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flections on Big Data :'Just because it is accessible does not make it eth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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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以學術體例詳填資料，網路來源提供超連結及檢索日）：

Qiu, J. L. (2015). Reflections on Big Data :'Just because it is accessible does not make it ethical'.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7(7): 1089-1094.

導讀者：          朱蘊兒                    

原作摘要：

從中國的觀察和世界歷史中，反思boyd和Crawford對大數據提出的質疑--「可取得的東西並不一定就是符合倫理道德的」。

重點整理：

2013年，作者去阿里巴巴參觀，看到編輯室里碩大的電子銀幕上，實時顯示著淘寶在全國各地的即時成交量，感到震撼和不知所措。他說「那正是大數據最直接的展示，昏暗的房間和閃爍的銀幕，仿佛我正走在銀河中」，但非常現實的是，這些閃光點的分佈極其不均，東南沿海群星閃耀、交易量大，北上廣和成都尤為顯眼，但同時，只有一個箭頭指向新疆，意味著當時只有一筆交易是來自新疆，西藏更是一片死寂，儘管新疆與西藏的面積加起來足有1/3個中國大。

儘管展示這個銀幕真正的目的是要宣示阿里巴巴超凡的技術能力，但大多數人都只將它視作一件藝術品，而且忽略了它還是一件僅為阿里巴巴所知所佔有的私有物品，從未接受公領域的討論和檢視，而作為資料來源的消費者也不知道它的存在，甚至連公司的股東也對它的存在、它的政策影響、它可能造成的結果一無所知。

過去，danah boyd and Kate Crawford (2012)是在檢視FB的誕生--Mark Zuckerberg在未取得個人同意的情況下就擅自取用個人的公開資料這件事時，提出了他們對大數據的倫理批判「可取得的東西並不一定就是符合倫理道德的」。而現在情況更糟，大數據濫用成風，而且主體從校園內的學者學生變成了私營企業，從西方瀰漫至全球。

對阿里和中國來說，大數據創造的機遇遠比倫理問題來得重要，中國尚未建立保護隱私、言論自由和智慧財產權的法規，使得互聯網企業可以隨意取得隱私大量資料，而且不用擔心被告。

舉例來說，我們都不知道阿里後台交易資料的構成是怎樣的，新疆只有孤零零的一條買家記錄會不會是因為零售商還未從2009年七五暴亂后長達十個月的封網斷網中恢復(Cao, 2014)？而西藏沒有發生交易是不是因為西藏自殺式抗議（self-immolation protests）所導致的政府鎮壓行動？如果少數民族想在網站中買一些易燃或會被視為武器的商品？他們會被監控嗎？會因為暴亂而被特殊處理嗎？他們是否會因為自己的身份、地理位置而被禁止網購？互聯網在大數據分析的推動下已然演化成一個全景敞視之監獄。

Junior: 不太讚同。新疆和西藏在淘寶上的交易量長期低下，這是事實，但我認為這不是政治審查造成的，更關鍵的原因是兩地基礎設施條件很差、物流不通、東西部發展嚴重不均，發展不均到什麼程度呢？有淘寶網購經驗的人大概都會知道，「江浙滬」包郵區，運輸條件最好、物流都愛跑，郵費全免，包郵區甚至成為經濟發達地區的「別名」，東南沿海省份次之，而東北較差，運費很貴，西北最差，店主甚至直接表明西北不發貨。而基礎設施差，跟經濟發展過度向沿海傾斜以及民族矛盾有關，跟網絡審查關聯不大。要反思國家機器與私營企業聯盟利用大數據進行網絡審查，很有意義，但以新疆西藏的網購交易量低作為例子有點牽強。

資料的可得性不是問題，但誰取得、為了什麼目的取得卻是問題。

國家機器毫無疑問地具有取得個人資料的權利和能力，正如斯諾登事件提醒我們的那樣。但除了國家以外，互聯網公司也參與制定遊戲規則，他們決定哪些用戶資料被會記錄、而哪些不，他們決定服務和隱私條款如何編寫，他們將這些資料存儲于自己的伺服器，成為公司財產、為提升利潤服務。而使用者不但不知道這些條款意味著什麼、也沒有選擇的餘地，他們不知道自己的資訊如何被存儲、變成商家的利潤，因而可以說使用者們和他們使用的網絡產品異化了，他們成為網絡裡的免費勞工，為資本家生產商品。

所以進一步來看，大數據是另一種通過剝削來積累資本的方式，它呼應了自資本主義制度出現以來就存在的一個倫理爭論：我們是否應容許人們私有化、商品化公有財，例如Peter Evans (2005)就公然反對智慧財產權，認為這是第一世界國家藉以剝削、佔有第三世界智慧、資訊的工具，Nick Couldry and Joseph Turow (2014)則將大數據自動化的廣告投放方式比喻成18世紀蘇格蘭圈地運動中驅逐農民、將公共領土私有化的行為。因而也有人認為大數據是新自由主義的延續，而它要面對的倫理問題也和新自由主義所接受的挑戰一樣。

因而我們為了反對大數據的圈地行動、從國家機器和資本家手中奪回公有財，就要採取反對系統控制的反抗運動，不要再讓我們的資訊被剝削、被私有化，就像中國的農民和蘇格蘭高地上的原住民一樣，我們要抵抗將我們從媒介和訊息的象征領域中驅離的行動，這是一種文化抵抗。通常來說抵抗運動要經過幾個環節：①資訊透明（transparency），讓用戶知道資訊挖掘是什麼、做了什麼→②有效（efficacy），用戶得意識到除了被動接受服務條款外，還有別的選擇→③樹立成功案例。

一個可能的開始是在學校或機構里設置倫理委員會，而另一個更有效的凝聚戰鬥力的部門是全球駭客網絡，如斯諾登和匿名者組織，或者其他公民團體，如消費者權力保護團體、學聯等，甚至連政府部門成員、重視社會責任的資本家，如果可以使他們意識到保護使用者大數據公有財有助於提升政府機構和企業長遠利益，他們也有可能會貢獻他們的力量。

但是，為了上述長遠目標可以達成，目前我們最急迫的任務就是使一般市民可以進用大數據資料、認識資料的意義並且發展自己的大數據策略。為此我們需要訂立新的法律，並且推動媒介識讀運動，提升閱聽眾對大數據的識讀能力，讓神秘的程式和服務條款不再成為公民參與中的阻礙，這樣才能使人們不必走進阿里巴巴的編輯室里就能見到大數據。

與本研究問題意識相關的概念與延伸對話：

大數據倫理、資本剝削新型態、新自由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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