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大學吳展良教授
序論
西羅馬帝國亡後將近一千多年，才有現代民族國家興起，然後變成一個個分裂的國家；後來東羅馬帝國垮後也一樣分裂的。大家都知道魏晉南北朝是個分裂時期，但為何它分裂後居然還能再統一而恢復盛世？長期分裂與後來統一的原因何在？這中間有什麼關於中國政治與文化的特質？中國的形成，是從成千上萬個小的封建國家，經過三千年融合才有秦漢的一統。但秦漢一統的時間也有限，兩代加起來差不多四百年，然後又分裂四百年。基本上很多地方在分裂時又回到有點類似原來封建或類封建的狀態。在某個意義上，它和西方中古封建有一定的類似性，雖然還是不同。但西方後來一路封建下去形成列國；而中國居然又再次合在一起，靠的是怎樣的機制？這會決定底下國家的性質。亦即，後來隋唐如何從魏晉南北朝分裂情況下再重新起來？其實這與所謂「集團性」有關。亦即，秦之所以能統一中國，是利用秦國的統一，這是較帶有一點可說後進、蠻夷性質的文化，它接受中原文化，變成很強大的集團，最後打敗六國。後來隋唐利用所謂「關隴集團」——關中一個胡漢融合的集團，也帶有一定的蠻夷性質——，也應用漢化的政策，然後掃平群雄。這情況非常有趣，大家可以思考：它顯示中國政治文化如何的特質？
在分裂時期，所謂中土人士在南北的社會、政治組織與生活形態是如何？大抵而言，中國人或華人在大一統時代下的心情和組織、生活，與分裂時期是不同、差別甚大的。所以不要簡單以「衰世」來評斷魏晉南北朝，它其實是中國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階段。簡而言之，魏晉南北朝之前和之後的中國有很大差異。之前的中國是較原來的，亦即後來所謂以漢人為主體的中國；其後的中國已非簡單以漢人為主體，而是大量融入胡人文化，佛教及許許多多異族的技藝與文明都輸入中國。所以兩者是不同的。
秦漢大一統世界秩序的崩解
我們首先看一下大一統世界秩序的崩解。秦漢的世界秩序基本上建立在編戶齊民的基礎上，行郡縣制，從地方選舉人才到中央。這樣的政體與羅馬帝國非常不同，是一個高度融合且有組織的政府。但這樣的政府約在東漢中晚期後就逐漸衰亂。其因首先在皇室自身不彰，亦即，從皇帝的壽命及皇室大量依賴外戚的情況可看出，東漢後期皇室的本身統治能力衰敗，導致外戚與宦官亂政——這與中國政治的性質有關，封建時代沒有外戚與宦官，但大一統帝國的皇帝需要些接近他並可信靠的人，故外戚與宦官便容易掌權。於是東漢逐漸發生皇室本身形成一個小集團，這小集團由外戚與宦官掌握核心權力，與外朝的關係日漸遠。這情況引起士大夫的許多抗議，士大夫也努力做種種嘗試以求恢復，但情況日漸糟。這也顯示「家天下」內部蘊涵的問題：中國的統治者、皇室在統治久後，容易會逐漸脫離、孤立於民眾或民間社會，而自己內部逐漸腐化。這現象在東漢非常地明顯，所以中央衰亂。
與此相並的，是地方勢力的興起。地方勢力的興起基本上有好幾個原因。漢代政治本即重視所謂「孝廉」與「察舉」，從地方選拔許多精英到中央，後來這些人漸易形成集團。亦即，在中央為官者易選拔同鄉或自己認識的，乃至於有親舊關係的世家大族，也容易選相親近的世家大族後人，甚至常選些年輕的人以報恩，於是在地方上易形成自己的勢力集團。這集團慢慢與重視「鄰里鄉黨」的意識重疊，新的宗族概念興起。這與先秦時代以宗族為主的概念不同，這時的宗族頗重視地方性、地域性，開始慢慢有地方性的性質。
另外，這同時也與經學與知識的壟斷有關。尤其到東漢後，孝廉也要經過考試才能正式任官，而想通過這些考試，便要掌握經學與知識。當時書籍不備，於是往往也就變成世家大族容易壟斷知識。統而言之，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得地方上興起既壟斷知識與文化，也掌握成為官吏的出路和途徑之勢力。因為漢代去古不遠，地方宗族的勢力本來就很大——中國的宗族勢力大體上越古越盛，封建時代本即靠「宗法」維繫，故宗族非常巨大。一個宗族在封建時代有時可長達兩千年之久，歷經夏、商、周三代。——，與知識壟斷、為官途徑結合，宗族便變得日漸強大。
漢代中葉後，地方又常有軍事行動。此因東漢後，政治慢慢腐敗，地方上有許多問題，以一郡一國之力無法真正平亂，於是常要靠刺史代為統治。刺史本是不具實權的巡察官吏，但隨著地方亂事增加，其實權也逐漸增加。漢靈帝時，採納劉焉的建議，改刺史為州牧，由朝廷重臣出掌，此後，州牧成為地方的實質長官，握有各方面權力。這情況與晚清的督撫略似，但不完全一樣。中國史上常有這樣中央與地方的問題，事實上，當中央慢慢腐化，地方勢力逐漸興起，一個新局面就要產生。漢末時，主要是宦官亂政到無法無天的地步，朝士或士大夫與宦官間的衝突也非常激烈，最後大家對中央的擁戴、中央的威信逐漸降低，地方亂事也漸多，再加上如「黃巾」這樣本於宗教的亂事，實權便逐漸落到地方，造成群雄割據。
這情況與羅馬帝國不太一樣，羅馬帝國亂掉之後，主要是蠻族當兵與蠻族入侵；但中國分裂後的第一階段，反而是原來的朝廷重臣與地方勢力結合，變成地方的割據。因此這時基本上都還是漢人，而非羅馬帝國的蠻族。故漢帝國分裂的第一階段是漢人的內部分裂，第二階段才是蠻族進入。這時有件事值得注意，即所謂「二重君主觀念」。因為東漢講究道德，本身非常看重孝道、朋友之道、對君主的忠義……這些種種，大抵而言是本於個人情感，充分報答曾對其有恩者，即所謂「報恩」。報恩概念與孝道有密切聯繫，它發展得好時，是推個人之孝以達於天下，自天子以至庶人，皆能夠孝道面對周圍一切；當中央漸衰，它便縮小為「二重君主觀念」，亦即，效忠的對象慢慢轉向地方分裂割據的領主，或曾提拔過他、舉其為孝廉或任官之舉主，且其付出的情感與心力非常大。易言之，這慢慢回到類似封建時代那種建築在私人關係上的集團。接著便進入三國及魏晉時代。
三國魏晉的政治與社會
直到今天，大家都喜愛玩有關三國的遊戲，從中可見魏、蜀、吳三國可謂猛將如雲、謀士如雨，三國時代當時確實是如此人才輩出，而其因在於東漢文化發達，對人的品格與德性等各方面都有很高的講求，故人才非常發達的。因此，三國時代的士大夫轉而與地方勢力結合，各地強宗豪族興起，產生劇烈鬥爭的狀態。這時的漢族本身還相當有能力。一直特別講到漢族，是為了讓大家注意到一個問題：其實後來漢族慢慢衰敗，最後統一中國的是原以胡族為中心、後來胡漢融合的北朝。因此，所謂純粹、真正的漢人朝代，其實是秦漢，之後已經不太是。漢人為何衰敗是值得注意的，三國時代並非如此，而是人才輩出，無論文治、武功，各方面都非常精彩。但另一方面，恰因如此人才輩出，鬥爭非常激烈。群雄割據對漢族的傷害其實非常巨大，根據後來的戶口統計，三國末年時，戶口與人數是中國有史以來最低的，長安與洛陽更是基本上都成廢墟，原有的文化中心全部完蛋。這鬥爭其實是大漢王朝垮後，一次非常劇烈、非常精彩的漢族內鬥。其結果在各方面都很厲害，但很不幸的是人口大量死亡，伴隨自漢末到三國的荒殘。所以曹操曾說他行走於中原，走一天都看不到故人，一片荒蕪，可見打得非常之兇。
在這情況下，魏、蜀、吳俱有其表現，可是最後還是以擁有最多資源的魏取得統一。蜀、吳兩國所據有的資源、領地、人口與人才，其實都遠不如魏，蜀、吳之所以還能與魏相持一段時間，是因為他們有不少人才，如蜀的諸葛亮、關羽、張飛，吳的周瑜等。但因為中國原來的重心還是在北方，而他們開拓的新地域，在人才與人口上仍遠不能與其相比，因此最終還是被北方兼併。但北方卻不太能得到世家大族的愛戴，因為曹操本屬奸雄，「挾天子以令諸侯」，對身為天子的漢獻帝乃至於其家人非常殘酷，待遇也非常惡劣。其子魏文帝曹丕時更直接篡弒。這藉「挾天子以令諸侯」得天下的手段不夠光明，結果曹魏篡位沒多久，又被司馬家所篡弒。之後晉朝雖維繫了相當的一段時間，內部亂事仍然不斷，亦即，它本身在建立過程仍有些不夠光明，乃至於後來晉被宋所篡時，當時人還說：「你們當時取曹家也是如此」。所以這段時間篡弒之事很多。當然，如果不從傳統、正統的儒學觀點來看，以曹操之能幹，底下猛將如雲、謀臣如雨，不用這一套，也無法處理這個問題、討平北方群雄，就可見當時鬥爭之激烈、情況之困難。這困難的核心，在於一種「新型封建型態」的誕生。所謂「新型封建型態」，是指當時中央垮臺後，又回到各地強宗豪族各自擁兵的狀態。這狀態不是一下就能解決，也不是曹魏或司馬家所能解決的。後來史家研究這段時候，大抵是說：曹魏與司馬家都無法真正解決地方割據問題，只能逐漸將權力收回中央，而地方始終不斷地抵禦。這情況直到唐朝，延續將近七百年，如果不誇張地講，直接的影響至少整個魏晉南北朝，差不多四百年，無從縮減。事實上，其影響直到唐代都還有之，所以中古史家毛漢光七百年的講法，有一定道理。
這讓我們想起中國政治的一個特質，亦即，從數千上萬的封建國家形成秦漢一統的過程三千年，從周初到秦漢一統也要八百年，這並非易事，因為中國太大，地方的割據力量不易處理。所以照這局面下去，中國本來也很有可能像羅馬帝國般一去不復返，再也無法統一。所以這裡就牽涉到一個我要大家不斷思考、注意的核心問題：中國所謂的皇權到底是怎麼回事？為何它最後能統一各地的割據力量？中古史家有個很有名的講法：門閥政治和皇權政治間的關係，其實不易講清楚。底下進一步分梳。
各地的強宗大族到底興起到何種程度？大抵而言，最後三國時代已無獨立農民，因為各地亂事太厲害，農民必須依附強宗大族才能生存，這情況從漢末黃巾之亂、董卓之亂就已開始。這事給我們一個很大啟示：諸位不要以為今天的安居樂業很自然，大抵而言，華人或者漢人社會只要一逢大亂，就會回復到原來最基本的社會組織——「宗族」。其中有些強有力的強宗大族會崛起，收編周圍的力量作為自我鞏固。這情況直到清末皆然，例如清末的安徽、兩淮一帶，常遇到捻亂等亂事，地方上立刻會集結成如張家寨、李家堡這樣以強宗大族為中心，規模如小城的堡寨或塢堡。這些強宗大族都有自己的部曲，以自己宗族的人為中心，吸納四邊的農民乃至於游民，形成一個小小的「封建國」，這就是有名的「塢堡」的興起。根據考古出土所顯示，塢堡的形式一般是四角有高起的防禦工事，中央有一個望樓可瞭望遠處的敵人，四邊也有圍牆。這類塢堡的規模大小不一，有的就像一個小國，日夜有人巡察，周圍的農民都依附過來。這種新型封建勢力的興起，造成一個與漢代編戶齊民、郡縣制大為不同，往封建時代退回的新狀態。只是這時的封建和原來的不同，原來是長期的封國慢慢造成的，這時的封建則是因地方上的喪亂所造成。這些人原本是強宗豪族，而且由於原來的孝廉、察舉制度，他們的文化往往較高。於是魏晉以下開始考慮如何收編地方勢力，重新建立較穩固的中央，這時便有所謂的「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在三國時代就開始，它要用中央做大官者選舉原來在地方上認識的人，將其吸收到中央為官，但後來九品中正制反而更促成門第的形成。亦即，能擁有提拔薦官權力的人，從中央到地方逐漸形成一股勢力，繼承原來察舉制所造成的集團勢力與地方勢力之餘緒，繼續在中古時期發展。於是司馬氏政權作為最大的強宗大族，要如何結交其他強族、壓抑次級強族，變成其政權基本的統治狀態。這情況可說是一種新型的「共主」或「妥協政治」。之前說夏、商、周的君王其實不是真正的君王，而是一種共主，這情況在晉朝乃至於底下某些時候也有類似情況，可是又有點不同。司馬氏是世家大族的共主，擁有最強大的君權，也要解散原來的部曲——從三國以降，中央不斷要解散地方部曲，收編地方兵力；地方雖然沒有正式武力，但想盡辦法藏匿這些部曲。這與傳統的封建制度不同，所有封建國家皆擁有正式武力，但各地的強宗豪族只有在三國時代有部曲，到兩晉後，這些部曲慢慢都要解除武裝，可是事實上都還有許多隱匿，中央和地方一直在鬥，這非常有趣。
中央為鞏固自己的政權，於是採取分封制度，將司馬家分封到各地。這剛開始其實是為了鞏固司馬家，一定程度上也是效法周初的大封宗室諸侯，但卻畫虎不成反類犬。亦即，當初周朝人討平天下、分封各地，確實鞏固周朝中心，是因為其本身結構性、集團性很好；這時不然，它的結構性、集團性有很大問題，已不再能像原來的封建時代那樣，有穩固的宗法與宗族的凝聚力，更糟的是，這時儒家思想衰了，三國、魏晉以降，先是覺得東漢人對名教、孝道、久喪、為舉主服喪等等私人的道德講得太多，將報恩與情感無限上綱，講到最後都是虛名。於是從晚漢起即已提倡法家，所以有很有名的「魏武三詔令」，亦即，即使不孝不義之人，只要有才便同樣起用。但其提倡法家、又行篡弒，於是引起士大夫的反抗，造成道家思想的興起。從曹魏到西晉，道家思想逐漸瀰漫，到晉惠帝時，皇室骨子裡其實根本不信儒家這套，反而信道家，而對所謂倫理、道德沒有太大興趣。例如晉武帝——西晉的開國之君──即以荒淫著稱，他在滅吳後，將吳國庭掖三千人皆納入後宮，後宮人數上萬，以致不知要去哪裡，就駕著羊車，羊走到哪他就到哪，宮人為引誘他，就在地上灑鹽引羊，進而受寵，荒淫至斯。其子惠帝更是以愚笨出名，「何不食肉糜」就出自惠帝。
因此，晉朝的統治者遠不能與周朝的文王、武王、周公等開國之君相比，而其已是久在世家大族中而逐漸墮落的人。其宮內也有許多荒淫無道之事，如惠帝的皇后賈氏是一位糟糕的大臣賈充之女，她不肯以婦道事太后，又欲干政，便誣賴太后之父謀反，殺其三族，並將太后之母的門牙拔掉，使其痛苦不堪。即便太后向賈氏上書，自稱為妾，希望保全母親的性命，最終仍未果。晉惠帝說「何不食肉糜」，其后又如此，時人遊太學時說／…[1] ，隨後就有「八王之亂」。亦即，中央藉所謂倫理的分封想要成功，就必須像周初一樣真有孝悌忠信，結果骨子裡都是貪欲，又講法家的爭強好勝；另一方面是講道家逍遙無為，實際上宮廷政治人欲橫流，所以不行。
八王之亂開始後，胡族開始入侵。這與羅馬帝國覆亡不太一樣，羅馬帝國覆亡是羅馬人已經久不當兵，故真的不行；但漢族的覆亡卻不是立刻的，而是先有三國的大亂導致自己內傷，好不容易統一後，統一者卻缺乏傳統倫理道德之堅持，又不能勵精圖治，反而是貴族家庭的墮落、腐化狀態，於是底下很不幸地大亂，漢族開始不行，胡族開始入侵。
胡人入侵與西晉的覆亡
其實胡人從漢末就已經開始進入中國，當時是因漢朝開拓疆土甚遠，故有很多較接近的胡人都受些漢化，也願意接受漢人的統治而入塞。到三國時代，胡人能控制的地方稍多一點，但基本上中土、中原仍在漢人手中。八王之亂後，晉室、漢人衰敗，胡人就慢慢地進來。匈奴、鮮卑、羯、氐、羌開始從各邊企圖入主中原。八王之亂後，真正能掌握實權的是東海王司馬越，其掌權其實主要是靠與地方上的強宗大族結合，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瑯琊王氏，當時其代表人物為王衍。司馬越與王衍兩人合力在八王亂世後掌握局面，但由於司馬越本身在宗室中處於較遠的支系，無法直接當皇帝，故基本上還是「挾天子以令諸人」。所以八王之亂後，晉室基本上已被強臣壟斷，其他人也不甚聽號令。然後胡族的力量也日漸侵入，當時為患最大者，主要是匈奴的劉淵與羯族的石勒，兩個都很厲害，他們開始用部族兵來打——這是人類史上非常有趣的一件事，西方人的興起常是利用部族兵，如阿拉伯人就是，希臘、羅馬起初也都是部族。相對而言，中國社會的基本組成是宗族而非部族。亦即，中國社會在遠古時代其實可能也是部族，但到後來在夏、商、周不知何時，很早就已宗族化，所以中國的宗族其實賦有強大的政治功能。為何古代的家族會這麼大？為何女人的地位會如此？家族組織、三里構造……都要從這去瞭解，所以中國的宗族原來具有類似西方部族的功能。所以這時的局面是各地強宗大族的漢族，要與新興胡族的部族相拚。但不幸的，這時原來的宗族武裝基本上都已被解甲收編，或者勒令不能正式武裝；而匈奴的部族這時具有強大武力，而且是新興民族，並且受到一定程度的漢化，他們利用漢人的種種制度與發明而強大。這時以東海王司馬越和瑯琊王氏為主的西晉卻鬧內亂。晉懷帝怨恨司馬越專橫，派兵討之，石勒趁機進攻。最後司馬越敗北，在跑回東海的途中死去。王衍繼承其願往東海走，被石勒的部隊追上，十幾萬軍隊皆喪，整個西晉皇室與朝廷覆滅。由此可知此時西晉的司馬越與王衍已無重新一整河山的雄心，所以最後敗北時，他不是重新號召各地起義，反而想逃回自己的根據地，這時已註定敗北。好在他們佈一局棋：早先王衍覺得天下將大亂，於是派其從弟王導輔政，大家並商議派司馬家較遠的宗室司馬睿渡江到江東，在那邊留一支。後來王導就輔佐司馬睿到南方，東晉的局面從此開始。
東晉政權的建立
東晉局面的開始非常有趣。所謂劉淵、石勒亂中華，促成有名的「永嘉之亂」。永嘉之亂後，北方一些最有勢力的強宗豪族眼見不敵，便帶著部曲南下；勢力比較差或跑不掉的則大都還守著鄉土，留在北方。這就是有名的「五胡亂華」後，中原人士的南下。南下後本來會群龍無首，幸虧他們當年佈這一棋在南方，因此瑯琊王氏——王導就是瑯琊王氏的——繼承原來西晉之統緒，在南方重建王室。剛開始王室非常微弱，主要是靠王家，所以當時稱「王與馬共天下」，其實實力主要掌握在王導手上，另一個是當時鎮守荊江上游的大將軍王敦。然後北方的強宗豪族紛紛南下到當時還較落後的南方，在南方開疆拓土、遍植田園，成為新局面，即所謂東晉。
西晉才不過52年就覆滅，中間還發生八王之亂，可見政權相當不穩定。在這階段中，他們雖希望能復兵於農，建立新制度，但因為政權中心是經由篡弒而得天下，無法得到士人擁戴；本身武力又不夠強大，對付地方都來不及，還要靠封建諸王；中間的倫理又敗壞，諸王也不聽號令，乃至反叛。於是夷狄在這時入侵，就跑到南方。由此過程其實可看出，整個漢人穩定的王國——稱王國不稱帝國，是因其並非不斷擴張性的東西，不斷擴張的才稱帝國——從漢末垮掉後，要重新建立新秩序其實非常困難。這時的漢族似乎也無法在短期內出現一個能重新掃平天下的人物，三國時代人才並非不多，但鬥爭非常激烈造成巨大內耗。而西晉政府從開國之君武帝到其子惠帝都不太行。到東晉後，皇權須依靠地方勢力維持的情況較西晉時更加明顯，西晉的王權還能有所作為、復兵於農、對地方豪強勢力有所約束；東晉後，基本上就變成真正的「門閥政治」。
東晉的門閥政治及其文化
門閥政治的特質其實就在於這些強宗大族握有所有主要的政治與軍事上力量，尤其剛開始時，朝廷能作為者相當小。但強宗大族本身也必須考慮其它南渡宗族之勢力，以及北方雖然在五胡亂華剛開始時處於較混亂的局面，但終究有胡人之挑戰。在這個情況下，基本上可說形成一種「平衡態」亦即，世家大族為自身的福利不願輕易再行篡弒，以免造成新的混亂；但也不願皇權真正掌權而對自己不利；而各世家大族間也彼此相互制衡。這情況在某個意義上其實可與東周作一比較，東周的周王也不具有真正權力，當然情況有所不同。
魏晉南北朝與古代封建有幾個重要不同。其一在於魏晉南北朝基本上是以世家大族為基礎、從宗族開始的，所以沒有長期的積累，不像古代封建可能淵源甚古，是幾百、幾千年的國家；另一個重要的差異在於，秦漢締建後，中國已有「大一統王權」的概念，所以這個大一統的王權或皇權對臣下有一定的束縛力，這與周朝又不同。所以南渡後，政權雖在南渡世族中，但皇權卻確實能利用種種手段逐漸增加自己的權力，其中最重要的做法，就是任用小姓與寒人——有大族當然就有小姓，而寒人更是什麼門第都沒有，這些人往往會戮力於王室，努力擁戴中央，甚至希望建立功業。早期東晉的局面完全由世家大族如王家與謝家主導；後期時就有寒人出身乃至於南方出身的人。寒士出身的代表如桓溫及後來篡晉的劉裕劉家，他們多戮力王業，希望建功立業。所以東晉基本上是皇室憑藉著拉攏寒門與世族鬥爭的局面。
世族到南方後無志遠舉，因為當時新開闢的南方土地肥沃，雨水豐富，很容易有較好的生活。他們在此成為封建式的新貴族，家族與家業都非常巨大，往往一家建個宅第就包含好幾座山、庭院、亭池，生活非常享受。與此同時，他們也知道，要能維繫這個家，還是必須要有傳統的門風家法。這門風家法其實還是來自兩漢儒家那套講究孝悌等種種的禮法，只是主要施於門內，不太講對王室的忠。而這時流行的學術文化主要是道家，而且這時的道家思想比之前建康時代（魏與西晉早期）的道家思想還不如。因為早期像阮籍、嵇康之流的道家思想，主要是於政治上有懷抱而產生抗議；南渡後的道家思想事實上只求縱情適志、一快己意。所以這時世家大族一方面透過傳統禮法維繫門風、文化、教養與人才，對廣義的「天下」卻又採取道家無為、不願負責任的態度，造成東晉政治很難發展。
這時王室也不斷向世族挑戰，其中較具代表性的，就是王室屢次發世家大族的奴隸或隱藏之人口為兵。因為晉制的稅不是按田徵，而是按人口徵，而依附在世家大族下便可不繳稅，所以就造成人們對世家大族的依附，隱匿許多人，王室就是要從其中拉出人來當兵，但這不幸地造成士兵素質也不佳，因為早先西晉希望復兵於農並不很成功，而且王室本身已經腐化。到東晉時，世家大族都不願當兵，王室就常拉些社會上沒有出路的人、世家大族的奴隸或隱匿的人、還有「罪謫為兵」——讓犯罪的人當兵，這樣的政權註定要倒大霉。讓什麼樣的人當兵，對一個政府有絕對的重要性，和北方對比就知其厲害。這些世家大族不願當兵，老是搞些文化之事，但文化上雖非常發達，卻偏於私人享受。而另一個他們常做的事，就是所謂「土斷」，南渡的世族稱為僑姓，當地人是所謂的吳姓。僑姓在所有的地方都佔上風，久而久之當然激起許多人不滿，王室也頗受威脅，於是希望能土斷，可是遭到很大反彈。結果分成所謂「黃、白籍」，僑姓的戶籍另有顏色，為白籍，當地人則是黃籍。[1]結果當地人紛紛冒籍說自己是南渡的貴族，最後混淆不清。這情況一路持續到南朝。
南朝的皇權、士族與寒人
南朝政治仍延續原來的篡弒政治，宋、齊、梁、陳都大抵有這樣的情況，劉裕便是以東晉重臣的身分篡東晉，而南朝的王室和世族——尤其宋、齊兩代——更為墮落，發生許多令人髮指的怪事。舉例來講，宋文帝之子叫劉劭，文帝想廢太子，劉劭便弒父。另外像（宋）前廢帝替其姐山陰公主「置面首三十人」，又「縱糞父陵」，在其父陵墓上大便；（宋）後廢帝五、六歲就想煮藥殺太后，因旁邊人說：「如此變成了孝子，不能再隨時作弄她了」才罷手，諸如此類。還有（齊）東昏侯「父喪不哭」，說是喉痛，上臺後更「以誅戮宰臣為務」，「縛菰為父形，斬首，懸之苑門」。[2]這些事在中國歷史上很有名，但是在什麼情況下產生的呢？大抵而言是在不負責任的那種道家思想流行後。道家思想有積極面與消極面，消極的一面就變成這副德性。亦即覺得這世界一切都不足以嬰我心，名教、禮法、倫理、道德，干我何事？我只要縱情遂志，逍遙自得，最後就慢慢變成這副德性。而且王室是腐敗得最厲害的，世家大族反而沒有如此。史家如錢穆先生就曾指出，同樣的事情在世家大族為之，叫做「雪夜訪友」。就是雪天出去訪朋友，乘興而往，天明時到門口，他不進去就回來了。人家問他：「你老遠坐一夜的船跑去，天明才到，怎麼不進去」？他說：「我是乘興而來，到門口覺得興致已盡，想回家，就回家」。不拘泥於外在形式，完全順乎內心，真實內在的表現。而無知識、無修養，就變成東昏侯「達旦捕鼠」，整夜捕老鼠。亦即，當時世家大族還有自身的門風家教，王室則非常可怕。
但這情況也不奇怪，東、西方的歷史中，王室常有許多非人情、古怪之事，不要以為當王的都神經有問題，最主要的原因是政治鬥爭的壓力太巨大，越在權力的上層，越是高處不勝寒，搞不好會沒命的，尤其在這種不穩定的時期。舉個例子，宋武帝劉裕開國後，「凡四世，六十六男。骨肉相殘，無一壽考令終者」。由此可知活的壓力多大。這是宋的情況，齊也很糟。亦即，政治不行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南朝的命運不問可知。
在這情況下，王室基本上很糟，但另一方面，士族因為久無貢獻，也大受壓抑。這時皇權還能發揮一定的權威，尤其到梁、陳時，梁還有個厲害的皇帝梁武帝蕭衍。而士族原來逍遙度日，坐擁割據山林田園，對國家久無貢獻，於是慢慢受到皇權的壓抑，宋、齊、梁、陳經過屢次政權變遷，都會痛抑士族，所以到南朝後，門閥其實逐漸衰落，尤其到南朝梁的「侯景之亂」後。侯景是羯族，也是胡族，剛開始不過數百人，後來到達八千人，最後打入建康，造成「千里煙絕，人跡罕見，白骨成聚，如丘隴焉」，士族大受損傷。其後，陳霸先建陳，「微人躍起，皆出南土」，南方的人崛起，受不了你們這些北方的貴族，北方貴族地位更蹙。到陳亡時，江陵貴族也盡了，南方的王室與貴族一起垮掉。
一言以蔽之，這情況叫「漢族衰敗史」。亦即，從初始的漢末到最後的南朝，漢族是這麼衰敗的。衰敗的關鍵起初是地方勢力割據，一旦擁有政權便不思圖強振作，反而是安逸乃至於不思真正用自己的力量經營、建立一個穩固的天下，反而苟安維持，於是無法像周初或像漢初般，建立穩固的大王國，反而逐漸衰敗。起初還有力量，像三國人才輩出，到西晉、然後東晉、南朝，一代不如一代，這個與世家大族坐擁種種財富與資源而不思上進有密切關係。
北方的政治與社會
相較下，北方大不相同。剛開始北方是五胡十六國，分割中原共136年，基本上是部族政治。剛開始的北方很慘，因為部族政治很容易變得很殘忍乃至於所謂「淫酗」，即過度、放縱。但部族政治有它本身的力量，因為即使少數部族領袖昏亂，只要這部族不被滅，其內在結構仍繼承原來游牧部族的組織和力量而能夠延續。這些部族原來的力量並不強，五胡的力量其實不能與西漢的匈奴相比，因為最強大的北匈奴已被漢武帝打跑，東漢的匈奴、羯、氐、羌等部族其實本來並不強，進入塞內後更失去部分原有的彪悍之風。但即使如此，他們到底是從游牧民族、部族來的，能征善戰。如同羅馬帝國被蠻族入侵，蠻族能打，而羅馬人到後來不能打。胡族入侵中國後，慢慢發現自己有漢化——至少是與漢人合作——之必要，因為原來的部落政治，統治小地方還可以，要統治一個國家是有困難的，必須要用漢人的政治制度乃至於漢人的經濟，這些因素，就使得胡人必須與地方上的漢人合作。
另一方面，留在北方的這些漢人，其實本來地位比較差，沒有那麼大的能力，因為最有能力的大部分都跑了。但他們的長處在於繼承原來漢朝舊的學術，因為他們較不先進、不時髦，沒趕上道家的新風潮，還是用原來幾百年的傳統那套，而且這時受到異族挑戰，變得更團結，於是北方的漢人紛紛團結起來，繼承三國後期的部曲，往往不斷擴大自己的宗族。當時北方很多大族的戶口都在萬戶以上，有自己的部曲，而且也能貢獻侍衛給中央，本身等於是個小型的武裝大聚落，就像前面提到的「塢堡」。這時北方的家族日漸龐大，而南方的家族在安逸後變得日漸小。所以所謂大家庭或小家庭，基本上是個生存問題，生存受到強力挑戰時，家庭就會變大。像現在因為社會很安定，大家庭的功能萎縮，都變成小家庭。北朝的家庭非常巨大，常是上萬戶，本身就像一個小國，甚而對胡人也構成威脅，所以胡人也覺得必須和這些留下來的漢人合作。這也與羅馬帝國崩潰後的情況不同，羅馬人基本上在羅馬帝國崩潰後就真的不行了；但漢人還有一定的力量，尤其是透過塢堡，能在北方維持一定力量。
一統北方的北魏
北方經過長期紛擾，第一個統一的是苻堅，但其在統一北方後南侵，於淝水之戰被謝安、謝玄所敗，最後以漢化程度最高的鮮卑拓跋氏統一中原。北魏已一定程度行農業，而且從太祖、太宗時就下令要「計口授田」，讓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田，這到孝文帝時就變成所謂「均田制」。從計口授田開始就有較多漢人進入政府，但核心當然還是胡族。其命脈在雲州、代北之地，這也是其早期發源地，但發展到一定程度後受到很大限制，因為這地方無法進行漕運，經濟也相對落後。所以當他真的想要統一中原或統一中國便無法實現，於是當北魏慢慢建立核心區後，於魏孝文帝時遷都洛陽。這是個很困難的作為，據說當時族人也頗為反對，於是孝文帝藉口要南伐，打敗南方以獲得安定——南侵也是有緣故的，因為東晉曾趁著北方五胡十六國雲擾之際，發動四次北代以取洛陽，只是都沒成功，亦即，漢人仍有一定力量，雙方本來便處於爭戰狀態。——到洛陽時「霪雨不止，群臣泣諫」，孝文帝於是停止南伐而建都洛陽。此事基本上代表北魏覺得要真正建立一個統一中原乃至於中國的王朝，就必須往南走，乃至於要打倒原來的正統，否則總是會有威脅。因為漢人一定程度上還是會心向著南方，王朝會不安穩。
建都洛陽後，孝文帝禁胡服、胡語，全面漢化，建立新的官制，然後讓胡人改姓，用新風俗，這造成很大的反抗。甚至太子都受不了，常嫌洛陽太熱而跑回代北，私下喜歡騎射，結果魏孝文帝很不高興，最後經過一些複雜的過程，他賜死太子。這無法，因為政治與一般人情不同，如果讓一直反對這政策的太子活下去，這政策就完了。王莽也因為父子理念不同而殺其子。跑到洛陽的這些人競起亭臺樓閣，過著妻妾成群、錦食美衣的生活，因為漢化後生活很舒服而高興。結果魏孝文帝去世後，局面就逐漸維持不住。其子還勉強維持，再往下，北方舊區的勢力就開始反叛，於是有所謂的「六鎮之亂」與以爾朱榮為首的「爾朱榮之亂」。這過程告訴我們，漢化程度最高的鮮卑族雖然能建立北方真正長久統一的政權，但其內部始終有所謂的胡漢問題。胡人的核心還是在代北一帶游牧式、放曠的生活，與漢人在本質上其實非常不同。所以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政策，其實有點類似俄國彼得大帝的歐化政策，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彼得大帝成功，魏孝文帝則只能說取得部分成功，沒能真正完成，但其道路卻由後人繼續下去，雖然爾朱榮之亂最後進入洛陽，殺害很多漢化的王公貴族，但當時各種學校、制度紛紛設立，後北魏的整個文化風教依然無法停止漢化。
根據歷史的記載，其實從三國、魏晉以降，無論南北方都一直有相當程度的經學與學校傳承。結果非常可笑的，後來是北方的經學與學校的傳承比南方好。亦即，南渡的士族最後都去講黃老玄虛，導致南方的學校和教育——尤其官方的學校教育——整個頹廢，名存實亡而不受重視。北方則不然，即使在五胡十六國時，這些胡人君主也往往尊敬經學的大師、大儒，甚至還有皇帝禮拜大儒的情形，因為他知道他政治上需要。北魏時期更是如此，他們設太學、學校，學生數額還相當可觀，到孝文帝後仍一路不斷增加。所以北方的漢化也持續在進行。但胡漢間的矛盾仍存在。
從東魏、西魏到北齊、北周
爾朱榮進入洛陽後，整個洛陽的政權覆滅，後北魏分成東魏與西魏。東魏與西魏很值得注意，因為後來高歡、高洋討伐爾朱氏，將其消滅。他們先假立皇帝，然後篡位。他們和宇文泰同樣是篡位，卻不太一樣……兩邊本來各擁一個北魏的最後君主，但篡位後，他們知道自己政權的核心，高歡是得到原來北魏六鎮的主力，即原來的核心區。而他在東魏政權有限的數十年間，於兩邊穿梭數十次，到北方看到胡人就講鮮卑語，回到鄴（東魏、北齊建都於鄴）、看到漢人時就講漢語，大體上行二元政治，這是得到六鎮的主力。不久後，東魏變成北齊，西魏變成北周，政權的核心一是宇文氏，一是高氏。當時北齊是二元政治，一開始軍力最強；南方是得到中原文化正統之陳，有相當的文教設施及文化上的力量；北周本來是最弱的，但最後是西魏─北周的這一線統一天下，非常有趣的，宇文泰帶少部分六鎮的力量西遷，主力盡歸權臣高歡。結果西魏形成一元化的「關中本位政策」，即胡漢融合，以關中作為「新中原」其最初核心區在雲、代、并等地方，跑到這邊就採取「關中本位」，因為人少，他知道必須與漢人合作，不能一天到晚還想著雲、代、并，畢竟前面的北魏就是這麼垮的，而且東魏勢力又這麼強。於是他先提拔漢將，同時接續胡姓，繼承胡人的數十個部落；然後讓胡將把原來在北邊的郡望、地望改為關中，讓大家以關中作為主要的認同區域，胡漢一家，不再分彼此。其基本制度仿部落制，後來又以部落制為基礎建立府兵制。
府兵制基本上，是模仿部落制而轉變過來的兵制，分成六柱國、十二將軍，下面再分二十四開府(儀同三司)，而達成胡漢一家。這是其政權核心，而且非常有效。因為北方人本來就剽悍，而且關中地區經過長期戰亂，當地的漢人也很能打。反之南方的士大夫通常都不能打，甚至《世說新語》記載，到南朝時，士人看到馬嘶還以為是老虎，連馬都不太能駕馭。而北方的士大夫無不能騎馬、射箭，漢人也一樣，這時胡漢融合成新的政權核心。在這基礎下，他們還同時將重文治表現在學《周禮》上。因為《周禮》是原來中國古代的憲法，他們認為《周禮》是最理想的制度，於是學《周禮》，重新訂天、地、春、夏、秋、冬六官之制，而且立「六條詔書」，就是要先正心、勤簡、重視勤政愛民等等，這些都是漢人蘇綽所訂定。另外，東魏、西魏都繼承原來的均田制，讓老百姓都能有好的生活。
相較之下，南方是世家大族坐擁園田廣陌，割據地方，自行享樂，百姓過得很辛苦；北方行均田制，百姓租稅輕，人皆有田和基本上較富足的生活。南方的士大夫不知兵，整天只是盛行詩詞歌賦、琴棋書畫；北方人從部族制轉而成為胡漢合作之部族制，開始建立有強大武力的基礎，最終變成正式軍制──府兵制。南方的制度是中央和世家大族始終搞不清楚；北方則從中央便有個強大的軍力為中心，建立一個良好的中央官制，所以底下鹿死誰手就非常清楚。北方無論武力、民間富庶，乃至於傳統的經學及政府官制都遠勝南方，於是最後就由北方統一南方。
隋唐的統一與民族文化的融合
接下來的隋唐繼承此基礎統一南方，行一元化的融合政策。從魏孝文帝沒能成功的漢化，到東魏、北齊無法融合的二元體制，到西魏、北周，少數的胡人和多數的真正漢人融合，但依然繼承原來部落制的遺風，最後終於融合在隋唐的一統盛世。然而隋唐最後建立的所有基礎都在北齊、北周，有名的均田制後來演化為租庸調制；府兵制也來自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的府兵制而來；北齊的律令受到當時許多經學家的修訂，從漢律轉為齊律，最後變為隋律和唐律，而一直到大清律的基礎都在唐律，所以，齊律和唐律其實是後來整個中國律令系統的基礎。故隋唐的富厚與其整個制度的基礎，是從北齊、北周來的。
這樣的過程中所看到的，是舊漢族逐漸衰亡與胡漢融合新局面的興起。朱子曾說唐代的李氏源流於夷狄，故不重倫理、其風不淳……這番話其實有一定的問題，因為經過著名中古史家陳寅恪考證，李家富足其實是漢人，但因為宇文泰曾要漢將都用胡姓，故他確實曾用過胡姓，到隋朝才改過來。而其母族或雜乎夷狄之血脈。[3]胡漢間的關係，其實是糾纏在一起。
講到這裡回顧一下，這給我們什麼樣歷史上的認識？無論西洋史或世界史，歷史上大凡一個民族，興盛久後必然會衰。故照常理而論，漢朝政府垮後本來應該就完了，不會再有所謂「漢人」，而南方漢族也確實慢慢衰亡。是有賴於北方胡人注入新血，才在胡漢融合後造成新的隋唐國家，這非常重要。融合起來的新血，是一種精神氣力與奮鬥、戰鬥的意志，使得隋唐重新成為一個偉大的王國乃至於帝國，同時其卻又相當程度上地繼承漢朝基礎，譬如律令、政府組織、文教、學術……這些種種，故可說是一個胡漢合作的新局面。此外，南方漢人雖然逐漸衰亡，但也留下很多遺產，主要是文化上的。
魏晉南北朝在文化上其實非常發達，最核心原因在於，漢代中央政府因權力相對高度集中而穩定，在一個大政府下、編戶齊民，個人的創造力頗受抑制。但從三國魏晉以降，世家大族在政治上雖無太大抱負，在文化上的創造力卻都解放出來。因個人被解放，這段時期在文化上有諸多創造，除佛教傳入中國，激起許多新思潮，以及道家方面也有很多發展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學、藝術、美學方面。這時是中國文藝、美學大盛的時代，譬如「書聖」王羲之就出於東晉，他是世家貴族，其父還曾協助司馬家與王導南渡，這種世家大族出很多人才。書法、繪畫、文學、藝術，如駢文、早期律詩的源頭、聲調的講究等，都在這時期，因為日子實在過得太好，這些世家貴族又有很高的地位，而要建立自己的聲望與地位，就要在文化上多所表現。他們既不崇尚儒學，又喜歡這種文化、文采、風流與生活的享受，再加上道家激發，於是個人對於天地間萬物的吟詠欣賞，在書法、繪畫與文學上處處都表現出來，各方面地大盛，不勝枚舉，給後人留下大量遺產，這到隋唐產生很大影響。隋唐可說是以北方的武力與政治制度，加上南方文化融合而成的新王國。
科學技術方面也有很大發展。這一方面有外來刺激，另一方面也在於個人性沒有很多政治上的投入，於是很多有才能者就發展出天文學、曆法、數學等等。另外很重要的是生活方式有很大改變，慢慢有很多胡風進入原來漢人的生活方式。譬如今天大家吃燒餅油條就是胡風；另外漢人是寬衣大袖，窄衣服、窄褲子的都是胡風；漢人原來席地而坐，後來坐在椅子上，最早的椅子叫「胡床」。許倬雲先生講到這時各方面的文學、藝術及生活方式的成就和變化時講得很仔細，他說：「從秦漢到隋唐是中國有史以來生活方式變化最大的時期。原來漢人很多的食衣住行都不是那樣，往往都是因為後來染胡風後，才變成這樣」。所以這變化非常巨大，可說隋唐後的生活方式已有胡漢融合的狀態，這才造就隋唐的盛世。
中華文明重新一統的原因（與羅馬比較）
最後讓我們思考一開始問的問題：為何羅馬帝國分裂後就再也無法統一？直到今天歐洲列國仍是分裂的。按照世界史的一般通例，一個大王朝或帝國一旦滅亡，要不就像埃及與兩河般消失，整個被吃掉；要不就是分裂，而原本的元素就被各自繼承，產生另一個局面。為何中國最後居然能統一？這是世界史上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似乎是獨一無二的。印度的情況不同，它基本上是分裂的，其王朝都為時甚短。中國的情況在於它顯然不是靠原來的漢族統一，因為漢人一系已經垮掉，靠的是胡漢融合，胡漢融合又使用原來漢族的典章、文物、制度。所以看樣子最有生命力的是原來那套制度；亦即，面對這麼大一個天下局面，好像不用原來周朝與漢朝所蘊含的許多典章制度和學術就無法成功求到安定。大體上來講，這是儒家為何能在隋唐後一路興起的重要原因，因為後來發現還是這條路。南朝流行道家不行，梁武帝信佛也不行，而北方也信佛崇道，但它的核心官制一方面用胡人武力，另一方面用漢家制度，合在一起就厲害。這是一個原因。
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所謂的王權或皇權。亦即，秦漢帝國已建立一個皇權典範，這典範對後代有很大吸引力，即使對南朝也是如此。世家貴族想挑戰皇權始終無法成功，而且會面臨篡弒之名，以及顛覆後的政權大亂等種種，而皇權依然存在。北方更是利用皇權不斷鞏固中央威信。所以皇權給他一個基礎，只要用皇權傳統，加上強大兵力與良好制度，便很容易統一天下——當然，所謂「很容易統一天下」還有個前提在於，兩漢構成的天下基本上是個已融合的東西，郡縣制度大體上融合各地的風俗、文物、文化……這與羅馬不同，羅馬出義大利之外是各自為政，所以垮掉後回到本來的各自為政。然後義大利又被西哥德人、東歌德人吃光。它本來就各自為政，中央再被吃掉，就再也沒有統一，此後的現代西方是在各蠻族基礎下所建立。而當時的中國，漢人的一致性基本上還是相當高，主要問題是胡漢問題。等到胡漢也融合，就天下一統。
[1] 東晉時北方流民僑寓戶之冊籍為「白籍」，相對於東晉正式戶口的「黃籍」。施行「土斷」即命令僑人在其定居之處編入正式戶籍，取消其免調役的優待，白籍戶便成為黃籍戶，時稱「土斷白籍」或「土斷僑流郡縣」。
[2]參見錢穆先生，《國史大綱》（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第三版），頁270。其中載後廢帝事：「左右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孝子，豈得復出入狡獪？』曰：『汝語大有理。』乃止。」（同上，頁270）。
[3]陳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測後記〉，《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頁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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