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w organizationally enabled network engage publics

書名（以學術體例詳填資料，網路來源提供超連結及檢索日）：

W. Lance Bennett & Alexandra Segerberg (2013). 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 Chapter 4: How organizationally enabled network engage publics. 

導讀者： 朱蘊兒                    

前言：

除了走上街頭外， 公眾的政治參與還可以有很多其他形式，基於數位科技建立的網絡可以讓每個人的政治參與個性化、個體化，同時能將不同的個體進行連結，以凝聚力量完成他們的政治訴求。本章就將檢驗在哪些條件下連結性行動網絡可以形成，而在哪些條件下不行，以及不同的組織模式如何影響數位科技扮演的角色。

長久以來，網絡動員的活動常被疑為短暫、難以持久的，甚至被戲稱為是萬人點讚、一人上街的「鍵盤行動主義（clicktivism）」。本文試圖去找尋更持久穩定的網絡聯動模式，同時也更重視社會背景、政治脈絡對行動的影響，就算是看似獨立簡單的寄送電郵行動也是鑲嵌于整個政治運動背景中的，它可能只是個人採取的一系列行動中的一者。因而文章更關注參與的全貌，不同組織間如何聯繫、採用何種科技進行聯繫。

摘要：

一、 前言：如前。

二、 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第一章中介紹的複合型行動網絡的公平貿易與環境保護方向的NGO組織網站，從其中抽出英國與德國進行比較研究。

-        選擇公平貿易與環境保護的原因：①二者在各國幾乎都是最主流的NGO議題，研究對象數量多，可以支撐比較研究；②二者組織方式差異大，這讓我們可以比較不同的組織方式、網絡樣態是否會影響動員方式，如公平貿易組織鬆散且成員國多至20國，留下跨國比較的空間。

-        以網站為切入點的原因：這是它們曝光最多、吸睛最多的門面。

研究問題：①大規模的連結性行動網絡是如何組織起來的？②這些組織如何運用不同的個人化策略（包括議題框架和數位科技）來提高成員的涉入度？

-        進行兩重比較研究：跨國比較和歐盟內部比較

研究方法：同第二章 ，採用網站網絡分析（web network analysis）方法分析co-link網絡，抓取且繪製組織如何通過超鏈接的方式展示他們與其他組織關係、如何動員組織內成員，以及它們促成的一些連結性行動。

-        Co-link network：只有在二者彼此都有指向對方的超鏈接時，兩點間才會有邊。該方法可以用於分析連接的密度、結構的穩定性。本文的抓取深度為3，即從起點出發，跳轉至每個頁面后，會繼續再抓取該頁面中的超鏈接，而後停止，依照以往研究經驗以3為深度已經足夠抓取最重要的節點。

-        爬蟲抓取的起點：

n  跨國：①公平貿易：FLO在英德負責把關的成員組織；②環境保護：Stop Climate Choas Coalition的成員組織。

n  歐盟：①公平貿易：CONCORD的英國與德國成員組織；②環境保護：Green Ten的英德成員組織。

公眾參與的操作型定義：我們將參與分成兩種類別和兩種形式：

-        兩種類別：訊息+行動

-        兩種形式：被動+互動

比如，訊息傳遞的被動形式就是訊息從組織單向流向群眾，而訊息傳遞的互動形式就是公眾內部自發性地相互分享訊息，行動的被動形式就是由組織單方面建構、規劃，而行動的互動形式就是群策群力。在這四種形式之上再在每種形勢下細分出八種使用媒體的具體方式，扣除兩個信度過低的類別，共有30個類別，最後每個類別以總比例的形式標示其比重。

三、 個人化政治、複雜議題、NGOs

1.     議題倡議網絡（issue advocacy networks）：需要時常跟成員產生連結、保持聯絡，但這種連結不同於僱傭員工、培訓員工這種商業行為，這種連結關係會為他帶來精神上的支持與陪伴。

-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它和那些活動家受到意識形態趨勢類似，也跟那些既得利益組織成員受到來自組織的精神上的支持類似，他們誰也不比誰更嚴肅、誰也不比誰更迷糊，當然，誰也不比誰更清醒。

2.     NGOs：常常產生於政府失職與市場失靈的環境中，政治立場獨立的公民們轉投第三方力量——NGO或NFO來解決一些政府與市場無法解決的公共問題，如公平貿易、環境保護、人權或性別平權，且人們對NGO不斷高漲的信任，與他們對政府與市場信任的垮臺不無關聯，調查發現，在一些國家這一趨勢開始得要比我們預期的早，甚至早於金融危機和環境危機。

-        作為第三方力量，NGO時常會跟政府打對台，政府有時也會出面干預，質疑NGO的合法性——「請問你們到底代表誰？」

-        兩種民主參與：學界對於怎樣才是最優的民主長期存在分歧，一方面認為民主價值只有與透過制度化才能體現，如選舉，另一方面則認為民主價值及活力在於參與的多樣性。NGO組織可以彌合這種分歧，因為NGO在以不傳統的民主方式來延續民主的傳統，並給傳統民主制度內的政府施壓。

3.     全球化：不難發現NGOs的發跡與全球化趨勢有關。市場環境和社會環境的巨變讓許多政策問題變得更加複雜，政策制定過程發生了變化，原本的本國與他國的界限也變得模糊，於是出現了地區級、國家級和跨國級的NGO組織以針對不同層次的政策問題。

-        Salamon (1994)曾將20世紀的NGO比之於19世紀的城邦國家，它們都代表著第三方的力量，一種自組織的、獨立於公器的、致力追求公共利益的團體。它們的成長可以改變國家與公民之間的關係。且NGO組織與公民運動興盛的背後，總是伴隨著傳統政治參與方式的弱化，如投票、組織黨派、加入工會。

四、 不同政治脈絡中的組織、網絡、政治參與

書寫目的：描述議程網絡如何得以驅動群眾參與政治，而不同的政治背景又如何影響連結性行動的產生，也就是說文章不只想找到議程網絡，同時也想知道為什麼。

研究發現不同的NGO組織會有不同的結構。比如有的組織以動員參與為目的，這類型的組織內成員會維持著高密度的聯繫，其結構較為扁平而權力分佈較為均勻，是一種去中心化的緊密關係，這有利於快速反應、大面積響應——人們會覺得他們在參與一件大事，但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參與。但有的組織則相反，擁有科層或派別，例如歐盟的政治機會結構將NGO組織轉變為「人民的代理人（proxy publics）」，儘管倡導公共議題卻不提升公民參與。

五、 從比較的觀點看倡議網絡

書寫目的：①建立一個可靠的測量議題倡議網絡的方法，以分析不同網絡產生連結性行動的可能性，②放回政治脈絡中看這些可能性如何被政治環境形塑，如德國綠黨的存在讓德國的環境政治有了一定的制度性保障，比起沒有這一層固定保障的應該來說，會如何影響環保類NGO組織的運作，另一個有趣的研究發現，歐盟內，離政治中心布魯塞爾越近的NGO越強勁有力，這也許反應了「民主赤字」的問題。

倡議網絡裡的參與指數被用於兩個層面：①直接：網絡內成員組織的參與能力；②間接：成員組織的凝聚力。

六、將分析放回脈絡

本文最重要的觀點就是：連結性行動網絡的發展受到政治環境的制約，一些組織可以透過個人數位科技來傳遞訊息、連結情感，但若放到歐洲環境中卻產生不了同等的作用。具體來說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1.     組織是在怎樣的條件下形塑出了大規模鬆散的倡議網絡？如何形塑？

2.     該網絡會產生那些矛盾和問題？

3.     個人的數位政治參與活動在怎樣的條件下對組織整體目標有助益？如何有助益？

七、 彈性議題倡議網絡的誘因

NGO組織面臨著諸多的困難，除了老生常談的經費、策略選擇、議題選擇外，更重要的它面臨著成員招募與管理問題，因為組織成員也是經費的重要來源，他們會通過捐款或固定會費的方式提供NGO的收入，因而關心同一議題的NGO組織常常到最後會轉變成競爭對手。而今日，人們不喜正式加入組織，使用數位科技來發展鬆散的網絡，讓用戶停留于他原本的安全的社群網絡中，同時可以用網路連接政治場域取而代之，成為吸納成員的主要渠道。在這多方因素的共同作用下，NGO組織開始協力合作，增加能見度、減少干擾。雖然並非所有NGO組織都願意將原本的帝國拱手讓人，但這仍無法阻止NGO聯盟版圖的擴大，鬆散的組織方式也逐漸成為主流。

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怎樣的議題框架和活動可以真正動員群眾。Yanacopulos對2000年債務免除聯盟（Jubilee 2000 debt relief）和書寫貧窮的歷史（Make poverty history）兩個NGO組織的研究中揭示了這個冷門議題如何在數年內變成一個公眾熱議話題，它成功集結了英國70個NGO組織，經過一系列遊行、抗議示威和G7峰會期間的公開施壓，讓他們成功達成了自己的訴求。

這個過程並非一觸而就，組織者花費了大量精力在研究問題，Jubilee組織者從一堆問題中挑出了他們認為最重要的——引起公眾注意、提升政治參與，因而他們使用了許多種措辭方式來喚起共鳴。

八、 網絡中的矛盾與問題

不是所有網絡都穩定、有效，有些網絡會因其中的明星組織而分裂，因明星組織有自己想堅持的政治綱領或動員的風格。

以公平貿易為例，該運動以教育消費者開始，告訴他們在產業鏈中的位置及他們的力量，也即公民消費主義，但光是如此還不夠，公平貿易涉及到更多問題，如咖啡該如何生產、星巴克這種巨頭該如何被規範、什麼階段該進行消費者抵抗運動？

-        問題1：20多個加入公平貿易標籤組織（Fair trade labeling organization）的國家，每個國家都有唯一的一個機構被賦予認證商品的特權，但仍有許多公司將商品送交其他機構檢測，或者直接宣稱自己的商品採取的生產標準比公平貿易標準更嚴苛。

-        問題2：在美國，公平貿易標籤組織授權一個名為Transfair的機構認證商品的權力，Transfair陸續介入了如星巴克等公司的商品生產過程，但在它的運作理念中引導公民消費行為並非關鍵，且若倡導在商品上貼政治標語恐會讓商家反感產生負效果。而別的組織會認為它們的行為太過迎合商家需求。這種分歧一直未能解決，結果Transfair這個一度成為美國FLO明星的機構，于2011年退出了FLO。

-        問題3：FLO的運作是以農民合作社群為基礎，而FLO同樣也支持大農場規模的「工廠農莊」，以至於消費者、南方生產者、北方企業之間的矛盾浮上水面。

九、 組織化行動網絡如何動員群眾？

只要組織者正確地分配任務，讓個體可以不必在政治觀點中站隊也能接受組織的議題框架或身份，則連結性行動網絡可以動用更少的資源、動員更多的人。提升公眾參與非常重要的一點是，組織得製造觸及群眾的訊息管道，不論是線上網頁還是線下貼在商品上的標籤。

十、 共連結網絡（co-link network）

圖4.1：英國的公平貿易NGO組織的連接網絡密度較高，我們對該網絡追蹤觀察了五年之久，發現它非常穩定，核心組織不變，始終位於核心位置，只有邊緣組織有變動。相較而言，歐盟的公平貿易網絡要鬆散的多，我們使用了兩種方式抓取資料，第一種方式呈現出來的網絡圖與圖4.1類似，只是多了一些分支。且我們發現圖4.1中與議題最相關、連結最多的節點和歐盟網絡圖正好重合，彼此之間也有緊密的連結，而除了這些節點外，歐盟網絡圖中的其他節點在圖4.1中皆不存在。為了檢驗歐盟網絡中的其他節點是否會形成其他子網絡，我們將其抽取出來單獨作圖，發現形成了一個明星網絡（star network），其中有一個明星節點與其他所有點均有連結，而其他節點間沒有連結。可以看出，歐盟公平貿易NGO組織間的連結有明顯的階級性，同時也顯示出歐盟層面和國家層面的網絡有很大的差異。

在環保NGO的部分，最終歐盟層面的組織共23個，英國層面的組織共58個，儘管歐盟的公民社會平台底下的NGO很多，但關注環保議題的數量較少。另外也說明歐盟中的資源較少，競爭比較激烈，而草根組織可以爭取的資源較多，我們將網絡規模進行標準化。

十一、 網絡化組織與數位媒介下的公民參與

我們發現，不論是公平貿易還是環境保護，國家層面的議題比歐盟層面更能引起高水平的參與，將英國公平貿易組織與歐盟公平貿易組織比較，二者有顯著性差異，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德國與歐盟上。國家層面的組織更致力於聯署和抗議活動上，這是歐盟NGO不會做的。不論哪個議題，英國的倡議網絡代表了高水平參與的典範，我們所研究的兩個英國議題網絡的四種參與類別的不同類目的均值與總和，經過T檢定發現其同質性高、可比性也高，但同時也發現了一些例外，比方說教會組織會更鼓勵大家祈禱世界公平，會提升公平貿易下高度建構行動（被動行動）的分數，另外英國環境保護NGO圍繞著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組織了一系列抗議活動，因而主動行動的分數要高於公平貿易。

但德國環保議題的直接參與較少，得益于綠黨的存在，讓民間環保訴求可以通過間接的代議制民主程序得以實現，有效緩和了民間與政體間的關係，所以德國環保議題NGO網絡在參與度上同歐盟同類型網絡差異不大，而顯著低於英國。綠黨是在1983年組成並且成為在野黨，滲透進地方與中央議會，同時也將環保送上立法院及政策議程中，也讓其他政黨開始重視環保。1997年71.1%的英國環保NGO一年只有低於5000歐元的收入，而這個比例在德國僅有12%，德國綠色組織和紅色組織的聯盟讓他們可以向政府爭取更多經費。這一切在1970年代是難以想象的。德國為其他國家的環保運動樹立了好的樣板，Brand和Rink總結了環保運動的四個過程：「制度化、分化、專業化、全球化」，長期從事環保運動的人都會從早期的激進分子走向專家，同時尋求和政府、其他NGO或經濟組織更多合作，合作的範圍從區域走向跨國再走向全球。但若德國與歐盟這樣的政治機會結構，允許NGO制度化、參政，其結果是直接民主的衰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