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usting tweets: The Fukushima disaster and information source credibility on Twitter

書名（以學術體例詳填資料，網路來源提供超連結及檢索日）：

Thomson, R., Ito, N., Suda, H., Lin, F., Liu, Y., Hayasaka, R. & Wang, Z. (2012, April). Trusting tweets: The Fukushima disaster and information source credibility on Twitter. In Proceedings of the 9th International ISCRAM Conference (pp. 1-10).

導讀者： 王劭文

原作摘要：

本文介紹Twitter在日本福島核災有關的訊息的來源可信度。主要的研究重點是災難發生後的一個月內分享的信息來源、可信度和語言差異，並根據用戶類型，位置，語言，類型和信息源的可信度進行分類。研究發現大部分的推文(tweets)含有第三方訊息，且大多數這些消息來源是高度可信的，包括公共機構，傳統媒體和高可信度的個人。一般來說，個人資料匿名性會傾向分享較低可信度來源的資料。然而，日語推文中雖然匿名個人資料較多，但和非日文的推特相比卻沒有更頻繁地引用了低可信度來源的訊息，表明與災難的接近性可以調解分享內容的可信度。

前言

  311地震後對消費者對媒體的態度和使用情況進行調查(Hokudai Earthquake Project, 2011)，發現受訪者在評估可信度的部分將推特評為最低分，僅58.2分(可參考下方圖片)，但在推特的使用者中，日語使用者是僅次於英文使用者。

 回應這樣的看法，日本學者Yu Ozeki(2011)也認為，當項福島核災這樣重大的災難發生時，推特這種網路空間可能會佈滿未經證實的謠言，造成使用者忽略了真正重要的訊息。另一方面，一有學者認為透過推特的傳播方式，可以減輕人員的傷亡，並且在基礎建設不足、無法直接追蹤災情的地區，普及率高的手機網路也成為人們獲取資訊的管道(Nishida, 2011；Saito, 2011)。而對於可信的討論，Shmierbach& Oeldorf-Hirsch(2010)的可信度研究顯示，當傳統新聞、blog和推特發表了相同的訊息時推特的可信度的確會被認為是最低的。

  本文為了討論「推特上的訊息真的不可靠嗎？」進一步的用分析大眾的推文進行調查。從fuhyohigai(風評被害，定義為因災害沒有根據的謠言產生的經濟損失)的觀點出發，核災發生後，即便是與發生地點外30公里未受影響的地區，也因為福島連帶受到觀光人數下降、商品需求降低和錯誤訊息影響，因此日本內外的福島相關訊息來源應受到關注。

事件簡述

  2011年3月11日在日本東北部本州沿岸發生的強大的9.0級地震造成了連續的災難，其中大部分是海嘯吞沒了日本東北沿海的地區。核災受災區是位於距離地震震中約175公里，距離東京市中心240公里的福島第一核電站老化的大倉鎮。電廠的海嘯防禦系統無法防禦15公尺高的海嘯，導致輔助電力系統失效，導致緊急冷卻液泵無法運作。進一步導致了第一、二、三反應爐的失效，使放射性物質大量排放到環境中。汙染區影響了8萬居民，放射線影響了日本農業，韓國則是對放射性雨產生擔憂（路透社，2011），世界各地的反核政策也因此受到討論。

相關研究

  推特作為危機時期訊息來源的應用愈來愈廣泛，像是在2011年日本地震之後一個星期，就產生了超過3億個推特。Toriumi(2011)等人指出推特在地震後的使用程度明顯上升，表明Twitter在災情中作為信息來源的重要性有所增加。Heverin和Zach（2010）也進一步發現在2009年美國華盛頓的槍擊事件中，絕大多數有關該事件的推文會是基於某種形式的第三方訊息。

  其實分享第三方訊息可以明顯地影響了推特的可信度。Starbird 等人(2010)研究美加紅河水災時將推特分成三種不同類別，分別是原始訊息、綜合訊息(第三方訊息加上貼文者的評論)和衍生貼文(僅用第三方訊息)。該研究指出在災難的情境下，官方來源還是最重要，民眾的訊息主要提供補充，民眾的媒體使用主要是官方消息和可信賴的目擊者帳戶，但這並不代表推特的訊息就是可信。Acar 和 Muraki (2011)的研究調查26位宮城縣民(311大地震的災區之一)發現，居民認為一些廣泛轉發(widely re-distributed )的包含未經證實的謠言的推文，會使得區辨有用和無用的內容產生困難，所以建議可以實施官方主題標籤系統，以提高Twitter上共享內容的可靠性。

  除了第三方訊息這個明顯的影響因素外，對於社交媒體訊息的可信度，還包含文化、心理等潛在因素的影響。就日本社交媒體來說，使用者有很高的匿名傾向，而匿名性在電腦中介傳播中證實會對行為產生影響，從增加的開放性和溝通性（Chester&Gwynne,1998）到個人責任感的降低，導致反社會行為（Davis,2002），種種討論圍繞著去個人化(deindividuation)，因為這樣的去個人化，就使得在網路上缺乏社會線索會，進一步影響他人做出與現實不同的行為。雖然說匿名性對網路使用的影響並非絕對性的，但是也的確會產生某些效果，像是MIXI中的匿名性讓許多使用者願意上網寫日記，抑或是匿名布告欄2-Channel中，匿名性產生了許多嚴厲的批評。

  當人們在衡量訊息來源的可信度時，評估者會進入說服溝通的模式，根據ELM(推敲可能性模型（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一個行動者可能被兩條路徑說服，中央路徑以邏輯的方式評估，對訊息的內容/宣稱真實性加以評估來確保可信度。而外圍路徑通常是我們在評估線上訊息時的路徑(Ohshima et al., 2011)用其他線索來評估可信度，包含傳播者被認為擁有足夠的專家知識和可信度的程度。Yamagishi's (1998) 進一步討論這樣的信任，發現信任可以概念化為個人對社會中演員的能力和意圖的看法。在本文中，由於Twitter上引用話題、事件和主題相當廣泛，排除了對每一項論述進行邏輯評估的可能，所以不可避免的是周邊路徑。

研究問題

  如果說在Twitter上積極分享第三方訊息是一種推薦行為，代表這些訊息有一定程度的社會價值（Starbird&Palen, 2010）本研究提出以下的研究問題：

RQ1：在危機時期，及時正確的訊息傳遞至關重要，用戶在哪裡獲取信息，這些來源是否可信？

接著本研究也討論匿名對在線用戶行為的潛在影響。

RQ2：在危機期間分享第三方訊息時，Twitter上的匿名性會影響用戶的判斷力，這是由文化中介的嗎？

研究架構

  首先，回應Starbird等人(2010)推特分類框架，將Twitter上存在的信息環境分成兩種不同類型的推文組成：原始推文和綜合衍生(synthesis-derivative)推文。原始的推文被定義為不包含任何明顯的第三方訊息，就是使用者原創的敘述和評論。綜合衍生推特包括綜合推文（將第三方訊息重新摘要上傳）和衍生推文（直接提供第三方訊息和連介）簡而言之，這類推文包括各種形式的第三方訊息。這是Starbird的簡化分類，僅依推文中是否含有第三方來源的信分類。合理推論，綜合衍生推文的信息來源可信度較原始推特高。

  再者，綜合衍生推文也可以被分類為可信度高或低。在此使用Hovland's (1953) and Yamagishi's (1998) 的可信度與信任概念，將消息源頭想要提供正確訊息的能力與企圖視為可信度的線索，本研究以這個概念出發，設定了媒體的可信度，見下方表。

  值得注意的是現今學界對於可信度的測量沒有標準。表1中的框架基本上體現了第三方觀察者如何根據Hovland和Yamagishi的概念評斷來源的可信性。然而，這其實並不符合完整的可信度觀念，因為它沒考慮隨著時間而產生信任感。例如關於福島核災發生時若有一個“非本地個人消息來源A”所提供的訊息，起初使用者一定會懷疑或擔心，直到他們對該來源的了解加深，A才得以被證明是一個健全，真實消息來源。

  Morris等人(2012) 發現和其他訊息可能發現的方法（如熱門話題，Twitter搜索引擎和其他搜索引擎）相比，使用者較少去去思考對於他們所追蹤的人發出的訊息可信度。在我們的分類中，僅將第三方資訊分離進行可信度評估，就好像使用者直接透過熱門話題，Twitter搜索和網頁搜索觀看到的推文時的一種“初始感知可信度(initial perceived credibility)”的意義。

   為了測量來源可信度，將依大眾媒體、公共機構和其他社會組織的可信度評價。 可以想像的是，每個人對於公共機構可信度的看法會隨著個人對機構的經驗的深入產生改變(例如福島官方核災時未及時宣布災情)。而我們是從初步感知可信度的角度（由一群第三方觀察員評估）來看，這一點可能就是限制。但本研究的框架仍然是試圖理解綜合衍生推文中引用什麼樣的信息來源的，以便更好地了解Twitter的一般看法是否比其他信息來源更不可信，本研究進一步的提出研究架構。

  架構即是對來源可信度的明顯因素的評估，以及對可能潛在因素的調查，這些因素可能影響Twitter上分享的高可信度和低可信度來源的信息比例。考慮到Twitter個人資料的性質（個人訊息的空間有限，日本有高度使用別名的傾向），為了簡化編碼，本研究中的匿名性是透過用戶是否有表明自己的位置(location)在他們的個人資料，以下是本研究的研究假設。

H1  綜合衍生推文是主要的推文種類 成立

H2 綜合衍生推文所引用的信息來源大部分是高度可靠的來源 成立

H3 在個人資料上沒有顯示自身位置的個人Twitter用戶更有可能分享低可信度來源的資訊 成立

H4 日本的綜合衍生推文更較可能是由沒有指定位置的個人用戶發布（因日本有匿名的傾向），因此更有可能包含低可信度來源的信息 部分成立

方法

 資料收集：2011/03/12-2011/04/13的推特公開貼文，用科羅拉多大學的關鍵字蒐集系統「HEROIC」抓取。關鍵字為包含「#fukushima」的推文」此標籤在核災發生之前被使用的頻率不高，在災後一個月的時間共有23萬6千則含有該#的推文出現，表明該標籤和事件的高度相關。而且該標籤還可以支持跨語言的比較，因為像是#genpatsu(核能)這樣的標籤就比較不會被日本用戶所使用。為了減輕編碼負擔，在#fukushima的總推文中，找出活躍用戶(使用該標籤五次或以上)，總共88283的推文。其中再抽樣5.6%(4950則)進行編碼，這個比例來自於時間內編碼成員可以完成的工作量。在這個情況下，可能造成某種偏差，因為與較少經驗的用戶相比，活躍用戶可能更加的在意訊息來源，另外，活躍的使用者在Twitter上找到更可信的訊息（Flanagin&Metzger, 2000），這意味著他們可能更傾向於從研究的可信度概念（初始感知可信度）被會被認為是低可信度的來源分享訊息。

 編碼：對數據進行了兩次編碼：第一次涉及整個樣本，並將用戶作一般資料類別還有貼文類型做編碼。第二次僅限於綜合衍生推文中使用者類別為個人的推文進行信息源來源可信度的高、低和以上皆非的編碼，如上述表1所示。

 用戶類型：個人、傳統媒體、獨立媒體、公共機構、企業、非營利組織、機器人帳號、未知

 推文類型：原始、綜合衍生。

 訊息來源：個人、傳統媒體、獨立媒體、公共機構、企業、非營利組織、機器人、未知。

 用戶的位置：福島縣、鄰近福島縣、日本境內（排除前兩者或沒有具體位置）、海外、未知。

  其中，本研究的地理位置是推特使用者檔案中的location，如果位置寫奇怪的東西或是沒寫，會請編碼員依照其他線索來判斷使用者的位置，例如貼文的內容、使用者檔案中分享的其他的網頁或blog有指明地址。若都沒有則編為未知。第二層的可信度編碼是三分量表，1 =低可信度；2 =兩者皆非；3 =高可信度。七個編碼員的信度α= 0.98。

研究結果

H1：綜合衍伸貼文佔了將近70%，假設1成立，參考表二。

H2：綜合衍生推文的訊息來多半是高可信的的來源。第一層的編碼中，有34.8%(N=1189)是來自個人，45.1%(N=1543)來自官方資訊(傳媒、公共機構、企業、非營利組織)。第二層編碼中，64.4%來自高可信度的來源。當與其他高可信來源(觀方資訊)相加，顯示出綜合衍生推文中有67.5%(N=2309)由高可信度構成，支持假設2。可參考表五。

H3：個人Twitter用戶的綜合衍生推文在他們的個人資料（M = 2.60，SD =.677）上沒有顯示位置時，來源可信度低於那些在有顯示位置的使用者（M = 2.67，SD = .592），t（3151）= 3.06，p <.01，d = .110，支持H3。

H4：假設四有兩個要素，1）日文綜合衍生推文更有可能由不指定地點的個人用戶發布，因此2）更可能包含來自低可信度來源的信息。在第一個要素，語言對位置呈現的影響很小（V = .145），但日語用戶的沒有說明其位置的比例(39%)顯著比其他語言高(24％)，χ2（2，N=3,381）= 71.012，p <.001

  關於假設的第二個要素，以日文（M = 2.66，SD =.636）發布的合成衍生推文來源的平均可信度不低於非日本貼文者（M = 2.62，SD =.595），t（2391）=1.17，p = .241。

 但是當把資料限制在個人使用者轉貼個人使用者的貼文時，非日本語的可信度（M =2.18，SD=.892）就顯著低於日本語（M=2.50，SD=0.789），t（981）=3.94，p<0.001，d=3.80，假設四倍部分支持，但日本的線上匿名傾向並沒有導致低可信度訊息的分享增加。

討論

 雖然接近70％的合成衍生推文引用高度可信賴的來源，但它對於在整個災害期間是正面還是負面很難論定，因為也可以說也1/3的低可信度來源資訊。會進一步的混淆群眾，許多在我們研究中視為低可信度的來源，也可能對某些使用者是高可信度，對此需要對此進一步的研究。

 在假設4原本預計日本的匿名性會造成較高的低可信度來源引用。但這個推論未成立可能因為日本的個別用戶可以理解在國家災難時期對Twitter訊息環境要負更大的責任，而海外用戶對災害的相關性和責任感則因為距離而稀釋。事實上，對於發布個人合成衍生推文的個人而言，位置在日本的人平均（M =2.49，SD=.796）比那些表示位於日本之外的人有更高的來源可信度(M = 2.25，SD=.886），t（806）= 2.72，p <.01，d =.285。這又為Starbird＆Palen（2010）的研究增添了另一個維度，在災難期間與災難距離對推特分享訊息的差異(註：先前討論的是語言不是位置)。

 #fukushima主題標籤分享的推文中沒有虛假的傳言。如前所述，Acar和Muraki（2011）研究指出，受到襲擊的宮城縣的Twitter用戶在使用Twitter作為信息來源時，發現虛假的傳言是一個問題。當地人建議用一個官方的#系統，篩選出謠傳的推文。然而，這種官方干預非正式訊息生態系統的系統不僅可以被所有用戶使用，也不一定能得到廣泛採用支持。相反的，充分利用Twitter上用戶參與的有機性，協同過濾的系統將更有價值。沒有與#fukushima主題標籤相關的虛假謠言可能是由於這個有機協作中被過濾了。也就是說，非標籤的tweets整體上只能到達發送者網絡內的節點和轉發到節點的網絡。因此，他們只能受到有限的個人群體的質疑，發送者可能以某種方式連接到誰（因此可能被他們的網絡中的其他人信任，以鼓勵進一步共享）。然而，Hashtagged的推文立即暴露於更大的觀眾（誰不一定以任何有意義的信任關係的方式與用戶相關聯），可能引起大量跨領域、離散的用戶質疑，需進一步的研究。

結論

  在本文中，普遍認為Twitter上分享的訊息是不可靠的。分析#htukashima標籤的訊息後，發現接近70％的合成衍生推文含有高度可信的來源。 此外，匿名性作為在線訊息惡化的可能因素之一，對日本的推特使用似乎沒有不利影響。 而與危機的距離似乎會調節高度可信的來源分享趨勢。未來研究可以進一步討論時間與可信度的關係。

與本研究問題意識相關的概念與延伸對話：

延伸閱讀：(請用學術體例將參考文獻中值得延伸閱讀之文章、書籍或網址列於此處)

Starbird, K, & Palen, L. (2010). Pass It On?: Retweeting in Mass Emergencies. 7th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Systems for Crisis Response and Management Conference. Presented at the ISCRAM 2010, Seattle, WA, USA. Retrieved from http://www.cs.colorado.edu/~palen/starbirdpaleniscramretweet.pdf 

Starbird, Kate, Palen, L., Hughes, A. L., & Vieweg, S. (2010). Chatter on The Red: What hazards threat reveals about the social life of microblogged inform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ACM  Conference on Computer 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 CSCW, 241-250.(分類的那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