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ial media, political express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Confucian Asia 

書名（以學術體例詳填資料，網路來源提供超連結及檢索日）：

Skoric, M. M., Zhu, Q., & Pang, N. (2016). Social media, political express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Confucian Asia.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9(4), 331-347.

導讀者：吳美欣

原作摘要：

本研究回顧與分析了已發表實證研究，關於在儒家亞洲中社交媒體在促進政治傳播與參與的角色，包含：中國、香港、新加坡、南韓與台灣，除了提供描述性的文獻回顧，本研究分析也顯示了清楚的數字統計，社交媒體的不同使用類型（即：訊息、表達、關係、娛樂）與政治表達及參與在儒家亞洲中的關係。這些結果重申了社交媒體表達使用的重要性，顯示了它與政治參與間緊密的關係。這些結果也顯示訊息用途和關係用途與之呈現正向弱相關，我們還檢驗了政治體系在這些關係中的角色，並歸納出最強關係的是民主體系、其次是混合和專制體系。

重點整理：

研究背景

大多數實證研究檢驗了以西方民主國家為背景的社交媒體使用與公民參與之間的關係，也有越來越多的文獻在亞洲的背景下分析這些現象，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東亞國家，檢視社交媒體使用在民主和非民主的情況下，對政治參與的影響。

除了回顧相關的文獻，本研究進行後設分析，以提供社交媒體使用與政治傳播、參與之間關係的數值估計，關注在不同類型的社交媒體使用（即表達、訊息、關係和娛樂）此外，透過社交媒體的政治表達已被證明可以預測政治參與，為了分析政治制度的影響，我們將國家分為三類：（1）專制政治系統（中華人民共和國）；（2）民主政治制度（韓國和台灣）；（3）混合政治制度（香港和新加坡）。

文獻回顧

目前的研究指出社交媒體使用與政治參與間的存在著正向關係，特別是訊息、表達和關係用途更重要，但一般使用和娛樂用途則顯得重要性較小，研究也表明社交媒體可以觸發線上政治表達，預言真實世界中的政治參與。

l   在威權和混合政權中，社群媒體平台可以用來扮演平衡政府嚴格控制的媒體角色。

l   在表達和社群媒體的動員潛力上，在限制較少的環境中有更大的意義。

l   透過社交媒體的行動反映了公民參與的變革性轉變，導向越來越分散和生活風格的方式。

l   在儒家亞洲，行動連結已被證實在真實世界有具體的結果，從表達政治觀點的可能性到與官員接觸的可能性都有增加。

l   在檢驗社群媒體在儒家國家的使用情況時，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各種它們發生的政治環境。制度條件影響社群媒體使用的形式、強度和結果。

Authoritarian political systems: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   中國的社群媒體生態似乎正在創造話語空間的替代方案，繞過受到監控的大眾媒體，提供大眾回饋的管道

l   中國政府整合社交媒體，融入其政治制度中，但同時嚴密監控言論，因此，社交媒體在中國是否可以作為政治變革的催化劑？

l   先前研究已證明了社交媒體使用對於公共事務參與的重要性，且正向關係能橫跨於不同的社交媒體平台。

l   Chan et al.（2012）及Hyun＆Kim（2015b）發現使用微博獲取新聞的人，更有可能線上談論政治問題。

l   娛樂導向的使用削弱了與線上政治表達之間的關係。

l   不同類型的政治參與之間關係各不相同，訊息和工具性的社群媒體使用可以預測典範型的政治參與，但與其他形式的政治參與沒有關聯。

中國的研究回顧中揭示了類似在西方民主國家發現的模式，可能需要重新思考專制國家政治參與的定義和方法，傳統的參與只涵蓋了部分的參與行為，中國公民傾向透過私人手段行使政治影響力，主要的研究限制在於年輕、受過教育和大都市人口被過度代表，因此，這些發現可能不適用於社交媒體使用剛起步的地區。

Democratic systems: South Korea and Taiwan

l   調查顯示，公民使用社交媒體平台與參與行為相聯繫。

l   儒家社會中的民主國家多數反映了西方國家的研究，社交媒體對公眾表達政治意見具有更大的親和力。結果也顯示，訊息用途特別可能會動員和幫助吸引以前沒有參與政治的公民。

Hybrid political systems: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l   在香港，Facebook通常被用作分享政治訊息和動員公民的工具，其與政治表達和參與有更大的可能。

l   近期對新加坡的研究表明，社交媒體的使用與線上和傳統政治參與的關係具有正向弱相關。

l   新加坡和香港都指出了社交媒體訊息用途的重要性，以及與政治表達、傳統和線上政治參與的關係。

l   然而，某些分歧表明了在 “部分自由”的儒家社會中，分析對社交媒體在參與中作用的細緻理解，是需要的。在香港，透過Facebook獲取新聞是抗議參與的重要預測；在新加坡，網路和社交網路的新聞接收與政治參與顯著相關。

Research questions

本研究後設分析有兩個目的。第一，分析已公佈的數據並建立儒家國家中不同類型的社交媒體使用（即訊息、表達、關係和娛樂）和政治表達、參與之間的關係評估。第二，確立政治系統在這些關係中的角色。

Method

Literature search

l   在數據庫Web of Science、PsycINFO、EBSCOhost及ProQuest使用關鍵字組合進行搜索。

l   搜索條件包含只用英文書寫的期刊文章，沒有同行審查的會議程序。

l   於2015年5月完成，再手動篩選相關研究。

l   選擇結果為在2013至2015年間發表的15項研究，包括6項中國、3項香港、2項新加坡、3項南韓、1項台灣。

l   採用Pearson’s r相關係數確定效果規模，因大多數原作者只有放Ｐ值，故再聯繫作者請求P值及相關係數r雙尾檢定。

l   最後回收13個研究，包括9,253名參與者樣本，以及63個相關值。

Coding

Statistical analysis

以子樣本（subject sample）（如在該分析中的研究）作為分析單元並基於零階相關係數（r）估計加權平均效應大小（ES），首先計算每個研究的平均效應量，透過取所有研究的平均效應量的平均值來估計後設分析的平均效應量（ES）。

採用以下公式進行準系統後設分析，其中Ni指研究i的樣本大小，ri指平均相關性研究係數i：

在決定是否停止準系統後設分析時，我們估計樣本相關變異數（σr2）以確定其是否可歸因於抽樣誤差（σe2），若不是則繼續糾正測量誤差。

接著校正由測量不可靠度產生的平均效應大小的衰減：

為了確定三個編碼維度是否緩和效應大小，我們重複分析程序，並與屬於每個維度的相關性進行了一系列後設分析。估計每個子樣本的平均效應大小並比較差異。因為每個編碼類別的研究數量很少，我們沒有進一步估計統計意義。

Results

l   表2顯示校正了由測量不可靠度產生的衰減後，社交媒體使用和政治表達與參與間關係的平均效應大小。

l   由於潛在的發表偏倚研究報告的虛無結果，進一步執行文屜分析（file drawer analysis），結果顯示出版偏誤（publication bias）對後設分析的結果影響較小。

l   政治參與：社交媒體的表達用途和參與（0.30 -0.50）有中度正向關係，訊息和關係用途具有輕度正關係（0.10 -0.30），而娛樂用途和參與的關係則非常弱。

l   線上政治表達：線上政治表達則出現了不同的調查結果。關係用途與最大平均效應量（0.51）相關，其次是訊息（0.47）和娛樂用途（0.36），使用強度的效應為0.40，比起政治參與其變異數較小。

不同政治制度下的平均效應量可見表5

l   民主國家有最強的平均效應量（0.31），其次是混合型（0.27）和專制制度（0.18）。

l   關於政治表達，最強烈的效應同樣發生於民主國家（0.57），其次是混合型和專制國家（兩者均為0.41）。

Discussion

l   在儒家亞洲社交媒體使用和線上政治表達、和社交媒體使用和政治參與之間存在著正向關係，前者比後者更強。

l   不同的社交媒體使用也會有不同的區別，表達用途與參與是中度關係，關係和訊息用途明顯較弱，娛樂用途可以忽略不計。

l   訊息用途和政治表達之間具有中度正關係，但與政治參與關係明顯較弱；關係用途與政治參與，雖然不像表達和訊息有很強的聯繫，但與政治表達顯著和密切相關。

l   需要發展政治表達（和參與）更廣泛的概念化，納入更大範圍的表達和公民參與方法。

l   暴露於政治或政治化的內容之下，通常更可能促成線上表達和論述參與，但同時必須意識到社交媒體平台同樣也會被掌權者操弄其民族主義。

Limitations and future work

l   建議旨在納入縱向設計以及使用行為的直接測量。

l   每種政治類型的國家數量在研究中是有限的，且不能完全說明儒家亞洲的情形。

l   混合制度可以朝表達自由和政治權利的兩方面，作更精細的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