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大學吳展良教授
東亞世界的形成諸關鍵問題
「東亞文化圈的建立」這課題其實跟我們關係很近，應深入研究。我要介紹一些基本概念，以及我自己可能有的獨特觀察。[1]首先要看各國的原來面貌或特色，亦即立國方式、社會構造與原初文化，日本、韓國跟越南的立國方式及社會構造都不同；其次，要看一個重要問題：這些國家如何興起？
在漢王國[2]衰亂時，開始產生東亞各國。韓國、日本出現國家，而越南基本上從秦末到唐五代都是中國直接統治的一部分，未獨立建國，雖然傳說它曾建古國，但這傳說在秦之前，故不太可能。它真正建國要到宋代建「金/朝」。故古代東亞地區先獨立建國的是韓國跟日本。這不是偶然，因北方民族較強大，且他們在建國過程中跟鮮卑、烏桓、東胡、羯、氐、羌，在整個北方打成一片，處於非常激烈、你死我活的鬥爭狀態。亦即，從北亞、東北亞一直到日本，在漢亡後產生連帶性的胡人建國運動，日本跟韓國在這階段崛起。這情況有點像歐洲各國在羅馬帝國崩潰後逐漸興起，只是歐洲中古的黑暗時代很長，建國時間也拉得長，直到十四、五世紀後，各國才真正建立，後來產生歐洲近代建國，彼此間依然打得你死我活。
漢代衰落後，一般對中原的周邊情況較知道五胡亂華，但其實這階段不只五胡亂華，而是從北亞、東亞直到日本，連帶性拚得你死我活。日本跟韓國在這階段崛起。他們不是漢族，跟中國的關係非常有趣，首先因要建國，他們模仿漢朝——就像後來歐洲列國模仿羅馬建國，羅馬法對歐洲各國的建國非常重要——的制度、文物、武器生產、宮室、都城、交通與經濟經建設各方面，模仿得快就可能在這生死鬥爭中勝出。其中模仿得最成功者是鮮卑族，亦即後來統治中國的北魏。後來東魏、西魏、北齊、北周，一路都繼承鮮卑族學習的漢魏制度。同時像東胡、高句麗、新羅、百濟還有日本也都先後模仿中國，繼續打得你死我活。他們模仿後自然產生差異，其中最根本性的，可能是所謂宗族制跟部族制、皇帝制度跟類封建，以及大國跟小國的差異。
漢朝制度的一個重要基礎，是從先秦宗族、宗法演變而成，擴大的宗族制度，古人叫化家為國；另一個則是超越血緣考慮的法家。/但各地胡族基本上以部族為中心，這跟本來的生活方式、習慣有關：宗族跟部族不同，是以血緣為主，故可遷徙，且它的制度是以自我生存綿延為主要目標；以部族為主的一定要有根據地，即使是游牧部族也要以游牧地作為勢力範圍，像日、韓都已開始農耕，更需要根據地，以地緣為中心。這些以地緣為中心的部族接受本以血緣為中心的制度，其中產生一些以血緣為中心而衍生的複雜問題。韓國在建國之初就與漢人宗族制有本質上差異，直到今天似乎都還有這問題。
另還有真正皇帝制度跟類封建的差異，中國的皇帝制度是經幾千年大融合後才產生，等於是前面三千年發展融合後才有秦、漢，然而這些國家本都是部族政治，是以各地部族領袖為中心，一下要他們擁戴一個中央不太容易，貴族、豪族常會與王室發生鬥爭。另外還有大國跟小國的差異，中國體制非常巨大，而這些國家，無法成為這麼大的規模，除北魏外，其他都相對較小。
除模仿涉及的雙方本質差異，另一重點是中、日、韓關係，其實不能簡單認為中國是宗主國或文化輸出國，而日、韓是接收者。進一步研究會發現，這其實是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係。舉例而言，其實韓國早先一直希望將疆域擴大到遼東一帶，故很多古代韓國人民與領土後來都成為中國的一部分。且韓國跟渤海國的歷史其實頗有關係，渤海國自認繼承高句麗，金朝繼承渤海國，清朝繼承金。故清、金、渤海國到高句麗，這綿延間有一定關係。清朝是中國史的重要部分，滿族、東北族，也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換言之，漢武帝設樂浪、臨屯、真蕃、玄菟四郡，統治區域直抵今天韓國南部的南漢江，中間頗經更迭，至第四、五世紀時，仍有一定數量漢人住在朝鮮半島北部，繼續奉東晉正朔，可見韓國內部也有一定漢人血統遺留。
以前不太知道這段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歷史，老把韓國看得有點可憐，事實上這是一廂情願的講法、是大漢中心思想，不應該那麼看。歷史上的胡漢關係其實非常密切，尤其從魏晉南北朝以降，一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越南更是如此，這國家固然從秦末便受中國統治，直到唐末五代才自治，長期是中國一部分，但其實這文化，跟中國的南方文化有密切關係。它跟趙佗的南越國、後來的百越文化，以及四川、雲南到廣西的銅鼓文化都有關。這些地區自古有大量巨大銅鼓，原來不是中原的東西，是從蜀延伸到雲南跟廣西，然後以越南紅河區域為中心。銅鼓文化是中國西南到南方文化的重要組成，不是單純的所謂宗主國、後進國關係，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係。至於日本早期歷史跟韓國歷史糾纏、打成一團，大家一般不了解，日本人並不想只在日本發展，它早期立國的最大心願是殺入朝鮮半島，韓國人立國的最大心願則是佔領遼東，但最後韓國人從大同江以南，一路被往南打回鴨綠江、大同江、漢江；日本則被高句麗打回。早期關係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像光譜般一路延續。
第三是朝貢跟對立問題，亦即，這些國家一方面都對中國朝貢，當然，自身強大時就不太朝貢，當經濟、外交、政治出問題就趕快來朝，因為朝貢後中國會給封號，得到封號就獲得那一帶的管轄權，可獲得內政、外交、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好處。譬如日本天皇就常稱臣，其中，仁德系王朝與百濟都嚴重受好大王打擊，前後12次遣使中國（413-502,東晉至梁），受封「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原本還想在封號中包含百濟，但因百濟也來朝貢，故中國沒把百濟給日本。故凡有內亂或外患，這些國家往往就到中國朝貢，索求該地管轄權，然後中國就把某地給幾個朝貢國瓜分，並要求他們繼續朝貢。像安東大將軍倭王、安東大將軍新羅王、安東大將軍百濟王皆為此類。但另一方面也對立，因他們主要在漢末興起，有的在漢中葉就已開始，但真正崛起、成為像樣的國家是在漢末，由於北亞、東北亞在漢末後大亂，他們都開始想爭雄，故心理上跟五胡亂華差不多，大家都想自立為王，故既朝貢又對立。這是我對東亞文化圈形成的基本概念，跟過去太偏中國中心或大漢中心主義的看法不同。事實上東亞跟東北亞是在普遍爭雄下建國，最後還是中國獲得宗主跟主導權，但要了解它們起初建國的情況並非如此，而是經過劇烈鬥爭。
韓國
1. 序言
一般對日本還稍微知道一些，而不了解韓國，事實上它非常重要，故要多講一點。它是強悍的東北民族，歷史輝煌而獨特。事實上，古代肅順、獫狁、匈奴、鮮卑、烏桓（烏丸）還有高句麗，都是中國歷代的強大邊患，且變成中國的重要組成。
這民族是阿爾泰族，語法和日文一樣是膠著語體——有個主要字幹，其意思與位格依字尾而變化——，故日韓語言較接近，且跟滿語同屬東阿爾泰語系。他們是部族社會，韓國人叫Turi， Turi是互助式的共同體，被中國人叫「突」，特色是同地之人會在各種社會功能上互相幫助，且最重要之事是共同祭祀，共同祭祀裡的關鍵人物是「巫」，這點倒跟中國有點像，是所謂亞洲薩滿。「巫」後來的變化叫風流道，往下到三國時代叫花郎道，是韓國的立國精神，亦即，他們在祭祀裡達到忘我出神、興高采烈且勇猛的狀態。韓國人認為他們的性格像烈火，因為居住在深山大谷，且農業相當匱乏，土地——尤其在早期——較不足，故在這較艱苦的情況下，用這種祀把凝合人們，以祭祀中的精神做為民族根本精神，這是所謂的花郎道。在歷史上，花郎道起初在三國時只做為文化上意涵，後來成為精銳部隊。/
2. 傳說時代與古朝鮮
韓國歷史的最早時期是傳說時代的所謂檀君朝鮮。檀君據說近兩千歲，是天神桓雄與熊女之子，在遼河、大同江活動，這當然是神話，但這傳說滿重要的，因為韓國人認為他們的祖先是檀君，或後來高句麗——韓國歷史上最受崇拜的王朝——的開國君主朱蒙。韓國人非常崇拜朱蒙，這表現他們民族的靈魂。無論朱蒙或檀君，據說都是天帝之子跟人間女子所生，檀君之母是熊女，朱蒙之母是河伯女。據說朱蒙之父是天帝之子解慕漱，且朱蒙出生因沒有父親，他人間的父親很生氣，想殺掉他的媽媽，把他丟到豬圈由豬撫育，或丟到外面由鳥撫育；結果他渡河時，會有魚組成橋讓他渡過去這傳說真正有趣味的地方，除了天子傳說外，它其實跟周朝始祖后稷的傳說非常像，后稷也是天帝之子、也有鳥來撫育。故有種說法認為這種天子傳說可能流行於古代亞洲，尤其北亞一帶。韓國人是否由此襲取則不得而知，也不敢下定論，只能說很像。但天子傳說有其重要性，因為南亞沒這種傳說，北亞總出天子跟這有關，故不要小看這傳說。另外，在檀君朝鮮時代，母系社會的風氣還很重，因此老是跟熊女、河伯女之類女子結婚。另外，他們定都阿斯達——陽明之山，也就是白岳，因為他們自認是光明之國、晨曦之國，韓國境內到處是以「白」命名的山，故他們認為長白山是他們的聖山。諸位不要小看神話，神話是一個民族精神的源頭，就如至今美國太空船還叫阿波羅號，因為希臘羅馬神話是整個西方精神的源頭，同理，壇君神話固然是神話，對他們很重要，所以變成天帝之子跟民間之女結婚，開始建立世上的王國，各種靈異的鳥獸都來幫助他。
這時大體還是薩滿時期，底下進入考古時期，考古時發現，中國的青銅器約在千年前輸入，有助於它西元前國家的形成，然後開始有很多小城國興起，前四世紀時有鐵器輸入，原來他們的地方在遼寧南部，大概西元前四百年遷至平壤，後因燕國的地域已到遼東而為燕國所破，故他們起初還是弱小的。
很多他們的史家認為，在這時期已有很多風月道、花郎道、巫、仙、祭祀、光明與一的源頭，故有齣現代韓劇《花仙女》就講這女巫的生活。韓民族對巫、仙、祭祀等物很重視，且重視所謂光明與一的源頭之道。然後是箕子朝鮮，這是舊說，韓國人以前喜歡說韓國一開始是商朝的忠臣箕子在商亡後所建。但民族主義興起後，二十世紀中葉後的韓國不再講這事，不承認是中國去統治他們的。這情況不見得一定是箕子，但可能是中原使用銅器跟鐵器的民族的代表，大概在西元前七世紀到十世紀征服韓國，或到韓國建國。韓國從那時起開始進入所謂的三系，韓國事實上分三部分，一是西北，即所謂檀君朝鮮、箕子朝鮮、衛滿朝鮮乃至於漢四郡，這是韓國史書中一個重要說法，靠近遼東一帶是所謂西北系，最早受到中國影響，文化也最發達；然後是後方，約從今日的北韓到偏中國東北一帶；至於南方辰國跟三韓。其發展程度是越近西北越進步，辰國是早先的一個國家，曾跟檀君與箕子的衛滿朝鮮對峙，是三韓前身。其實這三地連語言也不同，像辰國跟三韓就跟他地不同。//
3. 前三國時期
前三國時代是漢初所謂衛滿朝鮮，分三系，前面三韓在南方，扶餘、沃沮、東濊在後方。以前大家說衛滿朝鮮其實是一個燕王的將領，燕國亡後繼承其勢力，被漢高祖封為燕王。他出身匈奴，穿胡服跑過鴨綠江，對朝鮮王講自己有種種本領，朝鮮王信他、用他，封官，還希望他引進漢朝文化，結果他藉機推翻朝鮮王，自立為王，變成所謂衛滿朝鮮。後來韓國人說他穿著胡服，應當是朝鮮人，他們也不承認中國來的箕子朝鮮。有種說法認為，他可能是原來燕國領域的朝鮮族人，這未必不可能。千萬不能拿現在的民族主義看這事，因為古代根本沒有現在中國、韓國或日本的概念，這概念很晚才有，當時只有打來打去、大家都想稱王的概念，統治者五花八門，各種族都有，只是關係可能跟這群人近、跟那群人遠，但不是後代民族國家概念。/故燕國確有可能統治衛滿或是朝鮮族。
4. 漢四郡與三國時代
後來漢武帝滅衛滿朝鮮，設樂浪、臨屯、真番、玄菟四郡直接治理，治理區域直到韓國南部南漢江一帶。但二十幾年後，因韓國很多人反叛，就撤掉真番、臨屯兩郡，只留下較近中國的樂浪跟玄菟。這很重要，底下就開始高句麗建國運動。之前古朝鮮有衛滿朝鮮、夫餘國——算不算國還很難講，就是夫餘這地區——還有沃沮，然後有南部三韓等一系列複雜、不同的民族，彼此也打來打去。當然，他們的關係比跟漢族密切，古人統稱為東夷。
底下進入一個階段，漢四郡一方面帶入漢文化，對此地產生巨大衝擊，這些新興民族想要很快向漢人學習，最靠近的是西北區域，其中最重要的是穢貊族跟夫餘國——當時號稱是國——，後來的高句麗也來自穢貊族，夫餘也滿厲害的。而約到公元兩百年時，玄菟跟樂浪已被高句麗打到一邊，但韓國人認為這事在公元前一年時已如此，當時中國的樂浪郡、玄菟郡都還在，高句麗應還全在玄菟郡統治下，樂浪郡則直到韓國中部，故中韓歷史很麻煩，雙方吵得一塌糊塗，韓國總理還為高句麗問題跟中共總理抗議，這是件大事。
其中的關鍵是穢貊族，有說他們是山東遷過去的，也有認為是從北亞遷過去，但大體而言應當較接近中國的阿爾泰族。他們分成五個夫餘 [3]國，其中之一就是卒本夫餘，即後來的高句麗，所謂的朱蒙。他的出生是神話式的，據說他真實的父親是天帝之子解慕漱，人間的父親是松花江、嫩江流域東夫餘國的金蛙王，但實際上也講不清。朱蒙是庶出，長子帶素跟他有劇烈鬥爭，故帶素繼承東夫餘國，他就在西元前三十七年逃出來，跑到卒本建國，後來也跟桂婁部合作征伐好幾國，最後在西元前二十八年東滅北沃沮，政權開始初具規模，然後他的兒子與繼起諸王東征西討，企圖獨霸遼東跟朝鮮，要侵略新羅、百濟，但又往往臣服於中國。亦即，先有夫餘國，後有東夫餘國，東夫餘國產生卒本夫餘，即後來的高句麗，高句麗的朱蒙很厲害，東征西討，滅很多國家。韓國人非常喜歡講朱蒙的神話，他是個燦爛的開始，他的長子繼承國家，而朱蒙跟召西奴——後來在桂婁部碰到的女子——生的第二、三子跑到南方建百濟國，新羅國據說也是從百濟國分支出去/，不過這是傳說時代，有很多異說，但大體而言，新羅國可能是利用原近東北一帶較落後民族所建立，這時朝鮮有夫餘國、卒本夫餘（高句麗），後有百濟、新羅，開始爭權、糾纏不清，其中最厲害的是高句麗。
高句麗從朱蒙之子琉璃王開始征討四方，企圖獨霸遼東跟朝鮮，在漢代時不太敢正面挑戰中國，有時側面攻打，但基本上臣服於中國，最想要滅掉的是新羅跟百濟。漢末時這情況改變，漢朝無法制服高句麗，於是聯合司馬懿滅雄踞遼東的公孫氏，但它重又壯大，於是魏又派毋丘儉征討，毋丘儉是中國有史以來東征最遠者，一路打到俄羅斯南部，幾乎使高句麗亡國，結果高句麗歸降，四十餘年不敢入叩遼東。但高句麗沒有滅，魏晉皆衰後，還出了個好大王——全名是國岡上廣開土境平安好太王——諸位到韓國去一定要認識朱蒙和好大王，韓國人認為這是歷史上最偉大的兩個人，朱蒙開國，好大王十八歲即位，三十歲死。二十年間先後打敗契丹、百濟、夫餘，出兵將幫助新羅盤據半島的日本人打出韓國。另外，他本臣服於後燕慕容氏，經過很複雜的鬥爭後滅慕容氏，遼東從此掌握在高句麗手中。它最盛時百濟跟新羅都僅剩南邊一點，那是你死我活的時代，疆土變化很快，高句麗的疆域包括整個遼東跟大半朝鮮半島，南至漢江。五世紀時，他的兒子長壽王在位，土地東臨日本海，西濱黃海，南至漢江，西抵遼河，北至今天的俄羅斯東境，是東北亞最強大的王國，故韓國人很喜歡問中國人知不知道好大王，亦即，遼東半島其實原來是韓國的。高句麗事實上是東北的一個強國，強到什麼程度？後來隋文帝跟隋煬帝都感到威脅，前後三次派兵出征，幾乎耗盡全國國力，最後勉強降伏高句麗，但隋也因此亡國。唐太宗、唐高宗先後三次出動大軍才打下高句麗，太宗滅了北方所有強敵，唯獨高句麗打不下來，最後唐高宗也不是用一次打下來，他們發現無法打的主因不在軍隊，而是當地太冷，又有雨季，扣掉天冷、雨季，真的能打的時間大概只有三個月，且因當時是關隴中心主義，要從關中調軍打到遼東，地理上也很困難，且韓國人是很驍勇善戰的民族。唐朝人幾次派大軍都無法直接打下來，後來就派較小的部隊分批殲滅它，又聯合新羅先滅掉其盟國百濟，再聯合新羅去打它，這次就滅了高句麗。韓國人非常愛這歷史上最偉大的王朝，被滅之後，他們對此痛哭流涕，後來不斷有復國運動，坦白說，韓國人心裡至今還對新羅很矛盾，因滅高句麗後，唐朝起初希望在高句麗腹地設九都督府、百縣，派最厲害的大將鎮守該地，希望能控制朝鮮半島，但新羅也滿能打，將唐朝趕出去。
新羅原是最落後、離中國最遠的，但它一路努力奮鬥，後來竟聯合唐朝滅高句麗，控制大同江以南，向北掌握長江渤海國，此後韓國的性格就變了，一個國家的古代史通常代表這民族的原型，韓國人最重要的代表就是在三國時期奮戰而出的高句麗，韓國人不喜歡之後這些王朝，因為它們都臣服於中國，新羅也不光彩。且高句麗等於西打中國，東驅日本，故懂高句麗是懂韓國人精神的關鍵。新羅王朝基本上奉佛教為國教，對中國採取朝貢、服順的態度，後來因新羅內部有很多人想恢復高句麗，故新羅雖統治一段不算短的時候（約從668年到901年），但進入後三國，又有人想推翻新羅，恢復高句麗跟百濟，最後在935年（中國的五代時期）建立高麗，這不是原來的高句麗。故高句麗被滅後由新羅統一，但新羅是個不再有雄心壯志、內向、退服的王朝，性格改變了。但有個王朝號稱「小高句麗」，自認繼承高句麗，就是渤海國。渤海國也是古代東亞的大國，高句麗被滅後，它原來的一個部將，這部將是靺鞨族，跟高句麗不算同族，但也是廣義東胡族，他們很懷念高句麗，於是建了渤海國，渤海國在古代相當強大，時間亦很長，到926年被後來建立遼國的契丹征服。渤海國是所謂的白山靺鞨，契丹跟他們的關係較遠，且興起更早，但也是所謂東胡的一部分，但契丹滅渤海後才百來年，金朝的完顏阿骨打又攻下契丹建立的遼國。完顏阿骨打是所謂的黑水靺鞨，是女真族，即後來的清朝。
換言之，高句麗的遺產很深，到十世紀時是渤海國，後來滅於契丹，緊接著是金（女真），亡後還有後來統治中國的清朝，故女真跟高麗固然不算同族，但關係滿親密，何況原來的白水靺鞨——靺鞨分好幾地，白水靺鞨原是高句麗屬將，雖然中國或許也曾降服白水靺鞨或黑水靺鞨，但關係上他們較近——，故東北民族無論血液、文化或精神風貌，有很大一部分其實受韓國之祖高句麗影響，這是以前可能較不注意的。
新羅原本是落後的，一路拚命想跟中國建立貿易關係，後以武力滅高句麗。高句麗雖先接觸中國，但因百濟在海路上較近，易透過海路跟中國來往，故其實百濟在文化上最先進。百濟鼎盛時占西朝鮮一大部分，它也以佛教當國教，七世紀時才開始衰落。很重要的一點是，日本所學的中國文化基本上絕大部分係透過百濟傳入，日本貴族常到百濟留學，且古代日本起初以百濟為最主要盟國。以前沒有要侷限於日本的觀念，反而常跑來跑去，日本本就只有幾個島，對他們來講沒有那樣的差異，經過對馬島跟對馬海峽非常容易到韓國，故日本人也常在這一帶活動，跟百濟關係很好。古時這些國家拚命想茁壯、想爭雄，努力從中國多學，也應用本身資源建立特色，是這樣的局面。韓國在文化上有一點較值得注意，它是東北亞地區中最早接受中華文化的，據說高句麗/從琉璃王開始即能作詩，且據我看到的資料，高句麗直接向漢朝領貴族的服裝，亦即，他們起初當然很落後，漢朝統治後，一下子什麼都搬過來，且他們很早就建立國子學跟太學，大概在好大王、長壽王時期就已在念《五經》、三史、《三國志》、《晉陽秋》等書，且像《好大王碑》的書法跟文字都不錯，故韓國確實最早漢化。對照北魏魏孝文帝的漢化，這些東胡族基本上都利用漢代的衣冠文物、典章制度——尤其政治、軍事制度——還有鐵器等建立國家，然後在此地爭雄。這有點像羅馬帝國亡後，歐洲各地蠻族都拚命努力學習羅馬文化、拉丁文、羅馬法、建築等一切以獨立建國。故它有自己的主體性與各自不同的歷史，但透過這方式建國。
基本上，韓國文化上的漢化程度非常高，在高句麗以前的階段非常強悍，西打中國、東打日本，之後從隋文帝、隋煬帝、唐太宗、唐高宗，六次大軍征討，還有多少次偏征，最後聯合新羅才把它滅掉，故這是此古代國家成立的狀態，韓國在古代東亞可說是個文武雙全的厲害國家。
補充一點，起初韓國的基本組織除突之外，在軍事、政治上有個基本組織叫「諸加」，像朱蒙初起時就是靠著四諸加：馬加、牛加、豬加、狗加——都是動物名。諸加可能跟東瀛民族的基本政治社會組織有關，故滿重要的，要了解一個社會，最重要的是了解其基本認同跟組織的由來，如華人的基本認同都是家庭、家族，故華人可全球跑，因為他的家也可到處跑；相對地，若基本認同是部落就無法跑，且離開部落會覺得自己活得不太對，人格會因脫離基本認同而產生裂解。韓國基本的社會組織一是突，一是諸加。諸加的基本組織型態跟王一樣，由此可見它起初是部落制，後來學習中國以宗法為中心發展出的漢家體制，漸漸建立中央王權，日本也有類似情況。
另外，渤海國跟高句麗不同，渤海國共向唐朝朝貢一百四十次，是被打怕了沒辦法，當然也可說這是東北亞爭雄的結果，最後勝出的先是北魏，後是北朝，然後隋唐，這是整個北亞到東北亞大爭雄的結果。
日本
1. 早期日本史
日本在起初的爭雄劇碼中雖是個後進角色，但非常重要。日本因地理位置而較晚接收到中原文物，故較晚進入金屬器時代——日本似乎沒有青銅器時代，直接跳入鐵器時代，這跟韓國不同，韓國有青銅器，且跟殷周的青銅器有關，故韓國的國家起源早的多，但還都是小國。中國一開始也是數千上萬個小國，故人類國家本來就是一堆小國，經過複雜的互動、征戰才產生。日本起初是更為落後的小國，早期是狩獵時代的繩紋文化，後來才進入農耕時代的彌生文化，現在考古發現，彌生文化跟大陸移民有相當大的關係，故日本會進入農業或較複雜的文化，是來自大陸移民，進入彌生文化後，逐漸醞釀出許多小型倭國，其中較重要的是邪馬臺國。
邪馬臺國由女王卑彌呼統治，是日本第一個國家的形態。女王卑彌呼在239年遣使到魏明帝，這時漢已亡，在這之前大家都知道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時有個漢的倭奴國王，那是他們和大漢民族接近的最早紀錄。那時的國家本身是倭國之一，但獲得這印綬很重要，亦即，日本起初的政治型態是很多小倭國，約在漢末後逐漸形成一個國家型態，值得注意的是，掌權者是女王。根據史書，這些小國爭鬥不休，無法解決，最後推舉一個女王，她基本上以祭祀為主，韓國也有類似的女巫，後來日本天皇旁常會有未婚女子作為祭祀，亦即，它是以祭祀權為中心建立。這非常重要，它會影響天皇的性質，天皇似乎不太是個強大的統治者，這跟它起初形成的方式有關，亦即，古代民族中，若是從埃及、西亞一路到兩河文化種種崇尚武力、以力量為中心建立的國家，基本上都以男性為君主。日本首個國家形態是眾人推舉出從事祭祀的女王，由她的弟弟管國政，且管的主要是協調糾紛，這型態介於共主跟國家間，既不像商周這樣打出來的的國家，跟硬打出來的高句麗也大不同，且這邪馬臺國的力量有限。不得了的是，卑彌呼死後，眾人曾推過男王，但他擺不平紛爭，最後又推卑彌呼的女兒即位，這是日本的首個型態。當時跟三韓關係滿密切，且有競爭關係，時常往來，也向韓國輸入許多事物，故日本挖掘出相當多銅鏡，不但有西漢時代的銅鏡，還發掘出一個上有魏明帝年代——很可能就是魏景初三年，卑彌呼女王遣使來中國時——的銅鏡，故從西漢中葉到卑彌呼邪馬臺國，不斷有銅鏡、貨泉與各種文物輸入，這是早期日本史。
2. 大和國家的建立
這型態基本上從漢亡國後開始改變，邪馬臺國也是在漢亡國後才真正成為較具規模的型態。整個東亞的局面在漢亡國後大變，高句麗、公孫氏還有後燕這些國家最強大，在遼東及遼西一帶征戰，分別拉攏新羅跟百濟以腹背夾攻對方，形成非常複雜的合縱連橫關係，且戰爭常常很慘烈。如司馬懿滅公孫氏後，殺盡公孫氏根據地十五歲以上的男人共七千多人，這是你死我活的鬥爭，換言之，當時氏族性與部族性都非常強大，也有很強大的組織力跟強大的戰鬥力，如果不殺掉這些男人就永不能擺平對方，只要有漏網之魚，搞不好將來就會重新建國反擊。從那時代可了解到，中國的宗族制度在古代其實具有強大戰鬥力，足以跟部族制度相拚，南朝以降漸失去戰鬥力，這是個非常值得研究的問題，亦即，以宗族制度為主的中華體制後來建立世上最大的國家跟社會；以部族為中心的體制從部族到城邦建立羅馬，但羅馬再大，能納入統治領域的事實上也只有義大利，出義大利就是殖民地、是其他部族，無法把別人變成自己的部族。部族有地域性、是排他的，而宗族可不斷擴大，這可能可解釋為何秦漢或隋唐可這麼大，中國的基本構造是以宗族擴大，而其他諸民族基本上都以部族擴大，西方從部族演變到城邦，其中厲害的變成共和國。事實上近代歐洲各國也是從部族、封建發展到民主，民主的投票是來自西方部族內部的貴族會議投票，如英國的大憲章就是貴族跟王爭權，從部族制習俗變成複雜的民主制度，故若非封建制度，不會有西方後來的民主。因此，東西的差異——或說中華民族跟周邊乃至於西方的根本不同——在於社會組織的不同，中國以家族、宗族為主；弱點是時間短，且與起初一定選最強大能打者當主的部族相比，後代的戰鬥力會較不足，不過國家的建立就是打出來的，不打不能成國，這是必然之事。
日本的建國起初相當有趣，先是各部族小國擺不平，推舉出女王，後來進入大和朝廷跟古墳時代。這時的東亞競爭非常劇烈，起初的天皇是各地的首長選賢制，史料不足，但一般估計應是原來的倭國後來變成各地首長，他們凝聚起來，想要到韓國發展，就是侵韓。起初不是用血緣選天皇——當然這時的天皇很多是傳說，天皇起初是內部矛盾的調停者，但五世紀後引進血緣繼承，一個重要原因是原來天皇的繼承系統斷掉，以及他們在韓國失利、被好大王打出來，於是原來部族選賢的天皇好像失去作用，變成以血緣為中心，且這時王權較式微，需要建立侍奉集團，亦即從漢魏制度引進初步的官僚集團，故漢朝跟魏晉南北朝的漢魏制度在那時代非常重要，東亞諸國不斷模仿學習。日本早期的部落地方首長選賢還是用實力，但引進血緣繼承後，政府採取合議制，地方以用氏族為主，氏族依他們的講法分三種，一是皇別，古天皇的後裔，事實上就是古代較強大有實力的部族後裔；二是神別，就是幫助天皇，或說到最後統統變成幫助較強大一族的其他部族；第三叫諸蕃，就是從韓國跟日本[l15] 來的，這是日本古代的三種氏族。最重要的當然是皇帝跟神別，先有皇別跟神別，但所謂的神也要幫助皇別，於是就說大家是合成一體。乃至於後來日本有種講法，認為所有人都是天皇後裔，這樣看起來，日本古代的基本社會制度是以地方氏族為中心，採合議制跟選賢制，而非用征戰產生強大的天皇，起初是這種情況。
各氏族最重要之事是祭祀氏神，然後統率部民。部民是從事農耕、勞務的，很多是被征服的貧民，這種以氏族為基礎的方式一直延續到日本後期，基本上日本作為封建社會的源頭非常古老，且結束得極晚，理論上到德川家康時結束，實際上至今都還沒結束，因為日本的公司行號、機構都是德川家康式的封建組織，亦即，每個人各為其主，過去以忠誠於領主跟大名（だいみょう）、藩主作為人生最高目標，轉為忠於公司行號、政府機構或工作，這封建體制的源頭很古老，似乎從古代氏族就已開始。天皇跟氏族的關係始終複雜、不穩定，推選出來的天皇，旁邊常有強大的氏族、強臣、強藩作主政者，且日本似乎很難有真正打出天下的天皇，常有女性天皇，且很多時候天皇都沒實力，有實力的時間都滿短的，這跟日本的性格有關。
隨著時間演進，大和朝廷用血緣制後的繼承較穩定，時間長後，它還是可運用中央之位合縱連橫，統一各地豪族，逐漸形成君主體制。此外，五世紀後有大量從朝鮮移入的大陸移民，且因百濟有很多華人，其中有很多華裔者，當然韓國人更多，他們有系統地移植經學至日本，這很重要。到仁德系王朝（約413到502年）時期，日本和百濟嚴重受好大王打擊，之後開始朝貢中國，前後遣使十二次到中國，仁德天皇就是受封「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的那位，本來要求加上百濟，成為七國大將軍，但因百濟也來朝貢，中國不給百濟封號說不過去，故只給六國。這時代他們侵略朝鮮，又被打出來，於是後天皇的系統開始由選賢轉移至血緣繼承，緊接著就是王室內鬨跟群臣崛起，因為天下不是王室打出來的，故難免有這結果。
3. 天皇制之確立：飛鳥時代
大概到飛鳥時代（538到710年）確立天皇制，這時聖德太子有鑒於王朝制度不穩、群臣內鬨，便利用機會建立十二階官位跟十七條憲法，奠定中國式官僚體制的基礎，派遣使跟留學生到隋朝學習。但因學習中國的體制就代表原來的封建貴族會受壓迫，故強臣蘇我氏極力反對改革，更殺掉聖德太子之子，重新奪權。蘇我氏與大王家是這時期掌權的權臣，蘇我氏支持佛教，另一支則支持傳統神道教，雙方激烈鬥爭，之後蘇我氏的蘇我馬子擊敗對手物部守屋，取得對朝廷的控制權。結果之後的天皇[18] 聯合另一個權臣藤原鐮足——他是個地方領袖，沒有諸侯那麼大的位置——刺殺蘇我氏，結束其專權。同年（西元645年），孝德天皇即位，開始大化革新，全面仿隋唐官制，但除隋唐官制外，它還有兩個特殊官，一叫「神祇官」、一叫「太政官」，亦即，他們仍是個以祭祀為中心的國家，且有特別管天皇部分的政治。他們有糾彈政治，另外學習均田制建立班田制，但它的均田制跟中國不同，中國的租庸調是繼承魏晉南北朝均田制，且利用魏晉南北朝後及隋末天下大亂、人口虛耗，故能順利執行；日本的班田制事實上是跟當時的大量貴族爭田以強化中央，故雙方鬥爭非常劇烈。一般地方又設國、郡、里，也開始實行五衛府。日本開始實行此種郡縣的中央集權國家時已是七世紀中葉，非常晚；也比韓國晚，因韓國的國家是打出來的，國王可快速學習中國的中央集權，但日本不是打出來的，故這鬥爭很漫長，且始終處在妥協狀態。日本此國對外非常兇狠，對內和成一團，至今日本政界、商界及學界仍如此，和成一團，他們叫「舉國一致」，在侵華戰爭時，日本最喜歡舉國一致，即上下一心的想法，日本人可以一群人自己在內部和出一個共同看法，這是早期就可看出的性格。有一種講法認為日本骨子裡其實可能是陰而到極處的個性，故武士道或忍者會守到最後一刻，趁對方不行時一刀殺出去，可能跟這性格有關。韓國人的性格則像烈火，但後來在高句麗被打敗後就較衰了，反而日本後進，故日本的征服性滿強，且因它是類封建制，很多小藩國、地方部族仍保持對原領主的高度效忠，故其部族性、氏族性非常強大，構成基本的社會團結跟武力基礎。
日本是兩階段被打出韓國，首先被好大王打出去，但不完全；接著日本在大化革新後國力增強，但在660年時，唐滅百濟，要接著對付高句麗，但百濟是日本的朝貢國——日本在朝鮮的根據地一是百濟，另一個是新羅的前身「任那」——，日本被好大王打出去後，割很多土地給百濟，其中許多被高句麗吃掉，但仍跟百濟維持密切關係。它們合縱連橫的關係變來變去，先是拉攏百濟對付高句麗，高句麗變強以後就聯合高句麗對付新羅，但因唐又拉攏新羅滅百濟，這時日本就要出兵幫助百濟，結果在朝鮮白江口，被唐朝跟新羅聯軍擊敗，從此真正退出朝鮮。之後又有672年的壬申之亂，三個王子爭權，打得一塌糊塗。這大體上是飛鳥時代。
4. 古代國家的繁榮：奈良時代
但天皇制度一直都還可維繫，這跟他們始終能運用強臣間富強[l19] 有密切關係，飛鳥時代在710年結束，遷都奈良，進入奈良時代。奈良時期律令社會及天皇制度相當繁榮，同時貴族內部政爭依然非常嚴重，但誰也無法居這大位，仍需要一個天皇。這時天皇還算擁有實質力量，也派遣唐使，且這時佛教非常發達，幾乎可說是以佛教為國教；另外，貴族制度在這時不斷發展，藤原氏變得非常強大，後來甚至進入院政時代，貴族變為國家的王宮大臣，直接管理國政，但仍尊天皇，這時地方豪族也日漸擴張勢力，還有所謂平氏、源氏。剛剛說韓國人的靈魂是花郎道跟高句麗，日本人的靈魂應算是《源氏物語》——當然亦可說是古代神道教，但那是後來重新提倡的——因為讀《源氏物語》會發現，它追求的是種陰柔化的美感極致。讀過川端康成都會發現，他的小說如《雪國》、《千羽鶴》、《伊豆的舞孃》，其中情調幾乎可說全來自《源氏物語》，非常纖細、細膩。源氏每天幾乎只做一件事：跟女生談戀愛，到處偷情。那時的日本可說是相當程度的母系社會，故天皇有很多是女的，女生定居某地而男人跑來跑去，以女子所居為中心，像源氏這些貴族幾乎每晚跑到不同女人家中，想得到她的青睞，這過程很複雜，要寫情書引誘她、要透過種種手段，在《源氏物語》中將那情書描寫得美到極致，用什麼紙、什麼文體、什麼書法……這本書的作者紫式部是個宮女，亦即，在日本天皇制算鼎盛的時代，貴族們最重要的文學作品如此纖細、陰柔，完全寫極度女性化的談戀愛、完全以女性筆調所寫，是這樣的文學。這樣的貴族生活當然也會激起一些反動，因為這些貴族可說在某程度上是長時間居於高位，又有漢化影響，於是高度利用纖柔細膩的文字，當然還可能是因日本深受南朝文化影響。日本早先受到三國中吳國影響，故今天很多最貴重的和服叫「吳服」；另一方面，他們跟南朝關係很密切，故很可能受到南朝文學影響；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影響是唐朝文學，譬如《源氏物語》中〈桐壺〉（きりつぼ），所引的典故就是白居易的詩，他們尤其喜歡講《長恨歌》等典故，另外唐代文學又充滿許多佛道影響，到最後歸於佛教，對人世終極有種幻滅之感，在川端康成跟紫式部作品，以及很多當代日本文學中都帶著這感覺。但這種對世間終極的幻滅感也會在戰時激起櫻花般隨時凋謝、無懼死亡的心態，這是日本武士道的一個重要源頭。這是武士崛起與禪宗大行的時代。
武士道是禪宗不眷戀俗世、還帶貴族習俗影響下的新生事物，這時開始有武士跟貴族爭權，武士道真正的發展則要到相當後期的武家時代後。這源頭之所以與武士道有關，是因日本的國花是櫻花，開花時極燦爛，但春末時風一來就隨風凋謝，他們認為生命的本質就是這樣，一個人活著應該像櫻花般燦爛、美到極致，該死時隨時要死，這樣才能當很好的武士。
因此，他們的文化非常優美，重佛教，文學、藝術、書法，建築也非常發達，且遣唐使學習很多唐代文化，基本的模仿對象就是唐朝制度，故日本人至今仍崇拜唐朝，看不起宋以下的中國。現在在中國不太看得到唐代制度，到日本反而可看到很多，日本的茶道、跪拜、作息、花道、建築等等，都大約沿襲自魏晉南北朝到唐——尤其是唐——這時期，穿竹屐是向魏晉南北朝學的，日本人幾乎原封不動地搬來，然後做些修訂或不修。奈良時代將唐代律令全搬來，但底子不同，他們的底子還是部族制度，不是宗族制度，不是真正的中央集權，而是天皇跟權臣、豪族間存在複雜關係，也不是那樣的大國型態，故有些本質上的不同。
5. 平安時代
平安時代繼續當朝貢國，屬於整個東亞的冊封體制，從794到1185年，是中國主導的天下、世界秩序的一部分。這時遷都京都，亦是天皇制度的頂點與日本文學發展的頂峰，同時武士階層從奈良時代萌芽，這時逐漸發展，《源氏物語》那樣舊的貴族久了之後不太行，武士階級重奪權力，建立幕府，這時也跟中國密切交往，儒學在日本得到高度推崇，佛教則繼續發展。
日本跟韓國在接受中國文化之初，政府往往學儒家，以建立國家打天下，但民間第一階段學習的是佛教，第二階段才是儒家，影響很深。894年廢止遣唐使是很重要的階段，日本從那時起才開始發展獨立國風、文化，但基本格局已定，故日本的格局以唐風為中心發展，今天日本食衣住行育樂處處都可追溯到唐朝，韓國則處處可追溯到明朝，《大長今》中的李朝衣冠就是明式服裝。
6. 鐮倉時代
鐮倉時代是武家政權，之後開始幕府，天皇根本就衰掉。簡單說，日本的形成時期，天皇原是貴族中合意擁出的，權力不太強大，要改革也要利用權臣間的矛盾來改革，但他的位子也利用這來維繫的。這些古代貴族後來可能受到佛教的影響跟漢化的影響，太纖柔而漸衰，被新的武士階級取代，型態上仍繼續封建，然後變成幕府制度，開始有所謂鐮倉、室町、安土桃山、江戶……天皇在很長一段時間根本就靠邊站，到江戶末期才大政奉還，然後明治維新。故日韓的型態可說非常不同。
越南
越南跟日本、韓國大不相同，不是北亞、東北亞民族，南方民族因天候、地理、地形種種關係，沒那麼強悍，在古代它只是百越間的一族，自稱「雒越」。百越中可能都有銅鼓文化存在，銅鼓文化很古老，現在挖出來最早的距今兩千八百年，銅鼓是祭祀之物，直到今天，西南夷很多地方都還有銅鼓，他們認為銅鼓有神靈，打銅鼓不但可招神，還可通天，平常把它埋起來，不可用，祭祀前要先齋戒、進行種種儀式，然後把銅鼓挖出來打，進行祭祀。古代百越大概從四川一直綿延到廣西、越南、傣族、泰族很大一塊地區。有一說，臺灣早期住民跟百越有關。
據說雒越人曾建立一個國家「甌雒國」，相傳原在蜀國（四川）的王子蜀泮跑到此地，跟原來的雄王有爭執，蜀泮靠海中使者金龜幫忙，發明金龜神機弩打敗強敵，幫助蜀泮建國。這徹底是神話，故原來沒那麼當一回事，但後來越南很喜歡講這故事，因為這是唯一能講的，之後越南就變成中國的一部分。故它的存在大概就數十年，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份越南古代史，整本書都在解釋這幾十年甌雒王神話的問題，很複雜。簡單講就是實在不強大，也實在不是個像樣的國家，就是個傳說。但或許這國真的存在過，因記述這傳說的作品已很晚，大概隔了上千年，故到底是不是有此事也說不清楚。然而，原來只有誰是老大的排序問題，沒有民族主義問題的東亞各國，其民族主義在近代興起，韓國人、越南人開始問「我是誰？」於是越南發現自己在沒被中國統治前只有這神話，但這神話跟檀君神話不能相比，因檀君朝鮮神話一向被韓國人相信的，且記載在十三世紀的《三國遺事》，取得很多相關史料；但蜀泮的記載較晚，且可靠性較弱，這在在說明它的神話跟王權較弱。之後就是所謂的南海尉趙佗。秦朝在越南北部設立象郡，這是中國首次統治越南北部，秦末天下大亂，南海尉趙佗自立為南越武王，在那一帶建立滿大的王國，疆域包括廣西、越南及部分的雲南。這王國被漢武帝所滅，武帝在越南建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基本上就是一直管到越南的核心地帶，直接執行行政管理，之後一千多年都是中國直接統治的一部分。但在漢朝後期，越南南部建立占城國，信奉婆羅門教。但基本上，越南跟韓國都認為北部——他們文化的發源地——是重心，故越南直到南漢都是中國的一部分，這過程裡漢化程度當然不問可知，模仿甚至直接使用各種中國的文物衣冠，直接受中國統領，地方上實施郡縣制。但它其實跟中原體制也不完全相同，因為它非常偏遠，地方在一千多年中還是發生過不少的反叛，規模有大有小，其中幾次最大的其實也都在短時間內被撲滅，如較有名的就是漢朝時徵側姊妹反抗貪官汙吏，鬧的全越南都反叛，最後伏波將軍馬援平亂，還建立一伏波配方，並把他們的銅鼓融燬，改鑄成一匹馬——因馬援姓馬。我後來才發現這是個具象徵性的動作，等於要徹底征服此地。故越南本來一直覺得自己跟中國的關係非常密切，唐末開始脫離中國，之後也太順利，經過幾番波折，先有吳權，然後有自立階段，換好幾個王，起初無國號，到968年才建立國號，這時已到宋朝，他們受宋太祖冊封為交趾郡王，變成自治的藩屬國。
越南之前直接受中國統治，此後算是獨立藩屬國。但風土民情仍不同，故漢武帝要打越南，淮南王劉安就勸他不要打，因為一方面地屬偏遠，部隊運輸不易，且此地的人都依水而居，住在深山老林中，可以一擋百，很難打，這讓我想起後來美軍的遭遇，故伏波將軍當時不容易。在越南打仗非常艱困，故此地往往也會有些反叛，最後也就自立為藩屬，明朝時曾又成為中國一部分，後又獨立，最後在十九世紀被法國殖民。故越南相對較弱，但卻可利用地利，是個不容易真正被征服的地方，直到近代還是保有其獨特精神。客觀來講，歷史上在中國周邊的農業民族，若無三兩下，很容易變成中國一部分，故古代韓國人不簡單，越南則利用地利。
遼國、緬甸交通更困難，基本上很難過去，但只要交通還能勉強到達之地，就可看出漢王國的力量，當然可說得失都在當中。所謂東亞世界的形成，確以漢王國的成衰為中心，漢王國成立後，周圍地區都受震動，或直接被統治，或開始學習；它衰亡後，周圍一些國家、地區就蠢蠢欲動，較強悍的北方要自立為王，南方也有動作，但較不易——在魏晉南北朝，越南確實反叛、動亂過幾次，但最後都被平息。故東亞世界受到漢制擴大綿延的影響，由這綿延與上次講的胡漢關係可思考，這種制度跟文化確實有其力量，故能綿延到後代；另一方面，它跟周圍的關係，似乎需要不斷加入新血，並跟旁邊產生有時互相朝貢，有時也互相爭執的關係。但大體而言這跟羅馬滅亡不同，羅馬亡後就沒了，漢制卻重新復興，值得重新思考原因。
[1] 這課題非常困難，因我們對朝鮮、越南乃至日本古代史，其實多不清楚，所知的近代之事也多半跟日本較有關，而不太清楚古代史，但古代史是東亞文化圈形成的關鍵，我當然不是這方面專家，所以
[2] 漢有一點帝國的型態，但不是個不斷擴張的帝國，故稱之為王國。
[3] 或作「扶餘」。參見楊雨蕾等編著，《韓國的歷史與文化》（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1），頁25；李迺揚編譯，《韓國通史》（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5），頁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