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人：臺灣大學吳展良教授
壹：明代的立國方式
本課程的主題是中國近現代史，而我以為首先應講明代的立國方式與明中葉以降的變局。史學家普遍認為，作為明代立國方式核心的洪武體制，是西元1368年以降至清末，約五百多年來中國體制的基礎。[1]而史學界一般，尤其是當代西方史家，又認為明中葉以後，洪武體制受到主要來自於新興商業與社會變動，以及經由大洋傳來西方的銀兩、物資與文化的巨大衝擊。明代自身也在中葉以後，走向衰亂與滅亡。因此必須研究明代中國自身原有的立國格局與體制，及其所面對的內外挑戰，才能瞭解中國近代史所蘊含的結構性問題。明代體制雖然相當法家化，卻大體仍以儒教為中心，無論明太祖崇祀孔子、尊重朱子學，乃至清代沿襲明初尊崇朱子學，都是以儒教為立國方式。[2]而明中葉以降的變局，則體現了中國原有體制面對來自商業文明、資本主義與海洋的新衝擊。這些衝擊，不僅是晚期帝制中國，也是現代中國依然面對的核心問題。
我們可以用一個大歷史、跨時代的視野來看這個問題。與明太祖類似，毛澤東的建國乃至立國方式均相當「農業性」與「民間性」。毛依靠農民與紅軍、不信任讀書人，致力於打擊富人與地方豪強、重組地方基層組織與地方行政區劃、靠自身資源在中土大地之上建立整體政教新秩序的做法，均有類似及繼承明太祖之處。[3]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其實就是向海洋、資本主義與商業文明開放。然而鄧從來不敢徹底批判毛，習近平則一方面繼承鄧小平，一方面又學習毛澤東路線。中國當今最大的爭議──所謂左派和自由派爭議──背後仍反映了前述的基本矛盾。左派認為廣土眾民的中國體制必須首重整體秩序與社會集體利益，尤其要照顧廣大的農民跟工人；自由派則認為必須重視個體、自由與開放，盡可能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中國才可能充分地現代化。這兩派在八零年代曾有過共識，當時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同時受到左派和自由派的支持，然而今天兩派已經無法在同一張桌子上對話，可見矛盾甚深。中國若全盤自由開放、效法西方運作方式，多數有識之士都認為中共乃至中國會崩潰。[4]然而若回到舊有的政治體制，又有很多內外的困境與危機。可見這問題至今六百多年，絕不簡單。左派和自由派，以及所謂的保守體制派和全盤西化派一直在爭論。因此必須要回到這問題的緣起，這也是為何本課程討論中國近現代史，一開始就特別著重此一問題的緣故。
要講近現代，就不能不先回溯近世。對於中國近世與近現代的斷代問題，依內藤湖南與錢穆先生的看法，認為宋以下的中國進入了近世。唐之前的中國較貴族化，宋之後則較平民化。[5]唐中葉以前整個中國的體制較近於古，各地與中央的貴冑宗族集團實為其中心，社會的「封建性」很強。宋代較平民化的社會平鋪散漫，原本不易整合，也不易應付外患及各地動亂，然而在政治與教化上有中央集權、新儒學與新興官僚體制的領導，整體經濟又有革命性的發展，所以依然能維繫整體的穩定及發展。不僅如此，宋代乃至十八世紀以前的中國還留有較多可開發土地，人口問題還不突出，所以儒教與傳統體制在宋代基本上是穩定的。
元朝武力強大，又承襲了宋代社會的富盛與文化，然而其治體紊亂，不符合中國垂之久遠的體制與習慣，所以雖曾有最強大的武力，其敗亡卻也非常迅速。時至明初，各種制度及官僚文化都已敗壞。有鑑於元代的問題，明太祖選擇了儒教體制，並加以改造。儒教體制淵源於三代，從漢、唐一路到宋代，經過不斷的競爭淘汰，中間融入道家、法家、佛教、及各時代能人的創穫，最後存留下來的儒教體系並不簡單。這套儒教傳統到明代發生了重大變化，並產生了新的形式。簡言之，明清以下的中國，根基雖依然屬於儒教，卻走上更加法家化的中央集權、君主獨裁與規制化。若以明清為中國近代型態的代表，其一大特徵恰恰是法家化的中央集權與君主獨裁。
明中葉之後，社會經濟又有長足的發展，所以不少史家認為從明中葉以降，中國開始進入了近代。史學家普遍認為明代各種經濟、社會、文化的要素大都可追溯到宋代。部分可以追溯到唐代，例如衛所兵制跟唐代的府兵制頗相近，[6]但整體而言，可以看到唐代的多數制度與文化與明代有明顯的區隔。所以宋明之間的連續性很強，屬於近世。然而多數學者又感到明代──尤其是明中葉以後──似乎是個新時代的開始。至於這個新時代的性質如何，則有不同的看法。加拿大的明史名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認為明太祖企圖要建立的是一個穩定的農業性質國家。而這個農業化體制事實上跟明代內部漸多的商業機制、奢侈與城市化等人民生活的改變有所衝突。洪武體制封閉保守如冬天。經過「冬春夏秋」四季的發展，最後這體制就產生了大轉型。內部愈來愈不守太祖祖訓，奢靡貪汙漸多，社會變得不穩定。然而與此同時，卜正民也認為新的銀兩經濟增加了銀錢收入，也幫助了王國的延續。[7]明史專家黃仁宇於更早也提出過類似的說法。[8]他們均主張明代體制是既定的、農業化的、儒教的、禮教的、儀式化的；而新型態則較為動態、要求商業。以下的討論將集中在此一基本的解釋架構之上。換言之，要注意洪武體制的基本性質為何？它如何從明代的開國與立國方式衍生出來？明中葉的挑戰究竟為何？現當代學者的說法得失又為如何？
當代學者對洪武體制的性質有種種不同的看法，Edward Farmer定性它是個農業化國家，認為朱元璋出身農業社會，所以建立了內向、靜定而結構固化的體制。而且是一個漢人的，較小的中國。[9]這話固然有其道理，在清朝，甚至毛澤東建國之初也有類似考量，[10]這也是為何《河殤》批判中國被綁在黃土地上，不應繼續被綁，而應面向海洋。但這樣的論述其實有缺點，就是太簡單地認為明太祖只是如此。明太祖和成祖都多次攻打蒙古，也經營東北、新疆及今天的西藏，[11]這些地區都不是農業文明，中間還有很大一塊是農牧交接地帶，他們尤其重視經略雲南等西南地方，這也不是原來的農業區，這都不是單純的農業文明性格可解釋。因此Edward Farmer有點想當然爾地把它當作農業文明，漢人的「較小的中國」來分析，雖能抓住部分的基本性質，卻有缺陷。其實明朝何嘗不想在能力範圍內經略四方，清朝就更是如此。當代史學界有個重要看法：清朝皇帝同時是滿蒙大汗、漢人天子與西藏的轉輪法王，透過這三種身分同時控制農業地區、游牧地區和特別的康藏高原地區，這是清代立國的三大要素，因此清朝的國家體制並非單純的農業國家體制所能解釋，明代亦然。[12]
洪武政治體制，或曰中國式統治的的關鍵－－照古人的話來講－－是要先建立基本的統治基礎，然後比照封建傳統一層層擴張為「五服」。明代的統治基礎固然建立在農業地區，但他有以此基礎推擴出去，建立「天下」，或說世界性王國與安全體系的意圖。在這個概念下，既有其立國的中心，也有外圍，外圍地方或羈糜之，或用另一體制建立之。從核心向外圍一層層擴張，最外圍不直接統治，而是屬邦，必須來朝貢。能直接掌握的就直接掌握，不能掌握就再進一步封貢，不能封貢就和戰不定。/西南土司、朝鮮。征蒙古。因此Edward Farmer用農業國家的觀念說明明代，一方面很有見識，另一方面來說似乎又有所不足。講洪武的核心腹地尚可，但是明朝並不見得只想止於此。因此，要了解明代國家的立國方式，不能只限於農業國家的概念，而必須回溯傳統的「天下」與「王者」觀念。換言之，明代國家基本性質到底為何，仍要從中國歷史傳統去看，而非簡單地認為它是農業國家，屬於靜定的、家父長制的體制。要了解洪武體制究竟為何，仍然必須回去研究它到底怎麼建立，像Edward Farmer那樣，在大體看清一些性質確實有好處，但還不如仔細去看它是怎成立，因為它的建立與長成方式會更清楚地顯示洪武體制的基本性質與心態思想。
明代繼元代而起。元代的政治和社會，大體分成三層結構，蒙古人與色目人居最上層，漢人、南人的地主屬於第二層次，然後是下層民眾。中層地主效忠元朝，因為受到保障，而且元朝人不管地主兼併，所以當宇內富庶安定，政府強大時漢人的地主階層受到傳統忠君觀念的影響，普遍效忠元朝。然而因上層政教不修，橫徵暴斂，蒙古人與色目人又有種種不法侵民的情況，使得社會下層民眾對元朝抱持很大的反感。與一般理解不同的是，元代士人其實很感念皇室。因為中國以前沒有民族主義思想，只有誰能平定宇內、建立秩序的概念。[13]元代士人忠君，文化上主要的表現是道學和文學，元人覺得自己的文章氣局宏偉，如同元代此一偉大王國，個人在道德與文化上亦頗講求，有許多的成就」。[14]然而一般民眾卻很痛惡地主官僚的剝削。這上、中、下階層三分的情況構成了明代初年的基本矛盾。元代下層民眾厭惡蒙古人、色目人這些語言文化都不同的異族，具有民族主義，然而中間的士人與地主階層卻不然。
元末起事者幾乎都是下層民眾，而且主要是藉著白蓮教體系成立反叛的紅軍，於北方尤盛，直接對抗蒙古人，是起義的關鍵力量。帶頭的是白蓮教主韓山童，宣傳彌勒佛下生和明王出世。其信徒地主劉福通頗有謀略，至正十一年四月藉著獨眼石人與山童鼓動黃河民工造反，以紅巾為號。五月初起兵於潁州（今安徽阜陽），韓山童被殺後，劉福通擁其子韓林兒為王，自己獨攬大權。紅巾在安徽、河南一帶尤盛，北方如徐州的芝麻李、彭大、濠州的郭子興等，均以紅巾起義。北方紅軍興起之後，南方長江流域也紛紛打著紅軍的旗號起事，如湖北的彭瑩玉、徐壽輝，南陽王權的「北瑣紅軍」、荊州襄陽孟海滿的「南瑣紅軍」等等。紅巾為反元主力，還有許多非紅軍系統的反抗軍隊。簡言之，潁州紅軍起義后，反抗烈火迅速燃遍大江南北，起兵反元者「無慮千百計」，北方紅巾軍有首義及領袖群倫之功。[15]
抗元紅軍一開始受到元朝軍隊和地主武裝「義兵」的鎮壓，發展相當困難。至正十四年九月，元右丞相脫脫所率百萬大軍攻張士誠，兵潰於江蘇高郵。劉福通利用此一形勢，於至正十五年二月將韓林兒迎至亳州（今屬安徽）為帝，因林兒號稱宋徽宗九世孫，建國大宋，號小明王，改元龍鳳。大宋政權很重視建設各級政府，其擴張迅速。至正十五年到十八年，劉福通指揮紅軍屢破元軍主力，遷都汴梁，並曾逼近元大都。但從龍鳳四年（至正十八年）七月開始，察罕帖木兒、孛羅帖木兒開始領軍反攻。龍鳳四年年八月，汴梁城破，大宋政權失勢逃至安豐，不再構成元軍威脅。龍鳳九年安豐為張士誠所圍，朱元璋派軍救出小明王，然又於龍鳳十年將其殺害。韓、劉最後雖失敗，然而誠如《國初群雄事略》引李文鳳所論：「元之不能以匹馬、只輪臨江左者，以有宋為捍蔽也。韓氏君臣非特有功於中國，其亦大有功於我明也乎！」[16]大宋政權對於大明的興起，有決定性的影響。
紅軍另有徐壽輝、陳友諒、明玉珍稱帝。首先有 布販徐壽輝起於湖北，於至正十一年八月參加彭瑩玉和尚所領導的起事，以「彌勒佛下生」等口號發動群眾。同年十一月被推舉為帝，在湖北、江西一帶發展迅速，殺人甚烈。[17]到了至正十七年，徐壽輝的領軍元帥兼丞相倪文俊架空徐壽輝後，謀害徐壽輝不成，被其部將陳友諒趁機殺害。陳友諒襲殺倪文俊後連克江西、福建諸地，紅軍實權轉歸陳友諒。最後是陳友諒挾持徐壽輝，又命死士刺殺他，繼承徐壽輝系統，隨即登基稱帝，國號漢，改元大義。徐壽輝另一部將明玉珍不服陳友諒，占據四川，於翌年稱帝，國號大夏。所以陳友諒與明玉珍均屬源於徐壽輝的紅巾系統。當時非紅巾系的重要抗元領袖有張士誠和方國珍。江蘇張士誠運鹽工出身，卻有附庸風雅的傾向，喜歡跟文人來往，生活較奢侈，靠結拜兄弟的關係維繫，對元室叛服不定，這與紅巾系大不同。另外浙東方國珍驍勇善戰，其家世代以販賣私鹽為生，起事於韓劉之前，後逐漸稱霸浙東，興儒學、水利，重法治，對於元室也是叛服不定。方國珍能雄據一方，卻無蕩平天下之志，最後為朱元璋所取。
朱元璋也出自紅巾，早期奉龍鳳年號，為紅巾系地方領袖。朱元璋為何奉此年號，有不同的講法，或出於功利，或出於許多大陸史家所謂階級性的認同立場。吳晗說他是騎牆派，但不如說朱元璋非常善於觀察形勢，知道紅巾系統是革命初期最主要的力量，因此必須先加入它。但後來又發現紅巾與白蓮教系統有很多限制，因此轉採儒教體制。這個轉向非常重要，依孟森與陳捷先的分析，這個轉向是朱元璋成功的關鍵。[18]但此一轉向首先衝擊到他與紅巾系及窮困的下層民眾的關係，是以吳晗等許多大陸早期的學者說他「背叛群眾」。[19]因此這裡的重要問題是：洪武體制到底是背叛下層民眾，還是照顧下層民眾？紅巾系從下層民眾出身，後來的太平天國與二十世紀的共產黨革命也都是類似的系統，這其中蘊含了中國近現代史的諸多根本問題。底下將繼續分析。
朱元璋征服天下的過程運用了「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20]他建立自己堅強的根據地，在天下群雄並立的情況下先不出頭，奉龍鳳年號但不表示真正接受支配。這樣上有庇護，下有逐漸擴大的根據地，實力雄厚與時機成熟後，再擇一攻打陳友諒或張士誠。他選擇先打陳友諒，因為張士誠「無遠圖」。[21]選擇先平定南方後再定北方，也是非常聰明的戰略，因為元人武力仍然非常強。最後平定北方是有策略的，先打燕都，不跟元軍主力擴廓帖木兒等重要將領直接對決，因為這些人都是百戰之將，直接跟他們打勝負未定。先打下元軍士氣所繫的大都，再逐一擊破各將領，則有把握的多。由這些大戰略，也可以看出明太祖的聰明與謹慎。朱元璋和擴廓帖木兒打了很長時間，一路打到塞外，最後也沒真正打贏。常勝將軍徐達一生唯一一次吃敗仗就是在蒙古為擴廓帖木兒所敗。後來派藍玉繼續打，打贏了，雖然雙方最後仍僵持不下，但終於將他趕到塞外。明太祖打天下的過程足以為後世典範，因此毛澤東說，中國史上最會打仗的是漢高祖與明太祖，軍事上最厲害的是明太祖與唐太宗。蒙古人統治全世界達數百年，中國是第一個把蒙古人打出其版圖的，俄羅斯要到十六世紀，歐洲各地都晚得多。明代跟宋朝不同，武力強，從初起就有大國的立國架勢。
//朱元璋的崛起，充滿了謀略、智慧與機運。初起時他被夾在中間的，夾在陳友諒跟張士誠中間，張士誠離他近一點，陳友諒離他遠一點，他北邊是靠著韓林兒、劉福通抵禦蒙古，所以朱元璋的力量本來是最弱的，而且他本來上面還有五個元帥，他是跟著郭子興，繼承郭子興這一系，還有其他幾個人，朱元璋原本是一個小嘍囉，後來變成郭子興的女婿，然後後來繼承郭子興的東西，五元帥當中，他後來好不容易把這個區域統領完之後，旁邊還有張士誠跟陳友諒，那他採取的策略是先打陳友諒，而先不去對付張士誠，原因何在呢？他說陳友諒是有遠圖的，張士誠是沒有真正的遠圖，他只是在那裡想要維繫，所以他如果先打張士誠，陳友諒一定會對我動手，腹背受敵被夾擊，事情就很難說了，他跟陳友諒一戰其實是相當危險，鄱陽湖水戰，似乎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水戰，他居然能夠打贏，事實上是非常偶然的，陳友諒被射死，他才能夠贏的，而且他曾經犯過一個錯誤，想要往北方救小明王韓林兒，差點被陳友諒所襲，這個是不是他所該得的？這件事情很難說，沒有必然性。老一輩的學者，寫的好像會傾向於因為他能夠修明政教，天下該他所得，這有一定的道理。可是另一方面來講，也有它的偶然性。[22]
打贏陳友諒之後，對付張士誠就比較容易了，這兩個都對付之後，北方的韓林兒、劉福通這些系統長期對抗元朝，慢慢的它本身的力量就瓦解，這本來是明教最核心的勢力，最核心的勢力本來在北方，長期的對抗，所以朱元璋本來根本沒有力量對抗，後來是慢慢地他把南方的勢力都收服了，北方的勢力也逐次瓦解了，他才能夠順利救小明王，最後是控制小明王，事實上等於用軟禁的方式，繼承了明教的系統，然後進一步開始要跟北方打。
//北方當時最主要的軍隊其實是擴廓帖木兒，其實是王保保，原來是漢人，後來變成蒙古姓，還有另外叫做李思齊跟張思道，三個力量，原來都是漢人，但他們訓練的軍隊裡面分兩種，一種是漢人討厭紅軍的，以地主為主所形成的這些軍隊，對抗紅軍的，像李思齊、張思道，這些人都是百戰之餘，跟紅軍作戰，擴廓帖木兒更厲害，歷史上有名的名將，後來被朱元璋說是真男兒也，唯一一個他無法降服的，擴廓帖木兒打，可是他不直接跟他們打，這一段講得很好，《明史》張廷玉說，為什麼明太祖能成就帝業呢？他雄才大略，他能打的打，他也能夠選擇適當的力量打，他說，我不先取秦、隴，因為他們百戰之餘，未能遽降，不容易打，所以我先下燕都，出奇不意，啪！一下直接去打燕京，就是今天的北京，然後西征，這樣張、李就絕望了，可是擴廓帖木兒還不行，後來擴廓帖木兒構成他最大的敵人，擴廓帖木兒後來就退到了蒙古這一帶，打不了，就派徐達去打，徐達常勝將軍，從來不敗的，結果打到蒙古這個地方，地形不熟，各方面都跟中原不一樣，被擴廓帖木兒所敗，後來又派藍玉去打，還是失敗，後來明太祖就說，這個地方咱們不能打，也跟子孫講，我們後世的擴張要有一定的限度，否則勞民傷財，他明白了，我都打不下來，你們也不能打。所以他去搞什麼？他搞東北，征服遼東這些地方，他攻西南，征服雲南，尤其大理，貴州開戶還早，就去雲南，雲南之所以成為中國的版圖，跟明太祖有直接的關係，還有西南、土司各地征服少數民族。
所以從明代具體的建國過程來看，我們就可以對Farmer的講法來做修正。明太祖是只想做一個以漢人為中心那樣一個較小的中國嗎？不是，不是這麼回事，他對於遼東、對於西南、對於土司都在經略，他也去打，打不下來就知道我們今天力量到這裡。明成祖也想進一步擴張他的理想，但是他們有適當的節制，鄭和下西洋諸位都知道，一方面是對付失蹤的惠帝這個問題，另外一方面也擴張它的影響力，降服了不知道多少國家。所以，以最重要的太祖、成祖為例，Farmer的講法是需要修正的，並不是說他只是想要什麼農業的、靜定的體制，不然，這是要看他的力量之所及。
洪武體制的規模、心胸氣魄是宏闊巨大的，因此明太祖的諡號為「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這稱號有其道理。什麼叫「義武」？是要讓老百姓有好日子過的武力，雖有些溢美之詞，但確實是「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六百年後的今天，講中國近現代史仍必須從他開始；講儒教體制的重新建立及其基本問題，也必須從明太祖開始，因此講「仁文義武」是有道理的。
朱元璋從紅巾系統出身，他也非常熟悉重視袍澤、簡樸、自己動手等這些農民讚賞的道德，本身也勤儉樸素。另一方面，他卻懂得在這基礎下運用讀書人。韓林兒、劉福通等人是流竄戰爭，打下一處不知如何治理，就繼續往下打，無法建立秩序；徐壽輝的部將則互相疑忌，無法建立忠誠，因為這都是些出身低微的人，憑著原始的一股豪強之氣衝打出去，難以建立彼此的倫理和信任關係，變成強者為王，底下的悍將也都想取首領而代之，無法建立秩序；張士誠太過附庸風雅，也不足成事。最後朱元璋能成功的原因，在於他具有貧下中農勤儉奮鬥的德性，另一方面又懂得重視儒教，到任何地方都招賢納士，盡可能招攬當地賢才，若招不來則往往加以懲處，甚至殺害。[23]這些種種，都顯示了明太祖的政治佈局和思想都是清楚地要用儒教，然而他與儒教之間也一直有很深的矛盾。
朱元璋出身於最貧苦的下層民間，早年曾為皇覺寺僧，而且還只是見習、行童，沒有正式出家資格。在寺裡只呆了五十多天，又因旱蝗肆虐，地方災情嚴重，被迫托缽流浪、乞討了整整三年，窮困到不行，這對於洪武體制與明初政治有決定性影響。朱元璋是最窮困的出身，熟悉民間疾苦，有特殊才幹，胸懷大志，最後成就帝業。所以他跟文人的關係很特別，一方面要用文人，另一方面和文人又始終有嚴重隔閡，讀書人也很討厭他。錢穆先生的〈讀明初開國諸臣詩文集〉正續篇中都寫到，元末明初時，儒家士人都不喜歡朱元璋，覺得他難以溝通，動輒懲處、殺人，讓士人覺得沒有尊嚴與安全。他們普遍懷念元朝，因為在元朝，士人的身分地位反而相當有保障。
明太祖何以得天下？孟森與陳捷先認為，因為朱元璋懂得真心尊重儒教體制，知道必須學習自古以來的政教傳統。豪傑各逞其能、迷信化的白蓮教、原始組織方式或附庸風雅都不能成事。他貧苦出身，看到元亡的原因就是官吏不斷侵擾百姓，所以嚴厲控制所有官員。他一方面不能不用士人，另一方面又對這群人極不信任，所以用嚴刑峻法針對各級官吏。與此相對映，中共從建政開始至今要面對的最大問題也正是官吏貪贓舞弊與怠惰的問題。明太祖從起事之初就治軍極嚴，志在恤民，他且戰且止、重視治理，故所到之處都能讓百姓安居樂業，恢復耕作，加上治軍極嚴所以大受歡迎。歷代得天下的人都要治軍嚴，治軍不嚴無法得天下。明太祖如此，清初八旗軍隊如此，最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解放軍軍紀也是如此，軍紀嚴的部隊才能得天下。拿老百姓的東西，殺無赦，才能讓老百姓感覺受保護。
//明太祖說我怎麼得天下，照他的講法，他說是韓、劉為之驅逐，其實是在北方打的，可是他們流竄作戰，不知道治理，像流寇一樣這個東西。他說陳殺徐又疑忌部下，就是說朱元璋跟陳友諒作戰的時候，很多陳的部下都跑到朱元璋這邊來，不聽陳友諒的話，很多的記載都顯示這樣，為什麼呢？因為陳友諒殺了他原來的主子徐壽輝，朱元璋不做這件事情，朱元璋對於郭子興很好，他要對付郭子興的兒子的時候，都是借刀殺人，不直接殺的，派他出去打，打敗死掉的。一路上這些紅軍，一方面是農民起義，一方面來講叫爾虞我詐，就是你殺我、我殺你，朱元璋對小明王也是這樣，把他迎來，最後派人去船底下鑿個洞，沉在江裡把他給弄死。所以這些人，一方面農民出身，驍勇善戰，對於世界上的事情掌握得清清楚楚，這當然是絕頂聰明又精明能幹的人；一方面來講，這些人很難搞，他也不來儒教這一套，人原始的這些東西都又更加出來了，當然就是爾虞我詐，你殺我、我殺你，所以這個建立的體制是有它可怕的一面。朱元璋後來建立恐怖政治，大殺功臣，猜忌的不得了。你也不要怪他猜忌，為什麼呢？他覺得我成長過程裡頭，有哪個是可信的？就沒一個可信的，有機會就是要害命的，他自己也是這樣得的天下。
厲害的朱元璋，不是這條路子，可是他又知道像農民、流寇那樣不行，不節制，他又懂得治理，所以你們看，他打下一個地方，就用儒家那一套，利用儒家來治理，利用當地士人，當地士人他都要把他收攏起來，所以他叫且戰且治天下，以儒家思想為指針，薄賦輕刑，務在恤民，「不嗜殺人，布信義，行節儉」，他自己說的。這套都來了，他都會用。薄賦輕刑、恤民、不嗜殺人，他尤其特別講我不嗜殺人，我布信義，我說到做到，對老百姓行節儉，這些都來了。因此，從某一方面來看，包括像陳捷先老師書上寫的，就會看到漢人得天下這是應該的，他能夠用這套，行特別儒教這一套，那反過來講，我說他是利用儒家，他骨子裡有另外一個東西，就是非常本能性的、人類那種生物本能的充滿機敏、狡詐跟靈活聰明的那個東西，那是他的一個核心，這點你們看吳晗的那本書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很有趣，中華民國這邊寫的會是他儒家的那一面，吳晗那邊寫的就是他農民起義的那一面，兩面都要看。
以朱元璋和漢高祖都是離儒家非常遠的，這樣得天下，尤其是朱元璋，擺明的利用。治軍極嚴、御官極嚴，運用、不信任儒者，自己也缺乏素養，尤其缺乏仁心，就是私心重，他指導的核心是非常本能性的聰明才智，最後諡號叫做「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這個是很有趣。前面講他的治平，尤其他自己說我不嗜殺人，我能夠布信義，「朕獨無所恃，惟不嗜殺人，布信義，行節儉，……，初與二寇相持……」這些東西，別人評他暨引用他自評的東西，就是「天授智勇，統一方夏，緯武經文，為漢、唐、宋諸君所未及」，他是「沉幾觀變，次第經略，綽有成算。嘗與諸臣論取天下之略……」。所以他是非常沉靜，還有另外一個東西，就是老謀士朱升教他的，就是「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這很有趣，他看到形勢對了才出手，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他「緩」，他讓你們這些人去稱帝稱王成為靶子，所以他是形勢到了才出手。毛澤東後來非常欣賞這句話
//他的體制裡頭有兩個成分，一個是儒教體系，另外一個就是他核心有一套另外一個就是人非常本性、本能的東西，就是私心重，事情要掌握在自己手裡。//這些開國大帝非常麻煩，毛澤東也不知道殺了多少人，反過來講，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其實並不是說他們天生殘忍，也不能這樣講，你要從他們的背景出發就會知道，他們一輩子看到人，對人性的估計跟我們不一樣，對於政治權力的估計也不一樣，這是其一。而且當然也是一輩子殺上來這種東西，他有他的猜忌，也有心理上的問題；另外一方面，所有這些巨大的、可以說是帝制型或帝國型的君王，包括像是回教的或者基督教的東羅馬帝國，都會看到他都必須要高度的中央集權跟許多的整肅，不是偶然性的，尤其在古代，不容易把這些事情弄好。朱元璋專制的極點就是廢相、獨裁，只剩下六部尚書跟九卿：吏、戶、禮、工、刑、兵，加上督察院、大理寺跟通政司。因此內閣權重，太監用事，這些九卿，事實上主要是七卿，後面兩個比較弱，大理寺前的比較強一點。內閣權重，然後就是有一個外廷。那為什麼會太監用事呢？就是因為廢相之後，中間沒有一個統領的人，以前古代的宰相經過外廷的討論之後，大部分的事情可以直接出令的，廢相之後，大部分的事情都沒辦法直接出令，一定要向皇帝請旨，皇帝哪有那麼大的力氣呢？所以小皇帝像神宗，有時候他就是看著司禮太監，當時就是馮保，另外就是外廷的首府，原本沒有首府的，到了中葉末期才有首府的，張居正，這個兩邊。因此它的型態上，就是一定要有幫皇帝來批的人。你到萬曆年間就可以看到，太監為什麼有力量？事實上明代的太監一直是一個問題，這跟廢相有直接的關係，中央的官制，廢相私心之大者，文武分頭，軍權掌於官之手，諫官無所用，錢穆先生從傳統的政治，一個比較理想的儒家政治來看的時候，就會認為明代的政治是有很大的問題的，它失掉了那種儒教原來希望天下是掌握在正人君子，而且皇帝是要比較有公心、無為而治這樣子的態度，反而皇帝把權全都掌握在手裡，這是一種私心、私人，環繞在皇帝的周圍會先會產生一個私人的太監，然後後來這些太監會控制旁邊的這些官僚集團，造成明代的政治之壞就壞在這個地方，所以明中晚期之後，最大的一個問題在於以太監為中心，尤其是司禮太監為中心的這些人，他們會控制著朝廷，跟一些同流合汙的傢伙，反過頭來跟整個外廷做鬥爭，明代基本的格局就變成，原來所謂正人君子的儒教系統跟私人的系統做鬥爭。這個格局事實上是明太祖所造成的，一開始就是私心重，權力要掌握在自己的手心。
以下將分析明代核心政治團體的運作，及由之而擴散出去的明代政治基本運作方式。任何政治體都有其核心運作團體，陳寅恪先生研究隋唐制度時最看重關隴集團，懂得關隴集團的政治運作，才能知道整個秩序體制怎麼建立。[24]而朱元璋統治集團的核心運作基本上以淮西武人為中心，像胡惟庸、徐達、常遇春、李善長、湯和、胡大海等名臣猛將都是淮西人，有強烈的人身依附和關係政治，是為權力中心。中國歷代直到國民黨、共產黨都沒脫離「天下是打出來的」這個過程。毛澤東說「槍桿子出政權」，像中國這麼巨大的體制，至今的建國、立國方式從不是以選舉選出，或像歐盟這種由一些國家合併的方式產生，而是征服群雄出來的，這決定了國家初起的基本性格。天下為何是打出來的？有很多複雜的歷史原因，大體而言，元末群雄並起，這稱王那稱帝，當時元還在都城，要締造體制，仍要有核心的武力。這武力要嚴於治軍，同時懂得治國，每到一地就讓百姓安居樂業，明太祖如此，清初如此，中共也如此。因此他控制的範圍從根據地安徽一帶一圈圈擴大，慢慢納入江蘇等地。
朱元璋重建新體制的過程中，有很強的人身依附、關係政治，法家心態，還做了不少扭曲。他有勢力中心但又要天下化。當時的局面很難不在北邊守重兵，而放給其他人又不放心，因此分封包括自己子姪在內的二十五王守邊，這當然會給人一個「家天下」的感受，但這樣講也不太恰當，因為明太祖是把天下當做家來運作，更正確地講應該叫「家父長制」，以農業國家跟家父長制為核心。封建與郡縣並行，用封建守邊塞和險要之地，尤其朱元璋定都南方，北方派諸子守土，預防蒙古再入侵。其作法嚴格來講不能說不是家天下，傳統上說三皇公天下，五帝家天下，但明太祖的作法是個擴大的家、將天下為當作自家土地財貨來處理。[25]
控制軍隊與清除任何可疑勢力：洪武體制下的明代軍權分兩方面，朝廷的兵用衛所兵制，將軍不直接統屬，有一些將軍，一批一批將軍；另外一個，真正能夠直接掌握軍隊的就是他的兒子或者他的養子，最主要是他的兒子，二十五王守邊塞，結果這就是後來的靖難，燕王之所以能夠回來亂的根本原因，是因為北方這幾個守邊塞的，尤其是對付蒙古的這幾個王特別有力量，尤其是燕王。這當然也是他沒有算到，所以後來皇太子死了，是皇太孫要繼位，他為了鞏固勢力，大殺功臣，同時造成他的其他諸子不服。這其實就是因為他私心重的緣故。如果說一開始有比較好的制度，不是說都讓這些兒子掌權的話，不至於如此。雄猜之主，後期之恐怖政治，這個吳晗講得特別的多的，這個很恐怖。朝臣早上上朝，晚上能不能回來都不知道，動輒得罪帝意。為什麼呢？他要把任何能威脅到皇權的勢力全部肅清，任何將來可能構成禍患的東西提前把它幹掉，譬如說像幾個大案子，胡惟庸案、空印案、後來的藍玉案，這幾個大案子下來，一方面是清除勢力，一方面是把地方上仕紳比較有勢力的人，像江浙這一帶，因為江浙始終不太聽他的，一起清掉，非常可怕，極力鞏固皇權跟中央政權，重視穩定的皇位繼承。Farmer特別講，就他一定要嫡系、嫡長子，否則諸子會爭，廷杖大臣、廢相、設錦衣衛、大殺功臣、懲治貪贓枉法。
跟士大夫的關係也是家父長加法家式的。他運用、培養、嚴管嚴教又不真正的信任士大夫，像國子監，那裡面管的極其嚴厲，動不動就痛打一頓，犯了其實不是什麼很嚴重的一些規矩都打，還有流放、還有殺頭的，這是培養所謂國家的官員的所在，這可以參看吳晗的作品。提倡貢舉，又有學校，用貢舉來收攬天下人才，又利用士大夫跟綱常儒教，他不太信任地主、官僚、士大夫，但他覺得綱常儒教是有利於他的統治的。官方正統思想是三綱五常及儒家的宗教，而另一方面來講，不光儒家，還有三教合一，他也運用佛教跟道教，還有另外一個所謂中國傳統的宗教信仰，就是民間信仰，現在叫民間信仰，其實是傳統信仰，用城隍來監督官員，做官的都要到城隍廟去拜，認為城隍是宗教上來幫助他穩定秩序的。他尊孔、尊道學、尊朱子，然不喜空言與容易腐化的學者與文人，尊聖君之領導。所以，作為政治跟社會正統的的明初朱子學，所以太祖的儒教立國藍圖，是強調了綱常、禮教、名教、士庶、上下尊卑、官學、四書五經大全，但是讀書人常常反對他，不喜歡這些東西，所以他三聘吳與弼不就。明代前期的學者往往有一種反官方的態度。
宦官對明太祖來講是家奴，因此他不讓宦官真正掌權──宦官掌權是成祖以後的事──但又不能不用。他也曾設立錦衣衛，確實是用身邊人。此因洪武體制權力的核心是集權中央、集權皇室。皇室必須用一些人幫忙辦事，最方便的就是宦官，清朝人不需要這樣，因為清朝是部族政權。朱元璋是雄猜之主，他的猜忌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合理的部分在於，如徐壽輝等許多紅巾系的領袖都是被部下所殺，並取而代之。下層出身的將領普遍抱著強者為王的思維，他最大的對手陳友諒就曾先後將他上面兩個人殺死取而代之，也難怪朱元璋會猜忌。另一方面，有些地方他實在猜疑過度，包括聽到「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就懷疑別人諷刺他當過和尚，禿頭，把人處死。[26]關鍵的問題是，他是要極力鞏固皇權跟中央政權。洪武體制跟宋以前中國政治最大的不同，是中央集權，且集中於皇權，這造成很大的不良影響。
與人事上的封建加法家式控制相應的，財政上是封建農業化的財政。其財政又是希望由地方上供給，它的軍隊是要讓地方上、各地的州縣幫忙供給，也要靠所謂鹽引或商人幫忙供給，所以它的財政是很特別，沒有辦法有時間仔細講，黃仁宇講得很精采，絕對是一個前現代的、利用封建體制的東西。因此，許多的學者觀測到的、觀察到，它具有封建性的、儒家性的是成立的，但另一方面來講它又有法家的中央集權、私心比較重的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廢相是千古大事，秦漢以來歷朝均設相，而且相的地位很高，這是傳統中國政治。頗類似東家跟掌櫃的關係，產業是東家有最高統治權，實際操作是掌櫃，掌櫃就相當於宰相。中國民間直到近代都是東家讓掌櫃管事，掌櫃管不好就換個人管。這是較好的政治。廢相後變成東家自己管，問題就來了，在錢穆先生的書裡講得很清楚。[27]另外，元朝敗在非嫡長子繼承制，從忽必烈以降就是諸子爭位，皇室鬥得太厲害。朱元璋看到元朝如此，就非常重視嫡長子繼承制。但他處理得也不是太好，後代先後發生了靖難、奪門之變。洪武體制的長處在於高度集權中央與皇室，因此不再有唐代的軍閥割據或外戚專權，也沒有如宋代的嚴重黨爭，但缺點是中央的皇室容易腐化，尤其中葉以後。
這種體制的基本性質，可以說是中國原來儒教舊體制，面對新時代的局面，而呈現進一步集權中央的需求。錢穆先生與多數史家均大力批判了這種更進一步的集權中央與專制獨裁。但明、清袁世凱、民國時期的國民黨，乃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全是集權於最高中央。若六百多年來都是如此，似乎表示這體制也有不得已的原因，不光是私心，必須進一步分析。雖然錢穆先生所批評的私心是有道理，朱元璋過分疑忌，功臣屠戮殆盡；傅衣凌也說他殺太多功臣，最後無人可用。[28]然而與此同時，他也心心念念企圖鞏固此大格局。洪武體制跟中國歷代都是集權中央，之後一路專制至今。是否有體質與體制上的原因？必須深入研究。中國大陸至今不敢放權，因為國家太巨大，一放就亂。
明代政治的核心問題其實就是私心重、廢相，構成政治的集權，而集權在一個不理想的狀態，他天下的情況其實是分權的，分三個，把政府分成三個，集中在他手上。把軍權、行政權、監察權分立，監察權本來諫員是要諫皇帝的，他變成主要來司察百官，不夠，後來還有東廠、西廠來監察百官。吏、戶、禮、工、刑、兵，六部尚書加都察院為七卿。再加大理寺與通政司為九卿，督察權力很重大。五軍都督府及衛所制/﹝48：27﹞/。都察院，下設若干監察御史，負責監督各級官吏。這個情況底下會構成什麼呢？就是集權於皇權的中央，然後各部沒有辦法自己做最後的主張，所以內閣會權重，而且造成我們剛剛講的不好的一個/權能﹝49：12﹞/方式，督察院反而負責監督各級官吏，所以你讀錢先生《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裡頭，對明代的批評是很深的。
集權中央──尤其集中皇權──又無宰相，其中的問題錢穆先生已經講的很詳細。明代皇帝全都要管，朱元璋的方式是讓軍權、行政權、監察權分立。五軍都督府和兵部分管軍權，其餘五部掌部分行政權，都察院掌監察權。讓軍權、行政權、監察權分立。吏、戶、禮、兵、刑、工六部不統攝，以吏部為首，要管文武百官的置處。各部首長不相屬，全都直接聽命於皇帝，全國政務由皇帝總其成。通政司則是因為廢相後，很多事情各部門不相通，必須使皇帝的奏摺批下後週知百官各部，因此需要一個新機構。另外還有大理寺，掌管與審核刑獄。還有六科給事中可以封駁詔書，參與廷推、廷鞫，位卑而權重，這是中央官制。
明成祖對此有進一步改變，這也使他更進一步集權，宦官的問題也從那時開始爆發。……
//地方的情況是大官多，小官少，疊床架屋。事事仰承，不夠信任基層。他改行中書省為承宣佈政使司，進一步集權中央，事事必須秉承朝廷意旨，而且地方上又三分他的權力，這些事情都表示明代是一個集權中央的狀態，對於地方有層層節制，因此地方當然不能好好的展布。
地方行政則比照中央的三權分立，也分成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揮使司，分掌行政、司法和軍政，合稱三司。因為重視民生，還特別看重里甲、黃冊、魚鱗冊等制度，這是「六百年未有的善政」。[29]
明代整個體制中央官太多，地方小官少，頭重腳輕，並不合理。然而同時也顯示了明代國家制度的基礎和運作原理，與其說是靠官僚體系，更多地是建立在漢族倫理與父系社會的宗法之上。這情況直到清末依然如此。因此像嘉靖年間因世宗朱厚熜生父稱號問題而引起的「大禮議」之爭問題就很嚴重。因其不只動搖皇家，動搖的還有整個天下秩序，如同在今天討論憲法問題一樣，反對世宗以私心稱其生父為皇考的所有官員，均被罷黜。傳統的儒教倫理就像今天的憲法，上面一亂，底下千家萬戶的繼承都要亂。[30]太祖管理方式是用家父長式的大誥、大明律嚴格管制百官與天下，又大殺功臣，行恐怖政治。與士大夫的關係是一方面重用培養，一方面又嚴管嚴教。他運用士大夫、綱常名教與宗教信仰來統治，但對這些也都不真正相信。他一方面大力推崇三綱五倫與名教、禮敬宗教，命令各地設城隍以監督地方官員。但官僚體制、綱常名教與宗教信仰之上，最後更重要的是自己或皇帝的監督領導。明太祖尊孔、尊道學、尊朱子，不喜歡空言腐化的學者與文人，重聖君領導。他推崇儒教、綱常禮教、名教、士庶、上下尊卑、官學、四書五經大全……。這些作法讓士大夫既接受又反感。因此做為明代儒教國家中堅的儒生們，對政治往往是在順從與批判且反感中擺盪。他們對太祖如此，對有篡位問題的成祖更反感。因此直到明末，士風就跟政府始終是對立的，官學正統跟民間所尊所好也始終不同，但又因為士人的身家性命必須依靠政府，不得不為其所用。方孝儒對明代專制政治的深入批判是中國史上非常重要的論述，因為這樣的君主專制會產生極多的問題。[31]
洪武體制以儒教，三綱五常、宗法、倫理立國。明代的一個重要做法是使人人都能祭祀自己的祖先，擴大老百姓能祭祀的範圍。起初要當官才能立家廟，洪武時期允許庶人祭祀祖先三至四代。嘉靖之後，因大禮議所引起的祭祀宗廟變革，大幅加速了宗祠的平民化。中國近現代所謂的宗族社會，其實是從十五、六世紀開始大規模推行，到十八世紀才真正完成。清朝的台灣社會與整個中國社會高度宗族化，是明代推行社會宗族化的結果，其中還有道學家的推波助瀾。[32]明代的洪武體制非常看重每個村落、每個宗族、每個老百姓、每個農民的生活要按照以宗族、宗法為中心的秩序。不希望老百姓告官，最好所有事都在宗族裡解決。[33]所以洪武體制造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結果，就是使中國社會更進一步宗法化、宗族化以及小農經濟化。其里甲、黃冊、魚鱗冊制度及有意的剪除豪強、壓抑官吏，在明代早期造成了平鋪化的小農經濟，讓老百姓都能維持溫飽，並靠宗族與里甲達成高度地方自治，這個型態一直維持到清末。如梁啟超就說，清末的中國社會基本上是以宗族為中心的高度地方自治。[34]直到中共人民公社的時期，在地方上的生產隊伍依然可見到明代以來里甲與宗族組織的存留。
//里甲是110人為一里，每10人為一甲，為什麼一十人呢？每一甲中間要有一個有錢的人做代理人，所以十一人，他們輪流的，每一年一輪，十年為一輪，來管理地方上的事情。甲有甲長。這個東西一方面讓地方安定，另一方面也構成全民的監察系統，這個發揮了很多，就是說有任何不法的事情，都必須要向上級稟報。所以一方面是地方自治，可是一方面是其實是一路聯繫到中央的一個控制系統，這個系統你說是不是農業社會一個進步的系統呢？一定程度上來講也是，不能不說是，可是另一方面來說，它的根源似乎是把儒家進一步的法家化。我認為明太祖的儒教系統是法家化的系統，這種層層控制讓我們想起了秦始皇，一路控制到每一個基層的里甲，本來儒家並不這麼控制，所以這種法家化的傾向是滿重要的，這跟更多的集權中央有重要的關係。/所以Edward Farmer地方自治只講了一半，還有另外一半，就是它不是真正的儒家的地方自治，它是一種被控制、法家化的地方自治。
//太祖創立的是一種二元系統。一方面是儒家的、儒教的、宗族的，另外一方面是法家的、中央控制的、中央集權的，它真正是一個高度法家化的儒教的東西。法家化的東西反而使他產生很多僵固，包括後來無法轉型，跟它有很大的關係。因為這個法家是控制型的，而不是真正發展型的。它不是像資本主義國家那種，官僚體制是為資本主義服務，它不是的，它是控制的。這種控制型的東西，當它一大的時候，反而變成貪官汙吏的溫床。家族反而是地方上生存發展很重要的因素，所以變成兩個東西同時存在，管理的方式是法家化崇上抑下的倫理，一方面利用漢族倫理，所以它是尊孔的、祀孔的父系社會，但也有嚴重法家化的情況，大誥、《大明律》對官吏與親貴等管理進行嚴格規制，大殺功臣與「恐怖政治」。
洪武帝的這些毛病，其實他的皇孫建文帝是很明白的，惠帝是後來的諡號，很晚，惠帝是要到差不多南明的時候才改諡，原來是叫建文帝，那跟大家追懷他有關係。他改變他的祖父過分重視集權與軍事，過度依賴周圍的私人團體，重視文官體系也不重視儒學，當時號稱仁君，用了一些很不錯的讀書人，像方孝儒這些人，惠帝後來當然是被靖難明成祖所篡，不知道是逃走還是燒死的呢？但是永遠為後世所紀念，所以明代一直是很懷念建文帝的，民間一直流行著很多傳說，甚至於傳說建文帝為了避免生靈塗炭，所以最後主動讓位給他的叔父，包括這樣的講法，很流行，所以明代對於建文帝是很追懷的，這就是表示說其實大家覺得他是仁君，而且他是要改變明太祖許多不當的做法，我們上次說過了，過分的法家化、集權化、私心自用的做法。結果很不幸的，永樂帝，就是明成祖，明成祖也是後來的諡號，明成祖是大禮議之後、嘉靖帝改諡號叫做成祖。明代變成兩個祖，一個是太祖，一個是成祖，這兩個最重要的建立朝代基本體制的祖宗。
明成祖的改變是，表面尊崇祖訓，然而私心更重，因為他的得位更不正。所以明代初期中央過度極權、私心重，而且進士、翰林、八股，這些都過分的控制，就變成所謂的八股取士，所以明代政治有一個很大的問題，簡單的講，這跟明太祖、成祖得位的方式、猜忌的方式、高度的集權中央，這個縮起來的東西與其說是儒教的，更不如說他摻入更多法家的、私人的心態，他的八股、科舉、國子監、用人的那種方式，整個都有這樣的趨勢，反而是後來解放了很多儒家的東西、宗族的東西、市場貿易方面的東西，所以我的解釋一方面接受Farmer，一方面跟他有所不同。
成祖奪了天下之後，他是以建文帝變亂祖制，而且旁邊有不當的這些朝臣，變成以「清君側得靖難」的這個名義，所以他即位之後，就改成另外一種態度，他表面上是要尊崇祖制跟祖訓，但其實私心更重，因為他得位不正，所以他更要用他一些私人團體，包括他更進一步重用宦官以及許多從龍之士的軍事將領。他用這些軍事將領，又怕如太祖初年軍事將領同樣的跋扈，給予他們的名號往往是作為監軍，不讓他們真正統領常備軍的，所以他變成中央要用我的一些私人來控制，對這些私人也不真正的信任，這個就跟建文帝很不一樣。誅方孝儒十族，當時人說天下讀書種子滅矣。方孝儒其實代表一種新的、比較合理的政治上儒家，而且還帶有民族化的傾向，當年沈剛伯老師寫過一篇文章，[35]方孝儒的政治思想非常進步，他有很多近現代這種重視人、重視法治的一些……類似，當然不可能像我們現代的民主，但值得我們注意。明代與這些儒者的關係極壞，卻又極力利用，這就很麻煩，因為基本上他是一個儒教體制，又極力利用他們，崇尚程朱、編四書大全這些種種，成祖不但沒能夠好好的繼續建文帝那個讓明代政治比較合理化、往良性方面發展的體制，反而進一步的繼續他這種二元性、內在對立的一種體制。這個是很不幸的一點。這也就是近一步造成明代腐壞的原因，諸位也都知道，明代的皇帝很糟糕，一般來講，明代的皇帝遠不如清代的皇帝，奢侈淫逸，然後被宦官所挾持、不理政事，明代的皇帝真的很糟。
尤其是中葉以後的，這些毛病就種因於明太祖和明成祖過度的私心跟集權，搞成一些私人的小集團，最後反而被這些宦官所控制或者所敗壞、所教壞的關係。可是另一方面來講，號稱永樂大帝不是偶然的，他五征蒙古，他就死在六十幾歲最後一次征蒙古返回的過程當中，可見這個人一輩子的動能不得了。七下西洋，諸位知道一直遠到今天的非洲東岸這個地方，還下來，那他維祖訓、伐安南、設交趾布政司，把越南、安南重新變成中國的一部份，造成災難性的後果，因為事實上是很難的，已經違反當時歷史上的發展與現象。他將貿易跟外交拓展到亞洲內陸和中亞、哈密、吐魯番、兀納失里這些地方，拓展到哈密、兀納失里，這些地方都成為朝貢的屬國，換言之，已經開始經略新疆了，跟帖木兒帝國交涉，當時帖木兒帝國興起，要成為新的成吉思汗，和明這兩大帝國中間有許多複雜的關係。成祖大力培植與中亞數十國的關係，分治跟羈縻西藏，他不承認西藏世俗的領袖，反而是承認他許多不同教派的領袖，開拓與女真、日本的關係。舊韓國時代應該是在後的，對不起。韓國是一輩子感念明代的，但時間要應該要在後面，韓國人對於明朝是很……因為日本征韓的時候為明朝所救，不過那不是在明成祖的時候，但是當時他已經開拓跟韓國的關係，所以它是個外向性帝國。
//綜合的說明太祖所建立影響深遠的洪武體制，基本上是一個透過激烈的鬥爭，從農民的起事出發的，也充滿猜忌的、鬥爭的這樣一個政治的源頭，那麼在這個情況底下，他用法家的控制，用士人的控制、用諸王的控制，另外一方面，又利用儒家、使用儒家，他們利用也一定程度上相信，所以可以說是這樣一個二元合流的體制。這個體制不能簡單地說是儒教的體制而可以稱之為劣質的儒教，要不然可以稱之為一種儒法混合的體制。明代初期的儒者都跟朝廷搞不好，有兩個原因：一個是他們還追念元朝，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他討厭朱元璋這一套，不喜歡這一套，覺得這個東西都是一個幌子。明朝的讀書人，尤其前期這些儒者跟政府一直是對抗的態度。
洪武體制基本上是個儒教體制，但不是合格的儒教體制，確實是較農業經濟，但也不純然只限於農業；確實是相對較保守，譬如有海禁，也禁止子孫向外擴張，如遠方有些不適合征伐的「不伐之國」，但也不全然如此。那麼它核心的狀態到底是什麼儒教體系呢？很難找個恰當的詞，只能說他是個較劣質化法家化的儒教體系。第一，是領導水平低，這跟朱元璋的出身確實有關，他自己的文化水平相對低，因此非常努力學習，他也知道，沒有儒家這套無法有效統治整個社會、國家。但他本身對儒家的理解有很大的限制，因此有很多做法其實是把儒家法家化，把儒家的綱常名教當作可治天下的規條，然後成為嚴刑峻法，要人人遵守。這就使得他的治世僵化，且也使上下尊卑變得非常嚴厲，事實上是儒家有點法家化的傾向。另一方面，他的私心很重。其中的關鍵大概就這三個層面，最後一個是結果。
也就是說，大體而言，首先，這種儒教體系喪失了儒家原始的精義。當君主私心重時，就不能跟人民共享，宋朝是和士大夫共治天下，至少是儒生自願接受這個體系；而在封建先秦時代，也有一種讓所有族人共享的機制，當然這個族群的範圍往往跟國家重疊，但不是說只有君主自己的這群人。其二，領導水平低的意思是，整個儒家文化背後運作所需的那種較精緻、互相以同情心、同理心對待的地方少很多，本身帝王的教養也出了問題。因此最後結果，就是士人不太認同明朝的格局，士大夫跟政權往往自始就有點對著幹的味道，但又不得不被政權所用，往往是一手拿著劍、一手拿著利祿，一定要士人為他所用。因此明代政權跟士人的關係始終不太好，領導中心就變成先是親王，後是親屬，甚至宦官用事，到後來就變成私人小集團，又始終嚴刑峻法。最重要的大概就是跟整個士人的關係變成有點「刻薄寡恩」的味道，反而對老百姓較注意。
這樣的儒教體系值得進一步去思考一個問題：洪武體制大概是中國後來六百多年的制度基礎，當然今天講到清朝時，會有阿爾泰學派的修正，加進滿族的部分，不過就國家主體核心部分來講，是以此為中心。[36]但這時整個運作的儒家體系已經劣質化、過度中央集權，領導的水平本身不足以去領導士人，因此會使得士大夫跟君王間有明顯的隔閡，這層隔閡就使得整個儒教被利用、操作──雖然並不完全，因為整個儒教有它自己的生命。要瞭解中國傳統政治的一個很關鍵，就是必須瞭解它的政教性，也就是政治跟教化體制。在明朝來講，也可說明代的政治跟教化體制都較劣質化，這樣的一個政教體制，事實上很難應付新興的局面，因為明代的這個局面很重要的一個特色，就是開始碰到新興的世界局勢。包括西方勢力逐漸前來，大量社會、經濟、新興的活力、城市化、貿易、新興的生產方式、生產關係，都使得傳統儒教受到很大挑戰。若領導水平不夠高，本身很難應付這些挑戰，再加上又有制式僵化問題，應付的就更不好。
明代是不是只是一個以漢族農耕為中心的王國呢？其實也不盡然，過當，他其實有一定的興趣，雖然明洪武年是禁止海上活動的，而且讓貿易僅於朝貢，所以它確實是不太喜歡這樣，可是另外一方面來講，也不完全，必須說它是一個以這個為中心，企圖維持一個秩序的系統，他是不是漢族中心主義？也不然，因為它其實也明白的讓蒙古色目人和漢人通婚，所以照Edwrad Farmer的講法，過當。///所謂漢族農耕中心王國，所謂對於這些並無興趣……這些種種，我說這不是它的原始意圖，Famer的講法過當。而且，明代對於西南、東北的開發遠高於前代，華南又進一步的開拓。而且說它是漢族中心也過當，因為明代中年其實對於蒙古人還有異族有頗多重用的，所以大體看它的外貌，也不能說他講得不對，所謂靜態的、儒教的、上下等級尊卑的，也不能說不對，更細部的看，裡面有很多的變化因素，簡單說就是如此。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就進一步地看洪武體制建文帝跟明成祖改變的問題。/西方學者認為洪武體制是是漢族中心。這看法也有些問題。明代固然是較為漢族中心，但也不盡然如此。如明太祖即位時也稱元代的統治是「大漠起真人」，承認元代的統治。不像國民黨革命後本於民族主義否定元、清兩代，稱之為夷狄。從儒家的觀念來講，誰有德有力就可得天下。明朝人初期的夷夏觀念頗為淡薄，明興百年之後才有明顯的改變。
洪武體制是高度集權、重地方自治、軍隊秩序與監察官吏，而且有嚴明的祖訓。雖然明初有成祖的篡位、大殺官吏功臣，但仍相當穩定，且為人稱羨，老百姓安居樂業，早期也出了三楊等名臣。成祖自認繼承祖訓，一再說自己的得位不破祖訓，在這個基礎下，他做了一些有限的變化。故《明史》說朱元璋：
懲元政廢弛，治尚嚴峻。而能禮致耆儒，考禮定樂，昭揭經義，尊崇正學，加恩勝國，澄清吏治，修人紀，崇鳳都，正後宮名義，內治肅清，禁宦豎不得干政，五府六部官職相維，置衛屯田，兵食俱足。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太祖實身兼之。
此文言簡意賅，囊括了前述的種種基本措施。「至於雅尚志節，聽蔡子英北歸。」是說尊重、尊崇這些遺民仍效忠元朝。
晚歲憂民益切，嘗以一歲開支河暨塘堰數萬以利農桑、備旱潦。用此子孫承業二百餘年，士重名義，閭閻充實。至今苗裔蒙澤，尚如東樓、白馬，世承先祀，有以哉。
意指因為太祖的這些作為，所以他這一家仍能祭祀，延續至今。這對話對於現代人而言多餘而費解，但此重大文章以此結束，其實表現了古人與洪武體制中深層的政治社會概念。古人認為天下必須有個領導的家，個人的作為不是當生而止，子孫要得其禍福，不像現在，死了一了百了，子孫的事與我何干？古人不這樣。家是中國古代社會的關鍵基礎，人之所以勤儉努力，重道德、重儒教，是因全家都會因此受影響，祖先也會因此被稱道或羞辱。古人的存在方式是以家族為中心，和現在大不相同；西方人的存在則以基督教維繫，若無上帝的嚴格管制，人就無所不為。明朝有天子之家為統治，要建立天下一家的大秩序，下有千家萬戶、一個個宗族，一層層儒教倫理，整個儒教倫理是統治核心，宗法、倫理儒教在前期基本上成功。
然而中期後──照傳統史家的講法──祖宗法制敗壞，綱常禮教頹敗，庶民不再被重視，貪官汙吏橫行，吏治不再清明，士大夫不再有恥。中葉後亂政，奪門之變、憲宗失政，寵幸貴妃、宦官，武宗設豹房、敗壞體制。同時，官吏奢侈淫逸，加上城市化的興起，崇尚新型態生活，如晚明士大夫家裡往往養個班子唱崑曲，文化上非常精緻講究，明代士人──尤其江南士人──的居家佈置非常優美。但基本上，前期的那種剛強富盛、嚴格，全都逐漸消逝。[37]
貳：明中葉以降的變局
明中葉後，一方面朱元璋留下的洪武體制本身有太多限制，不易變化，加上領導中心的能力──皇家能力不足、更不要講宦官的水平──也有問題，因此可說是非常困難地維持，這也使得它的崩潰較早到來。底下講清朝時，會發現清朝人在這方面有些問題是類似的，因為中國的政治是權力往上集中的政治，因此中央領導的水平非常關鍵。這是大體的情況，私心重、事情要掌握在自己的手裡、不尊重賢德之人、文武分途，軍權掌於皇帝及宦官之手、諫官無所用，官僚體制疊床架屋，事事仰承上意，不夠信任基層，是法家化、崇上抑下的綱常倫理，雖然運用也培養士大夫，但卻是嚴管而不真正信賴。士人與王權長期對立，明成祖只表面尊崇祖訓，私心更重。
所以明代留下的問題就是個禮法化、更加框格化的中國，與新興、帶一點資本主義的、商業文明的──至少是商業的，不要用「資本主義」，這很難措辭──及城市化的對立，而且是禮法對於自由跟享樂、情慾的對立。因此明代一方面禮法好像越來越嚴，但另一方面，明末時對自由、享樂、情慾這方面的發展，反而更為高漲。這種對立本身就蘊含了極大的危機，因為良好的體質，若領導的人眼光夠好，士大夫階層能跟王室有適當的關係，會較能順利地──至少相對順利地──處理這個問題。如王陽明本身事實上就有許多開明的觀念與新想法，但這在明代都不存在，因此這種二元對立的突顯，事實上也更進一步顯示了這個劣質化儒教體系的失敗，到清朝都必須繼續處理此一問題。
一、 政治與經濟的變局與新發展
甲、祖宗法度的敗壞（明代的立國規制的頹廢─綱常禮教、重庶民、抑貪官污吏、吏治清明、士大夫有恥）
乙、中葉以降的亂政：奪門之變、憲宗失政(皇莊、萬貴妃、宦官)與武宗失道（豹房、劉瑾、敗壞禮制）。世宗大禮議，皇帝消極，與官員對立。
丙、黃冊、魚鱗冊、里甲與衛所兵制的頹敗
丁、商業文化的興盛及其對於舊秩序的挑戰：冬（太祖靜定之禮制）、春（15世紀中葉起）、夏（16世紀中葉起）、秋（末業）（T. Brook）；保守性政教與中葉以後的新經濟（Edward L. Farmer）
i. 明太祖的農業化漢本位保守體制
ii. 農業生產力的大幅提升與商業的發達
iii. 城市經濟與文化的高度發展：明中葉以降社會風氣的大改變，禮制的破壞，新價值觀。[38]起於江浙，嘉靖之後普遍。。「嘉靖以後，社會風氣的變化愈趨劇烈且相對普遍。而風氣變化之原因，主要在於政治綱紀的敗壞與商品經濟的發達。」[39]
iv. 一條鞭法[40]
v. 風氣改變，官員薪水不夠，普遍斂財。
vi. 無法變成資本主義的原因：Mark Elvin 「高水準均衡陷阱」、王業鍵 1封建土地私有制 2 國家抑商 3 宗法制度 4 缺乏長子繼承制。（駁傅衣凌等晚明資本主義興起說）
vii. 「洪武型財政造成「組織與制度的體系」仍未轉型，明清財政制度仍未具有「現代性的合理化」。（黃仁宇）20
i. 林麗月：「商業發展使商稅成為晚明重要之財政收入，貨幣經濟的發展也改變了稅收的徵納方式。」[41]
ii. 「晚明之消費行為時常是為了因應社會等級之普遍僭越。由於庶民僭越禮制，士大夫為了區別與庶民之不同，只好標新立異，從而創生新時尚與奢靡的消費文化。」[42]
就Timothy Brook看來，明代可分為冬春夏秋，明初是冬。[43]開國新氣象，總有一番春氣，這個比喻太從商品經濟的角度來看，所以是冬。從商品經濟的角度出發，洪武體制就變成了靜定不動的冬天了。
// Timothy Brook非常有名的作品，《縱樂的困惑》裡面所講的，就是說他認為明太祖所建立的體系，他稱之為「冬天」，冬天也就是萬物靜定在那裡，不生長的、比較不發展的，那麼這樣比較不生長、不發展的狀態裡頭，其實明太祖一廂情願的，乃至於少數的一些士人也認為是一個比較安定的狀態，可是隨者時間發展，情形就不再如此了，到了他所謂的「春天」，這個春天主要是從明武宗正德年間，從這個正德年間之後就有許多士人在那裡哀嘆，怎麼原來四民異業──就是士農工商做不同工作，上下尊卑清楚，社會秩序等級，包括衣服服飾，不同的四民應當要穿不同的衣服，傳統上來講，彼此之間有層層節制的禮儀──這樣子比較靜定的一個系統就慢慢受到破壞，開始有許多不那麼遵守禮法、不那麼聽從長上的一個狀態。再到了底下，「夏天」跟「秋天」的時候，就是會看到經濟越來越發達，社會的秩序越來越不能容忍原來相對靜定的一個結構裡頭，會看到更多的民變跟民亂，也看到所謂士商的合流，就是余英時先生寫的很有名的作品，《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講到中晚明以降，所謂士商很多地方合流了，乃至於新的講法叫做，四民異業而同道，傳統上來講，四民異業，他做的是不同的，尊卑是非常清楚的，士是四民之首，其他的農工商都要聽士的領導的，而且認為商人是末業，農才是本，因此商人一定要加以適當的抑制，否則會破壞社會秩序。因此在服裝上、飲食、用度、居室，各方面上來講，照傳統的禮制都要有一定的限制。
明代是亡在什麼？首先是亡在張獻忠跟李志成，這就是農民起義、流寇，老百姓活不下去了，所以明中末葉之後的民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這裡頭所產生的許多亂世，照傳統的觀點來講，這是跟政治失序有關係，那從另一方面來講，Timothy Brook也說，因為新興繁盛的市場經濟、金融經濟、商業也增加了明朝財政的收入，也幫助了社會經濟的繁榮，使得明代因此能又延長維繫它生存的不少時間。明武宗正德前後年間，士人對於所謂理想的太祖朝時期或者明代前期那種有秩序的、穩定的世界，不過是一種溢美的甚至於不實的想像，他說其實也沒那麼理想，很多官員只是把古代儒家的理想跟太祖時期的一些東西合在一起，其實並非上上下下的秩序都這麼良好。
//關於明代中葉以後社會經濟發達這一點，現在有大量的研究，大陸上從早期資本主義萌芽一系列的研究，從傅衣凌先生以降很多很多，到現在大家普遍質疑他詮釋的有效性，但是承認他所發掘資料的廣泛性，它不是能從一個資本主義萌芽的觀點能夠解釋的，因為中國顯然不是一個資本主義的典型體制，但確實看到社會經濟高度的發展，這個是值得注意的。另外一個就是宗族社會的發達，這是值得注意的。另外就是銀錢的輸入，這個當代史就注意到了，還有貨幣經濟的使用、城市化的發達……這些事情。我們拋出了一個對於中國近代早期基本構造一個大的詮釋架構，這也不是我發明的，這是綜合了現在當代許多學者研究的一些基本觀點，核心的問題大概在這些地方，我所提出比較跟他們不同的地方，主要是在於我會更注意到所謂明代的立國體制到底是什麼的一個問題。那麼，底下譬如說我們會講到岸本美緒「後16世紀問題」的時候，你就會注意到，他主要是從一個世界史的觀點來討論晚明跟後來清代所面對的一個問題。那個觀點有它的有效性，可是有它的限制，有效性的觀點在於從世界史看到他所普遍面對的問題，岸本美緒所提出來非常有名的後16世紀的問題與近代國家三大問題，是怎麼樣處理國內民族、宗教多樣性的問題？怎麼樣統治動亂中所形成的社會集團而建立統一的政治制度問題？怎麼樣控制商業而實現既穩定又繁榮的經濟問題？你們要懂得這些問題，他所提出的是認為後16世紀的世界一方面是國際經濟、交通貿易大幅增加，另一方面是許多大型帝國的建立，不僅是中國，有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有蒙古在印度這一帶的帝國，還有俄羅斯帝國，所有這些大帝國都要面對這些問題，都要處理國內宗教、民族多樣性問題，統治動亂中所形成的社會集團、建立統一的政治制度問題，甚至從人身的直接控制，轉為間接的商業控制，這就是所謂統治體制的問題。這些看法有它的道理，但是這是從世界史普遍的觀點來看的，我會比較注意到明代內部作為一個儒教國家，它是如何自我統治的問題。因此，一般的、尤其國外學者會注意到的是一種世界史的、普遍比較性的東西，這個很重要，那我說就中國自身來講，你必須注意它自身的統治形態連續性問題，因為這種統治形態是從三代、秦漢一路下來的，你必須注意到它的儒教體制本身的特殊性問題，所以我在這裡講的，我會進一步分析說，明代的統治體制到底是什麼樣的一種體制？簡單的說，我認為整個從明以降的中國近現代史的核心問題會在於所謂禮法的中國，這是繼承幾千年中國傳統的那個禮法的中國，跟一個新興的社會趨勢中間的一個矛盾。這個問題到今天沒有解決，原來的禮法的中國，後來轉成一個共產黨的中國，或者國民黨的中國，它始終還是高度的從中央控制的一個中國。可是，另一方面來講，大家所呼喊的卻是一個商業間接控制的、民間力量都發出的、一種新型態以西方為模型的那樣子的一個新形態的世界，這兩個基本的矛盾始終沒有解決。這當然也就是黃仁宇的問題，黃仁宇一輩子就是奮鬥這個問題。所以他批判洪武體制，他從財政著手，認為那個東西是落後的、沒有效率的，沒有辦法能夠像資本主義數字化管理的……這些種種，黃仁宇這個觀點很有它的說服力，他是一個明史專家，可是新一代明史的學者越來越質疑這個觀點，認為說這種所謂數字化管理，就是直接把西方現代資本主義平移化過來的這個東西，恐怕就問錯了問題。中國的問題不應當是這種型態，因為那樣子的東西是忽略掉它背後種種文化的背景，像邱澎生這些新一代的明史學者指出來，就是說其實原來體制的運行有它的必要性，也不是那樣能夠轉換的，而且進一步研究明清經濟的發展，一直到晚清的經濟發展，其實它有自己內在體制性的東西，所以不僅是邱澎生，大陸清華大學的李伯重，研究明清經濟史最重要的一位學者，在在指出明清的江南經濟有它自己運行的機制，它是跟儒教結合的、跟宗族結合的、跟家庭結合的，高度的手工業化，其實台灣的經濟也是這種經濟。台灣的中小型企業是高度的跟家庭、儒家倫理結合的這種經濟，不是那種數字化管理的經濟。所以，黃仁宇所提出來，以資本主義化作為中國未來出路的那個道路不一定能夠成立，顯然到今天也無法成立。我也不斷期盼、重複的跟諸位講核心的這個問題，禮法中國versus資本主義化跟城市化的中國，因為資本主義跟城市化就是現代性的基礎，中國開始碰撞到西方的現代社會，那麼也碰到對它新的影響，這兩個關係是怎樣，到今天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我剛剛特別舉黃仁宇，黃仁宇的那個路子、那個想法，不見得能夠成立，雖然頗有見解。我一方面非常欣賞他，另一方面也批評，就是說中國的一切要走到數字化管理這個東西，確實是必須如此，那另一方面來講，不是這麼簡單。因為它沒有辦法脫離它原來那個禮法中國、儒家倫理跟政治體制的控制問題，否則早就解決了，威尼斯的服務業才十萬人，中國有一億多人，這不知道差到哪裡去，管理一個十萬人的城市，跟一億人大的一個王國，方法是截然不一樣的，你沒有辦法把那個方法就拿過來，簡單說是這樣。這個應當是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上內涵的核心問題，也就是像Timothy Brook和Farmer他們在寫這些東西，背後所思考的問題，也就是反映出基本的對立問題，我們從這裡介紹近現代中國的開始。那我又說明洪武這個禮法的中國其實是一個法家化、集權化、劣質化的，所謂的禮法體制，它本身內含深刻、二元性的矛盾，建文帝是想要改這個事情，可惜沒有改成，其實方孝儒的路子是對的，很可惜，非常非常可惜的，結果沒有辦法走上那條道路，可憐的方孝儒還被誅了十族，使得他扭轉了中國歷史當時本來應該往良性發展，因為開國之君有他很多限制。諸位要知道，開國的幾個朝代是最重要的，中國大陸現在也是一樣，毛澤東、鄧小平、習近平這幾個領導，有點像是太祖、成祖，不過鄧小平成功的扭轉了它的體制，這很重要，可惜建文帝沒有辦法能夠轉太祖的洪武體制的問題，反而被篡位的成祖回到它本身的那個限制性的體制，限制它未來良性的發展。但中國發展到明代，其實已經不能夠再這樣下去，不能簡單地在只是相對僵固化，必須要容納新的發展契機，結果產生這種二元的矛盾，這倒是西方學者很銳利的看出來的地方，那我說，但這些東西的發展，很多東西本來只是潛伏在他體系裡頭的，不是沒有，我一方面是接受他們的看法，也做了一些批評。
其實明代並這沒有這麼靜定，西方史家總說中國是農業文明，是因為和現代的商業文明對比，但中國其實沒那麼靜定，亦非西方在資本主義興起前的封建時代。太祖的「開中法」，其實就是用商人支運邊境各地所需的糧食。明太祖知道運用商人，但他怕商人過份坐大，因此也殺沈萬山，對商人是既抑制也利用。因此這個體制不能這麼簡單地看，Timothy Brook跟黃仁宇從現代經濟與文化的觀點出發，都講得太過。黃仁宇很同情武宗的失道，認為說武宗喜歡領軍、出巡塞外，有種年輕勇武之氣他不受禮教約束，是跟整個禮教體制對抗，才會被儒家化的史家痛罵。[44]在黃仁宇看來，武宗的精神意態大約很像早期的羅馬與日爾曼人，具有突破中國「僵化」禮教體制的意義。然而其實，明武宗確實是亂來，都他任意收稅、徵調，所到之處強徵民女，甚至出巡塞外也帶回數十車民女。[45]但黃仁宇認為這才有現代與突破精神。其實是非歷史的觀點，在當時是敗壞體制，歷史上也顯示，，武宗對明朝的體制與文化有重大的破壞。而且武宗是假勇武不是真勇武，如王守仁平宸濠亂，明武宗去參一腳，結果完全是胡整，只是喜歡做大將軍的姿態。讀歷史要以當時的體制來講，就當時情況而言，因為集權與皇室，整個政府缺乏足夠的制衡，這體制慢慢出現許多問題。
中國歷代都有這個問題，明中葉、清中葉都有，而且前面都有段時間施行嚴刑峻法，如雍正殺貪官汙吏便是。歷史上似乎不這樣不行，因為當時沒有更好的方式。以打天下的方式建國，難以避免權力的集中、壟斷以及隨之而來的腐化。中華人民共和國多久就腐化了呢？還不到中葉，現在就已經腐化。中國歷代就是一旦體制腐化，底下很快就要出事，中華民國何時腐化？蔣介石在民國十七年就說：北伐成功後，大家就要開始擴充權力。一般公認整個體制到抗戰後期就不行了。[46]因此不可只從現代資本主義、商業主義來看這個問題，因為在還無法取代原有體制之前，仍然必須給予舊體制與舊約束以應有的尊重。
商業發達對於洪武體制是很大的挑戰，而其中一個關鍵是推行一條鞭法。此法自嘉靖年間由傅漢臣倡議，桂萼、海瑞等人推行，最後由張居正於萬曆九年（1581年）推廣到全國，將原來的賦、役與其他各種徵收項目統一「計畝征銀」，變成以土地為單一標的之新稅制。[47]此法對於戶口流亡、里甲破壞的現實予以補救，對於無田的農民釋去力役的重擔，因改變歷代「賦」、「役」平行征收之形式，使兩者合一，並導致勞役制的消失。「役歸於地」為了換取繳納稅金所需的銀，促使更多的農產品、手工業產品進入市場，促進了自然經濟的瓦解和商品經濟的發展。
一條鞭法的意義在於適應了社會發展趨勢，鬆弛了傳統的人身依附關係，稅收開始轉為以資產計征，使賦稅負擔趨於合理。整體而言，此法對富有的南方人有利，對較貧窮的北方人不利，但它大幅促進了商品經濟與貨幣經濟。
//一般的小商業在百里之內就可以做，所以他是要讓商業運行，但是他怕這個商業是一個過度的、膨脹的、造成奢侈淫逸的、會造成兼併的商業，這個對於社會的安定會有所影響，這個情況跟漢代初年的考量是一致的，我上次跟諸位講過，就是《平準書》跟《貨殖列傳》。商業過度發達的時候，一般老百姓田地兼併太嚴重，一個農業社會、它幾本上是一個農業社會，沒有辦法承受過度的商業兼併，所以要一定程度的商業控制，但並不是不要，這裡頭是不是一定不能變？不然。也因為事實上就是它體制裡面本來就容納商業的成分，使得後來商業越來越發達成為可能，明代商業的盛興，乃至於我反過頭來講，所謂士商合流或這明中葉這些種種，乃至於士人對商人一方面抱怨，其實一方面合流，這裡面代表什麼？其實對商人沒有那麼排斥。這跟西方的封建反而是不一樣的。你何曾看過封建的領主去經商或者聽說過封建主和商業合流？沒有這種事情。貴族就是貴族，叫做landed gentry，擁有土地的貴族跟商人是不合流的，永遠是不一樣的，而且他們認為從事那些事情是卑賤的。
我們一方面承認Farmer講的話是有他的道理，他一開始是比較上來講，儒教的、靜定的、上下節制尊卑等差的，包括很多儒生也這麼看的一個體制。可是這個東西本身是蘊含了一個變動的契機。這個變動的契機在於它本來就有商業。商業在社會上是四民，是正當的職業。它也容許經商，只是它不希望過度，然後包括這些四民間之首的士人，後來跟商人的關係也很密切，也不是那麼排斥。所以反過來說，它本身是容納這個契機，但這裡的關鍵就是說，它不會願意讓商業的運行作為一切的中心或主導，它是一再的需要用政治或是一群儒士在上面領導這件事情，所以是在說這些領導人能不能有效的運用，不為宰制或破壞社會穩定，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明中葉以後分成兩類的，一類是不斷希望能夠回到古代穩定的秩序，包括明清之際的士人還是會有這種想法，另外還有一類就是以王陽明作為重要代表的人，他認為大家可以在一起各自盡力形成一個良好的世界秩序，所以王學到後來，事實上很多跟商業是有合流的地方，所以必須這樣講，Edward Farmer跟Timothy Brook所講的現象確實存在，這是重要趨勢。另一方面深入的看，它本來是蘊含其他的變化，不是不能，它不是那麼死板，鐵板一塊。諸位知道，中國人的腦子最大的特色，在西方人看起來，是變化靈活的不得了，其實西方人是一板一眼的在做事情，如果你們到歐洲，尤其待的時間長一點，去注意一下，他們一板一眼的在做事，中國人「變」的話，他是隨時要變化。所以我反過來認為說，簡單講，它實際上政治社會的問題很多，使得它不可能變成像西方資本主義體系國家的那樣的東西，那樣的話，它會崩潰掉。但它內部並非沒有孕育變化的情形。所以我是在他們學術體系為基礎底下進一步講。
商業、城市經濟開始發達，結果使舊體制被破壞。王守仁的重要性在於他重視心體實踐，繼承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的傳統，一方面知道重視原來儒教體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提出「士商異業而同道」，余英時先生就大書特書了中晚明以下的士商異業而同道的這一點。[48]〈拔本塞原論〉所講的四民平等觀，士農工商都是平等的，他有新時代精神，對抗政治惡勢力和社會腐化，走社會路線，講學、覺民行道。王守仁是很重要的新型態，既繼承儒教禮教，另外也講「士商異業而同道」，他看見商業文明的興起，四民平等。但讀〈拔本塞原論〉可知，他基本上仍是本於儒教體制，認為每個人要在適當的位置上，有個從上而下的秩序，士農工商各貢獻所能貢獻的。適當的人做適當的事，軍人好好作軍人，管財務的就好好管好財務，懂治民的就治民。〈大學問〉的一開頭講「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毛澤東時，這種「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的思維仍未改變，雖然毛自己有很多腐化的部份藏在裡面，但整個體制如此，而且還是靠這個建國。自由主義的力量在當時遠遠無法匹敵，反而是集體福祉、「天下一家，中國一人」這種以集體利益、福祉為中心的思維，能激起多數人的情感和動力，拋頭顱灑熱血奔向革命，中共建國犧牲了兩千萬黨員，不得了。現在是大家什麼都不做，什麼也不相信，沒抱負理想，這樣無法建國，通常是命運被別人主宰，等著別人來統治。要激起歷史巨大的力量，自己一定要有種巨大的勇氣。中國近代始終靠這個方式建國立國，因此一不小心就會變成過度的集體化。但其實洪武體制比毛澤東體制好得多，他真正能照顧老百姓，且垂之六百年。毛澤東體制是人亡政息，人民公社垮掉，社會回到原來類似里甲體制的狀態。因此里甲體制的生命非常的長，每十戶有一長，故以十戶一單位為一甲，110戶為一里，這是很重要的基礎。
明朝士大夫和政府的對抗也是個問題。明中葉後，社會經濟發達，商人地位漸高，服制比擬於士人──明太祖起初封建郡縣並用，禮制上從封建來，嚴格要求尊卑、士農工商服制分別清楚，崇尚道學。道學的要求很高，所謂三綱五常，閻鴻中老師講得很清楚，起初是要求在上位者。若要求得不夠嚴格，要怎麼為綱？三綱五常在唐朝是要求做君的像君，做父的像父，做夫的像夫。對自己要高度要求，高度公平，且要有仁德與智慧。[49]明太祖對官吏要求很嚴，但這不能持久，光靠嚴刑峻法久不了。上面一旦腐敗，上樑不正下樑歪，人人也就不斷自我擴張，士農工商都擴張，商擴張，有勢力的農夫也擴張，欺負沒勢力的農夫。結果愈來愈多人覺得受到不公不義的待遇。商業經濟下的大量兼併使富者愈富，窮者愈窮，於是產生民變。明中葉後，八卦教、白蓮教等大量秘密宗教、民間宗教興起，因為人民日子過不下去，官吏又無能保護，因此參加宗教團體、幫派。這就是晚明流寇的源起，明最後也亡於流寇。商品經濟、城市化固然發達，上面愈來愈愉快──明晚期，城裡的文化跟今天的日子很像，過得很講究。清朝的東西都俗豔，明朝則仍雅緻，現在看到明代庭園的殘蹟，還可想見當年的曲徑通幽，美不勝收。明代的士大夫文化、美學、戲曲小說都非常發達──而農民紛紛造反，明太祖的憂慮成真。[50]明太祖原是紅巾，貧窮出身，但後來的嚴刑峻法無法讓他的體制維繫下去。即使如此，明代的體制仍了不起，清朝人基本上完全沿用。最後，禮法中國 vs. 資本主義與城市化；禮法、自由、享樂、情慾，變成麻煩的問題，一度到今天形成兩方重大對立的力量。
//王守仁之學，我們不詳細去說，他提出「士商異業而同道」，拔本塞原論的四民平等觀，認為說士農工商是平等的，大家各司其職、各盡其力，這種就是本身蘊含了一種新的社會發展的契機，所以陽明學跟中國現代不僅是思想，對於社會經濟新秩序，乃至於社會新型態的發展是有關的，這我不詳細說。簡單的說，他是提出了一種更平等的、每個人致良知去盡心就可以人人都是聖人的一種觀點，所以提高每一個人的個人地位。於此同時，民間的力量跟社會也發達，民間的信仰、社群組織、地域社會、王學，世事即佛事，佛教的一種世間化，乃至於三教合一的思想，這都表現出其實民間的力量越來越增加了，一方面來講是民間力量增加，另一方面來講，這個新的民間的增加力量卻沒有辦法被士大夫或者政府有效的納入政府的體制裡頭加以適當的管理，其結果就是明代中葉之後民變不已，有各式各樣新興的民變跟亂事。
所以對於這個現象怎麼理解困惑了許多明代當時許多的士人跟後世的史家，一方面我們看到社會經濟的發達，民間的各種信仰組織力量的增加，我們也看到新的、許多的邊地、細地的開墾，一方面我們看到華人社會進一步的擴張，包括宗族社會進一步的發達，我一再講，明代從16世紀到18世紀是中國宗族社會大幅擴張的情況，可是另一方面來講，我們又看到失序的情況在同時進行，這些事情在在的顯示了明代社會內部的一種矛盾，這種矛盾從社會意義上來講，就是太祖的洪武體制已經不足以因應新的民間力量的升起，不僅是社會經濟的，也是包括民間各種組織的、民間信仰的這些事情。他本來想極力控制民間信仰的這些東西，控制不了的，讓後來明代社會逐漸的失去，中央又敗壞，所以明代自己內部的秩序就越來越失控。另一方面來講，中國進一步的進入了近代的國際世界，一方面是海禁沒有辦法繼續維繫，因為海禁反而製造許多不法的貿易還有沿海的貿易集團，甚至很多後來都轉成倭寇，現代研究在在顯示就是倭寇剛開始關日本人，到最後大多數是中國人，是那些沒有辦法合法進行貿易的這一些鋌而走險的人士。所以，解禁。然後貿易體系進一步擴張，熱鬧的東亞海域，西方的立法、番薯、大砲、數學跟科學都跑進來，內部已經越來越失控，外面又有這麼多新的東西進來，對它進一步構成挑戰。所以就是一個新時代的來臨。新時代的來臨回到我們核心的問題了，所謂的禮法中國versus資本主義跟城市化的問題。禮法跟自由、享樂、情慾之間的一個對立問題，是當代的學者一再探討的問題，就是晚明那種崇尚自由享樂、情慾及奢華的這種生活，跟原來明太祖所希望建立的那種人人純樸、樸素、簡樸，都為嚴厲的法制所拘禁的這個東西，產生了矛盾，我們一般許多學者如果不瞭解明代體制，包括很重要的一些人，都會誤以為是簡單的儒教體制跟資本主義的對立問題。我說不是那麼簡單，因為明代顯然不是一個正常的儒教體制，我稱之為是劣質化的儒教體制，因為太祖跟成祖跟儒家的關係都出奇的惡劣，也出奇的不信任，這怎麼會是一個正常的儒教體制？因此，它是一種比較僵化的、法家化的儒教體制，跟逐漸趨向於更多解放的、民間的、商業的力量之間的衝突，這確實是明代後來整個體系崩潰的重要原因。但是中間該如何理解呢？值得進一步的研究。陽明學其實已經指出一種新的儒家可能發展契機，如何去順應新時代的誕生，不是那種照明太祖所說的、典型的，譬如說像國子監裡頭，每個學生一進來，動不動就痛打的那種儒教，因為照陽明學來講，一切是要從自己內心的一種自覺、一種良善、一種德行，乃至於一種愛心的自覺，這個不是動不動就痛打一頓那種太祖的體制。因此，我一再說了，明代內部蘊含了許多的矛盾，也隱含了許多的契機，那洪武體制造成的有它的成就，但也有它的限制，這個大概是我們對於明代一個總體性的看法。好，有沒有問題？底下開始要講清代。
[補充]
學生：老師說洪武體制影響中國六百多年，關鍵在明太祖建立這體制，那有沒有更之前的一些原因，促成他推行，以及為何會推行這六百多年？
師：洪武體制當然可上溯到唐制跟宋制，再上溯就到漢、魏制，中國史上幾個重大的制度沿革，近世是宋代，唐宋之間有個巨大變化。隋唐是一個時期，陳寅恪寫《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說隋唐之制源於北朝，北朝一方面有自己推陳出新的地方，另一方面較重要的是上承漢、魏，古人講「漢魏一貫」。然後是隋唐、宋，很多元素都由此而來。為何特別講洪武體制？因為元代很大地破壞了宋代體制，而且宋代政治、社會、經濟的發展程度跟明代不太一樣，應該說有因有革。明代的開國體制最核心的地方不能不說是儒教體制，但基本上是個較劣質化的儒教體制，原因正如錢穆先生所批評的：明太祖私心重、廢相、中央集權、嚴刑峻法等。這裡再加上「法家化」、「僵化」，這些都使得這個體制本身的運作能力產生很大的問題。
也就是說，這個較僵化的體制有另一個問題：中國近現代是不是必須越來越中央集權？因為若中央集權的道路從宋代就已經開始，到元代也是如此，完全權力當然在異族的征服王朝手中，明代情況亦同，清朝更為嚴重，中華民國至少在大陸運作的階段也是施行中央集權，中共更是如此，時間相當地長。這麼巨大的國家，內部確實是近千年來日益中央集權化的過程，這是必須面對的事實。其中，儒教體制的僵化也愈趨嚴重，因此包括儒家自己都不斷反省，認為這樣會失掉原有看重仁德的精神，而明太祖絕非仁德之君，他只是把儒家作法家化的運用。失掉原有精神的結果當然很嚴重，這也是後來儒教體制到清末民初會崩潰的重要原因。越走上中央集權這條路，就越喪失原有的堅持，因此清末民初的人懷念先秦，愛說：先秦時不是這樣、先秦時上下一心、君臣相敬……如何如何。這至少是種看法，能否成功？不知道，但這是個至今難以解套的巨大問題，因為大體上滿清楚的，整個中華文明幾千年來的基礎、運作樞紐是儒家，至今臺灣社會的運作方式其實還相當儒家。[51]
//另外一個，到底是較小的中國，還是較大的中國？照Frederick W. Mote，已故的Princeton一位教授的一部名著，就是講近千年以來的中國。那裡面核心的議題就是說，近千年以來中國主要的發展趨勢，就是跟中亞的融合，這個融合，在中亞世界，當然是從元跟清，不光是中亞，事實上是所謂整個農業地帶以上的，上面那個農牧交流地帶跟牧業地帶的融合，他說這是中國近代主要的趨勢。我是贊成這一點。我上次還跟諸位講過， 我在講中國史的時候，我的看法是認為，漢人的活力或是創造力，或者說華夏民族的創造力，最豐沛的展現就是漢朝。漢朝之後就衰了，漢朝是繼承前面三千年的成果，三千年的文明該衰了吧，人家都亡了，還能夠繼續已經很了不起了。隋唐的盛世其實是胡漢融合的，繼承了魏晉南北朝的許多東西，所以胡漢融合其實是歷史上重要的一件事情，宋代是衰的，它是漢人為主的國家，它是比較衰的，到了元代又擴大了。因此，中國史的趨勢是說，漢人若只靠自己、只用自己的那一套東西的話，它到後代的力量其實是不足的，它一再一再的需要虛心也開放的接受外來的這些要素，但不應該為其宰制，反過來講是什麼意思？整個東亞世界已經進入到一個階段，如果我們從歷史上的階段來講，它不可能是封閉的，所以許倬雲先生的講法，我覺得是成立的，你們看《萬古江河》那本書，意思就是說，中國的中國、亞洲的中國、世界的中國三階段來分別，大概古代的、秦漢以前是中國的中國，魏晉南北朝之後是亞洲的中國，到了今天是世界的中國，所以這個融合的趨勢是必然的，只是看你怎麼去處理你的週邊，處理得好的時候，就像唐代，透過各式各樣得羈糜府州，建立前所未有的、大的帝國，所以沒有所謂中國應當的size，只有看你的表現，這就不是一個狹義的民族主義的看法，而是說它如果是一個優秀的政教體系的話，它能夠有效的吸納它周圍力量的時候，該有的好的因素的時候，不一定是好，適當的因素的時候，它就可以變成一個大的中國，不行的時候，就變成一個小的中國，再不行的時候，就變成一個崩潰的中國。這在歷史上是一再發生，較大的中國、較小的中國、崩潰的中國在輪流循環，完全看主政者本身的能力。弄好的時候，它就變成一個很大的中國，弄不好的時候，它就整個垮掉，到了元明清以降，其實它是經常漢人自己沒搞好的，就被人家給滅了，可是被人家滅了之後，為什麼還會形成龐大的帝國呢？其實反過來講，元跟清，尤其是清朝來講，都是利用了原來漢人的資源、體制跟政治教化這些東西，才能夠產生這麼巨大的帝國，因此這本來就是一體兩面的。所以，從另外一個視野來看，我也不說哪個該是較大的中國，哪個該是較小的中國，我認為中國會跟亞洲進一步的融合，乃至跟世界近一步的融合是必然的趨勢。再來，裡頭處理得好就會變成大的中國，處理不好變成小的中國，更壞的局面就是變成崩潰的中國，就是這麼簡單，只是看你怎麼處理的問題。因此，在這個意義上來講，這個區域是應有強大的潛力的。為什麼有強大的潛力呢？因為它長時間都是已經有一個高度整合的核心，當然是以漢人為中心的核心，這個核心因為本身已經有高度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發達，所以它如果以這個為中心適當運用的時候，它可以成為非常巨大的國家，搞不好它也不會崩潰掉，就是這麼回事。所以，關於我們的指定閱讀裡面所呈現的兩個核心問題，我再重複一遍，希望你們聽明白了，一個是所謂靜態的儒教體制跟世界交通的問題，第二個問題，是所謂以漢人為中心較小的中國跟世界溝通的問題。這兩個問題怎麼看，他們的講法很有道理，這就是過去幾十年來學界最主要的看法，我既繼承也批判，我說他的看法有道理的，但我也有我的批判，我的批判士說，我認為這件事情要怎麼看清楚呢？要看說它到底怎麼樣建國、立國，建立一個新的政教體制，這個政教體制能不能有效的處理這些問題。而且，不是這麼簡單，一旦立了就不會變，也不然，洪武體制固然影響深遠，洪武體制內部也蘊含了一些變化的契機，大概是這個樣子，所以明中葉以後有種種的變化。
//學界現在如Farmer、Brook所提出來所謂靜態的儒教體制的較小中國跟世界以及中國史的新趨勢這個中間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在於就是世界史的新趨勢，就是全世界進入一種越來越高度彼此貿易、交通的一種狀態，而那個相對靜態儒家體制的中國似乎跟它有格格不入的地方。那另外就是較小的中國的理解，跟我們說到更大的中國，就是元明清的中國之間的一個關係，認為似乎在這兩個意義上來講，明代都不是真正能夠掌握新的趨勢。這個講法很有它的道理，但是我也做了一個批判，我一方面承認但也批判。這個批判就是說，所謂相對靜態、階級化的儒教體制的，跟那個較小的中國，第一，不是它全然的面貌，第二，不見得是它本來的意圖。我們分開來看，較小的中國事實上是向外開展的一個結局，只能到那個位置，那所謂的靜態的，是在部分上是靜態的，但另一方面來講，它也有它商業的部分，也有它容許社會上流通的部分。
儒教體制：它這個儒教體制並不是一個典型的儒教體制，是一個法家化的、集權化的，而且跟士大夫之間非常惡化的、我稱之為劣質化的儒教體系，這跟他的出身和得天下的過程有關。我上次先基本的講到這個地方。那麼，它所謂的綱常倫理，是崇上抑下的這套東西，其實它本身有它內在的問題，這問題在於它越來越變成一種法家化的管理技術，固然還冠著儒家倫常的名義，可是，第一，離真實的人情有越來越多的距離，第二，它跟先秦的倫理是出自於一種社會的宗族、大的宗族、它自然的結構所產生的內在關係不同，意思就是說，在先秦的時代，儒家倫理更多的是發生於社會而用之於政治，現在反過來了，是上層政治要把這個東西訂製化，相當程度的變成崇上抑下的這個方式，反過頭規定社會一定要如此，所以它跟社會自身的那個東西有一定的矛盾。這也就是明清之後，所謂越來越多的禮教跟人情之間的矛盾、禮教跟社會之間的矛盾，從這裡面會產生，可是這件事情是兩方面都存在。另一方面來講，明代尤其是16世紀以後，宗族的擴大卻跟這件事情有密切的關係，那我們底下會進一步的討論。當宗族擴大之後，這個情況很有趣，它又會反過來利用朝廷所提倡的倫理，作為它擴大的資本，然後希望把它變成符合自己生存的具體狀態，那麼現在關於明代宗族的研究越來越多，這裡面就反應出中間微妙的關係。
那麼跟士大夫的情況也是一樣，所以我一再說，我認為明代有點像是二元體制，一方面它名義上打的是儒教的，骨子裡卻又是集權的、法家化的、非常私人要壟斷一切權利的，這兩個東西在那裡。這種二元化的傾向應該說，皇室跟文官體系在朝廷跟士人那種制度化的倫理、制度化的約定跟實際具體的人生當中，都產生一種既矛盾但是又合在一起的關係，所以這種情況我認為是明代一種很有意思的基本特質，這也是學界，無論是中西學者都普遍的認為，明代的這個體制一方面是成功的，另一方面又有很多內在問題的關鍵。那我們說，洪武體制的根本問題，我說法家化集權於中央，造成二元體制，陽儒而陰法，中心容易敗壞，企圖控制一切但無法控制一切的中央，證明背後有僵硬的管理體制以及民間逐漸煥發的活力之矛盾，而且官僚體制僵化問題，這是我對於明代體制一個基本的看法。
[1] 孟森，《明清史講義》：「清無制作，盡守明之制作，而國祚亦與明相等。故於明一代，當措意其制作，措意明之制作，即當究心於明祖之開國。」（頁13）「明承法紀蕩然之後，損益百代，以定有國之規，足與漢唐相配。唐所定制，宋承之不敢踰越；明所定制，清承之不敢過差，遂各得數百年。」（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29。黃仁宇，〈中國近五百年歷史為一元論〉，收於氏著，《放寬歷史的視界》（北京：三聯，2001年。）；卜正民，《明代的社會與國家》（合肥：黃山書社，2009年）。
[2] Edward L. Farmer，〈一國之家長統治：朱元璋的理想社會秩序〉，收入朱鴻林編《明太祖的治國理念及其實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0年。）
[3] Edward L. Farmer：「……以上我以三個事例論證了朱元璋消極的帝國觀念，並且顯示了他對於將來的預見是多麼的少。他對全球乃至歐亞大陸無所認識，對於以後將為商貿注入活力並且使中國極大地富裕起來的海上貿易也不感興趣。同樣地，他拒絕進行刺激了包括清朝在內的大多數早期近代帝國興起的大規模領土擴張運動。他理想中的帝國是我稱之為的較小之中國，這中國主要就是集中於中國農耕社會的歷史中心地區。」見：〈一國之家長統治：朱元璋的理想社會秩序〉，頁3。
[4]深懂亞洲政治的李光耀最近還重新講了這句話。報導見《澳大利亞人報》2013年2月19日文章，〈警惕崛起中的中國〉，「李（光耀）預測中國GDP將不可避免地超過美國，但創造力永遠無法與美匹敵，因為中國文化不允許自由交流和思想競爭。中國也不會成為自由民主國家，『若成了那樣的國家，中國會崩潰。如果你相信中國將發生某種民主革命，你就錯了。為實現現代化的目標，中共領導人將嘗試各種方法，除了多黨制一人一票的民主體系。』」http://goo.gl/I46jDq （2015年2月12日）。
[5]錢穆，《宋明理學概述》：「中國歷史，應該以戰國至秦為一大變，戰國結束了古代，秦漢開創了中世。應該以唐末五代至宋為又一大變，唐末五代結束了中世，宋開創了近代。」（臺北：聯經，1998年），頁1。張廣達，〈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收於氏著，《史家、史學與現代學術》（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08年）；柳立言，〈何謂「唐宋變革」？〉，《中華文史論叢》，第81期，2006年，頁125-171。
[6] 錢穆：「明代武功，較之唐代相差並不遠。明太祖平天下，原定有『衛所制度』，其實也就如唐代的府兵制，不過名稱不同而已。」參見氏著，《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年），頁150。
[7] 卜正民，《縱樂的困惑：明代的商業與文化》（北京：三聯，2004年）；卜正民，《明代的社會與國家》：「明王朝的建立者洪武皇帝，曾刻意設計出里甲制度，以求打破通常要與前代的空間組織保持一致的統治原則，雖然很少有證據表明這一制度在地方上的執行帶來了朱元璋所預想的那種整齊劃一。……從十五世紀起，無論如何，對鄉治體系的主要挑戰是商業化與城鎮化，而不是國家的干涉。」（頁27）
[8] 黃仁宇，〈中國近五百年歷史為一元論〉，收於氏著，《放寬歷史的視界》。
[9] Edward L. Farmer，〈一國之家長統治：朱元璋的理想社會秩序〉，收入朱鴻林編《明太祖的治國理念及其實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0）
[10] 馬思樂（Maurice Meisner）：「1949年的中國在許多方面不同於1917年的俄國。……與30年前的俄國不同，中國工人並沒有因此而要求由生產者直接管理工廠。長期以來在政治上無所作為的中國無產階級沒有提出什麼主張，也不可能成為『工人反對派』的社會基礎。在農村，新國家證明有能力滿足長期受壓迫的農民的直接要求。」見：《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香港：中文大學，2005），頁54。
[11] 例如何偉亞指出：「在明代早期，卡瑪帕喇嘛曾於1407年造訪明成祖。在兩次會面中，皇帝賜頭銜與喇嘛，而喇嘛授皇帝以密教初始儀式。據西藏方面的資料記載，在明代的會面中，喇嘛還承認皇帝和皇后是文殊菩薩和度母菩薩的化身。」見：《懷柔遠人：馬嘎爾尼使華的中英禮儀衝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頁41。
[12] 羅友枝（Evelyn Rawski），〈清的形成與早期現代〉，收於司徒琳主編《世界時間與東亞時間中的明清變遷》下卷（北京：三聯，2009），頁271；Hung Wu, “Emperor's Masquerade: Costume Portraits of Yongzheng and Qianlong”, Orientations, 26, no7: 25-41.
[13] 參見：錢穆，〈讀明初開國諸臣詩文集〉、〈讀明初開國諸臣詩文集續篇〉，收於《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78）錢先生分析明初開國諸臣宋濂、劉基、高啟、蘇伯衡、貝瓊、胡翰、戴良、方孝孺、楊維楨、趙汸、葉子奇等的心態，發現在當時士大夫心中並非特昧於夷夏之辨，且併孔子「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袵矣」之言而忘之。在革命初期，尚助元平「盜」，甚至有甘於為元廷盡忠者；明朝建立後，或遁為遺民，或仍「崇重亡元」，對「新朝」「亦似乎茫然不知，漠然無動」。按：這種傳統思想有長處也有短處，長處是免於民族主義的戰禍──世界史上殺戮最慘的就是近百年來的民族主義──短處則是不會拼命保護自身的社會與文化。
[14] 錢穆，〈讀明初開國諸臣詩文集〉、〈讀明初開國諸臣詩文集續篇〉，收於《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78）。
[15]同年八月，李二起事於徐州；徐壽輝、鄒普勝起事於蘄州（今湖北蘄春南）；十二月，王權等起兵鄧州；十二年正月，孟海馬占領襄陽，二月，郭子興等起事於濠州（今安徽鳳陽東北）。參見：白壽彝，《中國通史》第八卷第十四章第一節 韓林兒；/陳捷先，《明清史》；孟森，《明史講義》。楊國楨、陳支平，《明史新編》（台北：雲龍出版社，1995）。
[16]同上。
[17]/白壽彝：《中國通史·卷8》，錢謙益：《國初群雄事略》。
[18] 孟森，〈開國〉，《明清史講義》（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陳捷先，《明清史》，/
[19] 吳晗，〈明太祖的建國〉，《明史講座》（北京：北京師院學報，1979年。）
[20] 孟森：「太祖起自南方，所至禮其賢雋，得徽州後，鄧愈薦徽儒李升，召問治道，對以『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三語，太祖善之。就此三語，即可見非當時群雄所能了解。高築牆，則非流轉飄忽之劫盜；廣積糧，則非妨農曠土隨地因糧之饑軍，必如此而後可以救離亂；再以緩稱王為不竊名號之表示。」《明清史講義》，頁22。
[21]《明史》卷三《太祖本紀三》記載明太祖說張士誠「無遠圖」。
[22]陳捷先師，《明清史》，孟森。
[23] 孟森：「至其戡亂之成功，應外來之機會者半，恃自有之勝算者亦半。當微弱之時，不無以身試驗之事；逮規模稍定，即純以法度裁之，無儌倖求濟之事，此為數百年基業所由奠。」文見：《明清史講義》，頁23。
[24]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臺北：里仁，1980）。
[25]現代很多分析過於簡化與線性化，若多讀古書都會覺得有點問題。故單一角度的現代分析雖有其長處，若你不懂得古人的「整體性」思維，就會建立許多看似有些道理但都有些問題的單線故事，包括卜正民跟黃仁宇的分析。
[26] 徐禎卿《翦勝野聞》說徐一夔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之句，觸犯文字獄遭斬，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亦有此說（趙翼在《廿二史札記·明初文字之禍》中摘引《閒中今古錄》說：「杭州教授徐一夔賀表，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等語。帝覽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嘗為僧也。『光』則雉發也，『則』字音近賊也。」遂斬之。），吳晗的《朱元璋傳》亦沿用，說明朱元璋「以文字疑誤殺人」。
[27] 錢穆，〈明代〉，《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臺北：聯經，1998）。
[28] 錢穆，〈傳統政治復興下之君主獨裁（上）〉，《國史大綱》（臺北：聯經，1998），頁750；傅衣凌，〈明初政治的由亂入治〉，《明史新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9] 孟森
[30] 黃進興，〈道統與治統之間：從明嘉靖九年孔廟改制論皇權與祭祀〉，收於《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西安：陝西師範，1998）。
[31] 沈剛伯，〈方孝孺的政治學說〉，《沈剛伯先生文集》（臺北：中央日報，1982年。）
[32] 科大衛，〈宗族與地方社會的國家認同──明清華南地區宗族發展的意識形態基礎〉，《歷史研究》，第3期，2000年。
[33]常建華，《明代宗族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4] //
[35] 沈剛伯，〈方孝孺的政治學說〉，《大陸雜誌》，22卷5期，頁133-138。
[36] 吳啟訥，〈清朝的戰略防衛有異於近代帝國的殖民擴張──兼論英文中國史學界中「歐亞大陸相似論」和「阿爾泰學派」〉，收於汪榮祖主編，《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回應新清史》（臺北：遠流，2014）。
[37] 徐泓，〈明代社會風氣的變遷──以江、浙地區為例〉，《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明清與近代史組》（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89）。
[38] 徐泓，〈明代社會風氣的變遷─以江、浙地區為例〉。
[39] 徐泓，〈明代社會風氣的變遷——以江、浙地區為例〉，收於《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明清與近代史祖》（臺北：中央研究院，1989）。
[40] 「 明代中葉，賦役冊籍破壞，土地兼併嚴重，田賦混亂，徭役逃徵，社會不安，賦役非化繁就簡不可。其改革以「一條鞭法」為總結，即各州縣將田賦、力役及其他雜稅，合併徵收銀兩，計畝折納，總為一條。早在嘉靖十年正月御史傅漢臣言及，嘉靖末期由浙江巡撫龐尚鵬所奏行，後經穆宗隆慶，至神宗萬曆九年次第通行全國。」（吳永猛）最早在餘姚、平湖二縣已實行「均徭一條鞭法」：「凡歲編徭役，俱於十甲內通融隨糧帶徵。」龐尚鵬將此法改良為一條鞭法。《明史·食貨志》：「一條鞭法者，總括一州之賦役，量地計丁，丁糧畢輸於官，一歲之役，官為僉募，力差則計其工食之貨，量為增減，銀差則計其交納之費，加以增枆。凡額辦、派辦、京庫歲需與存留供億諸費，以及土貢方物，悉併一條。皆計畝征銀折辦於官，故謂之一條鞭法。」將過去按地、戶、丁分別徵收實行、徵發徭役的賦役制度，改為按土地、人丁徵收貨幣與白銀；將過去由納稅戶輪流徵收解運改為官府自行徵收解運。「從歷史看來，一條鞭法的產生，它的最初和最主要的目的是為改革役法，田賦方面的改革是由於役法的改革而來的。」（梁方仲：《明代一條鞭法的論戰》，梁方仲經濟史論文集，中華書局，1989年，第304頁。）「賦役各項稅普遍以銀折算；賦役之徵收由人民自行到地方政府繳納；里甲十年輪流制更改為每年編派一次，亦以出銀代役。」（吳永猛）
[41] 林麗月，〈商稅與晚明的商業發展〉，刊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十六期（1988，臺北）。
[42] 巫仁恕，《品味奢華：晚明消費社會與士大夫》（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結論〉。
[43] 卜正民，〈第一章：冬〉，《縱樂的困惑：明代的商業與文化》（北京：三聯，2004）。
[44] 黃仁宇，《萬曆十五年》（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7；81-86。
[45]孟森、陳捷先
[46] 例如胡素珊，《中國的內戰：1945-1949年的政治鬥爭》（北京：中國青年，1997）。
[47] 《明史·食貨志》：「一條鞭法者，總括一州之賦役，量地計丁，丁糧畢輸於官，一歲之役，官為僉募，力差則計其工食之貨，量為增減，銀差則計其交納之費，加以增枆。凡額辦、派辦、京庫歲需與存留供億諸費，以及土貢方物，悉併一條。皆計畝征銀折辦於官，故謂之一條鞭法。」
[48] 余英時，〈士商互動與儒學轉向──明清社會史與思想史之一面相〉，收於《儒家倫理與商人精神》（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04）。
[49] 閻鴻中，〈唐代以前「三綱」意義的演變〉，《錢穆先生紀念館館刊》，第7期，1999年。
[50] 史景遷，〈人生之樂樂無窮〉，《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10年）；巫仁恕，《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臺北：聯經，2007年。）
[51] 譬如我們打贏棒球，選手出來都說：「感謝隊友，隊友很努力」、「學長都那麼拚，學弟能不拚嗎？」通常要很謙恭的樣子。你看李安出來，絕不是西方人那種「我是英雄！我是勇士！我把你們都打爆了！」他是謙謙君子。為何他以前都說不在乎得獎，這次卻在乎？因為後面帶幾百人，責任感，他以前從不覺得自己這樣出來可當個英雄。王建民在大聯盟時期更是以不講話出名，人家說：哪有這麼謙虛、謙恭的個人？性格很難改的，改不掉，不是希臘、羅馬那種戰士，或像海克利斯（Hercules）那種把你們統統打敗的性格，而是非常謙退自守，但你能說李安、王建民不成功嗎？故儒家的性格和組織方式其實很難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