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一個時代的人跟文化，要看那時代怎麼形成，唐人跟唐代文化有些引人注意的特色，要透過它的形成來看。唐代文化大體較重強健、較務實、功利性較強、胡漢融合較多。這文化基本上承襲魏晉南北朝的南北兩種力量及胡漢兩種力量，可說是融合而來。不可否認，北方在融合過程中是主導者，而胡人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雖說這過程裡胡族也不斷漢化，包括講究經學、尊重儒者、接受漢家各種衣冠文物制度，但具主導力量的歷史變化以北朝為主，最後是胡漢互相合作。這是了解唐代文化的關鍵。之後胡漢關係仍挺複雜，在安史之亂後好像又分道揚鑣，故胡漢關係是個要觀察的重點。
唐代一方面非常強大、受人羨慕，從上層到社會各方面都較自由，但同時的問題是領導中心不守儒家禮法，造成唐代皇位繼承非常不穩定，經常發生廢太子與王位鬥爭問題，使得政局不穩。唐人重視實際力量，偏好功利，國力富厚，其影響遍及東亞世界。一般來說唐型文化跟宋型文化頗有不同，中國後世主要繼承宋型文化，以漢人讀書人為主，重視儒學、禮法與倫理道德。唐型文化顯然不同，尤其起初是所謂的胡漢一家，不那麼重視儒學與禮法，而較重佛老、實力與功利，其得其失均在其中。這時期漢人胡化、胡人也漢化，尤其在安史之亂前，因為唐太宗主張胡漢、夷夏一家，四方人民都是政府的子女，這點很特殊，使唐代可以包容各種族與文化。唐代開邊極遠，包含周圍各異族──現在稱為異族，但當時並無異族觀念──，有一種普世性的性格，各方之人常常到唐朝來自由工作。唐代有許多外族官吏與將領，包含北方胡人、中亞人、朝鮮人與越南人，但這種開放性最後卻是安史之亂的重要原因。史載唐朝開國時，東突厥來降，之後很多人都任大官，朝中突厥官員幾乎占一半？，這記載或許有點誇大，但大體可見唐代對異族的包容能力，遠非後世所能想像。當時高麗人、越南人等外族都能參加中國科舉，不但文武科均可，考上同樣為官，所以真是個世界性帝國。
在文化方面，唐玄奘出使西域，從印度、中亞帶回許多文化，且唐朝有許多專門技術職人，譬如一些從事音樂、建築，數學、科學方面的大師。這些專門技術人才往往是胡人，而且還不盡然是東胡人，而是所謂的西胡人，即更靠遠西的胡人。故唐時已從當時的西方輸入不少專門技術之士，因為一般漢人認為專門技術較低下，沒多大興趣，跟現在的情況很不同。譬如當時有名的畫師閻立本是官階相當高的官吏，一次君臣聚會時，皇帝招閻立本來畫畫，他很喜歡畫，但當時他的同僚和皇帝坐在上層，他一人滿頭大汗在底下畫，感覺很壞，回家後說：「我小時讀書也不至於面牆，長大更以丹青著名，今天卻在群臣被當作工匠而受辱。」於是告誡兒子以後再也別從事畫畫。故當時很多專門技術職人往往是外族人，閻立本本人在血緣上就跟外族有關。唐代一方面是個普世性國家，另一方面，漢人跟其他部族間起初是互補關係，到後來卻分裂乃至於彼此鬥爭係，這種胡漢關係是唐朝的根本問題，且很顯然是繼承魏晉南北朝的狀態。照人類各民族的通例，本來漢朝結束之後，漢人應該要亡掉了，如古埃及人、羅馬人、希臘人於其國家滅亡後都不再存在，各民族、各文化大抵皆如此，結果漢人的文化居然能夠繼續，這是一件非常特別而有趣的事情，它是以怎麼樣的方式延續呢？我們以下就要進一步的探討。
照人類各民族通例，漢朝結束後，漢人本應如古埃及人、羅馬人、希臘人般滅亡，結果漢文化居然繼續，這是件非常特別而有趣的事情，以下要進一步探討它以什麼方式延續。唐代跟大食帝國是中世紀世界史最燦爛的兩個文明，所謂現代西方在當時落後太多，遠不能相比，而比較唐代跟大食回教文明，會發現相當的不同。另外，「唐」這稱呼可說代替漢成為中土人士的通稱，海外至今還常把華人稱為唐人，各地都有唐人街，臺灣也有「唐山過臺灣」的講法。這時的唐人其實已大量融入胡人文明，但也並未跟胡人徹底融合，畢竟胡漢的生活方式不同，漢人基本上仍是農業民族，胡人則以游牧居多，無法徹底融合。唐代文化可說是繼承魏晉南北朝後很重要的時期。以下先看隋唐的建立。
隋唐的建立跟西魏、北周的關中本位政策有密切關係。建立隋唐的基本上是西魏、北周的宇文氏，起初以宇文泰創立的關隴集團為中心，這是以所謂北魏、北齊的六鎮胡人為主幹，加上多數漢人所融合的集團。宇文泰先讓有功的漢將襲胡姓，再讓胡將襲漢姓，因為很多漢人原是從太行山以東來的大族，故去除他們在山東的郡望，以關中做為新的共同認同，構成新融合的集團。它的根本是胡人、山東的驍勇善戰之士與地方壯士，這些留在北方的漢人大族因長時間遭到戰爭洗禮，本身往往有部曲、善戰，且非常團結，故那時等於是鮮卑部族政治，加上漢人強化的家族政治，兩集團的團結性和戰鬥力都很高。他們有個關中本位政策、像生命共同體的意識，這是征服天下的根本。
宇文泰另一個做法是運用周禮制訂官制跟禮儀，這並非其根本，但被用來作為文化上的重要號召。北周既然地居關中，便自稱繼承前周、秦、漢的文明，種種官制也模仿周禮六官，雖然這些官制多為虛設。後來隋唐的官制、禮儀與律令並未真正繼承北周，而主要繼承了北齊，其次是繼承梁、陳。北周的核心部分，就是實際上掌握政權的鮮卑部族，加上胡化的漢人北方大族，尤以關中大族為主，並加上山東來的大族，共同組成政權。這政權一路遞嬗，隋唐的領袖人物都出於此。隋朝時讓改用胡姓的漢將恢復漢姓，其中包括唐高祖、唐太宗一系，這股力量後來就漸漸從胡漢融合轉向以漢人為主了。
另一方面，它的軍制也開始改變。在古代要建立大王國或帝國，關鍵當然在武力。當時原為府兵制，府兵制其實分為兩階段，以隋為分水嶺。隋以前是宇文泰於西魏建立，其核心大體是鮮卑部族制，有所謂八柱國，皇帝本身是一柱國，通常會有另一個大柱國在朝中輔佐皇帝，其他每個柱國管兩個將軍，一共十二個，底下再分二十四開府。這其實來自鮮卑族八部。其實宇文泰跟其他柱國的地位起初幾乎平等，而且他也是因為被認為很能幹，而被從鮮卑八部中選出。後來他利用其中一柱國過世的機會，把其柱國一併拿來，掌握兩個柱國的兵，然後其他柱國共戴之。這種軍事組織和後代想像的漢家天子掌握所有軍隊完全不同。它基本上原是鮮卑部族制，而這時兵農分離，因為大部分從事農業的，仍多是漢人或少部分漢化的胡人[2]。而且當時天下未定，士兵長年處於征戰的狀態。到隋朝時，情況就變，因為天下已統一，不再需要一個經常出征的軍隊，於是開始建立後期的府兵。後期府兵開始兵農合一，而且產生地域性，不再是以部族兵或是模仿部族兵，不再是以家族為主，變成各地的富家子弟有心當兵的當兵，尤其是設立在關中以及沿邊這一帶，因為這個仍它重點之地。到唐朝初年時，天下有八百多，關中就居五百，要讓關中的軍力勝過全天下的軍力，這是起初府兵制的狀態。
當兵起初是貴族的權利，要富家子弟出身，不是隨便想當就能當的，這事實上是各民族通例。故統治的鮮卑族起初從漢人中挑厲害、富厚的人進入軍隊，後來漢人軍隊因為漢地漸多，於是權力從胡漸轉向漢。起初這些人都身家良好、出身富厚，會自己準備弓跟刀，/其他像劍、戟是六家——六家是六個柱國，故有自己的貼身兵器，另外還有一些公家給的一般兵器，軍隊訓練得非常強而好。
軍隊直到唐初仍很強健，朝廷給的待遇也很好，賞賜豐厚，訓練也頗精良，故可說西魏、北周一直到隋靠著府兵統一天下，唐朝亦靠府兵而能進一步征服與治理，這是隋、唐制度的關鍵。它從原來偏胡人為主、兵農二分的戰鬥力，漸變為胡漢融合，最終由於漢人多，且久經戰爭，也頗驍勇善戰，變成以漢人為絕大多數主體，並轉成兵農合一。故唐太宗說夷狄跟華夏一家[3]有一定道理，他仍打敗突厥，但突厥戰敗後，因唐太宗跟以前的征服者不太一樣，頗為可親，願意照顧突厥人，故最後確實異族歸心。這是唐代疆域能如此廣大的重要原因，它有強大的軍力，但也不是全靠蠻力。二十世紀中國最偉大的史家之一陳寅恪曾指出很重要的一點是外族的連環性，他說異族彼此間有制衡關係與連帶關係，連帶關係是一勝一衰的，故唐代常以夷制夷，和某一族結盟攻打另一族，也會利用內亂拉攏部分的人，然後攻打其他主力，故不光靠府兵制善戰，也要懂制夷的實際狀態。唐代起初因原本跟胡人的關係較密切，所以清楚掌握夷狄的內部情況與軍事情報。相對地，宋以下往往搞不太清楚外族的情況，極少有例外，故帝國的情勢與情報非常重要。
另外起初唐制多承北齊，其次才是梁、陳之制，這是因為北齊主要承襲北魏，而北魏則沿襲漢晉的制度，亦即，北魏雖是鮮卑族建立的國家，但他們很早就開始跟漢人合作，懂得歷代胡人雖厲害，但因沒有良好的政治制度而驟起驟滅，無法良好延續。蒙古是個很特殊的例外，這有另外的原因。一般來講，胡人興滅無常，北魏頗能延用漢魏制度，包括朝廷禮儀、百官任用乃至刑法、律法種種，故北齊的禮儀制度乃至諸臣建設、刑律都繼承漢魏，當時就叫漢魏制度、漢魏衣冠，這是從北齊、北魏、魏晉、漢朝，一路繼承而來。當時很多北方大儒也幫忙——因為古人沒有現在的民族主義概念，現代人受到十六世紀以後的西方影響，民族、族群分得很清楚，以前不是這樣，故夷狄而華夏，華夏之；華夏而夷狄，夷狄之，沒有那麼清楚的民族界線——，故北魏承襲很多漢魏制度，其中經過魏孝文帝漢化，乃至於北齊、隋唐，當然也承襲北周諸臣勵精圖治的部分改良，這使得隋唐初年的制度相當完善，亦是後來隋唐興盛的關鍵。
另一方面，他們也繼承很多梁陳以降的文學藝術、衣冠禮儀，故是綜合性的，大體以漢魏制度為主，其次是梁、陳，再加上北周。初唐的政治制度，跟漢、宋、明歷代相當不同，漢朝是平民起事，在制度方面起初不太在行，漢高祖還要叔孫通來訂朝儀，經過很長一段時間才漸上軌道；宋初制度也不佳，常為後世批評；明初的制度也有很多問題，因為讀書人不願幫明太祖。隋唐制度相較下最佳，這一則是繼承前代以北齊、北周為主的制度，再加上梁、陳的一些好處；另一方面，隋唐領袖起初都是關隴集團，是長期在政治上打滾、具豐富經驗的世家大族，故懂得政治。政治很難，世家大族出身者才較懂，平民則往往須極有天分才能理解。
當時的政治有何好處？首先看中央政體。中央政府的關鍵是宰相職權的再建，漢代是宰相之下分很多曹，有時五曹、有時六曹，名目不等，前漢後漢情況亦不同，但大體而言，宰相是獨相。這制度有些問題，起初漢代中央統制之地較有限，大概不過天下的三分之一，另有劉姓及開國功臣等很多各地公王，不像隋唐開國時非常巨大的天下規模，疆域遠不如隋唐，故隋唐一個中央宰相，可能要管/漢代五、六倍以上的地區。而漢代基本上是由地方長官自己聘用、管理地方官吏，故漢代的中央事務很單純。但舊制度到魏晉南北朝後產生很多弊端，地方豪強往往侵凌地方郡縣的職能，地方官吏無法處理，故後來不再讓地方聘任官吏，而將權力收回中央。隋唐時疆域大許多，中央同時管各地人事與所有重要財政，從中央、地方到民族，很多事都要中央管，故隋唐的中央政府比漢代龐大很多。這可看出來中國的政治，從漢到唐有相當大的變化。漢代地方自治的情況相當高，隋唐以後有鑑於魏晉南北朝的混亂，開始傾向中央集權，獨相權力會太大，也管不來，於是後來分為中書、門下、尚書三省。
中書、門下原是皇帝近臣，尚書則直接統整六部，是所謂外朝。事實上，中書在魏朝時曾是宦官的一支，這牽扯到化私為公的問題。魏晉南北朝時，中書、門下往往是皇帝私人任用，到隋唐成為真正的宰職大臣，能在皇帝旁邊隨時出意見。當時是三省共同領政，中書擬指令，門下封駁，尚書執行，其中最關鍵的當然是訂政策的中書、門下，兩者往往一起開會，叫政事堂。唐代的政令須經中書、門下同意，皇帝畫敕後才出而為令。這是中國史的一個重要變化，亦即，漢代宰相的職能還無法充分完成內部制衡跟周詳考慮，到隋唐——尤其是唐代——時，三省制本身就蘊含政府最高權力的內部制衡，遇事也較能綜合大家的意見作更詳盡的考慮。/中書、門下、尚書間關係頗密切，出令機關跟執行機關間也有很密切的聯繫，這是個相當完善的設計。
唐代在地方政治方面也大不相。同魏晉南北朝時，地方政治常為地方封建勢力、世家大族侵奪，唐朝才開始有像樣之地政治。同時繼承北魏均田制，設租庸調制為民制產，成年男子皆授田百畝，賦稅也較輕。但因地方不再豪強割據，國家統制的面積又大，且雖地方上有留用，但基本上所有財富都歸朝廷統一調度，故賦稅雖輕，政府財力卻非常雄厚，老百姓的生計也有基本保障，生產力亦提高。這使唐代跟魏晉南北朝大為不同，成為一個非常富強的國家，甚至超過漢代，其關鍵便在租庸調制與府兵制，讓中央跟地方具有較完善的關係、制度，這完成中國史上的一個制度上典範，後來的制度都一再稱頌隋唐律法，唐律也成為典範，即三省六部（吏、戶、禮、兵、刑、工）區分職能。故中央政府從制訂到執行命令，地方跟中央的關係，各縣跟郡、府州跟道——唐代分十道，底下分兩百多府州、一千五百多縣——的關係井井有條，是中國乃至於人類有史以來所未見的上軌道制度。大食帝國遠不能相比，它各地制度頗為不同，且有很多地方仍各自為政，雖有中央的基礎，以兩河流域、伊拉克——曾以敘利亞為中心，後來移到伊拉克、波斯一帶——作為首府，監控整個波斯、伊朗地區，中央政治往往集中巴格達，制度的細膩與直接掌控外地的程度遠不如唐。故隋唐成立的這制度延續自北朝以降的善政，上可推到漢代，經過魏晉南北朝大亂後種種鍛鍊，形成新制，造成前所未有的更進一步發展。
西方直到十八世紀都還未產生這樣的制度，即使是太陽王路易十四——西方最進步的君王——基本上任用的也都是自己較親近熟識的大臣，這些人完全繞著他轉，政府根本沒有正式上軌道的觀念，太陽王喜歡哪個大臣，就任用他。稅收則是包稅制，將地方承包給最高的投標者，搜刮多少是他的本領，這與唐代相差很遠。
但這麼龐大的帝國仍有其問題，一方面是胡漢，另一方面是中央政權，否則這是非常可行且厲害的制度。
另一重要發展是貢舉制。隋朝開始開科取士，隋至唐初取來的士人主要分兩種，一叫明經，一叫進士，此外還有些其他科。明經指能背誦解經典文義，進士以詩賦為主，當時北方人多考明經，南方人多考詩賦，因為北方人往往較樸實、善打仗，但作詩賦不如南方人。起初兩者的地位相差還有限，後來覺得明經只是背誦、太簡單，進士科地位漸高。此外，重要官位在唐代開國前五十多年，直到高宗時都仍由原來打天下的關隴集團掌握，故無論明經或進士，科舉出身者無法任大官，直到武則天時期才轉變。武則天是個怪人、極特殊的人才[4]，武則天時期是中國政治史非常重要的轉折點，唐朝在此時有根本的體質性轉變，由武變文，亦即，原以關隴集團、府兵為主，武則天後轉以科舉出身者為主，這不能光以她的性別解釋成因，而是因府兵制雖開國之初做得不錯，但經過連年征戰，朝廷對這些兵力的照顧扶養已不如開國時用心。打天下時都勵精求治，用心照顧自己的兵，故府兵制原來很榮耀；打下天下後日子好過了，府兵不再直接立於將軍，而是中央，很多府兵到長安後被中央當作私人衛隊賞給大臣，甚至讓他們值門衛，擔任私役、雜役，造成其地位日衰，且常因打仗受傷，又沒得到好的撫卹跟照顧，很多人不願當兵而逃走。府兵制漸衰，原來打天下者也漸不能控制中央王權。
武則天是江西人，跟關隴集團不同，故她想用很多自己的大臣以掌握政權。原來掌握政權的關隴集團漸腐化，武則天不再用關隴集團為朝臣，往往很多是科舉出身，很有才幹，但基本上是文士，故唐代根本體質的轉變從武則天開始，從胡漢一家的關隴集團漸轉成以科舉出來的漢人文士作主導政治，然後產生很多問題。
陳寅恪先生將武則天的統治稱為武周革命，她造成唐代體質上根本性的轉變，一方面她重視文人與很多能臣，另一方面也延續前代種種政策。但武則天的時代開始有個問題，許多朝臣都要經過她的面首與寵臣——所謂的「二張」（張昌宗、張易之）——才能到達中央，一方面雖用能人，一方面又制人。武周時地方的府兵制也沒能好好處理，因為她不是正位出身，中央、地方的官制也有點亂。後期因為武則天太厲害，唐朝的大臣跟她的直接對抗全失敗，最後政臣採取的政策就是防止武家人的勢力擴大，讓武則天無法傳出政權，等她老了再扶李家人出來，於是中宗重新復位。
中宗復位過後沒多久就是玄宗，有名的唐明皇，這時情況又有變化，一方面繼承之前的富盛，繼續開邊。當時分成十個節度使，其區域到盛唐時極為龐大，這時的問題是舊的關隴集團與府兵出身者漸凋零，在武則天朝也較不受重視，到玄宗時仍無法恢復府兵制，改為彍騎制，事實上是較局部的府兵制，結果仍不太成功，最後就漸變為藩鎮制。府兵制是有事才任將，然後派兵出征，無事時兵歸田，將回朝，故兵將不相習。改成藩鎮後逐步讓地方節度使久任，這在高宗後期漸有之，玄宗時漸盛。開元期間開始有很多節度使一任十幾年，這產生極大影響。最早是部族制，本來就是部族共同打天下，或者一些強大的家族參與，故較無問題；後來兵農合一也沒問題；但讓節度使長期久任一地，底下的兵甚至於財富、民政都歸他管，這就產生權力漸大的問題。起初朝廷還會任用一些出將入相、開邊有功的忠厚名臣，他們因任地方節度有功而回朝廷為相，但從當時稱為天相的李林甫開始，他怕漢人當節度使後權力太大，回來可能搶任宰相之位，就建議皇帝用不太可能回來當宰相的胡人當節度使，說是現在漢人一般都不喜歡打戰，胡人驍勇善戰，故胡人帶兵較能使國家邊境長治久安，而皇帝聽信他這番話。不過另一講法認為唐玄宗其實沒這麼糊塗，實在是因能打仗的漢人已凋零，當時宮中的射箭比試前幾名都是外方之人，如高麗人、胡人。因漢人武藝衰敗加上李林甫建議，便改用胡人為節度使，造成政治權力的根本轉移。
這根本的轉移所指為何？唐代武力雖強大，但軍事制度漸變成節度使久任地方，管轄的區域及程度亦隨時間漸深入。並非中央皇帝縱容，實在是因天高皇帝遠——唐代開邊到極遠，且邊境常有征戰，若不給收稅、管民政等好處，節度使也不易效忠中央，其中就潛藏危險因子，其中一個極有名的番將叫安祿山。
據說安祿山通曉諸族語言，他可能是突厥跟回紇混血，起初是所謂「營州雜胡」，本來只是個小兵，後來因能力出眾被節度使欣賞，收為養子。他身兼平盧、范陽、河東節度使，從遼寧、河北一直快到山西，那一帶從五代十國後就諸族雜居，，各族間有很多不易擺平的問題與矛盾，故中央很苦惱，若非驍勇善戰、驃悍並通諸族語言者，也不易擺平此地。這情況有點像羅馬帝國，擴張到最後都是蠻族在當兵，其中原因複雜，比方羅馬人不願當兵，漢人倒不那麼不願當兵，但武藝不如胡人，生活習慣也不同。
有些事無法避免地由生活習慣決定，如在大陸很有名的書《狼圖騰》，蒙古人跟漢人實在不同，他們一生跟狼搏鬥，當然能打，而漢人整天耕田、作詩賦、考科舉，確實不太能打，這是個大問題。生活情況跟條件差很多。故要靠這些人鎮服北方，加上朝廷政策失當，結果使得此地漸不受控制，最後出現安祿山。安祿山非常聰明狡慧，他得到玄宗的信任，身兼平盧、范陽、河東三節度使，整個河北都是他的勢力，他又跟宰相不合，最後起兵造反，「兵威驚震哥舒翰，舉手破潼關」，一路殺過潼關，玄宗幸蜀，太子肅宗即位於靈武。當時玄宗其實並不真正想退位，是太子帶著另一隊軍馬幾乎逼宮，玄宗自己搞得天下大亂，楊國忠、楊貴妃也都被迫死，所謂「六軍不發無奈何」，軍隊逼他殺掉楊貴妃，可見他也管不了軍隊，結果是太子即位。
其中其實還牽涉到一個有意思的故事，這時唐代王位的繼承已頗為不穩，肅宗李亨是第三子，玄宗本來立長子為嗣，跟李亨的關係則不太好，後來因為宮中鬥爭，另一個寵妃不斷進讒言，最後長子被廢，李亨趁機搶出頭。亦即，唐代跟宋朝大不同，王位往往經過複雜鬥爭，諸子間乃至於父子間的關係很緊張，從李世民「玄武門之變」就開始鬥爭，其中一方面有強悍的一面，另一方面造成中央政治不穩，以及易有宦官、黨派問題。
安史之亂後，唐朝進入另一個階段。平定安史之亂也多靠胡人之力，功臣除郭子儀是漢人之外，李光弼和僕固懷恩都是胡人，可見安史之亂後，唐朝的武力已完全掌握在胡人手上。這轉變很快速，關鍵就在玄宗開始不用漢人任節度使，而改用安祿山等胡人，甚至將他身邊三十二漢將全換成胡將。安史之亂雖平，但王室跟地方仍有很大的問題，因為平定安史之亂的多是胡將，王室就對胡將頗為猜忌，故這些平定安史之亂的胡人跟中央之間也頗矛盾。如僕固懷恩就建議河北諸鎮仍要任用安史原部將，否則仍會為亂，中央也只能聽從，結果安史雖平，整個河北仍被安史的部將控制，其他很多地方也都是胡人將領。故大體而言，唐中葉安史之亂後，中央能控制的區域相當有限，邊區多被胡人藩鎮割據，河北地區更是王令不行。
唐代中衰後暴露種種問題，首先看盛世中的衰象，其中幾個關鍵，一是極不穩定的皇位繼承，這起初要怪李世民玄武門之變，這從漢人觀點而言是大逆不道，但在胡人部族中其實常發生，匈奴歷史裡就常有這種事。漢人文化主張王位繼承要穩定、守宗法，但胡人觀點是誰強誰當王，西方歷史往往也如此，沒在講究倫理道德。唐人夾在中間，非胡非漢，王位繼承不太穩定，結果不斷有宮廷鬥爭，像剛剛舉的玄宗，太宗的太子承乾也是因複雜的宮廷鬥爭而死，之後太宗也因為想立晉王為新太子，怕老臣不同意而痛苦，只得做出自殺的姿態說：「我打下天下卻無人繼承，我要自殺！」旁人攬著他說：「你不能死！死了天下怎麼辦？」太宗便藉機說要立晉王，可見這鬥爭的激烈與困難，這情況中國如此，韓國如此，歷代家族企業往往也如此，很複雜，但這種鬥爭也會出現厲害的繼承人，故得失均在其中。
唐代男人不守禮法，女人也不守禮法，公主很多養面首，這跟其後宋以下乖乖的女人大不相同。唐代女人又肥又壯，像另一個故事說武則天自己請命要為唐太宗馴駿馬——真正騎過馬就知道馬不好馴服，何況烈馬，而武則天能替唐太宗馴烈馬——，故唐朝女人不簡單，出使的女傭都肥肥壯壯的，她們也長於宮廷鬥爭，故唐代宮廷鬥爭很可怕，男女都兇悍，後來宦官參加，鬥得更兇更慘，造成王位繼承一直不穩，此外，兒子也往往靠不住守基[註1] ，皇帝一有新寵就會整天被吹枕邊風，這造成很多變故。宋朝因看到唐代的亂象，轉而大力提倡儒家倫理。
另一個/盛中的衰象是由文武合一轉為文武分途、胡漢分途，這終要釀出大禍。王室雖以漢人為中心，武力卻在胡人手中，造成王室孤立，因為唐初權力核心本是關隴集團，集團中有複雜的婚姻跟合作關係，武則天後漸重科舉，但就一般人性，用人總要用信任者，科舉是四方之人到中央來，皇帝並不認識他們，如何信任？王室孤立的結果帶來很多外戚、宦官，玄宗後外戚跟宦官常成為大問題。/中國歷代往往怕外戚甚於宦官，因為外戚易奪權，如魏晉南北朝認為宦官較不易奪政權而不信外朝，選擇重用宦官。宦官起初做監軍，負責制衡在外打天下、勢力不斷擴張的節度使，因為派一般外戚或文臣，中央怕他們會沆瀣一氣，而宦官沒有獨立於皇室存在的基礎，成為適當人選。這一著是大錯，因為宦官人品不好，收贓納賄就說節度使好話，使其升官；沒有賄絡就說壞話，令節度使遭貶抑，像僕固懷恩、李光弼等幫玄宗平定反叛藩鎮者都吃虧，李朝恩等大宦官大大壓榨他們，又怕他們奪權，在這種複雜權力鬥爭下往往是忠於王室的好人成仁，那些行賄賂、嘴巴甜、能欺瞞的直通上位，宦官跟藩鎮獻計，唐中葉以後，一個擁有極好制度、前所未有的大帝國，從中央開始迅速崩壞，不僅宦官跟藩鎮掌權，玄宗後第三個皇帝德宗時還發生涇原兵變，當時德宗想削藩鎮，結果不但沒削成，還引起河北三鎮連著其他好幾個地方都反，德宗想招集天下精銳的中央禁軍來打，結果禁軍無一人至，因為禁軍的待遇非常好，掛禁軍之名便有很多賞賜，長安的富家子弟都想盡辦法掛名，平常打著禁軍名號、穿禁軍服色，花大把銀子耀武揚威。直到河北三鎮反，中央打不過，禁軍又不來，德宗大怒，從此就讓宦官掌禁軍。禁軍有所謂北軍、十軍，十軍中以神策軍最強，掌控負責全宮防守、有最好待遇的北軍。起初厲害的宦官管得有聲有色，但反過來，有軍權在手，外當監軍、內管禁軍，最後連皇帝的命都不稀罕。德宗後的憲宗有所謂「元和中興」，利用藩鎮內部矛盾打了十三年，好不容易算是壓服河北三鎮等藩鎮禍亂，結果被宦官謀害，原因是宦官內部分派與皇位繼承，肅宗想換太子，結果一派宦官認為將使另一派有利，乾脆殺掉憲宗。從此連皇帝的廢立都掌握在宦官手上，像後來的文宗、宣宗常聽命於宦官，幾次想聯合外朝大臣除掉宦官都沒成功，甚至像文宗連同宰相跟幾個大臣發起甘露寺之變想剷除宦官，結果宦官調動神策軍，殺了兩千多人，血流成河。故某種意義上，玄武門事變在不斷以另外的方式上演，因為皇位繼承不穩，又用宦官與藩鎮，後來就變成宦官跟藩鎮才有實力，外朝士大夫敢怒而不敢言，甚至禁軍跟中央、外面的藩鎮跟宦官都結成一氣，宦官收很多養女以與軍人結親，故長安城中宦官跟軍人住得非常近，彼此締結婚姻，高級宦官有私宅、娶妻，將外朝放到一邊，最後朝士們無論什麼事都要經宦官才能到達皇帝，且皇帝不批，什麼命令都不算數，因為要聯合宦官這派或另一派才能請出皇命，朝士都要仰宦官鼻息，後來因此造成牛僧孺、李德裕、李吉甫等人的牛李黨爭。後期外朝之人要集體對抗宦官，宦官也感受到外朝的威脅，故宦官結成一團，外朝結成一團，兩方劇烈鬥爭。但宦官利用王命掌握所有禁軍，外朝無法掌握軍隊，只能調動藩鎮，讓朱全忠的部隊進來殺掉所有宦官，結果朱全忠篡位，唐朝也亡，後來的後梁就由此開始。
當時其實還有另一個可用的節度使是沙陀的李克用，調動朱全忠時，亦有朝臣想調李克用，但其他人因怕胡人再干政而反對，結果發現朱全忠比李克用更不可信。朱全忠建梁，後來李克用的部隊滅掉朱全忠，建立後唐。後唐、後晉、後漢三朝都是沙陀人，，到後周才回到漢人統治[註2] ，之後到宋朝，回到漢家衣冠。沙陀人忠於唐室，且相當漢化，他們用很多的漢人部隊與漢朝衣冠，當時胡漢間不像後人所想地，必然有極大分野。這整個故事說明，胡漢間的關係在唐代後期緊張而複雜，一方面武力大都在胡人手中，漢人雖在朝中是主體，但很不幸地無法直接掌握軍權。宦官跟胡人結成密切關係，又掌握禁軍，這情況直到唐末仍要靠調動藩鎮解決，但調動漢人一樣反。最後仍靠胡人李克用才滅掉朱全忠。
故可簡單說，唐朝前期的強大引來劇烈的權力鬥爭。宋朝沒這麼強大、沒有宦官與藩鎮，王位繼承也較穩定，朝政更井井有條，但就是弱。故唐代的強大富厚、開疆闢土跟後來的衰敗、混亂分裂有密切關係。不過，雖宦官跟藩鎮是唐代後期最主要統治力量，但整個唐朝還算強大而安定。因為藩鎮雖割據，但在安史之亂後，他們好歹知道對抗中央沒有好處，故乾脆名義上擁戴中央，實際上各自為政，如此才有足夠力量對付外族。雖回紇、吐蕃甚至南詔曾為患，中央也都還能用複雜的合縱連橫運用節度使，通常是聯合回紇對付當時最為凶悍的吐蕃，也就是後來的西藏，它與回紇之間有種種和親或賄絡，回紇也常耀武揚威，二者往往聯合與唐朝為敵，漢人很討厭他們，像詩人杜甫就常罵回紇，但也拿他們沒辦法。安史之亂後聯合回紇、南詔對付吐蕃，好不容易壓下吐蕃後，南詔又亂。後來唐朝又聯合節度使如高駢（後為靜海節度使）等，關係實在非常複雜。唐朝不像宋朝版圖小，好歹還能利用藩鎮、節度使跟他們對抗，宦官雖掌握禁軍也無法篡奪皇位，故中央王室雖不太光彩，藩鎮割據嚴重，但唐代後期還算是個朝廷，也還能運行，仍有滿高的文化成就。
首先，唐朝在文學方面的成就非常高，因以詩賦取士，唐詩的成就震古鑠今，後來無法再達到那時代的高度。唐代在書法、繪畫上的成就繼承南朝漢人文化，因而有非常高的成就。至於建築則非常富厚雄偉，如日本奈良的東大寺是亞洲尚存最大的木造仿唐建築，它不是真正的唐朝，且建築到日本通常會小一號，就已非常宏偉巨大。唐代的大體都這樣，跟羅馬有點像，且羅馬後期政局也亂得一塌糊塗，一樣有蠻族、藩鎮、廢立皇帝、禁軍不聽使喚等問題，大帝國常有這情況。後來挖掘出唐代鑿的運河甚至隋煬帝的運河，以及步道、旅舍等種種建築——唐代官吏出使都有非常好的驛舍，有平臺、樓閣、水池——，非常富厚雄偉，因為唐朝確實富裕，這跟租庸調制有密切關係，且開國者都是世家大族之後，做事講求宏偉，故唐代各種建築乃至陵墓都非常雄偉，一個陵墓他們會經營幾十年。
另一方面就是佛教、道教大興，唐代的宗教以道教排第一，因為老子姓李，他們自認為是老子後，各地都是道觀，產生養身等很多的道教文化，醫術、醫學也備受影響。另外佛教八宗俱宏，同時也中國化。
唐代音樂非常發達，當時樂府將音樂分為十部，有九部都是外族音樂，原來中原本土，漢魏以降的雅樂只佔一部，是個世界性的集合。今天的胡琴、琵琶、古箏其實都是外族樂器。還有唐代的科技跟科學，曆法、算學都非常發達，也運用很多胡人技術，故唐代大量吸收外來文化。
簡單說，唐型文化是較接近自然人性的文化，就是喜歡富貴、擴張，吃好、穿好、用好、遠方騎征，較功利，各種的權力跟軍事鬥爭非常劇烈。另外，唐代人身壯強健，喜愛鬥爭，愛打馬球，最流行的宮中運動是角抵（角力、摔角）。這跟宋型文化不同，宋以後的漢人文弱，唐代即使是漢人也無論男女都強健，胡人則更為強健。但唐代生活雖深受胡人影響，最後仍胡漢分家。宋代以下，再也沒能如唐朝強盛。其中除胡漢文化，跟世族的衰落、府兵制與租庸調的敗壞也有關/，宋以下是用兩稅，從楊炎的兩稅變來，基本上就是稅田，不再為民治產。事實上田制從高宗後就開始出問題，安史之亂後無法按人授田，變成按畝收春秋二稅，起初頗便民，但卻因為它等於承認私有財產，造成大量兼併。中國原來對私有財產的觀念不那麼強，尤其魏晉南北朝以降，田歸公家，起初均田制、租庸調制是由公家分八十畝口分田、二十畝永業田給每個人，死時還給官府，重新再分。楊炎行兩稅制後，土地變成私有財產，造成大量兼併，不是人人都能得到足夠資源，許多老百姓變成窮人，造成民力衰敗，再也回不去，此後幾乎都是私有財產，大量兼併，無法回到漢唐、先秦為民制產的情形。
另外府兵制的敗壞也是個重點，兵農分家，朝廷要花大錢養兵，且因為不能讓武人專政，養兵後往往還要養很多冗官與之對抗，故宋以後冗兵、冗官都很多，民間兼併又很厲害，社會的富厚也不如隋唐，加上安史之亂後，漢人覺得胡人太可怕、不可信任，雖到唐末仍常用胡人，但夷夏之防漸強，宋代後就夷歸夷、夏歸夏。
漢人實在是個很老的文明，又喜歡用科舉取士，故確實變得太偏文弱，整個文化的重心不再像前朝，先秦講禮樂射御書數，所有士大夫都要學禮樂、射御，且對射御非常講究，如射分五射[註3] ，第一要能「貫殼」，即貫穿目標；第二要控制速度，能快射、慢射；第三要能連發三矢，射出去跟劍一樣根根緊密連接；第四要四根箭射出，在目標打成一個井字。御也有五御，要能駕車、逐水禽、繞渠道、過彎路，並與君王保持一定距離。先秦士人都要會禮樂射御，故先秦的漢人反而能打。孔子都還配劍，後代也不配劍，故唐以後漢人漸文弱，元、清兩次亡於胡人，這是極大問題。唐代的例子給予我們很多啟示，之間的情況值得多加反省。
[1] 唐代跟唐人的特色是什麼呢？這是我們底下要問的一個大問題。這裡舉出幾個唐代跟唐人的特色，一是胡漢融合，除血統、政治、文化的融合，廣義而言也包括佛教跟中國的融合。中央的權力更為集中。不重視禮法，現代社會最高的價值就是自由，不重視禮法，這就是時代不同。漢人傳統為何重視禮法？禮法首先是為宗族、世家大族這種家庭生活而生，若幾十甚至幾百人住在一起，彼此關係緊密，沒有禮法就必然大亂，個人的權利義務也沒個準！在農業社會中，農人跑不遠，就算嫁娶也都住在附近，行家族共同防禦、互保互育的方式生活。天高皇帝遠，自己家水旱災、強盜小偷、各種爭奪……都要自己處理，如同一箇大「家族公司」，故須有禮法。家族越大，禮法越森嚴，事實上取代了現代法治的地位。小家庭的孩子則容易無法無天，反正只要爸媽愛我，其他可能差別不大。
以前漢人守禮法的其中一個原因是為了治國，唐人也要治國，但唐代的統治中心不重禮法而重利潤、功利。一重要講法認為：唐代的統治中心染有胡風——有胡人血統或至少長期跟胡人合作——，不太走漢人那套，故唐代很有趣，武則天是第一個女皇帝，高宗也拿他沒太大的辦法，他當皇帝後還置面首十幾二十人吧。他的女兒太平公主也有樣學樣。史家說：唐代家庭禮義之亂，前所未有。唐代的嫡長子除唐玄宗的大哥「讓皇帝」外，無一善終。沒有禮法就容易這樣，每個人都不守規矩，從小鬥來鬥去，搶著當皇帝，從一開國唐太宗李世民就把他哥哥幹掉開始，唐宗室殺戮甚慘。唐人的觀念跟現在較像，不守禮法而重力量跟功利、權力，影響及於全社會，難免上行下傚。胡漢關係起初滿好，漢人胡化，胡人漢化，當然是胡人同化得較多一點，但整體包含各種族裔文化；安史之亂後胡人作亂，胡將到處藩鎮割據，不知殺了多少人。亂得漢人受不了而有宋代的文化復興。
[2] 南北朝時，胡漢是以生活方式而非血統分別，漢人若長期行胡人生活就被視為胡人；胡人長期改行漢人生活就被視為漢人，故當時從事農業就往往被視為漢人，當兵則是胡人，乃至很多漢兵也染胡風。
[3] 唐太宗當天可汗後打敗突厥，因為當時突厥是整個亞洲最強大的國家，唐高祖李淵也曾向突厥稱臣，太宗視此為必報的奇恥大辱。後來太宗利用突厥內亂，出師擊敗突厥，可說成為亞洲宗主，使各族欽服，號稱天可汗。他曾問群臣，為何歷代的帝王只能讓華夏聽命，而自己卻能讓所有夷狄聽命？群臣講一堆理由，唐太宗都不認同，於是舉出自己的五點特色：勤政愛民、任用賢能、善於見拔人才、對群臣百姓都很好，前四點其實跟歷代聖王一樣，但他提出第五點：自古的帝王都有夷夏之別，而他視夷夏為一家，故夷夏都願當他的子民。
[4] 武則天有很多趣事，如唐代皇陵到五代時便差不多都被盜墓者挖光，只有武則天的乾陵，唐五代時有藩鎮聚在那而挖不了，直到今天仍挖不出來——1953年中共開路挖到它的密道，但當時發現這墓規模太大而不敢挖；以今天的技術固然能挖，但仍怕構造太複雜，文物保存又有問題而不敢動。中國史上有幾個重要文明古墓沒挖出來，一是秦始皇陵，一是武則天陵，都是特別厲害的皇帝。相傳武則天蓋皇陵時，請風水大師袁天罡跟李淳風去看風水，最後選的墓地據說中間是軟的，外面一層層用幾千噸的石條，一條扣一條，石條間挖洞，洞中再用鋼條一層層鎖起來，故後人經過幾千年仍挖不進去。唐朝這麼多重風水的墓都都給人挖了，就武則天的墓挖不了，故她做事很厲害，凡事想得很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