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 Collaboration, And The Future of  Journalism

書名(以學術體例詳填資料,網路來源提供超連結及檢索日): 

 

Seth C. Lewis & Nikki Usher (2014) Code, Collaboration, And The Future of Journalism, Digital Journalism, 2:3, 383-393 

http://dx.doi.org/10.1080/21670811.2014.895504 

 

導讀者:柯皓翔 

原作摘要: 

 

    隨著運算、資料為驅動的新聞形式越來越興盛,考量機構 (institution)、互動(interaction)、以及社群世界中新聞與科技結合的過程非常重要。本文研究其中一項顯著的現象:草根性的組織── Hacks/Hackers。作者透過兩年的質性研究,試圖瞭解記者與工程師(technologists)如何加入組織,探討兩者間什麼樣的互動會發生、檢視此一交易圈(trading zone)的機制,如何讓兩者非正式地暫時相會與協調。 

 

    研究發現,兩個團體的涉入程度,與一套社交、結構性的因素有關,包含機構的支持和關鍵志願者(key volunteer)的領導;研究也發現兩者之間充足的瞭解會影響涉入程度。新聞與科技交會時,所產生之挑戰與機會,是本文探討的重點。 

 

重點整理: 

 

    從許多案例中可以發現,從新聞業界或學界,運算新聞學(computational journalism)顯著的時代正來臨,全球新聞組織正運用各種電腦程式技術、軟體應用程式、演算法、資料處理工具。雖然電腦輔助報導(computer-assisted reporting)已經成為新聞工作的特色數十年,但軟體程式的人才卻是近年才在新聞領域扮演重要角色,典型包括:開發者(developer)、資料科學家(data scientist)、程式記者(programmer-journalist),以供編輯室內專門的小組製作新聞應用程式、資料視覺化以及相關的互動功能。同時,科技界對新聞業的興趣也漸漸提升。Google、Mozilla 也已經支持黑客松(hackathons)、網路團體(networking groups)、學術界,甚至與傳統的編輯台進行新聞的創新。 

 

    兩個主要因素已經影響科技與新聞的交流。第一,大數據在許多領域及產業的興盛,越來越多以數據為驅動的新聞產製方法只能透過複雜的電腦演算法、資料庫的運算、程式語言的解讀來完成。第二,從紐約時報「Snow fall」專題的互動設計也不難看出,新聞呈現也愈來越強調響應式(responsive)與互動性(interactive)的網頁設計。因此,新聞社群瞭解社會行動者(social actors)以及參與建立對於新聞創新的「科技─文化架構(techno-cultural framework)」是相當重要的。 

 

    此研究透過研究或許是全世界最顯著的「新聞─程式協作」案例,即跨國草根性的組織 Hack/Hackers 來進一步探討。這個組織創立於 2009 年,希望建立一個記者(hacks)與工程師(hackers)的網絡來重新思考新聞與資訊產業的未來。到 2014 年 1 月為止,這個組織已經在全球 75 個城市有分會,也有超過2 萬 3000 人透過 Meetup.com 或其他社群媒體平台互相連結,進行討論會、黑客松、非正式的社交活動。Hack/Hackers 的例子代表了程式與新聞領域中,同時考量內容與互動的機會。互動對於學術界或是相關從業人員來說,都被認為對未來的新聞界是相當重要的。此研究透過兩年間蒐集而來、關於Hack/Hackers 的質性資料來檢視這個全球互動空間的網絡。 

 

    廣泛來說,此研究試圖理解當新聞與科技相遇時會發生什麼事。在這次的例子中,總體的研究目標是探索:hacks 是如何透過組織和 hackers 互動?他們的互動是什麼樣子?什麼樣的因素會加速他們的互動?本文透過訪問 27 地的領導者、田野調查、「貿易區」的概念來檢核這些問題。 

 

文獻探討 

    電腦輔助報導(computer-assisted reporting, CAR)第一次出現在 1960年代晚期的美國,也因為幾件 CAR 促成普立茲獎,CAR 逐漸興盛於 1980 年代與1990 年代。然而,不同於傳統 CAR 用統計數字揭露公共數據所隱含的真相,並撰寫敘述文表達這些發現,逐漸興盛的程式記者(programmer-journalist),注重讓資料對使用者的透明化,並可以探索、貢獻他們的發現(Parasie and Dagiral,2013),符合開源的規範與價值(Lewis and Usher,2013)。此外,科技專家(包含軟體開發師、程式設計師和其他科技人才)常常將自己定位為hackers,他們也已經成為編輯室關鍵的要素,製作新聞應用程式、整合複雜的程式,例如 3D 繪圖呈現地圖數據,在互動的多媒體上來說故事(Usher,2009)。這全部已經建立了當代新聞學與軟體程式的相關性(Anderson,2012)。 

 

    記者反過來希望透過 hackers 對新聞、新聞創新的興趣,引發協同效應(synergy),藉此帶來像 Hacks/Hackers 的行動,也像紐時、衛報在 Hack days的開創、或把工程師帶到編輯室,以及透過像 Codecademy 的線上資源教記者基礎程式(Gynnild,2013)。不過到目前為止,因為記者和 hackers 獨特的職業準則和價值,導致對於新聞本質、科技創新有不同意見,不太容易結合(Lewis and Usher,2013)。因此,大部分的研究觀察 hackers 開發給記者的可能工具(Cohen, Hamilton and Turner,2011)而非研究實際上兩個團體之間的關係。 

 

    一種去思考兩種準則匯集的方法已經運用在科學與科技研究中,透過交易圈(trading zone)的概念被介紹。借用自人類學,Galison(1997)用了這個詞形容程序可以被協調,甚至在更廣泛的涵義中有所衝突也可以。在特定的文化場域中(交易圈),兩個不相似的團體可以找到共通的基底。他指出科學家社群的多樣性,在社交和科技的空間像是二戰時 MIT 的 Rad Lab,每個社群有他們獨特的認同、傳統以及知識論的宣稱,然而卻不放棄他們個別的認同、能夠在全球巨大的差異中,錘鍊出在地的協調。這個結果促成粒子偵測器和雷達的創新發展。 

 

    在發展交易圈的概念時,Galison 認為一個分享的語言可以促成合作,也代表相互的理解才能產生跨領域的產製(交易)。交易圈的概念也連結Stark(2009)的論點,指出當代的工作環境中,創新不會發源自同質性的合作而是異質性的結合。 

 

案例 

    Hacks/Hackers 組織在 2009 年時由時任記者或曾當過記者的人所共同成立,認為他們是一個數位的社群,人們試圖去激發彼此,分享資訊並一起探索未來的新聞媒體。其目的是讓探索科技以處理或視覺化資訊的工程師,可以和用科技找新聞、說故事的記者能夠聚在一起。這個組織是無階層的,並由六大洲各城市的分會所組成。成立後也迅速由西方世界擴散到非洲、中東、亞洲。 

 

    各分會的大小不盡相同,新興的如蘇黎世和北京有大於 2000 位成員,行之有年的分會如紐約、倫敦、布宜諾斯艾利斯。他們定期舉辦聚會,有些分會每個月都辦,但也有些隔若干年,偶爾舉辦。聚會有三種典型的形式:社交聚會(social gathering)、黑客松(hack days or hackathons)、討論會(discussion panels)。這些團體本身也是非正式的,不會有一個中心資料庫追蹤誰出席,每次聚會會估計出席人數。聚會多半免費,但也有少數需付場地費。 

 

    現在美國很多 hacks/hackers 已經得到主要參與者的支援,包括 Online News Association、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uter-Assisted Reporting、哥倫比亞大學、西北大學、紐約時報。美國大部分的成員是白人男性。 

 

方法 

    結合兩種形式的資料集。一是透過深度訪談 27 個分會,訪問關於寫程式、成員、專案、試圖理解他們的角色和觀點。大部分的訪問透過電訪進行。另外,研究者也透過幾次在波士頓、紐約、明尼阿波利斯的田野調查,觀察第一手的聚會。地點的選擇基於研究者的距離以及活動的多樣性。 

 

Hacks/Hackers 的非正式參與特質 

    研究者指出,這是一個鬆散組織的討論會,讓 hacks、hackers 認識彼此。他們在一個空間中與他人討論要做什麼樣的專案。 

 

   研究者也舉受訪者的例子,例如紐約的領導者 Chrys Wu 就提到 35 位成員曾聚在衛報的紐約分部,晚間七點開始,有透天的天花板、在一個開放空間討論,參與者快速享用啤酒與漢堡。有 Ruby 專家搭配 AP 的程式記者,也有人在示範資料視覺化、有人獨自作業。九點一到,一些團體去附近的酒吧續攤。 

 

Hacks/Hackers 參與後的影響 

    研究者調查可能影響 hacks、hackers 之間的因素,並整理出以下三者: 

    (一)機構的支持 

    Hack/hackers 喜歡當地媒體、科技組織的支持,提供一個免費的相見場地。媒體市場較大的地方,較容易找到支援的夥伴,因為有更多的選擇性。例如紐約市的 The Guardian 和 The Huffington Post,舊金山的 Storify,以及倫敦的 Bloomberg 歐洲辦公室。 

 

    在波士頓,Globe 因為認為這個領域十分重要,因此針對這些聚會設立專門辦公室。不過在西雅圖這個媒體生態系統比較小的地方,工程師的時間相當緊湊,當地媒體、科技組織所展現的興趣也較小,Hacks/Hackers 團體較難找到足夠的支持。 

 

    (二)雙方充足的了解 

 

    Hacks/Hackers 同樣希望透過可用的工具讓新聞變得更好理解。不過在一些分部發現兩者無法順利溝通的情形,讓討論無法付諸實行,有些原因在於工程師所使用的術語無法被記者理解或是兩者想法的差異,例如記者注重短期、一次性的故事,而工程師對長期、長期的軟體開發較有興趣。在羅切斯特,許多記者注重解決平凡的問題,能解決增加的工作量;不過工程師較注重解決較大的問題、製作一個能讓他們感到驕傲的調查報導。這也因此引起兩邊的誤會,例如許多工程師會有想要製作英雄式報導(heroic-journalism)的想法,但無法瞭解當地報紙產製新聞的壓力。 

    不過像在紐約,有所謂的 demo day,整理出他們覺得有益於記者報導的應用程式。Mereporter 這個提供公民報導的應用程式就是在一個科技會議上初次露面,之後拿到 hacks/hackers 聚會互相討論如何幫助對方。記者可以在 demo day 表達意見、交換想法。而在多倫多,當地領導者透過讓參與者互相介紹自己方式,媒合有興趣主題的人,透過小規模的合作(micro-collaboration)來處理特定問題。當他們處理特定事件時,組織者會舉辦「催化時刻(catalytic moment)」讓雙方能夠充分對話,以增加雙方的瞭解。 

 

    (三)志願者的領導力 

 

    Hacks/Hackers 組織的運作有賴於志願者的領導。最活躍的幾個分部中,一個月至少會舉辦一次活動,並由高度參與的領導人所帶領,例如紐約的 Wu、波士頓的資料記者 Matt Carroll、奧斯丁的傳播領域教授 Cindy Royal、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調查記者 Mariano Blejman。他們都熱衷於帶領團體進步,也常作為他們當地社群中記者與工程師的橋樑。 

 

    然而在一些分部,由於領導者流動過於頻繁、或缺乏時間、或組織者同質性偏向記者或工程師群,導致兩者之間沒有正確地混合。而在渥太華,他們需要一名非專任的記者,注重死線概念以帶領團隊固定做事。最後,若沒有充足的記者與工程師的投入,所帶來的想法上的結合變化(cross-pollination of ideas),這種互動就不會產生。 

 

結論 

1. 非正式的關係建立對於記者、工程師來說是舒適的,他們在這個狀態較容易建立連結,且容易激發學習的機會。但若缺乏持續的交流,會讓深度的分享變得困難。 

2. 有機構的支持會讓當地的社群活躍運作、有較頻繁的交流、較長遠的參與。 

3. 難預知記者、工程師在互動的過程中,能夠瞭解對方多少程度。 

4. 鼓勵兩方參與、規劃活動的組織領導人,他的貢獻及社交連結會影響到hacks/hackers 相互交流的程度。 

5. Galinson 的交易圈概念提供此研究一項比喻,不同專長的人匯集到一個場域。機構提供了資本,讓參與者免除找場地的困難;若缺乏持續的機構支持,會形成實際上交流的障礙。而交易圈中產生的機會,它的本質受到雙方瞭解程度的影響。不過交易圈概念較不強調個人(關鍵領導者)的影響力,這也是此案例突出的特質,也是往後研究者可以釐清的方向。 

 

與本研究問題意識相關的概念與延伸對話: 

.hacks/hackers 網絡如何隨時間產生變化?

.hackers 如何進入媒體,產生合作?合作時互動的模式? 

.hacks/hackers 線上的社群如何在聚會外的時間互動合作? 


關鍵字: 

computational journalism  

hackers 

news innovation 

trading zone 

colla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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