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cating to the Public in the Era of Conspiracy Theory

書名(以學術體例詳填資料，網路來源提供超連結及檢索日)：

Jennifer M. Connolly, Joseph E.　Uscinski.(2019)Communicating to the Public in the Era of Conspiracy Theory. Public Integrity. Volume 21, 2019 - Issue 5: Fake News, Post-truth, and Alternative Facts: Lying and Integrity in the Public Sector.

導讀者：程彥諄

原作摘要：

本文為文獻回顧性質的研究，旨在釐清現有陰謀論研究的大方向與主要發現，其重點有三：

1.      當前的訊息環境比以往更適合陰謀論在公眾之間傳播。

Vosoughi等人表示，線上的可疑訊息有時會比準確的訊息傳達更快。當前通信技術的發達暴露人們共享可疑資訊的趨勢（Southwell，Thorson，＆Sheble，2018）。這種趨勢早在人類就已經存在（Allport＆Postman，1947），但現在可以更準確地測量（Lazer et al。，2018）。

2.      大多數的美國人都相信陰謀論。

費爾利·狄金森大學（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進行的一次全國民意測驗詢問了四種陰謀論，其中63％的人相信至少有一種（Cassino＆Jenkins，2013年）。奧利弗和伍德（Oliver and Wood，2014年）對美國人進行了7種陰謀論的民意測驗，發現55％的人相信至少有一種。

3.      陰謀論會產生不良的政治與社會結果。

研究表明，接觸有關氣候變化或疫苗的陰謀論理論可以減少人們限制碳足跡或為自身或兒童接種疾病疫苗的意願（Jolley＆Douglas，2014； van der Linden，2015）。更進一步，對陰謀理論的信仰還與政治參與減少和暴力侵害政府行為的接受程度增加有關（Uscinski＆Parent，2014）。

本文試圖同時整理陰謀論與公共行政的相關文獻，以利「後真相時代」從事公共宣傳的學者、行政人員參考。

重點整理：

一、對陰謀論的研究概況

1. 病理學取徑

陰謀論從前被視為是一種邊緣現象(Fringe phenomena)，但隨即被愈來愈多學科所重視。

2. 心理疫苗

將公眾「接種」於特定的陰謀論(Jolley＆Douglas，2017)能降低他們對陰謀論的相信程度，好比在接露陰謀論之前向公眾傳達該陰謀論是錯誤的。

3. 公共溝通相關研究尚且缺乏

對於政府該如何與公眾就陰謀論進行溝通，目前研究尚且缺乏。

二、陰謀論為何值得研究

1. 什麼是陰謀論

陰謀論是對某一事件或情勢進行因果解釋，解釋者會認為該事件或情勢係由一強大集團為了自身利益而進行一些危害公共利益的秘密行動(（Uscinski＆Parent，2014)，可視為錯誤訊息(misinformation)的一種(Flynn、Nyhan、Reifler，2017)。例如：甘迺迪死於軍火商與他的副總統詹森的密謀即是一例。

2. 陰謀論的嚴重性與破壞力

陰謀論尤其棘手，因為它們破壞了權威信息。為不正確的信念辯護；鼓勵偏見；並可能導致不良行為（Douglas et al。，2019）。例如，中央情報局暗殺總統約翰·甘迺迪的理論是一個陰謀論。它是政府機構的替罪羊，並對眾多政府機構的調查結果提出質疑，好比對茲卡病毒的陰謀論，阻撓了邁阿密地區的滅蚊計劃。

3. 絕大多數美國人都相信陰謀論

超過六成的美國人至少相信一種陰謀論，讓研究者認為此現象更值得研究。（補充時間、調查年代與單位，完整書目置後即可）

三、與公眾的溝通策略

1. 清晰、簡單明瞭

政令愈不複雜，公眾對其的接受度就愈大。當政策信息更容易理解時，公民會表現出更大的意願來遵守政策要求（Porumbescu，Lindeman，Ceka和Cucciniello，2017年）。上述對佛羅里達人的調查中的一項實驗結果顯示：受訪者從當地政府得到了各種消息（據說），要求他們在暴風雨前撤離房屋。然後詢問受訪者是否願意聽取政府的建議。條件包括：（1）控制消息；（2）訊息不明確，促請撤離，但避險並表達不確定性；（3）受訪者的鄰居正在撤離的消息；向受訪者提供加油卡；警方將遣返被告；這場風暴很可能導致死亡。相對於對照而言，影響反應的唯一條件是負面的，但不清楚要撤離的信息所處的條件（Connolly，Klofstad和Uscinski，2019年）。

2. 與目標受眾信任的管理者傳遞消息

與目標公眾共同特徵愈大的官員，愈容易被該群受眾所接受；當人們將消息來源視作群體的一部分，就更可能相信政府而非訊息來源(陰謀論)。在佛羅里達州進行的一項嵌入式調查實驗發現，種族群體線索對受訪者遵守政府撤離請求的意願產生了重大影響。具體來說，當與受訪者相同種族的官員發出請求時，個人更願意聽取政府的請求（Trounstine，Connolly，Klofstad和Uscinski，2019年）。

3. 考慮溝通方式(使用的管道)

使用電子政務工具比傳統通信方式更加有效，除了更加頻繁、適時，也提高了政府的透明度。許多政府已從使用傳統的溝通方式（即印刷出版物）轉變為使用電子政務工具（如網站，電子郵件和社交媒體）與公民溝通和共享信息（Oliveira＆Welch，2013年）。這些通信方式比傳統的通信方式更有效。通過允許政府行為者更頻繁，更實時地共享信息，它們提高了政府的透明度；他們可以灌輸信任（Bonsón，Torres，Royo和Flores，2012年）。

4. 允許透明

公共管理員在網站上提供愈多信息共享功能，能讓市民自行協助降低陰謀論的傳播，而新型的溝通工具也能接觸到用傳統方法接觸不到的公眾，並在提前對他們進行潛在接種(心理疫苗)。通過使用新的溝通工具，公共管理員還可以接觸到傳統上難以接觸到的代表性不足的公眾（Bertot，Jaeger和Hansen，2012年）並提供可靠的信息，以潛在地接種公民（即使其抵抗），然後再在線上與陰謀理論接觸（van der Linden，Maibach，Cook，Leiserowitz和Lewandowsky，2017年）。

5. 考慮消息傳遞策略的範圍

政府該考慮目標受眾最合適的溝通平台，並發展技術能力來監控此類技術，同時對平台上的文化採取開放態度。一些研究表明，Facebook是公眾與政府官員溝通的首選方式（Haro-de-Rosario，Sáez-Martín和del CarmenCaba-Pérez，2018年）。但是，創建Facebook或Twitter帳戶並不一定意味著政府機構正在與公民進行清晰而有意義的溝通。

此外，向公眾發布訊息來源宜集中在同一個社交媒體帳號，以減少產生混合消息的可能性而導致陰謀論發生的可能。例如，在活躍於荷蘭Twitter上的警務人員和警察部門中，超過50％的推文是由個別警務人員而不是中央機構帳戶發送的（Meijer＆Torenvlied，2016年），這可能產生混合消息的可能性可以導致陰謀論（Nisbet，Cooper和＆Garrett，2015年）。

結論：

1. 當局者應在目標受眾能接受的社交平台上進行溝通。

2. 訊息應該簡短清晰。

3. 應監視非集中式社交媒體帳戶中的不準確消息。

4. 考慮育社區組織合作傳遞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