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ategy Framing in News Coverage and Electoral Success: An Analysis of Top

書名（以學術體例詳填資料，網路來源提供超連結及檢索日）：

Dror Walter & Yotam Ophir (2020): Strategy Framing in News Coverage and Electoral Success: An Analysis of Topic Model Networks Approach,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DOI: 10.1080/10584609.2020.1858379

新聞報導和選舉成功中的策略框架：主題模型網絡方法分析

全文連結: https://doi.org/10.1080/10584609.2020.1858379

導讀者：周孟瑤

原作摘要：

過去的研究檢查了新聞報導中策略框架的流行及其對犬儒主義，知識和內容評估的影響。文獻中缺少對新聞策略框架與選舉成功之間的關係的研究，而選舉成功是政治運動的實際目標。同樣，很少研究影響媒體在候選人和種族水平上使用策略框架的因素。本研究認為，知識方面的這些差距是由於對大型語料庫中的策略框架進行系統估計所需的編碼程序繁重。我們使用一種最新開發的無監督計算方法（ANTMN）在181,725篇文章的語料庫中自動對2008年至2016年之間156場比賽中312名美國參議院候選人的新聞報導進行編碼。研究發現策略框架與選舉成功負相關。以策略為導向的新聞報導與比賽的競爭力及候選人的經驗有關；僅對民主黨候選人來說，是國家的保守主義。

一、前言

政治傳播學者確定了兩個對選舉競賽的時期至關重要的競爭框架：策略框架和議題框架。(Aalberg et al., 2012; Cappella & Jamieson, 1997; Patterson, 1994; Zoizner, 2018)。策略框架關注候選人在民調中的地位（使用賽馬比喻）、動機、表現、性格和風格。議題框架關注候選人的記錄和對政策的看法。 過去研究發現，以議題為框架(Aalberg et al., 2012; Patterson, 1994) 犧牲了媒體對策略的重視，從而對政治進程 (Cappella & Jamieson, 1997)和媒體(Hopmann et al., 2015)產生了犬儒主義的態度和減少政治知識(Cappella & Jamieson, 1997)。

儘管在最近幾十年中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是關於策略框架的兩個重要問題仍然懸而未決。 首先，研究檢查了可能影響策略和議題框架普遍性的多種因素，例如媒體市場特徵(Schmuck et al., 2017; Strömbäck & Van Aelst, 2010)，媒體類型(Dimitrova & Kostadinova, 2013; Schmuck et al., 2017; Schuck et al., 2013; Strömbäck & Van Aelst, 2010)，內容類型(Schmuck et al., 2017)，政治體制(Dimitrova & Kostadinova, 2013)，時間框架(Aalberg et al., 2012; Patterson, 1994; Schuck et al., 2013) 。重要的是，競賽和候選人級別的因素幾乎根本沒有受到關注 (Dunaway & Lawrence, 2015)。其次，未知的是，以策略框架為導向的報導數量是否與政治競賽的最終目標（即實際選舉成功）相關。

政治運動和選舉的新聞報導通常取決於策略和議題框架（Cappella＆Jamieson，1997）。

·   議題框架著重於政治家的政策，觀點，論點和實質性決定（例如，討論候選人立場和以往立法的文章，涉及槍支管制，外交事務或種族關係等主題）。

·   策略框架則側重於獲勝、失敗、競賽策略和候選人的自身利益，例如，報導最近的候選人在廣告上的支出，他們在近期民調中的表現或揭露候選人背後的戰術原因的文章的動作和言辭。策略框架使觀眾注意到政治行為者的動機，從而提倡政治家的諾言和觀點不是真實的，而是表達選舉成功的工具。結果，假設策略框架會引起公民對候選人和政治進程的犬儒主義（Cappella＆Jamieson，1997）。

使用傳統的內容分析方法來測量框架的廣泛程度需要創建一本編碼本，培訓編碼人員以及冗長的手動編碼過程。 這些限制了分析的廣度，從而使得難以在大規模和跨種族的選舉中進行系統的研究。 除此之外，新聞文章往往是框架設備和包裝的混合體，這使人類編碼人員很難有效，可靠地估計給定文章中框架的相對使用情況。

在這項研究中，利用一種完全不受監督的方法來識別新聞框架，即ANTMN主題模型網絡分析(Walter & Ophir, 2019),，以自動識別和估計181725個新聞文章的大型語料庫中的問題和策略框架 在五個選舉週期（2008-2016年）中，涵蓋了312位美國參議院候選人。然後，研究框架的形成和策略框架與選舉成功之間的關聯。

二、文獻檢閱

·     理論框架

媒體框架是新聞工作者選擇性地呈現訊息的過程，可能會影響態度，信念和行為(Gamson & Modigliani, 1989; Van Gorp, 2010)。與議程設定理論及其關注點在於告訴人們要思考的內容相反，框架關注的是媒體告訴受眾如何思考問題(Entman et al., 2009)。選擇過程通過包括單詞選擇，隱喻，流行語，範例，描述，論點和視覺圖標在內的語言元素來表現出來(Van Gorp, 2010)。對框架的研究通常區分通用新聞框架和主題特定新聞框架 (Walter & Ophir, 2019).。

政治運動和選舉的新聞報導通常取決於策略和議題框架(Cappella & Jamieson, 1997)。議題框架著重於政治家的政策、觀點、論點和實質性決定（例如，討論候選人立場和以往立法的文章，涉及槍支管制，外交事務或種族關係等主題）。另一方面，策略框架則側重於獲勝、失敗、競賽策略和候選人的自身利益。

·     策略框架的前向

關於哪些因素會增加或減少特定競賽中特定候選人的策略框架的普遍性知之甚少。一些研究集中於策略框架的特定前提：媒體市場的影響 ：例如，發現市場競爭導致更多以策略為導向的新聞報導(Dunaway, 2008; Strömbäck & Van Aelst, 2010)，內容類型(Schuck et al., 2013)，政治制度(Dimitrova & Kostadinova, 2013)等。

-在先前的研究中，候選人和競賽級別的因素受到的研究較少。在此類研究的罕見研究中，Dunaway&Lawrence ( 2015 )研究了競賽競爭力，候選人的性別和任職狀況的影響，以及選舉是否在非年度進行，取決於候選人獲得的策略覆蓋率 。在這項研究中，試圖通過研究競爭力，在職者和性別的影響，同時添加一些潛在的預測因素，來複製Dunaway&Lawrence ( 2015 )的分析。首先，類似於Dunaway＆Lawrence（2015），研究了競爭力和性別的影響。 在競爭不太激烈的比賽中，競選活動的政治手法以及對贏家和輸家的討論可能會變得不那麼有趣，因此，隨著報導範圍的減少，策略報導的範圍也會越來越少。

     假設1：候選人在競選期間獲得的以策略為導向的新聞報導比例將與選舉就賽的競爭力成正比關係。

-至於性別，在分析媒體對美國參議院候選人的報導時，Kahn（1996）認為，記者和編輯所持的陳規定型觀念可能會使他們認為女性候選人的生存能力較弱。 因此，在為參議院報導婦女時，記者可能會更加集中精力關注賽馬問題（例如，誰在民意調查中領先，誰的競選組織最強）。但是，Dunaway＆Lawrence（2015）認為這個因素並不重要。

     假設2：與女性候選人相比，男性候選人所獲得的策略導向覆蓋範圍要小得多。

-期中選舉通常會獲得較少的報導（Dunaway＆Lawrence，2015），從而減少了媒體競爭，因此此類選舉中的策略框架水平預計會更低。

     假設3：期中選舉中以策略為導向的新聞報導候選人所佔份額將低於大選期間以策略為導向的新聞報  

              導候選人所佔份額。

-進一步探究Dunaway和Lawrence（2015）的發現，在職對他們所測試的競賽沒有影響，添加了一個變量來衡量候選人的特定政治經歷。

     假設4：候選人在競選期間獲得的以策略為導向的新聞報導份額將與該候選人的任職經歷負相關。

-在人口傾向於與自己黨派傾向相反的州中競選的候選人，不僅擁有較少受歡迎的問題，而且就其可選舉性而言也可能被認為更具懷疑性。

     假設５：在人口傾向於與其黨派有相反傾向的州中，以策略為導向的新聞報導候選人所佔份額將高於            在人口傾向於以相同方向傾向的州中以策略為導向的新聞報導候選人所佔份額。

-增加的資金確實允許候選人在廣告，社交媒體活動，集會和其他競選活動上進行更多投資。這可以導致更強大的媒體存在，這可以為他們提供更多機會來控制議程並突出他們所擁有的問題。

     假設6：候選人在競選期間獲得的以策略為導向的新聞報導的份額將與候選人在競選中獲得的資金負  

              相關。

策略框架影響的實驗證實策略框架和議題框架對政治觀念有影響，包括候選人的好感和投票意圖，在依賴受控實驗設計的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證明(Cappella&Jamieson, 1997 )。 Zoizner ( 2018 )發現，以策略為導向的新聞報導具有三項一致的影響：對政治犬儒主義的積極影響，對政治知識的消極影響以及對新聞項目評估的消極影響。策略框架將公民的注意力引向政客的戰術，性格和自我利益。由於政治家對特定議程和政策的支持被解釋為試圖獲得公眾的支持，而不是真正的關注，因此公民可能會對候選人乃至整個政治系統產生犬儒主義的態度。但是，這些發現並不一定會轉化為策略框架對個別候選人的選舉成功的影響。大多數研究關注策略框架對個人總體上對政治的認知的影響或特定的運動。儘管研究人員並未明確假設對特定候選人的評估有影響，但先前討論的機制強烈表明，策略框架不僅可能影響總體上對政治和媒體的看法，而且還會影響對特定候選人的評估，包括他們的好感度，以及隨後的評估和他們的選舉成功。

儘管實驗室中有關策略框架效果的證據充實而有力，但實際效果的經驗證據仍然很少。前述研究著眼於在受控實驗條件下媒體框架的影響，有助於我們理解框架效應，它們背後的因果機制以及潛在的個人層面因素的影響。在社會科學和傳播研究中，將實驗設計的證據應用於現實環境是一種普遍的做法。但是，在實際設置中可以看到與實驗室結果的偏差。更具體地說，實驗室設置可能會增加針對策略的新聞報導對選民行為的效力，超出其在現實環境中的能力。

實驗往往依賴於與實際選民數量大不相同的非代表性樣本。與一般人群相比，參加學術研究的人往往受過更高的教育程度和政治水平（Mutz，2011年）。研究表明，策略框架對具有更多政治參與，知識淵博的公民產生更大的影響（De Vreese＆Elenbaas，2008）。因此，犬儒主義作為一種策略框架和投票之間的負面關係的機制可能會在實驗室外限制其有效性。其次，關於策略框架影響的結論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自我報告的投票意圖，這可能與現實世界中的決定有所不同。第三，現實世界中的框架比實驗室中精心設計的純框架要較為混雜。

假設7：候選人在競選期間獲得的以策略為導向的新聞報導比例將與候選人的選舉成功負相關。

三、研究方法與設計

研究方法

ANTMN方法是一種歸納方法，將主題建模和語義網絡相結合（Walter＆Ophir，2019）。主題建模是一種用於文本分析的貝葉斯生成方法，它可以根據單詞的共現來推斷“主題”（單詞頻率分佈集）方面的語料庫主題結構。

使用ANTMN方法從語料庫中無監督地歸納提取框架，從而估計策略框架內容在新聞文章中的份額（Walter＆Ophir，2019）先前發現，這種方法結合了主題建模和網絡分析功能，可以在美國報紙上對策略和議題框架進行有效的估計。

首先，為所有種族的所有候選人估計了一個針對所有文章的主題模型。 其次，通過將每個主題視為一個節點並將主題之間的共現作為邊緣，創建了主題模型結構的網絡（圖形表示）。 最後，使用社群檢測算法將網絡劃分為傾向於在同一文章中使用的主題簇。 在ANTMN之後，將每個社群視為由多個框架元素組成的框架包。 通過對這些主題社區及其指定文章的定性內容分析，標記了一個集群策略框架和另一個議題框架。

四、非媒體數據蒐集

·     

       候選人

收集了2008年至2016年間參加美國參議院競賽的336名候選人的數據。從僅一名候選人參加過比賽的比賽中刪除候選人（例如2014年的阿拉巴馬州）之後，有傑出的第三名候選人參加比賽的比賽（獲得了該獎項的20％以上） 投票，例如2010年在佛羅里達州舉行的比賽，兩個候選人都來自同一黨派的比賽（2016年，加州），以及很少受到媒體關注的比賽（在語料庫中，少於10篇文章的名字被多次提及）， 最終在5個選舉週期的156場比賽中有312名候選人參加了競賽。

選舉成功

每個候選人獲得的選票百分比都是從聯邦選舉委員會（FEC）網站上收集的，由於大多數候選人及其反對者聚集在一起的選票略少於100％，因此，每位候選人在2008年至2016年之間收集的平均選票份額為48％（標準差= 12％）。

·   選舉競賽層級

選舉週期被編碼為期中或四年期（Hummel＆Rothschild，2014），132名候選人參加期中選舉，180名候選人參加非期中選舉。以美國保守聯盟基金會（ACU）的評級，以此來衡量各州的意識形態傾向。在2008-2016年間競選的候選人的平均ACU評分為43.1，標準差為34（等級為0-100，其中100代表最保守的州）。競選捐款是從FEC網站上收集的，競選捐款的平均值為670萬美元，標準差為580萬美元。候選人的政治經驗來自候選人的Wikipedia和Ballotpedia頁面，根據候選人是否曾擔任參議員，國會議員，州長或其他地方或州一級的經驗（例如，州參議員）進行編碼。

媒體資料收集

候選人的媒體報導是從Lexis Nexis下載的。 從Lexis-Nexis編碼140,954下的所有美國報紙和電訊服務中收集了文章。 不僅從主要報紙收集數據，而且還要考慮當地的競賽報導。 當將候選人與對手的候選人進行比較時，假設LexisNexis數據庫中的任何偏見（Ridout等，2012）都可能以相似的方式影響兩個候選人，從而限制了分析中的偏見。 搜索使用候選人的全名進行，時間範圍為選舉前六個月，直至選舉日。

使用python腳本解析收集到單獨文檔中的429,589條文章，其中包含全文和元數據。 從語料庫中刪除極短的文章（少於500個字符）後，語料庫減少到343,196條。 為了避免包括與候選人無關的文章，並且僅在順帶提及她的地方（因此，不能從這些文章中推斷出使用候選人的策略框架），僅保留至少出現兩次候選人姓名的文章，最終語料庫中有181,725篇文章。

在主題建模過程中，刪除了重複的文章（例如，由於報紙使用諸如AP之類的新聞社或數據庫中出現的兩個競爭候選人的同一文章）。 計算模型後，將重複的文章返回到語料庫中。

主題建模

使用潛在狄利克雷分配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LDA) 對R使用LDA和LDA調整包。為了確定主題數（k），對不同主題使用了困惑度評分候選模型，範圍從10到220的k到10的跳躍範圍。我們使用10倍交叉驗證來獲得每個模型10次迭代的平均困惑度得分。由於這是一個計算量大的過程，因此我們對20％的語料庫進行了隨機抽樣。我們計算了所有困惑度分數變化的二階導數的最高點，該變化從具有k值的模型移動到（k + 10）值的模型，表示k擴大時k的收益遞減的範圍。基於此詳盡過程的結果，為模型選擇了70個主題的最佳k值。為了解釋和標記主題，檢查了三種類型的訊息：每個主題上負載最大的單詞，每個主題都普遍存在和專有的單詞，以及代表每個主題的完整文章。兩位獨立的編碼人員根據對單詞表和完整文檔的仔細閱讀來分析並標記每個主題。

主題網絡

通過兩名獨立訓練有素的編碼人員( Krippendorff α= .85）對150篇文章的手動內容分析，進一步驗證了每個文件的策略和議題估計。 由於編碼人員使用了常見的五級策略問題量表( Aalberg et al，2012)，而我們的估計是連續的0-100量表（與面向策略的主題相關的語言百分比），因此我們使用Pearson的相關性進行檢驗文章級別的兩個量表之間的相似性。結果表明，手動編碼器與自動估算之間的一致性很高 ( r = 0.81，p <.001 )

五、研究結果：

競賽競爭力是民主黨和共和黨候選人策略覆蓋面的積極且重要的預測指標。一般而言，經驗對策略覆蓋面有負面影響。具體來說，擔任參議員將減少雙方候選人的策略覆蓋範圍。擔任州長或女議員也有類似的效果，但作用較小，而且僅適用於共和黨候選人。最後，分析表明，在較為保守的州中，民主黨候選人獲得了更高比例的面向策略的新聞報導。沒有發現共和黨候選人有類似的效果。

支持H1（競爭性）。 沒有支持H3（期中選舉）和H6（資金）。 H4（經驗）和H5（國家政治傾向）得到部分支持，因為發現某些形式的政治經驗很重要，而國家政治傾向也很重要，但僅適用於民主黨候選人。性別（H2）不會影響覆蓋率。

平均而言，對於共和黨候選人（r = −.61，p <.001）和民主黨候選人（r = −.65，p <.001），策略新聞報導與選舉成功之間的關係是消極和牢固的。通過查看組合模型，即使控制選舉成功的預測變量的範圍很廣，策略框架新聞的覆蓋面仍然很重要，並且將其包含在內可以適度但有效的方式改善模型的預測。

六、結論與討論

候選人獲得的策略覆蓋範圍與其投票份額的下降有關。同樣，候選人的對手所獲得的策略覆蓋範圍與候選人所獲得的選票份額增加有關。換句話說，策略框架損害了選舉的成功。像許多現實世界中的媒體效果一樣，我們的結果表明對模型的解釋力有適度的貢獻（添加框架使模型的調整後的R2提高了約4.2％）。 但是，它展示了媒體框架影響選舉成功的能力，超越了一系列高度預測性的控制變量，這些變量包括各州的政治傾向，候選人的過往經歷以及選舉週期的類型。 此外，即使是很小的媒體影響也可能對現實世界產生至關重要的選舉影響，尤其是在非常緊張的競賽中。

框架對政治犬儒主義的影響，政治知識以及對候選人自身而非政治人物的新聞報導的情感評價和系統整體。但是，炎淨的數據（或實驗設計之外的任何數據，不過，這些數據的規模往往要小得多）無法解釋這種因果關係。例如，可能是那些較弱的候選人，他們不太可能贏得勝利，他們會獲得更多面向策略的新聞報導。

至於框架的前向，研究發現策略框架受候選人，州和種族水平等幾個因素的影響。競賽競爭力與策略框架成正相關。但是，該關聯的方向可能情況相反，這意味著媒體傾向於通過策略框架來報導競賽，尤其是側重於賽馬和民民調，這可能會促使落後的候選人的支持者投票，從而使比賽更加緊張。競賽是否屬於中期週期都不會影響策略的覆蓋範圍，也不會影響候選人的性別或所獲得的資助金額。總體而言，儘管政黨之間以及不同在職的經驗之間存在一些差異（候選人是最有力和最一致的參議員），但候選人的政治經驗往往會減少策略的覆蓋面。這很可能是由於候選人的經驗為他們提供了發行文宣的機會，並擁有先前的投票記錄和對政策的明確立場，新聞製作人可以將其轉化為議題框架。性別和資金則與策略框架無關。

在競賽水平上，各州的保守性增加了民主黨候選人獲得的策略覆蓋面，但並未影響民主黨各州的共和黨候選人。對民主黨候選人的影響可能是多種機制的結果。

七、研究限制：

研究僅關注一種類型的選舉（參議院席位），一個國家（美國）和一種媒體類型（印刷新聞）。此外，此研究統計推論是針對兩黨制下發生的選舉競賽而得出的。因此，在其他政治，文化和媒體環境中，策略覆蓋的前提和效果可能有所不同。例如，在各種文化背景下，候選者的性別作為其覆蓋率的預測指標可能會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