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人：臺灣大學吳展良教授
臺灣今天的社會基本上是清朝社會的底子，是在清朝社會的基底上開始現代化。日本人是外來統治者，並不太能改變臺灣原來家族、信仰與社會禮俗的基本樣貌，傳統的儒家性格與民間文化在臺灣社會上依然相當強。中國近現代則經歷過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天翻地覆的革命，因此，今天臺灣社會的傳統性比中國大陸來得多，中國大陸在經過一連串政治、社會、經濟革命後，已經改變了整個社會基層的組織與相處方式。
要認識清朝社會，必須先研究其開國與立國的方式。清代開國的核心問題是：清朝何以能開拓與統治如此龐大的帝國？其所依賴的機制為何？[1]唐代和清代是中國史上統治幅原最大的朝代，且清朝人與唐代不同，清朝人對很多地區是更直接地統治與干涉。明朝疆域雖然比清朝小了將近一半，但明朝時期中國對內、對外也一直有所擴展。清在許多地方繼承了明，而明清體制都不是失敗的體制。過去認為清朝貪污腐敗，最後被列強打得潰不成軍，但現在最新的研究——尤其西方研究——卻一再讚賞清朝人的統治能力，並將清朝人與同時的鄂圖曼土耳其帝國、俄國羅曼諾夫帝國、蒙兀兒帝國等大帝國並列比較。[2]
這些大帝國都是新型態的世界型帝國，會圍攻、排擠通常為游牧的較古老文化，而且都相當成功。更重要的一點是，蒙兀兒帝國在一七六零年後就已經徹底衰微，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則在十九世紀以降快速萎縮，所以清朝大概是除了羅曼諾夫帝國之外最成功的帝國。俄國跟中國今天之所以是世界上領土最大的兩個國家，恰恰是因為這兩個帝國的成功，加拿大跟美國的領土也很廣大，但它們是新大陸，容易得多，反之，在歐洲要建立如此大的國家就極為困難。也有人把清朝跟拿破崙帝國對比，但拿破崙事實上無法統合。清朝人能開拓這麼龐大的領土、國家，事實上是中國至今依然巨大的根本原因，毛澤東就說，我們該感謝康熙大帝。康熙何以能如此？他所依賴的體制為何？清初又是怎樣的國家跟時代？以什麼機制運行？跟其他國家相比又如何？這是這裡企圖回答的核心問題。
關於清朝的體制，當代學界對於清代統治一般是肯定的，尤其是對清代前期統治的成功。新的說法認為：大概在一八零零年以前，中國一般的實際生活水平高於歐洲，[3]這當然是個巨大的成功。於是問題變成：何以歐洲能在一八零零年後快速勝過中國？是中國原來的機制出了問題？抑或並非原來的機制出了問題，而是新興機制分外有效？一般傾向認為是後者，其中很重要的是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的說法，他是近年很重要的一本書《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的作者，彭慕蘭認為，中西在一七五零年左右，無論是從」農業技術、生活狀況還是人口條件角度來看」都，有著「無數令人驚異的相似之處」。但在十九世紀後期之後，為何中西會產生所謂的「大分流」呢？關鍵原因是英格蘭有著可以供給市場「週邊區域」、新大陸的發現所帶來的「奴隸貿易和礦山勞動體系、專業化的奴隸種植園」，以及因地理之便可以利用煤礦蘊藏供給能源，故而突破瓶頸，發展出工業革命的新生產方式，快速積聚財富從而養活大量增加的人口。[4]但這個講法仍有些令人疑惑之處，這裡還是比較贊同黃仁宇的說法，也就是西方近現代的成功的關鍵在於資本主義的體制化。黃仁宇提出很重要的一個比較：威尼斯一年的歲入約略等於明朝全國一年的歲入，但威尼斯人口才約十萬人，明朝則將近一億人！[5]這兩種生產體系差很多。彭慕蘭會這麼講，是因為他認為清朝內部的商業活動在一八零零年前與歐洲類似。從數字上來看，清朝的商業活動或市場經濟似乎不輸於歐洲，但歐洲資本主義顯然起源較早，所以情況並非如此。更正確的講法或許是：清朝的商業活動在一八零零年前可能不輸於歐洲，但卻是在儒教底下，繼承自宋、明、清商業革命的商業活動，並不是全民為了經濟上快速、極大化發展而調整的真正資本主義體制。
所以把問題意識再做釐清：到底清代是怎樣的政治、經濟體制？構成怎樣的國家？跟其他地方相比如何？另外，其它很多類似帝國都垮掉，但清代國祚其實算長，何以能如此？卜正民（Timothy Brook）論明代的觀點是所謂的「冬春夏秋」，認為明代原來的體制是冬天，比較僵化、不動。這個講法事實上有一定的問題，因為明太祖並非全然不允許內部商業活動。而且從事後發展看來，明代的這個體制本身顯然會有變化，這變化本身展現出它的可能性。清初時，一方面在體制上運行明代體制，又善用明代——尤其是明中葉後——的一些變化，所以是既像洪武體制，又開拓出新的商業可能。因此這本身的問題意識在於，洪武體制確實有僵化、固定化的一面，但並非沒有發展的可能，晚明與清朝人顯然利用了這些可能，將商業活動提升到使西方學術界認為在一八零零年前不輸於歐洲的程度。故清朝的政治體制、經濟體制到底為何？這是要問的核心問題。
先回頭看清代體制的建立。清代開國跟立國原因中很關鍵的一點，在於這是女真武力跟漢人治術的結合，如孟森所指出的，清人的先世已「屢為帝王」，且跟漢人關係很深。[6]先有渤海國、金、後金，後改名為「清」，改名「清」一方面當然是要自立，另一方面是因為按五行，「清」帶水，可滅「明」的火德，若是金則為火消金，就沒戲唱了。且「清」跟「金」的發音相近，清朝人很清楚地認為自己是後金，而後金與金則源自渤海國，跟遼的關係也很近，[7]這些國家更上追溯，跟高句麗間的關係也很密切，所以韓國人到今天還在爭「渤海國是韓國的一部分」。[8]韓國的朝鮮民族跟女真民族其實頗為接近，其語言則跟日本接近。[9]女真民族相當剽悍，所以孟森先生引古人說法：「女真若滿萬，不可敵」，[10]這跟安土重遷、農業已久，戰士性相對弱的漢人不同。女真人長於戰鬥，自古以來就以擅長騎射見稱，他們發明了一種方式，可以騎在馬上，一手拿約四尺長的女真弓，同時控制馬韁，另一手在馬上發箭。同時拿韁繩與弓，操縱馬匹如意，還要準確地拉弓射箭，這非常困難，是女真的絕技，所以女真自古就武力強盛。[11]歷史上東北地區的人武力都很強，屢為邊患。唐代選武時就發現高麗人相當厲害，隋煬帝因伐高句麗而幾乎亡國，唐太宗也被打敗，直到唐高宗才贏，清人則是明朝的東北方大患。
另一方面，清朝一個很大的特色是漢人治術，為什麼呢？東北地區國家的興起很有趣，自高句麗時起，都是在漢人的王國衰亡後，東北地區開始大量學習漢人的衣冠文物，高度漢化。這一帶地方原已設郡，因此當地漢化的時間其實很早，但又保存了自己民族的武力，從渤海國、金、後金、遼……起，都是武力跟治術的結合，所以此地能興起並非偶然。「遼不能同化之，金，元不能滅其種。稱王稱帝，實已一再。」[12]女真與高麗接壤，清始祖於建州為萬戶長，時在元初。女真有自己的獨特性跟主體性，消滅不了，這是它特殊的地方，相當厲害。透過這兩者結合，清朝人建立又運用了高度成熟也中央集權化的儒教體制，而其關鍵在八旗。
女真人最看重騎射，八旗的基礎為每三百戶組成的牛彔（漢語稱佐領），其統領叫「牛彔額真」，意即「大箭主」。這一方面模仿了蒙古舊制，一方面也源於女真人出獵時十人一組，每人出一支箭，選出中間最強的為「箭主」的傳統。牛彔的統領叫「大箭主」，可見八旗的核心性格是軍事化、部族化的，這就是清朝政權之為部族政權又為軍事政權的根源。努爾哈赤最早以「十三副遺甲起事」，打敗諸多敵人後，於一六零一年創立牛彔制，而後逐漸發展至四百牛彔，一六一四年始設八旗。其組織方式是五牛彔為一甲喇（或稱參領），五甲喇為一固山（或稱旗，統領稱固山額真），體系嚴謹而軍事化。八旗初立時組成是滿：三百零八；蒙：七十六；漢：十六，這是滿州建國之本。[13]要瞭解一個朝代的基本性格，最重要的是先看這個朝代是哪群人建立的，他們的基本性格基本上就決定了朝代的基本性格。[14]如要瞭解中華人民共和國，就要瞭解中共的黨跟軍；要瞭解中華民國，就要看國民黨[15]。依靠何種力量建國會決定國家的基本性質，其他都在這個基本性質上變化，這是看歷史重要的一點。[16]
清朝以八旗建國，八旗是瞭解清朝體制的關鍵。八旗分立，各有統領，統管一切軍政、民政，而其基本性質是個部族化、高度有效率、有戰力的軍事團體，這時候女真不僅滿萬，而已經滿十萬了。而八旗的組成很重要，三零八比七十六比十六的這個比例，事實上也是清朝後來——尤其早期——權力分配的基礎。最核心的永遠是滿，然後是蒙族，最後才是漢。清太祖時只有以滿人為主體的八旗。太宗天聰九年（一六三五），將原有蒙人與新歸附的蒙古人編為蒙古八旗。崇德七年（一六四二），又分立漢軍八旗。所以滿、蒙、漢都有八旗。但建國之本則是最早的這個比例，漢人所占有限。但這不是說漢人不能成為八旗，入關前就跟隨的漢人就納入漢軍旗，這也是新清史很重要的源頭，[17]也就是說，所謂的「滿洲」是個新概念，民族的身分很不固定，漢人也可加入這個統治集團。新清史的研究指出，部分歸附漢人其實明明已遷到長城以內，卻跟皇帝說：「我希望恢復原來在長城以外、在遼東時的祖籍。」這當然有政治上的原因。八旗很重要的性質是屬人主義，亦即主奴關係。法理上，除統領牛彔額真外，底下所有人都是他的臣子與奴隸。滿洲人的行禮是打馬蹄袖、跪地，像畜生般自稱「奴才」，這也決定了他核心的政治性格。[18]因此滿州人起初一方面非常強烈勇猛，又有很高的漢人治術薰陶；另一方面，他們的主奴關係非常嚴格，跟漢人很不同。
入關後，還有些早期被征伐、包括長江流域的漢人也被納入漢軍旗。如曹雪芹在血統上是漢人，但他同時也是旗人。另外有些漢人跟滿人有親戚關係，如佟佳氏的隆科多，他的叔祖父佟圖賴（滿洲鑲黃旗人）就是康熙的外祖父，他甚至申請將自己變成滿人，不再是漢人，這都使清朝起初所謂的種族問題有所變化。這點非常重要，因為新清史的一個重要看法，就是清朝人並非狹隘的部族主義，其部族的建構有高度的政治性目的，必要時可納入其他人，但其實數量還是非常有限，所以對新清史的修正也不要太誇大。[19]傳統上認為滿人是異族，但現在看來，不好說滿人就是異族，因為第一，他早就高度漢化，如渤海國、金、後金……都是，且滿州長期為明朝藩屬，有許多地方已經漢化。但滿州在生活上與漢人確實有許多不同，如語言不同，文字則是後來為配合建國，拿蒙古文字而創立，[20]因此雖說八旗是高度政治化的結果，但確實有其部族性，而這個部族性又帶有一定的開放性。一入旗籍，即使是漢人，生活習慣上也通常會產生很大的變化，與其他的漢人有所區隔。
清的開國的前三代是努爾哈赤、皇太極、多爾袞三代英主的經營——順治其實也不錯，不過跟多爾袞有些衝突——加上康熙、雍正、乾隆就變成六代。孟森先生在《清史講義》中談及清人的崛起，就對其政治本領嘆為觀止。努爾哈赤建立八旗，攻伐四方。皇太極再集中八旗權力，他自己即汗位——清人原本是可汗制——甚至進一步稱帝。因此他起初同時運用了草原民族「大汗」的觀念，以及農耕民族「皇帝」的概念。同時又善於經營商業，所以起初的八旗核心是個部族、軍事的組織，但又有些類似封建主，這個封建主是以人為中心，而非土地，因此會最強調運用主奴關係控制、掌握底下的人——跟著我就有好吃好喝、有福可享，然後打天下、經營商業，也經營畜牧、農業，同時從事各種生意來貿易，積聚財物。這種組織對滿人要求最嚴，對蒙跟漢都較寬待，應該說，滿人自己核心的向心力很強，但對蒙人、漢人都相對寬一點，漢人起初——尤其漢軍旗——的負擔反而比滿軍旗還小。[21]滿人在戰鬥時對屬下非常照顧，而且處處都很用心，這使人想起周代開國之初，古公亶父（太王）、王季，到文王、武王，四代經營，再到周公、成王、康王共六代七君。也就是說，周初起於西方，且文化遠遠落後於商朝，但周人也運用商代先進的文明跟自己本身的組織制度，周朝人起初的封建組織其實是以宗族——而不是部族——跟軍事、殖民為體，核心是宗族體制，宗法、宗族——尤其宗法起初沒那麼強──不過周朝人是宗族跟軍事組織合一，能耕能戰的組織，也經過前面四代，後來三代，最後得天下。清朝起初也是這樣三代，加上後金，共六代英主，若再加上順治——事實上順治很多地方不像後代想的無能——因為他跟多爾袞有重疊，所以算六代，這七個君主都相當厲害。[22]因此清朝人起初就跟周人一樣長於政治，不同的是，滿人的核心是部族而非宗族，這就有很大的差別，而且滿人的軍事性似乎比周人更強。
宗族內都是有血緣關係的親戚、家人。而滿人是同部族，核心是戰鬥團體，像軍隊，因此主奴之間的控制關係很嚴格。在這個意義上，這種部族制的情況比較像希臘、羅馬，希臘、羅馬起初核心的人際關係是master跟slave，主奴關係，雖然他們的組織方式更重要的是方陣，希臘方陣基本上是平等的而非主奴的。但滿人是個很強大的部族式戰鬥團體，起初有點像希臘、羅馬，較為平等，後來才走上不同的路。希臘、羅馬後來變成軍事民族，意思是說，凡是參加方陣戰鬥團體的人，都享有平等公民的權利，[23]女真人不是如此。做個比較，可更瞭解八旗的特殊，八旗在主奴、人與人的關係上，跟希臘、羅馬早期征伐中「被我打敗的都是我的奴隸」那方面類似，主奴性強，但八旗是內部性的主奴，因此其統治就是非常有效力的八旗，跟周初的宗族血緣不同。這使得八旗成為一個非常強固的戰鬥團體，軍事性也因此獲得加強，更何況東北地區居民的軍事武力本來就強，這是八旗後來能打遍亞洲大陸的根本原因。
八旗是清建國的根本，清人靠八旗幾乎打遍了亞洲大陸，再加上其領導人確實非常務實、有彈性、認清狀況，能照顧下屬，又籠絡人心，雖是奴才卻照顧得很好，因此清代運用的方式是多元的。清人很看重經濟，農、牧都能運用，因此他起初就有多元的特性。後來很有趣的一點就是，如雍正皇帝就以多種面貌出現，他是大汗，又是轉輪法王、皇帝、「上等的歐洲人」等……這是非常高度的政治才能，[24]清代皇帝統治這麼巨大的帝國，受到多元的政治力影響很大，經營或緊或鬆，需要彈性，又善於利用各族矛盾，如打新疆、打蒙古都是利用其內部矛盾，否則這些地方的人都相當剽悍、不好處理。另外，滿人非常擅於利用漢人的力量，如滿人基本上是用漢人征伐中國南方，漢人軍隊在前，用新收的雜牌軍，然後再利用三藩，滿八旗在後面。後來打新疆、西域時往往也利用漢人，這是高度的政治才能，遠遠超過明成祖以下的明代皇帝，非常厲害。
清人在六部外設理藩院，主要成員是滿人，很少漢人能進入，理藩院處理中國本部之外事務，因此清代是個多元體制。另外有些地方是禁地，漢人限於本部十八省。雖然明代疆域已及於察哈爾跟綏遠的南部地區，不過事實上明代對這些地區的控制有限，包括女真等都是半獨立狀態，一種按照自己的部族型態，恩威並用地控制。清朝則對很多地方都進行直接控制，也是在明朝的基業下擴大對東北、蒙古，以至於對新疆、西藏的控制。這不能不說是個世界性大帝國的建立，而且是個高度成功與能幹的帝國。
一般都說現代歐洲人是帝國主義，但事實上，近世最早的帝國之一應該是清朝，英法等國的帝國主義還在後，雖然中國的帝國同時又是個「王國」。不只中國，蒙兀兒帝國、帝俄、鄂圖曼土耳其帝國也都是近世早期的世界性帝國，至今對世界的影響還很大。[25]世界上現在最大的兩個國家，尤其是在舊大陸——相對的舊大陸──事實上分別源於清帝國與帝俄的擴張。當然中國更特別的地方在於，因為西伯利亞大部分不住人，所以其擴張會較帝俄困難許多。新中國繼承了這個獨特的多民族大帝王之國的型態，而這也是今天中國最頭痛的問題，新疆、西藏等少數民族區都很難處理。而最大的困難在於，其實從那樣的帝王之國要轉變成今天的現代國家很難。從這個角度來看，對中共的革命會有新的理解，意思是說，過去的中國必須是世界性王國、世界性國家，不能是民族國家。而中華民國是以三民主義為基礎建立，首重民族主義，自認為是以漢、滿、蒙、回、藏為一體的中華民族所建立的「民族國家」。但漢人以外的其他民族大多不相信這點，所以中華民國建立的國家基本上仍以漢人為中心。因此，這種強調民族主義的「民族國家」一旦建立，會有很大的問題，其他民族會紛紛想要獨立。中共不同，從開始到之後很長的時間強調無產階級的世界性革命。中共進入西藏的口號是：解放百分之九十八的農奴！對抗原來的宗教奴隸主！這個講法成不成立另議，但是一種世界性、超越民族國家的結構，因此在早期能較順利地接收，至少有它一套理路與講法：「幫助所有受壓迫的、窮苦的人民翻身起義，替你們作主。」現在問題就大了，難以維繫，合法性會有問題。但早期接收這些地區算是比較順利，國民黨、中華民國顯然都沒能順利接收新疆、外蒙等邊陲地方。漢化較深的地方接收較無問題，但只要沒漢化的地方，問題就很嚴重。
滿人又特別懷柔蒙古與西藏，歧視朝鮮。滿人同時禁止蒙古人跟中國商人通商，因此他是很清楚地要建立一個有內在區隔的多元帝國。所以清朝到底是怎樣的一種國家？這就關係到所謂的新清史研究。孟森先生代表舊的、傳統從儒教出發的觀點，對清朝——尤其本部——建立之核心關鍵，自有其道理；而羅友枝（Evelyn Rawski）和岸本美緒都是新清史的主力，尤其羅友枝是新清史最重要的關鍵人物，其中一些新觀點可和主流觀點辯證性地看。還有錢穆先生從傳統觀點說，清朝是部族政權、軍事統治，其實有他的道理，這些要互相修正。孟森先生強調清朝充分接受漢人的體制，且是成功、嫻熟地高度運用漢人體制，這是對的。但錢先生的批評也對，新清史的講法也有道理，這幾個應綜合來看。要瞭解一個巨大的國家如何運作其實非常困難。從大處看，清朝高度利用了漢人體制，卻同時是部族化且自私狹隘的，錢先生對此的批判很有道理。[26]但同時它又是個世界性帝國與東亞新興帝國，[27]這幾個觀點加在一起看會比較完整。雖不能說是瞎子摸象，至少也是「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皆不同」，複雜且不簡單。而今天中國的狀態顯然繼承自清朝，其國體問題就不易處理。
新清史有幾個重要的轉向，一是社會史的，就是注意長程的社經文化結構，很多歷史往事已成芻狗，卻留下了長程的社會、經濟、文化構造，這裡特別強調的是政治構造，因為一般史，就是長程的政治構造，因此著眼點就是長時期構成的、不易變的政治與社會結構。這樣看來，清朝政府必須同時處理民族、宗教、政治制度跟經濟問題，才能有效統治，清代具有商業性、軍事性、多民族性，且相當有效率、政治上道的。這裡不會再像Fairbank的講法，專注於西方對中國的衝擊（impact），[28]而是以中國為主體，去看它如何運作。從十八世紀清朝人成功的經驗，然後進一步來看，究竟這是連續的帝國晚期（late imperial）或現代早期（early modern）——這到底怎麼定義還在爭議[29]——也就是說，清代到底是繼承晚期帝國，還是其實已開啟了一個新的現代？
重要的一點是，一五五零年至一九三零年自成一貫的連貫體系，包括長江下游都市化、銀錢代役（即一條鞭法）、區域貿易發展、識字率成長、仕紳群體擴大、地方管理活動商業化，不再高度類封建式的，[30]還有宗族跟各種地方組織的擴大。中國近代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從約十六世紀中葉起，到十八世紀時完成的宗族化運動，各地建立越來越龐大的宗族組織與各種地方組織──包括行會、同鄉會、還有一些地方上的宗教與士紳團體──的擴大，也就是說，中國近代有一個地方團體在擴大的運動。[31]何以然呢？原因簡單說，是因為人口壓力太大、生活不易，民眾需要集合、互相幫忙。明中葉前的中國比較不是如此，這些新現象雖然源於宋代，但從宋到明清發展最大的不同，大概是從士階層或城市，上層、區域性擴展到全民。[32]宋代經濟革命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銀錢交易的擴大，起初只限於較城市的文明地區，帶有奢侈品意味的商品，如絲、綢、文玩等，才有大規模的全國交易；但明、清金融革命造成的最大差異是，銀錢不再只用於這些較奢侈的城市文明，而是包括像五穀雜糧、柴米油鹽醬醋茶等物品都進行銀錢交易。明清前很少有大區域的人整個靠種茶或水果等經濟作物維生，總要種一些別的糧食作物；明清以後，交易性擴大，變成了全民運動。[33]
這是中華帝王國晚期連續的新興現象，一方面這對傳統儒教的類封建體制構成挑戰，但另一方面，清朝人仍成功地運用儒教體制來處理商業的新興問題，至少在一八零零年之前是成功的。在這方面明朝比較失敗，清朝統治者的政治本領更在明朝之上，他延續了明朝的經濟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運用它，而且因為這樣養活大量人口——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人口增加了好幾倍，乾隆末年中國約有三億多人。因此清朝人確實厲害，他們成功地運用農、商、都市化、交換、建立常平倉、互通有無等多種手段，養活大量的人口，雖然最後還是被人口所壓垮，如太平天國崛起的核心原因之一就是人口過剩，但清朝已經相當成功，這是個社會史的轉向。
另外是內亞的轉向（inner Asia turn）。清朝不止是傳統的中華王國，而是新的普世帝國，是近代世界帝國主義的一部分，主導者是滿州人，所統治的範圍遠超漢人區，而延伸至東亞、北亞、西亞與內亞。[34]這裡的核心爭議在於，這個普世帝國確實展現出了新型態，跟唐朝也不太一樣，唐朝的羈縻府州，不是多元統治，因此何炳棣的講法也要修正。[35]一方面，它確實很多地方運用漢人的治術、五服的概念；另一方面，又運用了轉輪法王、草原大汗等觀念，因此是彈性、靈活而多元的運用，簡單說，是有什麼能幫助清朝的統治，就拿什麼來用。因此不能不稱讚清朝的體系，六代英主建立的規模，這使人想到周初不是偶然，他們創建制度，非常靈活地運用各種資源來鞏固這麼巨大的地方，其中最主要的麻煩就是這些地方都住人，而且很多是老文化區，跟西伯利亞人煙稀少的情況不同。清朝跟帝俄以外的近世大帝國統統垮掉，要瞭解清朝怎麼統治，進一步要談到「歐亞轉向」（Eurasian turn）。[36]
約從十六世紀以降，可將清朝與一些歐亞的大帝國──如鄂圖曼帝國、蒙兀兒帝國、羅曼諾夫王朝，甚至拿破崙帝國等強權帝國──相比較。因此，從「內亞轉向」到「歐亞轉向」的整個發展，表示若重新從這種角度來檢視清朝，會發現清朝——尤其前期——是個橫跨亞洲、能宰制內亞、高度成功的帝國。
日本人比較常講「東亞地區論」，源於西嶋定生對東亞世界關於漢字文化、儒教、律令、佛教、冊封……的研究，。[37]西嶋的這個講法被批評難以處理內亞與歐亞等許多非漢字但與中國歷史密切相關的地區。但東亞地區論也有其的長處。近代世界三大帝國如何處理國內的宗教多樣性？怎樣統治動亂中的新社會力量，建立統一的政治體制？以及如何控制國際商業並實現既穩定又繁榮的國內經濟？怎麼處理宗教民族多元化的問題？[38]不僅是清朝，乃至於東南亞、東亞這些國家，甚至他還約略提到歐亞跟其他地方，都面對一種新興的多樣性問題。
前面說到其實清朝很善於統治，一方面尊重各地原來的樣貌，另一方面總要使其能在一定程度上被控制，這是相當聰明的作法，比中共高明。中共在處理民族問題這方面很失敗，能否長久下去會是個問題，起初的「無產階級專政」只是口號，今天其實大量的西藏、新疆人心裡都反了，其他很多少數民族地方也蠢蠢欲動，而清朝人能用政治與文化手段加以統治，很厲害。第二，怎樣統治動亂中形成的社會集團，而建立統一的政治制度？這會形成各種政治集團，如有漢人與漢軍八旗問題、有蒙人與蒙八旗問題、有三藩的問題、有少數民族問題，都必須一一處理。其中首先是民族跟宗教問題，其次是政治制度問題。清人透過一國多制的彈性作法，得到穩定。第三，如何控制國際商業，實現既穩定又繁榮的國內經濟？其中牽涉到邊境的繁榮、白銀時代、清代自由經濟的先進性、商業穩定的難題、廣域經濟的危險、海洋與陸地的對立。這顯然會牽涉到國際貿易的問題——也就是說這其實相當困難，如銀錢的流入情況，清朝是自由經濟，但這本身就有一定的不穩定性，而廣域經濟、對外貿易會造成一些邊疆問題，清朝本身就是從邊境的繁榮經濟中產生。[39]
這樣看來，清朝的政府必須同時處理民族、宗教、政治制度跟經濟問題，才能有效控制，它是一個具有商業性、軍事性、多民族性，且相當有效率、政治上非常靈活的國家。但所謂「商業性、軍事性、多民族性」是指八旗的源頭，在統治漢人時不能完全如此，也就是說，八旗基本上很擅長經商、處理軍事活動，也處理多民族性問題，可能正是因為具有這種能力，八旗才成為建國之本，並使得清朝人將來能處理前面所提到的那三大問題。
怎麼處理這麼複雜的經濟、政治、多民族問題？這跟八旗的源頭與薩滿教有關。[40]其實清代的開國格局不簡單，有很多成分，能建立這麼大一個相當成功、且能有效運作的國家真的不容易。另一方面，錢穆先生的批判也是成立的，清朝確實也有很多問題。清代是中央集權跟專制統治下的儒教體系，尤其在漢人的地方更是如此，這也是它的核心力量。清代是個中央專制體制的國家，繼承明代的廢相，更加獨裁，用內閣、軍機處作為處理中心，且是用最高命令：寄信上諭與明發上諭。明發上諭是發給六部，寄信上諭只給皇帝，錢先生批評這是：法術、秘密政治、更加獨裁，確實如此。美國學者B. Bartlett指出，這樣可區分重要跟日常工作，日常工作是明發上諭，而真正關鍵的、有即刻影響、安危問題的則用效率甚佳的寄信上諭。這其實很悲哀，既有秘密政治，又更加獨裁。六部的權限縮小，侍郎可單獨上奏，不再光由尚書做主要負責人，一部有六個長官互相制衡，變成約有近百個重要官員分佈全國跟中央，可直接上奏，這些官員先是由中央、皇帝率領的內閣，然後是軍機處直接統治。[41]清代的效率和問題皆源於此，一旦中央不行了，整個體制就出問題，清後期就是如此。清朝後期，中央的才智不足以處理新問題，下層根本無法有效運轉，因此像曾國藩、李鴻章後來都惶惶不可終日。曾國藩有打平太平天國這麼大的功勞，一旦進入政治核心，卻發現完全動不得，能保全首領就不錯，上面完全還是滿人統治。
從這裡看出，新清史的這個觀點是成立的，因為滿州的自我認同(identity)
從未喪失，清代是以滿州人為核心建立政權，聰明且彈性、多樣地運用蒙人
跟漢人為首的多民族，但核心當然是滿人。但反過來講，這些滿人高度漢化，文武兼資。[42]因此事實上一直到清朝統治末期、甚至直到臺灣看到的愛新覺羅帝裔都是如此，漢人在清朝政治運作中所扮演的角色往往是邊緣的，所以李鴻章到最後能主持的事都很有限。甲午之戰打敗，大家都說是李鴻章以直隸總督之力對抗整個日本，結果敗了。其實這種事在清初是不會發生的，慈禧太后雖然厲害，但還是見識不足。而清初則真的是七個英主，六代經營，見識、格局廣大，橫跨歐亞大陸，沒有這樣的中央無法支持，後代子孫還是不行。因此清代是運用了漢人的儒教，清人當然不完全相信這套東西，但也不能說不信，不然為什麼愛新覺羅的遺民毓鋆老先生還在講經？他是把儒家六經當作帝王之術，因此毓老的講法就跟錢穆先生很不同，錢先生講儒家，毓老則是把六經當作帝王之術在運用，但儒學不是帝王之術，而是要治國平天下的，這樣一運用，儒學的基本性質就轉變了。
另外，清朝不准「專摺言事」，不許民間議政，這些都是集中權力統治。另外，清朝有龐大的內務府，坐擁上百萬兩的各式收入，這是清朝很獨特的地方之一。清朝有幾個獨特的地方：一是理藩院，多元地對外部統治，後來對西方事務也是用這個部門處理。另一個是龐大的內務府，它事實上源於上三旗，上三旗本來其實就是地位很高的滿州親貴，直接控制關稅盈餘、人蔘貿易、壟斷毛皮、奢侈品、鹽專賣、罰款、各種生意的罰款、沒收、投資、壟斷——譬如說銅礦貿易就收入豐厚──還有利息、典當……無所不至。內務府其實就是滿人自己的金庫，由親貴控制，跟戶部的關係也常不清楚，皇帝想辦事，如出塞、遠征等，就從戶部拿錢，戶部錢不夠用，內務府來貼，內務府不夠亦然，完全是上面要怎麼用就怎麼用。[43]一般認為還是以戶部正常的錢賦為大宗，但因為內務府的帳目根本算不清楚，只能說大概不超過戶部，。因此，清代政權其實是運用也利用了高度成熟的儒教體制，同時利用轉輪法王與大汗的名號，也利用商業、軍事等各種手段，非常精明地控制整個歐亞大陸。以上是綜合前面諸名家與個人意見後，對於清朝開國格局的看法。
[1] 我一再強調，對任何課來講，問題意識都比答案重要，答案其實書上都有，要懂得問題，它才會真正激發你們讀書，因此我會拋出很多問題，為什麼讀書？就是要解決這些問題！
[2] 羅友枝：「在早期現代時期，一些擴張主義國家的統治者支持著這樣意識型態，即極力地推廣『普世帝國』的觀念。奧匈帝國、俄國和清帝國都是在早期現代迅速膨脹的。這一章的主要觀點是，學者們不應該將這些多族群的帝國當作落伍的政治型態，而應該把它們作為帝國範式的再建構進行分析，而這些建構則得益於早期現代階段的技術創新。」見氏著，〈清的形成與早期現代〉，收於《世界時間與東亞時間中的明清變遷》（北京：三聯，2009年），頁258。
[3] 可參考：韓毓海，〈重新思考19世紀〉，收於氏著，《五百年來誰著史：150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
[4] 彭慕蘭，〈土地制約的解除：作為一種新外圍的美洲〉，《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南京：江蘇人民，2003）。本書翻轉為何江南沒有發展出了工業革命的傳統提問，而反過來問為何是英格蘭而不是江南發展出了工業革命？ 對此，彭慕蘭說「在解釋為什麼其他方面並無異常的西歐核心地區取得了獨一無二的突破，並成為19世紀新世界經濟的有特權的中心，能夠以前所未有的生活水準供養飛速發展的人口時，市場以外的力量和歐洲以外的關聯應該佔據重要地位。」彭慕蘭「所說的“市場以外的力量”是什麼呢？一個是“落後的好處”，這些好處來自于歐洲核心區的“週邊區域，正因為東歐和俄國長期抑制人口增長，而與此同時中國內地及日本的區域發生相當迅速的那種原始工業化的制度安排，使得西歐成為了‘世界’市場上初級產品擴大的而不是收縮的供應者，到1860年以後這個現象顯現得更加明顯。” 另外，彭慕蘭所說的“歐洲以外的關聯”，是指“要依賴新大陸：不只是依賴其大自然的恩惠，而且依賴其獨有的制度和關聯，比單純斯密型貿易能夠把它的更多恩惠更早地帶給歐洲”，這裡面包括有奴隸貿易和礦山勞動體系、專業化的奴隸種植園，以及“從風的模式和疾病的傳播，到歐洲政府間的競爭與中國的白銀需求”。」（參考：楚飄平，追溯“大分流”質疑“中心論”，《江蘇出版年鑑》，2004）
[5] 黃仁宇：「一個衡量威尼斯富裕的尺度，則是15世紀初年她的財政收入，已超過每年150萬達卡之數。以現代的價值計，約近於美金8500萬元。當時中國的人口，為威尼斯的500倍到1000倍之間。明朝人所謂『天下稅糧二千七百餘石』，雖然無法折成今日價格，也和150萬達卡處於一個相類似的範疇之內。」參見氏著，《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北京：三聯，1997），頁84。
[6] 孟森，〈清代種族及世系〉，《明清史論著集刊》（北京：中華書局，1959）。
[7] 孟森，〈太宗〉，《明清史講義》（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387-388；歐立德，〈這將是誰人之天下？17世紀初葉滿人對歷史進程的描述〉，收於司徒琳主編，《世界時間與東亞時間中的明清變遷》上卷（北京：三聯，2009）。
[8] 韓國人最愛、最佩服的就是高句麗，不喜歡新羅與百濟，雖然後來統一三韓的是新羅，但只有高句麗敢跟中國打仗，其他都或多或少跟中國配合。所以韓國今天競相拍攝朱蒙等高句麗英雄，以其代表韓國的民族精神。
[9] 女真屬北亞阿爾泰語系下的通古斯語系，但日、韓不屬於，應為不同民族。以往認為日、韓屬於阿爾泰語系，但目前學界主流的看法傾向於將日、韓獨立出來。
[10] 孟森，〈開國〉，《明清史講義》（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383。
[11] 「女真先民在西周、漢朝、南北朝、隋唐時期分別稱肅慎、挹婁、勿吉和靺鞨。自古便與中原地區保持密切的聯繫，並以“楛矢石砮”文化聞名于中原民族。所謂楛矢，即用長白山區的楛木製作的箭杆；石砮，用松花江、黑龍江出產的堅硬的青石磨制的箭頭，其箭威力強勁。……女真人“勇悍善騎射，耐饑渴，苦辛騎，上下崖壁如飛，濟江河，不用舟楫，浮馬而渡”。金太祖“十歲，好弓矢。甫成童即善射”。世宗“善騎射，國人推為第一”。皇帝騎射尚能如此，國人則可想而知。」(參考：女真與弓箭)
[12] 孟森，〈清代種族及世系〉，《明清史講義》，頁368。
[13] 孟森，〈八旗制度考實〉，收於《明清史論著集刊》（北京：中華書局，1959）1601年，努爾哈赤根據蒙古舊制設計了牛彔制度。（參見《洪業》[台北：時英，2003]，頁13）
[14]有學者從八旗制度論清代滿洲人的民族主體意識。見：歐立德，〈清代滿洲人的民族主體意識與滿洲人的中國統治〉，《清史研究》，第4期，2002年。
[15] 歷史上國民黨沒什麼真正良好的軍政組織，故無法順利建國。蔣中正後來用黃埔軍校，就是要建立自己的黨軍，這事實上已在學習俄國，故無論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後都是黨國體制，以黨建國，且黨帶著軍隊自己建軍、擁軍。
[16]例如中華民國建立時是黨國體制，至今都很難脫離，國旗中央是黨徽，國歌是「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中國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更不必講。有人說：「當國民黨不存在時，可能中華民國也亡了。」這是很有趣的講法，但不見得沒道理，因為我們事實上也知道民進黨從不真正認同中華民國，所以民進黨主導的國家應該他會發展出一種新型態。這些是讓大家注意從歷史的眼光看一個國家的基本型態是怎麼回事。我不是支持國民黨，更不是支持共產黨，但講歷史必須講黨國體制，因為中華民國起初也是從黨國體制建立，故至今無法順利轉型，國旗、國歌還不見得能動，中華民國的基本定位更難動。也因此我們的命運都還在未卜之間。
[17] 魏斐德，《洪業：清朝開國史》（南京：江蘇人民，1995年），頁36。
[18] 張研、牛貫杰，〈明清鼎革〉，《清史十五講》（北京：北京大學，2004年），頁7-8。
[19] 魏斐德：「1623年，努爾哈赤下令，對1619年以前加入滿族的漢人同其後加入滿族的漢人要區別對待，前者應視同滿人，……在所有實際意義上，這些已被同化的漢人牛彔都被視同於滿族軍隊。」《洪業：清朝開國史》，頁39。
[20] 可參考：歐立德，〈這將是誰人之天下？17世紀初葉滿人對歷史進程的描述〉，「遼、金、元諸朝歷史的滿譯」一節，收於《世界時間與東亞時間中的明清變遷》，頁65-79。
[21] 孟森：「滿洲開國，此草昧之部落，而內政外交有條不紊，尚無錢幣之制，純恃實物為交易，所恃者土地閒曠，山林產珍貴之物。當天下未定，滿洲人居然任其勞費，而處外族以優逸，用廣招徠。生事簡單，然使有久計。文字無多，細繹之，民生國計，盡心經理之法，皆見於此。尤不易者，投誠人來，授以滿人見住之屯堡房屋，而原住之滿人展界移居以讓之。此非滿洲上下真能一心，何以得此。國無大小，實心為政，虛心待人，事必有濟。自太祖初興至此，傳經兩代，時踰五十年，銳意圖強，有進無止，而中國以萬曆、天啟之局應之。」見氏著，〈八旗制度考實〉，《明清史論著集刊》，頁286。
[22] 關於順治皇帝，可參考：魏斐德，〈吏治改革〉，《洪業：清朝開國史》，頁838-852。
[23] 現代的「公民」（citizen）概念，其實是起源於斯巴達乃至後來的希臘世界，由希臘方陣一步步發展過來的 。因此，不具備戰鬥能力在開始時無法成為citizen。
[24] Hung Wu, Emperor's Masquerade: Costume Portraits of Yongzheng and Qianlong, Orientations, 26, no7: 25-41.
[25] 羅友枝：「滿洲（清）的殖民其實與英國、法國、荷蘭在南亞和東南亞的殖民有很多共性：通過當地精英進行間接統治、使用多元的法律制度、在同一帝國內對各個殖民地區百姓採取混合的政策，甚至有代表被征服婦女和性別角色的趨勢。」見氏著，〈清的形成與早期現代〉，收於《世界時間與東亞時間中的明清變遷》，頁270。
[26] 錢穆，〈清代〉，《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臺北：聯經，1998）。
[27] 張勉勵，〈再觀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介紹一篇西方研究清史問題的論文〉，收於《清史研究》，第2期，1999年。
[28] 例如費正清，《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年)》（北京：世界知識，1999）。
[29] 羅威廉（William T. Rowe），《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3），頁11-13。
[30] 羅威廉（William T. Rowe），《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頁12；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頁409-417。
[31] 羅威廉（William T. Rowe），《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頁120-127。
[32] 可參考：張研、牛貫杰，〈清朝前中期國家政權的運行體制〉，《清史十五講》（北京：北京大學，2004）。
[33] 羅威廉（William T. Rowe），〈第五章：商業〉，《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
[34] 羅威廉（William T. Rowe），《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頁13。
[35] 何炳棣，〈捍衛漢化：駁伊芙琳‧羅斯基之「再觀清代」〉，《清史研究》，2000年第1期。
[36] 羅威廉（William T. Rowe）：「羅友枝在一篇發表於2004年、也許可視為歐亞轉向之宣言的文章中，修正她在1996年認為清朝與其之前中國朝代在性質上不同的說法，更斷然地主張如此史無前例的中央集權帝國相當大部份是滿洲統治下的獨特運作，不可能在漢族統治者的明朝出現。換句話說，中國的『早期近代性』確然開始於改朝換代的1644年，而非之前。」參見氏著，《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頁18。羅威廉又指出「歐亞轉向」一方面是由「內亞轉向」發展出來，同時也受到世界史與生態史兩個次領域的影響，即學者討論到的「十七世紀普遍性危機」的問題與及小冰河時期的氣候轉變衝擊。因此，觀察歷史的視野不再是過去歐洲挑戰、亞洲回應的二分法，而強調歐亞大陸整體的不同部份沿著可相比較的發展軌跡而各自可擁有不同的歷史進程。清帝國不再是孤立的特例，開始被認為與鄂圖曼帝國、蒙兀兒帝國、羅曼諾夫王朝，甚至拿破崙帝國等強權帝國有諸多相似之處，如在新溝通科技之下的中央行政管理、精心建構的多元民族體制與具侵略性的陸地殖民等等。（頁15）
[37] 岸本美緒，〈「後十六世紀問題」與清朝〉，《清史研究》，第2期，2005年5月。
[38] 請注意這些問題，問題意識最重要，現代學術的一切都跟著問題意識跑的，以問題意識為核心，才能處理這麼巨大豐富、無以數計的原材料跟二手研究，問題意識清晰，研究當然就順利；反之就無法處理這麼龐大的材料。要不斷地深化、重複問題意識，這是他的關鍵。
[39] 可參考：岸本美緒，〈「後十六世紀問題」與清朝〉；林滿紅，《銀線：十九世紀的世界與中國》（南京：江蘇人民，2011）。
[40] 王鍾翰，〈清代民族宗教政策〉，《王鍾翰清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
[41] 羅威廉，《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頁48。可上奏的官員包括：六部尚書、侍郎、總督、巡撫、高階軍事將領、及部份特殊官員。
[42] 歐立德，〈清代滿洲人的民族主體意識與滿洲人的中國統治〉，《清史研究》，第4期，2002年。另外例如在臺大附近講經幾十年的愛新覺羅．毓鋆老先生，早先包括我們的前行政院長也是聽他講經的學生。他就是滿州的禮親王，照規定應該是八貝勒之一，溥儀的堂兄弟，從小一起唸上書房的，結果到臺灣來後講經、講帝王之術。同時他以前在關外時隨身配戴雙槍，百發百中，槍法極好。故清末這些年輕人文武兼之，高度漢化，但另一方面也沒喪失滿州人原來的風氣。毓老到臺灣，還很認同我們的原住民，曾特別穿著原住民酋長的衣服拍照。
[43] 羅威廉，〈行政創新與中央集權〉，《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