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gining the Journalist of the Future: Technological Visions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and News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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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ining the Journalist of the Future: Technological Visions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and Newswork

想像未來的新聞記者：新聞教育與新聞工作的技術願景

(Creech & Mendelson, 2015)

Creech, B., & Mendelson, A. L. (2015). Imagining the Journalist of the Future: Technological Visions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and Newswork. The Communication Review, 18(2), 142-165. doi: 10.1080/10714421.2015.1031998

導讀者：李欣穎

原作摘要：

近十年以來，受到數位技術與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影響，新聞產業中的商業模式、收入來源、媒介區分與產製方式變化劇烈。這些變化背後暗藏著一種理想：「若新聞記者能掌握嫻熟的數位技術，就能化解新聞業目前的危機」。本文分析那些圍繞著技術的新聞室論述，特別注重那些討論未來的新聞教育和新聞機構的文章。

一、前言

近十年以來，受到數位技術與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影響，新聞產業中的商業模式、收入來源、媒介區分與產製方式變化劇烈。這些變化背後暗藏著一種理想：「若新聞記者能掌握嫻熟的數位技術，就能化解新聞業目前的危機」。本文分析那些圍繞著技術的新聞室論述，特別注重那些討論未來的新聞教育和新聞機構的文章。

二、分析

為了凸顯數位技術是如何成為新聞業的未來願景，我們的分析有三個關鍵：當代條件下、記者教育和組織結構。這三個關鍵是新興記者能夠掌握新技術的潛力，也是解決新聞業所面臨的危機的能力。

當代管理條件

我所分析的文本往往將新聞業的未來以二分法框架，當作一種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例如從前數位到數位(pre-digital to digital)，或工業到後工業(industrial to post-industrial)(e.g., Anderson, Bell, & Shirky, 2013)。他們詮釋數位技術的崛起是一種造成新聞業轉折的革命，而不是新聞業的進化。他們認為數位時代的一切都是新的，過去經驗沒有什麼可以學習的地方。舉個例子來說，Google的新聞和社群產品經理Richard Gingras (2012, para. 4)這麼表示：「在現在這個非常時期下，媒體環境被徹底改變，技術變革的速度不會減緩、只會加快。」在新聞業面臨轉型的當代背景下，記者只需要向前看，透過掌握新趨勢洞察未來的新聞業。

一家關心數位技術和新聞業未來的基金會領導人Knight Foundation’s Eric Newton表示(2012b, para. 16)：「數位化時代正在改變一切」，其他人則認為數位技術的使用和依賴在新聞業已經非常普遍。Royal (2014)表明，新聞史應該從電腦、網際網路和數位化的歷史開始記錄，而Gray (2008)也斷言，技術使得新聞業從過去的傳統角色轉變為「一種新形態的當地訊息傳播和連接」(第5頁)。評論家刻畫數位技術對新聞業的劃時代變化，因此當代記者需要徹底改變。

儘管這些評論的重點在於新聞行業的技術缺乏，但卻很少闡明諸如創新、轉型、影響和互動性的改變細節。這個概念的模糊性使得新聞業的未來願景十分混亂。由皮尤研究中心所編輯的「媒體的狀態」報導(Pew Project for Excellence in Journalism, 2010, 2011, 2012, 2013; Pew Research Center’s Journalism Project, 2014)表示，技術的斷裂造成企業和媒體產製的氣氛瀰漫著不確定性。這些報告內容通常會舉出熟練數位技術的媒體所製作的作品為例，試圖發現不確定性所帶來的盈利能力，並做為其他媒體的榜樣。正是這種混亂的狀況，導致評論家Slate’s David Plotz (2014, para. 22)表示，「我們不應該將數位技術對新聞業所帶來的正面影響視而不見。事情正在發生變化，但在很多方面，正在往好的方向前進。」

大多數評論家的樂觀，是來自於新聞機構現代化的獨特管理方式。例如，Benton (2014b, para. 18)認為，「這不是絕望，最聰明的新聞機構將會適應。記者會找出適合自己的數位工作；精明的產製者將會建立新的經驗來取悅讀者；創業家會想出新的方法來營利。」然而，Willnat and Weaver’s (2014)最近對美國記者的調查，許多發現都不太樂觀。例如，59.7％的記者認為新聞行業走向「錯誤的方向」，而62.6％的受訪者認為他們的新聞機構已經今非昔比。此外，68.1％的記者發現自己為了留在職場，正在尋求新的技術培訓。當評論員和專家描述了數位的變化，好像他們是一個自然的過程，與個別新聞機構的變化是無關的。

 技能教育和新的教學模式

Mulligan (2012, para. 12)體現了以市場為導向的評論，「新聞學需要畢業生可以產製複雜的視覺表現形式，可以執行他們的程式代碼。」很多評論者表示，他們的特殊教學措施能提高新聞領域畢業生的能力，幫助他們找到工作。

舉個例子，原本使用在教學醫院的卡內基教學方式(Carnegie-Knight)，在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News21學程(Arizona State University’s News21 program)中被當作新聞傳播教育的藍本(Carnegie-Knight Initiative, 2011)。透過提供新聞專業的學生一門課程，集合了專業記者，並將專業人員安排在一所大學中的編輯室裡，提供學生技術技能和學理上的混合學習。支持者認為，這種課程能提供「真實世界」產製過程(Marcus, 2014)。此種卡內基教學模式的支持者認為其他形式的新聞教育是對未來的無知(Newton, 2012c; Newton et al., 2012; Kebbel, 2013)。數位技術提供了新聞業一個簡單的、確定性的解決方案，例如Huesca’s (2000)的說法，「新聞教育應該進行徹底改造」，認為數位技術的學習、模仿它的系統操作，為新聞業的危機提供一個未被發現的路徑(第4頁)。這些話語認為，新聞業的未來屬於技術決定論(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s)。

程式語言已經被當作一個技能，評論家認為記者應該學習程式語言是因為它提供了新聞業的未來。程式語言適合的技能是以新聞產製為導向的：例如，Sinker (2011, para. 6)主張「更充分地認識基本程式語言，學習編輯使用者經驗UX，與數據一起工作。學生應該理解網路的講故事和報告能力(storytelling and reporting)」。Mulligan (2012, para. 14)將學習程式語言與實際的商業利益相聯結：「學習程式語言提供了一個實用的技能，學生可以學習更精確和細緻入微的思維過程，對數據的理解深度將會增加。」這樣的語句揭示新聞業的未來願景，應該治理新聞專業的學生發展。

學習程式語言不只是開發技巧，也是一個產業轉移。透過學習程式語言，記者掌握了對語言和產品的熟悉，使他們能夠更迅速地了解數位技術產業。Royal (2014)寫道，「溝通是技術，技術亦是溝通」(Communication is technology, and technology is communication)，以證明程式語言的教學價值。一個風險投資家Fred Wilson說明，學生應該考慮將技術做為職業生涯的起點：

學生可以獲得技術，或者尋找商業合作夥伴。即使你不打算自己做這些事情，這仍然是有幫助的學習…學習技術能夠更好地了解技術人員，並評估他人的技術是好還是不好(as quoted in Benkoil, 2011, para. 7)。

Harner (2011, para. 18)對數位技術感到擔憂，他認為：「技術只是內容傳遞的工具，而這些內容的產製還是需要倚賴寫作。」從課程的角度來看，學生在學習使用技術之外，還需要教育記者，使他們不僅能勝任技術，而且還能夠看到新技術新聞背後的傳統和價值觀。

克服組織上的困難

儘管在過去的十年，新聞技術和做法有許多變化，但正如Schultz (2009)所說，目前傳統與數位媒體在市場份額之間存在著緊張關係，傳統媒體正在推動創新的方向，並尋求跨越數位平台市場的發展模式。

關於組織結構，最近的辯論往往把重點放在在新聞業的專業文化往往阻礙數位技術的創新。近期發布的紐約時報創新報告The New York Times report titled Innovation (The New York Times, 2014)表示「我們還沒有為我們的數位新聞建立現代化的支持系統」(第57頁)。紐約時報做為作為一個整體行業的領頭羊，代表「紐約時報的創新代表的不僅僅是對時代過渡到數位的進度報告，它更反映了整個行業的問題」(Potts, 2014, para. 3)。該報告認為編輯部文化的結構細節是很重要的，但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紐約時報發行人薩茲柏格(Arthur Sulzberger)的能力，明白所面臨的制度問題。這充分說明了時代的未來。」(Benton, 2014a, para. 7)。

紐約時報創新報告所提出的經營策略不僅是朝向數位變化，還有固有的組織文化障礙。該報告敦促管理層「重新思考印刷為中心的傳統」，應該要注意跨部門的價值。最值得注意的是，報告指出編輯和業務雙方之間的邊界被認為阻礙創新，因此該報告的作者建議記者透過雇用與晉升，能夠跨過編輯和業務雙方之間的邊界，且不減少新聞內容的道德和品質(The New York Times, 2014, p. 62)。此外，在報告中援引產製人(developers)的說法，認為結合編輯和業務雙方，能夠依據閱聽眾的反應，以企業的利益開發一個有利可圖的新聞商品。

新技術讓精明的公民記者和組織得以挑戰專職記者的權威。因此，Anderson et al. (2013)認為，將大部分的精力放在技術的編輯部也即將可以回收新聞權威。「隨著傳播科技的改變，一個記者可以勝任的任務清單每天都在增加」。為了恢復新聞權力，評論者鼓勵記者發展他們在數位世界裡的價值：

了解那些改變新聞製作的技術，並有效地運用，將對所有記者而言至關重要。記者在新的新聞環境(new news ecosystem)中要問自己兩個問題：新記者要如何做的比現在的記者更好？新記者要扮演什麼角色，可以在自己的新聞工作中得到最好的發揮？(第21頁)

透過數位技能培訓，可以區分專業記者與業餘愛好記者。藉此個別記者可以在新聞生產過程中顯示自身的價值。例如，「在訊息生態環境中，人群和演算法之間，需要由記者扮演有效的溝通角色，透過擔任調查者(investigator)、翻譯(translator)、一個講故事的人(a storyteller)」(第29頁)。

三、結論

這些辯論缺乏長期的調查，忽略了系統性問題如有關的內容、政策和新聞業的公共取向，以及記者和編輯的統計數據等。除了缺乏討論數據的變化，這些當代的辯論忽視了娛樂媒體早已領先數位技術奪走觀眾的目光(cf. Patterson, 2013; Weaver et al., 2007)。Patterson (2000)從19世紀的皮尤研究數據中發先，所有新聞媒體的觀眾從1993年到2000年間顯著減少，他認為是有線電視(cable news)的崛起，產製軟性、而且更容易消耗(softer and more easily consumed)的故事格式，從而帶動觀眾。他總結說，「一種收視習慣需要多年才能創建，也需要多年才能減弱。但是，一旦改變，就不容易恢復」（第15頁）。

前面的文章不是要表明新聞系所、團體和評論家不應該討論不斷變化的技術和商業模式，而是想要說明，高舉技術不足以解決新聞行業的問題。我們要提醒評論家、學者、分析師和新聞記者，要理解技術對參與新聞生產過程中的個人意味著什麼，尤其是那些精通技術的人，沉浸在體制中的獨立的個體，繼續使用使新聞業岌岌可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