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s, Civic Protest and Social Networking

水火計畫讀書會書目摘要單

書名（以學術體例詳填資料，網路來源提供超連結及檢索日）：

Allan, S. (2013). CH5. News, Civic Protest and Social Networking. Citizen Witnessing.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導讀者：  鄭雅云                            

原作摘要：

以Castell的「大眾-自我傳播」概念探討年輕人如何透過社群媒體中採取「目擊戰略」（witnessing strategies），與當局進行抗爭。公民到底如何冒著生命危險，見證並產製經典影像（iconic images）來象徵出抗爭事件之意

義？案例包括：希臘抗議、新疆暴動、倫敦暴動，以及佔領華爾街運動。回頭檢視重新定義「公民」、如何「參與民主」實踐日常生活的政治。

重點整理：

前言

突尼西亞的年輕小販Mohamed Bouazizi因被查緝，投訴無門遂在市場自焚，引發突尼西亞青年人的大規模反貧困、反貪腐、反政府的革命性行動，執政23年總統被迫下台負責，學生將自焚影片上傳至FB，加上被半島電視台報導，擴大了此暴動。從突國往中東各國擴張革命，例如埃及、葉門、利比亞⋯⋯自焚影片如網路上燒不盡的野火，一位利比亞青年組織者說：「透過社交媒體每個人可以看到發生事件與組織抗爭者，直接在個人頁面上看到相關訊息」。

本章目的“公民目擊”citizen witnessing的可能性，主要是年輕人的數位公民浮現形式，使用Castells網絡社會中“大眾-自我傳播”的概念，展現出年輕人（通常是少有公民議題的經驗）主動將社交媒體作為可能性互動的資源，維持個人參與的形式。在另類新聞的論域政治，公民目擊的多元策略將聲音給了無聲者。

網絡社會中傳播

Castells說「網際網絡、行動傳播、數位媒體和多樣化的社會軟體，在特定時間中連結地方和全球，發展出水平式互動傳播的網絡」，常民採用新科技（如無線網路）、新形式（如網誌、影音、數位語言）來建立出自己的網絡社群。

（傳播環境的轉型直接影響到意義建構，與權力關係的生產）

Castells「大眾-自我-傳播」一詞，其特徵是：能自我生產內容、決定傳播方向、選擇接受和溝通的對象。為什麼使用”Mass”？讓人聯想到Raymond Williams文化研究學者的一句話：「事實上沒有大眾（masses），只有視人們為大眾的方式（seeing people as masses）」他用「大眾」一詞說明對抗性的社會特質，去塑造傳播領域的輪廓。雖然Castells很重視科技匯流，並非媒介決定論者（決定訊息內容），而重視傳播流動性（communication flow）在多元、激烈社會情境[1]下公眾心中重構意義建構，因此“浮現的公共空間”是奠基於傳播行為之中，非歷史宿命或科技必然性，這是一個舊戰鬥的新舞台：「the struggle to free our minds」（解放思想的鬥爭）。

Castells揭櫫我們周圍被隱藏的權力關係，面臨全球化權力下集體行動轉型與情境，在過去提到資訊時代（Information Age）下的社會結構，關心的是製造/消費、權力與經驗的關係，這樣的邏輯不斷受到社會衝突的挑戰，因此Castells試圖找出可能的“資訊的科技-權力網絡”理論，網絡社會不同之處於社會生產關係（商品是在特殊的社會關係中創造）與其發展（科技創新）兩者之間的對話式互動。因此他說網絡社會指出了「新的權力關係」不是在國家之內，而是超越國家法制權力所掌控的領域。

在網絡社會中，資訊成為一種「有特權的政治武器」，商業利益取代人類價值很明顯是在數位落差的不平等結構，Castells：「沒有與網絡連結，或僅是表面連結會被視為是網絡社會的邊際。」在不同社會情境中顯露出不同近用的動態，是有關於處理適應高速和不確定變化的能力（有無網路、有無節點的落差是更勝資訊時代）。Castells所提供的概念讓我們能有策略思辨真實世界中社會變遷。

作者想將年輕人是如何使用致力于他們自己媒體製造（media-making）的形式，以及他們如何使用數位工具帶著批判性、去揭露社會不平等的方式（帶有意義建構），因此展示「公民目擊是逃脫不了政治性[2]」，尤其是質疑論域權力的階層化關係。這些公民目擊會建構集體再現，與如何有策略性再次活用（re-inflect）現場優勢。

而這樣位置轉變，擁有較多自我意識的新聞記者角色，視為是行動者的延伸，要重新定位“目擊”，有著特殊的視角、選擇其範圍，對反於“中立”的觀察者，新聞記者媒介形式中游離（包含目擊證人、視覺影像、推文等），如何維持他們的專業。

意義的建構

當年輕人熱衷于意義建構去對抗主流媒體的論述，媒體識讀（Media literacy），識讀是一種可以快速理解社會建構的溝通與再現的能力，「媒體識讀」是在幫助人們有智識的使用媒體，能分辨與評估媒體內容，批判解讀媒體訊息以評斷媒體效果、效用。在新的多媒體時代中，「多元識讀」能力是成為一個對社會積極的好公民所需要的。 Kellner認為傳播科技可以賦予這樣的能力，如何將民主辯論與參與度，結合年輕人流行文化（經常被當作是膚淺、有問題），進而辨識為有價值、尊重他們的有能力，Kellner建議使用新科技去教育以便助於新識讀的發展。包含「電腦識讀」、「資訊識讀」、「多媒體識讀」不只是在教如何使用操作科技或處理資訊過程，學習跨文本的閱讀、網路文化，在日常生活各領域數位參與與多媒體互動。因此無論在實體或虛擬社群中，人們可以針對個人、企業或政治議題，進行思辨如何與為什麼變成社會關聯。

以往忽略的年輕公民的參與式文化（雖然是被遠離政治的世代），所謂政治是年輕人日常生活之中各種社會階級協商、分化、排除關乎著他們的生活關係。值得注意的是，他們是如何使用社交媒體作為宣誓的工具。

Amy Mitchell（2010）「社交媒體工具與行動連結提供公民與新聞的直接關係」，並非漫無目的流浪使用者，而是新聞遊牧者（news grazers[3]），但是世代差異經常“社交媒體是參與公共生活的方式”有不同意見，年輕人在社交媒體上作為訊息編輯者，而老一輩大人帶著負面觀點（限制螢幕時間、注意力不集中）。Larry Rosen（2010）提出「迷你世代」定義是他們有特殊的「媒體使用、多工處理、有偏好的溝通方式」這樣的差異是俱有價值的社會、政治性行動，強調社交網站重新地位公民參與的假設。

政治抗議：希臘經濟危機

Twitter革命：摩爾多瓦Moldova[4]的選舉不公、2009年7月Uighur烏魯木齊維吾爾暴動[5]

2011年倫敦暴動、事實與闢謠、民主的工具

2011年佔領華爾街。

政治抗爭-希臘

希臘警方對一名青少年開槍致死，群眾聚集在雅典廣場抗議，新聞記者報導的策略是將群眾解釋事件發生經過與群眾暴力行為，另一種是從歷史性角度比較近年抗爭事件，還有一種是抗爭者自己的角度透過社交網站發表，參與者說當天電視看不到新聞（聯想至318當晚七點多都沒有一家電視報導，可是在臉書上可以看到訊息）

社交媒體扮演即時協作群眾動員的角色，例如得知警察部署位置、或是tag街道的最新情況等等。新聞則以「iPod generation」[6]形容這群年輕人為什麼走上街頭。社交媒體另一個角色是替代性連結的資源，也讓新聞記者有不同的連結，除了現場照片之外，例如在IndyMedia平台也有抗議的卡通漫畫、剪輯抗爭的影片。 

推特革命

2009/7新疆暴動，警力壓制造成156人死亡800受傷，官方進行網路管制，刪除相關暴動資訊，個人上傳的影音立刻被撤下。國家權力與資本權力（控制資訊流動）使得人們失去連結，（Castells有連結才可能改變社會）新疆例子顯示了：國家制度化的權力在於壓制權力運作，網絡科技的自我傳播成為反制權力做抵抗。

倫敦暴動

起因于黑人男性被警察槍殺，當晚有群眾包圍警局，社交網站加速了群眾暴動，一輛火燒警車的照片在推特上被轉推上百次。有新聞記者站在最前線的報導，攝影師拿出相機反而被暴民砸下（怕成了警察把柄），於是他們用手機聯繫、用黑莓機偷偷拍照傳給編輯室，失序的現場如戰場，「網路也一樣混亂」新聞台沒辦法在現場收集到畫面，找可信賴的社交媒體協作。在暴動期間為了闢謠，新聞組織常會利用公民目擊的影片，還原事實的真相，也提供常民上傳新聞至他們的平台以利監看突發事件。

佔領華爾街

當警方強行逮捕80抗議者，他們高喊著：「攝影機！攝影機！全世界都在看著這一切！」這正是轉型的媒介景觀可以展現異義，他們利用手機、相機做直播，自覺到“草根媒體”作為民主權力去承載目擊了警察的活動。在意外衝突中，警察眼中新聞記者與公民是沒有差異的，蓄意鎖定帶著相機的人，刻意破壞直播工具等，公民目擊會感受到自己公民權利被剝奪、遭遇國家暴力（聯想至427反核遊行當晚天橋上記者被打）。

《經濟學人》形容這是美國首次社交媒體革命，也包含多元訴求反富人特權、反政府、社會不平等。「沒有開放的公共媒體，這場佔領運動不會擴及全球，也不可能出現在大型商業媒體。」

Civic cultures公民文化

Peter Dahlgren[7]提出「公民文化」，作者將這樣的概念帶入年輕人的身份認同，這些公民目擊不再是李普曼所言目擊（未受訓練的意外目擊），有年輕人會使用社交媒體參與政治議題，交織著年輕人的日常生活，以至於為什麼他們認為連結是非常重要的。回應了Dahlgren公民參與是許多方式的doing democracy，對作者來說，公民目擊是忽略了自身處於危險情況。

在新聞報導抗爭者時，會強調年輕人如何學會社交網站工具的能力去提升目的，為了社會正義之名而身陷異常情境下。儘管還是有人質疑「公民能動性的本質」，作者認為必須了解個人經驗如何塑造年輕人與社群的關係，超越“公民”的定義。年輕人如何擁抱他們的“公民精神”civic selves，思辨自我在參與民主文化中貢獻俱反身性意義。

與本研究問題意識相關的概念與延伸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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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眾心中每秒鐘全球與地方性意義的生產之建構與再建構

[2] 政治，在這裡指得是有著共同危機經驗與分享意識，後來政治才是指政黨或是比較特殊情況的活動。

[3] 看電視拿著遙控器一直轉台的人

[4] 夾在烏克蘭與羅馬尼亞中間的1991獨立國

[5] 講土耳其語的穆斯林教，位於中國新疆自治區

[6] insecure、pressured、over-taxed、debt-ridden（新貧族）

[7] （李金銓，二十一世紀論壇評論）在西方代議政治的社會之中，人們遠離了國家、國會、政黨為長期認同的政治，投注于日常生活的身份認同，這種微觀政治的特徵是以性別、階級和種族作為暫時的結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