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s as They Know It: Young Adults’ Information Repertoires in the Digital Media Landscape

書名(以學術體例詳填資料,網路來源提供超連結及檢索日):Peters, C., Schrøder, K. C., Lehaff, J., & Vulpius, J. (2022). News as They Know It: Young Adults’ Information Repertoires in the Digital Media Landscape, Digital Journalism, 10(1), 62-86. 

全文連結:10.1080/21670811.2021.1885986

導讀者:陳威廷

原作摘要:研究18-24歲丹麥青年的媒體目錄,核心研究問題是揭示哪些元素,構成了他們的資訊目錄,關鍵的問題包括:什麼區分了不同的目錄;年輕人的哪些反思和經驗與這些選擇有關;哪些分析性在目錄中存在哪些共同點;以及「非傳統」新聞對這些參與者扮演什麼作用? 

關鍵字:Facebook; face-to-face communication; interviews; life stage; news audiences; news repertoires; popular culture; Q-sort methodology; social media; young adults


新聞業最緊迫的問題之一是,不知道新聞閱聽眾想要什麼,願意為什麼付費,以及發現公民和個人之間的關係。 

在最近的新聞閱聽眾研究中,目錄的概念被用以捕捉數位新聞消費(例如; Edgerly, 2015,Lee and Yang, 2014;Schrøder, 2015;Swart, Peters & Broersma, 2017;Yuan, 2011),是將新聞使用概念化的框架,不是離散的媒體選擇,也不是聚合的個性化選擇,而是作為基於人口、技術和情境等背景因素,所形成的跨媒體實踐框架(Hasebrink & Hepp, 2017)。 

目錄的出發點是,個人媒體生態經常使用各種媒體——包括但不限於新聞媒體——以有意義地滿足他們對資訊尋求和轉移注意力的需求。 目錄概念的力量在於它鼓勵一種明確的整體關注,允許涵蓋所有這些可能性。

從文化中特定時間點可用的媒體目錄,人們(與他們的社會和同儕群體一起)逐漸建立一套媒體裝置、流派和平臺(包括但不限於新聞渠道、電視節目和流媒體服務、線上討論論壇、播客、社交媒體平臺等)到他們在不同的位置和情景環境中,例行和習慣性地利用的目錄。 

平台與演算法影響:新聞目錄不存在於惰性狀態,也不完全在個人的控制範圍內。 

在一個混合媒體環境時代,特定專案對受眾的「新聞性」可能不符合傳統的新聞概念(Edgerly & Vraga, 2020)。 新聞視角不僅應將注意力集中在傳統新聞媒體上,還應將注意力集中在數位媒體環境中更廣泛的可能資訊來源上,這可以借鑑來幫助日常生活中的意義創造。 

Edgerly等人(2018年)在他們的研究中發現,超過一半的美國青少年可歸類為新聞迴避者,從各種形式和平台中迴避新聞內容。Costera Meijer(2007年)對荷蘭15至25歲青少年的廣泛研究揭示「雙重觀看悖論」(double viewing paradox):認識到「嚴肅」新聞的重要性,並不會使年輕成年人觀看它,反之亦然,對輕鬆新聞節目的蔑視,並不會阻止對其的消費和享受。

但是這個情況非常複雜。Edgerly等人(2018年)發現了三種目錄 - 僅傳統新聞,僅精選新聞和新聞雜食者 ,對新聞消費具有積極的,雖然各不相同的傾向。對於新聞的迴避和熱衷消費的傾向、似乎在青少年時期相對早期就已確定,這表明兒童時期的社會化實踐對於新聞使用的潛在重要性。

在考慮年輕人時,數位平台作為調解力量的中心地位,在於人際關係體驗中的重要性,並且通常被視為參與公民社會的引導步驟(Clark和Marchi,2017年)。


基於之前圍繞新聞受眾、傳統新聞替代來源和年輕人的新聞習慣的見解,為這項研究開發了一項研究設計:將個人訪談、Q排序方法和放聲思考法結合到一個框架中,目的是從廣義上捕捉年輕人的資訊尋求實踐。

選擇這種混合方法方法的主要動機,對參與者日常新聞使用和偏好的質性見解,透過Q-排序視覺化丹麥媒體環境,且因子分析能辨別相關性,並制定主題分析和模式,能提供超越質性的見解。

使用市場研究公司抽樣抽調24名18-24歲的年輕人,以確保參與者在以下方面的比例相等:性別(男性/女性)、地理分佈(省城市或農村/首都城市)和工作狀況(就業或求職/繼續接受教育)。 

半結構化訪談包括問題和訪談調查,涉及關注的關鍵話題以及圍繞新聞和資訊的實踐。媒體選項的相關組合,不限於現存的新聞組織,使用最近的文獻來捕捉更廣泛的媒體類別,例如社交媒體、影響者、流行文化、諷刺、播客等。 參與者獲得了36張卡片(包括一張可以指定自己的空白卡片),並被指示將它們放置在網格上,其中一端對應於媒體類別,這些媒體類別「對他們來說起著瞭解社會和周圍世界發生的事情起著重要作用」,而另一端是「沒有發揮作用」的類別。 因此,新聞、新聞和資訊不是由研究人員預先定義的,而是被允許從參與者的情緒視角中出現的,卡片放置在網格的中間部分,表明了參與者主觀上矛盾的選項(即既不同意也不不同意)。 


將資訊尋求形式分為四種:傳統新聞機構(即廣播、電視和報紙的既定“大眾媒體”)、演算法媒體(即社交媒體、搜尋引擎)和非新聞替代品(即流行文化),人際面對面溝通。

依照受訪者不同的使用習慣,歸納出五種媒體目錄:線上傳統主義者、深度的音訊愛好者、數位新聞尋求者、人際網路者和非新聞資訊尋求者。 

其中,線上傳統主義者、深度的音訊愛好者,媒體目錄以傳統媒體為主,演算法媒體為輔,差異在後者偏好播客與廣播的音訊形式;

另外,數位新聞尋求者、人際網路者,以演算法媒體、非新聞媒體和面對面(F2F)人際交流的出現,傳統媒體次要的位置。

非新聞資訊尋求者顯示了對文學小說、諷刺、非小說書籍和迷因等非新聞媒體的獨特偏好,其他來源由當地報紙、搜尋引擎和人際交流補充。

丹麥年輕人的常見資訊媒體概況可以說,從傳統和線上新聞媒體的成人定義中,大大延伸了“混合媒體”的概念,也包括娛樂媒體和個人網路。 

同樣值得一提的是,“影響者”的作用並不像預期的那樣突出,除了Facebook之外,YouTube、Instagram和Twitter等其他社交媒體並不被視為重要的資訊來源。


Facebook在我們的研究中脫穎而出,對於這些人群來說,社會更新、與朋友和家人的聯絡、遊戲、活動策劃、重要的生活資訊(即找到公寓或工作)以及推廣內容都匯聚在Facebook上,反映了數字成長對日常社會實踐的影響(Livingstone, 2010)。 它可以被概念化為資訊“樞紐”或“門戶”,新聞恰好“出現”。 

參與者獲得新聞的地方,與他們對新聞的評估並不同義。 參與者經常談論「從各種社交媒體上獲取新聞」——然而,除非直接詢問,否則他們很少描述或解釋來自哪些提供商或新聞機構。

內容體驗與新聞體驗的混亂的看法。與Edgerly和Vraga(2020)所謂的“新聞性”有關,即觀眾能夠在不同程度上將某物視為新聞,即使他們難以定義什麼是新聞。 這些模糊的界線也可以用數位新聞情境,和相關目錄中根深蒂固的無縫性來解釋(Peters和Schrøder,2018年)。

面對面溝通作為資訊的增強和指導力量的意義。 此外,還發現了相反的關係,新聞促進了社會關係,將新聞作為晚餐談話。

重點摘要 年輕人在數位環境中長大,不太願意為新聞付費,也缺乏形成新聞習慣的關鍵歷史催化劑。 因此,本文調查了該群體的資訊目錄,使用混合方法來關注18-24歲的丹麥青年的偏好和經驗。 本文將個人相互觀點、Q排序方法和放聲思考法(think aloud protocols)相結合,精心設計了創新的研究設計,探索了五個目錄:線上傳統主義者、深度的音訊愛好者、數位新聞尋求者、人際網路者和非新聞資訊尋求者。在這些目錄中,「傳統」新聞媒體往往被避免,而「新」媒體則走在前。 論文還研究了跨越目錄的兩個分析主題:新聞的無縫性——平臺新聞性(platform newsiness)與概念化(傳統新聞)之間的緊張關係;以及面對面溝通和社交網路在參與新聞時的指導作用。 總之,透過探索在這個關鍵的人生階段資訊目錄的形成,本文提供了對關鍵人口統計的見解,其實踐和偏好塑造了新聞行業的永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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