全、溫飽、互助以及很多問題。白蓮教雖然被討平，但在此儒教社會中被邊緣化的多樣問題卻並未真正被解決，後來繼續有八卦教、天理教……等一波又一波的民變與動亂。這正顯示中國社會開始異化，產生嚴重的人口壓力，這其實是動亂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商業從發達到蕭條，清代商業在十八世紀高度發展的情況，可參北京清華大學李伯重先生的名著《江南的早期工業化》，當時中國——尤其江南——的商業，在很多方面都領先全世界，且已進入早期工業化。但這工業化基本上是配合宗族組織，以分包制度發展，跟臺灣早期中小企業的型態如出一轍，也就是把東西分包到各家加工或生產，然後再集中經營。當時已發展出中小型，甚至少數的大型工廠，跟宗族組織充分結合，效率非常高，而且節能省碳，節省資源。江南工業利用了充沛的人力與宗族組織密切的關係互相協助，這與歐洲不同，一般而言，歐洲早期工業的規模較大，這跟西方的封建傳統有關，但西方的家族組織較弱。而西方煤與鐵的儲藏遠比江南豐富，所以江南雖也有造船、煉鐵等重工業，卻沒那麼發達，而是以超輕型工業為主。中國早期的超輕型工業非常重要，這其實也顯示了後來華人社會工商業化的雛型，臺灣是個明顯的例子，東南亞往往也可看到類似的情況。
然而到了十九世紀早期，多數地方發生了商業緊縮。這有許多原因，其一是過時的產業政策，如政府因擔心銅價太高，百姓與政府用銅會有問題，所以限制銅價，結果使商人減少或停止開採銅礦，於是不僅銅礦無法充分開採，商業發展也受抑制。另外，明、清商業的繁榮跟白銀的流入有密切關係，但一八零零年後白銀快速減少，銀錢比從七百三比一到一千八比一，這就產生了嚴重的問題。民間主要靠銅錢做交易，銀錢比增高造成民間困苦，而白銀量少與銀價高，更造成整體的通貨不足及銀根緊縮，所有企業都收縮的結果造成大量的錢鋪、企業倒閉，這顯示中國在當時已經有了「市場經濟」才有的景氣與萎縮的循環。銀的缺乏是個世界性現象，因為南美洲銀礦的開墾、開發已不那麼便利，而鴉片也造成大量銀錢外流，相對而言，對外貿易也降低。有趣的是，十九世紀的最初十年其實還有兩千八百萬的銀元流入，但在一八零八年後則有大量流出，因此這也是相當戲劇化的轉變。中國這個體制好像一下到達生產力的極致，然後「啪」一下往下倒，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當一個體系到達生產力最巔峰時候，就是這體系要開始崩潰時候。這點非常重要，更何況當時中國人口還在繼續增加，這就更可怕了，他的體系生產力幾乎到達巔峰，然後「啪」地一下就下來了。
這個情況在許多國家也均曾發生，在中國最終就產生了有名的「道光蕭條」，貨幣系統混亂、信用危機、錢莊票號崩潰、生產下降、失業增加、收入減少、開支增加……於是整個生產跟交易系統混亂、失業率增加，收入當然減少，原來維持員工生活與整個產業的成本卻增加了、物價上漲。很多人因此失去財產、田地，貧富差距激增，社會動亂增加。
另外政府的財政也不平衡，掃蕩川、陝、楚教匪不但花光了國庫的儲蓄，還累積了不少積欠。政府有了財政問題就無法建設，而政府因為沒錢，又開放了更多捐官的數量和管道，這對原來士大夫系統的士氣與風氣是個打擊，走後門、套關係的越來越多。諸多問題始於乾隆中後期，而爆發在乾隆晚期到嘉慶年間的川、陝、楚教匪案。此案使清廷經費缺乏、軍事力量驟減。不幸的是，這時又恰逢內亂外患，所以產生了一個完美風暴。政府沒錢可用，經濟蕭條，軍隊垮了、官僚貪污化，內部整體陷入前所未有的重大問題。偏偏就在此時，進入全盛時期的西方人遠渡重洋來了。
這時還有另一個重要問題：知識階層人力過剩。今天的臺灣也是如此，久了就會出亂子。怎麼說？根據統計，一八零零年時，約有一百四十萬個有功名的人（即秀才以上，無論是考上或買上），卻只有兩萬個官位，比例是七十比一！這是很嚴重的問題，好比現在大學畢業生這麼多，工作機會這麼少，這樣是不行的。但問題是，就像今天大家都要讀大學，當年人人也都要有功名，因此買官盛行。其實清前期買官還有節制，重要的官如知縣等正印官都不能買，只能做輔助職位，中央的重要官吏更不能買，低階官也要花很多錢才能買到，買官者多是富家出身，加上律法又嚴，所以也不太敢貪污，因為一旦被抓到，整個身家就都沒了；但後來買官容易，甚至可集資買官，就無所忌憚了，因此清代買官也要分前後來看。後期買官盛行加重了問題，另外，隨員、賓客、僕役、胥吏亦大增，人人都想擠進官家，且頗為奢僭。[2]這個情況，所顯示的是社會文化的發展太一元化，價值太單一化至今都是華人社會的大問題，最典型的就是人人都考大學，以前就是人人想做官、考科舉，兩岸三地皆然，連韓國、日本都深受影響，這變成了唯一的價值標準。
古代士大夫有各種特權、好處，人人都想擠進來，那又是個有各種人情包袱的宗族社會，越積越大，政府一旦不管就會變成如此。生員過剩，因為有功名的人可免稅，就包攬稅賦，另外也做訟師賺錢，其中當然有許多不法，這些就使得過剩的知識階層不但不足以提升文化，反而吃垮百姓，「為民之蠹」，加重所謂的士大夫階層或「士」階層跟老百姓的矛盾。洪秀全原來想擠進這階層，擠不進去，最後反過來聯合社會上的邊緣人，徹底反叛這整個階層。因此當時最大的問題，其實就是士階層所領導基本上還在儒教、宗族體系裡，在較正常的農業、商業維繫下生活的「平常人」跟社會邊緣人的二元對立。這個二元對立一直維繫至今，也是太平天國、捻亂、各種農民起事與中國共產黨的起源。
近現代新中國的二元對立結構，就是原來的儒教體系的結構，跟社會邊緣的對立，而且對立的情況很嚴重。整個社會——尤其士大夫體制——活在一種庇護制的網絡結構中。[3]門生、座主、師弟子還有其他官員……等層層同鄉的庇護結構，這事實上這變成士大夫乃至整個儒教體制中一個很惡化的構造，非常重要。這個結構一方面是自然的，因為中國原來的倫理就是宗族倫理、重視情感結構，但若碰到整個政治腐化，就會惡化，營私牟利。因為在傳統、正常的儒教社會中會有種種約制、反制的力量，如各種學術的批判、政府的制度、還有上層的箝制等，讓公私還能夠平衡，各朝代前期也通常較能做到，到後期管不了，惡化的情況就擴大。[4]這是維繫中國社會生存的基本構造，既是它盛的源頭，也是它衰的源頭，當這個構造惡質化，變成私遠遠壓過公時就糟了。這時因為大部分人升遷困難，能考上秀才已是百中選一，再考中舉人、進士更難，考上進士也不見得能直接任官，到清朝後期，有時連進士都可能當不了官，因為有越來越多有權有勢的人，靠庇護式的網絡式結構，靠他爹、他舅舅、他叔叔就能當官。清代一開始只有考上一甲甚至狀元、榜眼、探花這一級，全國最優秀的幾個人能直接入翰林，後來放寬了[5]——這些入翰林的年輕人對官場的狀況分外不滿，[6]但又沒有很瞭解情況，結果激進化了。
這個問題在鴉片戰爭中暴露，這些對官場不滿的人都變成主戰派，當時朝廷的清流主戰派，就是反對整個社會那種惡化的庇護體制，沒精神、到處都是包庇、互相袒護，沒人真正在辦事的狀況。他們想要社會進步，但這仗是不能打的，當時中國的準備以及對外的瞭解遠遠不足，其實不宜直接開戰，應當用其他較和緩的方式處理。日本人很聰明，他們在處理黑船事件時用了許多藉口，讓美國人一年後再來，再給答覆。第一年Perry帶去十條軍艦，第二年帶去七條軍艦，日本被迫跟他簽約、開放，明治維新是這麼來的。日本也是運氣好，因為中國先被打敗，因此知道對付西方必須要謹慎。鴉片戰爭就做不到，一下被打敗不打緊，嚴重的是底下無法激起全面改革，這才嚴重。也就是說，在道光二十年敗後，並沒能立即激起全面改革，這是什麼緣故？因為包括林則徐本人，對於如何改革也是所知有限，因此在一些細節的研究裡面也都顯示出，這時其實是整個學術、政治、文化都產生了問題。
進一步看朝代循環模式下的衰弱。首先看中央體制，和珅案的影響絕不可輕忽，因為在他主政二十年間，把國家的總收入貪了將近一半，這當然不是一個人能貪，而是全部的督撫大員及底下的庇護結構，整個被敗壞掉的結果。二十年很長，絕對足以敗壞整個官場，更何況乾隆朝本來就有吏治不嚴的問題。[7]中國的政治最核心的問題就是官本位與官僚體制，既靠這個體制立國，若處理不好也會亡國。今天中國大陸依然是這個問題，靠官僚體制建國，但最高層級其實已經腐化，又控制不了，就會導致亡國，這是歷代的朝代循環。和珅是個重要的分水嶺，嘉慶被迫低調處理，但這可能是個錯誤的選擇，當時不想牽連太大，以免動搖國本，雖然他迅速處死和珅，並將長期已成為和珅黨羽的省級大員全數撤換，但還是不足。[8]還是必須要像雍正一樣，進行再生般的大清洗才行，不然會敗壞得更嚴重，雖然嘉慶努力地減少浪費與支出，但受到頑強抵抗而不成功。[9]政治是人做的，如果上面只是光說要做表率，減少浪費支出很難奏效。[10]當然清代一百五十年來，會有各種官僚數量愈加膨脹、腐敗的問題。從漕運、河道等顯現的問題來看，就是公共職能普遍崩潰。[11]因為貪污腐化，[12]修河的錢大部分進了私人口袋，只剩約十分之一能去修河。漕運也是，一方面貪污，另一方面已形成很嚴重的社會問題，因為沿槽河、沿漕運的這些漕丁都有生計問題，不能輕易撤換，使得清代無法改用海運從事許多變革。當時很多優秀人才都在討論這些事，可見清代改革的困難，尤其社會到中期後已經運行了很久，要改革會牽涉到千絲萬縷的社會與利益問題，誰有這麼大的力量說改正就改正？這不容易。
道光朝的中央行政也形式化了，譬如此時最主要的大臣曹振鏞就是專門持盈保泰，謹小慎微，根本不能解決問題。曹振鏞一件有名的事蹟就是教道光如何看奏摺，方法就是挑幾件專找錯字。因為當時全國各地都有一大堆問題，奏摺太多，皇帝看不完、沒法處理，只好用挑錯字表示有仔細在看、在注意。相傳曹振鏞晚年教子弟做官之道，就是「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13]此時另用了滿州大臣穆彰阿，卻也像和珅一般大力培養私人集團，這時大家都只想做官，簡單講，這就是官本位的問題。[14]結果反倒是一些優秀督撫會在地方上進行局部改革，中央的力量越來越弱。由這個轉折可看出，中央的力量衰弱，對地方的控制力跟威信都降低，也有普遍「去公為私」的現象。[15]簡單說，誠如《劍橋晚清史》結論所言：
這些利益包括庇護制結構、私鹽販子、下級官吏、書役……他們掌握國家公共財源，將之變成為自己謀私利，且進一步來講，學者現在不受公家僱用，轉而受雇於私人，這包括幕府制度；運河體系不靠徵募而僱用私人勞工；士兵花名冊中的雇傭兵愈多，並代替無能的世襲兵士；收稅官向私商購買糧米，漕運官也向私營發貨人抽賃船隻……[16]
換言之，原來公體系的能力漸弱，只維持著架構、框架，但它一方面會利用這些公共體系作為私人牟利的方法，另一方面，當它必須要做某些事時，會向私營處買糧米、租船隻、甚至僱兵，乃至於公家也無法充分僱用士大夫、士人，於是轉為私人僱用，這顯示原來公共體制的不足與私營體制的大幅增加。這點非常重要，政府本應把大幅增加的私營體制納入正軌並適當管理，若不能納入管理並增強自身體制，則私營體制會反過來失控、乃至與政府為敵，這是特別要注意的一點。
另外隨之而來的是貨幣與稅收制度的混亂，用陋規來彌補普遍的虧空，有組織剝削、任意的人錢折合比、勒索性採買——官家收錢糧、收稅時，其銀錢比常是先加好幾成，然後加倍地向老百姓一層層附加稅收，再勒索性採買。[17]貨幣的混亂、幣制與稅收不穩定，除了造成地方政府普遍貪污腐化，也缺乏通貨和貨幣，後果很嚴重。在一八四八年拖欠田賦累積的量，相當於整個國庫的儲備數量，人民爆發大規模的抗稅、欠稅運動。所以也可看出整個公營體制產生問題，生員跟監生帶頭抗稅，甚至公開造反、占據行政城市。[18]在這些背景下，政府的整個制度體制雖還在運作，不能說只剩框架，但其中已經有大量的貪污腐化，軍力也衰了，社會上的人口又過度膨脹……這些在在都顯現了大風暴的來臨。因此清朝的經驗很可作為後來的統治者——尤其中共，它們很多地方還真像——的借鑒。
緣起當然是因為人口壓力，但人口壓力主要在邊緣地區、新開墾地區與新移民地區，反而不是在繁盛地區，像江南地區其實人口增加最少。李伯重的研究也顯示，江南的工業化並非因為人口壓力，反而是運用很多聰明才智跟新技術能力的結果。因為江南本身生產方式的改變、人口移出與治理的穩定，江南反而是穩定的，雖然他非常繁盛。反而是其他地方的新移民區點燃了人口壓力的引線。[19]目前對江南的人口為何增加不多尚無充分解釋，但這個結果很有趣。至於新移民區的問題也還沒能充分解釋，只能部分地講。前面已經提到臺灣、四川、廣西、湖南、貴州、川、陝、楚等新移民區的矛盾型態，但最核心的因素是，這些人不處在原有的庇護體制下，這個庇護體制是一把刀的兩面，既維持了中國社會的繁榮，另一方面，庇護體制的擴大也是某些特別利益集團的擴大，同時壓迫其他老百姓窮得活不下去，而開始遠走他鄉，到新的地方後產生新情況，這個新情況的最大特色是什麼？就是跟官府沒有關係。[20]
前面說過，在江南等繁榮地區，絕大多數人即使犯了案子，都能找到親戚朋友幫忙辦些事。但到新移民區怎麼辦？到臺灣怎麼辦？在無法跟官府建立良好關係時，官府跟你之間的對立就更絕對；另一方面，在這種傳統農業社會中，若不在庇護體制下，則會本能地跟周圍的其他人結合在一起，利用宗教團體、武術團體自保，也因此後來的起事大都是這一類的。民間的這種互保、自保團體讓我們更進一步認識到中國社會的基本性質——中國社會基本上是以一群人互保的體制作為社會的核心基礎，以家族為原型的各種「互保互助乃至互育」組織，這是整個清代、盛清社會的基礎；另一種互保組織是由各種脫離社會的邊緣人所組成，而新移民區當然就是各種邊緣人利用宗教或武術團體建立互保組織，還有些醫療團體也跟宗教結合，這成為中國社會兩類基本的互保組織。但即使是在新移民區，這種新型態宗教或同鄉、武術的這類組織，也依然為宗族倫理所滲透。以洪秀全為例，洪秀全在最有名的天京內鬨時，要除掉想挑戰他地位的東王楊秀清，於是讓北王對付他，並把楊秀清全家與跟隨他的兩萬多人全殺掉，這其實滲入宗族性。楊秀清等太平天國諸王本身都有自己的各種庇護體制，只是它最根本的核心結構是宗教性的，這大概是中華民族最根本的特質。
當宗族不足以庇護人時，就產生新型態的庇護體制。民亂的根本原因如孟森指出的，就是官吏凌虐，[21]原本是天高皇帝遠，然而官僚體系不斷膨脹，又利用這東西來餵養自己，於是就跟不進入這個體系的人產生對立。南方秘密社會的起事一般來講大體皆如此。譬如苗亂起先是源於南方移民的壓力，漢人移民跟當地苗民搶土地、產生利益衝突，衝突進一步時，清朝政府覺得苗民原來是自治的，這樣下去會出問題，因此要設官治理，改土歸流，而苗民擔心害怕、不肯，就引發叛亂。這一方面是對官府的不信任，另一方面是跟新移民的衝突，加上以前漢人官吏、生員、書吏跟漢人移民都聯合對付苗人。這個情況跟臺灣一樣，臺灣的這些漢人也是從官吏到移民一起對付原住民，侵吞他們的土地。苗亂一直持續到一八零六年，時間很長，遭到粉碎後又往往再次起事，連續了十八年，雙方也有許多悲慘的故事。其實包括會到臺灣來的這些，大都是窮苦的漢人，他們跟地方上的原住民產生糾葛，互相爭奪資源，[22]雙方都很慘。
古代社會有其限制，新移民區的人當然剽悍、強悍，後來臺灣也有林爽文事變，但情況不太一樣。那是靠什麼弭平的呢？清朝官軍一直無法平亂，後來靠著堅壁清野，築漢人的寨子，把所有糧食、人民都聚在裡頭，然後配上軍隊和民團鄉勇來抵禦。這一方面是成功的，另一方面就是地方軍事武力的起源。[23]這個起源很重要，最早是中國人口壓力的擴大，使新移民衝突武裝化，因此地方的寨堡就從中國的邊緣區到貧困區，慢慢地軍事化，這就是後來中國地方軍閥的重要基礎。[24]因此在清末民初很多故事中的人物無比剽悍，那是很陌生的文化，因為它跟儒家不是一回事，是另一套東西，但也淵遠流長。因此共產主義的源頭很深，它遠從明中葉的民變就已經出現──那時應該也是白蓮教──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也就是說，這些社會邊緣人也在新移民地區形成了另一種社會。另外就是南方秘密社會、三合會，[25]這跟臺灣有關，是由來臺灣的福建移民所創建，後來回流到福建乃至廣東、廣西。
為何是新移民？同樣的道理，因為中國社會最基本的體制是種庇護、互保體制，家族是最普遍的互保，而這是新型態、新移民社會的互保體制。因此要瞭解臺灣史的一個關鍵是要瞭解早期的互保體制，他們往往是同鄉、同里，帶著共同祭祀的神明——共同祭祀非常重要——然後建立新型態的「互保互助體制」。臺灣社會這種新型態的「互保互助體制」很發達，宗族相對弱，但依然被宗族思想滲透。這種組織擴展到沿海各省，最初流行於內河渠上的勞工和船戶間，慢慢傳到廣大的農村與政府小官吏，後來慢慢變成社會上所有不得志的邊緣人都加入，其中像三合會就成為後來辛亥革命的重要基礎。孫中山特別喜歡三合會，跟青幫、紅幫都有關係，秘密社會的安全全看組織安排，一七八六年的林爽文之役就是三合會、是赤貧之人的互保結合，如他們有所謂的「米飯組」來組織會堂、建立公共金庫，把贓物分給會眾，這光看名字就知道是給大家飯吃的，這在民間社會中也是個很重要的型態。事實上，最後太平天國跟曾國藩或湘軍、淮軍的對決，就是這種赤貧之人互保結合社會跟宗族力量主導之社會的對決。[26]國民黨跟共產黨的對決在一定意義上也是如此，國民黨較靠家族力量，共產黨則靠這種邊緣人的力量，這是近代的二元結構。[27]以後會講到國民黨，蔣介石建立他關係網絡的核心是靠著擴大的家族情感，至於毛澤東就不必說了，這是二元大對決。
三合會明顯地反清復明，這相當有意思，其中確實隱含了民族主義，但絕不如孫中山或這些革命前輩所講的這麼重，因為到此時都已相當淡化，孫中山也承認他們自己都快忘掉了。雖然從一些儀式與傳承中挖出來，仍有民族情緒在內，但更主要的原因其實是活不下去，所以藉此反對清朝。當然這其中也有反覆的成分，這表示，一方面是對官僚跟士大夫等社會主流體制的抗議，另一方面也包含對清朝異族的抗議——確實包含，因為這一再出現在民變中，早期沒這麼大，但後期一再出現，太平天國當然也是，他們所謂的「殺盡妖孽」主要就是把滿州人全殺光，其中當然有反清情緒。川、楚、陝的教匪也有反清，主要是在漢水上游的新墾地，[28]發源於湖北東北、陝西東南與四川的新墾地——等傳統社會最窮困之處。
如前所述，遠因是重重的包租盤剝，人民非常窮苦，往往是輾轉在各地開墾，住得非常簡陋，生活悲慘，且人口密度持續增加、多種社會矛盾爆發；近因則在於和珅領導之官員的剝削式稅收，與政府的所謂「調查」，剝削式的稅收一再出現，政府的調查則跟苗民的情況有點類似，政府感覺到這地方不太平靜，想去調查是否有白蓮教，但那些低層胥吏、書吏的調查往往是藉機勒索，於是不查還好，一查就使農村產生全面恐慌、全面地叛亂，且和珅的弟弟和琳還故意延長戰爭，企圖從招募民兵的費用中得利，[29]這是不要命了，果然他跟福康安就都死在川楚教亂中。此亂不僅用盡政府積蓄，對清代百年的行政能力也造成破壞性的影響，因為沒錢會使政府職能停擺，而且還開始賣官。[30]
另外，為何在新墾地的吏虐特別厲害？還是因為這些新移民沒有舊家族式的庇護，江南地方就相對沒這麼厲害，且江南生員還會抗稅，想各種辦法拖欠，跟政府對著幹，而且這些宗族還都會想辦法出任官吏。因此這是兩種體系，宗族體系會想盡辦法利用官府，也利用生員對付官府；在這體系外的就會造亂。共產黨的黨員系統其實在很大意義上有點像清朝的官僚跟胥吏、生員系統，這是體制內的，他們也利用各種宗族跟庇護組織建立為自己牟利的方式，而在這系統外的人就恨得牙癢癢，因為利益都被吃光了。這種二元對立在結構上如出一轍，也就是依附於官家者跟社會邊緣者的對立，萬一處理不好就會出亂子。但中共現在較為不同的是它現在很有錢，因為土地都是國有的，中共只要賣地就有龐大收入，所以還可以撐很久，因此中共現在的財政叫「國富民窮」。另外跟清朝中間不同的是，中共的軍事力量現在仍然很強，政府統治能力也較強，只是腐敗程度跟清朝中期差不多。
另外白蓮教徒屬於明教，這很有趣，「明王出世」的概念源於摩尼教，這是基督教的一個分支、異端，所以他是「彌勒下凡」。彌勒是未來佛下凡跟西方基督教彌賽亞概念的混合，簡單講就叫「千禧年的盼望」[31]，這也有基督教典故，千禧年時基督／彌賽亞／救世主會再次降臨，這種概念成為他們最有吸引力的東西。所以白蓮教、明教如野草般蔓延，下一步就會成為民間叛亂的起源，其原因當然是救世主再臨，因為民眾原本就被官僚、官府欺壓，過得太苦、活不下去，這就是最根本的東西。太平天國也是一樣，而且太平天國也受基督教影響，由這裡看來也可瞭解它一脈相承的線索，這是使中國社會產生變異的東西。
中國大陸今天雖不是沒有宗族，但力量已被大大削弱——毛澤東原本最看重的事，就是要徹底消除、粉碎宗族組織——因此原來那種支持官府的力量也會大大削弱，黨員是無法取代的。那麼白蓮教、太平天國這力量怎麼樣呢？它是明教跟摩尼教的混合，世襲領袖、拯救靈魂、治療疾病、吃素唸佛……信仰的核心是明王出世，一切世間制度將大變。又結合了軍人、武術團體，也就是所謂的「哥老會」，他們結合在一起後，政府追剿、鎮壓皆無效，最後還是用類似對付苗亂的方式，靠堡壘保甲村、鄉勇平亂，[32]平大小金川最後也是靠這些力量。清朝的正規軍隊，八旗跟綠營都已經不行了，要靠民間的武力，而民間武力興起，比方漢人的武力也興起，結果又是宗族式力量和這種宗教式的新型態力量對決，也就是是社會正統跟社會邊緣的對決。最後還有天理教、八卦教等變亂，像義和拳這樣驟起的拳法也都跟這有關。[33]因此最重要的就是要瞭解這個基本結構。
捻亂，簡單講就是民亂，遊民，但用「捻」字，以捻行法，可作法來驅災病，因為這地方也窮困，能驅災病則窮人就會到此、入捻，「居者為民，出者為捻」是關鍵。入捻就可受到這些人的保護，所以又是個保護體制，平居為民，窮了、遭災了便出而為捻。加以清朝統治與處理上有多種問題，於是就爆發出來。[34]捻幫中勢力最大的領袖是張洛行。但也有像奏王苗沛霖，他是秀才出身，原來是跟捻人對打的，後來覺得情況不對就投降了，受封奏王，之後又常看情況跟清朝人合作，叛服無常，因此關係很複雜。既有原來純粹是邊緣人的，也有秀才出身兩邊靠的，當然也是出於對政府的不滿。所以後來捻軍一出，各地競行響應，又配合了太平軍，各地窮人都加入，盛時有十餘萬、有時甚至二十餘萬騎兵，靡爛八省十餘年。最後怎麼打垮他們呢？還是一樣，用堡壘保甲村，因為原來清朝名將僧格林沁用騎兵追他們，一路追窮追不捨，最後被他們設伏打敗，僧格林沁被殺，朝廷震動，華北戒嚴。這是轉捩點，底下一而再、再而三都是以這樣的保甲堡壘村取勝，僅回亂不同。
太平天國也是類似情況，就不多說，只補一句，太平天國的金鑾座旁寫著「天命誅妖，殺盡群妖」，且以孔孟為妖書，[35]可見殺氣多重。但殺氣這麼重，是否不足以成事？其實未必不能，石達開、韋昌輝這些人多能打，太平軍多厲害，攻克過六百多座城市，曾國藩幾次被打得要投水，若非天京垮了，恐怕還打不過太平軍，可見這時他們對原來的士大夫、宗族體系、官僚體系隱含很深的怨氣。太平天國算是給一個很好的歷史教訓，先有太平天國，後有共產黨，一脈相承。
附：常平倉[36]
[1] 羅威廉，《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3），頁156。Rowe把西力入侵列在第一個，我把次序改過來。但他其實也說西力入侵在此應是個較次要的因素，先討論了另兩個因素，將西力入侵放到後頭，所以我直接改過來。
[2] 劍橋晚清，ch3。轉引羅振玉編：《皇清奏議》，補遺，卷2 第14—15 頁。關於基層官僚機關中冗員的例子，可見李汝昭：《鏡山野史》，載向達等編：《太平天國》，第3 冊第15 頁。
[3] 「對社會升遷現存管道的壓力，無疑地促成了清代中國政治行為的特殊型式—一即庇護制網路結構——的形成，在這個結構中，在庇護者與被庇護者的關係中負擔的義務比他們在政府工作中通常承擔的要多一些。庇護網結構有它傳統的社會關係的根源。這種社會關係主要表現為親屬關係和同鄉關係。共同的家庭紐帶或者共同的鄉里關係是與陌生人交往時應用的第一原則。它被用來確定社會的親疏距離和等級制度，也被用來辦理公務和確定相互間的義務。在沒有這種紐帶的情況下，通常就製造假親屬關係來代替它。」劍橋晚清，ch3。
[4]這個庇護制網絡結構在今天的中國大陸上也是非常嚴重，一樣是一人成佛，雞犬升天，當官後一大堆親朋好友通通都來了，故大陸有句話叫「拚爹」，不是看你的面子，是看誰的老爹有辦法，庇護制結構就是這樣。
[5] 《明史》卷七十志第46 選舉二：「狀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編修，二、三甲考選庶起士者，皆為翰林官。」「成祖初年，內閣七人，非翰林者居其半。翰林纂修，亦諸色參用。自天順二年，李賢奏定纂修專選進士。由是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南、北禮部尚書、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起士始進之時，已群目為儲相。通計明一代宰輔一百七十餘人，由翰林者十九。蓋科舉視前代為盛，翰林之盛，則前代所絕無也。」
吳仁安，〈清代的翰林院和翰林〉，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在清代，進入翰林院的資格，一般地說都須經過會試，並參加復試、殿試。般試，分三甲，一甲三名在殿試揭曉後直接授給翰林院的官職，狀元授翰林院修攘，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編修。此外，殿試二甲的第一名和朝考第一名亦可入翰林院任職。其他二、三甲的進士，則按朝考成績，結合殿試和復試的名次，選擇最優秀的若干人進入翰林院附設的庶常館學習，叫做『館選』，入選者稱之為庶起士。因為一般都是由皇帝在名單上圈點成績優異者入選，故又稱為『點翰林』。庶起士名額不固定，每科三、四十人以至五、六十人不等。」
[6] 劍橋晚清，ch3，Rowe, 78.
[7] 費正清編，〈教育、庇護制與社會晉升之路〉，《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85年），頁119-123。
[8] 劍橋晚清，ch3，sec. 2. 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上海社會科學院，2006年），144.
[9] 同上及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上海社會科學院，2006年），44-45.
[10]現在習近平跟李克強也說要減少浪費支出，估計底下一定會受到頑強抵抗而不成功，至少我不太樂觀。中共跟嘉慶最大的對比是什麼呢？清朝開國到嘉慶已一百五十年，而中共開國才六十年就搞成這樣，這實在是不行，是歷代中較差的狀態。
[11] 「從贊成開闢海道的人看來，海路最重要的是有經濟上的優越性，因為它。是一個避開運河航道上無數檢查站和中間人的辦法。海運的倡議也恰恰因為這些理由而遭到得運河之利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反對。到十九世紀二十年代，這些最有勢力的既得利益集團之一便是那些已經出牌在沿運河各站擔任『漕委』的候補官員集團。這些官員的任命是受漕運總督本人督辦的，因此『漕委』被視為私人庇護制的獨立王國，別人是不能染指的。例如，1819 年清帝就指斥漕運總督在一年之內增加了他下面的劄委人數達一百四十人。不論運河上的商人或是沿海貿易的商人，都傾向于聯合起來反對開闢海路。反對的一個理由是這樣一種事實：嘉慶時代運河上的糧運已大大商業化了。北上的糧船上相當大一部分載貨是在私人手中，南下的船隻則裝載著能獲利的私鹽。其次，沿海貿易的商人也不願政府染指私人航運，因為自1684年康熙帝取消沿海商業的禁令以來，海上貿易已是他們的禁臠。那些反對海運的官員最初用的一個法寶是向海員本人調查沿海情況，而他們的報告異口同聲地都是使人洩氣的。」劍橋晚清，ch3
[12] 「河道總督的粗疏大意、愚蠢的經濟措施和怠忽職守，是1780 年以後一些官吏奏摺中相當注意的事情，但腐化繼續在十九世紀初期危害這個機構。根據許多記載看來，河道總督當局的目的不是在防止洪水，而是細心地在財政收支上下功夫，即要使洪水定期地每隔一段時間發一次，以證明資財源源流入河道總督當局是正當的。傳說南部河道總督當局三天一巡的宴飲和無休歇的戲劇演出表明，每年撥給它的六百萬兩銀子，只有十分之一是作了正經用途。例如1808 到1810 年，政府據認為曾用了八百萬兩來疏浚河口；但在後來的兩年中水災卻比以前嚴重了好幾倍。」劍橋晚清，ch3
[13] 朱克敬，《瞑庵雜識》卷二（長沙，岳麓書社，1983年。）
[14] 胡成，〈重振紀綱的侷限〉，《困窘的年代：近代中國的政治變革和道德重建》（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7年。）
[15] 「當時人士往往用『公』與『私』的兩分法來解釋他們社會上正在發生的事。在他們看來，政府所管的公共利益領域本身正在受私人利益的侵蝕而縮小範圍。這些私人利益包括象庇護制網路結構、私鹽販子和下級官吏書役這樣一些顯而易見的集團，它們掌管國家的公共財源（稅收、水利工程、糧食和食鹽分配體系等），並把它們變成了為自己謀私利的手段。但是，這種化公為 私的後果看來比這些觀察者們認識到的更要深刻。學者們現在不受公家雇用，轉而受雇於私人之門。運河體系現在不靠徵募，而是雇用私人勞工了。在士兵花名冊上，越來越多的雇傭兵代替了無能的世襲兵士。收稅官從私商那裡購買糧米；漕運官員向私營發貨人租賃船隻。換句話說，在要跨入近代的時候，商業化和貪污腐敗、日益加劇的社會複雜性以及頹廢墮落等，都是正在改變中國社會及其內部權力分配的力量。由於君主沒有能力捍衛自己的統治使之免遭私人利益集團的侵害，中央政府本身在支配和規定公共利益範圍時所能起的作用便受到了不可挽救的損害。」（ch3,結論）
[16] 費正清編，《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85），頁172。
[17] 「靠政府事業謀生的人加多，意味著附加稅的增多。夏鼐關於晚清賦稅制度的典型研究，揭示了在稅收專門官員和書吏手中的這個制度有很大彈性的問題。這種制度上的弊病的影響，在清代高度貨幣化的經濟中引起越來越大的災難。從明代以來就已廣泛實行把租穀和勞務折算為銀兩的辦法，這種趨勢意味著實際的稅率很容易被官方操縱，因為他只要把折合比率變得有利於收稅者而不利於納稅人就行了。通過這種操縱，納稅人實際上要比官方的租米定額多交付幾倍。操縱價格和換算比例也廣泛地被官吏和衙役所採用，因為他們用自己所定的勒索性低價收購（『採買』）穀物，以彌補政府倉廒中的虧損。」劍橋晚清，ch3
[18] 劍橋晚清，ch3。
[19] 李伯重，〈江南早期工業化中的人力資源問題〉，《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20] 楊國強，〈二百年人口西遷歷史因果〉，收於《晚清的士人與世相》，頁34。
[21] 孟森：「蓋吏治至乾隆朝而壞，內亂之源，無不出於吏虐。」見《明清史講義》（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590。
[22] 王永慶的外甥告訴我，王永慶曾親口說，他年輕時住新店，聽到老一輩說「抓到原住民就把他綁起來剝皮！」然後聽他們慘叫，過幾天才死。這時已是清末，都還聽到漢人這樣對原住民。
[23] 羅威廉：「奠定鎮壓叛亂成果的基礎是嚴峻的焦土策略，……其想法是把所有高地的穀物和家畜都撤至指定的戰略村落，把這些村子武裝成堡壘，將分散的團練組織成串連村莊的聯盟，然後逐漸包圍、斷糧並消滅亂賊。」見：《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3年），頁191。
[24] 孔飛力：「武裝的拜上帝會和其他軍事化形式之間的主要區別在於，客家人是整村整村地進行軍事化的。他們似乎不像股匪那樣脫離家園而去投靠某一軍事集團，而是許多家庭集體（也許包括整個氏族）遷離故土而去形成新的社會組合，這種組合因與鄰居有不可緩解的對抗，所以是必然要軍事化的。這種對抗原本只限於設壘自固和在社會上孤立的客家村落，現在則表現為與既存秩序的價值觀念的全面疏遠。太平天國的教義之所以能成為一個嶄新的社會秩序發展的理論根據，部分是由於原來的隊伍已經脫離了他們的社會母體；作為村社，他們已懷有對新的和更純潔的村社生活的嚮往，已產生了一種共同的前途中的具體利害關係，這種關係只有村社而不是一股孤立的武裝人員才能發展起來。」見：《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頁186。
[25] 「這種三合會出現在清代初期，或許是去臺灣的福建移民所創建。它們在十八世紀流傳到大陸上的福建、廣東和廣西諸省，到十九世紀的開頭數十年已發展到長江各省。這一結社的最初成員是內陸河渠上的勞工和船戶、流徙的城鎮工人以及官府中的小吏員。它也變成了海面和陸地上匪幫效忠的中心。三合會勢力的擴展顯然與清代社會的某些主要發展趨勢有關，特別是與國內移民、城市化運動和國內外貿易的發展有關。其中每一個進程都產生了象下面這樣的人民群眾：他們傳統的社會紐帶已經削弱或被割斷，只有秘密結社這種假親屬結構能夠給他們以安全、互助和組織安排。」（劍橋晚清，ch3。）
[26] 「三合會有能力使一部分農民抱有得到集體保護和在經濟競爭中倖存下來的希望，因為他們得不到正統家族制度的好處。以公共捐贈的田地及其收益為形式的宗族的資產往往歸富戶豪紳掌握；它們的利益很少澤及貧苦農民。在人口過剩和激烈的經濟競爭的情況下，瀕臨赤貧境地的農民可以通過加入三合會會堂得到倖存的機會。三合會會堂的網路結構也向西延展到廣西省的各河流域，它們在這裡變成了小股盜 匪和走私活動的大本營。由『米飯主』主持的會堂的公共金庫把贓物分給會徒。」（劍橋晚清，ch3。）「緊接在鴉片戰爭的大破壞之後，廣東的分裂的社會產生了一些更加野心勃勃的三合會冒險活動。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中葉開始，人數達數千人的各股三合會會徒開始集結；它們侵佔城市；廣州城也受到威脅。地方民團和政府軍隊的鎮壓行動只取得了暫時的成功。高潮是1854 年紅巾軍的大規模暴動，數萬名三合會會徒攻佔了許多縣城，包括廣州西南的大鎮佛山在內。但是在他們最得勢的時候，叛亂領袖卻失去了勢頭。他們的恢復明室的口號沒有得到地方名流的支持，同時他們想建立文官政府和整飭擄掠行為的企圖使他們與其追隨者離心離德。城內的三合會被隔絕，得不到鄉村的支持，因為地方名流領導的、以宗族組織為骨幹的民團與之進行了激烈的戰鬥。民團得到政府的堅決鎮壓行動的幫助，使紅巾軍在1855 年初被擊潰。由於沒有新的、令人相信的皇室旗號可資利用，又沒有新的社會幻想足以動員和訓練它們的徒眾，這些秘密會社便註定地陷入了瓦解和失敗的命運。」
[27] 魏斐德，〈階級與宗族〉、〈華南的秘密社會〉，《大門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間華南的社會動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88）。
[28] 羅威廉，〈第七章：叛亂〉，《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3）。
[29] Rowe, 81.「三省交界的老林地帶，『萬山叢雜，界連川楚，袤延千餘里。各省就食貧民，挈眷前來，依親傍友，開墾山地，所在多成村落，五方雜處，良莠不齊』。流徙遷入的貧苦人民『僑寓其中，以數百萬計』。他們『遇有鄉貫，便寄住寫地開墾，伐木支椽，上覆茅草，僅蔽風雨，借雜糧數斗作種。數年有收，典當山地，方漸次築土屋數椽；否則仍徙他處。』因為他們伐木支椽，搭棚棲身，故統稱為『棚民』。老林區可供開墾耕地甚少，所以他們『除種地以外，多資木廂、鹽井、鐵廠、紙廠、煤廠雇工為生』，『佃戶散佈岩谷雇作，去來棚廠』，既是佃戶，兼作雇工，或者時佃時傭。有些廠坊，雇工數百、數千甚至上萬人不等。如南山老林大園木廠，『匠作水陸挽運之人，不下三、四千』，『林內開設木廂，冬春匠作揹運傭力之人，不下數萬』。鐵爐規模，『一爐所用人夫須百數十人，如有六、七爐，則匠作傭工不下千人』。四川開縣鹽井廠，『所用夫匠水陸運煤及商販運背之人，井旺時日以萬計』。這些人生活極不安定，雇主遇『山內包穀值賤，則廠開愈大，人聚愈眾；如值包穀清風，價值大貴，則歇廠停工，而既聚之眾，不能複散。』 川楚陝三省交界地區，積聚著人數眾多的農民（佃戶、山民、棚民）、無業遊民（長江一帶失業水手，被偵緝的私鹽販賣者）和當地的啯嚕黨等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年），清政府攻打大小金川失利，敗兵漬入老林，加入啯嚕党，形成一股勢力。他們不僅身受地主、雇主的殘酷剝削，並遭到種種超經濟壓迫。當地的差役、訟棍、地痞等，『無風生浪，遇棚民有事，敲骨吸髓，弁兵亦附和為奸。如今日檄令查某案，明日差令禁某事。地方遙遠，山民受其淩辱，無可告訴，無為申理』，往往逼得人們走投無路，不得不鋌而走險。只要有人揭竿而起，很快會群起回應。『楚之房、竹、興、歸，蜀之保寧、綏定，秦之興安、商州，教匪滋事時，各郡均有附從之眾』。」（戴逸主編，簡明清史第二章）
[30] 參見孟森：「福康安督七省官兵，計兩廣、兩湖、雲、貴、四川之兵皆集，與苗相持一年餘，始既奏么麼不足數，及老師曠日，則頻以暴雨山潦阻漲為詞，而餉道崎嶇，先後益兵數萬，降苗受官卉百餘人，月給鹽銀者數萬人，旋撫旋離，軍士中暑毒死甚眾，數省轉輸，費巨萬計。」《明清史講義》，頁578。羅威廉：「雖然戰事屢屢告捷，新皇帝仍無法平息這場叛亂。因為多數是由地方官官控制的傭兵加入官兵行列去作戰，而地方軍隊在參與戰事時能獲賞金。整個正規軍藉著種種詭計以拖延戰事，如此行事他們便能賺多賠少、從中牟利。感到挫敗的嘉慶帝花了超過五年的時間才結束這場騙局。白蓮教亂不僅代表清朝軍力掌控式微的一個轉折點，也使得朝廷無力遣兵到東南沿海打撃海盜、抵抗英國侵略的日益威脅以及鎮壓內部的叛亂。此外，這多餘的戰爭可能自此之後就拖垮了中央政府的財力。乾隆時代累積的國庫盈餘就在平定這場莫須有的戰爭中花完了。」《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頁191-192。
[31] 費正清編，《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白蓮教在它原來的阿彌陀教義中增添了創世的神話和民間道教養生法，以及彌勒佛的千年太平說和摩尼教教義。這後兩種因素看來是使它參與叛亂的手段。「未來」佛──彌勒佛──的降世表示要進入世界歷史的最後階段和建立一個和平且富饒的盛世。而且一個降生的摩尼教神衹──「明王」──將在世界最後大劫難中使光明戰勝黑暗。像三合會那樣，白蓮教在各地方的村社中有一個普遍的、分權主義的組織基礎。另外，它與三合會不同的是，它把熱誠的信仰和叫人非信不可的末世論具體化起來，使這些宗教因素能夠動員廣大的信徒群眾起來反對現存的國家制度。」（頁145）
[32] 羅威廉，《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頁191。
[33] 孟森，〈嘉慶間兵事四──畿輔天理教〉：「嘉慶兵事，有何可紀？紀兵事，見吏治之敗也。乾隆以前，非開闢疆外之兵不紀。乾隆中葉以後，臺灣已為內屬後之兵事，亦略之。臨清一役，乃嘉慶教亂之先見者，以為時甚暫，亦不專述。而內亂之萌孽，實始乾隆朝之驕泰，為種敗亡之因。嘉慶間，苗、教、海，皆內地子民，所以暴動者，皆緣官吏之非人，縱不盡由迫壓，而寸土皆官治之地，一民皆受治之人，豈有省道郡縣層層統攝，而為變之民，能久久部勒不散，釀成大亂之理？海事甫靖，教亂又興，此事前接川、楚，後接金田，秘密黨會之無法解散，於劉清之不見用驗之。」參見《明清史講義》，頁608。
[34]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年），頁101。費正清編，〈捻軍的組織特點：一個比較〉，《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頁336-342。
[35] 「同治之前，席捲整個南方的、長達12年的太平天國戰爭使中國人口從4.3億銳減到2.3億人，幾乎造成全國一半人口死亡，而其中直接死於戰爭只有4000萬人。蘇、浙、皖、贛、閩五省死亡達7000萬，這些中國當時最富庶地區的經濟受到毀滅性的打擊。」（杜君立）
[36] 上次說「常平倉」是在春夏之交，其實不必然，有人說也會在夏天或春天。
王雨舟
2016年6月18日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