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end of forgetting: Strategic agency beyond the panopticon

書名（以學術體例詳填資料，網路來源提供超連結及檢索日）：

Bossewithc, J. & Sinnreich, A. (2012). The end of forgetting: Strategic agency beyond the panopticon. New Media Society, 15(2): 224-242.

導讀者：蔡依桃

摘要：

資訊科技的迅速發展，改變與影響了資訊分享的社會意涵，讓研究者對知識/權力進行重新的檢視。此研究探討的是個人及機構處於網絡社會之策略式資訊管理（information-management）選擇，並藉由此“藍圖”驗證傅柯的全景敞視模式之適合性。研究者也提出一個立足於地理（geometry）的information flux“資訊通量”概念架構，作為分析網絡當中的資訊分享策略。（個人加註：Massey-power geometry）

重點整理：

社會權力不再只是一種隱藏的機制，而是愈來愈傾向於一種揭露行為（act of revelation），例如：人們透過蒐集及揭露自己與他人的資訊的行為。近期網路發生的例子：伊朗2009年發生的Twitter revolution (Keller, 2010),2010-2011發生的Wikileaks (Shane and Lehren, 2010)等等（還有eg服貿），都對所謂的“機構”提出了一種資訊式的刺殺（informatic assaults），甚至有些成功地讓國家安全更加嚴謹 (Zureik and Salter, 2005)。（個人詮釋: 社會權力的改寫，權力不再掌握在極權/國家/機構手中，而是藉由揭露，例如揭露open data的漏洞，讓此改寫的權力以一種揭露行為展現）這些在網絡社會發生的資訊實踐都一一逼迫社會角色和理論家重新思考他們對知識/權力變動的認識，並重新思考資訊的社會政治角色（Lyon, 2007）。簡言之，我們的社會需要的是一種全新的溝通模式，而這模式是得以捕捉資訊透明和不透明度的輪廓和權衡。傅柯（1995）的全景敞視隱喻在此情況仍然適用(Elmer, 2003)並需要一個更寬廣的架構藍圖來補足。這文章旨在提供一種揭開圍繞在透明度、隱私和監控相關論述的實踐，並稱為“資訊通量”（information flux），試圖帶出人們對資訊流通控制產生掙扎的概念，並進一步理解此概念對個人、社會和文化所帶來的衝擊。作者在文獻探討整理出“遺忘的終結”（The End of Forgetting）概念，指出個體和機構在網絡社會當中所擁有的、一系列的選擇仍然存在意識，而意識（awareness）是所有行動的預知條件（precondition for action）。（個人加註：The end of forgetting: Strategic agency beyond the panopticon）

遺忘的終結（The End of Forgetting）

Remembering has always been a primary function of media, dating back to the invention of the alphabet and writing (Plato, 1999).（個人加註：蘇格拉底是很反對書寫的，在Phaedrus 《斐德罗篇》寫過：（大約）書寫與直覺相反，是幫助遺忘）軟件、科技物等等因為擁有複製、運算、傳遞、儲存等技術讓數位儲存變得非常簡單。但這也引起了監控與透明的問題，例如record-keeping可能會引來資訊的暴增，讓權力互動變得更複雜。科技物變得愈來愈像人們認知的義肢（cognitive prostheses）（個人加註：維希留vision machine: visual prostheses, i.e google glass），而傳播媒介也與人們的生活愈來愈分不開。記錄records，也就漸漸地取代了人類原本的記憶（memory）。如果遺忘已終結，那我們必須詢問到底誰在做記得（remembering）的動作。國家與各個機構都在增加資訊流通的各個方向，例如白宮最近就記錄遊覽者的面貌，而此舉也引起許多人權組織的反彈。像現在的年輕人在Facebook、Foursquare等提供了許多個人資訊，某程度貢獻了所謂的“透明度”，但卻對這些“數據排放”（data exhaust）施行了不對等的控制，尤其針對個人數據持續地被市場家不斷地撈取與控制的問題，其實是比較少人去注意到的。

資訊通量（Information flux）

所謂的通量，就如科學家用來測量the rate of flow(可以流通過去的某種物體/液體/氣體之數量)。研究者視“個人資訊雲”（personal information clouds）為揭露之隱喻的最低門檻，那麼資訊通量就代表了所有可以跨越此界限的資訊，換言之，數據收集、儲存和分析就會變得更無所不在以及更侵略式（個人加註：單純的資料庫就是資料庫（水庫），如果資料庫（水庫）的資料（水）被使用，就是資訊通量，資訊如水流通出來）。

資訊可以被分成3種結果：1）正通量positive flux-你洩漏資訊，而他人又比你擁有更多近用access你的資訊的權力；2）負通量-你集合和保持更多的資訊，比你去除的更多（個人註解：收集資料型）；3）中（neutral）通量-所有人都應該擁有平等的近用權，去看所有人的資訊，這是一個最完美的透明世界（perfect transparency）。資訊洩漏不必然是好/壞事，但是也要該資訊是可靠的，可被吸收的。作為社會的一員，我們嘗試成立不同的組織，去局限這些資訊豐富的演員的權力，例如Children’s Online Privacy Protection Act (1998), the Family Educational  Rights  and  Privacy Act  (1974)  and  the  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 (1996) 都是為了保護與控制個人資訊通量。Gandy（1993）就說永久留下的資訊會讓他人得以使用、預測、分析未來的行為。所以對於誰有近用權使用這些資訊通量的討論也不少。作者同意資訊是在脈絡下被生產的，並不是真空的，因此意義是從脈絡帶出來的，所以這些資訊也就此獲得不少機構的垂青。而不同的行動者，會在網絡當中的資訊尋求機會。

跨越全景敞視Beyond the panopticon （個人註解：人們如何跨越全景敞視，展現自己的能動性）

傅柯（1995）提出的全景敞視是用來分析知識/權力互動最重要的理論，並且經常與監控社會（Lyon, 2006）此概念對話。但是作者並非在此要與傅柯對話並產生新的論述，而是欲採用資訊通量information flux的模式提供一個全面的架構以取代傳統的全景敞視，以勾勒一個具有策略行動的空間（space of strategic action），包括個人、社群、機構及國家。

1） 傳統全景敞視 Traditional panopticon：囚犯知道他人的監控並自我監控-》 這是一種由個人發出給機構的權力資訊產出之正通量positive flux（簡單說，你要我乖，我做給你看（發出資訊給你看）。

2） Sousveillance society：反攻模式的監控，是由個人作為參與者並同時記錄某個活動的模式，sous是法文的below的意思，是sur的above的相反。作為監控者與被監控者，個人能更理解他們所傳遞的個人資訊會長什麼樣子，並減少機構監控之下所產生的資訊流通的不平等。例子：Cory Doctorow’s (2010)小說，提出“小哥哥”（little brother）為一群少年電腦駭客，他們為Xbox遊戲建立了一個虛擬的地下刊物提供給全球的孩童玩家的事件，這事件就揭露了美國國安局對這事件的處理：不公平地扣留和虐待這些被指稱為terrorist attack的少年。

3） B由下至上監控的力量較強，B被監視也同時監視A。

4） 絕對的透明Total transparency

這非現實的模式旨在提出資訊的絕對透明，每人都有平等的近用權，而此模式也與作者提出的中立資訊通量neutral  information  flux雷同。如同David Brin’s  (1999) 的透明社會提出隱私的終結卻無法平等地改變那些有權力使用這些資訊進行分析的個人及機構。

5） 關閉網格Off the grid

關閉網格策略，要闡明的是全面地消失，並把資訊通量降低到零。誠如拋開電訊（手機）、或在資訊交換進行加密、拒絕使用信用卡、ATM或任何可以被監控的科技。

6） 黑洞Black hole

黑洞策略說的是一種嘗試收集及分析外界所有（越多越好）資訊的模式，但自身卻很少洩漏任何資訊。在Priest and Arkin’s investigative report, Top Secret America (2011)指出，美國許多偵探機構都採取這個策略，因為他們需要追踪和分析data與metadata，而商業機構如Google和Facebook也針對這種策略來建立他們的網站（Andrejevic, 2007）。One node’s ‘promiscuous broadcasting’ is fodder for another’s ‘black hole’ （一個節點的“胡亂廣播”是餵養他人的黑洞）。

7） 胡亂廣播者Promiscuous broadcaster

胡亂的廣播這不須策略，但也可以是策略性的（視行動者的警覺與信念）。這個模式與絕對透明很像，但卻不需要任何對等的資訊交換。有些人完全忽視監控的後果，並認為“我沒什麼好躲藏的”或是說服自己現代的監控比起隱私更重要。這些人是在揭露自己的資訊（正資訊通量），而有些人則會收集這些他們揭露的資訊。 例子：一個University of Maryland助理教授被列入2002年美國terrorists watch，所以教授選擇不停地公開廣播自己的動態以示清白。

8） 貪婪的收藏家Voracious collector

這種人會不斷地維持一種“負資訊通量”的模式，但又與“黑洞”不同，因為這種人不需要完全地關閉網格。例子：The BioPort (Biography Portal enables users to track all the relevant details of their own lives, http://bioport.sourceforge.net/)是一個結合了部落格、日記和行事歷的網站讓使用者自己輸入自己的資料， 而這當中的某個“有關你的營養歷史的資料”就被商業如Walmart和McDonald“相中”並提供你有關營養的資訊，而你甚至可以透過商業提供的資料改變飲食。 A:自己有微弱的訊息散發出去，但貪婪地接收他人提供的訊息。

9） 假資訊運動Disinformation campaigns

另一種策略就是傳達虛假資訊，以便蓋過真實資訊，並建構一種比較“負通量”的模式，這種模式常見於政治宣傳。但個人也會採用這種策略，以便躲避社會網絡當中的監控(Brunton  and  Nissenbaum,  2011;  Marx,  2003)。繪顏（Face Painting）是一種地底式的行動策略，以便抵抗Facebook或其他社群媒體所帶來的隱私影響。繪顏是網絡用語，意指：網路使用者對自己進行修飾、幻象、諷刺和幽默風趣，但其意圖是為了政治目的。繪顏者會玩弄身份的真實性，以便創造出假資訊運動，以便保護他們真實的身份（eg部落客）。繪顏者展現出一種個人對數據足跡的控制能力。

A傳達出去的是虛構的。

空間的行動Spaces of action

本文的初探性概念，為勾勒資訊豐富的環境當中，行動者得以展示的不同傳播策略。而資訊通量information flux模式協助我們發現這些各式各樣的策略以及了解此空間當中所可能含有的“有效能動性”和“會施行抵抗”的個人、社群和機構的可能性。這些人（們）能選擇活躍或是拒絕接收身邊流動的資訊。人們在進行資訊收集的時候，還可以儲存，分類和分析，甚至可以選擇把這些資訊發出或留下有關他們的資訊。他們發出的資訊，可以是真實的也可以是虛假的。例如，負資訊通量，可以被胡亂地收集更多的資訊或是被假資訊廣播而變得增加（變“正”），像BioPort就是一種讓個人繼續維持負資訊通量的模式，人們可以持續地生活在一個被資訊圍繞的社會當中。社會事實就告訴我們完美的透明社會是根本不可能，因為以目前的情況來看，這些不停流動的資訊還是落入那些可以透過記錄和記憶（records and memories）進行控制的人。然而，我們如今可想像科技和策略可以引導資訊流通回到個人的手中，並讓網路中的數據痕跡的控制達到更平衡與平等的模式。

結論

Freud (1980) 指出，壓抑suppression & repression以及遺忘的能力，是人們心理構成的重要元素，因為個人得以維持他們的自我，並藉由他們選擇性的回想（個人註解：壓抑回想不開心的事），甚至過濾他們不想記得的。人們會依靠遺忘去對付創傷和壓力，因此記憶和身份就使得哲學和心理學有密切的關係。在現今的監控社會之下，記憶卻不可以被過濾的情況，將出現許多問題。現代社會又是建立在謊言之上，誠如朋友間、鄰居間、企業廣告、政治宣言，甚至人們說謊以便增加自己的自信心和支持他們的身份 (Frankfurt, 2005; Goffman et al., 1997)，但是監控系統卻將他們的面紗一一揭開。（個人註解：所以呼應了title：遺忘的終結）

資訊通量在網絡社會整體而言，不管是串流進來（flowing into）或是出去，都會對個人、社區及機構產生巨大的影響，例如市民與政府，消費者與商業，甚至個人之間的知識和權力的平衡，有戲劇性的轉向。來自機制權力提供給個人的正流量資訊，可以透過分佈式的檢視來進行檢查與平衡（checks and balances）（個人註解：流通的公平），以提升社會平權與個體能動性。但是，資訊系統的設計，卻讓再現、儲存和近用複雜化，並也阻擾了平衡的機制（個人註解：平台的規訓）。對於隱私和匿名，仍可能是保護個資免於洩漏的主要干擾資訊通量平衡的元素（個人註解：匿名不透明），筆者認為，在資訊社會當中，一個民主治理和社會平權的平台是重要的。個人數據愈來愈多，而這些資訊的流向也不停地有人在討論，誠如Gary Marx (2003) 記錄了一系列用於中和與顛覆個人資訊蒐集之技巧（個人註解：反被蒐集策略），包括不同的能動者所展現的一系列的資訊蒐集與分佈的策略，例如有目的性地管理他們的資訊流通。網站如TrackMeNot browser就是一種反資訊的策略（Brunton and Nissenbaum, 2011)（個人註解：例如Ghostery-sees the "invisible" web, detecting trackers, web bugs, pixels, and beacons placed on web pages by Facebook, Google, and over 500 other ad networks, behavioral data providers, web publishers - all companies interested in your activity）作者認為網絡記憶（networked memory）的暴增，讓資訊通流的權力互動變得是一件重要的議題，因為這種模式即將變成新的文化模式，並讓能動者和機構尋求擁有的策略，以便濫用資訊流通作為有利於他們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