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tworked news time

書名（以學術體例詳填資料，網路來源提供超連結及檢索日）：

Ananny, M. (2016). Networked news time. Digital Journalism, 4(4). DOI:10.1080/21670811.2015.1124728 

導讀者：區國強                    

原作摘要：

公眾／公共（a public）需要什麼樣的新聞時間（news time）？新聞的產製、流通與詮釋一直以來經常依循著時間軸（timelines）和節奏（rhythms），但其實這不只是連結新聞架構的設計（design）和部署調度（deployment）的新聞業的公眾任務（central aspects of journalism’s public mission）中心層面，更應被視為出版／報業社會學的人造物（artifact of press sociology）。由於不同類型的新聞時間需要讓不同類型的公眾得以可能形成，任何對報業的時間維繫（time-keeping）的物質文化批判（critique）也都是對報業在特定時間中，聚合（convene）特定人與議題（issue）的權力之批判。本文問題意識來自某公眾類型的時間需求（temporal needs of one type of public），也就是一種要確保公眾的聽的權力的實用主義公眾 （a pragmatic public that ensures a public right to hear）；本文提出一種探究新聞時間的概念 —時間性組裝／聚合（the temporal assemblage），並探索該元素穿梭於當代網絡化的報業（networked press）中四個交織的場域（sites）的軌跡：勞動常規、平台節奏、電腦運算法、法律規範（labour routines, platform rhythms, computational algorithms, and legal regulations）。除了要探究公眾與這些動態元素的關係外，本文也是參與建構一個正浮現的運動—慢新聞（slow journalism）；本文要問：不同的公眾到底多快／慢需要新聞？這樣的網絡化報業的節奏又可如何建立？

關鍵字：listening; networked press; news time; public; temporal assemblage 

重點整理：

一、前言

     從網絡化的新聞（networked news）中，公眾需要什麼樣的時間？當「公眾」浮現時，網絡化新聞業的時間維持方式又如何讓某種共同性和共同結果得以出現（而非出現其他的共同性和共同結果）？

     對於此問題，本文以某個前提來展開回答：網絡化新聞業的任務之一是為了保證公眾「聽的權力」；而這亦展現於新聞媒體的時間性架構中。這前提來自著批判性合法性論述（critical legal scholarship）和實用主義哲學；本文認為集體的自我管制（collective self-governance）要求媒體不只是在關鍵時刻召喚公眾去行動而已，更是要提供公眾時間去處理不確定性、自我懷疑，以及去聆聽。這樣的論述基礎來自美國法律理論和政治哲學，主張媒體的時間維持功能該被理解為一種社會技術的組裝／聚合（sociotechnical assemblage），並從媒體勞動常規、平台節奏、電腦運算法，和法律規範去探討網絡化新聞頁的時間之建構。本文也要問：到底公眾需要多慢（或多快）的新聞時間？

二、公眾的聆聽權力是什麼？什麼樣的新聞時間被需求？

     關於民主體制需要哪種自由報業（free press）種類，這一直是廣被討論的議題。不同的「民主」版本預設了不同的媒體自由的定義。例如，多元主義自由派（pluralist liberals）需要黨派性的與塊狀性（partsian and segmented）的媒體業來動員群眾。行政管理自由派（administrative liberals）則將媒體是為「對權力的督察」（check on power ），因此要求媒體報導「危機與政見」（crises and campaigns）並挖出政府濫權。共和派則希望自己能放大民眾的聲音，促進溝通，管理辯論場域。無論如何，不管哪一種民主理念，都主張媒體自由的重要性。

     但在1940年代，美國媒體曾被批評過度商業主義，引起人們對報業自由的討論，其中包括主張媒體自由必須確保公眾能獲得（對於政府或公眾議題）所有能讓他們施展主權權利（sovereign powers）的資訊。也就是說，若民主體制的自我管治不只是言論的自由外，更也包括去聆聽其他意見和其他「版本」的事實的自由。當代哲學家也繼續強調，聆聽（listening）是一種政治參與的合法性和必要形式，能讓政治目標以更具合法性、有效性，和持久性的方式來達到。

     本文想問：媒體如何為這種強調「聆聽」價值的媒體自由論述產生時間性？另外，當代物質文化又如何共構出時間性？

 給予公眾時間去聽 Giving public time to hear

        Dewey（1910）提出，公眾不只接受資訊而已，更要主動地、持續地、審慎地對資訊的背景和可能結論來進行考量、消化、轉化為實質的想法／理念，並作出一般性的結論。在實用主義的公眾的論述脈絡中，溝通與行動（communication and action）是分不開的，而結束得太快的溝通往往產生壞的結果。因此，時間性是實用主義版民主與媒體版本重要的事情：民主需要「剛剛好的速度」來進行溝通。

     但時間其實不只是公眾所需要的東西，也是公眾的產物。Sharma（2014）指出，時間並非個人的事，更是制約個人並且是集體的事情（uncompromisingly tethered and collective”）。沒有任何個人可控制時間；時間只有在集體的產製與詮釋之中（collaboratively made and intrpreted）才具有意義。例如，在社會中有些人具有暫緩行動的權利，這種「緩慢性」（slowness）其實是一種「特權的節奏」（privileged tempo），這事實上展現了民主與公共領域的不公平性。Dewey希望他所說的公眾有時間去猶豫、懷疑、消化、轉譯、讓事情停下來；Sharma則提醒我們，將時間慢下來的權力其實是隱含了這種時間權力的分配不均。

 產製時間性公眾的材料 Materials for making temporal publics

     Dewey的理想與Sharma的質疑是可以結合的，而這將有關對時間的社會技術架構的檢視。這也有關一個問題：人與物之間到底如何交織，而產生出一種維持時間（keep time）的方式，並讓人相信此時間性更可信、可見、可行動、可接受？

     過去相關研究就曾指出，時間不只是時間而已，更扮演著一種功能，它成為了一個背景（context），定錨／確立（anchoring）了社會行動與情境的意義。例如，中世紀農民就必須將他們教堂鐘聲與鎮上的人的時鐘進行同步；手錶一開始時是財富的象徵，但之後不戴手錶反而象徵著不用按照時程過活的權勢；鐘樓則成為了告知時間與聚合群眾的「運籌媒介」（logistical media）。

     結合Latour的行動者網絡理論（ANT）與DeLanda的聚合理論（assemblage theory），對網絡化時間的研究（networked news time）也是研究時間性的聚合（temporal assemblages）：人與物／非人（non-human）的網絡持續創造和維持了某種控制了行動的速度和速度的重要性的力量。在此，分析單位是關係的網絡（network of relations）；這網絡除非被改變，否則無法停止或被懸置（bracketed）；人與人造物都有能動性（agnecy）；分析的主要對象並非「對速度的控制」而已，更是「對速度的詮釋」。在這時間性聚合中，節奏、中斷、開端、結尾（以及研究此時間性聚合的研究者）都不是先於網絡，而是人與非人所創造得二層次秩序建構（second-order constructs）。這二層次秩序建構描繪了網絡的控制以及對速度的詮釋。這種聚合／組裝的政治經濟學是那設定了速度或定義了速度重要性的權力之分配和運作。

     對公眾而言，這種時間性聚合有兩個重要之處。一、它影響了公眾聆聽的時間。二、該時間性聚合本身也可能是人們「在一起」的重要條件。因此，時間性聚合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它和公眾聆聽權力有關，也因為若我們忽略其力量，那當某種新的時間性力量被發明時，我們也將忽略其影響或後果。

     公眾的結果論理論（consequentialist theory of publics; Consequentialism, the theory that morality requires us to promote the best overall outcome, is the default alternative in contemporary moral philosophy, and is highly influential in public discourses beyond academic philosophy）不只關注人們是否有被賦予時間去反思原因和可能結果，也關注時間維持網絡（包括這網絡中的人、實踐，和規範所對於時間框架（timeframe）中「什麼該被關注」的爭論）。或者說，若一個網絡被廣義解釋，或時間框架延展得太遠，某議題將被視為不相關（irrelevant）、不重要，無法想像的未來，或太困難的爭論。但當時間框架被過度壓縮時，議題又被是為太即時、直接、只有關個人，而無關公眾。所以，時間不只是時間，更有關何謂「和公眾相關」的重要問題。時間性聚合也因此決定了哪些事件（在哪些時候）該被人們所注意的權力。而媒介則具備了產生「（適當）距離」的力量。

三、管治新聞時間的歷史力量 Historical forces governing news time

     時間在新聞的產製與流通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從快艇到電報，以及廣播中標準化的「重大新聞」片頭音樂，這都有關新聞人如何透過物質去壓縮、組織、強調時間。

     新聞產製中有兩種重要的時間：從內到外的時間（inside-out time）以及從外到內的時間（outside-in time）   。

     從內到外的時間來自新聞組織之內，主要關於媒體運作，流通運籌（circulation logistics），資源配置和運用（這可對既花錢又要長時間的調查報導產生影響）。也有關媒體如何搶先競爭對手，更新新聞，讓它變得「新」（novel），或延遲刊登時間來等到一個獨家新聞破口（區：媒體掌握獨家訊息，不一定急著刊登，例如醜聞，可能等關係人在第一輪回應或否認後，以及其他媒體也沒新東西可刊登後，掌握獨家的媒體再出擊）。有時候也可能編輯人員認為讀者有時間上的敏感，因此推出新聞快報，提早出版。

     從外到內的時間則是由媒體機構之外的力量所設定。例如，政府部門決定記者會的時間可能驅動某天的新聞時間；突發的天災主導一天或甚至多天的新聞時間；選舉週期（election cycles）重新定向（reorient）政治議題的相關新聞；週期性經濟數據以及總統演說則是可預期，也是高度儀式化，並組織了媒體排程的事件。

     許多新聞時間的張力（tensions）正有關如何同步從內到外的時間以及從外到內的時間 — 確保消息來源、新聞路線（beats）、記者、廣告商，與觀眾都共享著新聞時間節奏。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時間性關係雖已經置入於（fixed in）物質與實踐中，但卻並非新聞時間應該如何運作（should work）的「處方」（recipes）。它並非一直、持續的、邊界穩定的。本文便正要規劃性地批判（normatively critique）物質量如何操控了網絡化新聞時間的組裝，以及其如何產生了「時間的公共」（temporal publics）。

四、管治網路化新聞時間的當代力量 Contemporary forces governing networked news time

1.      勞動常規

     研究指出，當代世界上許多線上新聞記者都在一種「直接性極權」（tyranny of immediacy; Le Cam & Domingo, 2015）下工作。記者同時承受從內而外和從外而內的壓力，趕著更新新聞、擔心新聞首頁停滯不動、不斷重新排序新聞（以因應不斷變動的新聞重要性）、透過通訊技術24小時工作、注意競爭者貼了什麼新聞和讀者瀏覽情形、要具有多媒體多技能的能力、由於時間壓力無法進一步查證而必須信賴通訊社報導（wire services）、認為若錯了改錯就好、把新聞切成「新聞更新」（update）、新聞（news story），和完整的新聞（completed story） …。當今，連NYT也建立新聞快遞小組（Express Team）：透過專門人員快速進行報導，這些人如同「早期警示小組」（early-warning system），報導讀者在網絡上搜尋和討論的事情，以補充既有新聞人員的工作。

     以上這些情形展現了新聞機構與其說要用內部力量去處理外部時間力量（將外部化為可預測、一致的時程），其實更凸顯了線上新聞節奏成為了重要的網絡化力量。記者與新聞機構事實上無法單靠自身去讓新聞慢下來，因為他們都缺乏設定網絡節奏的配置力量（allocative power）。同樣地，記者與新聞機構也缺少操作力量（operational power）去重塑網絡；他們無法單獨地就能主導平台、閱聽眾、演算法，以及法律規範，來控制新聞在何時流通。

 平台節奏

     當今許多網絡化新聞節奏由社群媒體所設定；社群媒體引發／索求（solicit）、策動（curate）、管治（govern）線上新聞的運作。社群媒體平台不只是發佈／刊登管道而已，更也是記者找訊息、散播訊息、與他們或其他訊息進行競爭的場域，而這也是過去新聞業所沒有的事情。社群媒體改變了新聞時間的產製與意義時，它也影響了新聞發布的節奏。這影響不只是訊息要更快被傳送而已，也是一種文化力量；社群媒體代表了公眾的關注，或者說，社群媒體的節奏必須是新聞的節奏。e.g. FB推出的Instant Articles逼著新聞媒體將新聞網更快速的平台發佈（雖然最後結果並沒有幫助增加新聞媒體官網流量，但仍逼著新聞機構與社群媒體「結盟」）。

     社群平台除了控制資訊速度，也調節記憶（memory）。舊的內容可能因為重新出現在社群平台（並受到平台力量驅動，e.g.網路大咖）而成為了「新」的東西（e.g.FB的anniversary event）。新聞機構本身也可能透過API等控制與調節資料庫資訊的取得；e.g. The Guardian就要求其開放平台API使用者每24小時更新一次內容，已讓某些內容不再被存取於伺服器中。另外，新聞機構也依賴其他平台的資料管理政策；例如，當Twitter突然撤除將API連接到Sunlight foundation’s Politiwoops project（一個專門存取所有被刪掉的政治人物的推文的資料庫）時，新聞人員就無法看到某政治人員之前發佈的言論。  

     平台的運作（Platform dynamics）也影響著報導節奏（包括新聞網站之外的報導節奏）。例如2013年Boston爆炸案發生時，大量快速卻可能有錯的訊息流傳於社群媒體上，但新聞機構卻已難以處理這種快速的訊息外包（speedy crowdsourcing）：在新聞機構編輯標準正式通過前，新聞機構就報導了許多未被證實的社群媒體資訊；當發現有錯時，新聞機構又要比社群平台不斷散播這些訊息之前更快地更正改錯；但若新聞報導想暫緩下來時，又會被視為太慢，無法提供閱聽人他們想要的更多災難訊息。另外，也同樣在災難事件中，記者也不只要和社群媒體競爭而已，也要從社群媒體中尋求背景訊息。除此之外，社群媒體上的訊息導向（e.g.Wikipedia的編輯內容）也可能影響了新聞記者的報導取向。

     當新聞流通時，平台也會產生影響。平台的時間結構設計，例如逆時順序（reverse  chronlological order）、瀏覽次數高排前面、結合地點資訊的新聞手機應用程式、不點選也會自動播放的影片等都會對新聞流通產生影響。另外，許多網站也根據社群媒體使用者習慣而優化其訊息發佈時間。總之，當代的新聞時間也和平台時間難以切分。

1.      電腦運算法

     網絡化時間節奏也出現在「技術性的戲劇」（technological dramas; Carlson, 2014）中，它驅動著一個龐大卻看不見的網絡化資訊演算機制，半自動地產製、組織、傳散著線上新聞。近期亦開始出現透過運算法的機器記者（robot journalist），專門報導可預期的、事件驅動的新聞（event-driven news stories），而其報導節奏則是受到演算法所調節。

     這種時間性編碼（temporal encoding）也出現在新聞機構本身的演算法中。例如美聯社與Automated Insights合作報導產業新聞。NYT也有Watching和Trending的機制，持續監控社群媒體變化，接近即時地向使用者推播最新訊息。其他例子包括Google news crawler和Facebook的news feed (在news feed中，被傳散的訊息不一定是時間上最新的資訊，而可能只是因為它很流行)。

     當然，沒有單一種演算法可管控新聞時間。新聞機構之內與之外的演算法維繫著一種看不見的，卻又是即時的電腦運算上的關係。編碼（code）與編碼之間幾乎是直接互動，而不需要人的介入。這種的組裝方式也只有當它出錯時才會被認識到，並打播了新聞時間網絡之連結。例如，2008年，疑於Google crawler錯誤報導一則2002年的破產新聞，造成美國聯合航空股價下跌75%。總之，演算法可快速報導，但仍需要人去判斷和改錯，而需要平台機制去對錯誤訊息之散播進行減速。

     當電腦運算架構自動地發佈新聞時，新聞時間也是演算法時間。新聞機構或許能設計一些方式去暫緩其演算法時間，但其評論、發佈與與改錯節奏仍受到組織的演算法、資料庫與查證標準的重要影響。網絡化新聞時間中，非記者人員與其編碼也成為了新聞時間元素。

 法律規範

     法律條文也可調節新聞報的頻率、發佈時間、與庫存時間。包括，發佈「新聞」的頻率（例如一星期至少發佈一則「新聞」）也可能為定義某人是否為「記者」的判準。報導新聞太「慢」的記者，其權益就可能不受法律所保護。

     另外，若某流通平台被法律指為「非法」（illegal），某些線上新聞也會立刻消失。例如歐盟的「被遺忘權」（right to be frogotten）要求Google等資料控制者（data controller）從其搜尋結果中移除掉「不充分、無關的，或不再相關」（inadequate, irrelevant or no longer relevant）的資料。

     另外，一些新聞提供者也可能要求立法來保障其利益，例如1918年時，AP就要求立法，禁止有人利用美國東岸和西岸的時差，將AP的新聞進行改寫與散播，也就是「熱門新聞」（hot news）的時間性是可因為立法而受到保護的（區：東岸美聯社報導的「最新消息」不能立即被西岸媒體使用，必須等到美聯社的「最新消息」到了西岸後才能發佈。）。這樣的情形至今仍存在；法律除了保護新聞內容，也能規範媒體擁有新聞的時間性（區：想像一下，若台灣法律規定，每天中午12點前，電視台不能引用蘋果日報的報導...）。

五、結論

     時間不只是時間而已，更有關人們如何共享時間：有關某一群人如何屬於某一群體、時間在地理上的傳播方式、時間維繫人造物（time-keeping artifacts）是否普遍，以及人們如何將日常生活中對時間維繫視為理所當然等問題。總之，時間若要「運作」（works），許多因素都必須被考量。

     當然，為何一種共享時間比其他的來得成功或普遍，這依然是有待回答的問題。對本文來說，這也包括新聞產製常規、訊息平台、演算法與法律之間的互動，以及是否跟提供了公眾聽的權力的議題。

     但這也不只是快一點或慢一點的問題而已，也包括誰來組裝新聞時間，確保個人使用者聽的權力的問題；而在網絡化新聞的例子中，具有越來越大的組裝新聞時間力量的人並不是新聞人員，而是技術人與廣告商；這些技術與商品平台控制著新聞如何和何時流通。時間性組裝成為了我們探討網絡化媒體的權力的線索。從公眾「聽的權力」的觀點來看，我們或許需要新的時間組裝方式。近年不少論者便提出「慢新聞」活動；那，往新聞時間是一種網絡化結果來看，慢新聞的步伐該如何被設定呢？

與本研究問題意識相關的概念與延伸對話：

 1. 本文可作為水火研究即時新聞的理論基礎之一？批判性地檢視即時新聞的時間性？媒體時間vs.平台時間vs.新聞人員時間vs.消費者／使用者時間？（若依照作者觀點）不同類型新聞不同時間性，台灣各種新聞類型的時間性表現為何？哪些新聞「適合」快？哪些「適合」慢？

 2. 台灣線上新聞如何建構realtime?

 3.  Inside-out time vs. Outside-in time

4. 數位方法 ＆ 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

延伸閱讀：(請用學術體例將參考文獻中值得延伸閱讀之文章、書籍或網址列於此處)

Megan Le Masurier (2016) Slow Journalism, Digital Journalism, 4:4, 405-413, DOI: 10.1080/21670811.2016.1139904 

Benjamin Ball (2016) Multimedia, Slow Journalism as Proces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Proper Time, Digital Journalism, 4:4, 432-444, DOI: 10.1080/21670811.2015.1114895 

Don Belt & Jeff South (2016) Slow Journalism and the Out of Eden Walk, Digital Journalism, 4:4, 547-562, DOI: 10.1080/21670811.2015.1111768 

David Dowling (2016) The Business of Slow Journalism, Digital Journalism, 4:4, 530-546, DOI: 10.1080/21670811.2015.1111769 

Andrew L. Mendelson & Brian Creech (2016) “Make Every Frame Count”, Digital Journalism, 4:4, 512-529, DOI: 10.1080/21670811.2015.1124727 

作者近三年著作～

Ananny, M. (Book in preparation, under contract). A public right to hear: The idea of a free press in an age of newsware and networked journalis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Ananny, M. (Forthcoming). The whitespace press: Designing meaningful absences into networked news. In Boczkowski, Pablo J. & Anderson, C.W. (Eds.) Remaking the New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pre-print]

Ananny, M. (2016). Networked news time: How slow--or fast--do publics need news to be? Digital Journalism. doi: 10.1080/21670811.2015.1124728. [PDF]

Ananny, M. (2016). Toward an ethics of algorithms: Convening, observation, probability, and timelines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Human Values, 41(1): 93-117. doi: 10.1177/0162243915606523. [PDF]

Ananny, M. (2015). From noxious to public: Tracing ethical dynamics of social media platform conversions. Social Media + Society, 1(1), 1-3. doi: 10.1177/2056305115578140. [PDF]

Ananny, M. (2015). Creating proper distance through networked infrastructure: Examining Google Glass for evidence of moral, journalistic witnessing In M. Carlson & S. C. Lewis (Eds.), Boundaries of journalism: Professionalism, practices, participation. Abingdon, UK: Taylor & Francis. [pre-print]

Ananny, M. & K. Crawford (2015). A liminal press: Situating news app designers within a field of networked news production. Digital Journalism, 3(2), 192-208. doi: 10.1080/21670811.2014.922322 [PDF]

Gillespie, T., & M. Ananny. (2014). Introductio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8(3), 251-254. doi: 10.1080/1369118X.2014.989253. 

Brubaker, J., Ananny, M. & K. Crawford. (2014). Departing glances: A sociotechnical account of leaving Grindr. New Media & Society. doi: 10.1177/1461444814542311. [PDF]

Ananny, M. (2014). Critical news making and the paradox of "do-it-yourself news." In Boler, M. & M. Ratto (Eds.) DIY Citizenship: Critical making and social media (pp. 359-372).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PDF]

Ananny, M. (2014). Networked press freedom and social media: Tracing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forces in press-public relation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9(4): 938-956. doi: 10.1111/jcc4.12076. [PDF]

Ananny, M. (2014). The press as a listening institution: Theorizing press autonomy in terms of a public right to hea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Seattle, WA. May 22-26, 2014. [PDF]

Ananny, M. (2013). Press-public collaboration as infrastructure: Tracing news organizations and programming publics in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s.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7(5), 623-642. [PDF]

Marwick, A., Gray, M.L., & Ananny, M. (2013). 'Dolphins are just gay sharks': Glee and the queer case of transmedia as text and object. Television & New Media, 15(7), 627-647. doi: 10.1177/1527476413478493 [PDF]

Kreiss, D. & M. Ananny (2013).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state: Rethinking the case and possibilities for public support of journalism. First Monday, 18(4). [web]

Ananny, M. & A. Russell (2013). Imagined networks: How 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innovators negotiate authority and rework news norm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London, UK. June 17-21, 2013. [Won top faculty paper award in Journalism Division] [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