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 through the algorithm? Participatory web cultures and the technologic unconscious

書名（以學術體例詳填資料，網路來源提供超連結及檢索日）：

Beer, D. (2009).  Power through the algorithm? Participatory web cultures and the technological unconscious.  New media society, 11 (6), 985-1002

導讀者： 區國強

原作摘要：

Web 2.0 經常被理解為網路版本的參與和協作之大規模轉向；其中，使用者能參與到過程中，生產內容。但我們卻很少去探究這種新的權力形式是如何在表面上「賦權」（empowerment）與「民主化」（democratization）之情境中所進行。本文提出這需要更多關注。本文透過回顧多位重要作家對於軟體（software）滲透我們日常生活，與軟體在生活中分類／排序（sorting）層面之隱含意涵，把Web 2.0置於一個新媒體之中正在發展的轉變之中。之後，我們將探討Scott Lash的「後霸權權力」（post-hegemonic power）與其「經由演算法的權力」（power through the algorithm）之概念。本文認為這些議題與Web 2.0相關，以及未來進一步探討之方式。

關鍵字： new for forms of power, perforative infrastructures, post-hegemony, scott lash,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social participation, technological unconscious, web 2.0

作者：David Bee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York

Books

Beer, D. (2014) Punk Sociology.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Beer, D. (2013) Popular Culture and New Media: The Politics of Circulatio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Gane, N. & Beer, D. (2008) New Media: The Key Concepts. Oxford: Berg.

重點整理：

     Ｏ’Reilly是讓Web 2.0此用語變得普遍的人， 而2.0本身代表了一種比起Web 1.0改進過，或更進步的網路本，而隨後而來的則是Web 3.0（或Web 2.1）。就Web 2.0而言，其定義主要關於使用者產製內容之發展，以及桌上型儲存設備（desktop storage）往網路路徑（webtop access）之轉移；這也經常被描述為「人民」可透過網路與實踐集體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獲得賦權與解放。在這些描述中，總存在著一些「民主化的修辭」（a rhetoric of democratization）；例如，「人民如何掌控了網路」（Garfield, 2006）、社會效能（Social utility；facebook）、協作／集體智能（Bryant, 2007）、參與式文化、播出你自己（broadcast yourself；youtube）…，但這真已經是共識嗎？

     一般來說，Web 2.0是一個對於網路版本大規模往「參與」和「協作」移動（shift）之一連串持續浮現的解釋（a range of emerging accounts）；其此版本中，使用者能參與，和創造內容。但在這表面上賦權與民主化下的過程中，新的權力方式是如何運作？

開動「技術無意識」（opening up the technological unconscious）

     Scott Lash（2007）提出一種「新新媒體本質論」（new new media ontology）；它有關資訊在我們當前生活方式與環境中所扮演的形構角色，並關於既有與正在發展的軟體演算法（software algorithms）決策力量如何挑戰了人類能動性：

     「在資訊秩序中，將出現一種本體論與認識論上的崩解。本體論本身變得越來越有關認識論。當然，資訊的概念隱含了這說法。『資訊的』（informational）將會是什麼？同樣的，『認識論的』或認識（knowing）之模式也越來越同樣是存有的方式（modes of being）。存有經常必須轉移到分類的模式中（modes of classification）。」

     我們可以Burrows（2009）繼續補充，當今資訊技術不只中介（mediate），更組成或構成了我們的生活；社會互動與連結（associatons）不只被軟體與電腦語言／編碼（code）所中介，更是這它們所構成的。

     以Lash的話來說，曾是媒介（medium）的東西已經變成了一種物，一種產品（a thing, a product）。資訊已經成為我們如何生活、存有方式、做事方法、接觸事物，與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我們不只靠資訊理解世界，資訊更在其中扮演積極的建構角色。

     雖然軟體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卻經常潛伏在其「理所當然」的背景中，其對建構與分類人、地、物之影響往往難以被看見。Hayles舉例說，相關性資料庫與在地硬體（relational databases and locational hardware）之傳播互動產製了資訊，也被用作決策。Hayles認為，在此高度發展與網絡化的社會中，人類意識包含了大劇資料流量金字塔所給出的資訊提示（tip），而這些提示大多發生在機器之間 。Hayles形容，這是一個「認知域」（cognisphere）；一個人與機器多重地共同演變與高度連結之複雜系統。這種具有認知潛能的主動和互動技術，不需人類參與其中也能運作，是一種自動的傳播（automated communications）；它成為了生活一部分，卻並不一定被意識到：「大不論的傳播將在智能機具（intelligent devices）之間自動地發生。人類只能介入這傳播過程的一小部分。這過程大部分是人類所沒有察覺或真正知道的。」

     Thrift則以「知曉的資本主義」（knowing capitalism）來形容，它有關「技術無意識」，也就是有力的、不被知曉的資訊科技之運作「產製」（produce）了日常生活。

     Hayles以RFID（無線射頻辨識）為例，如同條碼（barcode）之功能，但更是無聲無息、不被察覺地運作。Hayles說，這樣的電腦運算活動（movement of computation）已走進了我們具備智能與脈絡意識（intelligent and context-aware）的環境（environment）之中（其他也包括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大量資訊被產生，任何事物或人都有自己獨特的身份標籤（identity tags），而關聯性資料庫會對應這些標籤，進行推論（inferences），建造新的關聯（new correlations）之出現，並創造真正的新知識。當然，儘管這些科技已經無所不在，但不代表其結果總是「對」的，但另一方面，其對人們的影響卻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進行著。

     我們可以Graham（2004, 2005）對軟體如何產生秩序與差異之過程來進一步說明。Graham描述了演算法經分類與過濾而提個人差異化的服務。但對他來說，這更有關一種新的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s）；這不只是網路近用性而已，更重要的是軟體與程式碼在看不見的優先化（prioritisatino）與邊緣化（marginalization）過程中，如何決策了（judge）主要都市空間與服務的整體範圍中那些是人們值得、能夠、對準指向（level）的東西。Turow（2006）形容，這是「行銷歧視」（marketing discrimination）；當市場行銷人員越使用電腦技術去產生更仔細定義的消費者型錄時，也將消費者標前為是／不是其商業服務對象。這也包括找出利基（niches），將效能、利潤與目標最大化。但對Graham來說，這過程缺乏人類辨別（human discretion），也顯示了這個自動化過程往「實現性架構」（performative infrastructures）之轉向。在其中，贏或輸家都不一定清楚意識到他們是被運作的對象。過往文獻中，例如Crang與Graham（2007）等人，就嘗試拆解這「軟體的霧霾」（haze of software）下「被鑲嵌的政治」（embedded politcis ），以及其分類方式對人與地之影響。

Lash：後霸權力量

     Lash提出，要以新的方式理解權力，過往霸權的概念已經不適用了（霸權，也就是以社會結構中的物質改變來說明與重構權力）。對Lash而言，當今是不同的時代。在過往霸權時代中，霸權作為權力，透過意識形態進行控制；但在後霸權時代中，霸權已經走進了日常生活，而權力也更是從「裡面」（而不是從上而下）運作：

     「若霸權式秩序（hegemonic order）是透過重製的文化邏輯（cultural logic of reproduction）進行，那後霸權權力則是以創造發明的文化邏輯（cultural logic of invention）施展；因此不只是重製，而是的經濟、社會，與經濟關係之持續生產。」（Lash, 2007）

     對Lash來說，電影、唱片，與印刷品屬於重制的領域，創造發明則與創造行為以及內容創建有關（它們一方面是被主動地生產，另一方面被動產出了一些生產軌跡），包括評論、部落格、標籤、交友（friending）等。

     但更重要的是，如果霸權時代存在著反抗，並且是在日常生活過程的底層進行的話，那現在，該底層也存在著宰制力量，或者說填滿了過往反抗可能發生的空間。在後霸權時代，權力更具有惡意（sinsiter），取代論述與認知性判斷，滲透到我們每個人之中。權力之生命化（vitalization of power）頁就是權力成為我們存有（being）之一部分，與我們同時生活著，回應著我們。相對於從外影響的權力，這是一種從內運作的權力方式，自我組織（self-organization）。Hayles（2007）說，「...現在，腦袋...也內在於系統本身。」具體例子包括使用者產製、分類線上內容的標籤，已讓資料「找到我們」。這種權力施展並非遠距的，而是貼近我們，如Lash所說，「走進我們，並從內在構成我們」，並且也難以被看見，難以被揭開。

     此外，Lash也提出了霸權秩序的社會連帶（social bond）正在減弱。他說，在全球化資訊社會中，社會關係化約為傳播（reduced to communications）；在此傳播秩序中，權力不只是在流動中（in the flows），而是存在於浮現中、非線性、社會-技術系統中；這系統讓權力之流進行流通、被阻礙，與被連結。Lash說，「現在宰制是透過『傳播』以及『在我們之間』的傳播」。權力不再是施展在我們之上的宰制，而是在我們的傳播溝通中在地化（localized）。

「經由演算法的權力」與新的「生產性」規則（The new “generative” rules）

     沿著以上這些文獻的思路，我們將會關注對演算法之力量與其作為一種新的權力形式所扮演的角色。Lash認為，演算法不只是一般意義的「規則」而已，更是「構成性」（constitutive）與「規範性」（regulative）之外的新的規則。Lash說，「在一個到處都是媒體與編碼的社會中，關鍵的是第三種類型的規則，演算法的、生產性的規則」：

     「『生產性』規則   是虛擬真實（virtuals），但產稱了一整體多樣性的實際真實（actuals）。它們被壓縮（compressed）與被隱藏（hidden），我們接觸它們之方式並非以組成性與規範性規則之方式進行。這第三種生產性法則在我們後霸權秩序的社會與文化中活中越來越普遍。它們不只開啟了發明創造的機會。它們也是資本家之權力得以運作之路徑。」

     對Lash而言，新傳播型態不只是自我表達的全球性散播雃已，更是資本主義要施加於使用者上，或與使用者同在（acts on or with the user）的空間。Thrift（2005）認為，它是有關我們，用以提供我們資訊與進行預測的複雜和「知曉」的方式。例如，在Myspace與Youtube擁有了使用者大量使用行為資訊，但卻尚未被給予注意。

     當然，Lash並非要提出這種新的權力形式消滅了就的權力結構，而是要指出，一個媒體無所不在的社會意味著一個演算法逐漸具有權力的社會。而對媒介研究者而言，則必須對那些日常生活刻記賦予更多注意，更政治地進行分析。

參與式網路文化與後霸權力量

     研究者面對著這些難以察覺與知曉的演算技術，或技術無意識，究竟要採取什麼樣的研究技術與典範來進行探討？「軟體-分類」（software-sorting）之世界似乎並非傳統地理與社會科學研究技術與概念所能有效處理的。以Lash後霸權力量與演算法規則之角度來看Web 2.0，其中最重要的在於自我組織的層面，它在世俗日常生活之中，而最顯著的地方在於發明（self-organization, inside the profane everyday and invention stand out）。「自我組織」、「俗世生活」與「發明」可以說是最重要的三個層面。

     Web 2.0發展的重要特色則為：使用者生產後設資料標籤（metadata “tag”），而這些標籤組織與分類了使用者產製內容；社會網絡網站的個人資料經常提供了人們生活的詳細印象（detailed impressions）；這些個人資料很明顯地背整合到人們日常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而「發明」所強調的則是新內容、新社會關係，以及新的呈現內容（以日常事物的創意視覺化為形式；new way of presenting content in the form of creative visualization of odinary things）之方式之「發明」。

     個人資料可以說在「自我組織」、「俗世生活」與「發明」中扮演重要角色。它是Web2.0的重要特色，也是我們的資訊、活動、品味、偏好得以被收集的地方，而Web 2.0的應用便經常來自那些我們所提供關於我們自己的資訊所完成的個人資料。例如，音樂的演算法產製了歌單，它不只是預測而已，更是根據我們所做過的事來預測；這是一種系統的自治資訊供應（communal informing）與自我組織。這些資訊若越深入，則更有預測力；而演算法在此可以說形構了我們的聽覺與文化經驗。

     總之，在我們日常生活中，軟體／演算法與人之間的直接與常規（routine）連結是如此緊密，所以作為起點，我們需要去找出那些有關日常生活的資訊是如何被探勘（mined），如何被輸入到某種關聯性資料庫中，以及產生了什麼樣的結果。另外，我們也要思考使用者與其他類似（similar）使用者之資訊的提供方式將可能如何影響到事物後來之結果（區：演算法一方面關於把人的偏好與事物連結；另一方面透過某種方式，把某種人劃成一種類別...）。不可否認地，這正是一種權力的展現，只不過軟體的權力所給出的選擇與連結是以更複雜與無法預測之方式去形構了使用者的日常生活經驗（例如，Amazon的書籍推薦、Google Scholar、Del.icio.us、Rss等）。

     但這並非說個人並沒有能力反身性地按照自己的利益對演算法力量進行運作。使用者也可能主動地對應著軟體的回應來引導形構資訊的方式。但與反抗不同，這些反身性與技巧是用預測可能得到資訊的方式來塑造自己個人資料（profiles），或者說，塑造出「對的個人資料」。

     本文認為，三個面向的分析將被注意：第一，有關那建立與發展Web 2.0應用知組織，並且要以經濟角度進行觀察與分析，看他們如何創造利潤、為誰創造、誰在建立網站、開始的階段為何、又如何透過使用者產製的內容之資料進行探勘來獲利等。

     第二，要對軟體結構與其網路上的應用進行分析，包括理解系統運作方式、被採用的演算法、被輸入到演算法的資料、其相關的關聯性資料庫、後設資料標籤被灌到搜尋與人們所能找到事物之方式，以及個人資料中的資訊如何決定了使用者個人所接觸到的資訊。簡單來說，這有關軟體的功能（functionality）與運作（operationality）。

     第三，則是探究以上第一與第二面向，如何形成了那些使用／不使用參與式網路應用的人之生活，其所造成的影響。這也會牽涉到個人為何與如何透露有關他們自己的資訊、他們在軟體範圍內與「使用」（play with）軟體之方式、回應與反抗被寫進編碼之方式、反身性地設計個人資料之方式、保留與給出哪些資訊之方式、對自己會被如何分類的理解、當他們標籤與分類內容時是如何進行一種分類的想像（classificatory imagination），以及他們對Web 2.0之理解與方式。

     Lash說，Web 2.0應用是一種「特寫」（close-up）技術。它在使用者的生活中，透過人們的參與和給出得內容資訊，讓資料「找到我們」，讓我們接觸事物，也因此形構了我們的經驗與世界觀，而這也是演算法的分類與過濾過程所塑造的。

結論

     Web 2.0隱含了該被挖掘的商業運作、新階層組成，與透過Web 2.0進行（並也在Web 2.0內）的參與規則。Lash等所提出的演算法並非唯一的宰制力量，但卻整合與提供了Web 2.0中的使用者之機緣與範圍。

     另外，一種新的數位落差正在出現；它可能不像Lash的後霸權權利說的那麼悲觀，可能有反抗的空間，但我們必須去理解Web 2.0脈絡中的權力才能找出這些可能改變我們生活方式之在地性反抗（或缺乏反抗）之可能。

     另外，對應與解釋新情境，我們也可能要去思考原有概念是否適用，以及是否要發展理論與經驗分析觀點去進行研究，包括對設計者、行銷者、使用者與軟體本身進行分析。所謂的參與、去中心模式、使用者產製內容，與集體智能中的權力本質會是什麼，也有待探討。如同Graham（2005）指出，就以都市軟體分類系統的範圍來說，「演算法支撐了選擇、模仿（simulations）、排序與分類 … 仍沒有完全徹底地被檢視」。

延伸閱讀：(請用學術體例將參考文獻中值得延伸閱讀之文章、書籍或網址列於此處)

• Dean, J. (2005). Communicative capitalism: Circulation and the foreclosure of politics. Cultural politics, 1(1), 51-74  （被引用159次）

• Beer, D. (2013). Public geography and the politics of circulation. Dialogues in human geography, 3(1), 92-95.

• Beer, D. (2015). Productive measures: Culture and measurement in the context of everyday neoliberalism.Big data and Society, 2(1), 1-12.

• Crang, M. and S. Graham (2007) ‘Sentient Cities: Ambient Intelligence and the Politics of Urban Space’,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1(6): 789–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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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sh, S. and C. Lury (2007) Global Culture Industry: The Mediation of Things. Cambridge:  Polity.

• Thrift, N. (2005) Knowing Capitalism. London: 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