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ust, confidence, and credibility: citizen responses on Twitter to opinion polls during the 2010 UK general election

書名：

Ampofo, L., O’Loughlin, B., & Anstead, N. (2011). Trust, confidence, and credibility: citizen responses on Twitter to opinion polls during the 2010 UK general electio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14 (6), 850-871.

導讀者：鄭雅云

壹、摘要

本篇研究主要針對2010英國普選[1]第一次舉辦電視辯論賽中第二場次辯論賽，透過同步播放的辯論賽，現場媒體、公民或線上收看的人都可以提問，主流媒體對於此次辯論獲勝者有不一致結果，社群網站Twitter也對民調結果感到不信任，有的質疑民調方法的紕漏，有的提出精英陰謀論，認為政客與媒體企圖操作選民的意識。本研究主要感興趣的是公民與政客之間的關聯性，當閱聽人不再是被動接受資訊，而是主動討論、尋找更多資訊也改變了新聞消費方式，是如何評估這些精英、新聞記者和民調專家的可信度？尤其是在網路上有一群因政治事件竄出的Viewertatriat[2]，成為了負責提供資訊與解讀民調的角色時，作為媒體與其他社會要素的中介者（mediatization）媒介的邏輯是如何滲透這些政客（political actors）的決策？研究結論認為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競合關係，使得民主論述更顯擴張。

Keyword: e-democracy; politics; media studies; social networking; web 2.0

研究背景與問題

不同的媒介使用會使得互動形式的改變，例如即時性的 ( real-time )的媒介，過去研究中新舊媒體的轉換改變新聞建構與回應的方式，個人可以在網路上分享交換訊息。因政治事件集結討論形成出現大量的公民使用者（citizen-user），針對這次辯論，是誰告訴人們辯論結果？他們又該相信誰給的結果？

媒體身為與其他社會要素的中介角色，viewertariat（因社交媒體產生的一群觀眾評論者）取代成為lay tutelage（依賴接收大眾媒體的資訊）角色，這些viewertariat是否有助於民主的提升嗎？Democracy is enhanced with 140-character communications？ 

Mediatization（媒介化）：the viewertariat and opinion polling

媒介化所造成的影響可分為兩種元素。第一是媒介化逐漸成為無所不在的形式，成為媒體邏輯（media logic）其定義是“這些素材如何被組織、呈現的風格、聚焦、強調特定的行為，或是選擇的媒體形式”（Altheide & Snow 1979），這樣的形式不再僅限於媒體領域，也擴張成為其他的社會系統，媒體邏輯也用於政策決定的政治邏輯（political logic），例如候選人公開辯論會，最先只有單一政黨的候選人在廣播中發表政見，到了後來2010英國普選，成為由一個新聞媒體主辦Sky News’s Political Correspondent Adam Boulton讓三位候選人一同公開的電視辯論。

其次，媒介化的概念是一個本體論的問題，政治不再只是單一領域被媒體報導，政治行動者（political actor）會以媒體環境作為調整自己的行為，施展各種戰術以媒體邏輯作為評估，例如政治家要如何吸引觀眾、要呈現什麼內容才會獲得回應。Schroeder（2000）認為選舉辯論就是最好的範例，主導一切不是政治的修辭或規則，而是媒介主導他的表演，其辯論的價值在於電視的價值，無非就是：celebrity, visuals, conflict, and hype名人、視覺性、衝突、炒作。因此，電視辯論在於如何創造出後續更多討論（話題性強），辯論的事件有牽扯到種族話題或時下狀態、實際播報本身等等，尤其是黨派的發言人在spin room中（記者在辯論賽後與候選人會面的地方）能回應問題，延續討論熱度，符合這樣的媒體邏輯。（但現在的spin room在社交媒體上嗎？）

民調（opinion polls）結果是在整個辯論賽後的重要版面，在2010英國案例中，是在第一場辯論賽之後，由Nick Clegg獲得優勢，最後會這樣的結果會佔據整個媒體版面，完全是媒介化真實。但問題是“民調”的客觀代表性為何？它不是直接反映政治民意，它是可能過渡簡化辯論的內容與結果。

在電視辯論的報導中，產生了矛盾：民調通常是一種有缺陷的測量方式，但卻保有強大的權威，被視為是真實的，電視辯論後扮演著立即效果的媒介化真實（mediatized reality）。這樣的證據是有大規模研究可以證實，觀眾不會將所有的媒介化呈現視為真實，且有能力引導趨勢。在消費新聞的研究上，Coleman et al.（2009）研究英國勞工階級觀眾接收新聞時，察覺這些勞工社群的相關報導與他們日常生活經驗不同，批判新聞如何產製與到底什麼才是新聞，可能是因報導者屬於核心精英、無法貼近勞工實際生活經驗，所以勞工觀眾對于這些報導缺乏信任，但如果這些報導內容是人們喜愛的對象提供的資訊，他們會信任這些報導而不信任“精英”，因此觀眾會重新以他們的方式理解新聞。

暴露在不同的媒體也會影響他們對於新聞的信任度。Gillespie and O’Loughlin (forthcoming)研究一群受訪者背景是離散、多語言、移民社會下的觀眾，往往會多重新聞來源，有本地主流媒體、家鄉報紙等等，較能反思這些新聞如何產製，從這些片段的新聞重新拼湊出自己的一幅圖像（國家想像？），相對來說，受訪者以英語系為主的大眾，他們對於媒體呈現真實的期待更高，身為一個公民角色，他們對於主流媒體更加單一媒體，他們對於報導會更不安。

從上述研究可知，縱使媒體邏輯內化成社會各種系統中，各種新聞消費與實踐的期待，仍缺乏信心。

在民調資料被用來塑造新聞版面與潛在的選民行為，是長久以來的質疑如何信任這些資料，與如何信任精英所產製的新聞；過去心中存有一絲懷疑的讀者和觀眾，只能在非常有限的空間公開討論，但是隨著社交媒體Twitter出現，以及融合多媒體，越來越多人是同時在收看時也能在線上普遍進行討論，有一表達自己的疑惑和一個獲得資訊的空間。Mediatization changes the potential capacities of citizen-users.

補充：何謂viewertariat？

是作者在2010論文中所創造的單字，因為網路即時性的關係，個人可以將他們的意見立即公開在網路平台上與別人互動，相對於以往，公共意見是被精英主導的，現在有愈來愈多網路上的意見領袖參與公共議題的討論，或是提供資訊解釋。

研究問題與研究資料

辯論賽後四家媒體與五家民調結果

本研究的重點在於Twitter中第二場電視辯論賽的討論，總共有五家民調機構，他們選擇的調查數量與媒體類型各不相同（報紙或電視，如上表），其次是電視辯論後的民調，追求“速度”是各家媒體爭先恐後的原因，在辯論結束前十五分鐘要會開始進行民調，各家新聞也會依照與他們配合的民調機構的結果做報導。但這次辯論非常有趣的是，沒有明顯的獲勝者！（可見下圖）

民調其中三家贏家顯示為克萊格，另外兩家顯示為卡梅倫

研究問題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se processes, we want to consider the following research questions:

. How does the viewertariat discuss and reconcile ambiguity in polling data?

. What particular arguments are employed to justify the views of tweeters?

. To what extent do questions of trust or confidence enter into this debate?

. Do exchanges of information educate and inform about opinion polling?

研究方法

First step:利用web crawler撈關鍵字“hashtag”：television debate #leadersdebate.#ge2010 Rogue poll撈出六千多筆tweets

Second step: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technology語意分析 (negative criticism and comment on opinion polling)產生了具代表性的496 tweets

不選Facebook因為Twitter較具公開性

研究結果 

在Twitter上回應這種模稜兩可的民調結果，有兩種方式：

（1）有一群人是認為媒體被操作來影響公眾輿論（成為陰謀論），而不是真的有代表意義。

例如提出Elite manipulation or stupid citizen? 梅鐸旗下的The Sun將自己支持的候選人Cameron評為辯論贏家（老王賣瓜自賣自誇型）”It’s the Sun Wot Won It”。

或是質疑民調專家的正確性，”RT @CidValkyrie: wants to know of polling people made up the debate polls  if the sample were watching another debate?@NatRayblould”。

（2）另一群人是責備民調公司的操作投票方面，是尤其是針對YouGov民調。例如英國人道主義者Craig Murray部落格上，質疑問卷的設計有偏向某一政黨。從這一點也觀察到，Twitter上這些社會擴散性群體，會搜集各種資訊去挑戰主流媒體，例如push-polling本身的缺陷，反擊主流媒體的報導。

They are trying to influence outcome of #leadersdebate by fake polling ...@frugaljoystick 

這就表示在Twitter討論電視辯論的獨特模式，公民使用者們可以即時的獲得管道，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溝通，過去環境可能要取決于精英角色是否願意參與對話。這產生了一種有趣的緊張感，為數眾多的viewertariat如同扮演著精英的角色，在討論誰該為扭曲事實的民調結果負責，或是該如何報導辯論的方式。

結論Interaction among the viewertariat: lay tutelage and engaging the elite

viewertariat開始蒐集各方資訊，資訊來源的管道更多元，來自電子郵件、訊息、社群媒體等等，從民調結果的案例中，企圖去補救民主的失敗，這樣的過程知道公民是如何相信這些證據，以及他們對政客媒體精英的不信任，他們不只否定了民調資料和候選人一個晚上的表現，他們也質疑了所謂的「民調」只是政治人物的拉攏典範，這種典範正是建構了當代選舉報導。

德勒茲強調了我們是生活在媒體之中，而不是with媒體。Deuze’s notion of ‘media life’, the idea that ‘Our life is lived in, rather than with, media’ (Deuze 2011, p. 138, emphasis in original). 我們必須開始思考的是嘗試推論出媒介化的一種形式，不是由精英所驅動的討論（也不再是由精英所壟斷的意義產製），但是由與精英互動中社會擴散的媒體實踐（原文是but by ways in which elite media practices interact with socially diffuse media practices.）

補充的參考資料

Anstead, N. & O’Loughlin, B. (2010) The Emerging Viewertariet: Twitter Responses to Nick Griffin’s Appearance on BBC Question Time, School of Political, Social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Norwich.

 Ampofo, Lawrence & Anstead, Nick & O’Loughlin, Ben.（2011） Trust, Confidence, and Credibility-Citizen responses on Twitter to opinion polls during the 2010 UK General Election, Information, Community & Society, 14:6, 850－871 

[1] 英國選制為單一選區，全國共650選區，每一選區內選出一位下議員，最後獲得相對多數選區的政黨取得組閣資格；2010電視辯論者有當時的執政黨工黨首相布朗Gordon Brown，保守黨David Cameron，民主黨Nick Clegg。

[2] 作者在2010定義viewertariat因為網路即時性的關係，個人可以將他們的意見立即公開在網路平台上與別人互動，相對於以往，公共意見是被精英主導的，現在有愈來愈多網路上的意見領袖參與公共議題的討論，或是提供資訊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