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ial media use and democratic engagemen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Hong Kong, Taiwan, and China

書名（以學術體例詳填資料，網路來源提供超連結及檢索日）：

Chen Husan-Ting, Chan Michael & Lee Francis L. F. (2016). Social media use and democratic engagemen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Hong Kong, Taiwan, and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9 (4), pp. 348-366.

導讀者：楊鎵民

原作摘要：

近來的政治傳播研究發現民主的參與，社群媒體普遍扮演了積極的角色。然而，針對年輕世代社群媒體使用與政治參與的關係，多數研究關注於美國與歐洲的民主發展。因此本研究聚焦於亞洲的三種政治制度：台灣（民主制）、香港（部分民主制）及中國（一黨制），解釋其民主參與過程社群媒體的使用效果以及結構特徵，以補充過去文獻不足之處。研究發現，在三種政治制度「分享政治訊息」、「追蹤政治運動人物」能夠一致的預測線下行為（例如公民與政治參與）和線上行為（例如線上政治表達與線上行動主義）。雖然在「使用社群媒體獲取新聞訊息」、「網絡規模」、「網絡結構」並不能一致預測政治結果，它們在政治運動參與過程仍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透過比較研究方法，本研究論證文化相似而政治制度相異的地區，年輕世代民主參與過程中社群媒體所扮演的角色。

相關理論整理：

媒體與民主參與

在完善民主參與機制，培養消息靈通的公民是必須的，因為知情的公民在政治與民主發展的過程扮演了更為積極的角色。（Delli Carpinin, 2000）雖然在媒體是否能夠扮演促進民主發展的角色這個論點上，學界已爭論數十多年（Dahlgren, 2009; Putnam, 1995等），但有許多研究經過跨地域的比較傳播方法，發現人們「使用網路蒐集訊息」在預測民主參與具有正向的顯著性，包括在美國（Smith, 2009）、歐洲（Moeller, de Vreese, Esser & Kunz, 2014），以及台灣（Wang, 2007）。由於透過網路取得資訊的成本低廉、方便快速，以及網路能夠互動的特質等，鼓勵人們取得資訊，連帶的更為積極投入民主參與的過程。

近幾年的研究聚焦於社群媒體的使用，因為社群媒體對在地與全球的政治有愈來愈高的影響力，例如2008年的美國總統大選（John & Perlumutter, 2011），以及中東的阿拉伯之春（Howard & Parks, 2012）。尤其是年輕世代如何透過社群媒體來參與民主政治過程。

民主參與分成兩種形式：政治參與及公民參與。前者的目標是影響政府決策以及競選結果；後者一般指投入以社區為主的活動與NGO組織（Zukin, Keeter, Andolina, Jenkins & Delli Carpini, 2006）。本研究不僅分析線下的民主參與過程，也包括了線上的民主參與，特別是針對年輕世代在網路上的政治表達及政治行動主義。由於網路提供資訊近用及方便性，因此線上、線下的民主參與呈現差異。（Mossberger, Tolbert & McNeal, 2007）

社群媒體使用與網絡結構特徵

過去研究發現，（1）「使用社群媒體獲取新聞訊息」與政治、公民參與具有正向關係（Gil de Zuniga et al., 2012）；透過（2）網路「分享政治訊息」及「表達政治意見」亦會影響線下政治參與程度（Valenzuela, 2013）。在（3）「網絡規模」，過去文獻發現網絡規模愈大，愈能夠促成更多的討論，並取得更多的訊息（Eveland & Hively, 2009）。在（4）「網絡結構」，藉由異質性的網絡結構更可能取得不同的訊息，並暴露於不同的政治立場觀點，這有助於促進公民參與（Huckfeldt, Mendez & Osborn, 2004）。（5）「追蹤政治運動人物」，包括政客、官員、抗議人士、學者、名嘴等，是取得資訊的重要媒介（Tang & Lee, 2013）。

本研究探討社群媒體使用與網絡結構特徵，如何影響線上、線下的公民參與程度。

操作化過程：

本研究以「國家／政體」為比較傳播的分析單元，並利用問卷調查法分別在台北、香港、廣州執行資料蒐集。在台北，於2014年9月到10月期間隨機抽樣學校及其課堂，並徵詢課堂教師的同意，共有15堂的課程教師同意接受問卷調查（43%），最後1174位學生填答，有953位為有效問卷（81%）。在香港，共有27位課堂教師同意接受調查（26%），而有效問卷有795份（51%）。在廣州，則以宿舍為單位抽樣，強調匿名回答及志願填寫，有效問卷有897份（90%）。三地有效問卷總計2645份，男性填答率分別佔36.7%、37.9%、54.0%，平均填答年齡分別為19.5歲、20.18歲、20.39歲。

三地學生各類社群網站使用比率前三名 

變項包括：

自變項─

（1）使用社群媒體獲取新聞訊息；（2）使用社群媒體接收及分享政治訊息（政治議題、時事）；（3）網絡規模（好友數）；（4）網絡結構（年齡、背景）；（5）追蹤政治運動人物（記者／評論員、學者、政府官員、立法委員）；

依變項─

（6）線下民主參與（A.公民參與：捐贈慈善機構、替慈善機構拉贊助、擔任志工、參與社區服務、撰寫時事評論投書媒體、參與學生組織的活動、擔任學生組織幹部。B.政治參與：簽署請願書、叩應政論節目、參與示威抗議及遊行、為政治團體工作、撰寫或叩應給政治或政府官員、撰寫或叩應給政治或社會團體。）；

（7）線上民主參與（A.線上政治表達：使用社群媒體張貼有關時事的圖片、撰寫時事文章／筆記、評論或回應網路時事貼文、簽署網路請願書、聯絡政治或政府官員、聯絡政治或社會團體。B.線上行動主義：加入支持社會議題或組織的社團、加入反對社會議題或組織的社團、鼓勵他人加入有關時事的社團、鼓勵他人任何示威抗議及遊行。）。

控制變項包括：

人口變項、新聞媒體使用類別、政治立場、政治討論、政治知識。

研究結果：

階層回歸分析：第一層人口變項、第二層預設政治立場、第三層新聞媒體使用類別、第四層社群媒體使用與結構特徵（自變項）。

在線下民主參與的兩種類型：

（1）公民參與：在香港「分享政治訊息」、「網絡規模」、「追蹤政治運動人物」在預測線下公民參與具有顯著性；在台灣「分享政治訊息」、「追蹤政治運動人物」具顯著性；在中國「網絡規模」具顯著性。因此，在香港和台灣，大學生愈傾向分享政治訊息及追蹤政治運動人物，愈傾向參與公民活動；在香港與中國，大學生所擁有的網絡規模愈大，愈傾向參與公民活動。

（2）政治參與：在三地「分享政治訊息」、「追蹤政治運動人物」皆具顯著性，意指大學生分享政治訊息與追蹤政治運動人物的頻率愈高，參與政治的程度愈高。然而在香港，「網絡結構」與政治參與則是負向關係，即網路結構異質性愈強，政治參與的程度愈高。

在線上民主參與的兩種類型：

（1）線上政治表達：「分享政治訊息」、「追蹤政治運動人物」皆能夠預測三地的線上政治表達。在香港，「接收政治訊息」與線上政治表達呈負向關係。在台灣與中國，「網絡規模」與線上政治表達呈正向關係。

（2）線上行動主義：在港台「分享政治訊息」、「追蹤政治運動人物」與線上行動主義具有正向顯著關係，而在香港「使用社群媒體獲取新聞訊息」具有正向顯著性。

結論：

總體而言，在三地「分享政治訊息」、「追蹤政治運動人物」皆能夠一致預測線上、線下的民主參與程度。相反的，「使用社群媒體獲取新聞訊息」、「網絡規模」、「網絡結構」則無法一致地預測。

l   「使用社群媒體獲取新聞訊息」不具顯著性，與過去的研究產生差異（Gil de Zuniga et al., 2012），本研究並非唯一例子（Chen, Sun & Gan, 2015）。

l   在香港的年輕世代，「網絡規模」及「網絡特徵」在影響線下公民參與具有非常高的顯著性。

與本研究問題意識相關的概念與延伸對話：

首先，筆者提出一個質疑：「台灣、香港、中國三地是否適合拿來比較？」，在2014年，台灣與香港先後經歷了太陽花運動與雨傘運動，這兩場運動的主要參與者是大學生。因此，兩地學生勢必受到更多的刺激而影響其參與線上、線下運動。換句話說，針對三地大學生的問卷調查，並非是在「常態」下所執行，更何況本研究並未交代在中國執行問卷調查的時間。筆者合理推測，若是現在重新做一次問卷調查，則會有不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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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社群媒體、比較研究、公民運動、政治參與、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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