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物質和道德─自私的基因和道德
「人類最大的敵人不是物質，而是人類自己。」
─羅素
如前述，無自由意志則無責任可言，試想獅子殺羊算不算不道德？問題來了，既然說有自由意志才有道德責任，那麼人吃羊(或其他動物)又為何是合道德的呢(除素食者反對外)？行為故然依道德規範判定是否合乎道德，那道德規範依據甚麼成為原則？
本人已在第一章第二節中舉出了幾個例子，現在將對部分加以批評：(註一)
第一類理論指道德乃源於風俗習慣或個人的喜好。這等於說道德的最終依據亦將隨著地方、時間、甚至個人的不同而轉變，這是一種道德相對主義。若然道德依據都是相對的，則我們不可能再以今非古、以我非人，因為古時和人家的道德依據和我們的不同，我們認為不合道德的事，對他們來說卻是合道德的。更嚴重的是，相對主義會自我推翻。我們不能要求他人接受相對主義，因為相對主義同樣是相對於其他主義的，「我就是喜歡，怎麼樣？」(註二)。
當然，這並不表示本人認為道德規範不可變。事實上不同民族、時期的道德規則都有所不同。規則當然可以改，問題是為何而改(註三)，改與不改的原因 (道德規範的依據)卻是不變的。只有這種「道德依據守恆」方能確保道德規範及其改變都是合理的，如孔子所言：「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為政》2.23)。
第二類理論指道德源自神旨。但神旨又有何根據呢？神「憑甚麼」說事情合不合道德？如果神旨是有理據的，則最後的依據來自道理而非神；如果神旨並無理據，只是「祂就是喜歡，怎麼樣？」，則這樣的道德穩定嗎？大家接受嗎？由此可見道德首重於合理性，而非出自何人之金口。
要免本文變成後設倫理學評論，其他的理論暫且放下。本人認為道德的根據源於基因的自私，理由如下：(註四)
第一點，基因是自私的。經過長期研究，進化論中，自然選擇(natural selection)是作用於基因，而非生物個體、親族或種群。一個驚人的事實是，生物個體只是基因製造的載體，目的是延續和散播基因自己。(註五)
所以，各種生物會做出自私的行為便不出為奇了(這裏「自私」的含意只是損人利己，並不涉及生物是否有意識的問題)，因為牠們由基因程式所控制，而基因的本質是自私的(可能是基於基因分子DNA的自組織作用，這涉及混沌理論，不贅)。這些自私行為例子甚多，包括捕食獵物、利用其他生物散種種子，甚至乎，動物和人類一樣能說謊欺騙他人(保護色只是簡單的例子，見註六)。
第二點，動物有利他之行為。這不是和第一點相違背嗎？若然個體為了群體的安全而犧牲小我，則其基因延續的可能性便減少了。為何會有這樣的事？同樣經過長期的研究後，我們發現了「親緣選擇作用」(kin selection)。只要犧牲行為能讓親人存活，從而將其基因(與己相似)散播的話(因此最好是近親，因為其基因與己之相同程度最高)，則這「利他型」基因亦可以保存和散播出去。而這種利他，其實亦是出於自私的。(註七)
那麼會否所有個體皆利他呢？不會。因為牠們有一種生存策略，稱為「進化上穩定之策略」(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 ESS)，這是一套經群體中多數個體所選擇的最好策略，而這套策略在進化上是穩定的，任何偏差都會在天擇的壓力上回復原狀。這保證了群體中不同取向的個體(如作自私行為和利他行為的)會保留在某一比例左右，保障了個體(即基因)可以在穩定的狀態下延存。(註八)
第三點，是從現實社會道德所得的佐證，證明道德有科學之根據。
其中最著名的為不同文化之中普遍存在的亂倫禁忌(註九)。雖然，不能否認的是，有小部分的文化無此禁忌，而主流文化中亦有長期的亂倫紀錄(尤其貴族)，可是這些都是少數。大多數人有此禁忌(一道德規範)，背後的原因正是亂倫能增加隱性基因轉成顯性的機會，而不少隱性基因是有害(甚或致命)的。古中國人已說得很清楚：「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傳‧僖公二十三年》，註十)。
基因雖然自私，但同樣能容許「利他的」行為(人類，尤其中國人，亦最愛親人，符合親緣選擇作用)。而動物群體亦與人類一樣，出現了不同「個性」的個體，但其比例亦是可測的。再加上在現有的道德規範中，亦能找出其科學根據。
所以，基因的自私是人類道德的基礎。試想想，如果我們的基因並不叫我們天性地自私的話，我們何需教人博愛利他，共產黨又何必叫人「學雷鋒」呢(註十一)？
不過，這不代表人類只有自私的本能。大家記得我們還有自由意志嗎？這就是人禽之別！我們可以不依從基因程式的指示，我們還經過文化的進化(有別於基因進化)，透過道德和教育力求改變這種先天傾向，將之引領到更好的一面。道金斯(Dawkins)有認為：「在這個世界上，只有我們，我們人類，能夠反抗自私的複製基因的暴政！」(李逆熵譯，註十二)。當然，只要人類仍依靠基因，基因的影響將永遠存在，H.G. 威爾斯之言永遠是對大家的警惕：
「未來是教育和災難的一場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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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註釋：
1. 資料主要來自哲學概論課之內容。
2. 李天命主講〈思考三式vs.三大盲潮〉，《明報月刊》1999年7月號，第33至35頁。
3. 有關改變規則之理據的討論，可參考陳永明《哲學子午線》，商務印書館， 香港1994年3月一版三刷。
第171至178頁〈F字的粗話〉。
4. 這些理據主要來自：
4.1. 李逆熵《生物學新猷─「宇宙波瀾」之二》，香港教育圖書，1996年香港初版，第52至168頁之各章；
4.2. 及李氏所引述之書：Richard Dawkins《自私的基因》，趙淑妙譯，天下文化，1997年台北一版八刷。
5. 前述4.1.第128-130頁；4.2.第18-19, 70-74頁。
6. 前述4.2.第98-100頁。
7. 簡單的解釋可見於前述4.1.第122-142頁。
8. 前述4.1.第97-121頁；4.2.第106-112頁。
9. 吳敏倫《性禁忌》，聚賢館，1997年11月香港一版。第33至35頁。
10. 徐俊元、張占軍、石玉新編著《中國人的姓氏》，三聯書店，1991年9月香港一版二刷。第1至7頁。
11. 前述4.2.第4-10頁。
12. 前述4.1.第168頁；4.2.第30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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